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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 | 曾昭宏：36岁老青年赴京读研
作者简历
曾昭宏
曾昭宏，1949年出生，祖籍江西于都，成长地南昌市。南昌二中六七届高中毕业，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企管专业毕业。先后任下放知青，工厂工人、技术人员，大学讲师，教研室主任。1992年到珠海，任中职学校高级教师，财经组长，校长。高级职称，退休后常居珠海。
作者：曾昭宏
在我读过的诗句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两句，因为它最能贴合我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实际。当然，二千年多年前的屈大夫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他求索的是救国救民的大道真理。我比屈大夫渺小太多，我在那时所追求的，只是我的大学梦而已。
1968年3月欢送同学参军，后排左五为作者
01
1962年，我从小学升入南昌二中，这是一所南昌市和江西省的名校。她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一众当时在全省叫得响的学科名师，如数学熊大楚、伍序平老师，俄语刘耀帮、张锡生、李时峰老师，语文郭则湘、潘凤湘、许力老师，物理牛万骥、包忠恂、陈步墉老师，化学余玉发、卢文锐老师，历史曹扬名老师，地理李春明老师，生物骆世豪、欧阳谊老师，等等。这些老师，在我们这些中学生的心中，简直就是大师，神话般的人物。
而我的家庭，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如今已103岁高龄，尚健在且生活完全自理），姐姐和哥哥当时都在大学念书（他们也都是二中毕业，后来二人都成了各自专业小有名气的专家教授）。我的家一直就在大学的大院里，使我对大学的感性认识非常全面到位。在家庭氛围的熏陶下，我从小对大学非常景仰。
进入南昌二中这所名校以后，虽说还在初中，但我对自己的未来已经有了初步的想法，觉得初中—高中—大学，这是一个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过程，大致也不需要花费太大的努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从那时开始，我就有了自己朦胧的大学梦。但是殊不知，这个梦一做就做了二十多年。
初中三年，现在回头来看，可以说是幸福满满的三年。从大的方面讲，国家正逐步从三年困难时期走出来，我们缺食少衣的状况大大改善。从学校层面讲，我们不仅进了南昌二中这所名校，而且还进了初一（1）这个好班。我们不仅遇到了好的班主任，像李春明老师和后来的瞿慧宁老师，都是对同学充满爱心，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好老师。我们还有一个很强的科任老师团队，像许力老师、张兴芬老师、伍序平老师、万素芬老师等等。
在学校积极严谨的氛围中，在这些老师的辛勤教诲下，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在和谐的师生、同学关系中成长，应该说是一大幸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学校也讲阶级路线，但总体上对我们触动不是太大，加上班主任李春明老师的大爱胸襟，有教无类，对同学一视同仁的做法（学校中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是这样，下面会谈到），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认可和赞赏。
只是到了初升高的时候，我和我们班的一部分同学被保送到本校的三二制试点班。所谓三二制就是初中三年，高中二年毕业，所以被算作六七届高中生，从校内的八个班的初三毕业生中选拔，选上的同学后来都分在高一（5）和高一（6）班。也有很多同学通过中考考取了三三制，他们就成了六八届高中生。凡本校初中毕业生考取三三制的，一般都分在高一（4）班，所以高一（4）（5）（6）三个班的同学，都是二中生源，彼此都很熟悉，是真正意义上的兄弟班。
但班上有几个平时很优秀的同学，包括一开始担任班长的品学兼优又长得漂亮的周苹君同学、高度近视饱读诗书文科成绩特好思路常常与众不同外号叫“老怪”的郑允钦同学在内，都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不能升学，使我们朦胧的心里百思不得其解，不胜唏嘘。顺便一说，这两位同学日后在同班同学中还真算是事业有成的，前者是《南昌晚报》的名记者，后者成为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江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1965年升到高中以后，学业加重，社会和学校阶级斗争的弦也越蹦越紧。学业的加重对我而言不在话下，相反我倒持欢迎态度，只是个别老师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和做法，使我们感觉很不好。例如对班级很重要的一位老师，自己的出身也不好，据说在大练钢铁中表现积极，火线入党，于是阶级立场异常坚定，时时、事事、处处不忘背叛自己的家庭出身，具体表现为把同学分为三六九等，对出身好与不好的同学，其态度表情天上地下，判若两人：对前者笑脸相迎，关怀备至；而对后者冷若冰霜，不胜其烦。使年轻的我不仅从这位老师身上学到了学科知识，也深深地体会了一把世态炎凉。
进入高中以后的一个显著不同，一如今天的高中学生一样，就是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每个同学都会根据自己的家庭出身、学习成绩和各方面的情况，不断地摸排自己考大学的排名。例如班上离我很近的一位同学，出身革命军人，成绩一般，就天天在计算考上哈军工概率的大小（在当时，考哈军工要绝对的红五类，一般同学根本就没有报考资格）。我当时也在考虑，觉得自己出身偏差，但还不是黑五类，成绩比较出众，进入一个对家庭出身要求不是太严的重点大学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最坏的结果应该也能进入一般大学。
在整个中学阶段，我的大学梦还在延续，其中初中阶段比较乐观，高中阶段期望值有所下降。但是，在我们进入高中还不到一年的时候，轰轰烈烈的“文革”爆发了，整个社会和学校的形势顷刻之间天翻地覆，我的大学梦瞬间被击得粉碎。
1968年春南昌二中高一（5）班同学在方志敏烈士墓前，男一排左二为作者
“文革”初期，废除了高考制度，其后就是没完没了地批判包括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群众，揪走资派，派别之间的斗争，干部群众之间的斗争及其内部的互斗。在这种红色恐怖的年代，大学梦哪里还敢往下做，以往学习好都成了一种罪过，容易被人看成修正主义苗子。我就因此吃了一些苦头。
那是在1966年6月初的一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其重要栏目《新闻和报纸摘要》中播发了北京市某中学学生关于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和编者按语，指出高考制度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应坚决予以废除，编者按则给予高度评价并要求全国立即实施（当时中央经常用这种方法指导“文革”运动）。
当天上午一到校，各班统一学习这个倡议和编者按，然后大家积极发言热烈拥护，有些同学还作出一付苦大仇深状，好像受这种高考制度的压制已久，深恶痛绝必欲立马除之而后快。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明白，我们奔着重点高中而来，不管家庭情况和学习成绩如何，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理想大学，并天天都在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要不平时议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怎么会个个都那么神采飞扬、津津乐道呢？
发言时间有限，总共一刻钟左右，一个班五十几个同学，大约只有五、六个同学发了言（不排除有事先安排发言的）。我平时就不太善于在公开场合发言，更不会抢话筒，所以就来不及发言。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发言问题，搁别人身上就不是回事，搁我身上就成了大事，事后有同学向我透露，就因为当时我没有积极发言，又因为我成绩一直拔尖，由此推论我对废除高考的决策是抵制的，又由此推论我对“文革”的态度是消极的。这样，在对学生政治表现进行摸底划线时，就把我划为3类。
3类是什么概念？按当时的说法，就是“政治上落后，但还不是反动学生”，4类就是反动学生，而1类、2类则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班上被划为1类和3、4类的的很少，绝大多数是2类（任何事物都是符合正态分布的，阶级分析也不例外）。很多老同学对我的印象都是学霸，说是如果不是“文革”，上个北大清华什么的没有问题。
我知道那是老同学对我的尊重和抬举，但我心里非常清楚，如果论学习成绩，有这种可能，但当时这种极左的血统论思潮如果发展下去的话，那我这种政治上被划为3类的学生，能不能上大学，或者上个什么大学，就很难说了，初中班上的周苹君、郑允钦那么优秀，连高中都录取不了，让人想起来都不寒而栗，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到了1968年七八月份，中学老三届学生中的六六、六七届学生，除了先期参军的少部分以外，全部按照家庭出身的好坏，被下放分配到国营工厂和生产建设兵团（包括军管工厂和军管农场），其中国营工厂的比例很小，大部分被分到军管农场，也叫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团。六八届的则全部插队。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所谓“上山下乡”运动。
1968年7月下放农场（工矿）前夕，前排左四为作者
02
我被分配到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三团，即珠湖农场。这是一个建在鄱阳湖畔血防区关押重犯的劳改农场，其地形特点为三面环水，一面通陆路，便于追辑逃犯。刚下去的时候，条件的艰苦和种田的劳累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主要是要在这里扎根一辈子，从此再没有上大学的机会，我的大学梦彻底破灭了，这使我倍感失落，心中充满惆怅。但是，从小扎根于我心中的大学梦还未死，我于心不甘，明知没有希望，仍不愿放弃。
考虑到我是六七届高中毕业生，高中的课程还未学完，我就把高中尚未学过的课本和一本中俄会话读本带到农场，准备先把高中的课程自学完再说。但那时兵团是军事化管理，劳动强度大，政治学习多，管理严，而且还经常搞一些政治运动，把一些同学揪出来批斗，一度弄得人心惶惶。此外，还要担心别人打小报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可用来学习的时间并不多。
但就是这样，我还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断断续续偷偷摸摸地把高中没学过的课程，例如物理中的光、电，有机化学以及解析几何都看了一遍。另外，还背了不少俄语单词。
好在我的运气还不错，在农场只呆了两年。这是因为随着文革的深入，各种政治和刑事犯越来越多，只好把刚刚组建的兵团又变回原来的劳改农场，珠湖农场就是其中之一。这样，珠湖农场的下放知青，分若干批成建制地调往工厂和有关单位。
1970年6月3日，几辆破旧的解放牌大卡车，在黄尘滚滚的泥石路上经过六七个小时的颠簸，把我们五十个珠湖农场下放知青，拉到了景德镇印刷机械厂（当时也叫建设兵团二十三团，其前身是劳改工厂）。别人的回城之路艰辛而漫长，而我却是如此一帆风顺，从下乡知青到工厂工人的转变，不到一天就完成了。
从1970年到1973年，我在印机厂呆了三年。这三年是我疯狂学习的三年，大学梦没有丝毫成真的机会，但是逐梦的动力却有增无减，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或许就是一种天性？一种爱好？一种习惯？还是别的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工业团本来就比农业团管得松，又适逢那几年正好是兵团向地方工厂转变的过渡期，所以除了上班和一些不多的政治学习，几乎就没人管你，而且工厂还鼓励学习技术。所以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拼命学习。除了学习机械技术以外，还学习高等数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械零件等大学机械专业课程，同时，还在坚持学习俄语。
当时我们七八个人住一间宿舍，这是原来劳改、劳教人员的宿舍，但却是封闭的，比原来在珠湖农场住的开放式的要好得多。我特意要了一个上铺，把书全部堆在床头的台子上，放上一盏台灯，白天晚上都可以学习，不受干扰，也不影响他人。那时我们三班倒，上中、晚班时，白天学习的时间很多。我和同样是二中来的王仲方、赵乐夫、孙洛平志同道合，经常在一起看书学习，讨论问题，交流心得。遇到上白班的时候没有时间学习，我和赵乐夫天一亮就起床，翻墙到厂外的小河边大声读外语，大喊大叫，随心所欲，有时会达到忘我的境地。
这段时间，我生活得很充实，很愉快，不仅在短时间内掌握了车工技术（一般三年学徒，我们只用不到三个月就单独操作），而且把高中未学过的课程又学了一遍，并且自学了许多大学机械专业的课程，我们四人经常在一起讨论、争论，有些学懂了，有些还是似懂非懂。没办法，自学理工科的课程，真的很难，有时去问厂里的技术人员，人家对这些课程也很生疏了，所以也不好意思老跑去问。
当时我们对上大学几近绝望，我们单位从来都没有上大学的推荐名额，就是有我们也不敢奢望，因为出身好、背景硬的大有人在。所以，我决心通过自学，把大学的知识学到手，没有任何功利，也没有任何杂念，就是想学，想过一把大学瘾，用这样的方法实现自己的大学梦。
1973年，我通过对调的办法调到南昌市江东机床厂，这时我已是一个熟练的车工了。当时形势有点变化，整个社会对学习知识、学习技术不那么反感，甚至有点提倡的意思。更为令人鼓舞的是，厂里居然有了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指标，我心中一度泯灭的大学梦再度复燃。
为了得到群众的推荐，我拼命干活，努力搞好和工友以及车间领导的关系，得到了他们的认可。车间有一位老工人、齿轮工汪师傅，对我更是关爱有加，每次群众推荐时，她就到处替我游说拉票，加上我平时确实表现不错，这样1973到1975年，厂里每年都把我作为推荐对象报到南昌市机械局。有一年为了体现推荐的公正性，厂里还举行了文化知识考试，作为推荐的条件之一，我理所当然地在考试中名列前茅。
但是，每一次我都被市机械局给打下来了，理由当然是一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东西，一次是说我的家庭出身有点问题，另一次是说我的体检有一个什么小问题，最后一次干脆没有原因，就是你被打下来了。后来我了解到，就是南昌市某某局两位领导干部的子女，把我的名额给挤下来了，其中有一位和我同车间，平时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群众影响极差，文化考试数学百分制才考9分。当时我极端愤怒，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感到我和大学之间，好像真的有一道迈不过的坎，我的大学梦再度破灭了。
03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推荐上大学的路走不通，这时又传来了毛泽东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即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经上级批准，江东机床厂决定办七二一工人大学，那是1976年的事。经过一番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程序，我由于有几次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的基础，所以很顺利地进入了脱产二年半的江东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
这个大学只有三个从厂子弟学校和技校调过来的专职教师，其余都是由厂里的技术人员兼职授课。他们专业课还行，但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成问题，比如高等数学，一开始怎么也找不到人教，就由我和另外一位学过高等数学的学员来教，当时叫做能者为师，课程过半才从車间找了一位七〇级的数学系毕业生来顶。
到这时，我的大学梦只能以这种形式来实现，心里非常憋屈，但又毫无办法。
俗话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话还真有点灵验。在我们刚进七二一大学的第二年，即1977年，改革开放最大的成果之一，改变千百万知青和其他年轻人命运的恢复高考的决定，在小平同志的推动下，由国务院正式下达了。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真是欢喜若狂，不能自已！一句话，改变命运，改变人生的机会终于来到了！机会是属于有准备的头脑的，我们是有充分准备的，这个机会非我们莫属！
我们这个七二一大学共有23名同学，其中老三届毕业生18人，几乎都报了名，按照当时的考试水平，这18个人无一不能被录取，像我和几个老高中比较拔尖一点，上北大清华的可能性都有。但是，就是在这个决定人生命运的关键点上，江东厂的领导们却用他们的无知和偏见，和我们这十几个年轻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在我们这十七八个人将表填好，组织科已盖章准备交表的那一天，也就是高考报名截止日期的前一天下午，他们突然宣布党委决定：七二一大学在校学员不能报考。
当时的报考条件确实有这一条，就是要单位同意。这个下马威，弄得我们措手不及，几乎要被击垮。我们一伙人在他们面前，时而据理力争，时而苦苦哀求，但丝毫不能打动他们那颗冷酷的铁石之心，他们固执己见，不为所动。我们十几人紧急出动，利用各种关系找了市委、市政府和市招办，有关接待人员对我们非常理解同情，市招办甚至专门派人到厂里协调沟通，但这些厂领导铁了心肠坚持不改。
我们十几个小人物，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剥夺了参加1977年高考的权利和机会。更准确地说，是被剝夺了我们这辈子参加高考，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权力和机会！为了挽回局面，我冒着风险作了最后的努力，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反映这个情况的信，梦想得到纠正。但是奇迹并没有发生。
我们被拒之门外，高考却如期举行。江西省1977年高考数学考试开考后半个小时，我们有同学从高招办弄来了当场试卷，我一看，差一点要晕过去，天哪！这是要考满分的题目啊！前面的100分简单得不用说，最后一个附加题20分，考点是求一个曲边梯形的面积，这对一个没有学过高等数学的中学生来说，必须用分割—求和—取极限的办法来解，是有一点难度，但我们学过高等数学，只须用一个简单的定积分，几分钟就能搞定，而且绝对不会错。
根据我的记忆，当年江西省高招本科的最低分数线为：语数等四科平均52分，后又降为48分。这个分数线是很低的，实事求是地说，对我而言，仅数学一门就可拿100分以上，当时我觉得去跳楼的心都有。
各位如果没有什么感觉的话，可以想象一下，若干年后你的儿辈，现在你的孙辈，如果具备考省状元的实力，而突然被某种莫名奇妙的原因拒之于门外不让报名，你会是什么心情！天下之不公，莫大于此焉！真可谓：天赐良机圆我梦，黄梁一枕一场空！
恢复高考，改变了相当大量处于当时社会边缘的下乡知青的命运，而对于处在南昌市江东机床厂七二一大学的十几个年轻人而言，他们的大学梦在行将实现的时候，突然被几只无情的大手击得粉碎，还美其名曰：你们已经是大学生了，是七二一大学的学生。如果再去考的话，岂不是否定了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再说，厂里是要用你们的，你们是江东的人才，我们是爱惜人才才不让你们去考的。
多么动听的语言！多么慈祥的领导！这些干部大都是工农干部，平心而论，也没有太大的恶意，说用我们那也是真的，这些人以后还真的成了江东厂的技术、管理骨干，但他们文化水平太低，他们哪里懂得七二一大学与正规的国民系列高等教育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江东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日后连什么学历都不算），哪里能理解年青人对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渴望。
从高考通知下达到报名截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让我们参加考试的决定早不通知晚不通知，为什么偏要等到报名截止的前一天下午，才搞一个突然袭击？如此作为，能说是光明正大的吗？但是他们大权在握，不经意之间就把十几个年轻人的美好前途扼杀在摇篮之中，在我看来，这无异于把我们精神枪决了一回，所以我至今不能释怀，这辈子不会原谅，我已经把他们钉在我的历史耻辱柱上了。
04
经过两年半的学习，大约在1979年初，我们从七二一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设计科任设计员，这在技术口是一个不错的崗位，当时即便重点大学毕业，也未必能到这个崗位。几年间我搞了一些产品的部件设计，最后任一个新产品的主管设计师。这在过去是要高级工程师才能干的活，但由于江东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学历不被承认，所以我们什么职称都不是。后来，我们通过了省科干局组织的高数外语等四门学科的全省统考，才被评为助理工程师。
在当时那个年代，学历被逐步地被重视起来，没有学历，寸步难行。从1981年开始，我又去考上了一个华中工学院机械制造专业函授大学，这是一个国家承认学历的“五大”教育，四年大专，再加两年就本科。说是函授大学，实则是业余大学，全部课程都是面授的，开始在南昌市业余大学，后来到江西工业大学。由华中工学院的老师带试卷来并监考，华工的在校生考A卷，我们就考B卷，非常正规，非常严格，不愧是重点大学。
这个班的淘汰率很高，许多人跟不上中途就掉队弃学了。我由于很多课程以前都自学过后来在工人大学又学过一遍，所以不觉得吃力。一开始我还是去上课，到后来就几乎不去上课，只是去参加考试，也能过。很多同学都说我很厉害，他们不知道我是有一点本钱的。我不去上课不是偷懒，而是这时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就是既然不能实现正规的大学梦，那为何不越过它，直接去考研究生。所以利用单位允许一周两次到江西工大上课的时间，自己复习功课准备考研究生。这三到四年的时间都是这么过来的。
这里还要说一下学外语的问题。我们初中学的是俄语，从初中到高中学了四年，农场以后又继续自学俄语，大约又有六七年的时间，应该说到了一定的水平。其间还尝试着翻译了一本俄语工程技术书籍，有300多页，名字叫《机械零件的成组加工法》。学习的俄语后来也没有多大用处，用得上的地方就是以后唱俄罗斯歌曲比较厉害，可直接视唱，且发音标准。再就是后来我到俄罗斯去旅游的时候，可以和俄罗斯人作一些简单的交流，并且街面上的许多俄语字都能认得。但从1980年后我想考研究生的时候，许多专业都只接受英语考生。大约从1978年起，我又开始自学英语，1980年以后加大了自学的力度。到1984、1985年的时候，达到了一定的水准，其间考过EPT和TOEFL, 成绩尚可。
当时我在厂里是技术骨干，在设计科工作非常繁忙，特别是后来在当主管设计师开发新产品的一年时间里，一上班就电话铃声不断，然后就是不间断地跑车间解决技术问题，到晚上还要坐下来汇总问题，修改图纸，经常干到晚上十二点以后。加上我的小孩那时刚出生，放在厂托儿所里，由于阿姨人手少顾不过来，小孩养成了黑白颠倒的习惯，成晚成晚地闹腾，我经常是十一二点钟下班以后，看书看到一两点钟，回来还不能睡觉（租住在一间民房里），我人都快被逼疯了，气得把脸盆都摔碎了几个，房东说我是一个只知道读书不知道睡觉的人。
这里特别要提到我的老伴喻同学。当年我除了比较爱学习以外一无所有且一无所长，条件很一般。而喻同学和我在一个农场，人长得漂亮，性格活泼开朗且擅长舞蹈，其追求者甚多。大约1973年七八月份的一天，那天正好是省里举办推荐选拔上大学文化考试的日子，我因当年被厂里推荐而后来又被人开后门挤掉而无缘这场考试，所以心情沮丧到了极点，就一个人穿着背心短裤拖鞋，打着一把大蒲扇，在大街上漫无目的的乱走。
走着走着就走到她家，因为和她哥在农场是好朋友，这次从景德镇对调到南昌，我和她对调的对象又恰好是一对夫妻，所以我们在办手续的过程中有一些接触，算是认识吧。想不到如此不修边幅的我居然受到她和她婆婆的热情款待，走的时候一再要我以后经常来她家并送了我很长一段路。这分明是在向我释放爱意，这种机会我就是再木讷也不会放过。
从此，我和喻同学坠入爱河。对我的大学梦，她非常支持并经常给予鼓励，在我做着大学梦以及后来到北京上研究生的这段时期，基本上所有的家务事和二个孩子都是她一手操持。同事和朋友都说喻同学特别能干，她不仅一个人把家操持得井井有条，而且抓紧时间与同事朋友交往娱乐，以致到现在年近七旬，依然是珠海市老年大学的民歌队长和珠海市的舞林高手，参加过省、市和全国乃至国际上的国标舞比赛并拿过不少奖。
经过几年的准备，我就尝试着报名参加全国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从1981年开始，先后报考过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和机床设计专业，每次考五门课总有一两门未考好而落榜，可谓是屡战屡败。但我在这方面不服输，总是屡败屡战。
我于是沉下心来分析失败的原因。发现我的劣势是年龄偏大，都是业余学习，未上过正规大学，理工科底子不如应届生扎实，又要上班养家，时间也不如他们充裕，英语又是第二外语，学习时间短，水平不高；但我的优势是社会阅历丰富，理解能力和逻辑能力比较强，专业能力强，文理二科比较均衡。结论是：在理科生中我的文科很强，在文科生中我的理科又很强，也就是说具有文理交叉的优势。加上当时对管理科学很崇尚，所以我就调整了报考方向，选了一个工科方向的管理专业。
经过1985年的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终于被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企业管理专业录取。从事后得知的考试成绩看，我的专业课成绩84分，名列所有考生第二，高等数学91分，排名也靠前，政治我只花了十天的时间复习，居然考了70多分，这是个不错的成绩，因为许多应届生都考不及格，还有一门专业基础课一般，英语稍差。这个成绩基本验证了我对自己的分析，说明我这个人还有一点自知之明。
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真是又高兴又激动，心中五味杂陈，泪水差一点夺眶而出。父母、妻子都异常兴奋，好像完成了一件大事。领导、同事都向我表示祝贺。是年八月底的一天，随着长长的汽笛声，南昌到北京的146次列车徐徐开动。我，一个三十六岁的老青年，一个日后被他年轻的同学们称为大哥的研究生新生，在列车的硬座席上，高兴地挥着手，向前来送别的妻子和朋友们告别。我的为时二十多年的大学梦，至此就画上了一个句号。
作者近影
2018年1月11日于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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