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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少达审读
作者:王晓建
转载自微信公号方志四川
1943年,李井泉在绥德
李井泉,曾任第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长期担任要职的中国老一代领导人。“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遭到迫害,他的家人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本文记述的,是李井泉十位家人的生活轨迹。
李井泉的原配夫人名叫肖里,曾用名肖国贤、肖清华,河南省商水县谭庄镇肖谭村人。她1917年生于一位开明士绅家庭,爷爷为清朝光绪年间的武进士,曾获得“御前侍卫”的功名。父亲肖润芝,母亲李氏。肖家家境殷实,抗战初期尚有1200余亩地。
肖里曾就读于1908年建校的河南省立开封女子师范学校,她钢琴弹得非常好,又是学校女子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在当地是一位引人注目的女生。抗日战争爆发后,肖里于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离开河南去陕西,随历史学家范文澜到达延安,先入抗日军政大学女生队学习、后分到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1941年春,李井泉自前线回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经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孙志远、赵磊夫妇介绍,李井泉与肖里结为夫妇。
肖里与李井泉共同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感情深挚。他们战争年代留下的通信“延安两地书”,七十年后读来,仍令人动容。李井泉把肖里称作“我最敬爱的终生伴侣”,而肖里不仅是妻子、母亲,还是战士,无论在陕西还是在山西,都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1949年11月,李井泉、肖里在西安
1950年,肖里随进军大西南的部队来到成都,任西南革命大学成都分校教育科科长,后任处长。人们印象深刻的是,她并不依靠当时已任“正省级”高官的丈夫李井泉,从不肯动用李井泉的小轿车,自己学会了骑自行车,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1951年,肖里出任成都纺织厂筹备处主任,其时她身怀六甲,为了不影响工作,一个人搬到纺织厂筹备处居住,只在星期六才回家与家人团聚,星期天又骑着自行车返回单位。
成都纺织厂建成后,肖里出任厂长兼党委书记,不久提升为四川省轻工业厅纺织局局长。1963年,她改任四川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兼政治部主任。为改变四川工业基础薄弱的现状,肖里尽了自己最大努力。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四川省轻工业厅院里到处贴着“打倒李井泉!打倒肖里!”的大幅标语,肖里受到严酷的批斗和精神摧残。1967年3月15日,权倾一时的江青在北京对四川进京的造反派说:“你们还没有把李井泉那个地主老婆关起来?”于是,造反派回到四川后就把肖里关进监狱。历经两年的折磨,1969年4月23日,肖里在监禁中被迫害致死,年仅52岁。
1938年9月,肖里(右一)与同事在延安抗大
李井泉、肖里婚后生有六男二女。其中五个儿子的名字都有典故,均出自毛泽东的文章或讲话。长子黎风、次子明清,其名出自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讲过的“黎明风清”之语。三子巨一,其名出自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总结报告中提到的“巨大统一”。四子新桅之名,是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一个文句的缩写——“新中国的桅杆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五子在望的名字,出自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时所写的文章标题——“胜利在望”。只有六子因为在起名前就送给了老战友,其名字没有按照前面既定的思路取。
李井泉把三个儿子送给了老战友。老三送给时任晋绥野战军独二旅政委孙志远,老五送给了时任绥蒙军区政委张达志、陕北著名女红军战士申国藩夫妇,老八送给了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委第一书记张经武。这样,李家的八个子女有四个姓。在1937年八路军改编之初的六个旅中,李井泉曾任一二O师三五八旅第一任政委,巧合的是送人的三个儿子恰恰是老三、老五、老八。李井泉笑称,这是为了纪念他在三五八旅任职的历史。三五八旅是今天驻扎在浙江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集团军的前身部队之一,在第一集团军的军史馆中,展出多幅李井泉战争年代的肖像,以及他率领三五八旅一部开赴绥远(今内蒙古)大青山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文字介绍、历史照片。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届军委领导和各总部将领中,有许多位出自这支有着光荣传统的老部队。
1952年7月1日,贺龙、李井泉参加成渝铁路通车仪式
老大李黎风生于1942年,1950年随父母到成都,入育才小学读书。由于李井泉、肖里工作太忙,家中的孩子无人照顾,李井泉便把李黎风送到重庆的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家,贺龙、薛明夫妇视他为养子。1954年,贺龙离开西南到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贺龙把李黎风也带到了北京,并安排他住在贺家。
李黎风高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物理工程系,与刘少奇之女刘涛、贺龙之子贺鹏飞是同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贺龙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立案审查。1967年2月,李黎风也被抓进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监狱居留所审查。1967年5月28日,李黎风被释放后回清华大学待分配,1968年底被分配到青海省西宁市电动工具厂接受再教育。
1969年李黎风与工厂工人李彦君结婚,1970年生下儿子李放,1975年又生下双胞胎儿女,以毛泽东的名和字分别取名为李泽支、李润那。1972年,李黎风一家回到北京,为李井泉的平反奔走申诉。1978年,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赴德国治病前,批准李黎风入伍,在总参谋部一个研究所工作。1990年后,李黎风升任大校副所长,1997年退休。
贺龙、薛明夫妇
老二李明清生于1943年,在成都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航空学院。1963年在四川工作的李井泉将李明清送到贺龙家,委托贺龙、薛明夫妇照料。“文化大革命”中,李明清被殴打惨死。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贺龙年谱》这样记载:“1967年8月24日,李井泉次子李明清是北航6系2011班4年级学生,从1963年开始在贺龙家借住读书。他写了一篇题为《炮打……》的大字报,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被北航造反派组织和四川省造反派组织殴打致死。”
“文革”中曾是“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简称”北航红旗”)头头之一的戴维堤,在记述其“文革”期间个人经历的回忆录《逝者如斯》中,翔实记录了李明清“文革”中被殴打致死的过程:
1966年8月24日,北航6系(导弹系)学生李明清(李井泉之子)、赖锐锐(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赖际发之子)、孙茜玲(地质部部长孙大光之女)、苏晓前(开国中将苏静之子)等5个高干子弟联名写出了一张《炮轰……》的大字报,在为刘少奇等老干部鸣冤叫屈的同时,矛头直指中央文革。此大字报轰动北航。事后,李明清等人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门关押了一些日子,后又放回了学校。从此,李明清等人当起了逍遥派。
事过一年之后的1967年8月20日,北航红旗的成员刘天章在河南开封串联时,因支持当地造反派,被“保守派”开枪打死。不久,另一名北航红旗成员周锡坤在湖南湘乡县城被“保守派”抓住后枪杀于县城街头。北航红旗成立了数十人的治丧委员会,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会后,刘天章的骨灰放到学院俱乐部门口灵堂,北航红旗的战士们为刘天章守灵。一些炮打过中央文革的高干子女被押来跪灵请罪。北航红旗的一些学生发誓要为刘天章报仇,许多对北航红旗不满的人吓得敢怒不敢言。如果说那几天北京航空学院充满了“红色恐怖”,也算事实。
1967年8月24日,恰逢《炮轰……》大字报发表一周年。这天晚饭后,一些北航红旗的学生们自发地把几个“炮打中央文革”和写过《炮轰……》大字报的学生拉到东操场批斗,其中有李井泉之子李明清、孙茜玲、赖锐锐、苏晓前和工农子弟吴仙虎等人。当时人很多,现场很乱,没有固定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批斗过程中,发生了武斗,有些在北京航空学院串联的外地学生也参与了打人。
天快亮时,戴维堤被告知吴仙虎被打死、又有人来报告,说李明清也死了。戴维堤和学院革委会委员李某某跑到李明清宿舍,见李明清躺在床上,他摸了摸李明清的胸口,心脏已停止了跳动。同宿舍的学生说,李明清回来后,喝了许多凉水就睡了,天亮时发现他已死去。李明清有心脏病,可能是被打后导致了心肌梗塞所致。
1978年,北京市公安局抓获了北京航空学院打死李明清的两名学生,并报请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李井泉提出处理意见,李井泉作出的批示是:不追究他们的责任。
老三李巨一,1945年生。李井泉与肖里的婚姻介绍人是孙志远和夫人赵磊。赵磊在战争年代做了节育手术,没有生育能力。李井泉便将老三送给他们,改姓名为孙巨。孙志远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政务院副秘书长、国防工办副主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文革”开始后受冲击,于1966年10月去世。赵磊任北京邮电学院党委副书记。
孙巨在北京四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1980年留学美国获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回国后进入康华公司及中国科协,任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开发中心总经理。1993年入招商局集团,历任招商局集团北京公司副总经理,集团金融中心、技术部总经理。孙巨的妻子是空军总医院眼科医生赖迎利、江西籍开国上将赖传珠的女儿,也是孙志远的外甥女。
老四李新桅,1947年生于晋绥革命根据地首府山西省兴县,1962年在北京上高中,住在孙志远家。在北京四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受父亲牵连,被抓进北京市公安局“黑帮子女学习班”强迫劳动改造、揭发父母。1971年后,他回到老家江西临川唱凯公社仓下村插队落户,后来清华大学分配他到科学仪器厂当了工人。
老五申再望,小名“望望”,原名“在望”。“文革”结束后,改名为再望。他于1948年11月生。出生4个月后,即被李井泉送给绥蒙军区政委张达志(解放后历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军委炮兵司令员,中将军衔)、申国藩(解放后任中共成都市委监委常务委员、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夫妇作养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张达志、申国藩离婚,申再望跟随母亲在成都生活。
1969年,因同情二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申再望在成都获释,回到老家临川唱凯公社仓下村插队落户,当过唱凯公社艾巷大队仓下村小学老师、临川县化肥厂工人。期间,“文革”中被打倒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的儿子傅洋、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的女儿雅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女儿妞妞、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之子廖晓光、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孔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启龙之子张晓泮先后到仓下村探访作客。
1973年,申再望考入重庆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后从事科技情报翻译和外事工作。1992年,他赴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外事部处长,后任四川省对外友好协会副厅级巡视员。申国藩晚年多病,申在望尽心侍候照料,直到申国藩101岁病逝。中国有句老话:“久病床前无孝子”,可申在望却被公认为久病的养母床前的真正孝子。熟人们说:假若没有申在望,申国藩老太太恐怕跨不过百岁的门栏。
张达志
李大蓉排行老六,是李井泉的大女儿。1950年5月生于成都。1968年,她和五哥申再望为躲避迫害逃到重庆,后又逃到武汉,躲在七姨肖炎家达两个多月,后被造反派发现他们的身份,遂逃出武汉,逃到河南郑州,隐姓埋名,躲在一个铁路工人家打工。同年回到成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迫在学校劳动改造。
解脱后,她回到父亲的老家江西临川县唱凯公社仓下村插队落户。随后,五哥申再望、四哥李新桅,弟弟张华川先后从劳改队释放出来到仓下村落户。原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的女儿廖晓元也来此插队劳动。
1973年,李大蓉考入江西医学院医疗系,1976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宣武医院。先后担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1990年9月至2005年3月任宣武医院教育处处长。
前排左起:王蜂,涂则生,廖志高,孔俊彪、高德西
李力清排行老七,是李井泉的次女。她1951年生于成都,1969年随哥哥、姐姐回到父亲的老家江西临川唱凯公社仓下村插队落户。1973年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历任中联部非州局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曾在中国驻博茨瓦纳使馆和中国驻印度使馆工作,分别担任一秘和参赞。她曾留学英国约克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又到美国耶鲁大学当访问学者。曾被派到山东淄博市桓台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
老八张华川,195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当时,张经武还在西藏首府拉萨,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委第一书记任上。张华川出生前,因张经武、杨岗夫妇婚后只生过两个女儿,没有儿子,故肖里与张经武的夫人杨岗开玩笑约定:这次假如生了儿子就归张经武。老八一出生,李井泉、肖里夫妇就致电西藏:这个儿子归张经武,暂由李井泉夫妇代养,并听任张经武按客家人辈份起名字。张经武、杨岗夫妇随即给这位没见过面的养子取名张华川。
1954年,张经武奉命陪同十四世达赖喇嘛进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路经成都时,李井泉、张经武将张华川做了交接。这样,张华川随同养父到了北京。1955年,张经武被授予中将军衔,在北京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上唯一一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主任,后又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
“文革”中,张经武夫妇因所谓参与贺龙“二月兵变”的问题被关押。狱中的张经武向专案组绝食抗议而饿死。杨岗被关进秦城监狱长达五年。张华川被抓进北京市公安局“黑帮子女学习班”强迫劳动改造。
1971年后,张华川也回到老家江西临川唱凯公社仓下村。1973年,李井泉在毛泽东的关怀下解除了监护,恢复了国家领导人的待遇,张华川考入天津南开大学。
痛别养父张经武后,张华川立志编写一部记述养父生平和业绩的书。经6年不懈努力,一部受到各方面读者好评的画册——《张经武与西藏的解放事业》出版面世。从2006年至今,该画册的汉文版再版,还陆续出了藏文版和英文版。这部图文并茂的书,不仅清晰地展现了张经武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首任代表为祖国统一立下的历史功绩,而且使读者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全心全意为西藏各族人民服务的,感受到西藏在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后翻天覆地的变化。
李井泉的第二个夫人叫杨荫梧,解放战争期间在晋绥根据地绥东县委工作。其原配丈夫侯作桂是李井泉的老部下,抗日战争初期参加李井泉任司令员兼政委的大青山支队。侯作桂于“文革”中被批斗致死。“文革”结束后,经大青山支队老部下介绍,1977年3月,李井泉与杨荫梧结为夫妻。杨荫梧陪伴李井泉12年,直到1989年4月李井泉病逝。
李井泉家人的际遇,虽是大时代的小故事,却也能反映一位政治家的侧面,折射一个时代的缩影。
(作者王晓建,著名军史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参兵种部大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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