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刘治山：农家寒门子弟摘取全县高考状元

2018-02-28 刘治山 新三届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大学时代的本文作者

刘治山，男，1956年9月出生，籍贯河北南皮。1977年参加高考，被武汉大学录取。1982年1月武汉大学本科物理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机械部北京机电研究所从事电子显微镜镜、金属材料的实验研究工作。1985年考取机械部机械科学研究院的硕士研究生。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在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先后从事金属热处理、金属材料的组织与性能的分析试验研究及高新技术及产品的进出口工作。研究员，2016年10月退休，现在原单位发挥点余热。

原题

忆四十年前的高考

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三，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1978年的农历正月十三，也即40年的今天，一纸高考录取通知书，彻底改变我的人生轨迹。每逢此时此刻，我就心潮起伏，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我所参加的1977年的高考。

背景

科举制度也就是高考制度的前身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华文明的产物，它起源于隋朝，被西方学者称为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之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延续了解放前各高校单独招生的制度。我们国家是从1952年开始实行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的。不幸的是，高考这一制度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就已经被迫中断了。

那时候，学生高中毕业后没有高考。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知识分子当时被称为“臭老九”而受到批判，”读书无用论”盛行，轻视知识，仇视知识分子，蔑视读书的舆论氛围十分猖獗。

学生不好好上学，老师也不好好去教学。由于当时的城市容纳不了大批新增城市人口的充分就业，政府就号召刚毕业的学生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说是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实则是暂时缓解城市里的就业压力。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长达五六年期间大学没有招生，国家出现人才断档的危机，考虑到这一现实，从1971年开始在社会上以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方式招收所谓“工农兵大学生”。

当时所提出的原则口号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要想上大学，靠贫下中农或者基层单位来推荐和领导批准，名义上是推荐和选拔相结合，实际上最重要的是领导批准，主要靠关系，走后门。

虽然这其中不乏有德才兼备的学生，但从总体上来说，这批工农兵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普遍不是太高。全国范围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从1971年开始，一直到1976年结束总共六届，共招收了约94万工农兵学员。

从1966开始到1976年结束的“文化大革命”，是领导人错误发动、被四人帮利用的十年浩劫，是对中国文化的巨大摧残，它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1976年10月，文革宣布结束。

1977年，随着老一代领导人的相继去世和“四人帮”的被粉碎，摆在新一代领导人面前的局面是全国一片凋零，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其中当务之急就是急需培养人才。甚至可以用国歌里的一句话来形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1977年年中由教育部组织召开的年度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特约参加会议的武汉大学查全性副教授向与会的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提出要废除现行的大学招生推荐制，而恢复高考的大胆建议。此项积极的建议立刻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赞许，第三次出山的邓小平当即拍板恢复高考，为了保证恢复高考后的新生尽快入学，由于时间仓促当年的高考在十二月份施行。

1977年的高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是在新中国历史上的真正意义上最公平的一次考试。建国后到文革前的17年虽也有高考，但或多或少的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由于有严格的政审制，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

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或者家长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当时高校招生时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学习优秀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往往被降格录取或者不宜录取，鲜有机会考上理想的大学深造。

而在1977年高考随后的历届高考中，由于慢慢添加了所谓的三好学生、艺术特长生、体育特长生、奥数比赛等杂七杂八的若干项加分因素等等，这些加分因素，照顾到了少数城里人和有钱人，来自农村的寒门学子们难以享受到这些加分。所以在公平性上都难以和1977年的高考相媲美。

1977年高考在考试资格上，无论是初中毕业生还是高中毕业生，也无论是应届学生还是往届生，无论结婚与否、年龄如从15~16岁到近40岁以及无论家庭出身如何都可以报名参加，而且录取的唯一标准就是高考分数的高低，当时最著名的口号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邓小平制定的录取标准是：个人表现好，择优录取，不考虑家庭出身。没有任何其它加分项和照顾选项，这对像我等无任何背景的广大寒门学子们来说绝对是一大福音。

我的大学毕业文凭

当时的状况

我是1975年二月初从河北省南皮县北头中学高中毕业的。像几乎所有的同学们一样，那时毕业意味着失业，我空怀满肚子知识和希望能在更大舞台上报效祖国实现伟大理想的梦想，只得面对现实地回乡参加农业劳动，和广大乡亲们一样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起、日落而息的生活，饥饿和劳累时时伴随在身边，由于自己生性倔强，所以还时常受到一些社会上一些小混混们的欺辱。

刚从中学毕业的半大孩子，由于体力不足，在生产队只能算半劳力，干活一天只能计八分（整劳力每天记十分），年底决算每个整劳力十分的分值是两角八分钱，而市场上的玉米价格是每斤三四角钱，由于长期肚里没有油水，一天至少一斤半粮食才能填饱肚子，仅从这一点上，当时农村的贫穷贫困程度就可以想像而知。

1977年深秋的一天（后来查知是10月21日），从广播中获取了国家要恢复高考的确切消息后，我兴奋得几个夜晚都睡不着觉。

当时，我正和从全县历届优秀高中毕业生中推选出的共四十名学员一起，在县教育局设在县一中的“五七大学”师资培训班学习。师资培训班分为数学班和物理班两个班级，每个班级20位学员，学制为一年，我当时在物理班学习。县教育局选调了全县最有经验的教师任教，当时的培养目标是补充县里紧缺的各中学的师资力量。名义上说是五七大学，实际上学的全是高中的课程，主要就是把高中阶段所学的知识重新复习巩固一遍。

将近一年的学习，为我们参加高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我们在迎接高考上相当于提前得到预热。当得知国家恢复高考的准确消息之后，大家更意气风发，满怀热情地投入了紧张的复习功课、迎接高考之中。

我在图书馆前读书

高考的情形

1977年的高考，还不是全国统一的高考，而是以省为单位单独命题，县(区)组织考试。我记得那年的考试是在12月中旬举行的。理科考试共分四门：政治，数学，语文和理化，总共分两天进行。按户口所在地，我被分在北头中学参加考试。

考试前几天，虽然期盼但又不太相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落在自己孩子头上，我母亲就默默地为我祈祷着祝福着，期盼着幸运能像雨点一样能落在我的头上。寒冬12月份，哪来的雨下？所以我对高考的期望不过像虚无飘渺的海市蜃楼，聊胜于无罢了。

高考前的头天晚上，当中学教师的父亲还专程从他任教的教学点赶回家来，对我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减轻压力，以放松的心情去参加考试。父亲的一番教导，确实让我放下了包袱。

在此，我要感谢我的父亲在我高考前的头天晚上对我耐心的开导使我缓解了压力，同时我还要感谢我的母亲和大嫂，她们为了保证我的体力，在那个平时几乎见不到荤腥的岁月里，还专门为我做了汆牛肉丸子。

说来也怪，高考的第一天，果然下起了蒙蒙细雨，这在隆冬的华北地区是十分罕见的，也许母亲的诚意感动了苍天，助我一臂之力高考取得好成绩。

上午八点半，考试开始了。一开始还有些稍微的紧张，但做了几道题之后，大多数的题目以前接触过，心想高考也不过如此，激动的心情也就慢慢平复了，答题也比较正常了，能做的基本都做出来了，当时的心情比平常的日常考试还放松。

特别是最后一天考理化的最后一道化学题时，这类题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是为了拉开分数而设立比较难的复合知识性题目,当时我看时间还比较富裕，就用推理的方法，根据已掌握的现有知识，大胆试探着用一种巧妙的方法做出了这道题。

交卷之后，我以忐忑不安的心情询问了负责监考的我们的化学老师，她说这道题她也没有见过，随后我把我答题的过程向她叙述一遍，她恍然大悟，说估计我是对的。

看样子，高考时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心态放松，能做的题可以做出来，不会做的题也有可能超水平发挥做出来。一个反例是，我们一同参加考试的一位考生，考试头一天就没有睡好觉，在考场上心情一直高度紧张，心里怦怦直跳始终就像打小鼓一样，虽然平时成绩一直很优秀，但那次高考没有发挥好。直到第二年参加高考克服紧张情绪后，正常发挥取得好成绩才被录取。

高考过后，马上就要过春节了，每位考生心里都忐忑不安地等待着那令人振奋抑或令人沮丧的消息。

填报志愿

记得那年填报志愿是在高考以前，并且是大中专在一起一次性填报志愿。全国累积11届高中毕业生再加上部分初中毕业生共计几百万考生报名参加高考，到底按什么标准录取，能录取多少名额，都是未知数。

那时由于信息闭塞，没有电视手机等现代化收集信息的手段，再加上高考已经停顿11年，对于报哪所学校，哪所学校适合于自己，别说是考生自己，就连家长和任课老师也不是很清楚。

鉴于我的实力和以往的考试情况，我的任课老师鼓励我第一志愿大胆报考北京大学，而我的家庭，特别是我的两个哥哥因为考虑到我们家弟兄好几个都在农村刨土坷垃，没有一个吃商品粮的，只要能考出去，哪怕是中专也行。

综合考虑两者的观点，又考虑到万一明年政策有变，我就采取了折衷的方案，第一志愿报考了我认为河北省最好的大学：河北大学，第二、第三志愿填报了外省的一般理工科院校。

武汉大学牌坊

录取

高考完大约两个月后，我清楚地记得是1978年农历正月十三（公历1978年2月19日），恰逢是王寺集，临近中午时分，我们一家正准备吃中午饭，有人从公社政府给我们家捎来了喜讯：我已经被武汉大学破格录取。并把盖有武汉大学鲜红印章的录取通知书递到我手里。

顿时，全家人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老老少少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面容，这种享受是全家20多年来所没有过的。

后来得知，那年全国共有570万考生参加高考，共录取大中专新生27万，录取率不足4.8%，录取率之低是空前绝后的。后经托人到地区文教局查证，我的高考成绩是总分330多分（满分400分），列居全县所有考生第一名。

我为能参加1977年的高考而感到幸运，我为取得全县1977年的高考状元而自豪，我为成为恢复高考后首批录取的27万佼佼者中的一位而骄傲。

后经查实，我之所以没被我所第一志愿学校河北大学录取而能够被全国重点高校武汉大学录取，实际上是受益于由邓小平倡导当时施行的：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和师范院校等名额录满的人性化政策。

位于南皮县的我县先贤张之洞塑像

武汉大学的前身是我县先贤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向大清光绪皇帝启奏，经皇帝批准成立的武昌自强学堂，她成立于1893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武汉大学，建在湖北省武汉市的东湖之滨，珞珈山下，校内有多座国家重点保护的民国建筑，山道间有闻名于世的樱花大道，每到三月份，樱花盛开于古建筑相得益彰，吸引了全国的数万游客，武汉大学被称为全国最美丽的大学。

武汉大学学风正派，治学严谨，勇于创新，在全国所有大学中，一直是排在前十位之内的国家重点综合性大学。作为我县先贤张之洞的同乡，能在他创办的风景优美古色古香的大学里学习四年，感到无比的荣幸和自豪。

武汉大学行政办公大楼

在武汉大学，我学的是物理系金属物理专业。我十分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大学学习机会，四年时间，几乎没有去逛过街，平时除了上课就是自习。三十几门功课，平均分数接近90分。

1982年2月份毕业,我以优异的成绩被分配到北京一国家级研究院——机械科学研究总院从事科研工作，随后又考取了本院的硕士研究生，并一直在该院从事机械领域的科研工作和机电设备及技术的进出口工作。现在已年过六旬，刚从研究员的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仍在原单位发挥点余热。

思考

回顾1977年的高考，它是在特殊时期由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提出建议的，经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同意批准的一次特殊的全国性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它是由由11届共计570万名毕业生联合参加的特殊考试，它是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历史的必然。那次高考，不看个人家庭出身和背景，没有像现在这样杂七杂八的加分因素，录取的唯一标准就是高考分数的高低，我认为那是一次唯一的真正意义上的公平考试。

大二全班春游东湖

1977年恢复高考的意义不仅在于改变了几十万人的人生轨迹和命运,还在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它重拾回了三样很重要的理念:

1.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后，重新肯定了知识的价值和人才的作用，这对当年社会风气的扭转起了很大作用；恢复高考使整个社会的思想架构重新回到现代社会的轨道上。

2.培养了人才：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仅是纠正了十年文革的错误，更转变了自1966年停止高考以来，中国人才一片空白的局面。这在当时,迅速缓解了人才匮乏的瓶颈，在以后40年的高考中，为国家培养数以亿计的国民经济各条战线急需的人才，这为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人才上的保证。可以说，没有那次高考以及随后的历届高考所选拔的大批人才，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发展强盛.

3.重新构建了上升通道：恢复高考其实是恢复了普通个体通向上层的一个发展通道，这是中国社会形成“稳定结构”的主要原因，它给普通人一个机会，可以通过这种相对公平和公正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是77级大学生的杰出代表。众多77级、78级、79级大学生已成为国家中流砥柱。这年的高考，也已成为一个国家的时代拐点。

1977年高考之后，国家逐渐恢复了正常的高考制度。

至2017年，国家恢复高考已经整整四十年过去了，尽管目前的高考制度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尚待完善之处，但我认为，相对来说，目前它仍然不失为最公平的国家级人才选拔制度，没有其它制度能代替它。设想如果没有了高考，来自广大农村的寒门学子们就更没有了上升通道，更没有了依靠知识改变命运的出路。

高考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同时也改变了我的后代的命运。愿我们国家的高考制度及各项法规制度越来越加完善，我们的国家建设得越来越好，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富强！

武汉大学古色古香的图书馆

2018年2月于北京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卌年：恢复高考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