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 叶秋怡：牛棚里有人两副面孔，欺凌又拍马

作者简历本文作者

叶秋怡，上海人，66届高中，养牛挤奶，77级大学，留学德国，任职美国，博士后，科研员，工程师，已退休。

原题

牧场岁月 养牛挤奶

（三）

作者 ：叶秋怡

高中生们

1968年7月，我们被分配到十二牧场的66届高中生共14人，除一人之外，其余都毕业于上海市第51中学，那是当时全市仅有的三所试验“中学五年一贯制”的重点中学，上一届（65届）高中毕业生的大学升学率高达90%多。

1966年春，正当66届高中生忙于准备高考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高考制度被废弃，上大学的梦想破碎。在滞留学校两年后，终于要安置这批66届高中生了。

当时的分配方向有：上海工矿，外地工矿，上海崇明农场，黄山茶林农场，黑龙江军垦农场。我们原分配去向是上海崇明农场，最终能被分配到牛奶公司十二牧场，实属侥幸。这儿地处市区，待遇和在上海工矿无异，相比起那些分配到崇明，黄山，黑龙江等地的同学，好得太多了。

十四位高中生们被安排到牧场各部门，除了当司机，木匠，金工，运输队外，大都分配在牛棚当挤奶工。然而，一旦尘埃落定，每天从事单调繁重的体力劳动，高中生们并不甘于命运的安排，于是就各显神通，千方百计地尝试着改变自己的处境。

在那个革命的年月里，改变处境最佳捷径是走官场之路，首先要积极申请入党，那就会被组织认为是自己人，而且在各政治运动中紧跟大方向，表现得越左越革命，收效就越快。

在牛棚里的挤奶工L同志，不久就被抽调去内查外调。那时正值清理复查运动，急需抽调人员专门办理清理复查，查看档案，出差外调，等等，忙的不亦乐乎。“内查外调”成了个专门的职业：“皮包拎拎，外地兜兜”，那时是很吃香的。当然，如今任何人的履历上都不会写上这段经历。

在那动乱年代，L同志以整人起家，又深通为官之道，红色权术娴熟，官运亨通，终于飞黄腾达，升到牛奶公司的管理层。

另一位H兄开始也是挤奶工，被调去看牛棚，专门看管牛鬼蛇神，不过他终究还是心慈手软，每次开批斗会，一声吼：“把牛鬼押上台来！”之后，那牛鬼被他搀上了台，如此对牛鬼蛇神不够狠毒，当然在官场上没什么前途。文革之后，他考上大学，成了一名医生。

可见，这官场之路不是人人都走得通的。大部分高中毕业生们还得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安排到一组牛棚里当挤奶工的那位66届毕业生，对奶牛的凶狠是出了名的。可能是这位仁兄深感屈才，把一肚子的委屈全发泄在奶牛身上。倘若刷牛身时被牛挤一下，那还了得，就下死命地打牛。

他似乎从虐待奶牛中找到乐趣，甚至还准备了打牛的专用小凳子。奶牛特别怕他，轮到他上前来挤奶，都站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双腿怕得淅淅发抖。一次他被牛尾甩到头，居然用手握住牛尾两部分，硬是生生地把那牛尾骨折断。

大凡是欺凌弱小者必定趋炎附势，他虽然对牛凶残，却是很能拍领导马屁，通过下棋与掌实权的Z领导套近乎，紧跟着Z领导叫嚷着“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1974年他被选拔到江苏农学院去上大学，成了“工农兵大学生”。

顾师傅肝炎病愈后调到与他同一生产组里工作，对这位仁兄虐待奶牛非常反感，顾师傅对我说：“这样一个对奶牛没丝毫感情的人，怎么偏偏会被选拔去深造畜牧业？”

1978年他大学毕业回到牛奶公司时，正值我们大部分66届高中生在高考后离开牛奶公司。1980年他公派到美国进行奶牛生产实习考察时，被大型收割机轧断大腿，或许真是：“残忍是要遭报应的。”

当然，并不是人人都能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那需要出卖自己人格。为官之道更不是常人都能走得通，只有少数识时务的俊杰们手段高超，才能官运亨通。大多数的平民都是老实本分，若没有形势变动，是无法改变自已处境的，只能等待。

不少66届高中生依然在工余之际坚持学习。虽然那时大学的大门紧闭，得靠选拔才进得去，但是我们还是傻傻地相信社会发展需要知识，总有一天会有转机，机会是眷顾有准备的人。更何况我们已经学到高中毕业，离大学深造只有一步之遥！

Y君是世家子弟，绰号“鸭蛋”。早在学校时就听说他特别聪明，尤其是在英语和数学上的功课非常好。有趣的是他还能左右开弓，写两手好字。有一次上课时，他到黑板上演算题时，举起左手在黑板上写开了。在中国左撇子很少见。坐在下面一些同学开始发笑，听到笑声，鸭蛋意识到不对，赶快换成右手继续写下去，这下可真的引来了哄堂大笑。

鸭蛋来到十二牧场，因人长得高，被分配到运输队。在牧场里，挤奶工算是不错的工种，以前在私营牧场里，大都是牧场主的亲戚们（又称从业人员）当挤奶工，这工作有手艺有技术，牛棚里冬暖夏凉，而且双手常年与热水和牛奶打交道，总是软软的。

运输队的工作就不同了，风里来雨里去，开着三轮拖拉机，到各牛棚送饲料，是重体力劳动。那时十二牧场运输队里大都来自苏北的老大粗，解放前或逃荒要饭，或躲避土改逃到上海，他们无钱无文化无手艺，只能在私营牧场里干些粗活糊口。

文革期间从运输队里揪出不少牛鬼蛇神，每逢过年过节，牛鬼蛇神必须写认罪书。但是，运输队里的“牛鬼们”都是文盲，写认罪书的差事就都落在高中生鸭蛋身上。他当然不愿意写，领导就做他的思想工作，一定得写！每逢节日前，鸭蛋都要写上四五篇认罪书，还妙笔生花，变着花样，每一篇都写得不一样。

鸭蛋的英语水平远超其他同学。在运输队工作时，继续坚持读英文报刊，那时外文报刊杂志稀少，但是还能买到英文版的北京周报，用字典纸印刷的薄薄一本，便于携带，鸭蛋常常随身带一本北京周报，利用给牛棚送饲料的空隙就读上几页。

更绝妙的是他自学高等数学的方法：高等数学的教科书太厚，无法带在身边，就把教科书一页页撕下，每次带上两三页，一有空闲就学习。我常见他躲在五组南面草料棚的稻草堆里看书，很佩服他，也不想打搅他学习的兴致。直到1977年我们一起准备参加77届高考时，他才说出当年自学高等数学的妙法。

运输队的工作不但繁重而且没规律，吃饭不定时，经常得饿着肚子干活，干了几年强体力劳动后，鸭蛋患上胃溃疡，经常胃出血，只能干些轻工作。1971年秋，伟大领袖发出“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全国工矿企业都要进行野营拉练。第十二牧场也必须组织人力去“拉练”。

但是，牧场里的奶牛每天要吃料要泌奶，是不能停工的，这里每个工作岗位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都要有劳力顶着。只能抽调做轻工作的半病号去凑数“拉练”。鸭蛋不幸被征召“拉练”，尽管鸭蛋向领导再三解释他的身体状况，他还是得去！

在拉练途中，鸭蛋发生急性胃穿孔，辗转送到中山医院，腹腔穿刺检查发现面里全是脓。病情已经发展成腹膜炎，幸亏及时手术，切除了五分之四的胃，才捡回一条命。

病愈后的鸭蛋回牧场上班，担任食堂管理员，再也没见他在工余时看书。午休时鸭蛋与运输队的老大粗们打牌，和他们一起大吼大叫，常常争得脸红耳赤。

1977年恢复高考，鸭蛋以高分考进华东师大数学系，他的数学水平已远远超过其他本科同学，华东师大将他与另外类似情况的五位同学另立一班，开小灶上课。两年后，鸭蛋留学美国，学成后在美国大学里担任教授。

文革期间到处宣传的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看报都可能受到告密指控。鸭蛋利用工余时读英文报刊，自学高等数学，运输队里都是老大粗，他很幸运，没被告密。在另一牛棚里当挤奶工的66届高中生刘君就没那么幸运了。

刘君文笔极好，工余时间总是手不释卷地在看书。但是他的师傅对他工作态度很不满意，就向牧场领导告密，说他不安心在牛棚工作，在宿舍里看水浒。于是，牧场领导在全场大会上批评：“有人居然在宿舍看黄色小说‘水浒’！”。当时没有点刘君的名，算是很客气的了。

那天开完会，我们回到五组牛棚里干活，沈师傅叹道：“唉呀呀，现在居然还有人在看什么‘三乎’啊！”。上海话“水”与“四”发音相似。沈师傅故意把“水浒”说成“三乎”，大家听了会心一笑，知道沈师傅在装傻。水浒是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小说，如今也居然成了黄色小说，成了禁书！

后来，刘君以他出色的写作才能写出一本小说：《英王陈玉成》，还被调到上海市里的写作班，终于能跳出牛棚，远离他那爱告密的师傅。改革开放后，《英王陈玉成》还被编成连环画出版。刘君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91年起移居澳大利亚。

1977年12月高考恢复，当初分配进12牧场工作的十四位66届高中生中，有十位参加了高考，全部考上了大学，至今有九位定居海外。

工余时间

我对自己能被分配到十二牧场当挤奶工，深感庆幸。我出身资产阶级家庭，而且还不是团员，在第51中学里属于出身“黑六类”的那一小撮，分配时没被派往崇明农场，已经是很幸运了！

在五组挤奶，渐渐习惯了繁重的劳作，组里的师傅们都待我好，他们的儿女们年龄与我相仿。五组离我家很近，骑自行车十几分钟就到，每潮工作结束后，就能骑车回家。

还有很重要的是：我有了一间独立的宿舍！1966年文革开始后，我家住房紧缩，一家祖孙三代10口人挤住在两大一小的房间里，现在我能有一间宿舍，真是太幸运了！

我的宿舍在惠民牧场的民居二楼的西北间。朝西的窗口视野开阔，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放牛场，小河，一大片蔬菜地，还能看到远处漕溪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

不仅是我，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地方，家中每个人都来过惠民牛棚。1970年牛棚西边造了个小锅炉房，提供养牛挤奶所需的热水，这样就不用到西区分场去拉热水。锅炉房旁还造了个澡房，每潮收工后我们都能洗澡了。过年过节，我妈妈和妹妹们都来牛棚的澡房里洗澡。

那时候，我家七妹快要上初中，眼睛已深度近视，全家人都深为忧虑，要她照着当时的一个土方法来练眼睛。七妹每天下午放学后，从学校走到我的牛棚，在我宿舍里戴着奶奶的老花眼镜，从西窗向远处遥望半小时。待我挤奶下班后，骑自行车带上她，姐妹俩一起回家。

就是因为这段时期七妹每天到牛棚练眼睛的缘故，她眼睛的近视从此稳定，近视度数再也没有加深过。七妹上中学后，不能再每天到惠民牛棚来。不过，每当我告诉她有母牛生了小牛，她总是趁小牛还在五组时期，赶到牛棚来看小牛。

这间独立宿舍，给我看书学习提供了极大方便。虽然五组的上班时间比其他生产组长，还是有大量业余时间可以学习看书。在此期间，我读了许多世界名著的中译本，这些书早在1964年就被冠以“宣传资产阶级个人奋斗”从学校图书馆下架，封存起来。

在文革开始的两年，不少学生将封存在图书馆里的世界名著偷出来，在朋友之中传阅。这种传阅方式，最重要的是得守信用，说好何时还书，就一定得还，否则，就没有下一本书了。有时送来书的借期很短，得限时归还。

几十年之后才知道，我校男生也干过这“窃书不算偷”的营生。不过我不在他们传阅的圈子里。第51中学的学生们平日表面上都表现得很“左”，不敢与他们交往过密。是哥哥的同学们给我送来不少好书。

在那文化枯竭，思想饥渴的年代，这些送来的书就象旱天里的甘露。我这才知道巴尔扎克，雨果，迪更斯等名作者，浏览了他们的著作。记得我曾彻夜不眠，一晚上在牛棚的宿舍里看完“飘”的第一部。读“简爱”时更是如醉如痴。后来上大学时，熄灯后和同宿舍的同学们聊起“简爱”，还能把书中的许多情节详细地背出来。

令我至今难忘的是那本《第七个十字架》，讲的是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通过七个逃犯的不同经历，把当时社会的缩影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那情景与当时文革的红色恐怖非常相似。

现在回想起来，也幸亏在那十年牛棚时期，有机会浏览了很多世界经典名著的中译本。到了改革开放后，进了大学，又开始了在学业上发奋，虽然这时文化已解禁，七妹买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可是我已没有那种如饥似渴的干劲和时间去阅读这些闲书了。

除了看闲书，我在牛棚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在自学电子技术。在文革年代，尽管当局关闭了大学，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等谬论，先进的科学技术还是通过各种渠道点点滴滴地渗进了中国。

上海的工厂里有不少技术革命或技术革新小组，尝试着将新型的电子技术应用到生产上。因为是工人的土法试制成功，当时的报刊也经常报道此类消息，“可控硅”，“程序控制”“线性切割”等等字眼经常见报。相应地，各区工人文化馆，科技馆纷纷开办电子讲座。

大学关了门，大学教师们无课可上，纷纷走出校门，参与工人的技术革新小组，或到各电子讲座里讲课。上海大工厂里的技校也改名为“七二一”工人大学。我大哥学的是无线电专业，当时在单位里试制电子秤，后来到南市区工人文化馆开讲电子技术课。我和妹妹们在业余时间都去听他讲课，这些技术课令我们姐妹们在日后参加高考时受益非浅。

我到处找机会去听电子讲座，南市区，徐汇区，长宁区，都去过。有的讲座甚至还提供实验。报名听课很容易，只要单位开一张介绍信即可，第12牧场领导只要不影响上班，都提供方便。

上课一般都按排在下午，为了去听课，我一直上早夜班，就是做早潮和晚潮，留出下午时间去上课。一般来说，牛棚的三潮两班，大部分人都希望能做早潮和中潮，即常日班，我曾连续做了两年的早夜班。这也使他人有更多机会做常日班。我在试制金属探测仪时，这些自学的电子技术帮了很大的忙。

除了电子技术，我花了很多时间学医。学医很实用，每个人都应该懂一些医药知识，自己的身体健康，亲友们的病例，都是实践的机会。那时候，大学虽然关了门，在福州路旧书店可以买到医学医的教材。我读过不少医学院教科书。那期间，我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列了一表格，把工余时间排成课程表那样。每一小时都有所安排，学一小时电子技术，再学一小时医药书。用那张表格监督自己，不浪费时光，不致于将大好青春年华在挤奶养牛的单调劳作中流逝。

五组经验

早在我来到12牧场之前，五组就已经是奶牛高产组，在1966年至1976年那段时期，牛奶公司的奶牛每年产奶的平均产量在5000公斤左右，而五组的奶牛年单产总是达到7000公斤以上。

五组的高产首先应归功于组长顾根余师傅。在他的带领下，五组对奶牛的饲养管理认真细致，在现有的饲料基础上，合理搭配精料粗料，并且区别对待处于不同生理期的奶牛，把高产奶牛与普通奶牛区分开来，把泌乳牛与新产牛区分开来。在新产牛产后适时催奶，对高产奶牛实行双档挤奶，奶牛怀胎8个月后及时断奶，以保证健康顺利地产犊。

简而言之，五组的养牛经，就像农民种地的“精耕细作”那样，科学细致地养牛。诚然，五组的高产牛比例比较高，牧场的技术人员经常分配一些高产牛的后代给五组。但是在同样的饲料条件下，科学细致的饲养管理，确实可以使奶牛的年单产提高1000公斤左右。

在那只注重政治的年代里，奶牛高产给牧场工人带不来任何实惠和好处。牧场工人的工作量是以奶牛的头数来安排的，若是奶牛产量低，工作时间就短，那倒是很大的实惠。

不少生产组里的工人上班时匆匆忙忙，马虎了事，奶产量越低就越早挤完奶收工，哪里还管什么区别对待和科学养牛。许多女工都不愿到五组来工作，说五组的工作时间太长，那里的牛奶多得好像怎么都挤不完。

在这种大环境下，顾师傅依然能够凭着自己的良心工作，认真负责地养牛挤奶，更可贵的是他以身作则，带领着整个生产组，形成认真操作，爱护奶牛，科学养牛的风气。1972年顾师傅调离五组，我接任五组组长，继续维持了这样的工作风气。

我敬佩顾师傅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善待奶牛的情感，还在当学徒时，就利用工作之余把五组的高产养牛经验总结出来。我在12牧场的全场大会上报告了五组的高产养牛经验，引起了畜牧科的注意，他们安排我参加1971年公司技术大会，在会上我再次报告这个养牛经，这些经验简称为“五组经验”。

公司技术大会之后，有人来到五组，帮我修改“五组经验”的稿子，他在我的原稿上逐字逐句地修改，待我看到那原稿上密密麻麻地一片红色，感到无奈和可笑，他不懂养牛，不敢修改任何关键的内容，却偏偏在表达方法上逐字逐句地计较。

后来我出国留学，从事高科技的开发，每当审阅或修改他人文章时，常常想起自己当年那份被改得一片红色的原稿，便告诫自己要尊重作者，要接受作者的表达方式，只要内容正确即可。

1972年，有一个解放军写作班进驻我们牛棚，一共四人，专门来为五组经验写文章。他们住在五组民居二楼的朝东的大卧室里，偶尔和我们谈话。但是从来不进牛棚，既不帮我们劳动，也不来看看奶牛。

我很奇怪：解放军怎么会来写五组经验？回答说：他们是在上海市委提供的几个课题中挑选了“五组经验”。解放军写作班在五组驻扎了近一个月，可能对自己的成果并不满意，最终写出的文章没给我们看。

他们对我坦白地承认，若再在五组住下去，都不好意思到食堂吃饭了。是啊，每天我们忙碌地养牛挤奶。而四位年轻的大小伙子，在楼上摇着笔杆子闭门造车，折腾了这么久，就为写“五组经验”那一篇文章，难怪要不好意思了。

1973年女工袁英巧从东区调来五组，担任副组长。1975年夏我调任12牧场厂医，袁英巧当上五组组长。1979年，她成为全国劳动模范，是那年上海仅有的八位全国劳模中的一员，很是风光。

此时我已经过1977年的高考，进入大学里读书。抽空到袁英巧家去探望，看到了那枚全国劳模的金质大奖章，沉甸甸的闪着金光。显然，袁英巧的荣誉来自五组高产奶牛经验和科学养牛的风气。

现在从网站百度上可以搜索到关于袁英巧的介绍，其中有关五组经验的语句：“饲养管理讲科学，精粗搭配区别喂，配合繁殖工作好，产后催奶适时机、操作制度不走样，高产双档挤奶好。”大概就是来自那队解放军写作组的文字。可惜，袁英巧不到五十岁就因患癌症逝世。

畜牧情愫

我在五组养牛挤奶，正值渴望学习追求知识的青春年华，对畜牧业很感兴趣。早在学徒期间就把五组的养牛经验总结成文，从此开启“五组经验”的成名之路。在当时分配到牛奶公司的66届高中生中，我大概是唯一的写出养牛经的一位了。听说在牛奶公司的共青团大会上还曾把我作为“养牛为荣，挤奶为乐”的典型，然而，我不是共青团员。

在这之后的一天，12牧场66届的三位团员同学一起来到宿舍与我谈话，要我与家庭划清界线，争取入团。此时的我，再也不是以前幼稚狂热的中学生。文革中我父母遭受种种迫害磨难，兄弟姐妹经历各种坎坷，我们全家紧抱在一起，相扶相持，熬过文革中阵阵腥风血雨。家庭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所谓 “与家庭划清界线”是何等地违背人性！

我不屑去虚伪地“争取进步”，便明确回答他们：“所谓的‘与家庭划清界线’是不可能的，人怎么能和自己的家庭分开？”他们又弹起“要放下家庭出身的包袱”的老调。我对此陈词老调早已反感至极，直接反驳回去：“我没有什么包袱，我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会自己看不起自己？有包袱的是你们，是你们看人时只看出身！”团员同学们无言以对。

几天后，牧场的Z领导屈尊亲临五组牛棚，找我谈话，谈话的结果令他意识到我是无法染红的。

那时，我对畜牧业很感兴趣，幻想能当个畜牧师。我在五组认真养牛，利用业余时间试制金属探测仪和电脉冲针灸仪，即使当了厂医后还去参加牛群普查，并为建立奶牛档案而设计图章。牛奶公司畜牧科的丁丽娟老师曾来到12牧场，要调我去公司。

不料，那位Z领导立即表示反对，话说得很直接：只要他在，我就甭想离开牛棚！大凡有了权力的人，智商就会降低，真的以为自己成了上帝，能掌管他人的生杀大权，能把人卡死。Z领导的坚决反对，彻底了断我贡献畜牧业的念想。

一年后，Z领导调离12牧，不久，我调任12牧场医。在当年分配到12牧场的66届高中生中，我是最后一位调离牛棚。1977年高考恢复，我全力以赴，开始了人生新的一章，后来成了电子工程师。我与畜牧业终究是有情无缘。

不过，我依然喜欢看牛，在德国留学期间，我住在慕尼黑郊区的小村庄里，常到邻近牧场去买新鲜牛奶，顺便到牛棚里去看奶牛，闻闻那熟悉的牛棚气味，看看那些强壮的德国黄白花奶牛，还和牧场里的工人聊天。有一次遇到政府的乳品管理人员在牛棚里。牧场工人笑着对我说：“这是上面来检查呢！”那个牛棚生产的牛奶含脂率高达4.2%，远高于德国超市里的3.5%牛奶。

2016年10月初稿

2020年8月定稿

纽约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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