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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连载之六】
开始
第五节 母亲要是坐牢了，作为儿子，我会给她送牢饭，我会依然叫她妈，依然爱她；《在图书馆里》获学院“迎五四命题作文竞赛”一等奖；不住的咳嗽声中，殷红的血从口中喷出，医院确诊：浸润型开放期肺结核；感受到了母亲般的爱；明白了什么叫诗，明白了为什么写诗；转入78级学习9月的桂子山，漫山遍岭的桂花开了，一树树金黄色的桂花，在秋天的阳光照射下，散发出醉人的芳香。不上课的时候，同学们都会三三两两或者独自一人在桂花树下读书，既获取知识的营养，也接受桂花的熏陶。我已写出了好多首诗歌和一些散文，我开始试着向院报投稿。当时学院党委宣传部主管主办有一张内部报纸叫《华中师院》，那是学院官方办的，比我们学生自己办的《桂子山》《摇篮》规格要高，影响力要大。作为文学爱好者，我想先在那里发表作品，然后冲出校园，走向社会。我选了一篇写母亲的散文《母亲》，送给了院报一个编辑老师。因为参与编辑《摇篮》的关系，这个编辑老师知道我。收下稿子后，他告诉我等认真看过后再通知我用与不用。一个星期后，编辑老师托人通知我到院报去一趟，我去了。编辑老师很严肃地告诉我，你的这篇散文思想观念有问题，不能发，而且你要注意在今后的写作中杜绝这样的思想认识。我不明所以，请老师说得明白些。编辑老师指着《母亲》最后的一段话说,你读读，这是什么意思？表达了怎样的思想观念？我一字一字地读道：“对于母亲，是不像对于别的人，可以爱可以不爱的，对于母亲的爱，不会依什么情况为转移而有所增减的，在无论什么情况下，母亲总是母亲。”读完，我望着编辑老师，不理解他为何如此发问。编辑老师义正词严地说，你这完全是没有是非观念，没有阶级立场，怎么可以如此表达对母亲的爱呢？难道你的母亲犯了罪被判刑坐牢，你还会爱你的母亲吗？我一听就火了，这是老师说的话吗？老师应该这样教育学生吗？我理直气壮地回应道：老师，我不能同意您对这段话的看法和批评，我只知道，我的母亲要是坐牢了，作为儿子，我会给她送牢饭，我会依然叫她妈，依然爱她！文章您可以不发，但您的观点我不能接受！说完，我就走了。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母亲》却在院报上发表了，继而，院广播台也播出了，在全校文理科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文系77级还专门组织了这篇散文的讨论会，院报收到了大量关于这篇散文的读后感。很多认识的同学告诉我，说读了这篇散文，心灵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后来，写作老师刘兴策主编《全国大学生优秀作品选》时也收入了这篇文章。事后，我才知道，这个编辑老师把我的这篇稿子当作学生中思想观念不健康的典型送给了学院党委宣传部分管领导审阅，领导读后认为很好，同意发表。
我在一楼卫生间潮湿和异味扑鼻的房间里一直住了整整8个月，紧张的学习，团组织工作的应对，劳心费神的诗歌创作，再加上伙食营养的欠缺和糟糕的卫生环境，我的身体正在受到摧残和损伤，尽管每天依然坚持做早锻炼，但最终还是亮起了红灯。1979年4月，学院组织了“迎五四命题作文竞赛”，这是恢复高考以来学院组织的第一次大型作文竞赛，文理科学生均可参加。其时，77级、78级两个年级的学生总数已近5000人，据统计，大约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参加了这次竞赛。作文竞赛给出的题目是《在图书馆里》，体裁要求是散文和短篇小说。竞赛结果揭晓，我和中文系77级唐昌宪、政治系77级刘勇（女）获得一等奖，我写的是短篇小说。5月4日，颁奖大会召开，我从学校领导手中接过了奖状和奖品——一台“红灯”牌的收音机。回到宿舍，我就倒下了。不住的咳嗽声中，殷红的血从口中喷出。到位于武昌的武汉市第三医院拍片确诊，结论：浸润型开放期肺结核，左肺叶一个空洞；右肺叶两个空洞。我整个人傻了，校方也慌了。学院医院立马联手后勤管理部门，将我转移隔离，并以最快的速度，将我送进了位于市郊一个叫黄家大湾的地方——武汉市结核病防治院住院治疗。当学校医院的救护车把我送到防治院门外停下来时，我一眼便看到了那块油漆斑驳的牌匾：武汉市结核病防治院，浑身不禁一阵颤栗。送我到防治院的学院医生和辅导员、同学们走后，我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属于我的病床前，望着那印有“结核病院”字样的床单，望着眼前一个个陌生的穿着白条病号服、形容枯槁的病人们，我简直恐惧得就要倒下。想到远在乡下的父母和妹妹，想到我的学业，想到人们谈结核色变的惊惧，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是新来的吧，怎么不坐啊？”一个柔和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我回过头，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女同志。由于戴着工作帽和口罩，我无法看清她的容颜。她望着我，指了指床，说,“坐呀！”像一股热流沁入心窝，我感到了被关爱和被呵护的温暖。刚才令我恐惧得就要倒下的印有可怕字样的床单也不再那么可怕了，我顺从地坐在了床沿上。“不要紧的，结核病没啥可怕的，我年轻时也得过，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医疗条件呢。关键在于精神要开朗，少忧伤，再加上药物、营养跟上，很快就会好的。”她轻声细语地对我说着，不知怎的，缠绕我的恐惧感不翼而飞了。从病友的介绍中，我知道了她是这个病室的主治医生，姓雷，52岁。我开始配合医生，接受治疗，每天上下午口服一种叫“异烟肼”（俗称“雷米封”）的专治结核病的药丸，并静脉注射链霉素。这之后，每轮到雷医生值班，她都要到我病床前来看我。有时我正躺在床上复习功课，她便会给我把书轻轻合上，然后微笑着说，“来日方长，到外面散散步去。”再后来，她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我家在外地农村，父母年老多病，经济困难，又知道了我没有把病情告诉家里，便给我拿来了好多滋补品，有鸡蛋，有奶粉，还有煨好的莲藕排骨汤。我红着脸不肯接受，她说，“你就把我当你的母亲吧，我的儿子也在外省上大学。”每天早晨，我都会和病友们一起到湖边呼吸新鲜空气，学练太极拳。同病室的一个病友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副主任，姓程，我们一起下棋，一起散步，一起聊天，在住院的日子里，我们成了忘年交。住院期间，我没有丢下功课，班里相好的同学定期会给我送来抄录的课堂笔记，供我自学。1979年的暑假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为了不让父母担心，我谎称在学校里参加暑期培训，反正父母也不懂，我只要说是在学习，他们就会放心和高兴。慢慢地，我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不再咳血，肺部的空洞正在弥合，已无传染性。
医生同意我外出了，我可以请假回到学校，处理一些必须处理的事情，可看到有些往日熟悉的同学眼里流露出的陌生和提防，我的心里就有说不出的疼。“吟”诗社的成员们仍然在坚持活动，我和他们之间仍然保持着联系和交流。 9月的一天，新学期刚开始不久，我回学校办事。中午时分，学院广播台里突然播出了一首长诗，我听到后彻底地傻了，蒙了，汗颜了，知羞了。 那真是平地一声雷啊！一声惊天动地的巨雷！我被震得目瞪口呆，我被震得泪流满面，我被震得热血沸腾！ 那首长诗名叫《将军，不能这样做》，作者：叶文福。军人，诗人，我的湖北老乡。 那是怎样的一首诗啊！校广播台播出这首诗的时候，我正好走在去图书馆的路上，一下子就像被雷击似的定住了脚步。 我石化了一样地站在树下，大滴大滴的泪水从双眸滚落而下。 可以这么说吧，从擦干眼泪的那一刻起，我明白了什么叫诗，明白了为什么写诗。也是从那一刻起，“叶文福”这三个字，就像刀刻一样刻进了我的心里。
2016年作者与叶文福（右）在一起
那晚，我没有回防治院。我和“吟”诗社全体成员聚集在一起。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轮番朗诵《将军，不能这样做》，我们的心在激荡，血在燃烧。我们检讨自己此前写的那些所谓诗歌，我们讨论诗究竟是什么，讨论诗与生活、诗与社会的关系，并决心开始自己全新的创作。1980年3月，新学期开学，我回到了学校。中文系主任和我谈话，告诉我，经研究，决定将我转入78级学习。我不干！转入78级学习，意味着我将会晚半年毕业，意味着我的父母还要多吃苦受累供给我半年，我和主任吵了起来，我说，你们让我参加77级的考试，只要有一门功课不及格，我就同意转入78级。主任耐心和我解释，因为大病初愈，身体需要恢复，转入78级学习压力相对小一些，对我的身体有好处，再说了78级也就晚半年毕业，只要身体好了，一切都会好。我理解了这是系里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我接受了转级。
第六节 大学三年级时，《星星》诗刊发表诗歌《写在斯诺的画像上》（组诗三首），正式进入全国大学生诗人阵营；实习结束被评为优秀集体；又一次住进了防治院；毕业分配选择湖北日报社为了我能有一个好的学习和住宿环境，系里给我重新安排了舒适的房间，三楼。同时，77级团总支书记的职务也给免去了，只让我在班里任党小组长。我可以选择性地上课，一些可上可不上的选修课我选择了放弃。一是调养身体，二是集中精力学好必修课，腾出时间搞创作。12月9日，对于中国的大学生来说，是一个不可忘却的日子。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以武汉大学“珞珈诗社”、华中师范学院“桂子山诗社”为代表的武汉地区高校诗歌协会开始酝酿组织一年一届的“纪念一二.九诗歌朗诵会”。拿什么作品参加朗诵？“吟”诗社的全体成员们都在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我选准了一个创作方向，几易其稿写出了《赤字断想》。报给作品征集小组，获得一致通过。“吟”诗社政治系同学冒韪的一首《致我的乡亲父老》也获通过。为了朗诵效果，组委会决定改变上届由作者本人朗诵的形式，请朗诵水平高的同学朗诵。《赤字断想》由中文系79级的女生向萍朗诵。我和向萍一次又一次地交流、磨合，我把我的创作意图和思想感情告诉她，她一遍又一遍地朗诵给我听，我再反反复复地给她讲我们国家的财政赤字是如何出现的，该如何控制和消灭财政赤字，以调动起她对作品的理解，继而激发出她朗诵时必须有的忧患之情、愤懑之情和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之情。1980年12月9日，“武汉地区高校纪念一二.九运动45周年诗歌朗诵会”当晚，学院大礼堂挤满了来自本校和外校的学生和老师。《赤字断想》作为压轴作品，安排在最后。当向萍声情并茂地朗诵完《赤字断想》时，灯光下，她的眼里泪光闪闪。前面坐着的听众全部站立起来了，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我站在舞台的一侧，泪水模糊了双眼。
回首往事，不能不说，是叶文福，是《将军，不能这样做》，把我引向了诗的正道。大学三年级时，《星星》诗刊发表了我的诗歌《写在斯诺的画像上》（组诗三首）。我成为全院第一个在全国性诗歌刊物上发表作品的学生，在学院内外的大学生诗歌爱好者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我也因此正式进入了全国大学生诗人的阵营。我不满足于“大学生诗人”的称号，《写在斯诺的画像上》（组诗三首）的发表，更坚定了我要做一个全国性诗人的信心和决心。师范院校的学生在毕业前都要进行毕业实习，这是规矩，也是制度。1982年3月开学不久，我们便进入了毕业实习阶段。其时，77级学生已于当年1月毕业离校了。我被安排在本院第二附属中学实习，全院文理科各个系的同校实习生为一个大组，院里指定我为二附中实习大组大组长。其他实习大组都有带队老师全程参与管理指导，我们大组没有，学院毕业实习指导小组让我全权负责。没有学生敢忽视毕业实习，因为那将决定自己能否正常毕业，还将影响毕业后的分配去向。我除了搞好自己的实习外，还肩负着整个实习大组9个系31名实习生的管理和指导工作，很投入，很累，但也很快乐。
回到学校，我旧病复发，又一次住进了先前住过的那家防治院。比起第一次住进这里，再次住进我十分坦然，根本没当回事。雷医生见到我，和我开玩笑说，看来你和这里有感情啊。我笑着回答，平常没时间来看望你们，只好二进宫了，说完两人哈哈大笑。一个疗程后，病情就控制和痊愈了。正当我准备办理出院手续时，毕业分配开始了。中文系领导对我的情况非常重视，他们专门派人到医院了解了我的治疗情况，当知道我已痊愈准备办理出院手续后，决定将我纳入78级毕业生名单按期毕业。一天，时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徐善堂、系主任胡宜兰两位老师到了防治院，征求我对毕业分配的意见。他们拿出分配去向表，让我自己选择。书记告诉我，系里想推荐我到湖北省委组织部去，那里有一个分配指标。我想到了我想做一个全国性诗人的信心和决心，断然予以了否定。我说，我不到省委组织部！书记愕然，我也不便多言。主任问，那你想到哪？他们把分配去向表递给我，说，你自己选吧。之所以选湖北日报，是因为文艺部要人，而且工作就是做副刊编辑，副刊里有诗歌栏目。但事情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当中文系毕业生办公室将我的相关档案发送给湖北日报后不几天，湖北日报人事处处长陈良和文艺部副主任张希崇专程到学校来了解我的情况并和我见面，其时我的出院手续还没办好，人还在医院。陈处长和张副主任一听就不干了，说学校不把省委机关报当回事，居然将一个还在医院的病号分配给他们了，立马要将我的档案退回。中文系领导针锋相对，回应这二位，说郭良原同学是我们系最优秀的学生，共产党员，诗人，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都是过得硬的。我们是根据你们的用人要求给你们专门选配的，他身体是患过病，可他马上就要出院了，不信你们上医院去调查。告诉你们，你们要也是他，不要也是他，我们不会另行分配别的学生给你们！陈、张二位回到报社，将情况报告给了报社党委。报社党委专门开会讨论了接不接收我的问题，两方面意见都有，但宁可要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过得硬，即便身体曾经和暂时有毛病的人，也不要身体壮如牛但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不过关的人的意见占了上风，最后报社党委决定接收我到报社工作。
30多年后“吟”诗社部分成员重聚
（每周末连载）
（责编：糊汤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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