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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之六】
祸害天门、汉川的巨匪：古鼎新传略
江北战役结束后，古鼎新被汪伪政府任命为第5师师长，赵天时任副师长，毛霖任参谋长。师部设在田二河皇殿。潘尚武则闲居在天门县城的胡家花园，“闭门不出，心情郁闷”，后被汪伪政府任命为鄂中清乡司令。王劲哉被俘后，初拘监利，1943年3月26日解到汉口，9月21日解至南京[84]。王拘汉期间，古鼎新等老部下曾去看望。“与王劲哉曾有过接触， 并有一点私人感情”的前定国军军⻓刘国钧也“提着水果”去看望过。王劲哉对此不屑一顾，置之不理。1943年9月，古鼎新伪5师驻云梦卢桥的部队起义反正。
【插曲】据夏智勇主编《沉湖镇志》及汉川刘顺平先生介绍：1943年下旬，古之伪五师在沉湖一带招兵买马，积草囤粮，以扩大实力。古派其心腹樵新亚连长，率部从张池口出发前行，寻探驻防地，以便控制沉湖 、回龙两个地区。 樵一路之上，打马问路，好不威风。行了一程，见前面有个村湾，便向路人问询是何地。路人说，此处是十口(古)头，第一家就是阎（闫）五爹的，樵听了觉得此地名不顺耳，有不祥之感，便拐道另寻。正午时，来到了房舍整齐、店铺林立的南河，大喜，此乃理想驻地也。一打听，得知此地叫南河(当地方言音为“难活”)，感觉此地名晦气，疑心是当地人戏言，便一再追问，百姓都说：“此地确是南河、古南河(古难活)呀！”樵以为这地名太不吉利了，欲再寻宝地。一番打探才知，附近再没比南河更好的地方了。樵不死心，找来一个风水先生求解。风水先生说：“要想在此安营扎寨，确保平安，除非换个名字才行。” 古鼎新听从风水先生的建议，决定更改南河地名。并派心腹古浩华、苏焕心等人在南河拓建兵营，四村派款，八方拉夫，将南河旧街填土三尺，铺上青石，街道两头各砌一高大拱门，上书"复兴街"三个大字。同时命令：“此地今后名为复兴街，不许再称南河”。还强令沿街店铺摘下旧招牌，换上有“复兴”字样的新匾额。从此，南河这个沿用了几百年的古老集市，更名为"复兴街”了。 古部驻扎的“复兴”地区，土城壁垒，沟壕纵横，拒马当道，岗哨林立，暗探遍地。人行到此，无不如来胆战心惊。加之抓人派款，杀人掳掠，强买强要，复兴街日益破败萧条，自古繁华的南河闹市荡然无存。当地百姓忍无可忍，在新四军游击队的组织下摸岗哨，布疑阵，频繁骚扰、打击古部，搞得匪部官兵一夕数惊，寝食难安。1944年上旬，古部不得不撤出复兴地区。 另据原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涂湘华介绍，南河滨汉水，靠沉湖，河道宽阔，联通京山、天门、沔阳、应城等地，是日过千船、商贾云集的襄北闹市。古鼎新以地名犯忌讳为由，强改“南河”为"复兴"，却并未使当地复兴。相反，匪兵胡作非为使古老的南河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古部曾征用南河“复兴街”乡绅刘祥茂的三栋大房子作为伪五师指挥部。如今该指挥部早被改造为民房。但“复兴”这个地名被沿用长达半个多世纪。 1980年，在沉湖镇南河复兴街段夹村（今为沉湖镇福星村）。以谭功炎为首的一批有识之士创办了“复兴铁木加工厂”，企业效益滚雪球似增长。1980年代末，复兴地区民众见到企业蒸蒸日上，人民安居乐业，纷纷称赞该企业是“为民造福的明星”，要求将“复兴”改为“福星”。1993年，谭功炎等企业高层将企业名称由“汉川钢丝绳厂”变更为“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于1999年6月18日成为孝感市首家上市公司。2001年沉湖复兴村改名为福星村。福星集团经过40年的发展，已经将所在地沉湖镇福星村建设成为汉川西部副中心城镇。南河地名的几番更迭，见证了历史沧桑。今天的福星，才是真正的“复兴”。1943年11月，古鼎新获悉，中共天⻔县南工委和天沔行政委员会在天⻔卢市巾河乡开会，派出5个连的兵力包围会议所在地。后与会人员大部突围成功，天沔行委主席刘竞平(又名刘朋难，仙北人）及文教科⻓杨华⺠被抓。后地下组织做通古鼎新的参谋长毛霖的工作，费巨资将二人赎回。古鼎新叛国投日一年后的1943年11月25日，古部及潘尚炎（潘尚武族弟）部配合日军，由湖北天⻔渔薪河⻄进，增援湘鄂前线。新四军第5师一部闻讯后将古、潘二部包围击溃，毙伪军中队⻓以下100余人，俘伪军70余人。1944年2月，伪五师部驻田二河连⻓严德胜，对古鼎新卖国求荣的行径深为不满，认为自己从陕⻄到湖北是为抗日而来，没想到日军没打成反倒被古裹挟当了汉奸。严多次派人到天⻔县南工委联系，后带领30多人枪加入了天⻔县南抗日游击队。1944年4月，古鼎新某部进驻天汉倪集地区，修筑碉堡工事，步步为营，蚕⻝抗日根据基本区。中共天汉县委书记史维汉带领县总队1个连配合倪集、 养⻩中心乡的游击队和⺠兵，采取“敌驻我扰”、 “敌疲我打”的游击战术袭扰古部，：搞得古军终日惶恐， 被迫撤出倪集地区。1944年8月，古鼎新在汉川白湖口据点的伪军，被新四军天汉根据地⺠兵赶出白湖口。1944年秋，驻汉川里潭何家湾的古部特务营六连连⻓李振华率部起义(该连计160多人，⻓枪150支，轻机枪3挺，掷弹筒3个，驳壳枪15支，子弹100 箱)，被整编为天汉总队天汉支队，李振华任支队⻓[85]。
自叛逃后，古鼎新之伪五师⻓期作战，加之不断有部队起义或士兵逃跑，兵员和弹药军饷严重缺乏，却得不到及时补充。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古部官兵备感前途迷茫，士气日益低落。1944年，古鼎新与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建立秘密联系，意欲重回国军第五战区。同年冬，古派其姨太太彭淑兰、秘书刘某及其警卫一行3人为特使， 由第五战区安陆谍报组外围情报员陈伯君到达老河口，向战区⻓官部投诚，请求反正。经过四天的商谈，最后由战区参谋二课课⻓郭琅光、参谋处处⻓高松元、参谋⻓王鸿韶等分别接⻅。古之特使 要求晋⻅李宗仁，并要求派一大员同去田二河察看部队，被婉拒。后由战区⻓官部参谋二课给三人出具介绍信，安排三人前往安陆三里店凌家洼，找谍报组⻓温植林面商，据情处理。
1944年农历腊月初，彭淑兰等三人到安陆与温植林接洽。四日后，温在彭淑兰等三人陪同下，来到田二河古的师部驻地检视。副师⻓赵天时、参谋⻓毛霖等高级军官及古的心腹⻣干得知五战区“高参”到 来，觉得反正有望，“个个喜笑颜开”。
第四天，古鼎新从武汉回来，高兴的设宴款待，请副师长、参谋长、秘书等人作陪。以后又个别轮流宴请只有中校军衔的战区⻓官部的温“高参”。温巡视古部连队时，发现 “士兵寝室，内务不整，武器乱放”。“每支步枪不过五十发，库存弹药全师不过万发”。1945年春节后，温拟返部，古鼎新极力挽留，温又逗留半月。 1945年正月底(公历3月中旬)温植林与古鼎新达成如下协定：一、安陆谍报组派情报员荣权常住 古部，协助古部建立情报部⻔与⻓官部取得联系；三、做好 准备，待机归来。如能完成一、二两项(反正)任 务，保证⻓官部准予备案，古师困难定能得到解决[86]。1945年春李宗仁调任汉中行营主任，其心腹刘峙接掌第五战区。刘峙甫一到任，即对“古之伪五师反正”之事不与认可。新官不理旧账，古部反正未果。
1941年 第五战区高级将领在老河口战区司令部合影。战区长官李宗仁（前中）、 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前左2）、 长官部参谋长王鸿韶（前左1）等【插曲】 古鼎新叛国投日，原以为可以加官晋爵，成为为所欲为的人上之人。殊不知，日本人只是拿他当打击抗日力量、侵略中国的傀儡而已，对其抱有强烈戒心。日古之间早已貌合神离。1944年，日军调伪田二河区区长谭保林到汉川分水任维持会长。此消息引起古鼎新的警觉，谭一贯反共媚日，深知古部军事机密，如果向日军泄密，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古暗示团长李龙庭在谭赴任之前，约其打麻将至深夜，用绳子将谭勒死，抛尸郊外。日军得知忠狗暴死极其恼怒，派人明察暗访，怀疑此事乃古所为，对古疑心日重。日军给伪五师编制是三千兵力，古明面上呈报的也是此数。其实，古暗中私自扩编的实际兵员远超三千。其司令部设有八大处，辖4个团，另有16-45岁民训队准军事组织。除了日军已知的刘洲兵工厂，古又在沉湖北畔的鸳鸯湖开设机枪厂。日军侦知古这些异动，欲将古除掉，但当时战争态势对日极为不利，贸然行动恐致军政局势更难收拾。于是，日军采取调虎离山策略，以削弱其力量。
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1944年4月—1944年12 月)后，无力保障大陆交通线畅通，急需兵力占领并守护该“生命线”。1945年春，古师被日军调防湖南。
1945年4月，古鼎新部在岳阳华容县新沙洲、墨山铺一带无恶不作，为驻地民众切齿痛恨，“天见古、地见古、人见古”的民谣在当地广为流传。是月上旬，古部在墨山铺遭到八路军南下支队和新四军挺进支队（共4个连，由杨震东、郑怀远带领）的联合打击，被歼1个排，被缴长短枪45支、骡马12匹。此后，古部官兵再不敢在新沙洲一带为非作歹了[87]。【插曲】古之伪5师由田二河出发，经咸宁，向湖南岳阳方向开进。眼看就要给日本人垫背当炮灰了，天汉湖区籍的士兵纷纷开小差逃跑。干驿刘洲村的刘又堂等人正是于此间逃回老家的。古部由岳阳调防湘潭后，仍有大量士兵逃跑。古部营长、沉湖人彭世雄是古鼎新姨太太的堂弟，彭营士兵大多为沉湖人氏，逃兵也多。彭世雄念及乡情，对没抓到现行、留下枪支的乡党逃兵，不与深究或追捕。该营士兵刘月发和王某某（二人都是多祥达洲人）等人于1945年夏日某夜偷渡湘江，狂奔几百里逃回沉湖家乡。逃兵众多加上持续的战损，令伪5师兵员锐减，剩下的都是为数不多、士气低迷的商洛籍基干官兵。古鼎新差不多成了“光杆司令”[88]。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古鼎新在西北军时的老上级第六战区司令官孙蔚如被任命为武汉地区受降司令。古及公秉藩、邹平凡、张启璜等伪军高级军官惶恐不安，深感前途未卜。不久即收到国府及六战区发来的“借重”的电令，即要求日伪军原防待命，维持当地秩序，以免城镇和其他遭受损失，防止“奸匪”抢先进入城市和收缴日军武器，不得向国军之外任何部队缴械、交防。于是，众伪军头目们“飘飘然肆无忌惮”起来。
9月18日受降仪式结束。独揽六战区大权的战区副长官郭忏任武汉警备总司令，负责武汉地区日伪军缴械编遣及敌伪物质接管事宜。众伪军头目频繁往来于战区首脑及重庆派来的各大接收要员的公馆或寓所，送烟土送黄金，送日本人造丝绸，极尽巴结之能事。
古鼎新、公秉藩、邹平凡等武汉地区伪军约共五、六万人（一说10万人）全部缴械，军官资遣，士兵愿意从军者补充国军部队缺额，不愿者遣回原籍。历时两周，全部完毕。部分高级军官则给予优待，如伪第14军军长邹平凡送军官总队学习，部分高官如伪武汉绥靖公署主任叶蓬、第12军军长李宝莲则逮捕法办。 1946年2月末，蒋介石在南京整编会议上称赞说武汉地区处理伪军的办法是最好的范例[89]。
1945年9-10月间，古鼎新带着大小两房姨太太携大量黄金等财产跑到重庆安家，还置办了家业。
【插曲】受降仪式结束后，古之伪独立五师少部编入国军，大部就地解散。1945年10月某日，古部四名商县籍士兵带携一年轻的湖乡女子欲溯汉水西上回商洛老家。五人乘船过沉湖，行经湖南岸的东号子村时，四个兵士被众村民抓住以惩治“汉奸”和“土匪”之名围殴致死，青年女子因是“沉湖老乡”而得以活命。
赴渝不久，古的钱财被小姨太太卷走。古的嫡系、表弟伪五师副师长赵天时回到郧西其小老婆娘家，与人发生纠纷被杀；古旅副司令赵雨田跑到广西，被桂系处决；李龙庭回到丹凤老家龙驹寨继续作恶，镇反中被枪决。古于1934年在西安置下的一套住房，由大老婆刘金爱居住，古鼎新在重庆与大姨太太一起生活，到处活动撒钱，欲谋得相应职位，无奈人事生疏，处处碰壁，以致处境困难。
1947年初，古鼎新只身由重庆返回西安家中。先去拜见了老朋友、时任陕西省财政厅厅长的温良儒，求温为己谋职栖身（温原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曾任孙蔚如十七师军需处长，后历任南郑、商县县长，商洛、咸阳专员等职，任陕西省财政厅长时，与地下党接头，作出过秘密贡献，解放前夕在被特务机关杀害）。温良儒将古作为“礼物”献给了陕西省主席祝绍周。祝痛恨古鼎新将赵清廉杀害沉江，即向赵的黄埔同学、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汇报。胡随即派兵将古抓捕。
1948年某日晚，古鼎新被胡宗南部下秘密押至西安北关郊区活埋。
【插曲】据商洛民间口传，古鼎新回西安后，经人介绍拜会“西北王”胡宗南，欲在军中某职。胡宗南面允给古以相应的职位。后其大老婆刘金爱提议说，出“贵手”方能坐高位。于是，古以重金购得一车手枪送给了胡宗南。不久，即被胡宗南以“通共罪”拘捕，一年多后被活埋。一同被处决的还有古之铁杆兄弟李兆杰。西安解放后，有人将古被活埋的事告知古家。古妻刘金爱寻得尸骨，迁葬于西安南郊[90]。古之毕生“做人上人”的黄粱美梦，就此终结。
【历史余音】古鼎新在商洛娶有二房妻子。原配樵氏，商县金陵寺人，娘家樵湾与上竹园相距也就五六华里，后为刘金爱欺逼，吞大烟自杀。樵、古所生之女，幼时许给金陵寺芦爬的侯姓人家，后婚约未成，到西安居住，另嫁。
二房刘金爱，与古育有一女。该女学医后，在山阳县某医院工作。解放后，刘金爱留居西安，在某小学任教。文革期间，刘被送回商洛商县（今商州区）上秦川乡（今金陵寺镇）上竹园村老家，接受批斗。当时，由于古在老家的房子被分给他人居住，刘无处安身，被安置在大队队屋内居住。商洛市商州区的王敏儒先生年少时曾目睹刘金爱呆立于三队大场碌碡边，遭顽童拿弹弓戏弄。批斗结束后，刘被女儿接回西安，于上世纪80年代去世。
古之二女，一个居山阳县，一个居西安市西门里菜坑岸。1980年代落实房产政策时，二女曾回商州老家开过证明。
古在天门、汉川娶有至少四房姨太太。
姨太太彭琼枝，出自沉湖大姓望族。据彭老家的人讲，彭女早年在外读书，性情孤傲，有巾帼风范，以致老大不小了都未婚配。据坊间口传，彭与古的婚事颇为传奇。解放后，彭居于古在汉口购置的房子里，历经多次运动，未受冲击，1990年代去世。
彭家曾有人在古部任职。琼枝之堂弟彭世雄，在古部历任连长、营长，抗战胜利后被编入国军，后随部入川，升为团长。1949年12月，参加成都起义。1950年代初镇反时被押回老家镇压。1980年代，以“起义人员”身份平反。
二姨太彭淑兰，汉川人，一说天门干驿人，曾作为古鼎新的特使去位于老河口的第五战区司令部洽谈伪五师“反正”事宜。其后资料不详。
三姨太太姓名不详，被古收纳时，年龄很小。芳龄早逝，葬天门干驿镇晴滩中学附近的大堤旁。该女落葬时，有人亲见司礼人用筲箕向墓底泼洒大量银元，葬礼甚隆。
第四位姨太太，即前文所述的“小姨太太”。日本投降后，该女卷走古鼎新大量钱财，不知所踪。
古与湖北的姨太太育两子，具体姓名不详。一子名叫“汉娃”，一子后为武汉某高校教授。二子如健在，应该是八旬高龄之人了[91]。
（全文完）
【注释】
[84] 白东明《王劲哉的后半生》〈沔阳文史〉第2辑；
[85]《汉川文史资料》、《中共天⻔党史》；
[86] 温植林《五战区对敌策反 工作的回忆》〈老河口文史〉第九辑
[87] 雷国珍《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进军华容》（〈湖南党建90年〉；〈《岳阳抗战大事记》（岳阳党史)；
[88]刘四发、彭镇兄、刘又发（96岁）等2019年7月口述资料；
[89] 侯镜如《武昌受降经过》、宋瑞柯《第六站区胜利受降记》（〈湖北文史资料〉1986年第3辑）；康朴 张镜白《回忆第六战区受降前后二三事》（〈陕西文史资料〉第18辑）；
[90]《商县文史》第三辑；《汉川文史资料》第二辑；李广华口述资料。
[91]：根据刘四发、王敏儒、李广华等采访知情人的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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