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 | 余良杰：家族传承，从"进士村"到新三届

余良杰新三届 2023-04-16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余良杰，浙江衢州人，1950年生。知青插队十年，曾种田、挖煤、修桥、养猪、修公路、筑水库、种桔树、采茶叶、当民办教师。1978年9月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1982年1月毕业。历任江苏大学中文教研室主任、律师事务所主任、校办产业管理处干部，农工民主党江苏大学主委、京口区政协常委。

原题

两代大夏情

作者 | 余良杰

我报考华东师大很大程度缘于父亲的大夏情结。父亲余贤豪，字卓民，1914年生于浙江钱塘江上游一个小山村破石，1934年考入大夏大学法学院。

浙江省1978年高考五门满分500分，先通知分数后填报志愿。教育局工作的大哥良昶告诉我：我总分考了408分，是浙江省文科第34名。大哥主张我报考北京的高校。但父亲坚持让我填报华东师范大学。

（一）

父亲的大夏情结或源于家族文化。《余氏宗谱》称余氏源出夏禹，夏余同源共祖，故此对大夏天然有亲近之感。在父亲之前，堂伯父余贤伟1925年也曾就读大夏大学。余氏家族有尊师重教传统。家族在宋代出过余中，余复两位状元，中举出仕的家族官员致仕归田，兴办义学或书院反哺家族，令族人家贫也可业儒。通过科举，家族簪缨日盛。

余贤伟就读大夏大学

余卓民大夏法学院学生名册

余氏家谱记载：宋太祖开宝元年（968），福建古田杉洋村余仁椿致仕回乡，创建蓝田书院。“留田七十余亩，岁入谷八十石”，名“油灯田”，用于奖励子孙读书。南宋时蓝田书院两次聘请朱熹讲学。朱熹有《东斋志》记其事：“时庆元间避学禁，云集高弟十有八者于蓝田书院曰‘东斋’，分赴诸院施教，门人遍闽，邑东有余、李，邑西有黄、魏。诗礼传家，义方有素”（见《福建杉洋村落碑铭》）。朱熹到蓝田书院讲学后十多年间，古田杉洋村就有余隅，余亮，余飞，余日严，余及、余昭攀、余宋兴等高中进士。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更有余复高中状元。

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衢州余仁合创办双竹园义学，资助家贫学子。 “延儒崇学，江浙名驰”。《开化县志》载：“（衢州学子）赵抃未第时，溯游金溪，道经其里，夜宿檐下。仁合旦启户，一见奇之，旋即以礼相待，延入馆毂。”1034年，“厚赠金帛，遣苍头送（赵抃）试京师，得登上第”。赵抃为宋仁宗时与包拯齐名的清官。余氏家族也因双竹园义学先后有余文正、余演、余见、余祥、余子华、余宰、余鳌、余公正、余应中、余宗旦、余宗秀、余灿、余坦、余敦、余圣举15位考中进士。

破石是浙江闻名的“进士村”，破石余氏直系先祖余中是北宋熙宁六年状元。明永乐以来，人口不足千人的破石村出了7位进士、15位举人、26位贡生，75位七品以上官员。民国《衢县志》载：“（破石村）四围山绕无沃土，皆鸱踞狼嗥、酸风苦雨之境，力役之征皆免，遂有闭户攻书，掇巍科而跻显秩。”明清江南已形成科举考试产业链，买教辅材料，请名师，上名校。加上如《红楼梦》贾雨村所言“神京苦远，囊中羞素”之类进京赶考开销。家有万贯家私，才能在科举考试中稳操胜券。破石能成为进士村，不仅靠学子个人苦读，更离不开家族的扶持之力。

破石余氏历来有办书院传统，至今犹存的文昌阁，就是清代族人集资所建造的家学旧址。村里还有家族捐资设立的“文昌会”，用田租收入延请名师，奖励家贫学子。父亲就是依靠破石文昌会的资助和国民政府的“贷金”完成大学学业的。

衢州乌溪江破石村

家族重教兴学，除了资金，还要师资。堂伯父余贤伟1926年在大夏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贤伟任中共金衢严地区特派员，回家乡组织工农运动，配合北伐。父亲十三四岁就参与了贤伟在破石办的工人识字班活动。

抗战胜利后父亲辞官从贵州回到家乡，参与创办了破石乡中心学校。破石乡中心学校秉承“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理念。校门书大字：“给子千金不如教子识字，识了字真便当，会写信会记账。”办公室挂条幅：“小学教员替人民教训子女，使国家、社会进步，责任很重，事业很苦。大家对他应该特别尊重。”这些话通俗易懂，深入人心。学校对贫困学生免去学杂费用，提供各种帮助。许多乡村子弟因免收学费得以完成学业，学有所成。五十余年后，仍有学生们撰文感念破石乡中心学校校风师恩。

1940年代末天翻地覆。父亲曾打算去杭州当律师，随即发现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已经废除，大学所学的法律成屠龙之技。无奈以上海名牌大学毕业生图谋一小学教职，亦因成份和历史问题屡屡受挫，终难如愿。无奈弃耕读而效陶朱，从此离开了知识分子行列。然纵使途穷困顿至为引车卖浆之流，父亲始终抱着教育救国理念，不仅要求大哥良昶读了衢州师范。也要求我考报华东师范大学。

（二）

1937年“8.13”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大夏大学痛神州陆沉，“义不帝秦”，决议迁校。父亲正读大三，谋资世用，决意追随母校诸位宗师西行完成学业。

贵州三都县政府大楼

在那战鼓频惊的年代，父亲一度有意投笔从戎。大夏迁校江西途中，父亲曾和几名同学到八路军南昌办事处报名从军，可惜等待期间，因与友人上庐山游玩，没有接到集合出发的通知。四十年后父亲回忆当年往事，谈及去延安的大夏同学中有两人在抗战中殉国，神情语气极为崇敬。对自己出游误事未能成行深以为憾。

父亲随大夏大学一迁庐山，再迁贵阳，三迁遵义赤水。虽烽烟未静，风雨如晦，然在“战时要当平时看”宗旨下，大夏师生图金瓯之复，继白鹿（书院）遗风。皓首教授炮火中探微穷幽，莘莘学子赤水河畔书声朗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就了父亲扎实的学术根底和心怀天下的志向。

毕业后，父亲先后任贵州遵义县，三合县（今三都县）法院推事，1946年通过考试取得国民政府高等文官资格，任贵州独山县县长。先祖佳谷公在宗祠家祭的祭文中，称国民政府考试院为礼部，把取得高等文官资格比为中进士。并再三感恩大夏导师教诲有方。祭文言辞体现父亲的大夏情结。

父亲大夏情结不仅来自求学与迁校经历，更与在大夏期间收获了一段生死恋情和幸福的姻缘密不可分。

1936年父亲因大夏法学院同学介绍，结识了母亲陶学楷。母亲祖籍江西九江，外公陶伯逊192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30年代任上海联华电影公司和昆仑电影公司经理期间，拍摄了包括《渔光曲》《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和《武训传》等一百余部电影。

大夏校园就是今华师大中山北路校区。风光旖旎，景色迷人：丽娃河绿波荡漾，夏雨岛触目成趣，河畔丽虹桥，激流亭，水榭观虹，石径花光。湖石错落有致，千姿百态。芳草地杉木耸天，自然成林，碎石小径，蜿蜒入深。银杏林曲径通幽，红亭石桌，点缀其间。两个年轻人，一个风流才子，一个名门闺秀，执子之手，相见恨晚。看电影，赏音乐，谈文学，花前月下，良辰美景，很快陷入爱河。1936年冬，经双方家长首肯，遂缔婚约。

外公陶伯逊制片的电影

国难当头，好事多磨。“缘定申城”不久，父亲即随大夏大学西迁贵州。一对年轻恋人相隔万里关山，颜伤远离；鱼雁传情，书恨难通。当时上海是日军占领下的沦陷区，身在大后方的父亲无法到上海亲迎。只能频频写信与外公外婆商议与母亲完婚之事。

抗战期间沦陷区大学迁校潮带来了鹊桥相会的机缘。1938年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大力组织动员沦陷区大学迁校云贵川。1940年到1943年间上海就有交通大学、中正大学、沪江大学、上海医学院、上海法学院、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东亚体育专科学校等陆续迁校云贵川。上海交大徐家汇校园在1937年8.13后被日军侵占，转移到法租界艰难维持。次年在四川重庆设立分校，1940年位于上海租界的交大被迫接受汪伪政权管辖，不少师生愤而离校，奔赴重庆分校就读。

鲁迅说，世间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1939年长沙会战后，中日数十万大军长期对峙湘鄂赣一线，上海到云贵川需要根据政局和军事形势变化选择不同路线，转换交通工具。长途跋涉不仅辗转劳顿，而且沿途兵荒马乱充满危险。所以上海交大采取放假三个月，给教职员和学生若干路费津贴，师生根据个人状况选择不同路线抵达重庆。

当年上海大学生到西南大后方的云贵川大抵有三条路线：北路远，沿长江到湖北，转道陕西安康，入汉水，走汉中，取道川北的重庆。中路险，经浙江、江西到湖南，然后溯湘江绕道广西，从桂林经贵州入川。南路贵，经广州转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由滇越公路入昆明再到四川。交大1943届毕业生许国志教授有《蜀中行》组诗：“国破家亡日月昏，当年胡马毁千村。“思苦愁看三峡水，兵荒不见两山猿。”“倭兵高踞小河边，强索香烟不（让）上船。”“崎岖七日似登天，几见骷髅倚道边。”为我们描述了当年大学生西迁路途险阻艰辛。

桂黔公路

母亲深情媲美孟姜女，胆识比肩花木兰，决意西行。外公外婆感于母亲秋水伊人之思，加上不时听到自上海赴云贵川就学的大学师生平安抵达消息，遂有了弱女横穿浙赣湘粤桂黔六省，千里赴黔寻夫壮举。1940年，母亲与五位大学生结伴由上海前往大后方。先乘浙赣线火车到江西鹰潭。从鹰潭绕道湖南衡阳到广西桂林，最后沿桂黔公路到贵阳。

“八载烽烟山河破，神州浸血行路难。”最艰难的是江西到广西。旅程迂回曲折，一路见缝插针。小火轮，木帆船，小渔船，火车，汽车，驴车，牛车，自行车，大板车，独轮鸡公车等各种交通工具还有步行都尝试过了。道路崎岖难行，食物短缺，住旅店借宿民居山寺，经常又破又脏，臭虫，跳蚤都可以容忍，最危险的是要躲避日伪军的搜查和寻花问柳的散兵游勇，提心吊胆，不敢随便单独行动。中日两军战线犬牙交错，途中几度穿过日伪军封锁线，几次遇到风险，几个女孩躲在小木船夹层，一藏几小时不敢出来。

沿桂黔公路到贵阳旅途更是步步险境，时时危机。蜿蜒在崇山峻岭之间的盘山公路本来就过度使用破烂不堪，加上隆冬雪凇冰凌，人踩马踏车碾随处泥泞，途中几次目睹路旁摔成一堆废铁的汽车。一路上还要提防占山为王的土匪，乘火打劫的地痞流氓。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总算吉人天相，终于顺利抵达贵阳。有情人终成眷属。

父母1930年代老照片

其后数十年历经风风雨雨，父母亲始终不离不弃，携手同行。1950年代移居香港的大舅舅曾经数次邀请母亲去港，但母亲说：先人陶渊明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订婚时在神前庄重承诺：无论富贵还是贫贱都长相厮守。男人富贵时，糟糠之妻不下堂，丈夫贫贱时，女子岂能抛夫弃子。

（三）

我考大学之路颇为曲折。1966年我正读初三，文革突如其来，学校停课，不久造反派之间开始武斗。有一天衢州机械厂的工人扛着红缨枪上街示威游行，看见进城卖西瓜的农民，冲过去用红缨枪戳起一个西瓜，扛在肩上就走。老农吓得跪地求饶，我在路边正好看到，也吓得赶紧溜回家。不久大串联开始，我跑到空旷无人的学校，图书馆门窗尽毁，图书散落一地。我乘机捡来几十本大部头小说，每日躲在家中读书。

乱哄哄三年之后， 18岁的我下放到农村。生产队每天晚上集中记工分，老人散去后，一群半大小子就着煤油灯光表演手影戏。我学手影戏技不如人，遭人讥笑：“还说知识青年，有啥本事？”一激之下，我给农民讲起了汉代方士李少君发明皮影戏的故事。连带说到汉武帝李夫人的倾国倾城，李广利与西域汗血宝马，飞将军李广射虎，苏武牧羊十九年，杨业撞死在李陵碑，司马迁受宫刑等一大堆杂学。一下就镇住了这帮井底之蛙。这一开头就一发而不可收，从此常在田头给农民讲《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杨家将》的故事。最后有一批书迷每天晚饭后，带着吃食来知青点我的宿舍聊天。我也因此被农民称为“秀才”。

1970年

1969年我下乡不久，有其他大队的知青来我们寡妇桥大队玩，没有酒菜招待，几个知青趁夜到农民自留地偷菜，夜里看不清，把农民种的烟叶当成青菜偷来，结果烟叶又辣又苦，根本不能吃。第二天被失主发现一通臭骂。偷烟叶的事情过后不久。大队副书记趁我们不在，撬开门锁到知青住房搜查赃物，赃物没有找到，却在我的床头发现一本《红楼梦》。以为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要送我到公社办学习班（就是批斗会）。幸亏公社书记相信了我说的毛主席也爱看《红楼梦》，还要求共产党高级干部都要读《红楼梦》的话。我才躲过一劫。

1975年因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去石梁公社中心学校代课教体育和音乐的机会。三个月代课结束后，公社中心学校的校长对我相当满意，就推荐我到下放所在的寡妇桥小学当了民办教师。不料年终时生产队长要求我把代课期间和当民办教师的工资交给生产队买工分，我代课每月36元，当民办教师每月24元。但如果把当教师所得工资交给生产队，队上记工分，我每天只有0.38元收入。相当于要把一半以上的钱交给生产队。

我与队长据理力争，而队长根本不与我争论，直接扣下我的口粮，不交钱就不给粮食。我找到分管教育的公社副书记反映情况，希望他能说句公道话，然而当年的政治氛围是提倡一大二公，绝对平均主义。人民日报文章把工人8级工资制也作为资产阶级法权批判。我所反映问题涉及政治理论和农民实际经济利益，弄不好还会扯上在集体与个人利益，贫下中农和地主子弟之间站队的政治立场问题。公社干部哪里敢多说话，反而要我斗私批修。

我告诉无门，打算破罐子一摔两碎，不当这个受气的民办教师了。春节期间我到父亲工作的黄坛口时父子对酌，我愤愤向父亲诉苦。父亲说：“韩信有胯下之辱，张良有拾履之羞。韩信能忍，才有封王之日。”劝我不要和村夫一般见识做人眼光要放远一点，有时吃亏是福。有机会不抓住，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我听了父亲一席话，最终选择了与生产队妥协，依然在大队当小学教师，用工资买工分。农民称我是拿工分的“赤脚教师”。

当民办教师不要自己做饭，免去柴米油盐的烦恼，也有了更多时间读书。下乡十年，我阅读了大量文革期间从衢州一中图书馆里捡来的中外文学名著和杂志，也翻遍了学校订的《人民日报》上所有文章，学校图书室的一部《史记》通读了不下四五遍。熟读迁史，不仅让我在给农民讲故事时游刃有余，更令我在高考获益匪浅。1978年历史高考试卷有两道题：其一是要求写出周恩来在五四运动以前参加的三项革命实践活动。其二是问《史记》的体裁特点。浙江日报曾刊载高考历史阅卷老师的文章，提及答对那两道题的考生不到百分之一。而我那两道题应该是拿了满分。

文革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一套《青年自学丛书》，浙江省知青办免费发给知青。大队支书开会从公社领回来，放在大队小学。一直无人问津，我在大队学校期间，这套《青年自学丛书》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连其中枯燥乏味的《数学》《物理》等也反复看。也幸亏这套丛书，我高考数学才能考出 68分的成绩，否则以一个初中生老底，数学能考个20分就是老天开眼了。

1978年

1977年参加高考的考生都是匆忙上阵，我连考什么都全无概念。侥幸通过了浙江省的预考，却在正考时名落孙山。幸而不到半年还将有第二次机会。知青纷纷回城复习迎接1978年高考。我向学校请假未获批准。好不容易等到小学放假，离高考只有不到半个月了。例行的小学教师暑假集中政治学习，我无论如何也不参加了。托人带了一个请假条就回城了。

跳出农门的强烈欲望在那段时间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我每天五点不到起床，半夜十二点睡觉。正值七月酷暑，那时不要说空调，连电风扇都没有见过。况且要捉笔计算写字，也无暇摇扇子。就拿一床草席铺在地上看书。旁边放一脸盆清水，汗水模糊了视线，就拧毛巾擦一把脸。半个月下来，汗水把一床草席都浸泡烂了。

1978年7月22日高考结束。我连晚饭也没吃就睡着了。这一觉睡了整整20个小时，母亲都担心我昏迷了，几次用手探我鼻息，而终于没忍心叫醒我。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下午。

收到华师大录取通知，我急忙回城。姐姐良云拉着我到衢州市中心十字街口看大学录取的红榜，望着高悬的大红喜报，兄弟姐妹牵手相倚，喜极而泣。父亲带我回故乡祭祖，在祖父的坟前，父亲对我说：“孝之大者扬名显亲。我们家是书香门第。前清你太公汝字辈兄弟五人，爷爷佳字辈兄弟五人，两代十人有三个贡生，京师入太学读书，七个考上秀才，就读于府学。本来觉得你兄弟这一辈是没有机会读大学了，书香门第断了读书种子，没想到粉碎‘四人帮’，还有枯木逢春的一天。”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四）

77级、78级大学生的特征之一是不轻信。有过红卫兵、知青的经历，再去读萨特，佛洛依德，很多大学生喜欢罗丹的思想者。77级、78级大学生入学期间正值改革开放，华师大校园氛围相当自由。1970年代末文学干预生活，大学与社会联系紧密。纷至沓来的各种新潮思想和大事件令我们应接不暇。入学不久，很多人就不再满足于“伤痕文学”，纷纷把眼光转向社会更深层次。在中文系同学中关注最多的的是华师大1960年代校友沙叶新的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和戴厚英的小说《人啊，人！》

沙叶新1979年创作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与华师大学生颇有渊源。故事来自真实案例：一位名叫张泉龙的上海知青假冒军委高干儿子，试图开后门将自己从农场调回上海，功败垂成，以诈骗罪被抓。这件奇闻由于涉及知青返城和开后门两大问题，以及总参李达上将，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夏征农，作家巴金，歌唱演员任桂珍等一大批名人，因而成为热点新闻，在上海大学生中广为人知。

华师大政教系开设有《法律》选修课。文革结束时中国只有《宪法》和《婚姻法》两部法律及《惩治反革命条例》等若干单行条例。 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颁布了《刑诉法》。政教系学生学了《刑诉法》，决定组织一场模拟审判。选的案例就是张泉龙诈骗案。参加模拟审判的学生和指导老师都缺少刑事诉讼理论，更没有法庭控辨实践经验。在模拟审判中担任辩护人的同学，提出了一个与本案无关的问题：“假如我真的是中央首长的儿子，那我所做的一切是否犯罪？”把庭审辩论焦点引向了另一个社会热点：干部子弟特权问题。

如果在四十年后的今天法院庭审中出现这类问题，借用2009年重庆市李庄律师涉嫌妨害作证罪一案公诉人么宁事后所说：“被告人辩护跑题，公诉人对不属于指控范畴的问题不需要回应。”公诉方只需要一句“这个问题不属于本案诉讼交代”就可以应对自如。但实践中“李庄案”的公诉人在庭审中也犯了跑题错误。此不赘。

当时华师大政教系学生的模拟审判一下子被辩护人引入歧途，现场一片混乱。台下热烈鼓掌，台上公诉人无言以对，审判员也不知如何引导。这次模拟法庭从法学角度看不算成功，而从文学创作角度，“假如我是真的？”却令整个故事主题得以升华。据说在场观众有上海《青年报》通讯员，敏锐抓住此事，写成新闻稿。引起了沙叶新的关注，这才有了剧本《骗子》。

1979年8月《骗子》在内部试演反映强烈，几天之内，成为上海文艺界热点。还专门为上海市委演了一场。沙叶新说“小车来了十七部，三十年人艺没有过。演出效果正常，但没有掌声。”1979年9月《骗子》剧本更名《假如我是真的》在《上海戏剧》发表，华师大学生争相传看。其后第四届文代会期间，还专门调上海人艺去北京演出该剧。在中国剧协、作协与影协召开的联合座谈会上，支持与反对的声音针锋相对。最后中宣部部长胡耀邦一锤定音：“这个时期，我们出现这样那样的作品，归根到底都带有这个时代的特征。”

就在即将公开上演之际，新疆建设兵团十多万上海知青要求返城的社会问题激化，有人再次提出反对公演《假如我是真的》。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态度也改变了。沙叶新从黄佐临那里听到消息：这个戏政治局讨论过，争议很多，政治局决定暂时不演。胡耀邦再作结论：“如果作者自己觉得不成功，需要认真修改，那就自告奋勇：‘改不好我赞成不演。暂时停演。’”

沙叶新没有修改剧本。他说：“多少大作家都改了，巴金、老舍……我一个小编剧，没改。”《假如我是真的》最终胎死腹中，未能公演。沙叶新在华师大演讲时说：“这个剧本开了一个先例：剧本争议不涉及作者。”“同时也开了另一个先例：剧本因需要修改而遥遥无期不能公演。”

受《假如我是真的》影响，我毕业论文最初选题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理论初探》。动因就是赵树理成名作《小二黑结婚》与《假如我是真的》有很多类似之处，尤其是从文学与政治角度有不同评价以及作品面世通天两方面。素材同样来自真实案例：1943年春山西左权县横岭村民兵队长岳冬至因与横岭村妇女主任智英贤“乱搞男女关系”遭批斗，被村干部打死。

《小二黑结婚》把悲剧写成了喜剧：民兵队长小二黑与于小芹相爱，遭到双方父母的反对。二黑的父亲二诸葛私下里给二黑收了个童养媳；小芹的母亲三仙姑贪财逼小芹嫁给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吴广荣。二黑和小芹商量终身大事时，被地痞金旺等抓住。幸区长赶来，逮捕了金旺，教育了二诸葛和三仙姑，并批准小二黑和于小芹结婚。

我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课题，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朱先生说：现代文学与政治关系太密切，这个课题涉及到文学与政治不同角度对作品的评价分歧，坚持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原则，论文观点的“度”不容易掌握。最终我的毕业论文是《司马迁美学思想浅析》。

此后还有一些余波。传言：《假如我是真的》的原型张泉龙在狱中给沙叶新写信。从监牢放出来后，当了老板，请沙叶新吃过饭。还有传言说沙叶新与曾红极一时的复旦历史系教授朱永嘉有一段对话。沙叶新说希望朱永嘉写一部真实的回忆录。朱永嘉答：首先要正确，否则真实没有意义。

1982年

那时华师大提倡学生接触社会。77、78级学生多半有一定的生活阅历，接触社会的结果，往往取决于学生的“诗外功夫”。大三我选修了《民间文学》课，我们在学习委员汪济生带领下，到青浦的朱家角，商塌，昆山的锦溪，甪直，陈墓等地采风。早晨跟随早起拾牛粪的老农，一路闲聊到茶馆，询问当地民间流传的民谣田歌，民间传说。

这次调研取得什么学术上的成果早已记不得。不能忘怀的除了江南水乡风情，甪直古寺唐朝塑圣杨惠之的半壁罗汉，还有甪直小学的叶圣陶旧居。更难忘采风归来咿呀摇橹声中，同学们由叶圣陶扯到《水浒传》中的智多星吴用，以及“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贺知章。令我联想到传统中国农村与城市的人才双向交流通道。科举制度下，农村读书人中进士就成为官吏。考中秀才举人也进入“士农工商”四民中的士阶层，或外出当师爷成为胥吏或开学馆办私塾。这些闯荡城市出仕游学的文化人叶落归根，退休回到农村，并带回财富，信息和社会关系，为农村经济文化提供动力，并维持着中国农村社会秩序。

1905年废科举开学校，破坏了城乡文化与人才的良性循环。从西方传入的现代科技是工业文明的结晶。与农耕文明，田园情调格格不入。造成农村学了现代科技的知识分子大量单向流向城市。若干年后在海宁盐官镇参观乾隆年间陈阁老故居和清末民初的王国维故居，明显感受到新旧两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文化之根是扎在不同的土壤里的。

1950年开始实行城乡户口制度，进一步加剧城乡二元割裂，读书人从此“纵有故园归不得，渔樵闲话抵乡音。”改革开放后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进一步形成今日农村“993861现象”。精英的单向流失使得中国乡村社会一步步走向凋零、残破、贫困和失序。而少数遗留乡间的文人，唯有一声长叹：“如尘埋之宝剑，作沧海之遗珠”。若干年后我在地方政协会议上，就农村教育与解决“三农问题”，曾有过多次发言和提案。

（五）

华师大鼓励学生自学。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以及长达十年时间没有书读的饥渴，77级、78级大学生读书废寝忘食。华师大图书馆藏书丰富，大学期间我接连三个暑假没有回家，每天十多个小时泡在图书馆。华师大77级、78级实行学分制。课程分为必修课与选修课。所有课程在开学前一周举行免修考试。免修考试达到80分，就可以免修该课程，同时增选一门课程。修满规定学分的学生可以提前毕业。我因几个暑假不回家，从大二开始，平均每个学期都有两三门课程免修，结果到大三下学期，中文系教学秘书老师通知我已经修满教学计划规定学分总数。最后两个学期只要完成毕业论文就可以毕业了。

华师大当时有两种学制：76级的工农兵学员学制三年是大学专科，77级学制四年是大学本科。77级学生原计划1981年9月毕业，但因为恢复高考延迟半年，到1978年2月才入学。学生担心三年半毕业混淆本科和大专界限，向教育部请愿要求延迟到1982年9月毕业。

我当时因已经结婚，想提前毕业工作。又担心提前毕业算本科还是大专不明确。于是找中文系主任徐中玉先生谈了一次话。徐先生让我打个报告说明情况。这就有了沪师（80）044号文件。规定了提前毕业的三项条件：第一必须修完全部必修课课程。第二选修课修满教学计划规定学分总数。第三全部课程考核成绩达到优良。

1982年1月我读了三年半就大学毕业了。提前毕业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1982年毕业分配原则是哪里来哪里去。我是浙江省考生，而中文系77级毕业生分配计划中没有浙江省名额。负责毕业分配的老师找我谈话，动员我去江苏。我妻子汪迎香当时在浙江工作，担心两地分居，所以我不肯去江苏。提出干脆不要提前毕业了，到9月份和78级同学一起毕业。结果被辅导员陈老师训了一通：你以为毕业分配是过娃娃家？

我的提前毕业也许间接解决了从政教系转专业来中文系的吴水生同学的分配困境。1985年我因为两地分居，想调回家乡浙江衢州广电局，人事处的人说，本来我们1982年有一个大学生分配名额的，结果给金华地区抢走了。而吴水生毕业正是分配到金华广电系统。

我到单位报到时，江苏大学人事处问我：你算77级还是78级的毕业生？这个问题我至今不能回答。因为按照惯例，大学生入学年份称某某级，毕业年份称某某届。77、78级大学生同一年入学，同一年毕业，如果按照惯例说81届毕业生、82届毕业生。我应该是81届毕业生。但按照入学时间说77级、78级，虽说提前毕业，我还是是78级学生。此外虽然我的毕业证书日期写着一九八二年一月，但学位证书上写的日期却是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连毕业照我也有两张不同照片。一张与中文系77级全体同学合影，另一张是与中文系78级1班全体同学合影。这样的情况可以说是相当特殊。

提前毕业最大的遗憾是我没能参加一场正规的毕业典礼。也失去了让父母重游华师大校园的绝佳机会。每念及此，追悔莫及。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2018年5月经东海大桥去洋山港，登高远望，港口灯光璀璨，海上小渔舟追波逐浪。忽有所悟：海水运动有波浪，潮汐和海流等形式。个人命运在时代潮流中经常是身不由己。高考固是我跳出农门契机，读书才是改变命运的力量。

大学打开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外面的精彩。这是父子大夏情的根源。在饭桌上听到一个故事：有人在同学会上介绍成功经验说：刚才乘电梯时看到一个人不停地原地跑步，一个人不停地做俯卧撑，一个人不停地用头撞墙。电梯到了顶楼，主人问他们怎么来的？一个人说我跑上来的，一个人说我做俯卧撑上来的，一个人说我用头撞墙上来的。第四个人说，电梯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势，那三个人就是古人所谓贪天之功为己有者。

2018年6月

图文由作者提供本号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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