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采访开始，江泽民主席与华莱士先在大院里边走边聊，然后进入大会议室的聚光灯下，开始了对谈。采访过程中江泽民显得很轻松，也很潇洒，中英文不时交替使用。林肯著名的《盖帝斯堡演讲》，江泽民可以用英文倒背如流。华莱士请江泽民为美国人民背诵一段，于是江泽民朗朗背来：“ 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 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on this continent, a new nation, conceived in Liberty, and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 that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 -- 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华莱士对这段采访录像很欣赏，在后来《60分钟》节目正式播出时，尽管把三个多小时的采访（含翻译时间）剪接压缩到了30多分钟，这段特地保留了。也正是林肯的这段话，华莱士开始问江泽民：“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理念，为什么在中国做不到，让人民自由选举？”。江说，林肯的理念在美国也没有完全实现，仍然是美国领导人现时的目标。（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美国人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写的《江泽民传》中也收录和记载了此段。）很快，华莱士急迫地转入了他要发问的一个一个“tough question（尖锐的问题）”。话题涉及中国对美国及其国际作用的看法、中美关系、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私有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共产党的理念、江泽民的上海交大学生生涯和1989年事件……江泽民的个人风格（“棉里藏针”）、台湾问题，等等。 几乎在每一个话题上，双方不是“唇枪舌战”，就是“理不相让”，华莱士的发问就象发动战斗的攻势，一波接着一波。江泽民的应对也可圈可点，他有一次抓住机会反问华莱士一个问题，华莱士挡驾说，“我还是不回答为好， 今天是我采访你”，惹出了一阵笑声。其间，华莱士竟然指着江泽民说，“你是独x者！”此时，担任采访翻译的外交部女高级翻译都不敢翻译了，江泽民坦然说道，“没有关系，你尽管翻，我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反驳说“你说我是独x者，这是个笑话，那是你对中国的了解太少，这个表述也太天方夜谭了”。 江泽民心里明白，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也不承认是一个独x国家。采访和对答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采访两个小时左右时到了预定时间，主管部门的领导过来告诉我，要我转告CBS摄制组和华莱士到时间了，立即结束采访。而江泽民此时显得游刃有余、兴致甚高，摆摆手制止了工作人员，说“继续采访，让他问个够！”会议大厅里除了CBS摄制组一行人员外，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新闻办、外交部的官员和工作人员。说实在的，随着采访提问的继续，气氛显得越来越紧张。我都屏住了呼吸，我相信，此次采访参与安排的人员在现场几乎都很紧张，谁都没有见过新闻记者对一国领袖如此“挑战”和“无视”。一场交锋正在“精彩呈现”。这样的场面如果放在美国，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几乎出现在华莱士每次采访领袖人物和名人的时候，包括他采访美国总统也一样。他采访过他那个年代的历任美国总统包括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和克林顿等。采访里根总统时，他说里根的竞选班子里没有黑人，有种族主义的嫌疑，恼怒了第一夫人南希。1979年在伊朗“美国人质”事件期间，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接受了华莱士的电视采访，华莱士问霍梅尼“埃及总统萨达特说你是个‘疯子’，你怎么想？”，霍梅尼身边的助手们当时愤怒地要停止他继续采访，而霍梅尼很“淡定”，说了一句“我预见有一天萨达特会被人暗杀”给予了回应。（果然，萨达特不久便遇刺身亡。）他最后采访的外国领导人是俄罗斯时任总统普京。华莱士与普京为俄罗斯的民主制度展开了辩论，他很不客气地对普京说，“This isn't a real democracy, come on! "（得了吧，这不是真正的民主！） 他一个接一个带有批评和强硬的问题，恼怒了普京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也企图终止他的采访。但普京也很“淡定”，回应他说，“我是总统，我决定怎么做”。把采访现场各国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激怒，几乎发生在每一次他的采访。华莱士是一个难缠的记者，咄咄逼人。CBS公司的总裁和CEO Leslie Moonves在为华莱士去世发布的声明中说，“华莱士不仅仅是采访人，也是在审问人、在做盘问对质、有时对被采访人甚至象剔骨头那样……”，“但是，他作为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做出的杰出贡献是难以衡量的，他的存在就是电视业中的一个力量。”恐怕也正因为华莱士如此独特的采访风格，“无冕之王”与“一国首脑”的“平起平坐”和“打嘴仗”，让领袖“坐热板凳”，甚至把他“逼到墙角”，让华莱士的采访节目很有看头，难怪CBS《60分钟》节目多少年来收视率排名一直领先。各国领袖也明知他是个“刺头”，很难对付，但似乎反而没有因此而拒绝接受他的采访。因为通过他的节目，可以让更多的美国人看到和听到作为一国领导人对问题的态度和看法。我想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江泽民会欣然接受华莱士的采访，他希望美国人听听中国的声音。而华莱士也喜欢用这个说辞，去请求获得外国领导人批准接受他的采访。
江泽民与CBS60分钟节目采访组全体人员合影
采访结束后，江泽民与我们一行人员合了影，然后宴请了华莱士。赵启正主任、唐家璇（时任外交部长）、李肇星（时任驻美大使）出席陪同。席间，江泽民海阔天空地与华莱士“大侃”，还兴奋地与华莱士一起唱了意大利名曲《我的太阳》。这是华莱士与外国领导人在采访后最放松的一次经历，他说“江泽民是我的朋友”。而江泽民似乎也不嫌华莱士在采访中的“无礼”“尖锐”和咄咄逼人，体现出了大国领袖的大度和风范。2000年9月初即这次采访结束两周后，在江泽民来美国参加联合国千禧年世界首脑会议前夕，CBS播出了华莱士对江泽民的采访节目，取得了很高的收视率。身在华盛顿白宫的克林顿总统也完整收看了，据说许多华盛顿的国会议员和政府高官也都收看了。在纽约联合国大厦开大会的会场，当克林顿见到江泽民时，克林顿说，“我看了华莱士对您的采访节目，他多刻薄啊！”（He is so mean!）以这一采访节目为话题，开始与江泽民寒暄。
2000年9月3日，华莱士主持CBS六十分钟节目播出采访江泽民专题
应中国新闻办的要求，CBS把这次采访的完整节目版本在CSPAN电视频道播出。《60分钟》节目播出两天后，美国CSPAN电视台专门电视连线采访了华莱士和他的助手及制片人安德森先生，并请观众打电话进现场向华莱士提有关采访江泽民情况的问题。有观众打来电话赞扬华莱士的节目的，也有对他对一个大国领导人表现“粗鲁”（You are so rude towards a country’s president.）表示批评的，华莱士当时很尴尬，他回答说，“江泽民很有魅力，我采访过许多世界领袖，对他们我其实心里也是敬佩的。”他既报道和采访别人，也被别人报道和采访。为了自己制作的节目占有播出时间，他在《60分钟》节目内也与别人争夺。为某些新闻报道，他用过一些“非常手段”而受到广泛批评。而在一些重要新闻和议题的处理上，也曾经成为备受争议的人物和事件。有一部电影就是关于他的，叫《知情人（The Insider）》，讲的是他报道有关美国最大的一家烟草公司隐瞒香烟尼古丁的欺骗行为和阴谋，以及CBS公司内部为此发生的故事，以及他的处理手法。据说以他的故事拍过不止一部电影。有一次我冒然和华莱士聊起《知情人》这部电影，看看他如何反应，他似乎很不喜欢，不愿深谈，这次我做了一次“刺头”。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既尖锐也公平（tough and fair）”。他采访和报道的风格和“特色”，为他赢来的不仅仅是赞扬或者批评，也为他引来了诸多的麻烦，特别是官司。最有名的官司是因为他主持播出的《越南骗局（Vietnam Deception）》系列报道，美军驻越南的总司令威斯特莫兰将军把华莱士告上了法庭。这一官司打了多年，据说CBS公司为此耗费了1,200万美元的律师和诉讼费用，官司没有一个最终结局。没完没了和枯燥的出庭，华莱士得了抑郁症，几乎耗费了身心。直到他在88岁退休时接受同事采访播出的节目中首次坦诚，他当时因此几乎想用安眠药“自杀”，这又成了关于他的一大新闻。2001年小布什总统上台后不久，发生了中、美军机在南海撞机的事件，那时“9.11”还没有发生，美中关系出现了极大危机，气氛很不对。华莱士又给我打来电话，说非常担心事态的发展，想再次请江泽民主席通过他的《60分钟》节目和他的专题采访，向美国人民发表他的看法和解决办法。显然他想抓住这个新闻再做一个节目，我说，你不久前刚刚采访过江，想再次采访他，中国政府批准的可能性不大。他说，“那你看看能否联系一下中国驻美国大使杨洁篪，我想为此采访他，或者和他见面谈谈。”我说，那好办一些，但建议还是不做电视采访为好。我联系好了大使馆，几天后和他一起专程从纽约去华盛顿拜访了杨洁篪大使，谈了个把小时。作为一个名记者，尤其是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华莱士走到那里都会很快被人认出来，美国人都爱走过来和他打招呼和握手。我几次同他在纽约街上或者酒店大堂，甚至在北京住长城饭店期间遇到美国人时，他都和明星一样，老受到“打扰”。对此，我问他是什么感觉。他说“很烦恼”，但我看他其实也很喜欢，尤其喜欢在采访拍摄的聚光灯下。我想，名人效应都这样吧。2006年华莱士在88岁高龄时宣布退休不再主持节目了，但此后在2007年和2008年还是“出山”分别又做了3次新闻。2007年采访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他最后一次采访世界领袖。最后一次是在90岁生日过后，他采访了因吸毒丑闻缠身、闹得沸沸扬扬的球星Roger Clemens。到此，他闪烁的电视记者生涯，算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在他离世时美国各个媒体和华莱士的同事朋友们是这样评价他的：“麦克.华莱士的同义词就是‘尖锐的问题’（tough questions）。” “他的声誉是如此可怕，以至于据说在英文中最吓人的字眼就是‘麦克 . 华莱士来了！’” “他直接了当。” “他就是要找到事实，这就是他的动机所在。” “他为电视新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是个传奇，永远都是。” “他塑造了电视新闻。”他的同事Bob Schieffer则是这样说的：“绝不会再有一个象他那样的了！” 二十年多过去了，回顾邓小平和江泽民接受西方媒体记者的的采访，他们作为大国领袖所表现的自信、自如和积极应对西方媒体“挑战”的态度，今天仍然值得称颂，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也应该看到，在执政党理论也主张的媒体对政府和执政党的“监督”方面，现实还很残酷，差距很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理论上还没有突破和创新，媒体的“监督权”是缺位的。同时，也来看看今天美国“无冕之王”的现状，“第四权利”大有把美国宪法制定的“三权分立”的国家政治架构变成“四权分立”的架势。 2020年美国在被疫情和社会动荡的困扰中进入大选年，美国主流媒体及从业人员明显政治分化，他们似乎已经不再信奉传统新闻学“客观”、“忠实于事实”的理论和实践，他们突出的是各自“左”（自由派，liberals）或者“右”（保守派，conservatives）的政治理念，尤其是标榜“政治正确”和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新闻， 媒体的假新闻已经不令人奇怪了，他们甚至充当政党的代言人。 如今，美国民众对于媒体的政治倾向和报道手法，对于媒体的堕落表现了极大的反感，人们自然要问，事实和真相在哪里？在民主社会，“无冕之王”的“第四权利”又该由谁来监督？2020-08-15于瀚海阁邓小平接受华莱士采访，1986年9月于北京中南海 附：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历届领导人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历史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