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今年是文革中的“五七干校” 50周年。这个发轫于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的干部改造模式，意外地让一批尚未成年的新三届人随父母发配边远农村，历经沧桑。本号特开辟“干校”专栏，期待更多的同龄朋友在这里分享懵懂少年的干校生涯，也欢迎父兄辈的干校追忆。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严向群，曾用名陈创，山西财经学院78级贸易系毕业。1982年分配到农业部工作。后经北京二外旅游研究所、中青旅、中旅等单位。去年退休。
原题
永远的苏阿姨
苏予，四川南部人。194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大学期间曾任《燕京新闻》、天津《大公报》实习记者、编辑，1948年后历任中共北平市十二区委、北京市委郊区工委及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干部，北京市教育局中学语文教材编辑，北京朝阳师范语文专业组长，《十月》杂志领导小组组长，主编。2016年3月14日因病逝世，享年90岁。
1982年毕业回到北京。家中偶遇父亲当年的同事王岐山。他谈及“新头儿”杜润生，让我第一次听到“人格魅力”这个词。
转眼三十五年过去了，也算阅人无数了。有的人在某件事情上充满人格魅力，有的人在某个阶段充满人格魅力。可是像苏予阿姨这样，在身后让我感到人格魅力日甚一日的人，还真没有几个。
我印象中第一次见到苏阿姨，是在1972年秋天，在河南团中央五七干校，在黄湖农场的二郎岗果园。这个印象肯定是不准确的。因为晓立与我同在团报幼儿园的同一个班，当年苏阿姨肯定去接送过他。可惜我全无印象了。在那个我们只有十五岁的秋日里，苏阿姨“神奇”地来到我们面前。
第一件神奇的事情，就是苏阿姨带了一架双镜头反光的海鸥相机，主动提出要给我们合影留念。这在当时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应该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我们不仅在那时居住的大集体宿舍门前站着，还有在水塘跳板上蹲着的合影。从当年的照片里我好奇的眼神中，不难看出我对相机乃至摄影的喜爱。我后来能够长时间的坚持摄影创作，苏阿姨应该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第二件神奇的事情，是苏阿姨从北京带来一本天蓝色封皮的《英语900句》。这应该是我平生见到的第一本全盘西化的书。那蔚蓝色的封面，精巧的装饰线条和插图，反倒比其中的内容更加让我过目不忘。不仅是我，就是同宿舍的《中国少年报》美术组组长吴文渊，也好像看到了一个美丽新世界，把住在一公里多外二郎岗的他的组员、《小虎子》的创作者沈培也招来果园，一起观赏品评，津津乐道了好半天。
第三件神奇的事情，则是不久前读到张宛叔叔回忆苏阿姨的文章，才知道的。原来苏阿姨去黄湖探亲的时候，正是她历经政治迫害最惨烈的时期。她甚至向丈夫吐露了厌世的想法。这从我印象中那个衣着整洁、笑语盈盈的苏阿姨身上，是完全看不出来的。那种痛苦藏在心底，意志无比坚强的高尚情操，至今想来都令我感奋不已。
再次见到苏阿姨，是在北京出版社的原址，崇文门东兴隆街。没想到文革后苏阿姨和我母亲进入同一家单位工作，更没有想到苏阿姨已经是我喜爱的文学期刊《十月》的首任主编。当时与苏阿姨迎面相遇，母亲问我是不是还记得苏阿姨？我说当然记得啦……衣着考究整洁的苏阿姨，用颔首微笑作为回应。可能她当时要去参加一个什么正式活动，未及多聊，擦肩而过。我当然没想到与苏阿姨在1982年的这次相遇，苏阿姨还真有话要跟我说，而且这话一拖就到了三十多年后，暂且按下不表。
第三次见到苏阿姨，她早已退休，却又恰巧和我父母住进了同一楼盘，顺义东方太阳城。每逢元旦、春节等节假日，我去那里与父母聚餐，都能在会所的餐厅里碰到苏阿姨一家。虽然只是问候寒暄，但还是能听到不少苏阿姨让我感佩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苏阿姨现身说法，鼓励我母亲康复。
那是2005年，母亲意外烫伤。大伤初愈后，完全要靠自我锻炼来康复。当她驼着背在院子里蹰躇而行、经过苏阿姨家门口时，就会听到苏阿姨隔着篱笆大声鼓励的声音：“老詹！把腰挺起来！你一定能像我一样，完全康复起来的！”原来，苏阿姨因为年老体衰，胯骨、髌骨都曾严重摔伤，并做过大型置换手术。如果不是凭着她坚强的毅力刻苦锻炼，是不可能恢复到生活完全自理、行走自如的。这对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该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
除了耳闻，还有亲眼目睹。2014年，我母亲因为摔伤，住进同仁医院（她单位的合同医院）。那天我正巧在病房，碰到年近90的苏阿姨来医院看病拿药，顺道来看望我母亲。她在床头拉着我母亲的手，鼓励的话语，可谓慷慨激昂：“老詹，我们活到今天这个年龄，就是活一天赚一天了！我们什么苦没有吃过？这点小伤，你一定能够扛过去！我们要比以前活得更好……”
苏阿姨中气十足，足足讲了有一刻钟。那个场面的震撼力，直击我的心底。至今想来，宛如昨日。她是在用自己的切身感受，向我们诠释如何对待疾病、对待伤痛、对待人生！
2014年岁末，我用自己的摄影作品制作了次年的台历。想到苏阿姨家与父母家近在咫尺，就带了一个去登门拜访。虽然我与张宛叔叔和晓立在干校曾经同住一个大宿舍，但张宛叔叔对这段日子已经记忆模糊了。谈锋甚健的，反而是苏阿姨。
聊起往事，苏阿姨的深刻洞察力，于我如雷贯耳。她亲身参加了建国后北京郊区的土改运动，用自己的耳闻目睹，斩钉截铁地断言；建国后的错误既不是始于文革，也不是始于反右，而是建国后不久开始的划定成分！这种人为划分阶级、无端制造阶级斗争的党文化，祸国殃民，而且遗祸无穷！
我对现代史甚感兴趣，对于各种流派的观点异常关注。我所能看到自感最深刻的观点是杜润生提出的建国后最初的国策失误始于出兵朝鲜。而苏阿姨的观点，不仅把重大国策失误的时间向前推移了，而且内容比杜老的更加深刻。
苏阿姨谈及这一观点，是从她工作感受出发，完全没有涉及到自己的经历。直到我最近看到张宛叔叔等人的回忆文章，才知道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冠以的莫须有罪名，人生最宝贵的年华所受到的难以想象的迫害。苏阿姨这种超越小我，着眼国家兴亡的大局观，不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苏阿姨对于一件与我有关事情的清晰记忆力，更是让我记忆犹新。她提起当年《十月》刊登《苦恋》引起的风波，特别提到我当年为批《苦恋》打抱不平，还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而且她一直保留着。这真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对于那次批判我尚有记忆，可对于我写信的事情却是完全没有印象了。
我当年也可以算个文艺青年。虽然没能考上梦寐以求的中文系，但对每月母亲寄来的《十月》还是爱不释手。或许是太投入了吧，才会写了那封信。《苦恋》因为其中一句“你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你吗”而被无端上纲上线，全盘否定，横加指责和批判……今天看来不是太可笑了吗？可在当年那个改革开放初期的年代，苏阿姨有那样的政治胆识，签发这样振聋发聩的作品，如果没有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是不可能做到的。
最后一次见到苏阿姨，是在2015年的国庆节，东方太阳城会所的大餐厅里。我远远看见苏阿姨一家在聚餐，便走过去向苏阿姨问好。当时的苏阿姨明显瘦弱，但是精神矍铄……过了一会儿，苏阿姨拄着拐杖，率小兵和晓立来我家聚餐的餐桌看望我母亲，互致节日问候。
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和苏阿姨的最后一面，五个月后，她悄然驾鹤西去，为我留下了无尽的思念和遗憾。我常常问自己：喜欢写作的我，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把我那些不成熟的文字送给苏阿姨请教呢？喜欢现代史的我，怎么就没能多向苏阿姨请教一下呢？
平心而论，我与苏阿姨认识的时间不短，接触的次数特别是深入接触的次数并不多。但是在她身后，我却从未有过的怀念她。左思右想，这只能归结于她不同于常人的独特人格魅力，非此而不可能永远！
永远的苏阿姨！
作者提供本号推送，部分图片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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