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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
【长篇连载之九】
开始
第一节 脆弱的恋情禁不住现实的冲刷，我决定放弃；新的工作——深圳青年杂志社编辑
1990年9月30日下午4点，我坐上了武昌至广州的列车，研究所给了我10天的假。10月1日，国庆节，早上六点左右，车抵广州。马不停蹄地找到广州至深圳的大巴车，近三个小时后，我的双足又一次踏上了深圳的土地。早在1988年，我受武汉电视台之邀，为该台撰写由武汉大桥局承建的深圳和香港间的落马洲大桥专题片《谁持彩练当空舞》解说词曾到过这里。再一次来到深圳，一是因为看望恋人，二是寻求个人发展，但我并没有坚定要留在深圳的信念和决心。老父亲还在武汉，我不能丢下他不管。10月的深圳，烈日当空，酷热难耐。站在罗湖汽车站的停车场上，我感到的是火烧火燎般的难受，双眼被汗水浸渍得无法睁开，当时就骂了一句，这他妈什么鬼地方啊！坐上一辆载客的摩托车，顶着烈日来到恋人所在的单位。门卫告知，新分配来的员工集中在另外的地方培训，晚上才回。没办法，只好等。恋人是一个月前大学毕业来这里报到的，为了给她惊喜，我来前没有告诉她。终于熬到了晚上，见到了恋人，但满心的欢喜和憧憬却被当头一盆凉水泼得稀里哗啦。恋人不高兴，恋人很冷淡。见面时的第一句话是：谁让你来的?第二句话是：不能让人知道我已有男朋友。接着几天出现的情况让我明白了为什么，我知道我已成为多余，脆弱的恋情经不住现实的冲刷，我决定放弃。不等假期结束，立马返回武汉。说走就走。10月4日上午10点到深圳火车站，买好下午5点到武昌的车票。时间尚早，我寻思着看看深圳。搭上一辆摩托，也没有目标，告诉车主随便拉，拉到哪算哪。上了红岭中路，左看右看，忽然，一块牌子撞入眼帘——深圳青年杂志社。“停！”我一声断喝，摩托车吱呀一声停了，付款言谢，摩托离去，我来到深圳青年杂志社的牌子前。我知道她的总编辑叫王京生，团中央下来的，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当年“吟”诗社的诗友李朝晖在团中央工作，向我介绍过此人。主意已定，我提着行李袋就上楼了。在四楼的楼梯处，我见到了深圳青年杂志社的标牌。走进去，见到一个有点胖的男子，因同学和我说过王京生有点胖，我便问是王总吗？那男子起身笑着回应，我不是王总，王总在里面总编办公室。我找到总编办公室，王京生在里面。我自报家门，说来深圳办事，仰慕《深圳青年》，特来拜访王总。王京生很热情地招呼我就坐，我们很自然地聊了起来。当我说到我看过开天窗的《深圳青年》创刊号，他很在意，也很开心。我也谈到了我主编的《青年心理咨询》杂志，王京生笑道，我们是同行啊！很快到了午饭时间，王京生说，走，下楼吃饭，我请你。我们一起下楼，到了旁边的环宇大酒店大厅，入座后，他问我，能喝酒吗？我笑了，说，写诗的人都和酒有密切的关系。他也笑了。一段小插曲，菜还没上，服务生端上来一个大盆，里面盛着呈淡红色的水，我不解，也不便问，便等着看王京生怎么用。结果他把手放进盆子里洗了起来，我才知道，原来这水是用来给客人洗手的。呵呵，开了眼界。边吃边聊中，王京生问我想不想来深圳发展。我心动了，反正单身汉一个，在哪都一样，全中国那么多人都在南下深圳，我为什么不来呢？老父亲的事慢慢再说。我便向他谈了我的情况和想法，王京生说：来吧！就到我们杂志社来工作，可是做不了主编了，编辑部主任也有人了，先做编辑吧，如何？我干下满满一杯酒说，好吧，我来！饭后，和王京生一起上楼，他让办公室主任董绍华给我安排好办公桌，并告知了办公电话，说，良原，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回去办相关手续，一个星期后，我等你上班。辞别王京生，我返回了武汉。一个星期后，我按时来到了深圳青年杂志社，老父亲则委托同在研究所工作的表弟代为照顾。谢圣明给了我半年的采风假，但不发工资，并告知如果不行再回研究所上班，位置给我留着。我将拥有新的工作——深圳青年杂志社编辑；我将拥有新的同事——总编辑王京生、总编助理黄水龙、编辑部主任钟铁夫，文字编辑曹海、孙韵、王海鸿、王星，美术编辑张远林，办公室主任董韶华、工作人员马长胜、张超英，还有那天说自己不是王总的胖子——发行部主管赵惠新等。
第二节 感觉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牵引着我，我必须跟上去；写下到深圳后的第一首诗：《这是一种心灵的相约》
深圳不看重履历，只看才能。大凡能在深圳立住脚跟的人，无一不是胸怀大志且各有所长的能者。远的不说，就我的几位新编辑同事，也都是让我刮目相看的主：钟铁夫，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来深前已是湖南省作协专业作家；曹海，原中国青年报记者；孙韵，原山西日报社编辑；王海鸿，曾任北京航天航空学院研究生会主席，北京市学联副主席，与王京生一起赴深创办《深圳青年》；王星，知名策划人，曾策划过不少有影响的大型活动；张远林，原安徽省知名画家，《安徽画报》编辑。而总编辑王京生，北京师范大学马列研究所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毕业，曾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干部，全国学联研究生部副部长。能和这样一群高素质的人在一起工作，是我的荣幸。1990年年底，我们一帮单身男女和年轻夫妇们被安排到了市里统一兴建的黄木岗安置区住宿。深圳青年杂志社租了一层，单身男女每人一个近20平米的单间，年轻夫妇则是面积稍大房。记得刚住进去不几天，时任团市委书记张宜均还专程前来看望和慰问。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知道，此后的人生，我将会与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连在一起了。我到的时候，《深圳青年》已经运行了近两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一无所有到两年后的初具规模，先我而到的同仁们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拼搏。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杂志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期发行量稳定在五六万份。利用几个晚上的时间，我翻看了1989年的《深圳青年》。我读到了《面对1990年的深圳》，文章中提出了深圳成功的六大因素，这是深圳人第一次总结自己在这么多年的发展中有哪些成功的基本因素，同时提出了深圳面对1990的问题，并率先提出总结10年、规划10年的建议。本是一本青年刊物，却能站在制高点上，对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高屋建瓴地规划筹谋，是我没有想到的。想象内地的共青团刊物，借他个胆也不敢为。这就是深圳，这就是年轻人的深圳。紧接着又读到了《在走向2000年途中》《深圳五大展望》《深圳悄悄向三大目标进军》《深圳跨上97的台阶》《什么是深圳人》等一系列文章，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澎湃激情，跃然纸上，令人击节。在《男孩子生来就是打天下》里，王京生写道：什么是深圳精神？什么是深圳风格？什么是深圳速度？深圳精神就是男孩子的精神，深圳风格就是男孩子的风格，深圳速度就是男孩子的速度；男孩子生来就是打天下的。还有《四月，我们看海去》《特色就是我们》《移民》等。在这种力量的牵引下，我写下了到深圳后的第一首诗：《这是一种心灵的相约》：多少次我问我自己，你为什么离开养育你的故乡，来到这满目生疏的地方？
多少次阅读友人的质问，你为什么不离开那满目生疏的地方，回到养育你的故乡？
很早很早就听过一句民谣：“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父亲，我深深理解你的痛苦与无奈，当我向你告别的时候，你是没有抬起头的啊。
当双足接触到这片充满生机的热土的那一瞬间，我就强烈地意识到：这是一种心灵的相约。有什么比心灵的相约更能使人不撇下一切毅然前往的呢？与其长时间地咀嚼同一种痛苦，不如咬咬牙，去品尝新的痛苦。在这天南海北的人群中，听到那一声熟悉的乡音，谁不是顿时收获一份不可多得的惊喜与亲近？“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古人尚且能抒发出如此豪情，我辈有什么理由要固执地匍匐在母亲的胸脯间，去争相吸吮她那并不丰盈的乳汁呢？
既然来了，就义无反顾地以自己雄性的身躯站成一棵树，去迎接风的扑打，雨的辱凌；既然爱了，就理直气壮地爱它个死去活来！
左：开“天窗”的《深圳青年》创刊号；右：90年代的《深圳青年》
第三节 《在深圳找好女人难》署名“大侠”发表，《深圳青年》被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风口浪尖,“大侠”因此出名；《人生的感悟——三毛小语精华》出版
笔名“大侠”第一次亮相，便将《深圳青年》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风口浪尖。在用本名写下并发表《电话里的柔声》《我能对你说什么》《隔壁办公室的叫骂声》《狗日的周末》，《在喧嚣和紧张的背后》等文章之后，也就是到了1991年夏秋之交吧，我在编辑部会上提出了一个设想：效仿鲁迅先生当年在新文化论战时有意将自己树为靶子让对手们来攻击一样，在刊物上也来一次自树靶子诱人攻的尝试，以增强刊物的争议性，提升刊物的知名度，扩大刊物的来稿面。这一设想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一致同意由我来先树第一靶，先开第一炮。
我想到了近在咫尺却渐行渐远的她——我的恋人。为什么内地的执手相看抵挡不住深圳的纸醉金迷？为什么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割发绝誓？为什么如此过河拆桥般的痛苦和折磨会降临在我身上？联想到世人对深圳是“染缸”的指责和评说，满腹的不解和激愤呼啸而出，化成了笔下的文字，一篇《在深圳找不到好女人》一气呵成。次日，我将此文拿给校友、时任《人民日报》深圳记者站站长王楚，请他提意见并把控。王楚对文章的主旨和所表达的观点深表赞同，但对文章标题提出了商榷。他说，标题不能用这种一棍子打翻一船人的提法，建议改成《在深圳找好女人难》。我深感佩服，到底是中央大报的人，这标题的改动既表达了想要表达的东西，同时又相对客观，留有余地。我们又商议为此文新开了一个讨论性质的栏目，《在深圳找好女人难》署名“大侠”发表。这下可好了！刊物上街当天，编辑部的电话就没停过，全是针对此文而来。有叫好的，称赞《深圳青年》敢说真话；有讨伐的，痛斥《深圳青年》侮辱深圳女性，给深圳抹黑，更有女性读者径直闯上门来，要找这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大侠”当面交锋，一论短长。截然不同的两种反应，针锋相对，烽烟弥漫，接电话的人左安右抚，前压后挡，忙得不亦乐乎。编辑部里充斥着兴奋，也蔓延着紧张。这还没完，第二天，团市委办公室的电话打过来了，询问这篇文章是怎么回事，称有读者把电话打到了团市委，要求《深圳青年》向深圳女性道歉。总编辑王京生笑着回应，称是杂志社集体策划的一次大讨论，旨在倡导一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办刊理念。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个讨论栏目受到了广大深圳青年的追捧，支持和反对的讨论稿件天天有收。跟着的下一期刊物，这个栏目里又推出了由孙韵（笔名潇潇）执笔的针尖对麦芒的讨论稿《在深圳找好男人也难》。一时间，《深圳青年》被人们街谈巷议，“什么是好女人”“什么是好男人”的话题持续发酵，刊物的订阅数也与日俱增。“大侠”因此而出名。以至于有一次内地来的几个朋友在黄木岗安置区酒后惹上了麻烦，便衣非要将他们抓进去。我出面调停，便衣开始怒目相向，听我自报家门和“大侠”名号后，便衣一脸不信，又是查看工作证，又是问我写过哪些文章，我一一做答，便衣立马换做笑脸，言之：不好意思，不知道是大侠老师的朋友，得罪得罪，放人放人。
1991年1月4日，一条令人不敢相信的消息击中了我，我的心好疼好疼。三毛，这个影响了千百万读者的著名作家，被发现在台北荣总病房内以丝袜自缢而亡。三毛，这位文坛中的一代奇女子，半生流浪，用自己朴实的文字书写内心漂泊的孤寂。她一生追求自由，流浪远方。她与爱人荷西的生死绝恋也令许多人动容。三毛以其特立独行的作品与人格气质，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生活。 我喜欢三毛，是因为她的那首震撼无数人心灵的歌《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 为什么流浪 / 为什么流浪 / 流浪远方 / 流浪 /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 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 / 为了宽阔的草原 / 流浪远方 / 流浪 / 还有还有 / 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橄榄树因为这首歌，我开始关注三毛。我读过并买过当时所有能找到的她的书，如《雨季不再来》《撒哈拉的故事》《稻草人手记》《温柔的夜》《梦里花落知多少》《万水千山走遍》《哭泣的骆驼》《亲爱的三毛》《我的宝贝》《滚滚红尘》《流星雨》《闹学记》等。三毛经历了灰暗的少女时期和多舛的青年、中年时期，使得悲情成了她作品的基调。这种对疼痛的敏感一直在三毛的性格中保持了下来，并对她日后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用善良、忧伤、怜悯的目光关注自我，关注周遭的世界，因此，她作品的字里行间总是流露着女性的柔美和细腻，充盈着悲情的美丽。或许认为自己也属于流浪者的原因，我无法接受三毛离去的事实。那天晚上，我坐在深圳黄木岗安置区的小房内一个人喝着酒，一个人唱着《橄榄树》，一个人泪流满面地想着三毛。我告诉自己，我必须为她做点什么。我把她的书全部找了出来，一本一本地翻看着，那些信笔挥洒却又蕴涵无限的文字顿时让我心里一动，我要把她的那些闪烁着思想和生命之光的语句写成一本钢笔书法集。我无法入睡了，连夜开始阅读和摘录。一个月后，我把摘录出来的三毛的语句分类整理好，并一则一则地书写成集，取名为《人生的感悟——三毛小语精华》。恰好湖北美术出版社编辑周勇到深圳出差，看到了这本书稿，激动中立马电话告诉了该社社长陈东华先生，两人一拍即合，达成一致意见，快速出版这本书，以缅怀三毛。我随后补上了三毛简介、几十幅三毛生前照片和后记，将书稿交给了周勇。3个月后，双封面硬壳精装的硬笔书法集《人生的感悟——三毛小语精华》出版，首印20000册。陈东华先生亲自为该书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序言。这是我的第一本硬笔书法集，此后，我又硬笔书写了《唐人绝句100首》《宋词100首》，因了很多原因，然更主要的是我觉得自己的硬笔书法需要更进一步提高，故一直存放在书柜里未曾联系出版。如今，在旧书店还能见到这本书的影子，只是价格上涨到48元了。我很珍爱这本硬笔书法集《人生的感悟——三毛小语精华》，是它，奠定了此后的人生，我能有书法相伴的基础。
作者书写并编辑的硬笔书法集《人生的感悟——三毛小语精华》
第四节 请冰心老人为《深圳青年》题字；王京生向我推荐了一个人，说这个人值得采访，值得宣传；《深圳青年》在头条位置刊发了《生命的注释》
1991年前后的《深圳青年》，可谓兵强马壮，风头正劲，在全国的青年刊物界高高地树起了一面旗帜。总编辑王京生后来回忆道：“《深圳青年》开始形成一个新的风格：封面开始高雅起来，不再乱七八糟，我们的编辑，孙蕴开始写情感类东西，良原开始写情感与深圳现实结合的东西了。有了这样一批有灵性的、有深圳特色的小文章，刊物开始变得生动活泼。钟铁夫让我们感到编辑是很专业的事情，要认真改稿，要琢磨一些问题，要使编辑运作正规化。另外我们有了真正从事编辑行业的编辑，他们给《深圳青年》带来了专业知识、稳定性和无穷发展的源泉。许劲松（笔名散儿）等一些有写作和编辑经验的人陆续到位，一种新的发展势头开始了。”这一年，我请冰心老人为《深圳青年》题字。4年前我曾拜访过冰心老人，老人的女儿送给我一张老人的照片作为纪念。在我编选出版《中国当代女青年诗人诗选》时，老人为之题写过书名。
发出请老人为《深圳青年》题字的信件后，我不奢望能收到回音，毕竟老人年事已高。然而，半个月后，我收到了老人的来信，一只白色的中央民族学院的信封，老人亲笔写下的我的单位和我的姓名，“中央民族学院”的印刷体字样后，署有“冰心”二字。启开信封，展现在我眼前的是老人用毛笔写在一方宣纸上的题字：祝愿《深圳青年》越办越合青年人的口味 冰心 一九九一·十·三。并盖有老人的印章。我激动得不能自已，杂志社同仁也很兴奋。当期刊物影印刊发冰心老人的题字后，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由于有过省报记者的工作经验，再加上有文学创作的实践，我喜欢采写有份量、有影响的重点稿件。此时王京生向我推荐了一个人，说这个人值得采访，值得宣传，让我亲自完成。这个人是魏达志，当年是深圳赛格集团的一个青年员工，身患重病，正躺在广州一家医院的病床上接受血液透析治疗。采访魏达志之前，我先去看望并采访了他在深圳的母亲。在一间逼仄狭小的屋子里，我看到了一位面容憔悴的老人，正在为她病中的儿子熬着鸡汤。从老人不时抹着泪花的讲述中，我对魏达志有了基本的了解。
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３０日，魏达志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一个书法世家，父亲魏大愚是著名的书法篆刻家。然而父亲早逝，让贫困一直困扰着这家人，学龄前的魏达志就曾因贫血而晕倒。１９６８年，魏达志刚升上南昌二中便赶上了上山下乡运动，１４岁就下放到农村当了知青。１９７７年，魏达志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虽然是小学毕业，但他凭靠博闻强记与顽强毅力，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１９８２年毕业留校后成为史学家蔡尚思的学术助手。１９８４年，魏达志来到如火如荼的深圳经济特区，先是参加筹建博物馆，两年后又任深圳赛格集团董事长马福元秘书、高级经济师。1989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时被检查出肾病，回国治疗。当时年仅３６岁的他双肾功能衰竭，曾经被诊断为只有三个月的生命。而他靠着阅读、研究和对深圳特区的爱坚定自己与病魔抗争的意志，并一如既往地进行关于深圳特区经济领域的研究与写作。据统计，他在病榻上的头一年就撰写了１７篇论文，近２０万字。
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我坚定了写好魏达志的信心。
第一次到医院采访魏达志，他刚做完血液透析回病房休息，一脸苍白，羸弱不堪。我不忍心打搅他休息，提出改日再聊。魏达志说，没什么，你来一趟也不容易，我们聊吧。结果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他的言谈并没有回避对病情的担忧和对生命的眷念，尤其是对与他相依为命的老母亲的牵挂和歉疚，但更多的是对深圳的热爱和对自己所从事的特区经济研究的痴迷。
先后上医院采访魏达志三次，又到赛格集团采访了他的同事和领导后，我以崇敬的心情进入了写作。一稿，情难自禁，泪湿稿笺；二稿，冷静思考，去除渲染，三稿，定下主调，讴歌生命。一个星期后，5000余字的报告文学《生命的注释》完成。是晚，迫不及待地敲开同事孙韵的房门，读给她听。读毕，孙韵说了一句话：写出来了！她没说，但我知道她说写出来什么了。
当期的《深圳青年》在头条位置刊发了《生命的注释》，张远林书写的标题。
《生命的注释》迅速在深圳特区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魏达志的事迹，感染和激励着千千万万的读者。紧接着，《赛格报》全文转载，赛格集团邀请杂志社，联袂举行了《生命的注释》作品讨论会。再接着，杂志社报请团市委同意，以团市委的名义召开了魏达志事迹报告会，全市各区、各大企业、各条战线共青团组织的负责人和团员青年代表1000多人听取了魏达志事迹报告。同年，共青团深圳市委授予魏达志“特区模范青年知识分子”光荣称号，时任市委书记李灏题字，号召全市人民“学习魏达志的拼搏精神。”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亲自组织，由中宣部与深圳市委宣传部摄制电视专题片《魏达志——一个深圳人的故事》，魏达志的事迹被全国７０余家媒体广泛报道。之后，深圳市政府拨出２０万元专款，请北京３０１医院专家为他主刀换肾，手术成功。1997年，魏达志被深圳市委组织部确认为市杰出专家，同年调入深圳大学任教，主要研究方向为特区经济、城市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和科技经济。先后出版《达志文集》《特区企业集团跨国经营论》《体制选择与结构预期》《转型期社会与经济》《高科技产业化的十大条件》《危机与重构——世界国企研究》《市场经济的两大结构》《城市群与城市国际化》等16部专著。
2007年，魏达志被评为博士生导师。现任深圳市政协常委、深圳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广东国际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广东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副理事长、深圳市城市化研究会会长。
（每周末连载）
（责编：糊汤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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