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丨梅长钊：高中上了五年半，政治课令人困惑

梅长钊新三届 2021-01-05

作者简历

作者青年时代

梅长钊，1947年出生，1966年武昌实验中学高中毕业，后经历文革、下放、招工、高考，1982年武汉师范学院物理系毕业，任中学高级教师。1989年起，除发表专业论文外，在《长江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瞭望周刊》《南方人物周刊》《新民周刊》等报刊发表多篇作品。

原题

我在省实验的

五年半高中岁月

作者：梅长钊

学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我从进高中到离校，用去了五年半的时间。时间倒回五十六年前。

1963年暑假中炎热的一天，汉口民权路三楼的家中，初中毕业的我在床上午睡，辗转反侧，久不能眠。

“要是能考上省实验就好了，那将是多大的荣耀！可要是考不上呢？”两种可能性在脑中反复纠缠，上下浮现。

省实验是武汉市最好的中学，戴着校徽走在街上能叫人艳羡。

身下是冰冰的凉席，阔大的凉席高级，用极细薄的竹蔑编成。只是年岁久了已变为暗红色，角和边上有不少破缺，母亲珍惜地用黑布将它们补全。

脚在贴着床的板壁上搁上又放下，板壁亦上了年头，是薄薄的淡紫红色日本三层胶合板。

“梅长钊的信！”

还没到三楼，邮递员就大声地叫喊。

是湖北省实验中学的来信，窄窄的纸条上印着红红的字。

心中狂喜，我被录取到省实验！

一进班不清楚为什么要我当俄语课代表，一位女同学课间过来告诉我：“ 你的俄语升学考卷为99分，是易校长把你录进来的。”

易仲瑛副校长是全省有数的几个一级数学教师之一，全国人民代表，全国三八红旗手。她脸庞稍瘦，戴眼镜，短发里藏着几丝白发，像电影里的母亲。

记得中考的考场是在十九中，半小时我就将俄语卷做完。我怀疑是否做漏了题，检查无漏后交了卷。

由王家巷坐轮渡到武昌汉阳门，再步行十五分钟，便来到实验中学大门。

兴奋与忐忑交织，我将在这里住校，开始新的生活与人生。

校门里，两边合抱大树与夹竹桃簇拥着一条古朴又宽阔的红石大道，一直延伸到远处成为向上的石阶。浓浓的书卷气扑面而来，这里有着天生的学习气场。

这地方曾是清朝的贡院，学校地址的名称就叫西卷棚。

进门向右就看到前操场，操场左边不高的台地上是两幢两层楼的木结构教学楼，对称在右边的是两幢水泥实验楼，教学楼。正前方远处暗红色沙石台基上，鲜红的美人蕉等花卉开满了花坛，刷着白墙，小巧精致而又漂亮的图书馆平房位于其后。绿叶蔽天的粗大法国梧桐树围绕在操场的四周。

入校后不久的一天遇到了一件怪事：从门房走到前操场入口处时，见一位漂亮的女生正在大树下和人轻声地说话。这女生风姿绰约，让人眼亮，既清丽脱俗，又显温婉娴淑，应是学校里校花级的人物。

可当我离开他们走到后操场时，吃了一惊：清丽可人的她又在正前方向我袅袅行来。聊斋志异？

后来才知道，这是高年级的一对美女双胞胎孙慧与孙敏，两人后去了清华与华工。

后操场很大，它的背面依傍着不算高的凤凰山，山上有守卫长江大桥的解放军高炮连。上语文课时做过一篇作文，题目就叫《凤凰山下春意浓》。它的前面正对着有着金黄色琉璃瓦宽阔屋顶和高高飞檐的办公大楼背后。可惜的是，这幢美轮美奂的大楼四年后突遭厄运，文革中一天的半夜，办公楼腾起冲天的烈焰，整幢大楼化为灰烬。什么人干的？至今仍是个未知数。

后操场的右方有一段下坡的通路，通向我们就餐的有些年头的大礼堂和开水房。左边就是高高的三层楼红瓦学生宿舍。我睡在二楼靠窗的上铺。窗外，梧桐树虬枝纵横，碧绿阔大的掌状树叶伸手可触。

开学后的一份统计让我吃惊，原初中班时的学习委员与团员都各有十多个，而在二十八中我原来的班里，只有一个团员，学习委员当然只有一个。

实中的入学教育是不发声的：第一个晚上就是参观高年级的晚自习，我们列队经过那些安静得连掉一根针都能听见的教室。

实中人的学习是努力与刻苦的，用武汉话说叫“擂功”。这里名师众多，不光给学生引路，还常有许多外地老师坐在教室后面听课，也不时有目光投射到教室里的参观团教师们在窗外静静走过。

高一刚开始我的数学卡了壳，我不理解函数的“函”的意义是什么。易校长任我们班的数学课，她单独给我讲了几次，后来我恍然大悟，一通百通。"原来你的数学还不是太差的。”易校长松了口气，释然地对我说。

政治课也有了困惑。

讲台上，老师锵锵有力地说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垄断的资本主义。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工人的劳动时间将越来越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会越来越频繁。我觉得这与事实不合：要是越来越频繁，从马克思那时到现在，经济危机就该年年发生；而国外工人的工作时间，我知道也由他那年代的每天十二小时缩短到现在的每天八小时。但这个问题就不能和老师去论说。

开学后不久，期盼中的崭新校徽与学生证发下，接到手后我脸上的笑容僵住：我们考取的是湖北省实验中学，校门口横贯大门上方的校牌也是这么写着的，然而领到的这两物件上面，校名却都书为 “武昌实验中学”。

武昌远小于湖北，“武昌实验中学”哪有“湖北省实验中学”那样响亮好听？我不快了好久。

凤凰山下藏虎。

后知实验中学里有位民主人士大佬，毛泽东给他写信，随手写了这个地址。学校如获至宝，将信封上这几个手写字用到了新发的校徽与学生证。至今还有毛主席亲为实中题写校名或亲笔所书的宣说。

书山有路勤为径。记忆最深和最感愉快的，是书山长路上的秀色与休息时刻。

第一印象学校对学生关爱深刻。

教室前面的地板上，一块尺余长木板的一头有些塌陷，那天早自习何为校长走了进来，我正坐在前排。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何校长瞧见地板后马上退了出去，下自习铃响，木工师傅提着工具箱走进教室。

也记得一年全校到黄冈去劳动，第二天清早却通知打背包马上回学校。大家一头雾水，后来知道是因为发现那里有血吸虫。

学校对外说法是得到接待外宾的紧急任务。

而将几位成绩品德极优秀，却因家庭政审不合上不了大学的高三学生留下来当老师，如慈母般对他们说出 “留在我们的身边自己培养” 的安慰话语。

在这些与形势相左的做法里，何等的大爱在闪烁！这要具慧眼，信心与远见，更要冒那个年代令人可畏的政治风险。事实上，这也成为以后运动中打压在他们头上的条条罪过。

操场上我常见那几位在初中上课的年轻教师。实中就是这几名青年教师的大学，不负学校与师长的厚望，多年后他们皆成精英大器，贡献祖国。

在去下乡劳动飞奔的汽车上，我满心欢乐。

二十八中初中的劳动只是去唐家墩摘毛豆，最远是到了东湖。而这里是坐汽车去到新州，沔阳，黄冈，住到生产队农民的家中。半夜醒来是睡在漆黑的农民家的堂屋里。农村没有电灯，定睛后能在黑暗中感受上方梁瓦空间的高阔，远方有低微鸡鸣传过。陡然间自家的公鸡响应，激越震耳的的啼叫声将夜空划破。

这里一切都与城里不同：清晨的洗漱是在薄雾与微寒中拿毛巾水杯小心下坡到屋前的水渠边。中午与农民同桌吃饭，一只碗里的菜肴是青黑色的小块块，放到口里软绵绵还有点霉味。原来它竟是用城里会丢弃的柚子皮腌渍后做成的。茅缸也只有疏陋的遮蔽，还得小心翼翼不要掉下去。更多的是好玩，在农村小孩的帮助下快活地骑到水牛背上，同时告知黄牛是不可以骑的。

一次劳动，雨歇后的旷野，如墨水泼洒宣纸，天空满是颜色浓淡不同的乌云。我和张传广被眼前景象惊呆：五十米外，一团团灰白色的云卷紧贴着地面，一个接一个不断地朝一个方向飞奔而去，边发生形状大小与颜色深浅的变幻。这奇景城里从未见过！

另一次摘棉的劳动则是和班上一位女生在一起，女同学温婉美丽，那时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

我俩落在了后面，一边从褐色的棉壳中撕摘出棉花一边前行。她不疾不徐地问到我家和原校的许多事情，普通话悦耳轻柔。

在小学，与女生同桌的桌面上是画了三八线的；在初中，男女同学间没有说过多少话。而那天的劳动在她与我的问答中觉得十分轻松，如水般淡淡的愉悦和暖意萌在心头。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收工。

下到农村的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尝到了农村劳动的滋味，体验到远落后于城市的乡村生活。

紫阳湖的舢板训练也给我带来快乐！

小时候常站在岸边羡慕地看着公园湖面上来来往往的游船。“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 ...... ”这首优美的歌曲听唱过百遍。可惜口袋里没钱，荡桨的愿望极少实现。

而现在不要钱！不限时间！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每周的一个下午我们都来到美丽的紫阳湖边，进行海上民兵的军事训练。争先恐后又欢天喜地的跨进宽大的舢板里，猛然承重的舢板在湖水中摇曳颠簸，激起浪花，泛起涟漪。紧握双浆，像皮划艇选手那样整齐用力地挥臂，上身时而俯近膝盖，时而双脚紧抵船底，身子猛然后仰与船几成30度，油漆斑驳，蓝白颜色相间的舢板如箭般向前脱出。

高教练在我们上船前大声细致地给我们讲授各项基本的航海知识，包括舰船的识别，航行中船只的避让规则，绳索的各种打结方法。

他个子挺拔英武，脸上棱角分明，透着军人的豪气，平时对我们很和蔼，训练时要求很严格。

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湖面上满是奋进的舢板，满是美丽勃发的青春，欢歌笑语回荡在水天！

同样难忘的还有学校包场的话剧演出。

从未看过话剧，第一次进大剧院百般新鲜。

记得很清楚的剧目有《千万不要忘记》和《江姐》。江姐一身鲜红的旗袍，色彩绚丽变幻的舞台背景，在我脑中留下深深印象；《红梅赞》这首革命又抒情悠扬的歌曲激动人心，很快传唱在学校教室与宿舍的洗衣间。

“ 打野鸭子！” 这句台词在《千》剧中各位演员的口中不时响亮出现。面目很狰狞，这是资产阶级岳母娘的教唆。问题很严重，打野鸭子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阶级斗争渗入了生活中的任一件小事并变得不可思议。

但没影响我们聚精会神地观看剧里老少演员们精彩传神的演出。

最撼动我心灵的是几内亚佐利巴歌舞团的演出，地点是在武汉音乐学院。我们是上面指派的观众。

大学是中学生的信仰希冀，音乐学院在我们的眼里是闪耀着神光的殿堂。隐居在闹市的武汉音乐学院小巧精致，亭台水榭悦目。

演出厅灯光变暗，音乐厅静寂无声。突然灯光骤亮闪烁，乐声大作，激烈而又强节奏的非洲鼓点和多种乐器声中，《几内亚舞曲》优美旋律如天籁，如闪电，如扑面瀑布，让人全身心共振共鸣，心随乐动。观众激情喷薄，心旌摇动，几欲站起与舞台上激烈摇摆的黑人演员一起律动共舞。

除却巫山不是云。多少年来，我再也没有看到如此美妙与震撼人心的音乐演出。

心中一直有这样的猜想：到紫阳湖去荡舢板，到音乐学院听外国乐团的演奏，这是不是上级部门对重点学校的有心眷顾？

1965年6月底的一个傍晚，晚霞褪去，橙黄的天空还透着亮光，晚自习尚未开始。

我在教室外走道的木栏干旁，注视着下面一些人的忙碌，他们在图书馆前面的操场上，竖起一根根长竹竿，在竹竿上端牵起黄色的电线，又拧上一个个白炽灯泡。

天气渐热，65届的高三享有这样的特权，他们可以走出教室，拿着书本，在高大的梧桐树下，在穿越操场的习习夜风中随意坐下，进行高考前最后的复习冲刺。

几天后上午第四节体育课放得早，我拿着碗瓢走进食堂。那时候已建好了新食堂，就在红石大道尽头台阶的顶端处。

走进食堂我大吃一惊，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十多张圆桌，每张桌上摆满了许多盘鲜鱼大肉香气四溢的菜肴，离我最近的是一盘喷着香气的油炸花生米，上面洒着白色盐粒，一盘剥好的皮蛋个个圆滚滑溜，透明青亮，令人馋涎欲滴。

这是高三同学的送考饭，是我从未见过的酒席！家里过年都弄不出这么多好吃好看的饭菜的。我们在实中吃着9块钱一个月的伙食，平时吃的最多菜的就是黄豆芽与白萝卜。老食堂的水泥地上放着大木桶，里面是半桶水加酱油的“神仙汤”。清早不变的是稀饭与馒头，餐碟中有粘裹着鲜红辣椒，油亮脆辣的长条萝卜。

也有可口的美味，那是在每个星期六的“打牙祭” 。平常乏味的萝卜片里放上了带廋的肥肉。有了肉，泛着油花光泽的萝卜竟会变得如此鲜嫩滑口，散发出扑鼻的香气，引人食欲大振，虽然每个人碗中的萝卜里是只能找得到两三片薄肉的。

“明年就该轮到我们。”我心中暗想，穿过那些桌还无人光顾的丰盛宴席。

一年过去。1966年5月，我们高中毕业考试完毕。摩拳擦掌，开始了高考最后一轮的复习。父亲仔细查阅了各高校的专业资料，把理想院校的好专业写在一张纸条上供我参考。我心仪华中工学院船舶制造系。

像百米赛起点的运动员，已听到“预备”的发令，将身子弓起。

谁也意想不到的是，6月13日，国务院发出通知，1966年高考暂停。

在此之前，北京第一女中高三学生写信给毛主席：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封建社会几千年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很反动的教育制度.......

对于中央停止高考的决定，这群堕入狂热的革命女生定会发出欢呼。那些有志“成名成家”“个人奋斗”的同学可能感到沮丧失落，暗暗叹息。不少苦于读书倦于学习的学生好像来到大森林，听到鸟叫，畅快地呼吸新鲜空气。而于我，没想别的，只为盼望已久的那桌丰盛宴席吃不成而深深惋惜。

“我是不是省实验学生里最无志向的一个？”每次想到这件事，我常常这样问自己。

65届那一桌桌丰盛的菜肴，那盘透明闪亮圆溜溜的青灰色皮蛋，永远铭刻于我的记忆，常出现在我的脑海，虽然我后来参加过无数的宴席。

1966年6月的一天，耳畔突然紧急集合铃声大作，全校师生赶到办公楼下的后操场上。

只见三楼的一个窗口里，三个人的脑袋被几个红卫兵用力揪着头发按着推出。

"啊！”我心中无比惊骇，他们是初中三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教师高宏、张庆圭、廖起蜀。

他们在暴拳的击打下，在头与窗台的磕碰中被宣布为实验中学的“高廖张三家村反革命集团”。

头天还在微笑着打招呼的人今天就会落到这样的反革命下场，我感到恐惧和惶惑，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激越口号声中，我想不少人都会有和我同样的感觉。

就在当天晚上，五十多岁的英语教师葛庸在寝室用匕首自杀！

房门紧闭，一位高三的学生在天窗里看到了溅血的蚊帐，他从天窗翻了进去。

尸检的报告单上写着：“ 左手用大号水果刀在胸口捅了七刀，因失血过多致死。”

学校翌日宣布：“葛庸自绝于人民。”

葛老师解放前在海关工作过。他的妻子从上海赶来。尸体火化后，只带了他的一只烟斗回去。

以后多天，批斗高廖张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他们的一大罪状是成立了反革命组织。

1963年春学校里几个爱好文学喜欢写诗的年轻人聚在一起，结成交流诗文的“拓荒者文社”。

唐翼明为成立章程写了小序，我很欣赏其中两句：借笔为犁，垦精神之荒原；以诗作号，发时代之新声。亦喜欢张庆圭的：“剪裁江山九万里”，觉得它有不亚“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势。

不幸的高宏比他的两个难友还罪加一等：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高宏是初三班主任，他在两节数学课尾的最后两分钟对这篇社论发了议论，并随手在报上写了两句。他的一个学生后来把这张报纸带回家里。

实验中学有许多高干子弟。不少人以为，学生是高干子弟的班主任有可能得到一些好处或便利。倒霉的高宏恰恰相反，那名带报纸回家的学生家长是省委第一书记，他指着社论旁的两行字笃定地对儿子说：“他就是要横扫的牛鬼蛇神！”

后操场通向旧礼堂的那条小路上，罹难的廖起蜀拉着一辆围着四块褪了色的红档板的板车向我而来，车子沉重，车速很慢，他前倾着身子低着头，短发下的额头上流着汗。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他侧过脸向我注视了一下，那年轻的脸白皙，下巴刮得铁青，隐忍紧绷的脸上尽写着心中的无奈与痛苦。

廖起蜀并不认识我，那一刹他的脸如电影中的特写，深深地定格在我的心中。

印象很深的还有他颈项下质地很好，极为整洁的短袖衫。

而仅在几个月前，年轻的廖老师在教室里精心尽力地辅导他的学生，指导他们办刊，向报社杂志投寄作文诗篇。我们高中的教师都没这样做。

还是在后操场向旧礼堂的小路上，身材矮小瘦弱，穿着沾满了灰土蓝色旧衣的“老右派”拖着空板车走过来。我对面两位青春鲜活的初中女生停住了说笑与脚步，嘟起了嘴巴，迎向她准备朝她吐痰。干瘦如柴的她见势不妙，惊惶地轻叫了一声，赶紧加快速度，拉着板车在那下坡路上跑着逃离而去。

父亲在家中曾对我讲过，右派分子中的许多人并没有什么大错，只不过说了点真话。讲到过“亩产万斤”的可笑，讲到了美国家家有汽车，美国人民并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父亲说的这些话，在今天看来是不争的事实。可那时我还不大相信，认为父亲思想落后。但因为这些话，我不会将口水吐到在学校拉板车的瘦弱的老右派脸上。

对于在学校日日劳改和遭批斗的高廖张，我没有痛恨，在那时紧张肃杀的气氛中暗暗同情，因从那些蔽满全校的大字报里看到二十多岁的他们只是结了个不涉政治的文社，怎么会罗织这么多无妄的罪名，怎么会遭到如此残酷的打击与迫害。他们的父母知道了会有多么大的痛苦与悲哀！

我们66届高三（2）班在高中前后有过三任班主任：杨建文、朱锡诚、吴峤老师。我清楚地记得杨建文老师给我们上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长沙》那一课的情形。年轻的杨老师气质儒雅，他站在第一排课桌前，双手捧着课本，深情地朗读，还不时侧过脸看一下我们。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年轻的毛泽东可以指点江山，自由地结社《新民学会》，自由地创办《湘江评论》。与高廖张同龄的他风华正茂，在激扬文字中心情愉悦，独立寒秋，由衷地感叹赞美 “万类霜天竞自由！”倘若高廖张出生在那一个年代，诞生在那一个时候？

一颗大树在松软肥沃的土地里长成后，为什么要对曾经培育过自己的沃壤浇盖上厚厚的混凝土？

还是在文革最暴虐的1966年，实验中学家属区，易校长家里。两名红卫兵拿着木棍，戳向在床上的易校长的老母亲。羸弱的老人无助地惊叫着，一边尽力地退缩到最靠里边的床角。这是我班一位同学的亲眼所见，这是文革千万事件中真实的一幕。

是什么原因，让十五六岁的青春少女在别人家里恣意戏弄年龄可作自己祖母的老妇人，如同五六岁的男童在街头地上用木棍围挑一只受伤的小老鼠。以后还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等我们到学校去的时候，教室一个人都没有！学校人都走光了！我们也就串连去了。” 潘云华在电话中说。 “你和谁去的?”我问。半个月前，我与潘通了次电话，知青下乡时，她和我同在一个生产队。“找不到人，我和谢家瑾和她的妹妹，还有张晓明。”

串联刚开始可不是这个样子。

文革开始，各级领导以为是又一次反右，所以就破四旧，抓了高廖张，大批教师和知识分子挨斗。但主席这次另有筹谋。需要有人冲锋陷阵，毛主席开始接见红卫兵，把中学生和大学生串联起。

我在旧物中发现一份当年的串联申请书。

申请人中张杰锋就是张传广，那时候不少人都改了名，我们学校也改名“红旗中学”。胡青云任过我们的班长，胡萍是她的妹妹，也在实中读书。

申请书不是我写的，我名字中的“钊” 错写为“剑”。

目的地是沈阳，是因去北京人太多。

所有的申请人都忘干了这件事，那时班里有代表小组一事现已忘得一干二净，哪些人是代表小组更全然不知。但这些事肯定发生过，它像一块小小的化石无言证说。

世界上有多少遗忘了的事！

后来的串联是和张传广两人同去的，北京无票，夜晚九点火车开入了广州。

未见过的水银灯的光辉静静地洒落在整洁的马路上，高高的椰树叶在凉风中轻轻摇舞。

对面的男孩凝望窗外，“ 啊，南国风光！”赞美的话从他口中轻轻脱出。

我们住在旅社的大堂，免费进餐的菜肴皆为凉拌，睡在地上有暗红、深蓝两色大方格图案的凉席上。

去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和珠江边的沙面。

在卖凉茶街道上拥挤的人群里，我与张传广失散。

一个人到了北京，住在胡同里的四合院接待站。

找到外交部宿舍。我大伯住在那里。

伯父梅汝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代表中国出任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将东条英机等七名战争元凶送上了绞架。

他是全国人民代表与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因提意见“不应全盘照搬苏联”而被打成右派。因顾及国际影响，没有公开报道，成为“保密”右派，全国可能仅此一例。文革中理所当然地受到冲击。

坐在大书桌后的伯父询问了我家中的一些情况。我清楚地记得伯父黯然的神情，那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不解与疑虑？伯母高兴地带我去厨房参观刚安装不久的煤气炉，开关打开，蓝色的火苗窜出。

她给了我五元钱，微笑着对我说：“北京的尼龙袜子很好，你去买双试试。”

我不敢在大伯家久呆，不敢坐到茶几旁那个松软的沙发里。凳子也只是小心地坐上半边屁股。出门时长长松了口气。

我的身上长了蚤子！

毛泽东1966年11月11日那天接见了我。

事先进行了好几天的队列训练，负责我们训练与生活的是一位年轻和蔼的海军军官。

那天去得很早，在长安街上排成十多列横队。好多个小时过去，检阅车至，队伍蜂起，后排全被前排挡住。检阅车极快地驰过。

可以肯定的是，我连半秒钟的毛泽东正面像都未看到。主席的背影见到没有？几辆吉普车风驰而过，上面众多背影一晃即逝。

1967年来临了。

新年的第一天，就上演了一场几个月前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的大剧。

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的批斗大会，斗争的对象就是指挥批斗过武汉大学李达三家村和实中三家村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我坐在体育场主席台的正对面。等待了很久，终有戴红袖章的青年人将个头瘦瘦，穿着军大衣的王任重押架出。

1967年整年电闪雷鸣，风云诡谲，时局如同过山车一样的紧张变换，令人目不暇接。其场面当让文学家去描写，其历史当由史学家去述评。一部戏剧不会永远是高潮，一位女高音歌唱家演唱时不能一直高音。

1968年则相对平静，各校进入了一个“逍遥”时期。

大的派别组织都无甚动静，我所在的“东方红公社”是实中的一个小组织，更是无所事事。上周汪新新请我们几个在武汉广场粤菜馆吃饭，席间我拿出“公社成员名单表” 。大家惊叹拍照：“ 文物啊！文物！哪里来的？”

汪新新当年读高一，现在是武汉著名的皮肤病专家，退休后还受到外省外县几家大医院延聘。

表中的倪小阳是学校倪文灏书记的儿子。

初二（2）班的贾湘平是军区大院的子弟，为了增添公社办公室的气势，她从大院里偷来了一部电话机。警备森严的军区大院失窃是从没有过的事。追查破案空忙了一阵子。

缺乏知识，光一部电话机不能通话，还得架设电话线，那是一件麻烦事。电话机后来送了回去。

说是“逍遥时期”并不过份，连老师都跟着学生一起过着闲适的生活。

身份由“批斗对象” 变为 “革命群众”，又无课可上，张仲轩老师那时已搬回到汉口辅堂里的家里去住，好几天才到学校来一次。

张老师是省里少有的物理一级教师，他在实验工作的年数长，他的实验学子可谓满天下。张传广是张仲轩的大公子，他邀我和原安喜同住在张老师的一楼寝室。

运动紧张时的张老师可不是这样，他天天准时到校，散会后的他来到寝室。

张老师有高血压，两颊的眼下处有些红润。他坐在床沿，双手分开撑着床边，他微微笑着，好像漫不经心地听着房间里同学们的聊天或争论。

余克孝、尚宏猷、王庚庚几个人谈论得正欢，他们是公社的活跃分子，常先得到学校内外的各种内幕消息。

别看张老师对着我们微笑，我知道他的内心满是紧张与焦虑。他在仔细地聆听着学生们的每一句话，希冀从中发现和过滤出学校运动的方向信息，判断新一波的批斗重点会不会是自己，担心落得打成“反革命”或“阶级敌人”的可怕厄运。

这不是我无端的臆想，也不是我具有洞悉人性的深刻观察力。因我的父亲和张老师一样是中学的老教师。那段日子我父母完全沉浸在提心吊胆的恐惧里。

那时父亲有位女生课代表天天来家告诉学校里她听到的消息，像溺水的人抓住了一块塑料泡沫，我们全家都对她心存感激。她是二十八中的冯家卿，这多年来我一直未能打听到她的消息。

逍遥时期的生活是这样的。

每天的午睡都为楼上王威孚的笛声唤醒，或是急促欢快的“扬鞭催马运粮忙”，或为忧伤低沉的“故乡的回忆”。我惊奇他的技艺怎么会达到专业演员的水平，善吹笛的他后任武汉理工大学党委书记。

坐在靠窗的办公桌前，窗外上方探出几片绿得让人心怡，肥大硕长的芭蕉树叶。下面是美人蕉鲜艳欲滴的红花冠，好漂亮的一幅风景画。

过去一点小路的另侧是新宿舍楼外五米长的露天盥洗台，那里常有女生端盆洗衣，伴着清脆笑声或嘁嘁私语。当她们弯下腰在水泥台上用力搓洗衣服时，屁股便翘起一道道好看的弧线。对一些人来说，这当是另一道美丽风景。

我的心思不在窗外，我在桌前专心地画月票。

画月票首先是由美术学校的学生领起，那时的月票图案简单，就是套色的版画，这对他们当然毫无问题。

我画月票问题也不大，广告颜料学校到处都是，但遇到月票图案上有如红旗那样大面积的涂色便发生困难。没有美校学生的专业水平与工具，我不能将那大块颜色涂得均匀。可我很快想出个办法，圆满解决了这一问题。

寻来颜色相同的彩纸，将它们按形状剪下用薄浆糊贴上，用手按压一下，完工。好一面鲜艳的红旗，完全符合标准。

但张传广在一次使用中发生了问题。那天他由汉口过江，在靠近王家巷码头验票口时掏出了月票，突然，他发现月票上的红旗翘起了一角。他赶快退回，在人闲处用口水将月票粘好，过岗将票递出去。

以往每次将票掏出挥一下就行，这次验票员将月票拿到了手中。

他的目光在张的脸与月票之间扫视了两道，最终将月票退还到张传广手里。

我想他是在核验这月票是不是借用的。

那时间看了不少世界名著：《巴黎圣母院》《九三年》《邦斯舅舅》《呼啸山庄》和《傲慢与偏见》。经过“扫四旧”文革的洗礼，这些劫后余书都包上了无字的书皮。

精瘦的王庚庚跑进房间来，他瞪大眼夸张地朝我们大声叫嚷：“非名著不看！非名著不换！”他的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手下紧紧地压着一本书。卖够了关子后他终说出了书的名字，那是我们久闻大名渴望一读的《红与黑》。

王庚庚后来去了美国。

读多了书会遇到不懂的问题。那时的学生单纯，甚至是懵懂。

“什么是处女？” 一位初三的女生读书后不解，满脸困惑地面对面问我。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不记得怎样搪塞过去。

寝室里常有来访的客人。

原安喜长相俊美，身体矫健，他的舞跳得好，参加了校外的宣传队，到处演出。不演出的时候，常带回两个演奏乐器的宣传队员，武师附中的夏和余。

宣传队的人快乐热情，很快就和我们混得熟稔。后来下乡时，原安喜和张传广就随他们下到武师附中的划地洪湖去。

常来我们寝室的还有拄着两根拐杖的一位低年级同学，长得白白秀俊。他穿一套绿军装，是军干子弟。我对解放军一直很神秘崇敬，但他说他的父亲是四方面军的，在部队受到排挤。这样我第一次知道了解放军里还有派系问题。

梁孝伦老师也喜来我们房间坐。他很年轻，一身军衣军帽，和我们关系融洽。他的泳游得极好，二级运动员水平，伯父是38军军长梁兴初。

梁老师在几年后我下放招工政审提档案时给了我很大帮助。他后来调到汉阳的一所中学教政治，惜英年早逝。

很奇怪的是有段时间实中的学生宿舍来了位美男子，美男子现在叫帅哥，那个时候武汉叫“姐杆”。他是某技校的学生，不知是谁把他带来的。

那帅哥个子高高，少见的白皙漂亮，更待人温文恭俭，谁见了都立感亲近。

那时各校围棋风行，他的围棋下得极好，实中无对手，却无一丝傲气，总是谦和地将下过的棋与人竭诚分析。大家都喜欢他， “姐杆”“姐杆” 地叫来叫去。

极少见到这样年轻俊逸又惹人喜欢的美男，不知后来是一位有什么本事的女子将这“姐杆”蛊去？

来来往往的人，当然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消息。

一个重要的消息是有学生去庐山玩，无事可干的我们决定也到那里去。钱不多，怎样去路费最节约？先坐火车到黄石，这趟车当时人尽皆知不要钱。路费便去掉了一半。从黄石到九江是长江上的小火轮，四五个小站，票价两元。为了再省钱，我们六个人买了五张最近一站五毛钱的船票和一张全票上了船。开船前，我拿上五张船票上岸将票退掉。没票了，到了九江怎么办？

到了邻近九江的最后一站，我第一个登岸，又买了五张到九江的一小站船票赶紧回船。我们举着船票上了岸。

沿着有名的好汉坡石阶上山，在风景如画的半山亭歇息，大家气喘吁吁，解扣扇风，自诩好汉，边眺远山。顷见一老村妇挑一小担瓜果，徐徐拾级，走进亭来。从容卸担，朝我们笑笑，心不跳气不喘。老人家叫人情何以堪！

在激流飞湍山涧边，我惊喜地发现一只活灵灵的山蛙躲在水石后面一动不动，它比武汉的青蛙大好几倍。

在山顶生活区牯岭，店铺里的肉包子也比武汉大得多，馅鲜味美，而且只要五分钱。

我们在仙人洞纵览云飞，在五老峰绝壁顶端观云海，漫步白居易到过的花径，踏上历时千年的观音桥，下到碧如绿玉的玉渊潭。可以想象从小在平原长大的人突然登上全国有名的壮美大山，心中是何等新奇震撼！

晚上睡在哪里？

庐山上的别墅有千百栋，平时每到夏季，从中央到省市的各级高干轮番到这里疗养避暑。著名的庐山会议是在这里召开的。而现在，门窗紧闭，全空在那里！白天，庐山上也都是空空荡荡，少见人迹。傍晚，依照来过同学的经验介绍，我们巡看了几栋林木掩映的别墅后，选中了一幢漂亮的大别墅，在它背面紧闭的众多的窗户中，有一扇微露出一长条窄缝。

别墅的墙厚近两尺，让我惊奇；窗有百页窗，纱窗，玻璃窗三层。

一个个地翻进到了屋里，啊！好多个房间，全为乳白色，整洁高级。只是床单等物品都已收藏干净，每张床上只有两个白枕芯。据说这是朱德的别墅。我们阔气了一回，每人自选了一个房间。

晚上有点冷，我将枕芯搭盖在肚上。沉沉入睡，阵阵松涛传进屋里。

清晨，沐浴着从茂密林中斜射到身上的金色阳光，行走在静静的庐山公路上，空气清新，间或传来山鸟清脆啼鸣。我们快乐！我们年轻！无忧无虑向前行！

庐山游的同学中，现在只记得高三（4）班周武光一人，他个不算高，样貌俊秀，蓄着小胡子，有点像外国人，处事极为机敏。这么多年没有他的确切消息，隐隐闻说他很早去了美国。

快乐的武汉学生庐山游后来戛然而止：一帮武汉学生和一群江西学生在山上发生了争执，争执演化为打斗，江西学生人多势众，且战且退的武汉伢将一颗手榴弹向穷追不舍江西老俵扔了过去。

盛夏到了，仍无事可做，于是每天下午去游泳。

先乘车到武大，再步行到东湖游泳池。我不会游泳，学游泳时遇到了难处。我游的是仰头蛙，不愿把头浸到水里，那样会使眼睛生疼。但无论我如何努力，只能前进两米，多日毫无进展，就像石头永远滚不上山。

然而我终于学会游泳了，是在一天下午的游泳结束前：那天我发现比我晚来的两个女生都学会了游泳，顿感奇耻大辱。知耻而后勇，我横心拼命，奋力一搏，一阵波涛汹涌之后，竟然窜到了五米，游过了一个多栏杆。

第二天20米。第三天100米。第四天1000米。

静水中能游一千米就可横渡长江，这是当年的经验之谈。

横渡长江在当时已是平常事，几个同学招呼一声，就结伴渡江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