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薛澜：三所大学，一代传奇
人物简介
薛澜
薛澜，1977年考入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现长春理工大学）精密仪器专业。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博士。现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兼院长、工程科技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创新政策与管理、危机与风险管理。
近代中国风云变幻、跌宕起伏，从“五四”运动的知识青年，到抗战时期的救亡学生，再到“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学员，每一代大学生都有卓然不凡的难忘经历。那么，“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前三届大学生（以下简称为“新三届”）为何能在众多大学生中受到关注？
细想起来，答案也许在于他们处于“文革”浩劫和改革开放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空前的历史机遇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无意间上了“三所大学”——社会大学、校园大学和国际大学，从而成长为国家发展与民族振兴的骨干栋梁，构成了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段传奇。
社会大学指的是“新三届”上大学之前的社会经历，包括上山下乡当农民，到工厂当工人，到部队当兵等。校园大学就是他们上大学的就学经历。而国际大学则是他们在大学毕业后，随着改革开放大潮，通过各种方式到国外留学、进修或工作的经历。因此，特定历史背景造就了不可复制的“新三届”，也为中国高等教育留下了一个值得回味的主题。
社会大学里认识中国起点
小时候看过高尔基的《我的大学》。面对残酷的生活现实，高尔基意识到自己的大学梦难以实现，于是到贫民窟和码头拼搏。社会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让他得以接触社会各个阶层，锻炼了意志，找到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新三届”的大学生，大都有着与高尔基相似的经历——在社会大学经受磨练。与受到系统应试教育的师弟师妹们相比，他们的文化知识学习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残缺不全的，但他们充满磨难的经历却是其他年代的大学生难以比拟的。不少人由于出身不好，受到歧视和不公待遇，但仍坚持学习马列原著，希望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还有人插队多年，身处逆境，仍勤奋自学数学、外语，期待有一天国家会需要这方面的人才。
当这些人聚在一起，他们的经历、见识、智慧之间的碰撞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是无可比拟的。
1976年，我插队下乡来到了河北省遵化县曹家堡公社沙坡峪大队。这个村靠山，农田不多，水果（包括面酸梨、山楂等）和山货（主要是京东板栗）是主要收入来源。最艰苦的是冬天刮树皮，要到北风呼啸的山上爬树把酸梨树的外表老皮刮掉，据说这样可让面酸梨皮薄肉细。最好干的农活就是秋天捡板栗，可以在山上找个地方烧堆火，架上一个小锅烧栗子吃。最累的农活就是夏天麦收，这是一年最忙的时候，抢收的同时还要把第二季赶快种下去，往往需要挑灯夜战。后来由于师资缺乏，我被安排到公社中学担任数学老师，又真正体会到了中国农村教师的清苦。
社会给“新三届”的回报不仅是体力上的增强，更是对中国社会最基层的认识，对个人意志的磨练和对人生的感悟。在这样的生活与劳动中，我们亲身体验了社会最本源的冷暖人生与情理世故，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烙印。
最近看到一位老知青熊蕾对下乡经历的评论，感觉非常贴切：“那样一个大潮，一下子把我们卷到了社会的最基层，赤裸裸地把中国的现实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除了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也学会了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不再用那种漂浮的心态看待人生和世界。”
校园大学里接受现代化洗礼
校园生活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大家如何努力学习。学生在路灯下看书或烛光前学习是常见的。十年“文革”的灾难和社会生活，压抑了他们对知识的渴求。“科学的春天”成为全社会对科技和知识渴求的象征，陈景润、杨振宁、李政道、蒋筑英这些名字就像今天的歌星和球星那样闪亮。人们相信，只要足够努力，就能把在“文革”中失去的十年补回来，所以对大学格外珍惜，所释放出的能量是空前的。
我的校园大学生活是在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今长春理工大学，以下简称“长春光机学院”）度过的，专业是精密仪器制造。在基础课学习中大家都非常努力。记得吴颐同学搞到一本《吉米多维奇数学习题集》，大家就找上面的难题来做，做不出来就交流争论，那种纯真的求知态度令人难忘。当时的英语课是由朱慧芬老师教的。朱老师不但人好、英语好，教学方法也好，很感谢朱老师给我们打下了较好的英语基础。
在这个阶段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CUSPEA（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在中国招生。当时范围比较广泛，工科学校也可以参与。经过学校初试、复试等环节，应用物理专业的崔洪亮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入选学生，在学校产生了轰动，也让我们第一次感觉到去国外学习并非遥不可及。
当时也正是科学学、科学社会学、软科学等学科被引进中国的启蒙时期。这些新概念、新思想对我产生了巨大吸引力。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对社会科学的兴趣比对工程技术的兴趣更大，而老师特别强调对专业忠诚的思想让我很矛盾。这种心理一直延续到我留校任教。
1982年，我们几个青年教师被派往上海光机所参加一个激光核聚变的国家重大研究计划。其间，跟很多科研人员的交流让我坚定了改变专业的信心。我觉得当时国家最缺的不是具体工程技术的人才，而是科技管理的人才。幸运的是，长春光机学院的领导很有远见，成立了全国为数不多的科学学研究机构。
完成项目后，我就向学校申请从精密仪器制造专业调到科学学研究室。真正开始从事这方面研究才发现，国内这个学科基础比较薄弱，不招研究生。此时，出国留学已悄然兴起。于是我走上了学英语、申请国外高校的路。幸运的是，我的TOEFL考了627分，在没有GRE成绩的情况下申请到了资助。于是，1985年我迈出了国门，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学习。
四年的校园大学给了我进入工业化社会的身份证，让我从一个下乡知青成为具有城市户口的工业化社会的建设者。更重要的是，大学教育给了我一个现代化社会公民所应当具有的广博知识、理性思维、独立价值观和公共行为准则。在信息技术极其发达的今天，很多专业知识的传授都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了，但校园大学培养公民基本素质的功能是其他社会机构所无法替代的。
国际大学里感受世界认识中国
1985年，我开始了国际大学的生活。记得第一堂课是SheldonRaven教授上的，我对他那慢悠软绵的南方口音毫无感觉，一堂课下来什么都没听懂；第一次使用计算机写作业非常激动，可惜半夜写完后存盘操作失误，前功尽弃，只能彻夜无眠，从头再来；第一次进入美国超市看到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食品，为美国社会物质的极大丰富感到震撼……到美国的前半年就是在一次次惊奇、意外和试错中度过，真正体会到了文化冲击的含义。
1987年到1991年，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工程与公共政策博士学位。
这个学科专门研究那些以工程技术为核心的公共政策问题，只招有理工科背景但有志于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博士生。在这里的几年学习非常辛苦，但也真正积累了一个学者所必备的能力。
这个系的博士资格考试很有特色，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在某一领域做一项研究，独立完成一篇能够发表的学术论文，并正式公开答辩；另一个是政策分析开卷考试。题目一般是模拟一个政策分析咨询公司接到政府部门邀请，对当前某个重大政策问题进行分析。给你一大堆有用无用的参考材料，要求在三天后准时把分析报告交上来。这个部分不少美国人第一次也都考不过。我那年的项目与环保有关。尽管对相关工程技术领域丝毫不熟悉，但也必须硬着头皮阅读材料，建立模型，分析各种选择的利弊。不分白天黑夜地忙了整整三天，终于按时提交分析报告，并顺利地一次通过。
1991年到1996年，我应聘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工程管理系和国际关系学院任助理教授，对美国社会有了更进一步了解，也对美国政治体系运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教管理，面对的学生大都是美国联邦政府官员或华盛顿周围大公司的雇员。
给这些人上课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要对美国经济社会及历史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搞得不好就要露怯。还有一个较大收获就是对美国思想库的认识。离乔治华盛顿大学不远的地方就是著名的K街，美国一些著名的思想库和游说公司就在这里。工作之余，我也参加了很多由这些思想库组织的活动，亲眼看到了思想库和游说公司是如何影响美国公共政策制定的。
“国际大学”的经历，让我从里到外体会了中国之外的世界，也从外到里重新认识了中国。这期间，我对国内发生的一切都是格外关注，为中国取得的一切进步感到自豪，为遇到的挫折感到痛心，也为错失的发展机会感到惋惜。内心深处不可割舍的中国情怀使我最终下决心回国，希望能为国家的发展与进步贡献自己绵薄的力量。
回头看来，我感觉自己非常幸运，正好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也赶上了公共管理在中国发展的黄金时代，使自己能够把在“三所大学”积累的知识和能力运用到改善中国公共管理的教育和实践中，传道、授业、解惑，勤勉尽责，无怨无悔。
有趣但无奈的是，由于自己在高校工作，又有多年海外留学背景，在回国后的很多场合常被自动归类为不懂国情或崇洋之列。殊不知，与这种偏见相反，恰恰是在国外生活时间较长的海外归国学人更能看到西方国家繁荣光鲜外表背后的体制缺陷和深层无奈，更能从平和、理性的角度看待中国发展的进步与挫折，更能从多元的历史比较中看到中国与外部世界矛盾冲突背后的光明与希望。
而今，经历了个人、家庭以及社会的巨变，“新三届”的知识结构及思想观念有了很大变化，但不变的是对中国社会深深的人文关怀，对各自工作的兢兢业业，和对国家繁荣、民族振兴的伟大理想。正如许纪霖所说：“‘新三届’感受过‘文革’的理想主义气氛，在自己的思想中留有那个时代的所有底色，但又不曾付诸狂热的实践……既有超越性的人文关怀，同时对世俗也保持着一份理解；对社会丧失了普遍的道德精神纽带深感忧虑，也分外警惕绝对的、独断的理想原教旨主义。”
正是这些特点，使得“新三届”在今天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仍保持着稳重与坚毅，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建设性力量。
本文选自《那三届——77、78、79级大学生的中国记忆》，主编王辉耀，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图片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与编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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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