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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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丨林肃：广院研究生校外办班，差点拿不到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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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原题
我是个学生，
在校外办培训班
1989年下半年，由于美国对中国紧缩留学政策，已经留校北京大学当老师的俞敏洪无法出国，就在校外办培训班赚课时费。彼时，我也在京办培训班，前后办了两个班，一个是音响效果培训班，一个是影视导演培训班。
当时，俞敏洪已经是大学教师，而我则是个在读研究生，比起他来，我比他更难，比他更曲折。说起来都忍不住要热泪流淌。
1989年9月开始，是我在北京广播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的第三个学年，这年的课程已经不多，主要任务是写学位论文和准备答辩，时间足够充裕。因此，我就有点不太安分，想把空余的时间变成银子。
那时候，“温州经济模式”的名声非常响亮，研究生们也称我这个来自浙江温州的前记者为“林老板”，我一直都很惭愧，没有展现出温州人做生意的智慧。
其实，我读研期间，还是干了几票赚钱的事，以补贴家用，比如把内蒙古的皮衣倒卖到南方，拍一些有偿的电视片，搞个时装大赛什么的，也发点小财。做这些事情，基本上是利用假期在老家进行，院里与同学都不知道。但是，办培训班的事却在广播学院闹的风雨满城，差点拿不到学位证书与毕业文凭。
办培训班与我写硕士学位论文多少有点关系。入学之前，我干过七年的记者编辑工作，也得过省市的一些新闻奖，深知新闻的热点痛点在哪里。而新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与现实生活紧密相扣，找个论文课题，并非难事。
我给自己学位论文定的研究方向，是新闻报道的政治倾向性，这与那年的政治风波有些关系，但主要还是想图省事。新闻媒体由于其社会属性，决定了其新闻报道具有政治倾向性，引导着社会舆论，其例子俯拾皆是，论述起来驾轻就熟。虽然新闻并不是完全无学，但我对做学问，向来无大志。因此，就挑了一个比较容易的题目。写论文并不占用我的多少时间与精力，脑筋就基本用在了与论文无关的地方，办培训班就是其中的一项。
当然，要腾出心思把副业做好，对主业还是要讲究点技巧，要懂点方法论。我看到有报道说，有研究生因无法完成毕业论文而跳楼自杀，我不明白为什么？是导师故意刁难吗？这是说不通的，哪个导师不想拉学生一把。因此，可能是学生没有掌握写论文的方法论。写论文与盖大楼是一个道理，盖大楼先得有建筑材料。写论文也一样，如果占有充足的材料，经过分析综合归纳，提升到理论高度，既有论点又有论据，再用逻辑的方法进行构接，论文顺理成章就出来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何难之有？
如果论文难产，要么论点有问题，要么论据有问题，或者思维方式有问题。而我认为大多出在论据上，即论据无法用以支持论点，做学问的人大多喜欢钻牛角尖。多年的编辑记者经验告诉我，要写出好的新闻报道，首先要有丰富的素材，七分采访三分写。写论文同样如此，得有丰富的材料作为论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了鸡鸭鱼肉，这顿饭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你不能用做中餐的办法去做西餐，这肯定做不出一桌好菜。
当时与我同宿舍同届研究生的一位L 同学，湖南人氏，个性比较倔犟固执，对时势很是看不下去，就想通过学位论文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其论据很难支持他论点。因此，毫不奇怪地，他的论文一再被导师打回。他整天牢骚满腹，张口闭嘴都是湘军如何厉害，曾国藩怎么了得，这跟写论文有什么关系？我觉得，他不应该攻读新闻学，应该去念战争学，或者去研究湘军如何打仗。
那段时间，这位湘军看谁都不顺眼，整天拉着个脸，好像谁都欠他一串铜板，动不动就想与人干架。我心想，不就是一篇学位论文吗，至于吗？学位论文的首要目的，是保证顺利拿到学位并毕业，其实学术性并不重要，稳妥性最重要，不要给导师添堵。打个通俗比方，就像去割肉，哪个地方肉多，就往哪个地方下刀。而你如果非得往骨头多的地方砍，搞不好，骨头没有砍下来，自己的刀子先锩了刃。极不合算。
我并不反对写有见地的学术论文，但是千万不要在学位论文上与自己较劲。读研期间，我也发表过几篇学术论文，也是有理论创新的。但是学位论文嘛，咱就省省力气吧。我每天小心翼翼地进出房间，尽量不去招惹这位湘军，怕他万一哪天搂不住火。这也更促使我找点事情做，远离这位湘军的火药筒。
那时我带薪读研，每个月津贴只有几十元钱，每月除去伙食费，几无剩余。太太出国留学，筹钱交了巨额的学费和购买机票，我已成“负翁”，而且我还有个女儿在父母那里，还要供伙食费。因此，凡是涉及赚钱的事，我都很积极，读研究生反倒好像成为副业。人如果有了赚钱的动力，就会积极开动脑筋。
我宿舍里还住着一个哥们，姓J。之所以称他哥们，不叫他同学，因为他不是研究生，是峨眉电影制片厂派来广播学院代培的，在电视系随着本科上课，学导演艺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安排住到研究生宿舍？这事如果搁在今天，我肯定会怀疑他是学校派来的卧底。可是，当年好像没有卧底这样的事，所以我也从没往那方面去想。
我与J 成了铁哥们，就是可以聊聊私事的那种哥们。J在峨眉厂是音响效果师，他的工作是造“假”，影视片里的马蹄声、电闪雷鸣声、枪炮声、鬼叫声等等，一切无法用语言和音乐表达的声音，他都可以模拟制作出来，成为影视艺术的一部分。但他制造这些声音时，又像是一个手工匠人，比如手里拿着一块铁皮，就可以制造出雷闪电鸣，狂风暴雨，好像在玩一门魔幻的技术。因此，我把音响效果制作定义为，既是艺术又是技术。本来，J是可以靠这门才艺吃饭的，可他的志向是导演，而不是当导演的工具，他的人生目标与我一样远大，因此我们很投缘。我们曾合作拍过一些小电视片，此时就在一起琢磨赚钱门道。
那时候，全国各地的电视台、各种电化教育中心，如雨后春笋般起来，而拍摄电视剧和制作电视教材，就非常缺乏制作音响效果的人才，J就是现成的老师呀。我与J一拍即合，办个音响效果制作培训班，如果每个省有一两个人报名，就是几十个人。由此，我们开办了中国广播电视史上的首届音响效果制作班，这本来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但我们却差点把它搞砸了。
办培训班，首先得有个主办单位。1980年代不像现在，随便起个什么“艺术工作室”或“艺术学校”的名，弄上一堆头衔，就可以糊弄人，就用来招生，那时的人不吃这一套。因此先得找个爹。
当时研究生宿舍楼里，也住着一些年轻教师，其中有位文艺编辑系的H老师，我们关系不错。于是就与H老师商量，把音效培训班挂靠在文编系，以文编系名义招生，结业证书上盖文编系的印章。文编系就是培训班的爹。
商定的收入分配比例是二八开（记忆中好像是），虽然我们拿的八成，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干，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承担，包括邮寄招生简章，聘请老师的差旅住宿费，授课费（包括文编系老师的授课费），各种劳务费开支等等，全部都由我们承担。从表面上看，我们得大头，但是如果扣去各项开支，最后结余，能不能赚到二成，还不好说。而文编系则是旱涝保收，不管收入多少，都要给他们二成，稳赚不亏。多给爹一点，我们也没什么。
我们的心态很好，只要不赔就行，赚不到钱就赚个吆喝，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们与文编系郑重其事地签订了联合办音响效果制作培训班的协议书。
那时候，广院里也举办着各种培训班，院里的宿舍与教室很紧张，因此我们就联系隔壁的煤炭干部培训学院（好像还遇上过叶文福，著名诗人，当时落难于此），培训班就吃住在煤干院的招待所，并租用他们的教室。
等把一切准备妥当，我们就像乡镇企业发业务信一样，按照全国电话簿上的地址，把招生简章寄到各省市电视台与各电化教育中心，一共寄出几百封，后来收到了几十个回执，比例还不算太低。生源有了着落后，J就专门去了一趟上海，请来了他的师傅——上海电影制片厂的Y老师。
Y 老师70多岁，是电影界音响效果制作的元老，担任主讲老师。J 也参加授课，作为助讲。文编系也有几位老师参加授课。课程安排经过文编系审定，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既有艺术又有技术，很像一回事，比我们研究生上课还正规。
但由于Y 老师是实际制作音响效果的，平时传授是师傅带徒弟式的，因此对于正规课堂的授课经验不足，加上年纪大，课程有点拖沓，学员们有些不满意，就把意见反映到文编系。本来，这只是教学上的技术活问题，调整一下课程就行。可是，没想到事情却复杂起来。
文编系开始并不十分看好这个音效培训班，因为专业较偏，估计招生困难。但是文编系拿固定分成，旱涝保收，此外教师授课还可以拿授课费，又在广院鼻子底下办学，既不用出力又没什么风险，有枣没枣都打它一杆子，怎么都是合算的买卖。可是看到招了几十个学员，觉得文编系分配比例太低。
1980年代那会儿，通过培训班赚钱还是有诱惑的。谁都经不住利益诱惑。于是系里就有了些议论，甚至还传出不给发结业证书。
学员的不满与文编系的不满，交织碰撞到一起，马上就要引燃了，我们却还蒙在鼓里。直到有一天，新闻研究所所长、我的导师王珏找到我，满脸严肃，问我是不是私下在校外办培训班？并告诉我，学员已经闹到院长办公室，后果很严重。我才知道已闯下大祸。
原来，学员听说音效培训班是两个学生办的，而且文编系可能不发结业证书（文编系把自己推的干干净净，呵呵），就炸窝了，他们没找我们，而是集体跑到院长办公室反映。那时还没有流行拉白色横幅抗议，否则院大门口肯定就被看热闹的群众给堵上了；也没有流行在白恤衫上印粗体字，否则院里肯定就会有一道亮丽的风景。
院里此时发现，两个在读学生（有个还是代培生）居然办起了培训班，学院历史上还从没有这样的事，胆大包天。就让新闻研究所找我，同时也向培训班的学员承诺会发给结业证书，总算把风波平息下去。最后，好像是以广院的名义发给了结业证书。中国广播电视史上的第一个音响效果制作培训班，就这样了结束了。
音效培训班的事，在广院里掀起轩然大波，研究生里也有传闻，还影响到我们与H 老师的私人交往。但是当时，院领导并没找我们的麻烦，一是可能不想影响我们完成学位论文，二是也可能准备秋后算账，反正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而我们却误以为已经过关，也就没去多想。
经过结算，支付了所有的费用开支，我与J每人分到了几百元，J马上买了一双耐克高帮球鞋，那时耐克球鞋多稀罕！一双鞋得好多个月的工资。J是从电影厂的艺术堆里出来的，长发飘逸，风流倜傥，自带一身的文艺气息，一双白色高帮耐克特别引人瞩目，走起路来，像特斯拉一样都不自带刹车的，招来广院里多少靓女的眼光，这激起了他赚钱的乐趣。而我赚钱用来支付太太出国的费用，也充满着赚钱的动力。
于是，我们又谋划第二个培训班——影视导演培训班。通过音效培训班，既积累了经验，也得出一些经验教训，比如，兔子不吃窝边草，搞不好馅饼就成了陷阱。因此，办导演培训班时，就掌握两条原则：一是不在广院或者广院附近办班，以防万一出现情况，学员直接找到院里告状，给我们带来麻烦；二是不能让学院里的人参与管理，胳膊扭不过大腿。这都是前车之鉴。
天下的钱是赚不完的，并非所有的钱都值得去赚。但是，如果喜欢的事情做成了，钱也赚到手了，还开心好玩，这才有些意思。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导演培训班，似乎还说的过去。
我们之所以办导演培训班，主要还是先解决自身需求，然后顺带着赚钱，有点鱼与熊掌兼得的意思。确切地说是J 的愿望，加上我的需求。J到广院学导演，很希望拜到名师。用眼下时髦的话来说，有没有本事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跟着谁混，认师拜祖，血统依然重要。像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出来的导演，都自带着光环，一说就是“第几代导演”，而广播学院出来的就略逊一筹了，因为人家开设导演专业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谁的娘肚子里？师资力量自然也略逊一筹。在艺术界，才气很重要，历史的渊源也很重要，有大师的加持似乎更有底气。
既然自己拜师，那就一定要请到牛逼的老师，请谁、怎么请、通过谁来请？课程怎么设置？基本上由J 一手张罗，他是电影圈出来的，门儿清，基本不用我操心。如果J 是教务主任，我则是招办主任，主要负责招生的具体工作。只可惜，当年社会上对艺术的追求与崇拜，不像今天这样狂热，否则我的门前可能会排起长队，也许就成为腐败的重点领域了。
举办导演培训班，我们还是老套路，先找一个爹，挂靠在电视系一家音像出版社名下。说是音像出版社，实际上也就是一块牌子，只有一个人负责，是电视系一位老师兼的。J进广院代培，好像就是这位老师牵线搭桥，熟人好商量。也许是被我们的学习热忱所感染，这个爹比较开明，给多少培训费分成无所谓，唯一要求是不能出事。我们也用人格向爹担保，如果出事就提脑袋来见。
因为有音响效果班的前车之鉴，我们做事异常谨慎，一切都转入地下秘密工作模式，以免走漏任何风声，万一有人向院里告密就完蛋了。我们关在房间准备招生简章，写信封上的地址，都要听到暗号才开门。研究生觉得有些诡秘 ——对不起，正在写论文，谢绝一切人等打搅。
我们把可能泄漏信息的源头，直接堵死。比如，我的来信平时都是寄到新闻研究所，我再去所里拿，招生简章上的回执寄回给我，地址也是所里（研究生没有专门的信箱）。
那些天，我特别勤快，掐准邮递员送信的时间，直接跑到院大门口的收发室，从一大堆信里面挑出寄给我的，直接截留，顺便也把所里的信件带回去。收发室以前没见过我，见我每天这么准时，还以为我是所里新来的勤杂工。
我们把导演班的学习与住宿地点，选在远离广播学院的北京邮电学院。邮电学院在西郊，属于海淀区，而广播学院在东郊，属于朝阳区，中间隔着一个北京城。如果想要告状，得倒多次车呀？那时没有百度搜索地图，能找到地方就算有本事！
其实，真正的原因，倒还不是怕告状，而是因为所聘请的老师，都是北京电影学院的。电影学院离邮电学院近，都在学院路一带，为授课方便，邮电学院是个很理想的地方，而且又不引人瞩目。至于电影学院，一开始就不是我们要考虑的地方，那个地方太亮眼，目标太大，天天蹲守着狗仔队。我们把一切可能会出问题的细节都想到了，做到严防死守。
举办这个导演班，用时髦的说法，就是搞资源整合。两个学生手里什么都没有，但是通过资源整合，做到：用A（音像出版社）的名义办班招生，找B（邮电学院）的地方上课，由C（电影学院）的老师来授课，让D（全国各地）的学员来上课。我们就是一双无形的手，把所有的资源都汇集到一起，让有学问的人来授课，让求知的来学知识，我们更是鱼和熊掌兼得，学习赚钱两不误。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为社会培养了导演人才，促进影视产业的繁荣发展。各方皆有所获，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资源整合，现在人们当然已经非常熟悉，比如小米手机等许多互联网企业，玩的都是这个套路。但在三十多年前，我们就这么玩了。只是当时没有鼓励大学生创业这一说，否则也可以上讲台吹吹牛。呵呵。
J请到的老师，不愧都是当时最牛逼的，比如：电影学院副院长谢飞、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郑洞天、导演系教授周传基等，全部是影视教育界泰斗级的人物。这些泰斗级人物，并不因为我们是师出无名的短期培训班，就敷衍了事，他们授课非常认真。可惜时间太久了，只留下一些模糊的印象，好在网上有他们的资料，可以帮助回忆。
电影学院副院长谢飞一进教室，我们看见的就是一副非常儒雅的面孔，没有任何架子。谢飞是谢觉哉的儿子，1942出生于陕西省延安市，著名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本身就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1978年执导首部电影《火娃》；1986年执导的剧情片《湘女萧萧》获得第36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堂吉诃德奖。
谢飞给我们授课时，正好逢他根据刘桓小说改编执导的剧情片《本命年》，获得了第4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由姜文主演。谢飞就让我们先去看这部电影，然后在课堂上一起讨论与分析导演手法。这部电影的剧情为：经过劳动改造，犯人李慧泉（姜文饰）刑满释放，回到了从小生长的胡同。老街坊邻居罗大妈很照顾这个父母亡故、孤苦伶仃的小伙子。当年，哥们叉子因为女友爱上了别人，气愤不过，拉着讲义气的李慧泉，教训了那个男人，结果无意中弄出人命，二人双双入狱。李慧泉在民警小刘（刘斌饰）的帮助下，练摊谋生，遇到了三教九流，令他尝遍人间冷暖。在歌厅里，李慧泉认识了驻唱的歌手赵雅秋（程琳饰），成为她的护花使者，但是在他决定重新开始新生活的时候，却陷入了始料未及的困境，又要重新入狱……
谢飞极力称赞主演姜文的演技，给姜文以很大的自由创作空间。有个细节我记得特别深。他说，姜文的耳朵会像兔子的耳朵一样动起来，他多次运用姜文耳朵的特写镜头，表达这个李慧泉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谢飞特别谦虚，让我们说观后感，提提建议。我也就不知天高地厚，给他提了一个：如果在结尾，像欧亨利的小说《警察与赞美诗》那样，也来个警笛声，与开头的李慧泉被警察抓走相呼应，表示命运的轮回，那就更好了。谢飞带着标志性的微笑，听着我的建议。那一瞬间，竟让我产生了些虚幻。
后来，谢飞又获得更多奖项，比如1993年执导的剧情片《香魂女》获得第4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1995年执导的剧情片《黑骏马》获得第19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2000年执导的剧情片《益西卓玛》获得第2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剧本特别奖，等等。
与谢飞的谦和儒雅完全不同，周传基教授身材瘦小，讲起课来则是豪气冲天，爆发力十足，即使是理论课也讲得激情澎拜，让你产生创新的冲动。时隔多年，我仍是这种印象。周传基是1925年生人，那时已经六十多岁，精通多国语言，旁征博引，常常令人耳目一新。他还特别喜欢接受新事物，他说电脑真是个好东西，给自己带来许多方便，课堂上分发的讲义，就是自己在电脑上敲打出来的。可在1980年代，电脑还是新鲜东西，我连基本的输入法都还没学会。
周传基有很多发亮的头衔：中国资深电影人、电影理论家、翻译家、影视评论家、教育家、教授。他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标志性人物，也是陈凯歌、张艺谋的老师，被誉为"中国电影界的泰斗""中国第一电影教头"等等。课间休息时，我们与周教授相谈甚欢。等培训班结束，感觉都快称兄道弟了。
而导演系主任郑洞天的授课，则比较严肃，加上他个子比较高，不言苟笑，令人敬畏。1944年出生的郑洞天，当时正年富力强，也是一身光环：1978年与谢飞联合执导电影《火娃》，开启了导演生涯。1981年执导剧情电影《邻居》，凭借该片入围第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1987年执导的亲情剧《寻呼妈妈》获得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短篇儿童剧三等奖。1989年执导电视剧《命运》，该剧获得中国电影厂电视剧三等奖。郑洞天作为电影学院导演系的中坚力量，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讲的深入浅出。
在我们的培训班之后，郑洞天又担任了青年电影制片厂厂长，创作颇丰：1992年凭借儿童电影《人之初》获得第5届中国电影童牛奖评委会导演奖。1998年执导的剧情电影《故园秋色》获得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2004年凭借人物传记电影《郑培民》入围第7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最佳导演奖。2005年郑洞天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2014年入围中国电影导演协会表彰大会杰出贡献导演奖；12月获得第2届伦敦国际华语电影节终身成就奖。2015年，又获得中国电影导演协会表彰大会出贡献导演奖，等等。
我之所以炫耀着这些授课老师的“辉煌业绩”，只是想说明，我们两个在校学生当年是如何了得，竟然能够请得动这些泰斗，现在谁来试一试？我也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会答应？今生如有机会，我一定问一问。
导演培训班结束不久，我也毕业了，并从此离开新闻界与广播电视界。如果不离开的话，是否会继续整合影视界的资源，弄个什么“艺术学院”；或者成立个影视公司，签约一批明星艺人，然后再弄出个什么逃税风波？不过，这一切都已经远离我而去了。
J 后来作为导演、制片人、艺术总监等，参加了许多著名影视剧的拍摄和制作，比如陈道明主演的《黑洞》等。我二十多年后再见到他时，他已经不再是一头的长发飘逸，而是满头的自来卷。我们聊天的时候，不时会打进来一个电话，我听到电话那端小心翼翼的：J老师，那个剧本看了没有，您觉得可以用吗，还需要修改吗？一会儿又进来一个电话，好像是投资人的语气：J 导，这个角色您与陈道明沟通了没有？
1990年夏天，我研究生毕业后，进了与新闻和影视业毫无关系的国家烟草专卖局。这个全国上交利税的最大户，当年吸引了多少大学生、研究生，是求职热门中的热门。据说众多投送的简历中，我的那份特别引人注目，被人事处长一眼相中，直接送到了局长桌上，局长批了几个字：此人留在局长值班室。这意味着什么呀？
但是这份好运气，并没有把我留住，因为出国探亲及家庭团聚的原因，我一年多后就离开了国家烟草局，对我未必是坏事。一个与我年纪相仿，差不多前后脚进烟草局的大学生Z ，当时都在局长值班室工作，在局里值班时，我喝茶，他喝酒。他喝的是二锅头，我喝的是家乡龙井。Z后来官至烟草局副局长，近年被查处，涉案金额近亿元。Z 出事后，从他家搜出二千多瓶茅台年份酒。我看到国家监委的电视片介绍，他下午被留置时还是醉醺醺的，居然在留置室睡大觉，最后被判了无期徒刑。我是感概万分。
刚到烟草局报到上班时，我还有点心虚，因为彼时还没拿到学位证书和毕业文凭，像个“三无产品”，就怕人事司向我追要。我的硕士学位证书与毕业文凭，彼时还扣押在院长办公室，据说这是应院学位委员会一位委员的要求，类似我这样扰乱院教学秩序的“害众之马”，应予以严惩。学位证书本是衡量学位和学术水平的一个标准，毕业文凭则是学生是否完成学业以及违反校规的证明，本来与培训班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却成了秋后算账的筹码。我想，这不等于优秀产品都已经出厂使用了，却还不给合格证书？
新闻研究所所长、我的导师王珏，与班主任郭北平老师，都向院里求情，帮我说好话。差不多过了半年，有一天，郭老师向我传达院领导指示，要求我作出深刻的检查，并根据我的检讨程度，再决定是否把学位证书和毕业文凭给我。这次，我学乖了，特别老实，带上了几条烟，一边给院里交上检讨书，一边庄严地承诺，广院将来如果有烟的需求可以找我。院有关领导还算通情达理，将学位证书和毕业文凭给了我。我走出广播学院大门，回望着院内，有种鸟儿飞出了笼子的感觉。
过了许多年，我才知道，1989年我在校外办培训班时，有个叫俞敏洪的青年教师，以北京大学教师的身份，也在校外办培训班。1990年，北大对俞敏洪的校外办班行为很不满，认为影响教学秩序，给予了处分，导致俞敏洪次年从北大辞职。而那年，我正好毕业分配，学位证书和毕业文凭却被扣押在学校，真是何其相似也。
如果说，俞敏洪办培训班是利用自己的外语一技之长，亲历亲为，是马化腾模式；而我们则是整合资源，借力打力，是马云模式。大学本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摇篮，应该打破常规，鼓励敢想能闯，而大学却有着各种的藩篱屏障。
有意思的是，最初想出国的俞敏洪，最后没有出国，于1993年创办了北京新东方学校。我反倒于1991年底出国与太太团聚，开始了国外的打拼。又过了许多年，当年文编系的H老师调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担任了院领导。
历史有时候真的喜欢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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