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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丨迈克尔·桑德尔：基因改良的道德标准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迈克尔·桑德尔，1953年生人，1975年毕业于布兰迪斯大学。后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并得到罗德奖学金。1980年起担任哈佛大学本科生通识课程“正义”（Justice）的主讲，此课程连续多年成为哈佛大学注册人数最多的课程。
现为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美国人文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当代西方社群主义（共同体主义）最著名的理论代表人物。主要学术代表作有：《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1982年）《自由主义及其批评者》（1984年）《民主及其不足》（1996年）《公共哲学》（2005年）《反对完美——基因工程时代的伦理学》（2007年）等，其中大部分已被翻译成德法中日等十多种文字。
原题
基因改良的道德标准
作者 | 迈克尔·桑德尔
几年前，一对伴侣（女同性恋者）决定拥有一个孩子，由于两人都失聪，并以此为傲，所以她们决定这个孩子最好也是聋人。莎伦·杜谢诺和坎迪·麦卡洛跟其他以聋哑自豪的团体成员一样，认为耳聋是一种文化认同，不是一种需要治疗的残疾。“耳聋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杜谢诺说，“身为聋人，我们觉得自己很完整，我们想要跟我们的孩子分享聋人团体美妙的一面——归属感及连结性。身为聋人，我们真的认为我们过着丰富的生活。”
两人期望怀一个失聪的孩子，因此找到一个家族五代都有聋人的精子捐赠者，后来果然成功了，她们的孩子——高文天生失聪。
在《华盛顿邮报》报道了她们的故事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众多的谴责声，这对初为人母的伴侣大感惊讶，而绝大多数的责难，集中于指控她们蓄意将残疾加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杜谢诺和麦卡洛否认耳聋是一种残疾，并且辩称她们只是想要一个像自己一样的孩子而已。杜谢诺声称：“我们不认为我们所做的，跟许多异性恋伴侣想要孩子时的做法有多大不同。”
事先设计把孩子制造成聋人是错误的吗？如果是的话，又是哪里做错了——是耳聋的部分？还是设计这个行为？为了进行讨论，我们先假设耳聋不是一项残疾，而是一个出众的特质，那么父母精挑细选想要有某种小孩的想法还有错吗？或者，是否人们向来都是用选择配偶的方式在挑选小孩，只是最近使用了新的生殖技术？
在这场聋儿争议爆发不久前，有一则广告出现在《哈佛日报》和其他常春藤联盟大学的报纸上。一对不孕的夫妻在寻求卵子捐赠者，但不是任何捐赠者都可以，她必须是5英尺10英寸（177.8厘米）高的运动健将，没有任何家族疾病，大学入学时的学术能力测验成绩总和在1400分或以上。符合广告条件的捐赠者捐出卵子时，可获得5万美元的报酬。
也许为了得到优质卵子而提供丰厚赏金的父母，只是想要一个跟自己相像的孩子；又或许他们只是希望完成一笔物超所值的交易，试图得到一个比他们更高或更聪明的孩子。无论如何，这个出价奇高的案例，没有像那对想要一个耳聋孩子的双亲一样引起公愤。没有人跳出来指责身高、智力和杰出的运动才能，是一种应该让孩子避免的残疾。然而那个广告还是或多或少留下了一些萦绕不去的道德疑虑。就算没有造成任何伤害，但父母订制具备某些遗传特质的孩子，此种举动是否有令人担忧的地方呢？
有人会辩称，试图怀一个失聪的孩子，或一个将来进大学时学术能力测验会考高分的孩子，就像自然生产一样，有个关键的着眼点——无论这些父母如何极力增加概率，还是不能保证一定能得到想要的结果。这两种尝试皆如玩基因遗传乐透彩般，受制于难以预测的变化。这种辩称同时也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不可预测的因素，让这件事的道德影响变得如此不同？假使生物技术能去除不确定性，让我们可以完美地设计出孩子的遗传特质，结果又会怎样？”
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反复思索，我们决定暂且把孩子放一边，来想想宠物。在蓄意生出耳聋孩子这个热议话题过去约一年之后，一位名叫朱莉（她不愿意公开姓氏）的得克萨斯州女人，正哀悼着心爱的猫咪尼基之死。“尼基很漂亮，”朱莉说，“它特别聪明，能听懂11个指令。”她听说一家位于加州的公司提供克隆猫的服务——基因保存和无性克隆。这家公司于2001年成功制造出第一只克隆猫[叫作CC，副本（CarbonCopy）的意思]，于是朱莉寄了尼基的基因样本和5万美元的费用给这家公司。几个月后，她收到了基因完全一样的小尼基，她非常高兴。朱莉表示:“这只猫咪和尼基一模一样，我没办法找出半点不同的地方。”
这家公司在网页上公布了克隆猫降价的消息，现在只要32000美元。要是觉得这个价格还是太高，他们再送上不满意即退费的保证。“倘若觉得订做的猫咪不够像原来的基因供体，我们将不问任何原因，全额退费。”其间，这家公司的科学家也致力于开发新的生产线——克隆狗。因为狗比猫更难克隆，公司打算收取10万美元甚至更高的价格。
很多人觉得克隆猫狗的生意很古怪。更有人不满的是，明明有成千上万的流浪猫狗需要收留，却宁愿花一笔不菲的费用来制造一只订做的宠物，实在很不合理。也有人担心，在试图成功无性克隆宠物的过程中，会有多少动物的生命在孕期当中夭折？但假使这些问题都能够克服，我们会止步于无性克隆猫狗吗？要是无性克隆人类呢？
表达心中的不安
遗传学上的突破同时为我们带来希望和困境。带来的希望是，我们也许很快就能治疗和预防大量衰竭性疾病；带来的困境是，新发现的遗传学知识或许也能使我们操控人类自身的自然状态——例如改善我们的肌肉、记忆力和心情；选择孩子的性别、身高以及其他遗传特质；或者增进我们的体能和认知能力，把我们自己改造得“比好更好”（BetterthanWell）。6大部分人至少对某些形式的遗传工程感到不安，但要表达出感到不安的理由却不容易。那些耳熟能详的道德和政治言辞，使我们很难说出改造人类的自然状态有什么不对。
我们再来思考无性克隆的问题。1997年克隆羊多利的诞生，带来了一阵对未来可能会无性克隆人类的担忧。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确实有很充分的理由值得担忧。大部分的科学家一致认为无性克隆不安全，很可能制造出严重异常和具有先天缺陷的产物（多利羊染病早死）。但假设无性克隆的技术进步到所冒的风险比自然怀孕小时，克隆人类还会遭到反对吗？就此而言，创造出一个跟父母，或是不幸死去的兄姊，亦或是伟大的科学家、运动明星或名人具有遗传基因的双胞胎小孩，到底哪里不对？
有人说，因为无性克隆侵犯孩子的自主权，所以是不对的。父母预先挑选孩子的遗传天性，让孩子活在别人的阴影下，是在剥夺孩子开拓未来的权力。基于孩子自主权而提出的异议，不但反对无性克隆，而且也反对任何能让父母选择孩子遗传特质的生物工程。根据这一异议，遗传工程的问题在于，“订做的孩子”不是完全自由的；而且即使增强有利的基因（比如音乐天分或体育能力），仍会为孩子指向特定的人生抉择，以致损害他们的自主权，侵犯他们为自己制定人生规划的权利。
初步看，自主权的论点似乎抓住了克隆人类和其他遗传工程的症结所在，但其实并不具说服力，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这个论点有着错误的暗示——不是父母订做的孩子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身体特质。然而没有人可以挑选自己的遗传基因。相对于一个克隆出来的或是经过基因改良的孩子，自然孕育出的孩子并不是一个未受特定天分局限未来的孩子，而是受到基因遗传乐透彩支配的孩子。
其次，并非所有的基因干预都是影响后代子孙的。即使关心自主权可以说明我们对订做孩子的一些忧虑，但却不足以解释我们对想要改良自己基因的人的道德上的犹豫。肌肉细胞或脑细胞等不可再生细胞（或称体细胞）的基因疗法，就可借由修复或替代有缺陷的基因来作用。当有人不把基因疗法用在治疗疾病上，而是超越健康的范畴，用来增进体能和认知能力，从而提升自己高于普通标准，则道德难题也随之产生。
这种道德上的难题跟损害自主权并不相干，因为唯有介入卵子、精子或胚胎等生殖细胞的基因疗法才会影响后代。运用基因疗法增强肌肉的运动员虽然不会把增加的速度和力量遗传给子孙，促使他们成为专业的运动员，但经过基因改造的运动员的前景还是令人不安。基因改良就像整型手术一样，是运用医疗方法达到非医疗之目的——跟治疗或预防疾病、修复创伤或恢复健康无关。但基因改良不同于整型手术的是，其不仅作用于外在，改变的不只是外表。即使增强的是体细胞，它不会遗传给儿子或孙子，但还是会产生很大的道德问题。假如我们对整型手术，和给松垂的下巴和紧皱的眉头打肉毒杆菌等行为有着矛盾的情绪，那我们也会对用来强壮身体、增强记忆力、提升智力和改善心情的基因工程更加担忧。
问题是，我们的担忧是对的吗？如果是对的，那么是根据什么呢？
当科学的脚步比道德的理解快时，就会像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一样，大家努力地想表达出心中的不安。在开明的社会里，人们首先触及的是自主权、公正和个人权力的措辞，但这部分道德词汇不足以让我们处理无性克隆、订做孩子和基因工程所引起的最大难题，因此基因革命才会导致道德上的晕头转向。要掌握基因改良的道德标准，我们就必须面对在现代世界的见解中已大量遗失的问题——有关自然的道德地位，以及人类面对当今世界的正确立场等问题。由于这些问题接近神学的范畴，现代的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倾向于规避这些问题。但是新兴的生物技术的威力使得这些问题不可避免。
基因工程
想要了解其中的原委，需要思索四个已初露端倪的生物工程实例：肌肉增强、记忆力增强、身高提升和性别选择。每一个例子的初衷，都是试图治疗疾病或预防遗传性疾病，现在却成为一项改良的工具或消费者的选择之一。
肌肉
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都愿意接受基因疗法来减缓肌肉的萎缩，或是恢复衰损的肌肉。不过要是用同样的疗法来产生基因改造的运动员呢？研究人员已开发出人造基因，并将其注射到老鼠的肌肉细胞中，使肌肉成长，并预防肌肉随年龄衰退。这预示着这个成就将应用在人类身上。主持研究的李·斯威尼（LeeSweeney）博士希望，他的发现能治愈折磨老年人的行动不便。然而斯威尼博士的肌肉发达的老鼠，已经吸引了寻求竞争优势的运动员的注意。7这种人造基因不只能修复受损的肌肉，也可以增强健康的肌肉。虽然这个疗法还没通过人体应用的许可，但不难想象，经过基因改良的举重选手、全垒打强击手、美式足球后卫和短跑选手的未来展望。类固醇和增进表现药物在职业运动界的广泛使用，表明许多运动员渴望借助基因改良的效用来提升自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已经开始担心的事实是，改造过的基因不同于药物，无法从尿液或血液中检验出来。
基因改造运动员的未来展望，为围绕基因改良所带来的道德难题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职业体育联赛应该禁止基因改造运动员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根据是什么呢？体育竞赛禁止使用药物，两大最显而易见的原因为安全和公平——因为类固醇的副作用有害健康；此外，允许运动员使用严重威胁健康的药物以提升运动表现，会使体育竞赛变得不公平。但为了要辩论清楚，我们假设肌肉增强的基因疗法是安全的，或者至少比严苛的重量训练课程风险更小，那么还有理由禁止运动员使用吗？基因改造的运动员举起多功能车，或击出650英尺远的全垒打，或3分钟跑1英里，皆让人心头萦绕着不安。但这些状况到底是哪里令人担忧呢？是我们觉得这些超出常人的奇异现象是无法预期的吗？还是我们的不安其实有着直指道德层面的重要意义？
治疗和改善之间的区别，似乎会造成道德方面的差异，不过差异是什么却并不明显。想想看，如果受伤的运动员借助基因疗法修复肌肉的撕裂伤，这没有什么不对；那么他把治疗扩及至增进肌力，从而在日后归队时比之前更强壮，又有什么不对？或许有人主张，基因改造过的运动员与未经改造的竞争对手相比，具备一项不公平优势，可是以公平性反对基因改良的论点却有个致命缺陷——一直以来，有些运动员的遗传天赋就是优于其他人。然而我们并没有考虑先天遗传天赋的不平等也会破坏体育竞赛的公平性。从公平性的立场看来，基因改良所造成的差别，并不会比先天的差异还要大。而且，假设基因改良是安全无虞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那么要是基因改良运用在体育上有道德方面的异议，那就一定是公平性之外的原因了。
记忆力
基因改良既有可能运用在肌肉上，也一样可能用在大脑中。20世纪90年代中期，科学家设法控制果蝇身上与记忆相连的基因，创造出过目不忘的果蝇。最近研究人员额外克隆出跟记忆相关的基因，将其植入老鼠的胚胎，成功制造出聪明的老鼠。改良过的老鼠较一般老鼠的学习速度更快，记忆也能维持更长的时间。例如，它们更能认出以往看过的物体，以及记住特定的声音会导致电击等。科学家在老鼠胚胎上调整的基因，人类身上也有，而且此基因随着年龄增长会越来越不活跃。但是额外克隆植入老鼠的基因经过设定后，到老了也还能维持其活跃性，且此基因改良还可以遗传给后代子孙。
当然人类的记忆力比回忆起一些简单的关联更复杂得多。但取名为记忆制药这一类的生物技术公司，强烈追求的却是增强人类记忆力的药物或是认知增强剂。这类药物的明显市场在于记忆力严重失调的患者，比如老年痴呆症与痴呆患者。但这些公司也把眼光放到更大的市场——在婴儿潮时代出生的7600万人，他们目前已超过50岁，这群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面临自然的记忆力减退。10故可治疗因年龄关系而造成记忆力减退的药物，将成为制药业的金矿，成为“头脑威而刚”[1]。
这一类的药物使用，横跨治疗和改良两个领域。在治疗领域，与治疗老年痴呆症不同，这一类的药物不会治愈任何疾病，但是可以在某个范围内修复个人以往具备的能力。然而此类药物也有完全非医疗的用途，例如：律师为了即将面临的审讯，猛背法律案件；或是商业主管急着在出发到上海的前一晚学会中文。
也许有人会辩称，某些事情我们更倾向于忘掉，因而反对增强记忆的方案。但是对制药公司而言，想要遗忘并不代表反对增强记忆力的生意，同时反而浮现出另外一个细分市场。想要淡化伤痛的打击或痛苦回忆的人，也许很快就能够借助药物，来防止可怕的事件在记忆中经常浮现、挥之不去。遭受性侵害的人、经历过战争残杀的军人，或被迫目睹恐怖攻击灾后景象的救难人员，他们将可以服用抑制记忆的药物，来减轻原本可能会终身折磨他们的创伤。如果这一类的药物使用被普遍认可，将来或许会成为急诊室和战地医院的常规用药。
担心认知能力改良的道德标准的人，指出了会创造出两类人的危险——一种有权力使用改良技术，另一种不得不使用没有改造过的随年龄而衰退的记忆力。假使这种基因改良可以遗传给后代子孙，两个级别最终可能形成人类的亚种——改良过的和天生的。然而对使用权的担忧，将引发基因改良本身的道德立场这一问题。这些情形之所以令人不安，是因为没有改良过的穷人不会得到生物工程技术的利益？还是因为改良过的有钱人会因此而失去人性？就像肌肉增强一样，记忆力增强也是，根本的问题不是关于如何确保取得基因改良的平等权力，而是我们应不应该渴望基因改良。我们是否应该致力于生物技术的独创性，来治疗疾病以及帮助伤员恢复健康？或者试图改造我们的身体和头脑来改变我们的命运？
身高
面对想要让孩子长得更高的父母，儿科医师已经开始对基因改良的道德标准感到为难。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人类生长激素通过审核，并获准使用于因生长激素缺乏症而导致高较平均矮小许多的儿童。12但是这个疗法也能提升健康儿童的身高。有些健康儿童的家长不满意孩子（通常是男孩）的身材，要求使用激素疗法，不管孩子矮小的理由是因为生长激素缺乏症，还是因为父母刚好较矮，这根本不重要。不论原因是什么，此两种情况造成身材矮小的社会后果都一样。
面对这种论述，有些医生开始为孩子开立激素疗法的处方，即使孩子的矮小身材跟医学上的问题毫不相干。到1996年为止，这类用于“未标示的”用途估计占人类生长激素处方的40%。虽然将处方药物用在未经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许可的层面上并不违法，可是制药公司不得宣传这些功效。美国礼来制药[2]为了扩展市场，近日说服食品药物管理局许可其将人类生长激素，用于预估成年身高在最低一个百分比的健康儿童——男孩低于5英尺3英寸（约160厘米）；女孩低于4英尺11英寸（约150厘米）。这个小小的特许引起有关基因改良之道德标准的大问题：如果激素疗法不必局限于生长激素缺乏症患者，为什么只有非常矮小的儿童才能使用？为什么不是所有比平均身高矮的儿童都能寻求治疗？那么对于达到平均身高可是想要长得更高，以便进入篮球队的儿童呢？
评论家称选择性地使用人类生长激素为“整形用的内分泌学”，健康保险大概不会给付，而且治疗费用昂贵。一周注射药物高达6次，为期2~5年，一年花费大约2万美元——全都为了能够长高2~3英寸（5~7.6厘米）的可能性。15也有人反对增高，认为这简直是弄巧成拙，
因为如果有人长高，其他人比照基准，自然相对变矮。除非住在沃比冈湖[3]，否则不可能每个孩子的身高都在平均身高之上。只要未经改良的孩子开始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他们就可能寻求治疗，从而导致激素的军备竞赛，而接下来每个人的处境都会变得更糟，尤其是无法负担买通增高之路的人。
但遭到反对的原因并不单单是会成为军备竞赛而已。就像基于公平性而反对生物技术改造肌肉和记忆力一样，这其中仍有引起基因改良欲望的态度和意向需要检视。如果我们的苦恼仅是因为会给穷人带去雪上加霜的不公不义，那么只要公家提供增高补助就能解决不公平的问题。至于造成的集体采取行动的问题，可以对花钱增高的人征税，用来赔偿身高权益相对受到剥夺的无辜局外人。不过，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想要生活在一个父母感觉迫不得已，非要花一笔巨款让完全健康的孩子再长高几英寸的社会里。
性别选择
生物工程的非医疗用途中，最诱人的也许是性别选择。几个世纪以来，父母都一直努力想要选择小孩的性别。亚里士多德建议，想要生男孩的男人，要在性交之前将左侧睪丸打结；犹太法典《塔木德经》则指出，控制住自己，让妻子先达到性高潮的男人，神会赐给他儿子；其他种种建议方法还涉及配合排卵或月亮盈亏等的受孕时机。如今，生物技术成功做到了民俗疗法所做不到的事情。
一种性别选择的技术随着使用羊膜穿刺术和超音波的产前检查共同产生。这些技术被改进，用来侦测脊柱裂和唐氏症等的基因异常，可是也能透露胎儿的性别，得以将性别不合意的胎儿人工流产。即使是赞成堕胎法的人，也绝少只因母亲（或父亲）不想生女孩而主张堕胎。可是在有着强烈重男轻女文化偏好的社会里，在超声波性别测定之后，便是司空见惯的女性胎儿人工流产。印度在过去20年当中，女孩的数量和每1000个男孩相比，从962下滑至927。印度已禁止使用产前诊断来做性别选择，但是这项法律绝少执行。巡回放射科医师带着便携式超声波诊断仪，走过一个又一个村庄，生意做个不停。一家孟买的诊所叙述，他们所完成的8000件人工流产当中，只有一件除外，其余的都是为了选择性别。
然而性别选择不必涉及堕胎，接受体外受精的夫妇能在受精卵植入子宫前选择孩子的性别。这个被称为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的程序是这样操作的：数个卵子在培养皿中受精，长到8细胞期（大约3天），早期胚胎在这个时候可检验出性别。性别合意的胚胎将植入子宫，其他的通常全部丢弃。尽管绝少夫妇会为了选择孩子的性别，去承担体外受精的辛苦和花费，然而胚胎筛选是非常可靠的性别选择法。随着我们的遗传学知识日渐增加，利用胚胎植入前的遗传诊断，剔除其他带有不合意遗传特性的胚胎将成为可能，比如与肥胖、身高、肤色相关的性质。在1997年的科幻电影《千钧一发》中，未来父母会对胚胎的性别、身高、对疾病的免疫力，甚至智商进行日常筛检。《千钧一发》的情节令人感到几分不安，但却不容易确认以筛检胚胎来选择孩子的性别到底是哪里不对。
一行异议在堕胎的讨论中很常见。认为“胚胎就是人”的反对者，抗议胚胎筛检的理由，跟他们反对堕胎的理由是一样的。如果在培养皿培育到8细胞期的胚胎，在道德上等同于发育完整的人类，那么丢弃胚胎几乎是以人工将胎儿流产，两种做法都等同于杀害婴儿。然而不论其优点是什么，这个“主张对胚胎或胎儿进行全面法律保护”而反堕胎的论据，不仅仅是在反对性别选择，而是反对所有的胚胎筛检，包括利用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以检测遗传疾病的做法。由于主张保护胚胎而反对堕胎的人发现了一个最主要的道德错误，即丢弃不要的胚胎，于是没有继续探讨性别选择本身是否有错的问题。
最新的性别选择技术反应出清晰的胚胎道德地位问题。位于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美国遗传与辅助生育研究中心，是一间营利的不孕症诊所，目前提供精子分离技术，让客户能在怀孕前选择孩子的性别。带X染色体的精子（生女孩）比带Y染色体的精子（生男孩）带有更多DNA；一个称为流式细胞仪的设备可以把两者分开。这个经过商标注册的方法叫作“微选”，其成功率很高——女生是91%，男生是76%。微选原为美国农业部开发用来繁殖种牛的技术，后来遗传与辅助生育研究中心向美国农业部取得了使用许可。如果以精子分离来做性别选择会引起反对的话，那么理由一定在胚胎道德地位所争辩的范围以外。
这其中的一个理由是：性别选择是性别歧视的工具，尤其是针对女性，从印度和中国令人寒心的女孩生育比例就看得出来。而且有人推测，相对于比例分配正常的社会，男人比女人多很多的社会会更不稳定、更暴力、更易发生犯罪或战争。这些是合理的顾虑，不过这家精子分离公司有个聪明的办法来应对问题。他们只提供微选给为了平衡家庭才选择孩子性别的夫妇，儿子比女儿多的家庭可以选女儿，反之亦然。客户不能利用这项科技来囤积同一个性别的孩子，甚至也不能选择第一个出生的孩子性别。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微选的顾客会选择女儿。
微选的例子帮我们摆脱基因改良技术带来的道德问题，撇开耳熟能详的安全、胚胎损耗、性别歧视等争辩。试想一下，将精子分离技术使用于一个不会重男轻女的社会，还能实现两性比例平衡，这种情况之下的性别选择就没什么好反对了吗？要是演变成除了性别以外，还可以选择身高、眼睛的颜色和肤色呢？还有性倾向、智商、音乐的才能或体育的本领呢？或者假设肌肉增强、记忆力增强、身高提升的技术，都完善到既安全又人人皆可取得的程度，那么没有人就会再反对了吗？
答案是：不见得。在这些例子中，有些道德忧虑还是存在的。这些困扰不但存在于处理的方法中，也存在于最终的结果中。最常见的说法是基因改良、无性克隆和基因工程会为人类的尊严带来威胁，这理由当然就够了，但所面临的挑战却是：说出这些技术是如何削弱我们的人性，又在哪些方面威胁到人类自由或人类繁荣的。
注释
[1]威而刚（Viagra），美国辉瑞药厂研发心血管药物失败，意外研发出性生活改善药物，并拥有专利，命名为威而刚，为公司带来名声及丰厚利润。——译者注
[2]美国礼来制药（EliLilly），成立近140年，名列财富500强企业。是全球第一家大量制造盘尼西林的药厂，极早开始运用重组DNA制造人体胰岛素，目前为全世界最大的精神科药物制造厂。——译者注
[3]沃比冈湖（LakeWobegon），一个广播节目中的虚构小镇，镇上“每个孩子身高都在平均之上”，其实不然。——译者注
本文选自《反对完美》第一章，译者: 黄慧慧 ，中信出版社 ，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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