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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老家天门县城，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应该知道一个卖“鲫鱼膏药”的陈老先生。说不定恁郎小时候去他那里买过膏药。他卖的膏药，治疗长疱生疮有奇效，加上服务周到，老少无欺，因此口碑很好。他是谁？他跟我是什么关系？他卖的“鲫鱼膏药”从何而来？说来话长，还得从一张发黄破损，已经近百年历史（90余年）的老照片说起：照片的拍照地点位于天门竟陵庆云关，原来镇委会对面的陈家大院。卖膏药的陈先生是我的舅爹，是我婆婆的兄弟。九十年前的某一天，膏药爹爹将摄影师请到了陈家大院，为自己的母亲拍照。图中高个男孩是膏药爹爹哥哥的小孩，其他两个是膏药爹爹姐姐的小孩。小个男孩是我的父亲，女孩是大他两岁的姐姐。后来亲上加亲，膏药爹爹哥哥的小孩和姐姐的小孩结了婚。从我的角度来看他们是我的：父亲、姑妈和姑父，长者则是我父亲的外婆。
为什么会照这张相？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如果把时间往前上推90多年，就会是这样一番景象：我的婆婆作为陈家的小姐嫁给了当工人的喻家，在姑妈六岁，父亲四岁时，我的爹爹病故，婆婆被娘家接回，那个接她的人应该就是她的亲兄弟，我的膏药爹爹。 “膏药爹爹”是街坊邻居对他的称呼，家里比他小一辈的人统一称他为爷爷（天门人称叔叔为爷爷），下两辈的人则称他为爹爹（天门人对祖父的称呼）。他是我的舅爹，但他又是我父亲的“父亲”，因为我父亲和姑妈是靠他长大的。从穿着和神态来看，仿佛日子过得并不差。我老婆婆手里拿着扇子，应该是夏天，身后窗格上的纸破了，逢年过节这里都会糊上新的白纸，为拍照而拍照，临时起意，也没顾及这些。我的“膏药爹爹”又要出远门，遂拍照留念。“膏药爹爹”自己没有子女，在哥哥和姐夫去世后他揽过了全部的责任，不仅将哥哥姐姐的小孩当亲儿子，而且我们这一辈也都成了他的亲孙子。“膏药爹爹”用自己的一生来养育自己哥哥姐姐的全家老小。作为德高望众的族长，他不仅如此，还将出嫁后死了男人的堂姐接回家。照片后面是堂屋，正房和厢房，然后是个小天井。上台阶，砌成风火墙的大厨屋里住了三家人，其中有间房子里住着两个老妇人，“膏药爹爹”称她们为“冬姐”和“新姐”，我则叫她们“冬姨婆”和“新姨婆”。当然，“巧哥”（姑妈的儿子陈士毅，1948年出生，天门中学66届高中，城关中学化学老师）则称她们为“冬恩婆”和“新恩婆”。那个“冬姨婆”是“膏药爹爹”的堂姐，后来“膏药爹爹”下放农村，冬姨婆才在街道上办了“五保户”。而那个“新姨婆”跟我的“膏药爹爹”的关系比堂姐还要远，反正是陈家的小姐出嫁到皂市，后来死了男人无子女，生活无着落，被“膏药爹爹”接了回来。同样在“膏药爹爹”下放后，新姨婆才被夫家的侄子接走。《鸿渐风》曾刊发过《河街郑家老屋追忆》一文，文中有一段关于“膏药爹爹”的描写：“据我观察，在我堂姐居住的陈家大院也有此种现象。大院在庆云关以西几家，正街的北面，院子几进几落，南北向很长。屋主人陈德卿老先生，说起卖鲫鱼膏药应该不少人知道，他应该是“某一类分子”，只见他戴草帽扫过街。老先生对任何人都和善可亲，儿童长包疖上门讨膏药有求必应，在他的上房施药。他头发梳理光亮，衣服很讲究，哪怕出去扫街也不含糊。大院住户都是陈家房头或亲戚，堂姐的孩子叫他舅爹。不管外面是什麽运动，在大院内还是德卿先生说了算，大人们和小孩吵架都要找他“改跤”。当然，这固然是因为他是族长，又何尚不是因他处事公平、怜老爱幼的德行所致呢？伯母死后小姐姐被安排住在陈家大院，偶尔她和大姐闹矛盾也是德卿先生来评理，他往往会说要是楚玉先生也会这样处理。”文章作者周长浩博士是和我一起长大的表哥卢天明的小舅。他的家（ga）爹就是作者的伯父。周长浩博士的母亲常去陈家大院，在碰到膏药爹爹的时候他们会讲话或问侯。膏药爹爹对人说她郎的两个儿子蛮有出息。我们那个大院落一共住了十八家人，或多或少都有些亲戚关系。膏药爹爹是我婆婆的亲兄弟，是婆婆、姑妈和父亲一生都依靠的人。是我父亲的舅舅，又是姑父的叔父，还是我外婆的表弟。照片中的老者也是我外婆的亲姑妈。这样，膏药爹爹最少和我有三层亲戚关系。其实远不止这些！他的品行人格和为人处事影响了我，他就是我的精神教父，让我终生受益。他有一股不屈的精神，他就是陈家大院的图腾！
小时候见膏药爹爹用毛笔小楷抄写族谱，那字写得真好。在他工作时我象个小勤务跟在他身边，帮着拿点东西，也问这问那。至今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三个细节：我知道爹爹的小名叫德卿，学名叫善炎，他在我心中就最大的长者，但家谱的扉页上分明写着竟陵东关陈循本堂第十七代孙善炎修辑 。原来爹爹上面还有这么多人。“您郎上面都是些什么人？”我问他。“是祖宗”。他简单地回答我。祖宗是什么呢？过年时，我的膏药爹爹会从箱子里拿出一些穿朝服戴官帽人的画像挂上，堂屋里点上红蜡烛，从大到小挨个磕头。在看他写家谱时我明白了那叫拜祖宗。在看他写字时很多文言文的用词看不懂，有一知半解的词就问他。对“同室操戈”不太明白，他告诉我是兄弟打架。我惊奇的发现陈家族谱上居然有我的名字，因为我姓喻。他耐心给我作了解释，对于出嫁女最多可记三代人，并且第三代只记男不记女，后面的就不记了。通过看他写家谱，学了一名词叫：“同室操戈”，知道了一个仪式叫“拜祖宗”，明白了族谱中出嫁女最多可记三代。幼年，我的膏药爹爹跟随他的父亲在苏州读书，当时他的父亲是江苏高等法院审判厅的书记官。有次我问他家里上人都在什么地方做官，最大的官职有多大？他告诉我主要在江浙一带，上老爹曾在南京做官，做到相当于副省级。后来他的父亲调往河南省高等法院，他则回老家读书，再然后又出门读书。在这里他给我讲的和他W.G中写的交待材料有出入。他给我讲的好像就在武昌中华大学读书。武昌中华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都有重要地位，它于1912年由武汉黄陂人陈宣恺和陈朴生创办，原校址位于今湖北中医学院内。培养出恽代英、林育南、陈潭秋、光未然等杰出人才，造就民国时期中南地区最大的知识群体。在我的膏药爹爹写的交待材料中写着武昌中华大学河南分校监狱系毕业。武昌中华大学在历史上是非常著名的教育发源地，它的一切办学历史都是公开可以查询的：五四运动后，中华大学聘请黄侃、刘博平等著名学者和施洋、恽代英、黄负生等进步教师到校任教，同时还聘请了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杜威、何尔康、泰戈尔等一批中外思想家到学校讲课。1923年学校试行新学制，扩充学系，开办中国文学、教育学、经济学、法律学、数理学等系。
是校史编辑有遗漏？还是我的膏药爹爹有点避重就轻？那个时候所有解放前的单位名称前都必须增加一个“伪”字，任何一点闪失都可能罪加一等！我的一个表弟是湖北中医学院毕业，我去过那个古树参天的学校，武昌中华大学的旧址就在这里。他后来学业有成，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兼首席研究员，是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主任。我曾开玩笑，说他是沾了爹爹的“仙气”。他也认为爹爹的教诲让他终生受益。我的膏药爹爹大学毕业后进入了河南省法院系统，分别在南阳、商丘、许昌、开封当监狱长。把监狱管理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名震一方。从许昌调离时，市长及社会名流到火车站送行。由于工作突出，经常受到各种奖励。我目赌了这样一个场景：抄家的时候，街道上的杨元发书记大叫：看到没有？蒋介石亲笔颁发的委任状！其实那是一张嘉奖令，因为有蒋介石的像和签发令，这就成了他企图变天的罪证！1948年河南全境解放，作为河南省高等法院监狱的典狱长将自己管辖的犯人全部安全地移交给了前来接收的解放军军事接管委员会。别看典狱长和监狱长只有一字之差，典狱长除了看管，还有使用法典的权利。膏药爹爹在河南由于交接工作非常顺利，军事委员会的人对我的膏药爹爹百般挽留，希望他协助管理监狱工作。那个时候兵慌马乱，战事还没有结束，也有同僚劝他去台湾。哪也不能去！他是整个陈家大院的主心骨，一大家子人在等着他回去。于是，解放军的一个团长给了他一封评价很高的介绍信，只可惜这封信在路途中丢失！至此，命运发生改变！河南回来后，由于介绍信丢失使工作成为泡影。膏药爹爹曾经找过湖北的司法系统，请求工作。地方上答复应该找河南方面，去信河南，那边说此事还是应该找湖北司法部门。皮球踢去踢来，等待无果，一大家子坐吃山空，他万般无奈之际，才想到卖膏药。我的膏药爹爹的父亲和祖父曾在江浙一带接交过不少社会名流，安庆当时是安徽省省会。老爹快七十了才从安徽退休回天门。鲫鱼膏药老板余鹤笙跟老爹是朋友，余鹤笙的祖父余性庭就是“鲫鱼膏药”的创始人。开始此人只是在安庆街头摆摊卖膏药，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并取名“鲫鱼膏药”。因膏药疗效卓著，当年在安庆曾流传着“铁拐李下凡，神仙赐偏方”的传说。据传，铁拐李化为烂脚跛子乞丐下凡，来余良卿处医腿，住在余良卿处几个月，得到了老板悉心照顾，精心医治；乞丐被老板济世惜贫，讲求医德的精神所感，在一个严冬的早晨，乞丐忽然走了，走时留下鲜荷叶一张，活鲫鱼一尾，嘱店家投入药锅，熬制膏药。店主遂将膏药取名为“鲫鱼膏药”。余良卿号从此名声鹊起。（现在“余良卿”号仍然是安徽省著名的老字号中药企业。）我的膏药爹爹向安庆方面写信，想经营“鲫鱼膏药”，不知是帮助过别人还是曾经有过股份，开始寄来的膏药不要钱，后来是低于批发价，最后当然就是批发价了。我帮他卖过膏药，和他一起去邮局取过包裹。膏药怕干燥，他在地上挖个坑，把缸半埋在地上，将膏药放在里面。为提高疗效，他买回一些药粉撒在膏药上。将膏药放在煤油灯上方的玻璃罩上面，待膏药化开后上下左右合上挤一挤，使药膏分布均匀，减去多余边角，用剪刀在膏药边上剪几个口子，这样会贴得牢固一些。贴之前用手㨪一下，或者用口吹一下。温度高了会烫伤，温度低了又贴不牢。用一个点先接触皮肤，问病人烫不烫，然后再按下去。待伤口发痒就是快好了。他喜欢养鸟，鸟笼很大，有白燕、黄雀。来买膏药的人见这么多鸟，于是相传膏药中有鸟屎成份，使“鲫鱼膏药”显得很神秘。后来，一条大蛇爬进去，吃了他的鸟。大蛇被他抓住并进行了解剖。从此，他不再养鸟。拆掉拦杆，这个三包围的大鸟笼就成了他的床。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来没有向外推一个病人，不管多厉害的病人他都敢接，挤疱挤脓。上焾子最吓人（将纱布塞进病人的伤口吸脓液）这种事只有他一个敢做，一般人看都不敢看。第二个印象就是还没有见到来扯皮拉筋人。1953年公私合营后“鲫鱼膏药”改称“余良卿膏药”，但是人们还是习惯叫它“鲫鱼膏药”。说来也怪，这种膏药确实对防腐生肌有特效。后来与人合作熬制一种黑膏药，也不知他从哪里弄的配方？没有广告，没有宣传，完全靠口碑，以至公家药铺里卖同样的膏药价格便宜很多都没有人去买，因为大家认准，只有陈先生的“鲫鱼膏药”才是正宗。他曾经派我去药铺里买膏药，以了解对方的价格行情。开始成功了几次，后来被别人认出来了。“这不是陈家里的小孩吗？”我的膏药爹爹去世后家里就不准备卖膏药了，可是总有人寻上门来买膏药。买不到膏药的人会很遗憾和失望！从舅婆到巧哥的爱人，家里又断断续续地卖了二、三十年膏药。除了补贴家用主要是一种精神传承！卖膏药是对膏药爹爹的最好纪念，这种感怀之情只有家里人知晓。
左：鲫鱼膏药代售证书；右：膏药爹爹使用的发膏（均为作者藏品）
从河南回来后，卖膏药，小日子也算过得安稳。修厕所、挖阴沟。栽树、修路。养鸟、种花。修家谱、看文学名著。这样也就算了，但膏药爹爹特爱管闲事。某年某月，后面隔壁人家为一颗树，发生纠纷，他去主持公道，很快就把问题解决了。然而，这种公信力和人格魅力让当时在现场的一个街道治保主任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不免怀恨在心。你管你陈家大院的事，还管到外边来了。一个伪职人员还这么神气还了得！后来，此人利用职权，给他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开始他并不在意，学法律出身的他知道什么事都要讲证据。然而,这顶帽子给他的身心造成的伤害和打击直到他的生命终结也没有停止。 有一年县城放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他想让我的婆婆去看，但又不能只让我们一家去，大家都是亲戚。于是，看电影大请客，亲戚全去！。1949年以前，他带自己的下辈人去河南玩，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谁去谁不去，而是能去的全都去。 我小时候未出过门，最远只到杨林口。听他讲带人到河南很好奇。从他的讲述中我还原了当时的情景：膏药爹爹带着自己的晚辈出门，有点象今天的夏令营，主要是让他们去见世面。最少有六个小孩，除了自己哥哥姐姐的小孩（照片上那三个小孩），还有自己堂哥堂姐的小孩，有安生叔（卢天明的父亲）、叔父（陈士林的父亲）、大大（禧珠姑妈是姑父的亲妹妹）。 他们各自拎着自己的小行李从天门登船直达汉口江汉关。三轮车夫迎上前来帮着拿行李，分乘几辆三轮车至大智路火车站。在汉口车站路右手边有一家客栈，每次出行都固定在此安顿。名字我忘了，但位置记得，七十年代我曾专门去看过，一栋三层楼绿颜色的房子。 八十多前膏药爹爹已经只身一人带着自己的六个晚辈从天门到河南开封。他们都不是自己的亲生子女，只是自己哥哥、姐姐和堂哥堂姐的孩子，这种前卫大胆的做法在交通和通信如此发达的今天，只怕也少有人有如此担当，因为它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让孩子们开开界！
后排中：膏药爹爹；前排中：作者婆婆；前排右：作者（摄于上世纪60年代初）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抄家之风盛行，陈家大院山雨欲来。为了应对不测，他该丢的丢，该烧的烧，亲手毁掉了家里多年的一些老书籍、字画。竟臣叔、如臣叔、巧哥和我哥参与了焚烧可能成为罪证的书画，其中成捆成捆的《良友》画报在熬膏药的缸灶中全部化成灰烬，一本不剩。几十年后他们都还耿耿于怀，因为他们烧掉的不仅是文物，更是老一辈的心血！当时唯独留下了他多年精心收集的《良友》100期，这是一个加厚本。后来因为害怕，还是烧掉了。 《良友》是什么？它是中国最早出版的大型画报，创刊于1926年，比美国的《生活》画报早了10年。这本民国的时尚杂志，至今受到书画收藏界的追捧，人们评论：今天的时尚和她相比弱爆了。中国最早的大型画报《良友》
膏药爹爹经常带我去看戏，看电影。某天他牵着我走出电影院，在出大门的中厅传来一个恶狠狠的声音：“陈善炎！你来干什么？再不准来！” 他一句话也不说牵着我的手回家了。他告诉我，此人是街道上新来的秘书。后来，他还是带我去看了几次，我们总是在电影快结束前，悄悄地出去。有次，他突然对我说：再不看了。 他们这些人是街道上不用化一分钱随叫随到的劳动力，扫马路，撮垃圾，还必须自己准备工具。经常被街道上叫去写对联，送给军烈属。他们会分成一个个小组。一个叫卢素玉的女“某类分子”常来通知他（此人丈夫被日本人杀害后，她因吃斋念佛，说她是反动会道门组织成员），后来是一个叫三老头的人来叫他。开始人还扛得住，后来听姑妈讲：爹爹听到叫他，腿就开始发抖。 我觉得对这帮“分子”来说最可怕的是锤石头。1968年以后开始修天门大桥，为赶工期，将全镇的“分子”们集中起来锤石头，年轻的破大石，年纪大的锤小石头。一把锤子，一根木棍上头用橡皮围成一个圈用来圈住要锤的石头。不准走动，不准讲话，无论严寒酷暑都是在那里锤石头。夏天无遮挡，经常见我的膏药爹爹衣服湿透。冬天那里是风口，庆云关的斜玻，迎着从东湖吹上来的风如同刀割。手套破了，手上有裂口，白色的石头粉渗到伤口里……
天门大桥曾经是荆州地区最大的单孔跨度双曲拱桥。在《荆州公路史》这本书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进行了介绍，1968年10月动工，1970年5月通车，整个工程耗资53万元。看到这里是不是有点惊讶？除了对通货膨胀的感悟，这里面应该还有全镇众多无尝强制劳动人员的付出！2016年，我回天门时，站在南岸泥泞的河边拍下了下面这张照片。大桥反面的石拱梁用的就是当年他们锤的石头。如今膏药爹爹早已辞世，天门大桥也已拆毁，对爹爹来说，真正是物我两亡了！作者往期文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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