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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巧林:【我的直河系列】 回乡知青生涯之四:机屋学徒

鸿渐风 202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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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大队机屋仍在


【我的直河系列】

回乡知青生涯之四:机屋学徒

文/陈巧林

 

我在老家直河的最后一年,是在大队“粮棉加工厂”—俗称“机屋里”度过的。

大约在1969年的秋冬之交,我被抽调到“机屋里”当“学徒”。当年的天门农村,每个大队都有这样一个加工厂,算得是与“工业”沾上边的。我们大队的机屋,就在我们三队与四队的交界处,离我家也就百十米的距离。尽管不过是一间旧厂房,两台柴油机。机器开动,还满屋粉尘,两耳噪音。但不必身背重负,头顶烈日地“修理地球”,是所谓“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好差事。所以,到机屋里去“上班”,是村里男青年梦寐以求的。

我也一直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有如此“好运”。是父亲的庇荫?似乎不像。其时的父亲,已调至黄潭区供销社工作。不再是公社的“行政领导”,自然对属于直河大队的“事务”失去影响。而且他对我们兄弟们的事,从来是不管不问。让他低三下四地去托人、求情,他不会做,我们也从不指望。

我一直以为,提携我的“贵人”,是时任大队会计、后任支部书记的寿保叔。他每次见到我,都是一脸笑容地鼓励,好好干,争取成为“先进典型”。机屋里这样的“稀缺资源”,没有领导的首肯,根本是进不去的。当然,还有机屋里的“掌门人”、即后来我的师傅树哥的认可。他和我大哥在机屋里同过事,也是好朋友。对我这位小老弟,也颇有好感。

至今回想,当年的我,在外人看来,算得根红苗正,积极向上,是“毛泽东思想培育出来的好青年”。我的“造反”劣迹,知之者甚少;我的低沉消极情绪,也从不向“外人”透露。人们看重我的,不是思想,而是行动:怎样参加劳动,是“一老一实”,还是偷懒耍滑。以及对劳动的态度:是任劳任怨,还是斤斤计较。

记得刚刚记事的时候,长辈们就告诫我,做什么事都要认真细致。比如扫地,都要“怄壁怄庵”(天门话,“角角落落”意)地扫,而不能“大而化之”地房中央糊弄两把了事。按要求去扫,就得到大人的表扬。慢慢地,就养成了做事认真的习惯。

参加生产队劳动后,这习惯自然不曾改变。比如锄草,没人检查你的草锄干净没有。但我宁可落后,也不降低质量;再如打虫,也没人监督你喷洒均匀、一叶不漏。但我依然严守规程,一丝不苟。尽管天热难耐,疲惫不堪。

而对于“利益”,我却少于计较。刚上工时,队里给我评定的工分是每天7分,相当于女社员的平均水平。有人嫌少,并在社员大会上提出,我没有随声附和,因而颇得生产队社员的人心。尽管一个队里,宗族、房头,利益关系也很复杂。但在基本的价值、是非观上,还是趋于一致的。

所以那两年,我总是获得“活学活用积极分子”等先进称号。还作为“贫下中农”代表,出席公社召开的“三级代表会议”。至今记忆犹新的,不是会上讲的那些话语,和当年的那套理论,而是我所熟悉的“代表”们的那副“吃相”。会议集中就餐,还有公社的补贴,可以敞开肚皮吃个饱,代表们就像饿狼出山一般。

最典型的是我的一位远房亲戚,他端起一碗还腾腾冒着热气的稀饭,蹲着房檐下就吃起来。只见他头顶处升腾起一片白雾,不知是碗里的热气,还是头上的汗气。看看脸上,挂满黄豆般大小的汗珠,连擦一擦也顾不上。那可是数九寒冬的季节啊!多少年了,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有了这些“铺垫”或前因,加之我还是直河大队不多的初中生,能够当上“机屋里”的“学徒”,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到机屋后受领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美化环境”。我买来白灰,把机房墙垛粉刷一新。然后发挥我“放大”图片的“专长”,在白墙上打上方格,把毛体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之类,用金黄的油漆“描”了上去。一眼望去,陈旧的房舍,果然显得焕然一新。几年前我回直河,居然见到白灰斑驳、字迹依稀的“旧作”。都快五十年了,禁不住感慨唏嘘。

机屋里的机器,是一台30匹马力的柴油发动机,和数台棉花、粮食加工机。30匹的柴油机,算得上是庞然大物了。深色的外表,油迹斑斑,静静地躺卧在农家房舍厢房位置的“机窝”里。其余机器,则在长方形的厂房里一字排开。动力传送,不是靠发电—电动,而是靠皮带。厂房正中,东西方向是一排皮带轮,要开哪台机器,就去把皮带“接”上。



所以,到机屋后要学的第一门“技术”,就是上或卸皮带。那边轮子飞快地转动,你要左手持皮带,按一定的角度靠上飞轮;右手拿根短棍之类,压住皮带。最后借助轮子旋转的力量,将皮带“套”将上去。既需要“技术”,更需要力气,还要有胆量。刚开始,我看见飞转的轮子就眼晕、就胆怯。但时间一长,练的次数多了,也就稀松平常了。

同样技术含量不高,却需要力气的,就是摇动飞轮,发动机器。那一堆铁疙瘩,是不容易被“摇”醒的。套上手摇柄,呼哧呼哧地把飞轮转得飞快。关上节气门,还是不见动静。就继续撅着屁股,使尽力气再摇,直到排气管发出沉闷的“咚-咚-咚”的响声。

没想到的是,这一套“活”,约两年后却成为我每天的“必修课”。那时,我已是“青藏线”上一名“放单”驾驶的汽车兵,往返于西宁—格尔木—拉萨,或柳园—格尔木—拉萨之间,运送战备工程:“格(格尔木)拉(拉萨)输油管道”所需的钢管。世界屋脊,天气严寒,高山缺氧,我那台老旧的“解放牌”也是难以启动。机油换了,油底壳、进排气歧管也烤了,手摇柄摇了一圈又一圈,就是难以听到发动机“突突突”地欢叫。连里的车辆,差不多台台如此。每天早上,那场面就堪称“蔚为壮观”。每台车前,都有一位军容不整、油渍满身的战士,使出吃奶的力气,和那根手摇柄“较劲”。往往都是上气不接下气,浑如虚脱。这都是后话了。

除此之外,与“技术”沾边的并不多。尤其是厂里添置了一台“6至8”的小型柴油机后,“30匹”就基本闲置不用了,直接开动“6至8”(也要摇上半天,但费力要小),碾米或磨面。操作过程都很简单,用上几次,也就烂熟于心了。

我就想在提高机器的使用效益,即减少粮食的加工损耗上下功夫。其时的农村,虽比“三年困难时期”有所好转,但左的东西甚嚣尘上,“房前屋后都‘割尾’(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的温饱远未解决。送来机屋加工的稻谷、小麦,都是紧缺之物。过去,我家来加工粮食时,总嫌损耗过大,也总认为操作人员责任心不强。今天我来“操作”,理所当然要改变这种状况。

对每单来料,我都仔细过磅。我知道,除了加工出的大米、面粉,作为副产品的米糠、麦麸,也是一样的“稀缺”。家里养的鸡或猪,全靠糠、麸度日。回家后他们往往都会称重核对,我这第一关马虎不得。

粮食进入机器后,及时观察调整。正常的损耗不可避免,但不能因操作失误造成人为不公。碾米还好,机器内部空间不大,残留的尾米不多;磨面则不然,内部残留要多,还需后续运转才能“顶”出。如有疏忽,就可能“厚此薄彼”。我都尽量避免,在机屋一年多的时间里,还没有发生这方面的纠纷。



也有“危险”的时候,不是那些看得见的飞轮、皮带,而是看不见的电流。那是在机屋里装上一台发电机之后,粮棉加工机都成了“电动”的。那一天,一台轧花机被料斗里的棉花“噎”停了。按照“规范”,应该是先关电门,再用手去疏通“堵塞”处:刀口。若电门不关,刀口处被掏“松动”,刀片就会飞快转起,你的双手就有可能被卷进机器,顷刻间轧成肉泥。

我却粗心大意,忘了“规范”。看见机器停了,打开盖子,伸进手去,就去掏棉花。也许是“堵塞”太紧,或是冥冥中有神灵护佑,掏了两下,不见疏通。正准备往深处下手,突然想起电门未关,顿时吓出一身冷汗。要是不知“悔改”地“深掏”下去,我的双手被机器卷去,我的人生怕就要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一个残疾人,尤其是农村的残疾人,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我再清楚不过!多少年来,我都为这次的“残”里逃生而庆幸不已!

在机屋里,我见到“技术含量”最高的活计,是保养、维修“30匹”。当然,实施者不是我,也不是师傅树哥,而是从天门机械厂请来的一老一少两位正儿八经的“工人阶级”。

那一身蓝工作服,“蹬蹬”作响的黄翻毛皮鞋,就让我眼前一亮。“老”者看上去不到40岁,是师傅。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好像是我在城关中学时的“工宣队员”;“少”者和我年纪不相上下,是徒弟。工装合体,干净利落。尽管还未完全脱尽稚气,浑身上下都透出精气神。

他们是“师傅”,我当“下手”。只见他们把我们平时根本不敢一动的进气管、气缸盖等一一拆下,有序地摆放在“机窝”的地上。最后取出曲轴,架在机座上换起“轴瓦”来。先是“大瓦”(与机座相连),后是“小瓦”(与连杆相连),都是十分“精细”的活。装上新轴瓦,转动曲轴,磨出印痕,再用三角刀一点一点地刮去。直到啮合面最大,拧紧螺丝也能自如转动。



当然,这都是我当上汽车兵,把那“老解放”的发动机“拆卸”个遍才知道的。而且,我也有过一次“亲自”换“小瓦”的经历。

那是在翻越青海、甘肃交界处的“当金山”时,我车的发动机有了“异响”,动力也随之降了下来。经我和随队修理工“断火”诊断,判定为发动机三缸小瓦“烧了”,必须立即更换。

山路上荒无人烟,好在不远处有一个好像叫“荒草沟”的公路道班。我就开了进去,和连队修理工、也是老乡的刘端阳一起,给发动机“开膛”“和瓦”。也是转轴、刮瓦的“操作法”,不同的那是在冬季,是在高寒地带的室外。钻进油底壳下的我,手已冻僵。拧螺丝的扳手掉下,正好砸到我的牙齿。今天,这颗牙只剩下个牙桩,以证明我曾效力过国家和社会。



这是真正的“后话”了。而当年在机屋里的我,却觉得曲轴、活塞,是柴油机的“心脏”。这种地方都敢动、敢修而且能修好的人,那是好生了得。心中除了羡慕,还有满满的佩服。

更让人艳羡的,还有他们的“生活待遇”。修机器的那段时间,就在相邻的社员家里,给他们开了“小灶”。两位师傅,天天都是鱼肉伺候,晚上还要“小酌”几杯。这样的日子,干活不必流汗,吃饭不用掏钱,还能大鱼大肉地吃个够。在我看来,有如神仙一般!

我人生的第一个“职业目标”,由此确定。“远大理想”的经国治世、成名成家,既空泛,又遥远。实实在在,有望达到的,就是争取当上“小师傅”那样的“领导阶级”。当然,最好是天门机械厂的工人。

怎样实现这一“目标”?在机屋里工作再出色,也是进不了天门机械厂的。何况,这里也不是能呆一辈子的地方。到头来,还得回队里种田去。别的“晋升”路径,一名农村青年,也无处可求。唯一的“出路”,就是当兵去。

而且在我看来,当时的“政治形势”,也越来越“严峻”。“造反派”的元清叔,已丢了官职,回村成了“被改造对象”。政治上被清算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我在区供销社任职的父亲,也因所谓支持造反派而受到打压,好像还免除了职务。天门的政治生态,历来都是宁左勿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派系森严。我若固守直河,迟早会因为我的“作为”,或是父亲、元清叔的牵连,而受到整肃。“一走了之”,所有潜在的“灾祸”,都将不复存在。

因此,在1970年底征兵工作开始时,我就下定了“当兵去”的决心,并报名“应征”。

我知道,我面临的问题有二。一是年龄不够,小了一岁;二是我属于“重征”。当年我三哥还在部队,一家之中,重复应征,按规定也是不允许的。

第一条,执行较严,被民兵排长(前文“之一”里提到的师姐)帮我蒙混过关;第二条,是可以灵活掌握的。我家兄弟六人,在我之后还有两位弟弟。只要负责征兵工作的有关人员不较真,也能绕道“过关”的。

为保险起见,我平生第一次鼓起勇气,去黄潭镇上找到父亲。告诉他,我今年想去当兵,已经报名,将参加体检。请求他给现任三湖公社武装部的费部长打个招呼。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好像是面无表情地“哦”了一声,就再无言语。我也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意思。

我心怀忐忑,他会不会找费?或者找了管不管用?尽管费是他过去的“下属”,但对“前任领导”是否买账?随着“应征青年”的集中教育、身体检查的开始,我的心就放了下来。从费部长和我相遇时的眼神里,或有意无意的话语中,我知道父亲的“招呼”打了,而且起到了作用。后来,我才从侧面了解到,费部长复原回村,能够当上公社的武装部长,时任书记的父亲,大概还算得认可、有恩之人。能够顾念旧情,援手相助,也属难能可贵。我在入伍后第一时间里做的事,就是给他去信致谢。

体检、政审也就一路绿灯。1970年12月里的一天,我就接到了盖有鲜红印章的《入伍通知书》。和我一起接到通知书的,全大队一共7人。差不多一个队就有一人,对于贫下中农的子弟,当兵好像也不是很难的事。六人无一例外,年纪大了我1—2岁,学历也都比我低。

有人总开玩笑,说我是“后门”兵。其实,我并没有走后门。费部长相助,不是事先就指定你一切“合格”。而是在自身条件的前提下,保证程序的“公正”,不至被不明的原因排挤出局。而且,和我那些一同入伍的“战友”们比,我并不认为我“逊色”。

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我接到通知书后没几天,接兵部队的“首长”,就找我单独谈话。除了问问个人、家庭的自然情况,就是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翻到“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那一段。让我默念,直到记住,再背诵给他们听。尽管对这段语录,过去有过印象,但让我短时间里记熟背出,却是我始料不及的,最后只是结结巴巴背出大概。后来才知道,这是在为将来的新兵连物色“文书”。我没能当上文书,证明我“名落孙山”,但还是“候选对象”。


作者当兵照


终于穿上了梦寐以求的绿军装,就要离开生我养我的直河,父亲却被当做有“问题”人员,住进所谓的“学习班”,实际上是被隔离审查。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回家见面,为我送行。母亲就说,那你去看看他吧。我就问清学习班的具体位置,一路走,一路问,步行十多里,找到了设在白茅湖农场的学习班。在一处低矮潮湿的土坯房里,见到了我年过半百的父亲。

看到我一身崭新的军装,父亲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却又无话可说。只见他半天才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钞票,递给我,说是路上用得着。

看着他那冰冷的宿舍,一张床铺,床前一个马扎,一副交待反省的“架式”。看着他苍老又写满无助的脸,我本想说几句安慰他的话,但最终还是没说出口。只是默默地接过钱,强忍泪水扭过头,朝来路走去。我在心里为他祈祷,一切都会好起来。他还没有完全失去自由,有吃有喝,看不出挨过打。一个区区供销社的负责人,又能犯什么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这该死的运动,早日结束,普通人家能过上平安的日子。

离家多年后,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就是这么一副衰老、落魄的样子。每每想起,就令我愁肠百结、黯然神伤。


作者父亲

我穿上新军装,背上背包,胸前挂着大红花,被敲锣打鼓的人群簇拥着送到公社。又一样风光地送到黄潭,最后挤上军用大卡车,向天门,向部队飞奔而去。

我记住了离家的这一天:1970年12月27日。距离今天,正好整整50年了!

(全文完)

 


直河老家祖屋(右)


【后记】

“闲”里偷闲,信马由缰,终于“敲”完了这篇【我的直河系列】的最后一个字。既是对即将逝去的2020年、一日两餐伺候我的老伴的交待,也算是对我离家参军50年的一个纪念。

还在炎热的夏季,我就生发出撰文回忆童年的念想。我已有从“当兵”到“为官”的回忆录《我的官场我的官》,现在补上童年和回乡知青生涯,就成了我的“回忆三部曲”了。

真要动笔,也非易事。尽管避疫宅家,理当无所事事。但每日遛狗、吸毛、拖地,已是日近中天。能够坐下来了,又心思总难集中。“吭哧”半天,所得不过几百字,总计4万余字的9篇系列文章,居然断断续续写了半年。深感文思枯竭、精力不再,垂垂老矣。

总有朋友问,您老人家费劲巴力、唠唠叨叨记下这些,有谁看,又有啥用?有啥用?不过是“没事找事”。退休养老,总不能坐吃等死。胳膊腿能动,就得有点事干。电视不屑看,游戏不爱打,有些兴趣的就是码点文字,也就乐此不疲地写起文章。和老伴兴趣盎然地编织那永远也织不完的织物,和朋友坚持不懈地练习书法一样,都是在证明“我活着”,“我干活了”;

无非“留此存照”,我所经历的往事,就是这个样子。当同辈人“选择性遗忘”,后来人“辩证”“探索”出当年海晏河清、幸福无疆时,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不!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样子!

感谢好友力军先生,不仅认可我这堆粗浅的文字,还在《鸿渐风》公众号上连载刊发。并使我有幸在《鸿渐风》乡友群里“找”到我五十年不曾见面的恩人陶师姐。

感谢朋友们的肯定与支持!从【我的直河系列】《我的童年.之一》开始,就有朋友留言:“接地气”、“值得写”、“写下去”。这成为我有始有终,完成全篇的强大动力。

值此辞旧迎新之际,祝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快乐幸福!

 

2020年12月27日

于天津河东区 红顶花园

(责编:糊汤粉)



作者往期文章链接:

陈巧林:【“我的直河”系列】回乡知青生涯之三:廉价劳力

陈巧林:【“我的直河”系列】回乡知青生涯之二:小造反派

陈巧林:【“我的直河”系列】回乡知青生涯之一:无业游民

陈巧林:我的直河,我的童年(连载之五)

陈巧林:我的直河,我的童年(连载之四)

陈巧林:我的直河,我的童年(连载之三)

陈巧林:我的直河,我的童年(连载之二)

陈巧林:我的直河,我的童年(连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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