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作者：梅志
原载《大地》2000年10月
老编的话：今年五六月，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65周年。本号陆续选刊几篇有关胡风案的旧文，以志不忘。
青年时的胡风和梅志
1955年5月17日我和胡风分别被押出了北京太平街的家，被公安部收容审查。从此十年来，除了审问员向我提到胡风时我才知道他还活着外，其余我对他一无所知。 审问员提审我时，我才了解到他们已经将一些问题上纲上线了，到了吓人的程度。我一句也答不上来，因为这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他们说我包庇胡风，是死不悔改的反革命。这倒使我安心了，如此看来，胡风没有胡乱承认强加的罪名，没有胡乱往脸上抹黑，甚至没有像舒芜一样巧妙地嫁祸于人。我认为这都是可耻的行为，因此我虽为此挨骂，心里却泰然。 我在秦城监狱关了不到6年，1961年初我母亲病逝，停尸太平间，监狱这才放我回家料理丧事。我母亲是逢三年自然灾害营养不良，加之有病得不到治疗去世的，她老人家朝思夜盼希望在临终能见到我这个大女儿一面。这时候我的小儿子正在读初中，女儿两次考大学都因政审通不过呆在家中。我想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再放弃这个风雨漂摇的家了，我就向公安部请示，幸好他们允许我不再回看守所，由街道监管。 我有了相对的自由，我打听胡风的下落，急于和他见面。我几次向公安部提出要求，但领导不允，甚至也不让我送任何东西给他。直到1965年，我受到老朋友的鼓舞，又找领导恳请与他见面，有关方面这才答应我可以送东西去秦城监狱。 十年，整整十年了。当我看到从大厅阴暗处向我走来的黑影似的他时，我只有眼泪和锥心的痛苦。准备了一肚子的话，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他开始有点儿茫然和惶惑，互相对望了一会儿，他才一把握住我的手。是那么有力的一握。 夫妻十年，生死两茫茫，见面却说了这样两句生硬的话。但是我那霎却满足的不得了。旁边还有一位同来的公安人员，这时，我记起了孩子——过去他只要一谈起孩子，心情就会变好。如果见了小儿子，他会将儿子举得高高的——而现在我只能说：“孩子们都向你问好。” “晓山明年就高中毕业了。晓风没考上大学，当了农业工人……” 这次让我和他见面，是交给了我使命的，要帮助他认罪。我只好硬着头皮说道“孩子们都希望你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家……” “什么好好改造！你说我应该怎样改造？关在独身牢房里这叫改造吗？”边上有公安人员，他还这样说话，他是个不顾忌的人。我低声说检查检查思想嘛。我真怕他要生气、发火，奇怪的是他倒默默地听着，没有反驳。突然他打断了我的话，抢着告诉我:“我在这里写了不少的诗——啊，不是写，有给你的，也有给孩子们的。我念给你听。 “关于你的，我命名为《长情赞》，内中有一节，‘度穷操教职，见幼似逢春；世道常艰险，民情意喜惊；能栽玫瑰美，难买面包真；神话还童话，曾修不老心’，一共是十节。给晚风的我命名为《善赞》，给晚谷的我命名为《诚赞》，还有给小三子的，那叫《梦赞》，里面有这么几句：‘心纯如眼亮，稚子净无猜……晚饭刚刚吃，前门急急开；不知刑警到，当作客人来……’” “不要难过！我还有一首《勿忘我花赞》，我念几句给你听。‘勿忘花远虑，顾后为瞻前。退休非退化，不改一心虔；战斗情尤切，追求兴未阑；工耕防浪费，创造戒空谈……誓尽传真责，倾诚告接班……” 他正念得高兴，那位监视我们的干部忽然发出了命令：不要念了。他向我摆摆头，就站了起来，凛然地准备走。我体会到他受辱的心情，他仍像过去一样坚定、自尊，不为强权所屈服。 “我给你带来了饼干，还有一袋葡萄糖、一罐苹果酱和巧克力。你饿的时候，没精神的时候，可以吃点儿。啊，你还需要什么？希望你能注意身体，好好地锻炼。” “好，好的。下次给我带书来，吃的有没有无关紧要。我要开个书单子，你能为我买吗？不过，太贵了就不必买。” 一个月后，我又向公安部提出了探望申请，过了将近两个月，直到盛夏时候，我才又一次见到胡风。这次，我带了一大捆《马恩全集》，还带了女儿给他的一封信。 这次见面没有管理员在场，因此说的话随便一些，有点像在家里。我将孩子们的近况告诉了他，还将晚风的信给了他。他一读信就火了：“什么话，要我向溥仪学习！溥仪是什么人？是封建皇帝，靠残酷剥削人民的钱财长大的，甚至还帮助日本人欺压本国人民，一直过着腐朽没落的生活。政府不咎既往，帮助他改造成新人，是党和人民的宽大。我能和他一样否定自己吗？我靠拢党，学习马列主义错了吗？我何尝不知道大帽子底下过关的诀窍，应该臭骂自己一顿！但那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对自己不负责！我能这样做吗？” 我跟着他就是看中他那身硬骨头。但是，为了孩子们，我不得不说些违心的话劝他。 他说得很激动，又像过去与人争论时那样。我赶快说：“你不要动气嘛，孩子也是好意。” 他似乎还想再说下去，我感到在这种场合让他发脾气说出心里话太危险了，就赶快设法岔开，忙说：“今天我把日译《马恩全集》带来了。那两大捆书真把我累坏了。”我说了说路上的情况，说着说着心里就不是滋味。我不由得对他发了一通牢骚。 他抱歉地问我：“你身体还好吗？我看你瘦得很，气色也不好。” “身体嘛，去年害神经衰弱症，老是失眠头晕，吃药也不见好，后来学打太极拳，就好了，也能安睡了。上次我给你的太极拳图，你在室内天天打吗？要锻炼身体，我觉得身体好是最重要的。你还需要什么？下次我好带来。” “吃的我不需要，只要一瓶辣椒油，有时菜难以下咽，加点儿辣椒油就可以了。我要的是书。不知你看了些什么书？有好的可以介绍给我，我要的书你也可以先看看。每次少带几本，以后我们就可以谈读书了。” 我本来想说：“你真是个书呆子，到今天还在吟诗，还要谈读书！”但我不忍说出口。他的一生就是热爱文学，尤其执著于诗，是它们支持了他的精神和生命！而我现在的生命支柱就只有他和孩子们。 管理员的头伸进来了，我知道应该走了，就又嘱咐了他几句。他用力地握了我的手，和我告别。 第三次见面已是深秋时候了。我带了早已买好的辣椒油和几本他想要的书。 这次仍是让我们两人单独在接见室对坐谈话。他已换上了深蓝色的对襟长袖布衣裤，里面露出了毛衣。那是我的一件米色毛线外衣，现在穿在他高大的身躯上是那么局促。原来是他被捕后，有人来我家中为他取衣服，我母亲和小儿子弄不清，就将他的毛背心连同我的毛外衣交给他们了。我不由得心里难受，摇头叹气。 他倒自我解嘲地笑笑说：“挺好嘛。我将它穿在最里面，就能经常和你在一起了。” 这一次见面时间长，就谈了十年来的一些酸苦！我未说泪先流：“那一夜你被抓走，天微明我也被带走了……你精心为我们经营的小四合院早已拆掉了，在那上面盖了大楼。我们被迁到一处破旧的大杂院里，那里连顶棚都破了。母亲就是因为受冻得了肺炎而死去的……” 他也跟着我流泪……后来我问他狱中的情况。他说:“唉！生活上倒是很照顾的。审了有几百次吧，但是审来审去也没审出什么大问题，我自己当然不能乱给自己扣帽子。我想也不过如此了，要真能枪毙我，倒也安心了。使我心情不安的是，你们为我受拖累受苦，还有一些风华正茂的朋友们因为我不知在受着怎样的磨难呢！我从来没有为个人打算过，名和利不是我所追求的。我将三十万言上书中央，是心胸坦荡的。不管怎样，我愿意接受党给我的最后裁决。也许对我的结论我可能看不到了，但我是唯物主义者，我相信历史。但你要有最坏的思想准备。” 不知不觉地，天灰暗了，我一看表已四时多了，便对他说：“天黑得早，我该走了。” 他说：“你走吧！下次来不要带书了，我预感到可能会有什么变化。”我看他凄苦着脸，蹒跚走着，怕他心里难过，就在他背后说：“不要难过，母亲活了八十多岁，也到了天年。不要自责了。只要我们现存的五口人都安好，这个家就破不了！” 11月初，我得到公安部来的电话，要我去找一位女同志。见面后，她给了我一张对我不起诉的通知书。里面罗列了我的罪状，如帮助胡风从事《七月》、《希望》和希望社的工作，后来又为他抄写“三十万言”等等，属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因在押期间表现尚好，特不予以起诉(大意如此)。同时，发还了属于我的两大捆书籍及手稿。 我表示衷心地感谢党。那女同志说：“胡风顽固得很，至今不认罪。那我们就得用别的办法了。” 所谓别的办法就是定罪。冬天来了，我去给胡风送棉衣，就劝他提高到原则高度来认识，检讨自己。他瞪大了眼睛，冷冷地对我一笑。我低下头，眼泪像落雨似的掉下来。他又于心不忍，说：“唔，这个我知道。判我刑吧，就是杀我的头我都无怨！你不要害怕，没你的事。是我连累了你，你只是一个听话的妻子，我对你是有罪的……” 分手时，他严肃认真地拉住我的手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都要坚强地挺住。可能要判我刑，那也没什么。你给我准备一身厚棉衣裤，要粗布的。”他指指身上穿的粗针大线、一拉就要开口子的棉衣：“这是不能在户外过冬的。”
两三天后胡风的判决就来了。法院来人亲自将判决书交我一份。前面是起诉书的重复，后面才明确地写着：“判处被告胡风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天起的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一切既已如此，我还说什么呢？我定了定心才说：“既然是人民法院判决的，那也就是党判决的，还有什么可以上诉的……我想，他也不会要求上诉的。” 判了刑当然应该送到劳改队去劳改了。我买了些青布，准备为他做厚的棉衣裤，还买了绒衣绒裤……这样一忙活，我的心情倒平静多了。我又给公安部去了一封信，询问他将被送到哪儿，我准备带些衣物去看他。 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传唤电话，是公安部一位同志来的，要我立即去。我见到一位负责同志，他说：经上级研究，我们不打算送胡风去劳改。让他回家，怎么样？” 他可能看出了我的惊讶和不相信，说：“我们党的政策，向来是宽大与严惩相结合嘛！我们还要为他创造改造的条件，这就需要你和我们合作。”
1949年前胡风和夫人梅志与孩子一起
1965年年末一天，早晨八时光景，公安部来车接我到秦城，将胡风接回家，算是结束了他在秦城监狱的十年生活。 回到现在只有我们两人的小房间里，我倒有点儿对他感到生疏和不知所措了。他紧紧地拉着我的手，用颤抖的声音说：“我对不起你们，我欠了你们还不清的债。我葬送自己的后半生是活该，但葬送了你，拖累了一家……” 过了元旦就放寒假了，我大儿子从南京回到家里度假。我们一家五口经过了十年的思念和长期的苦难，今天总算在同一个屋顶下团聚了，并且还过了个难得的团圆年。 胡风出来后不久，公安部就安排我们到几个地方参观，算是让他接受现实教育吧。我们参观了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石景山钢铁厂、清河制呢厂、机床一厂、国棉三厂等。我们还看了电影《东方红》。 我们正沉醉于春节的热闹喜悦之中，公安部那位负责的同志前来通知我们说：要我们去四川安家。又把我叫到小屋里，跟我说：“你要听话，这是组织命令。我们会对你们一直负责到底。” 胡风认为这是把他发配边疆，但他是监外执行的犯人，又不能违命，所以十分痛苦。孩子们还留在北京。我陪他去成都安家。 l966年2月15日，我们一家人在车厢里要分别了。我忍不住哭了。仅仅两个来月的全家团聚，就这样结束了。何时能回来？何时能再见到孩子们？小儿子为了安慰我，表现得很高兴，直说：“妈妈，一放暑假我就立即去看你。你们一切放心吧！” 天府之国的成都是个好地方，但带着破碎的心，我们是无法领略它的美好的。在为我们准备的不算小的独院里，除了监督我们的两三位干事外，见不着别的人，我们必须在这里度过胡风的最后三年刑期。我的责任是照顾好他的身体，当然还得尽量使他过得愉快。我想，最好的办法是鼓励他工作，让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买了稿纸让他把在狱中默吟的诗全部写了出来，他还想写一本有关曹雪芹的书。不巧，图书馆正在内部整理，不对外开放。我们查不到资料。他们还让他玩了成都市内的一些名胜古迹。虽然这里没有我们的朋友亲戚，但是我们带了好多书，闲时候就看，日子过的倒也平静。这里生活费用便宜，四季都有新鲜的蔬菜，能在这里改造思想、修身养性，应该说是很幸运的。 这一点使得远在北京的聂绀驽夫妇都十分羡慕，甚至想来此与我们为邻。其实这仅仅是暴风雨前的平静。不久，报上就开始了批“三家村”，连我们住的背街上也经常召开批判会，贴上许多大字标语，很有点儿1955年批判我们时的架势，我们开始害怕。毛主席又提出了“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号召，看得出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正在这时，公安厅的负责同志又来催促胡风写思想汇报，并且要我尽快去文化局报到。我本想找一个保姆来照顾胡风的生活，好让我去上班。负责的处长却说，找不到保姆。同时奇怪胡风怎么连饭都不会做。这些我是无法和他说清的，只好按照胡风的意见，向上面请求暂不去上班，公安厅总算允许了。 我们可以到城内各处去游览，也可以到街上去购买日用品。劳改局还派了一位干部陪着我们。我们游武侯祠时，顺便到旁边的四川大军阀刘湘的墓地去参观，在那儿的一棵大铁树下照了张合影。胡风说，这树有性格。它不以开花来逢迎游客。我是希望看到铁树开花的。 到六七月间，成都就来了“红卫兵”。红卫兵和各种战斗队在大街上穿梭似的跑来跑去，许多机关都被大字报贴满了。他们通知我们不要再出门。 但我还是亲眼看到了皇城门口的那两个大红石狮子被人用铁锤砸了个粉碎。一个造反派说：“吓，你这帝王将相的看门狗，我们就是要彻底把你打烂！”我还看到红卫兵将从上海来的妇女的烫发和小裤脚剪去。北京的小儿子来信了，说他今后不和我们通信了；西安的大儿子也来信说今后不再和我们通信；就只有当农业工人的女儿还给我们写信。显然，“文化大革命”已深入到各家各户了。 公安厅的负责同志来找胡风，，要他写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尤其是要对30年代时的文艺领导提出揭发材料。他写了一篇对“文革”的表态，说明自己的所有文章都应该烧毁。而对当时的文艺领导(“文艺黑线”)，他只声明：如果中央愿意了解文艺情况，问我，我一定赤诚地回答；如果仅仅是要我个人写什么揭发材料，那我没有这身份，我只愿老老实实地服满刑期，决不说什么话。这样，他就和上面闹得非常之僵，甚至挨了管我们的处长的斥骂。不过，胡风的那份犟脾气并没有因关了他十年而变得驯顺起来，他向那位处长提出抗议，还为此生了很大的气。 这些情况都使得我非常为难，非常担心。除了劝解他外，我能尽力做到的只是买点儿他喜欢吃的菜，有时让他喝上一杯四川名酒解解闷。
当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出版物
就在9月初的一天，我们得到通知立即收拾铺盖行李到别处去。胡风要我带点换洗衣服和一床被子就行了。天全黑时，来了一个人，看看我们的东西，说不行，应该带毛衣，最好是小棉袄，被子还要多带。我们坐在堂屋里一直等到晚上十二点，公安厅负责同志来了，才开始出发。 门外停了一辆改装的吉普车，从后面车门跳下两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先将胡风押上车，我随后坐在他的对面，老冷(一干事)坐在他的前面。这样，他就夹在了解放军和老冷之间，负责同志和司机坐在一起。 不知走了多久，只感到身上越来越冷，感到车子上坡下坡地在山间转悠。到底把我们送到哪里去？我不敢问。在黑暗中，我伸手去拉胡风的手，看他冷不冷，他的手冰凉，但他还是握住了我的手。后来，他轻声和老冷说了句什么。只一会儿，他突然站了起来，扑向司机台，要和那位负责同志说话。这可了不得啦，守着门的两位解放军一下子都举起了枪，如临大敌，真把我吓了一跳。幸好，负责同志马上叫了“停车”，并说让我们下去方便一下。我才知道，胡风这是由于前列腺有病，憋不住了想要小便。 车子又不知翻过了多少山头，颠颠簸簸地直向前开去。天快亮时，我们来到了芦山县劳改局的苗溪茶场。还让我和胡风单独住在一间房里。下面有一间小瓦房，住的是看管我们的老冷。这儿四面环山，因这里庙宇多，本名庙溪，夏天各地的绅士地主们坐轿上山来这里避暑，现在改名为苗溪，那些庙宇已多半改为茶场办公的地方，四周的荒山也被开垦出来种茶和种果木了。 说好了让我们到一队(果园队)去打饭吃，优待我们吃小厨房的干部伙食，自己花钱买饭票。这样，吃的问题解决了。不过，胡风自从来到这里就食欲大减，头痛，情绪也不好。我勉强拉他出门到附近山上走走，他也打不起精神，只想躺下，顶多看看老冷拿来的报纸。一二十天过去了，他越来越没精神。 我想和他说点儿高兴的话，他向我摆手说：“让我安静吧。” 最后，他终于躺倒不起，连稀饭都不想吃了。这时，老冷才找来了医生，开了点儿药，但病人仍叫头痛、头晕。后来，又来了两三个医生，说是感冒并且血压仍不正常，开了点儿药，还叫我多给他喝水，最好是果汁。我请老冷去城里给买些水果，他买了些梨来。梨个大而多汁，正好用它榨汁。他内热，嘴皮都是干的，梨汁他倒爱喝，只是仍不想吃东西，光喝点儿粥汤，人软弱得几乎坐不起来了。 一天夜晚，他忽然说要大便，我赶快扶他坐在痰盂上。他没解出来，就用双手撑着想站起来，口里一边说着：“怎么起不来，起……”身子就往一边倒去了。我一把扶住他，叫他别用力了，由我死劲拉了他起来，勉强把他扶到了床上。他头一沾枕头就像是睡着了。我感到这很不正常，就坐在一旁望着他，守着他。 他躺在那儿是那么地安静，一点儿声音都没有。我心里不由得一阵紧缩，他不要就这样去了。我一把抱住他的头，亲看他的脸，才算是听到了轻微的呼吸声。这时，窗外透进一线光来，正好照着他的整个脸部，那高高隆起的鼻子和深陷的眼窝。深深地印在我心里了。 第二天，老冷弄来了一副竹制担架，把胡风送场部医院去。我们住进了两个人一间的干部病房，胡风仍是昏迷不醒。半夜里，忽然有人敲门。一看，是场长领来一个穿白大褂的女医生，场长告诉我她是专区医院派来的。她给胡风做了仔细的检查，说是轻微的脑溢血加上受寒、消化不良等，她打了一针就走了。第二天上午她又来复诊，这时胡风已醒过来能说话了，他对他们一再表示感谢。女医生说千万不能让他跌跤，因为他血压仍偏高。 我按照医生说的，定时给他擦洗身上，好好护理他。第三天，他能吃东西了。我就托老冷赶场时买了一只鸡炖汤下挂面给他吃。第四天正好是国庆节，他想听听北京天安门庆祝活动的实况广播。不知是这里距转播台太远了还是收音机不好，只知道林彪在讲话，但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 住了这么四五天，院长就叫我们出院，说找人把他背回去。一百三四十斤的老人让人背回去，我不放心。但看来又非走不可了，我就找了一根竹杖，扶着胡风在院内练习走路。幸好，发病时他没有倒地，手脚都没受影响，只是眼睛看不太清了。这没关系，我可以扶他走回去。 这里雨后的泥路真是难走，像搽了油一样。我扶着胡风，踩着前人走过的脚印，一步一滑，我们总算平安地到了“家”！
胡风平反后《三十万言书》得以出版
山区的气候变化无常，山谷里一刮风就冷得很，而太阳底下却暖和得很，老乡们脱去棉衣，光着膀子捉虱子。我在北方住了十多年，对这种气候很不习惯，经常感冒咳嗽。胡风倒比我还能适应，没感冒，就是老说眼睛前面有雾似的，蒙蒙一片，远处就看不清，一两个月后才渐渐好了。 元旦后不久，新任所长来找胡风，拿了一份《人民日报》。上面有姚文元的文章，他问胡风读那篇文章没有，胡风说大略看了一下。其实他看得很仔细，上面画满了蓝铅笔的道道，我不得不将这份报纸藏了起来，怕他为此又闯祸。 这一来，胡风可忍不住说了：“姚文元的评论我不同意，尤其是把我和周扬拉在一起，说什么‘一丘之貉’。这不是事实。我和周扬在理论上有根本分歧，‘反周扬’是我被判刑的罪名之一。他怎样评周扬我管不着，我没有资格写感想，我是犯人……” 春节快到了，我们两人都彼此隐瞒着思念亲人的痛苦。我忙于采购过年的食品，怕他一人在家更难过，就特地留下工作给他做，要他把鸡杀了并拾掇干净，他像写文章一样仔细地把鸡弄得白白净净。 1967年的春节，我们两人还饮了几杯葡萄酒。不久，又通知我们搬家。新建了一个院子，我们住的是大院旁边的一个小院，有两间屋，还有厨房。不过，在厨房里做了饭得从大院里穿过才能送到我们屋里，这很不方便，我就提出愿用小炭炉在房门口烧饭吃，算是被允许了，从此我们开始了自炊自食的生活。我还能到场部食堂去打饭菜，但要爬一个大坡，很不好走，我轻易不去。 春来了，我们把院子开出来，准备种菜。我和他花了一周的时间翻地、拣石头，总算开出了一畦畦的菜地。这时，我才知道，胡风会种地，并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原来，他从小在家里就是参加劳动的。五六月间，种的菜获得了丰收，我们虽然花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但也从中得到了不少的乐趣。 秋天后，这管理所解散了，我们的学习甚至生活都无专人管理了。胡风很天真地认为他的问题快解决了，可能提前释放呢。 这种不明不白的情况一直拖延到1967年底，一天忽然来了一批人，宣布要他立即去成都。他当时很乐观，还暗中告诉我一定是要解决问题了。但是，来人要我为他准备过冬的棉衣和厚的被褥，我感到了情况并不是那么好的。胡风临行时握着我的手说：一定要坚强，不要失望，一切都会好的。我也就报之以笑容，高高兴兴地送他出了门。到门外，我看到公路上，在他坐的吉普车后面跟着一辆载满了解放军的大卡车，我知道情况很不妙。 直到来年6月，茶场基建队插上了造反司令部的大旗，我成了他们首要的专政对象。从成都来了一批红卫兵，从他们口中我才得知胡风已被收监。 红卫兵们抄了我们的家，封了我们住处的门，我被安排去医院劳动。一两年后，又让我去劳改二队劳动。直到1973年，我才见到胡风，是分别了五六年后在大竹第三监狱重逢的！ 我从劳改的地方坐了三天车才来到胡风的监狱，在那阴森的小巷，不知走了多久，才到了一个小院。又不知过了多久，我被送进了另一小院。那是一排三间房，进门第一间是杂物，第二间搭了我们的大床，最后一间是厨房。迎面可是一堵五米高的墙，如果关上小门，我就在夹墙中了。干事对我表示优待，说不关门。屋里虽然电灯雪亮，但小天井里的青苔和四周墙壁发出的霉气和阴气，使我如置身在无人住宿的古庙之中。将电灯一灭，后窗里透进的蓝幽幽的路灯光，真使我不寒而栗。第一夜我是睡在我们共睡过的大床上，我想着他，似乎他高大的身躯就在我旁边，我有一种得到了保护的感觉。 第二天上午我见到了已经五六年不见的胡风，他侧过头望了我一眼，毫无表情。他们叫他跟我走，他站了起来，佝偻着腰，从那张大脸上我找不出一点儿过去的形象，我都惊呆了。 他踉跄地走着，留下铺盖卷在那儿。干部们很尴尬，我弯腰扛起了铺盖，带他回到了小院里。干事说：今后你们就住在这里，生活用品我们会供应你们的。还特别对我说：你的情况不同，可以要求上街的。 又是我们相对而立的时候，我看清了他的面容：不仅是消瘦，连那两颗过去闪闪放光的眼睛，现都被耷拉着的眼皮遮得几乎看不见瞳仁了，那脏破的黑大衣披在身上，他像是从破庙里出来的又老又脏的和尚。 他对我说：“让你来和我一同受罪，一同受审，我该死，我该死……”说着说着，他就想用手打自己。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他顺势就跪在地上。我止不住失声痛哭，他却呆呆地望着我。这时，干事走进来，他倏地站了起来，干事命令他以后不准吓我，他低着头毕恭毕敬地站着答应。一个一辈子昂首挺胸活着的人成了个痴呆儿。 我忍不住又大声哭了，他赶紧捂着我的嘴：“你不能哭。干事听到了，要加我的罪的。”那惊慌失措害怕的样儿，使我明白他现在的脑子里已经混乱到了不能控制自己的地步了。我只有克制住自己，慢慢将他拉回到现实世界里来。 这一天，他帮我做家务，吃着我从成都带来的鸡蛋和腊肉。这些他五六年没吃到了，他说连见都没见到，开始简直不敢吃，说会加罪的。我只好说：“这是我的，我要你吃的，有罪我来承担。” 后来我才知道，他在1970年初被带着手铐从成都押到这里，一路都是住的监狱。到这里后，才由四川省人保组向他宣读判决书，改判无期徒刑，并不准上诉。罪名之一是“关押期间书写反动诗词”；罪名之二是“在主席画像上写反动诗词”。 我来的时候，办公室干部曾和我谈过话，告诉我他有病，让我来照顾他。但我可不知道他得的是这种病，这病是应该送进医院去治疗的，怎么将他交给我？当天的深夜，他的病就发作了。他突然要起床，说是有人要来带走他，还握手和我告别。我将他按下躺着，抱着他的头，像哄孩子似的抚摸着他的大脑袋，轻轻对他说：“什么也没有，我在这里，不用怕。”他总算安睡了，像过去一样安睡了。 我可睡不着了，直到天快亮时才迷迷糊糊地睡着。醒来只见他一人坐在椅子上靠着他带来的铺盖卷。他见我醒来就说：“我可能就要走了，希望你别跟我去。那不知是什么地方，可能是水牢，刘文彩的那个，也可能是……”他说得那么认真，那么有把握，我就说：“那就等着吧。我去做早饭。”后来我说要给他拆洗被褥，他才将那铺盖卷打开。 打开一看，我的眼泪就止不住流了下来：那棉絮已成了破鱼网似的大洞小洞，有的他用线缝过。我为他缝的红绸被面，那更是丝丝缕缕了。 他总是一个人呆坐着，要不就急匆匆地写交代材料，还不让我看。我还是偷着看了一两次，都是一些无法想象的莫须有的“罪状”，他都安在自己头上包了下来，过几天又再上报去，说实在不是自己干的，“我没干这事，不包了”。但有一次他很神秘地告诉我：“你听窗外有人咳嗽吧？那是给我的启示，是要我承认我放了毒了，现在全城的人都患了伤风咳嗽的病，要我认罪，要我交代。” 他就这样一再沉浸在这种自我想象和自我恐怖的状态中。我向干部提出应该给他一点儿工作做以转移他的注意力，同时我自己也需要工作，否则我的神经受不了。因此，他们就让我们缠麻鱼子(为织麻布用的)。缠麻鱼子一个月能赚十多块钱补偿给公家，同时还是锻炼。这活有效，他用心去缠麻、理麻，就不乱想了。但他手不巧，做起来很困难，也做不好，他又害怕了，说这样交出去，将来开大会时又是一条罪状。我就哄他说：你织吧，我给你改改。 大热天，他要我做厚棉衣、厚棉鞋，棉鞋还要钉上厚掌。他说：不定哪天会送他走的，可能住水牢。他的思想这样乱，身体也不好。天天为大便解不出来而发愁，他每天到厕所去好几次，每次手上都有血。我说这是痔疮出血，可他又不肯看病吃药。直拖到年底，他终于晕倒了。
晚年胡风和夫人梅志
他在精神比较正常时，每天早晨都由他生火，那煤灶我还弄不来。头天晚上我给他劈好柴，他选好炭。他干活非常之认真，连用炭几块大几块小都计算好。但有一天，我还没起床，只听到他在院里说：“不好！怎么站不住？”我赶快下床，还没穿好衣服，就听到外面一声“扑通”。等我跑出来时，他已直挺挺地倒在台阶下，失去了知觉，连瞳仁都散光了。我飞跑出去叫人，外面小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跑到外面巷子里叫，也没人应声。我不敢再远走了，只得匆匆地跑回来。走到门口时我看见他的脚在动，我一手托着他的头，一手就想拉他起来。我用死劲想扶他回房，但实在是力不从心，只好将他抱在怀里以免他躺在地下受凉。过了一会儿，他好多了，就说：“我怎么了？你扶住我，我慢慢地挪脚，看能走不能走。” 他半躺着由我拖着“走”了十来步。上台阶时，他用手爬，我用劲托，勉强进到了屋里。他总算是活过来了！忽然，他“哎哟”一声大叫：“不好，裤子湿了。”还很抱歉地望着我，其实我是不会怪他的。这次，裤子里的大便特别多，我告诉了他并让他看，他感到很轻松，终于可以畅通无阻大便了。而我哭了。 很快就请来了一个女医生。诊断的结果是极度贫血，原因是痔疮流血太多了。 医生决定给他打肝精针，这些我在患贫血症时都打过，我就把这些情况向他解释。奇怪的是，他很听医生的话，说那女医生是那么和蔼可亲，他对她很有好感，天天等她来打针，她劝他吃肉吃蛋他也不再害怕会挨斗了。军管会主任来视察，说了些应该好好学习加强思想改造之类的话，言外之意是我没有把他改造好。我想你们专政机关了他十几年，都拿他没办法，我能怎么样？当然，我也希望他能有所进步，以至能出牢门！ 不久，给我们换了住处，是新盖的四间房。门外有二三分荒地，是我们劳动的基地。周围仍是五米高的墙，但有一面是临街的，可以听到老乡的说话声。这地方过去是垃圾堆，锄地时常锄出碎砖乱瓦，偶尔还有古铜钱之类的东西。我们就在这垃圾堆上种了两畦莴笋。 这里的天地比较大，厚铁门关着，只我们两个人，谈话倒是自由的。我们就谈谈过去，谈谈自己的事和朋友们的情况。一次，我说：“听说整风交代历史要从八岁开始，你就没有交代过。现在你不要胡思乱想了，就从八岁起交代你的历史吧。”他居然听了进去，从那时起，他就一心一意地写历史材料，写得很认真仔细。这一来，他脑子里的恐怖幻觉似乎是被抑制了，他不但记忆力仍很强，连行文都和过去一样严谨，但在每篇的后面还是要一再申明：“我没有去过别的地方，我没有干过别的事，如有，都是别人的栽赃。……”到年底，洋洋二十多万字的材料就陆续上交了。 每天傍晚休息时，我们两人可以享受一下劳动之余的闲暇。我们种的菜除去自己吃外，还上交。这里面有他的一份功劳，他主要是帮我栽菜秧、抬粪水和浇菜等。 当时正是邓小平同志复出的时候，经常能从报上看到一些过去被打成‘走资派”的领导或知名人士出来亮相或工作，所以他对自己的前途又产生了信心。但是，等到初夏，对他还一点儿动静都没有，他就又开始焦躁地胡思乱想了。 等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的精神终于支持不住了。他自己设想了一个空中专案小组，天天甚至时时在向他问话。他一个人望着天自言自语，说得很流利很详细，真像空中有一个主审人在向他问话似的。到后来他几乎是夜晚不睡，还叫我和他一同逃走，说是周总理在办公室要接他出去，被坏人拦住了，我们快逃吧！ 我请求监狱当局让他保外就医，得到的回答是他心里有火，等火散了自然会好的，所以连镇静神经的药和安眠药都不给。他整夜不睡，白天睡得连饭都不吃。这时，我只好做了面条加上两个鸡蛋放在桌上，他醒来多半是将两个蛋吃了，很少吃面条。他的精神特好，但瘦得却只见两只大眼睛。一天，他睡着了，我守在他的床前，眼泪一点一滴地落在他脸上，把他惊醒了。他这时十分清醒，拉着我的手紧紧握着说：“我支持不下去了，看来我要先你而去了……” “不，不能这样。过去你叫我要坚强，现在该我说你了。一定要活着出去！” 周总理的逝世对他震动很大，他写了几千字的感想，向总理谢罪，觉得自己辜负了总理。几天后，他忽然很严肃认真地告诉我，他的问题已解决了，基本上没什么事，我也没事。但是他仍偷偷地写东西，写在小纸条上，还藏在里面的衣服口袋里。我发现他是在写诗，不过他写了又撕了。他看上去情绪倒还正常。 白天多半帮我种菜、浇水，有时也读书，读得最多的是《鲁迅全集》——那是我争来的一套，我说是许先生送我的，所以就没当作胡风的财产充公。 毛主席逝世了，我们两人站在房檐下，淋着毛毛细雨，和全国人民一样向毛主席默哀致敬！ 已经是深秋了，我们正坐在院子里搓玉米粒，忽然听到广播里传出批狄克(狄克何许人也？)的评论文章。我马上感到是张春桥出了问题，因为这天正是10月19日——鲁迅先生的逝世纪念日。傍晚，干事送报来时我们就问他，他将北京粉碎“四人帮”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我们。 1979年1月，监狱主管人员突然通知我们：上级来电话，你们可以出狱了。 自由的降临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变化对胡风尤其重要，一下子就使他摆脱了精神上的恐怖症，使他还原成一个不带反犬旁的自由人。 在这里胡风整整关了九年，我也陪他一起住了六年。这之前，在他心情正常时，也曾随便谈过如能自由地走在街头，想干什么，想吃什么……现在“自由”似乎很轻易地来到，我们二人反而茫茫然不知“自由”为何物。 既然给我们自由了，我们就应该试用一下，我提出陪他去大街上观光观光。下午的街道是冷清清的，我领他走的是大街，行人也不多。我们进了唯一的一家书店，他只略略浏览了一下架上的书籍。又走进食品店，他也没有提出想买什么吃的。这几种自由他似乎都不感兴趣。路过邮局时，他却直奔了过去，原来他想给南京的大儿子发个电报。我想制止他，但他已写好了电文“即日离此去蓉，父字”，同时还写下了监狱的名字。 天啊！这就是他二十余年后走出狱门，得到自由时办的一件大事！
1986年1月，参加胡风追悼会的“胡风分子”在胡风寓所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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