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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陵陈家大院的“膏药爹爹”（下）
终于有一天，这种在街头锤石头的劳力活也没有了继续做的资格。膏药爹爹和我舅婆被通知下农村。它有别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属于遣送性质。俩老一生都没有干过农活，即便离家不远，即便是投亲靠友，除了精神打击，具体困难可想而知。舅婆在家做缝纫，我的膏药爹爹只能照看粮食，在秧田里赶雀鸟。无论做什么他都尽心尽力，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遇到什么，都能沉住气。有亲戚照顾，起码没有被迫害和挨整。那个时候我也下放农村，有时候回来了也只能说说话，问问他们在乡里的情况。 我当年下放在张港朱场公社联合九队，在我们八队有一家岳口全家下放的。他家的儿子和我关系比较好，李庆霖事件发生后知青政策有所松动，包括照顾身边子女政策的出台。有段时间我没有碰到他，我问他在忙什么？他说在办理返城的事。我如获至宝立即赶回县城，首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姑妈：爹爹回城有希望了！当时有两个政策：一个是关于四类分子错划和摘帽的问题，只有正连级以上的伪军官才应戴“反革命”的帽子。另一个是全家下放并已经丧失劳动力，如果城里有住处，生活有人担保，可以照顾回城。那天，我带着他们一行人忧心忡忡地去县委会找人。我们几人边走边讲话，我的膏药爹爹跟在后面。他弯着腰，天已放晴，还穿一双深筒套鞋，靠在墙边行走，人显得很迟钝。问了好多人才找到一个没有挂牌子的办公室。报上姓名地址，从档案柜中找出资料。基本上是舅婆在作答，爹爹的目光有些呆滞，其实他走路的姿势和目光巳经是帕金森病的前期表现了。我们三个人签字按手印，保证不找政府的麻烦。喜珠姑妈（膏药爹爹的侄女）比较顺利，因为她有正式工作。姑妈（膏药爹爹的外甥和侄媳妇双重身份）则说我儿子每个月都会给我寄钱。当问到我时，我说目前还下放在乡里，我说我可以挣工分，那人笑了。从乡下回来后，膏药爹爹的心情好了许多。父亲和我的膏药爹爹形同父子，他在多宝供销社工作，爹爹也到他那去过几次。父亲虽工作积极，但在入党的问题上受到当时街道书记的阻碍，他三次打电话到多宝，坚决不同意父亲入党，说他的舅爷是反革命，他们关系密切。后来我父亲与到要爹爹基本上不敢有联系。由我在中间给他们传话。父亲每次从五七干校回来，我就去爹爹那里借刮胡刀，这是由头。那年抄家，整个大院共有5家姓陈的，惟独把我们家抄了。打击一定有目标有重点。1970年凭我的成绩应该上高中，但被街道卡了下来。令人宽慰的是不管膏药爹爹在外边如何受整，在大院里他仍然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大家有事还是爱找他。仿佛这里别有洞天。巧哥结婚，我们用自行车去岳口接亲，一个男生带一个女生。离家还有十几里，我提前赶回家报信。看到的欣喜一幕让我久久不能忘记——我的膏药爹爹和父亲公然一起往门框上贴对子。 离全国四类分子大摘帽只差一年，膏药爹爹离开了我们。街坊邻居还送了花圈。街道上人来宣布：XX分子不准有花圏！于是，喜珠姑妈和美玉妹妹就将花圈压在墙板下，人猫着腰。我听说后十分难受。膏药爹爹于我恩重如山，然而，我的精神偶像却连一个公民的身份都没有！前半生从事法律工作，并且积极配合新政府进行工作交接的他，后半生成为了法律打击的对象。这样的起落，这样的反差，是膏药爹爹终其一生的心结，长时期的困顿生活和精神压力是他发病乃至不治的重要原因。
汉口大智路火车站旧址，膏药爹爹1949年前带陈家大院的小孩们在此乘火车去河南开夏令营
膏药爹爹干净整洁的住所却一直是我效仿的样板，以至我不管是下乡还是在工厂，以及后来分了住房，我住的地方都被我收拾得有条有理。我父亲也是如此，工作和居住的小卖部在他手上井井有条。我想，膏药爹爹一定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活在我们身上，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膏药爹爹自己住的那间小屋，总是有着精心的布置和巧妙利用。推门要下两坎台阶，门边上的窗户很少开，因为那个地方是朱家的厨房。右手里边放一张方桌，上面放着膏药和瓶子，桌下面埋了一个缸，旁边两把椅子。柱子上有一个翻页的日历牌。左手边是一个脸盆架和痰孟。我有的候帮他倒痰孟。
八九平方的地方居然分成了两个区域——在进深连1米5都不到的地方搭了一个台子，用白布做门帘，将白布的横径抽掉后编成斜方块，使上下都有立体感，下面的白须须可以飘动，精巧的设计和精细的手工，既干净美观又别具一格。进去是一个长方桌，柱子上挂着温度计。有次我和表哥卢天明在那里玩，我把温度计拿下来捧在手里看水银柱升高，觉得挺好玩。把温度计插在被子里看温差，然而把它靠近烤火用的火烙子，温度计一下被烤爆了！屋里面是鸟笼改的床，床边有一个白布帘子。床上有书，眼镜和白色的睡帽，墙上有一幅天门县行政区划图，我有时候和他一起睡，成果就是把天门县13个区的区名背得滚瓜烂熟。
每天上学经过他的门口时，我就喊一声：“爹爹”，他就给我一角钱。当时三分钱一个锅盔，有一角钱是很奢侈的事情。每天早晨上了坡子后就喊“爹爹”，他好像在那个时间等着我，如果等的时间长了一点，我会走掉，他会在我放学时再将钱给我。坡子是巧哥和我玩“空中飞人”的地方，我从上往下跳，他在下面接着我。右边是田祖树家，有时候下面住的鲁师娘跟我开玩笑说声音小了爹爹听不见。鲁师娘叫我喊两声，我喊了，爹爹真给了我两角。鲁师娘让我喊三声，我当然没有喊。爹爹为此还表扬了我。他带我出去玩，别人问：“这是个恁郎孙子？”他总是说是我外孙，姐姐的孙伢。他在公园里和别人交流栽种花草和嫁接果树的经验，在我心里他什么事都知道。别人送了他一盆含羞草，我们一起拿回来，我很骄傲，因为别人都不知道。于是不停给别人演试，结果把爹爹的含羞草摸死了！他从来不打骂我，但每次我犯了错误后自己都会很后悔。他带我看戏看电影，我总是在戏院里睡着，而看电影则一次也没有，戏院里那种嗡嗡的嘲杂声特别催眠。我睡着了，他有时会抱我回家。有时我醒来就奇怪：我不是和爹爹在一起看戏吗？怎么睡在家里了？我的膏药爹爹很讲究，他理发总是固定找一个人。他带我去了几次，我也就知道了，鸿渐关理发店进门左手里边第三个人。他经常派我去侦察：排队的人多不多？那个师傅在不在？那个师傅好像住在东门，爹爹带我在路上碰到过几次。这个师傅也认识了我，我一去侦察，他就知道，我的膏药爹爹等会要来剃头。鸿渐关的理发店早巳不见踪迹了。他每次途经汉口都会在车站附近的长生堂理发店理发，也是找固定的师傅。这个理发店建于1911年，以“文武”理发而名声大噪。所谓“文武”就是将理发与推拿按摩融为一体，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以及后来一些日本军官曾经经常在此剃头，所以“长生堂”非常出名。后来这里改名为“二七理发店”，1978恢复了“长生堂”的原名。每次出门前他都在头上擦点发膏，然后把头发梳得光光溜溜。他用的是金钢钻牌发膏，我参加工作后也买这个牌子的发膏用，并且将最后一盒收藏至今，睹物思人，每次拿出来看都引发思绪无限……
时光如梭，我现在也都成了爹爹，回忆陈年往事让自己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有张照片是1961年我外婆70岁。膏药爹爹的母亲是她的姑妈，和第一张照片上的老妇长得有点像。她常这样说我的膏药爹爹：“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前左一：作者，左二：作者妹妹美玉，后左一：作者哥哥喻丹，中间为外婆，后右一：姐姐燕玉，后右二：表哥刘泽新（摄于1961年） 膏药爹爹爱吃糯食，并且喜欢吃冷粽子和冷汤圆之类，这对胃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奇怪的是，几十年来从未听说他胃不舒服。舅婆相反，总是吐酸水，胃疼，房间里总挂着袖子皮（泡水喝用来治胃病。） 膏药爹爹带我上街，从来不买零食，一般都是我从外面买回去。买得最多的是到对面三合一餐馆给婆婆端包面（馄饨，一角三分钱一碗）。一个深绿色搪瓷外壳，有两个宽焾子的煤油炉子和一个白颜色深口的搪瓷缸子，这是别家都没有的东西。从大众餐馆端杂烩面回来，然后用炉子加热后一人分食一点。这个过程比吃还享受。从来没有将东西买回来后自己单独吃，买的肉包子也是分给大家吃。记得我在乡下时，从张港带回来的红苕，就是一家分一点。那边是沙土，种出来的红苕又干又甜，正合爹爹的胃口。“小庆（我的小名）带回来的苕好吃”，他的表扬让我特高兴。1976年春节我刚参加工作，在回来之前，就计划着给爹爹带点吃的东西回去，品尝了各种副食之后，选中了红钢城和平副食品商店卖的水果面包。这个选择没有错，果然爹爹喜欢！那个时候食品供应还很紧张，天门连筒子面都不好买。有次祖生叔（膏药爹爹堂姐的小儿子，表哥卢天明的叔叔）对我说：“你的膏药爹爹和舅婆都喜欢吃面食，天门筒子面又不好买，在红钢城建设七路江边有一家卖散面的，我们会去那里买，但要排队，一般下午3点钟以后人会少一点。你什么时候回去之前去那里买一点，用报纸一包还不跟筒子面一样。我遵照执行，怎么排队买面，怎么用报纸包散面，包括祖生叔怎么说，都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的膏药爹爹从乡里返城后，他原来住的那间房并没有归还给他，他和舅婆住进了堂屋左边的正房（他们下乡后，这里被街道分配给了石家的一对爹爹婆婆来住，老两口有个么儿子叫花尾（YI）巴。我曾经是鲁师娘的侦察兵。鲁师娘怀疑鲁医生在外面有情况，总是派我去侦察。 由于不懂其真实目的，我一般都是看一眼就跑了，我这个小侦探实在是不合格。鲁医生叫鲁德耀，县人民医院的内科医生，有时候陈家大院的人看病就去鲁医生家，鲁医生就在家里开处方。鲁医生排行老二，我们称他为二爹。他老家是干驿，原来镇委会的大房子是他们家的，解放后全归了政府，街道上在陈家大院里安排了一间房子给他。鲁医生是县人民委员，其哥哥是中华医学会的理事，有很多医学头衔。他们家全都行医，家里有很多医书。鲁师娘跟我讲：鲁医生两兄弟是天门街上最先骑自行车的人。有年夏天的某个夜晚，陈家大院天井里一堆小孩围着听我讲《第二次握手》的故事。为了使故事更精采，免不了添油加醋。说到某个关节处，正在兴头上，黑暗中传来一个老者的声音：“齐鲁医学院没有这个分院，也没有这样一栋红房子，我就是齐鲁医学院毕业的。” 后来膏药爹爹他们又换到右手里面的厢房去住。搬到里边不久他就去世了。 在膏药爹爹去世前后那几年，舅婆在外面做缝纫，先是在鸿渐关口子那里，给她送过几次饭。和她一起的有我的同学李德冰的妈妈。前几年碰到李德冰，告诉他我的舅婆曾经跟你的妈妈在一起做缝纫。 “牛玉兰”。
“原来玉兰妈是你的舅婆”。
30多年前我买了一个日本三洋收录机，舅婆在后房里用河南豫剧唱《苏三起解》，我录了下来唱完了再放给她听。当过法院书记员的舅婆，声音还真好听！ 1988年我们住武昌徐家棚时，舅婆来汉。带她去了一趟东湖。去汉口老通城酒楼吃饭，记得是在二楼，有宫保鸡丁这样一个莱，当天的发票都收藏至今。后来我妈知道此事还有点妒忌，我给她说我们小时候晓得吃了爹爹几多东西？本来对舅婆接触不多，加上他们关系不太融洽，我把对舅婆的好当成了对爹爹的感恩。送舅婆去工人村祖生叔那里，接她回来，把她送上回天门的车。这个时候我是把舅婆当成膏药爹爹的。
1988年在请舅婆在武汉老通城吃饭的报销单（作者收藏）
1966年我婆婆中风偏瘫，爹爹将裁缝师傅请到家里日夜赶制寿衣。师傅是个戴眼镜的小老头，蓝色铜钱花纹的绸缎丝棉冬装很是讲究，地点就在堂屋姑妈的房门口，经常看到老头有一个这样的动作：口含一口水，喷在垫了纸板的布料上面，然后用熨斗熨烫。
1972年春节，我在远安工地，待3月份回来，婆婆已经去世了，埋葬在河那边砖瓦厂附近，凭着坟头熟悉的茶壶，我一下就找到了这个坟。
我们小时候住的屋子有一个耳门，巧哥经常去拨门。后来我安了一个风钩使他不容易拨，但他还是可以挑开，弄开以后他哈哈大笑。住的这个地方爹爹费了不少心思，据说花200块钱以婆婆的名义将房子买了下来，但凭条却不知弄到哪里去了。抄家时家里连地板都撬了，瘫痪在床的婆婆说第三块地板下有东西，待将第三块地板下的砖撬开，什么也没有。后来我想这事肯定跟膏药爹爹有关系，即使有什么东西也不可能直接放在砖下面。真有东西被人发现了岂不是罪加一等？后来量尺寸发地租本子，我妈省了一年一个平方7分钱的地租费，结果使房产的性质发生改变。当时觉得自己很划算，既不交房租，也不交地租。后来商业局扩建，我们搬家到东门，就完全成了公房。
我身边至今留有两个百年老物件，是我婆婆的嫁妆。一件是一个青花双喜瓷坛，另一件是一个漆皮彩金手饰匣，装的是细红瓷松鹤碗。
左：青花双喜瓷坛；右：漆皮彩金手饰匣与细红瓷松鹤碗（作者收藏） 2018年早春三月，镇守陈家大院300年的一对大石礅遭窃，让70岁的巧哥痛心不已。住了十八家的大院，早已将前后左右拆除干净，垮塌的正厅已不敢走人，大石礅还青石凸雕，已经破损，谈不上文物，也值不了多少钱，但它作为一段历史残存的记忆和最后的见证者，对我而言，已然具有了感情色彩。巧哥作为陈氏家族第十九代孙的老大，我能理解他的心情。而我在2016年拍下的石墩照片，竟成了最后的留念！本来我们约好一起去市信访局给市委书记写反映信的，后来想信交上去没有什么意义，作罢。 40多年前，陈家大院隔壁一场大火，将原民办中学旧址化为灰烬，烧死了多人。厨屋右边高出房屋许多的那堵风火墙保住了陈家大院的平安。当天我从乡里赶回来了，虽然我们这边没有过火，但已是乱糟糟一片惨象，院子里堆满了各种柜子杂物，地上污水横流，年轻妇女在叫喊，老人们坐在椅子上发呆。我看到了膏药爹爹弯曲的背影，他动作迟缓地在清理自己的东西。
2018年3月30号，天气晴好，阳光明媚，外甥姜欣开车，带着我和巧哥去给膏药爹爹上坟。其实已没有坟，只有两座墓碑伫立在干涸的水渠边。在一片油菜花的包围中，舅婆的碑和喜珠姑妈夫妇的碑紧挨着，爹爹和姑妈的骨灰也埋在这里。我献上两束花，巧哥从包里拿出从武汉带去的水泥，将墓碑上的裂纹给补上。春节期间，巧哥已经带着自己的子孙来过这里。祭奠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也是传承和感恩。膏药爹爹从来没有对我进行什么说教，没跟我讲大小道理，我只是跟着他，看他的为人处事。从他身上，我学到了遇事冷静的强大心理承受力，学会了收捡布置打理生活。我跟我妈讲一些工作生活甚至收藏上的事时，她总说你蛮像爹爹！ 不管远近亲戚的小孩。只要来汉读书的学生，我全都去过他们学校。在工厂，我获得过很多的荣誉和奖励。感谢我的膏药爹爹！他是我的精神偶像，是他的人格魅力使我获得思想启蒙的养料，是他的为人处事成我永远的准则和参照！感觉他的在天之灵，永远保佑着我们和我们的子孙！ 我希望在很多年后，我们亲友邻里的子孙们仍然记得，在天门街上，曾经有一个卖鲫鱼膏药的老人，他叫陈善炎，1908年出生，1978年去世。武昌中华大学毕业，学习法律和监狱管理，最后一个正式职位是河南省高等法院监狱的典狱长。他在自己人生的下半场，竭尽自己全力维持了一个读书人的自尊，并以无私大爱不遗余力地呵护着陈家大院的老老少少，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如今留给我们的，除了陈家大院沧桑残破的背影，还有他的后人们对他的无尽怀念。我常想，如果膏药爹爹他不回天门，或者那封至关重要的介绍信不丢失，会是什么结果？受膏药爹爹的影响，陈家大院从来未发生过打架扯皮的事。受膏药爹的教诲，陈家大院的表亲胜过亲兄弟。巧哥比如臣叔大一岁，但从来都是毕恭毕敬地尊称。膏药爹爹有一个堂弟叫善焘，是如臣叔的大伯，在上海图书馆馆长的职位上退休。竟臣叔是如臣叔的哥哥，他是我的师父，1964年下放多宝汉江公社幸福大队，现在叫甘路村，我曾经两次去过那里。竟臣叔2004年去世。2014年我依靠记忆找到了竟臣叔下放的队里，并且找到当年大队书记的家里。2014年年底我专门去岳口看望了竟臣叔的爱人又青幺。又青幺1964年与竟臣叔下放在同一个队，直到1979年才返城。独居的又青幺见到我好高兴！她对人说：“我的侄儿子专门从汉口来看我了”。在那里我还见到了善焘爹写给竟臣叔的信。
前左：膏药爹爹堂弟的儿子如臣叔，前右：巧哥，后左：膏药爹爹堂姐的孙子天明哥，后右：作者（拍摄于1976年春节）
我荣幸地收藏到了一份中发1979年5号文件。这份文件改变了全国所有“四类分子”的政治命运，从此，他们成为一个正常的公民。 1979年夏，胡耀邦在为98岁的马寅初送平反书时含着眼泪说：“我们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我们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我的膏药爹爹没能等到这一天，也没能听到这句振聋发聩，催人泪下的话。作者往期文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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