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邱捷：33岁高中生同等学力考上研究生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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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捷，1978年起师从著名的孙中山研究专家陈锡祺教授，1981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此后一直在中山大学任教。曾任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系主任、台湾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现已退休。
原题
我33岁时才圆了大学梦
我1963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当时不向考生公布成绩，迄今我仍不知道自己考得如何，总之是没考上。高考之后一两个月，我就下乡当了知青，一去15年，前十年在生产队下稻田、钻蔗林，后五年当小学、中学的“民办教师”。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在平沙农场（现为珠海市金湾区平沙镇）的平沙中学教高一的化学和物理。如果我参加高考，很有可能考上。但高考报名的年龄上限是30岁（1947年3月1日后出生），我出生于1945年11月，已超过1岁多，只有望洋兴叹的份。我原本以为这辈子与大学无缘了，谁知第二年却有了机会。
1978年2月开学后不久，高一级组长邓志坚老师拿着一张报纸对我说：“老邱，今年公开招考研究生，同等学力也可以报名，你为什么不去试一下？”当年初教育部发出《关于高等学校1978年研究生招生工作安排意见》，决定将1977、1978两年研究生招生工作合并进行，统称为1978级研究生，招生简章登报了。
我草草看了一下报纸刊登的消息，上面写着“有专业特长和研究才能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工农兵和在职职工，不受学历限制”，可以报考，报考年龄上限是35岁（后来放宽到40岁）。不过，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一时不知怎样回答邓老师。
邓志坚是中山大学数学力学系1967届毕业生，为人正直善良，业务水平高，知识面宽广，对我们这些民办教师毫无架子、关照有加，平沙中学的同事都很佩服他，我平日也愿意听他的话。他很诚恳地对我说：“老邱，如果你报考化学，我估计你考不上，就算笔试考得好也未必会录取你，因为你缺乏做实验的专业训练。但你可以去报考历史学呀！”他这一说，我就有些动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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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老师劝我报考历史学，是因为他知道我在这门学科读的书较多，知识比较丰富，不下于有历史系本科学历的人。我为什么历史知识懂得较多？这里要稍为多说几句。
我的祖父是清末秀才，民国时期当过无权无势的小官。我两三岁时，祖父开始教我识字、背唐诗。老人不会讲适合儿童听的童话，就把清朝宫廷、名人、官场的轶事当故事讲给我听。祖父同几位国民党元老有葭莩之谊，但他几乎不讲民国的事，不过，我的父辈闲谈时却经常以民国人物、历史做话题。我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还插嘴发问，长辈们通常都会回答，有时还引申出新故事。于是，我很早就成为知道不少清朝、民国掌故的少年版“孔乙己”。
我在1960年考入广东师院附中（广州第21中）读高中，这是一所名气不算很大、但教学质量相当好的中学。在高中阶段我养成了初步的自学能力和较好的阅读、理解、写作能力。因为各科成绩都不错，而当时又没有强调高考导向，所以，我得以把大部分课余时间甚至部分自习课用于阅读“闲书”，两三天一次持父母的借书证到中山图书馆借书，借回来常与父亲共读。
父亲没有高校学历，但阅读兴趣广泛，知识面广，知道很多历史掌故，同我讨论书的内容时百问不厌，往往妙语连珠，使我印象特别深刻。在初中时我就读过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后来对几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都翻阅过并留下印象。我漫无目标、杂学旁收、全凭兴趣的课外阅读，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中学毕业时，我的文史知识已远比一般同学丰富。
我当知青这十几年多数是无书可读的年代。不过，《毛泽东选集》是人人要读的，别人怎样读我不知道，我是认真读过多遍的，而且读出了不少与众不同的心得。一本薄薄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可说是我自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主要教材，被我翻得散了页。但其他书大多只能偷偷读，我收藏了一套错字很多的万有文库本《廿二史札记》，它陪伴我度过很多个漫漫长夜。后来又在平沙中学读了图书室收藏的大部分文史书籍，特别是细读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一至四册和《中国近代史》。我记性还可以，加上可读的书有限，每本都用心读，所以收获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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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报考了中山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平沙中学给我出具了同等学力的推荐意见，对我的政治思想表现，相信也写了一份正面的评语。校长对我说，不可能找到接替我课程的教师，所以，只能利用课余时间备考。对此我当然理解，本来也没想过请假复习。
中山大学的招生简章只是说考政治理论、外语、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近代史（专业课）五门，没有提示考试范围，也没有指定参考书目，其实，就算指定了我也没法找。于是，每周上完高一级四个班的化学课、一个班的物理课后，我仍是如常一样手头有什么书就读什么，间中翻一下俄语版《毛主席语录》。
考研的时间安排很紧迫，1978年2月招生简章见报，3月全月是报名时间，5月5-7日就是考试时间了，从宣布招生到考试只有两个多月。应试前几天，我把课程调好上完，5月3日就骑自行车来到斗门县城井岸镇，因为试场安排在斗门县教育局，监考也由斗门县负责。考前我休息了一天，还到电影院看了几场电影。
5日如期开考。上午考“政治理论”，试题大抵是考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还有几道时事题。因为我高中政治课学得很好，当知青后又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还细读了一些马列经典，平时天天看报，所以答题相当顺手。
下午考外语，我考的是俄语，按规定可以带字典。我手头只有一本中学生用的俄汉字典，但其中的词汇足够应付考试；而且小字典容易翻阅，词条的解释更简明，在考试时就更得心应手。俄语是我中学学得最好的课程，我还掌握了大量教材以外的词汇，所以，试题都能读懂，遇到疑难的句子，查查其中的动词（俄语的动词看词尾即可判断），整句意思也就不难明白，外语也就轻松地考完了。
第二天上午考“中国通史”，题目我大多数会做。但下午考“世界通史”时，面对“希罗多德”、“两班”等题目就傻了眼，幸而几道有关法国革命史、苏联史、二战史的题目，是我相对熟悉的内容，不至于信心全失，总算把试卷答完。
第三天考“中国近代史”，是四道论述题：一、为什么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对此，中外学术界有什么不同意见？二，论述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意义。三、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怎样向西方寻求救中国的办法？四、孙中山怎样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我看到这些题目时觉得都不难答，因为我对近代中国的历史线索、主要事件、主要人物都不生疏，熟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的基本论点，除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认真学习过外，也曾反复精读此前几年上海出的几本中国近代史小丛书，于是，在三个钟头内洋洋洒洒写了很多页。
今天看来，这几个题目政治色彩稍浓了些，然而，在1978年大概只能这样出题。这些题目也比较简单，但当时所有考生都没有时间复习准备，又难找到参考书，题目如果出得太难就无法选拔。后来我知道，其他学科，无论文理，题目都不太深。反正题目同样，无论难易，对全体考生是公平的。
这次考试，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参加，考完后就不再放在心上了。有人问起，我就开玩笑回答说都交了白卷。然而，我没想到，我政治理论、外语、中国近代史分别考了92、90、92分，中国通史考了82 .5分，本以为考得一塌糊涂的世界通史也拿到了53分，五门总共409.5分，在60多名考生中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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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了当年中大历史系招研考试的“黑马”。招生的导师陈锡祺教授和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负责人陈胜粦老师（1980年代初评上教授）极其慎重、细致地对待我这个特殊的考生，通过很多途径了解我的情况。锡祺师的次子陈嘉鲲恰巧也是平沙知青，曾是全省知青标兵，当时是平沙农场知青办主任。锡祺师和师母夏老师就到平沙探望嘉鲲，“顺便”对我进行“预复试”。
此前我对陈嘉鲲只知其名，从未见过面。其时平沙农场有知青近万，他也不可能注意到我。陈先生来到平沙后，嘉鲲托人通知我到他家，事先说明陈先生要见我。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自信持重、言辞得体的人，头一次面对面同教授打交道，而且是招生的导师，未免忐忑不安。但陈先生温和、平易的态度很快使我放松，我的话就从开始时的结结巴巴逐步变得流畅起来。“预复试”完全是闲谈式的，大致是问我为何报考这个专业、以往读过什么书，以及对一些历史人物、事件的看法等等。与陈先生见面后不久，我就接到复试的通知。
到中山大学的复试很顺利。尽管我还未被录取，但历史系资料室就允许我借书备考。为写本文近日我到学校档案馆查阅当年的研究生登记表等资料，才知道我外语专业翻译、中国近代史专业的复试成绩也比较好。
8月，我收到了中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1978年全国招收了大约一万名研究生，其中广东省招收了约500名，考上是很稀罕的事，何况我还是以同等学力的资格，所以，在平沙、斗门都有点令人瞩目。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斗门县就推荐我这个教化学的民办教师参加佛山地区高考历史科评卷工作，当年中学教师能参加高考评卷是很光荣的事。斗门县编出全省第一部新方志时，还把我考取研究生一事写入。
10月，我与107名新研究生到中山大学报到。在学期间，大家戏称自己是“一百零八将”。当年以“同等学力”资格考上中山大学研究生的，除我以外，还有物理学科的胡连、胡泊兄弟等几位。
1978年我已经33岁，终于圆了上大学的梦。同届研究生中，年龄与我相近者占多数，已进入中年，多数有家庭，但人人都珍惜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争分夺秒地读书，自觉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一百零八将”的总班长是哲学系的李恒瑞（后来是省委党校副校长、省社联副主席，前几年不幸病逝），每逢开大会，我们都是在李恒瑞带领下整队前往礼堂，这个细节，反映了这届研究生的纪律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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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1981年获得学位后我留在中山大学任教，1987年晋升副教授，1992年晋升教授，1996年评上“博导”，2008年被评为“教授二级岗”，其间当过系主任、研究所所长，一直到2013年退休，连同知青的工龄恰好50年。这些都是1978年前我做梦都没想过的事。像我这种没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能破格考上研究生，后来还当上教授，主要是因为碰上了特殊年代造成的特别机遇；换了时间、地点，恐怕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回首前尘，我感到自己确实是个幸运者，应该对国家、对社会、对中山大学以及向很多人永怀感激之情。
1978年我考研成绩好，既因我从小自学有一定基础，也有一定偶然性。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所出考题刚好适应了我的知识结构、水平与考试技能，就让我考了高分。不过，我明白，缺了本科阶段，我的理论素养、学术训练都难免有欠缺之处。尽管我考研分数高于其他师兄弟，但在学习和日后工作过程中，彼此是各有所长，我并不觉得自己比别人优秀。
1978级数学专业的硕士生中有几位是邓志坚老师的大学同班同学，从他们口中我知道邓志坚当年是班长，品学兼优。为何邓老师鼓励我报考自己却不报？我猜想，大概是因为他毕业于名校，对考研有正常的认知，自己没有充分准备就不愿贸然报考。而我对大学本来没有多少了解，无知无畏，对报考的成败得失不必细想，不带任何思想包袱赴考，反而考出了自己最好的水平。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7年0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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