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 | 叶振华：我在运动初起时

作者简历

叶振华

叶振华，生于上海，1969年下乡，1978年入黑龙江大学，1982年分配至北京西城区工作，1985年调动工作在总工会直至退休。

原题

我在文革初起时

作者：叶振华

狂飙卷神州 我何独逍遥

一场席卷全中国的“文革”运动几乎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影响了亿万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谓现代中国的人生重要一课。当年许多中小学生作文开卷必是“在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东风吹，战鼓擂……”等等套话。身历其境的人必然会程度不同地从中感受到、领会到或学习到许多东西。但是“文革”对于我来讲，却是严重缺失的一课。我的同龄人所经历过的许许多多场景，我都置身事外，不曾参与。今日想来，似乎也是某种缺失。

也许是我真的有些“早熟”？初三班主任对我的评价是“少年老成”，（他完全是用作贬义词来批评我的）同学们也都叫我“老叶”以示我缺乏青年人的朝气。但是不管怎么说，从1965年肇始的对京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我是从一开始就十分反感的。

上小学前我就爱看连环画（北方叫“小人书”）。最初是童话故事，尤其爱看仙女啦公主啦那些东西。后来逐渐喜欢上历史故事，有一段时间特别爱看包公、海瑞的故事，对那些为民除害的青天大老爷特别崇敬，甚至想象自己会如何如何判案。1965年秋天我考入上海市育才中学读高中，经常翻阅老师的《光明日报》。（该报那时定位为知识分子阅读）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很好奇，就把那长篇枯燥的文字匆匆浏览了一下，后又听得老师们议论作者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怎样怎样，便对此事关注起来。

随后的日子里，我专门找相关的文章来看，自己分析究竟双方谁讲的有道理。我发现反驳的文章很少，批判的文章越来越多，而且有些话很没道理。有文章居然说清官比贪官坏，理由是贪官促使封建王朝加速崩溃，而清官客观上维护了封建王朝，延长了封建统治。这是什么屁话？我对此大不以为然。

第二年初夏，正当我们准备复习考试之际，轰轰烈烈的“文革”爆发了。刚开始这个运动与我们学生似乎并不相干，但这场风暴很快就把我们全都卷进去了。学年将要结束时，学校召开例行的全校广播大会，校长段力佩发表长篇讲话，他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取消当年的考试，开展文化革命。他说有些同学也许会因此而喊“乌拉！”（俄语“万岁”的意思，是当年流行的风气。）不过大家别高兴太早。他一再宣称自己的讲话虽然没有引用一句毛主席的话，但是整个讲话充满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要求同学们会后认真讨论。

我一直很敬佩段校长，因为听说他是与陶行知同时代的老教育家，而且还是全国政协委员。但是好多同学并不买账，不久就“造”起他的“反”来，宣布他是“走资派”，段校长“充满毛泽东思想精神”的这个讲话更是同学们批判的重点。很快地这股造反风就随着全社会的大气候在校内越刮越大。原先局限于文人之间互相批判的“文化革命”也就升格为“轰轰烈烈”的号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了。

有一天我返回学校，听说教我们英语的班主任张凤先老师被斗了。我问为什么斗她？有同学给我讲述了大致情况：某同学的英语成绩不好，因而恨张老师，对她说，过去你不是叫我“立壁角”（罚站）吗？今天我叫你也尝尝味道！他将课桌叠起三层高，命令老师爬上去。

另有同学给我讲述斗她的理由：她走路时脚后跟老不着地。我听了不明白，他分析说，这说明她过去老穿高跟鞋，穿高跟鞋的都是资产阶级。她为什么教英语？因为她是教会学校毕业的，而且是个虔诚的教徒，教会是特务机构，教徒就是特务！

我觉得这全是无稽之谈，所谓“运动”都是瞎搞。几十年后我才听说，其实是校党委为了转移斗争目标，故意透露一些教师的档案给几个学生积极分子，在幕后操纵他们斗老师。

看到教室里乱七八糟的样子，我很生气。这时偏偏又有同学来批评我不参加运动，还质问我：人人都写大字报，你为什么不写？我正在气头上，便说，好！我写！我立即拿了一沓报纸，每张只写一个大字，写成一条标语“打倒一切捣乱分子”，便去老师办公室粘贴。那个质问我的同学紧跟我后面，越看越觉得不对味，厉声呵斥我：你说谁是捣乱分子？我回答说，谁是谁自己知道！有几个跟我要好的同学见情势不好，赶紧把我拉开，劝我不要再说话，让我快回家。

班里的同学成立了相互对立的红卫兵组织，有要好的同学来劝我加入他那一派，我拒绝了。我既不“造反”，也不“保皇”。刚开始时的造反派大概都是些学习成绩较差或者平时比较调皮的同学，他们造反的行为很过激，我不屑与之为伍；而保皇派往往都是原先的团员之类比较得到老师欢心的同学，他们的言行在我看来又有点过左，所以我也不赞成。后来又有同学劝我：你不参加红卫兵，那就加入“红外围”吧，你总不能老也不参加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吧！我不为所动，还是不参加。

其实这时候我已经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了，只是不敢讲出来，怕被人当做“反革命”。有同学骂我是“逍遥派”，我说我就是逍遥派，怎么啦！我从小就被老师批评为“自由散漫”，常常感到受拘束，这下好了，没人可以管我，“自由散漫”的习性更加发展，什么时候高兴了，就到学校去转转，不高兴就不去。

从此以后，我逐渐远离学校，远离红卫兵组织，也远离了文化大革命。对于“文革”中发生的很多重大事件，我都不闻不问，以至于我这一代人大都亲身经历过的“文革”运动的细节，我几乎概不知晓。那几年我犹如居住在海外，“文革”似乎是离我很遥远的事。这段严重缺失的社会经验使我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处处显得迂腐，与他人格格不入。

“文革”中种种滑稽可笑的口号语录熏陶了人们的思想，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人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跟着说些言不由衷的话，造成“左”风甚嚣尘上。很多人甚至假话说惯了，自己都信以为真。最典型的就是不久以后喊遍全国的“扎根农村一辈子”，以至于今天还有人声称“青春无悔”。他们的孩子现在正是青春年少，你问问他们愿不愿意将孩子送往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羡慕大串联 愿望终成真

学校的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很多同学都很开心，尤其是年岁小的初中生，他们根本就是孩子，哪里懂得什么政治，只是觉得热闹、时髦，所以跟着起哄而已。我已快满18周岁了，也看过一些历史故事，对很多事情都有了自己的理解和分析。对于很多大批判文章，我有一个突出的感觉，便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有一天我刚到学校，便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某老师死了！原来她是汪副校长的女朋友，担任初中的班主任。汪校长被当作“走资派”打倒后，她就成了“走资派的走狗”，一帮学生斗她玩，斗了她打了她还觉得不过瘾。既然她是“走狗”，所以就逼着她在操场跑道上学狗爬，一帮初中孩子还拿着小棍在后面驱赶。这位年轻的女教师受到如此侮辱，一下子想不开，就跳了井。

从此以后我更不轻易回学校了。

几十年以后我才知道，那年夏秋，在红卫兵的发源地北京被活活打死的、自杀的老师和知识分子以及平民百姓竟然有几百上千人！

我是在迷惘中度过炎热躁动的1966年夏天的。“抄家”是听到最多的新闻，弄堂里甚至我们家隔壁邻居都有人被斗被抄家。第一次看到听到时感到甚为恐怖，渐渐也就习以为常了。后来听说抄到某某资本家家里有多少黄金珠宝，还有变天账等等，更加刺激了造反派的抄家行为。不知为什么，无论听到抄家抄出什么东西来我都无动于衷，也从没到任何现场去看过。

我无事可干，天天在家里听邻居们从各处传来的无聊的消息。后来听说“大串联”的红卫兵坐火车不用买票，我羡慕极了。我早就想出去开开眼界，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是哪有钱买车票啊。小时候看过几本五十年代出版的《旅行家》杂志，那些游记文章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后来又读到司马迁的故事，说他20岁时就随父亲遍游名山大川，我就常常梦想哪一天我也能有钱出去游山玩水。现在听说竟有这样的好事，我就赶快到学校去打探。

同学说不是红卫兵不能去外地串联，我很失望。我翻看同学们从北京带回来的以及他们正在忙碌翻印的花花绿绿的红卫兵传单，其中一张吸引了我的眼球，标题是《红色恐怖万岁》。“文革”中那么多的大字报和传单，我都没留下什么印象，唯独这张传单的题目，令我永远忘不了。仅这题目就让我感到十分讽刺，我只听说过白色恐怖，从来不知道恐怖还有红色的，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我看了看传单的内容，突然心生一念，想要搞个恶作剧，于是便自告奋勇，帮他们刻写蜡板，翻印了这张传单。我要看看正常正直的上海群众会怎样对待北京红卫兵这种疯狂荒诞的宣传。一帮同学兴冲冲拿着传单出去散发，却气急败坏地回来，说那张《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叫他们吃了苦头，在马路上被一大群工人市民围住了辩论，还差一点被扭送派出所去。

1960年代的电影，新闻纪录片占了很大比例。这时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新闻片铺天盖地般到处放映，电影中的新闻是国家公布的，应该百分百真实的。这正好与社会上谣传的消息互相印证。传说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都犯错误了，我根本不相信。但是当我看到天安门城楼上刘少奇神情落寞地站在一角、周总理动作夸张声嘶力竭地指挥红卫兵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时，我对他们“犯错误”的传闻开始将信将疑起来了。

开学上课看来是无望了。社会上越来越乱，到处都是红卫兵、大字报。大约10月中旬，突然有同学来通知我，区委（教育局）在发放乘车证，只要凭学生证就可去排队领取，凭这个乘车证就可以免费坐火车到全国各地串联，而且各地都有接待站，不需要具有红卫兵的身份。我大喜过望，连忙随他去排队。拿到乘车证后赶忙回家跟母亲打了个招呼，收拾了简单的几件衣服，装进旅行袋提着就匆匆离家而去了。

我们这群同学共七个，大家计划的目的地是北京。首都当然是人人向往的，更何况听说到北京串联做“毛主席的客人”是连吃饭钱都不用付的。但是那时京沪线并不直通，必须在南京将火车分几次摆渡过江，因此运输能力有限。南京长江大桥正在建造之中，新闻电影片正在宣传介绍说光是一个桥墩的沉箱就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我们乘坐的火车终点站是南京，一行七人只好在南京先找个接待站住下来，然后耐心等候去北京的列车。

第二天我随同学们去某大学观看两派红卫兵组织相互批判揭发的大字报，只看了几张我就不耐烦了。在我看来，辩论双方无非都是采用断章取义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先给对方罗织、编造一个个罪名，然后引用毛主席语录来批判，双方所引用的往往还是同一段语录。想来其他各校的大字报也无非这种货色。这种大字报全是无稽之谈！

我和崔同学感到很无聊，还不知要等到哪天才有去北京的火车？即使到了北京也没劲：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都蜂拥到北京，人山人海的挤都挤死了，毛主席哪能接见我们？再说了，我们认识毛主席，毛主席又不认识我们，有什么看头？还不如直接去游山玩水。两人一拍即合，游玩了中山陵明孝陵雨花台等处之后，我俩就离队自行去了徐州。

我早知道徐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到了那里一看，果然是名不虚传。“解放”十七年了，这里竟然还像是刚打完仗的战场，处处尘土飞扬，没有多少绿化植物，放眼望去，满大街空空荡荡，一片贫穷落后的景象。往来的机动车很少，倒有许多畜力车人力车。小饭馆里几乎一无所有，我们买了三分钱一大碗无糖无盐的玉米糊，竟还有许多乞丐眼巴巴地望着我们。我们刚一放下碗，就立即被他们抢去舔了个一干二净。

之后我俩又一路游览了郑州、西安、延安、贵阳、重庆、广州等地。到广州时，已是12月初了。在广州逗留了一个星期左右之后，我便与崔同学分别，独自回到乡下老家，在那里度过了两个半月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社会大学校 游览长见识 

我在上海出生长大，将满18岁才头一次出远门。原以为大城市至少是省会城市应该和上海差不多，谁知到了外地一看才知道差得远着呢，难怪外地人要一窝蜂似的往上海来，更难怪上海人总那么高傲自负，瞧不起外地人，管一切外地人叫“阿乡”。徐州那种落后就别去说了，连郑州那样有名的省城，号称交通枢纽，除了铁路编组站比上海大之外，我看不出有什么繁华的城市景象。南京、西安都是赫赫有名的古都，繁华程度也比上海差很多很多。广州倒是繁荣，毛主席“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很漂亮，但是除了那些外国人居住的地区例如沙面之外，其他许多地方都感觉很破旧脏乱，城市面积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大。

我很纳闷：建国都十七年了，怎么看上去这些地方好像根本没有什么改进呢？后来我下乡到东北，见惯了屯子里的落后状况，对城市建设的落后也就完全麻木了。1975年我终于第一次到达首都，看到北京“十大建筑”以外的市容和居民生活时，感到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大屯子。城里居然没有垃圾箱，有些马路还没有下水道，每家每户等路灯亮后就将垃圾倒在自家院子门口等待环卫工人来打扫，名为“倒土”！

在郑州我们参观了“二七”大罢工纪念馆，重温了中国工人阶级帮助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历史。过黄河的时候，看到那滚滚浊流，想到“跳进黄河也洗不清”那句俗话，不禁会心一笑。想起黄河两岸多灾多难的人民，又不禁将黄河与长江作了比较，觉得把这条大河称作黄河真是名符其实。但是我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三十年，当我再次到南京眺望长江时，这条中国最大的河流却宛如又一条黄河了。

西安是我景仰已久的古都，它不就是汉代的长安城么？那里古迹应该很多吧？可惜文革破四旧，很多地方都不开放。幸喜大雁塔仍旧开放，得以畅游。门楣上有很多历代文人的题刻，也见到了著名的《圣教序碑》。许多“小将”也模仿着乱七八糟地到处刻写自己的大名甚至红卫兵组织的名称。那种混乱无序的景象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北京各个名胜古迹都不乏游人的涂抹刻划，中国民风于此可见一斑。

这时红卫兵大串联兴起一股步行串联之风，大概是因为运输工具紧张的缘故吧。西安的接待站也鼓励大家步行去延安，预计行程十天。我俩向接待站借了十天的钱和粮票，还各自借了件黑色短棉大衣。到了延安，我在宝塔山下模仿那些老干部披着棉衣的模样拍了张照片，也算是一种纪念。

不过我们并没有步行去延安，因为我们在火车站见到排队候车的长龙，临时改变主意，加入了挤车的行列，并顺利到达铜川。在那里再转乘汽车可就不大容易了，满满一火车的人换乘汽车，得多少车才够啊？好不容易轮到我们上车，坐的是解放牌大卡车，敞开式的没有遮篷，说是坐车，实际就是挤得满满的一车人蹲着，蹲久了也不管什么脏不脏，坐下就是了。

沿途看到荒无人烟的景象，我们庆幸没有步行。中午在洛川停车吃饭，时值11月初，陕北的天气已经很寒冷，只有在停车撒尿（那时谁都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了，车一停，大家便立即跳下车，男左女右分开，就地撒开了）时才能跺跺脚暖和暖和。从铜川到延安全程用了九个钟头，下车时我的脚几乎麻木得不能走动了。 

延安是宣传已久的“革命圣地”，因此也是红卫兵小将心目中仅次于北京的串联目标地。不过我有个奇怪的想法：“圣地”似乎应该是宗教上的用语，以前我听到过“佛教圣地”的说法。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似乎应该是某位圣人出生或居住之地。而延安是红军长征也就是大撤退之后到达的一个偏僻的大后方，此后成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的大本营。称其为“圣地”似乎不妥。教科书告诉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1940年代的延安就成了塞北江南，共产党八路军从这里出发，依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因此我也渴望去见识见识这个“革命圣地”，虽然我与绝大多数朝拜者的目的并不相同。

延安给我的印象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滔滔延河水，巍巍宝塔山”传唱已久，然而出现在我眼前的延河竟是浅浅的河道中一线细细的水流，最窄处能够一步跨过去！连苏州河都不如。后来在北方见的河流多了，才知道许多河流在冬季几近干涸，到了雨季河水才会充盈。而宝塔山的风景拍出照片来看似乎还可以，宝塔本身却说不上巍峨，塔内楼梯非常狭窄，与大雁塔根本无法比拟。至于老乡们的生活，简直贫穷落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不敢相信这是经过了十七年新中国建设的“革命圣地”。我们所见的景象是一片荒凉，满目疮痍。当年王震领导三五九旅开荒建设的所谓塞北江南不知在哪里？

在如此艰苦的地方住了几天，倒也遇到过一些有趣的事。我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饸饹面”的：将一团杂粮面放在一个压杠下面，一人在杠子的另一端一屁股坐下去，面团便通过一道漏网连绵不断地挤出许多筷子般粗细的面条，直接落到下面沸腾着的大锅里。我们看着觉得很好笑：这边一坐，那边排出黄橙橙黑乎乎的一条条来！我尝了一碗，并不难吃。

有一天过延河大桥，被一群手拿红缨枪的孩子拦住，每个过桥的人都必须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否则就不让过桥。这也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朗诵或背诵红宝书上的语录，除了“早请示、晚汇报”，有些人甚至连吃饭前也要念一段语录，真像是西方教徒的祈祷仪式。

我见那帮孩子天真可爱，就故意逗逗他们，背了一段当时人们最熟悉也是最短的口号式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群孩子七嘴八舌地嚷嚷：不行不行！太短了。我就问他们：这是不是毛主席语录？他们只好点头说是，于是立刻放行。

没想到回来时又被这群毛孩子拦住，仍旧要我们背诵语录。我如法炮制，还是那段被人们成天挂在嘴边的“下定决心”，孩子们居然还记得我，说，你刚才背过了，不算，要背新的！我依旧笑嘻嘻地问他们：这是不是毛主席语录？是毛主席语录你们怎么敢说不算？他们哑口无言，唯有悻悻地放我们过去。

我们住的窑洞令我体验了一把陕北农村。依山开挖的窑洞确实优于砖瓦房，冬暖夏凉，很符合当今的绿色低碳理念。不过环境实在太脏了，风一吹到处是尘土。我们很不幸，呆了两天准备离开之时，下了场雨，汽车不通！原来当地人戏称他们的道路为“水泥路”：平时是泥路，下雨成水路。汽车在这种“水路”上经常会陷入泥潭，车轮空转，就是动弹不了。没办法，我们惟有在窑洞里无聊地等候天晴。

好不容易离开了延安，回到西安，我们赶紧去挤火车，直奔西南。

说起文革时期的挤火车，那情景比今日的民工潮有过之而无不及。火车站里外都挤满了人，好不容易上了车，别说座位了，简直连插足的地方都没有。很多时候人们要上厕所时唯有从众人头上爬过去。刚上火车还能站着，站久了就蹲着，蹲到晚上就随便找个空隙躺下。

我曾经在座位底下睡过，哪管地上有多么肮脏。我也在行李架上睡过，那是最舒服的地方了，虽然有掉下来的危险。我甚至还在软座车厢的大约一尺宽的椅背上躺过！无论在哪里，只要能够躺下，就算是非常不错的了。要知道，那时的火车根本就没有准点的，无论哪条线路都误点，长时间的误点，若不是仗着年轻，怎能捱过那漫长的旅程！

由于加入串联的学生越来越多，火车拥挤程度有增无减。车下的人拼命往上挤，上了车的人百般阻挠想要上车的人。因为火车严重超员，往往连车门都无法打开，大家干脆从窗口上下车。在学校读书的几年，由于经常练习单杠双杠，所以从车窗爬上爬下对我来讲非常轻松。

在宝鸡转车那回，因为中央已经发出暂停串联的通知，大家更加疯狂地扒车，可是每列火车进站前，所有的车窗就已被关上了。天色已晚，大家情绪躁动。好不容易又有一列火车进站，并且有一扇小窗没有关闭。那是厕所的窗口，是唯一没有关上车窗。

我们蜂拥而上，齐心合力推窗口的铁栏杆。那栏杆仅靠几个木螺钉固定，我们一声呐喊“一、二——三！”栏杆应声而掉，于是大家鱼贯爬上了火车，直至小小厕所挤爆为止。大家喘了口气，发觉臭不可耐，低头一瞧，原来车上缺水冲洗，坑里坑外早就“黄金万两”了，我们也都踩了满满两脚。

好在那时不仅年轻，而且因为家境贫寒，还在上海郊县农村劳动过，因此对艰苦的生活、肮脏的环境都能适应，不以为意，以至于回到广东乡下后被婶婶惊诧地发现我身上竟然有了“革命虫”——虱子！

文革中，各种有效的管理制度被破坏，交通混乱，事故频繁。所幸我只是听到见到，并没亲身经历。最严重的一次是在贵阳火车站，两节迎面相撞的火车呈人字形，将站台的房顶拱起来了，一片狼藉。最惊险的遭遇是在山城重庆，它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贫穷落后，一点没有“陪都”的影子。每当我坐着重型卡车绕行在盘旋陡峭的山路时，我时时想到的是“可别掉下去”。实际上重庆的军工企业很多，我们所坐的卡车都是马力特大，轰轰隆隆犹如战车。后来各地发生“武斗”时重庆的“造反派”们就动用了装甲车和机枪，除了造成重大伤亡，还留下一个全国唯一的“红卫兵墓地”。

既然去了重庆，那红岩、白公馆、渣滓洞是必要看的。印象较深的是国民党的监狱墙上书写的几行专门告诫共产党人的文字：长官看不到想不到听不到的我们要替长官看到想到听到。今天想来，这几句话与许多秘书们自勉的话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每到一地，博物馆我是必看的，也因此长了不少见识。虽然中国人口众多，无论在哪里你都会感到人流如潮，但博物馆是个例外，这里经常都是冷冷清清的。偶尔有些红卫兵来这里，也是蜻蜓点水似地看个热闹而已。我觉得博物馆就像是个提供各科知识的大教室，而且能够得到普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我很感慨为何同学们对博物馆没有什么兴趣，而我自己几乎每次都要看得腰酸背疼才离开。

恬静居乡村 喧闹隔千里

12月中旬，我回到梦中的家乡。

父亲离开乡下老家到上海谋生，我出生后父亲再也没有经济能力回乡探亲，只能与爷爷书信往来。我小时候常听到父亲谈论广东乡下的事情，对于在广州石围塘坐广三铁路火车，过佛山到罗村下车等等烂熟于心。所以我对大串联的终极目的地很明确，就是要回乡下。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绕行了大半个中国，我们终于到达了广州。游玩了几天之后，我便与崔同学告别，他回上海，我就直奔老家。

农村老家的祖屋并不是我想象之中的样子。因为在这之前我在各地见到的农舍大多都是泥墙茅草屋，即使上海郊区的农村，很多农民依旧住着茅草房。我家既然穷，所谓的房屋大概也不过如此。没想到我家的祖屋是一厅两房两廊（廊下是灶间）的青砖瓦房，两廊之间是个小天井，不过这祖屋是太公建造的，分给爷爷和他的哥哥两家合住，两家各得一房一灶间，客厅公用。爷爷已经过世，只有祖母孤身一人在此居住，叔叔在别处租屋。伯公家的人丁也不旺，只有寡居的伯母和她的两个女儿。

我家的祖屋，摄于2010年。门前有口水井，还是原样，当年我常在此洗衣服。左侧花坛的位置原来是爷爷种下的一棵龙眼树，已枯死。右侧原是空地，楼房是后来扩建的

南方雨水多，茅草屋难以抵御风雨侵袭，所以这里的农民只要盖房就得盖瓦房。青砖瓦房盖得很坚固，大厅很高敞，门板很厚实。两个房间都很阴暗，因为没有玻璃窗，只有两片“明瓦”透进一点亮光。我在房间里呆了一会儿，才看清房里的状况：两张木床，一个木柜，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家具。房间狭长，靠里边搭了阁楼，只一米多高，堆放了好多杂物。

叔叔是党员，在储蓄所上班，他鼓励我参加农村劳动，被婶婶骂了一顿，说大侄子难得从大城市来，你叫他干什么农活？她见我浑身上下衣服都又脏又破，就给我买了件新衣服，还帮我把虱子除干净。

老屋门口有棵龙眼树，那是爷爷亲手所种。树下有口井，我天天在那里打水洗衣做饭。村里有条石板路，我喜欢在上面走，不会踩一脚泥。石板形状各异，不少是从什么地方拆来的，有的还有碑文，真可惜！路边有个池塘，池塘上用石板搭了个没有顶盖的厕所，粪便直接喂了池塘里的鱼，一下雨便将厕所冲涮得干干净净，一点臭味也没有。各家各户养的鸡鸭猪狗却到处拉屎，好在已经是冬季，苍蝇蚊子都不多。

生产队的牛也经常边走边拉，不过马上就会有人将热气腾腾的牛粪抓起来贴在墙上，成为一个个圆圆的饼子。我很好奇，一问才知是待它晒干了做燃料的。我家没有大灶，用小灶做饭需要烧木柴，我将买回来的一段段木柴用斧子劈开，这活我干起来很顺手。平常日子我就天天用砂锅焖饭，和祖母两人共同进餐。不用说，那时候的菜是很简单的了。

白天时间似乎很容易打发，做点琐细的家务活，跟祖母说说话，有时去各处亲戚家走走。我家门前不远处有条十来米宽的小河，有时借条小船划划，有次还趁天气转暖下水游了几个来回。晚上我常常到改作生产队队部的祠堂里同一群与我年龄相仿的青年农民聊天，那样更容易打发时间。我们好像有说不完的话题，东拉西扯，什么都谈，毫无禁忌。他们提到前些年闹饥荒，村子里有人饿死。我很吃惊，感到不可思议：新中国竟然会饿死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事。

农民伙伴们对我好奇，我也对他们好奇。他们对国家大事既关心又不关心，他们都知道毛主席，却不知道当时的国家主席是刘少奇，甚至根本不知道有刘少奇这个人！我们谈到历代开国皇帝都要为了太子顺利继位而大开杀戒，清除功臣。我们又都感到迷惑，社会主义国家不搞世袭，那他这样搞是为了什么呢？对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都没有兴趣去探究，也并不关心现实的政治，只是喜欢用一些诸如“杯酒释兵权”这样浅显的历史知识来作联想而已。

除了日常平淡的生活，我也经历了乡间过年的热闹。虽是文革非常时期，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毕竟天高皇帝远，农村依然保留了不少习俗，也让我这个城市学生开了眼。一些老太太还关起大门来烧香，香烛早就没得供应，她们就将草纸卷起来当香点。

闲适的生活优游自在，过日子不用看日历，两耳不闻世间事，“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是父亲写信时却经常给我附带寄一些传单，把我带回遥远的现实，进入如梦似幻的故事场景。

1967年1月，上海发生了轰动全国的“一月革命风暴”，宣布打倒了旧市委，建立了红色政权。当时我毫不知晓，也根本没有兴趣去知晓那些闹剧，我在乡下既不读书也不看报，更不可能听广播，因为收音机是奢侈品，买不起。报纸上那种陈词滥调的宣传也让我形成了惯性，此后的十多年里我一直不读书不看报，后来“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林彪“不读书不看报”，人们批得起劲，我却不由得暗笑。

还在11月中旬我被困在延安的时候，就传说中央有通知，要停止大串联。学生们正在大串联大游玩的兴头上，谁愿就此打住？于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往回家的反方向有多远就走多远。我和崔同学也是如此，上海在东边，我们就尽量往西边去。大家都打着个如意算盘：中央下令停止串联，今后就不能再坐免费火车到处游玩了，但总得让我免费坐车回家吧？那我离家越远，回家的路上不就越多机会可以中途下车了吗？

春节过后，父亲来信催促我快点回家，我也在广州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的《通知》贴满了大街小巷，《通知》大意谓目前天气寒冷，为了保护红卫兵小将的身体，暂时停止革命大串联，待来年四月春暖花开天气转暖后再恢复串联。请红卫兵小将赶紧回自己学校参加复课闹革命。

看了这个《通知》我很高兴：正好借此机会回上海与家人团聚，住一段时间后再外出串联。我怎么也想不到，中共中央发出的这个正式文告其实只是想把我们哄回去，并没打算真的让我们再恢复串联，大串联就此结束。这也使我从此以后长了个心眼，再也不那么轻信“上头”的许诺了。

读书改境遇 沉浮自有道

尽管社会上“破四旧”运动犹如狂风扫落叶，但是总还有劫后的遗存。从广东乡下回来后，我千方百计陆续借到几本书，便天天躲在家里的阁楼上阅读。《悲惨世界》就是在这个时候读到的，这也是我很长一段时间内唯一读过的外国长篇小说，后来还看过一些中长篇的。之前我是从来不爱看外国小说的，但已经把家里唯一的一本线装书——《绣像全图三国演义》看完了。父母没什么文化，家里又穷，所以没有什么书籍可供我阅读。

令我感到难过的是，当我外出“串联”几个月后回到家里，却发现《三国演义》连同爷爷亲笔抄录的《家谱》都被胆小的父亲烧掉了！我们这个家庭成分不高，父亲仅仅是个普通工人，又没得罪过任何人，决不会被人抄家，父亲为何这么害怕以至于自己“破四旧”？我百思不得其解，常常为此责怪父亲轻率。他也很感后悔，却从不解释为什么。

直到父亲去世后，有一年和母亲聊天聊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来，才得知因为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整个上海时常有人自杀有人被捕，工厂里也动不动就搞批判斗争，弄得人人心惊胆战，经常生活在恐惧之中，总是担心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听母亲说到这些，我才理解了父亲，并且感到无限的惆怅。

除了“文革”运动迫使我下乡十年，浪费了十年青春，我再没遭过其他政治运动的灾难，很难想象那种心怀恐惧战战兢兢过日子的情景。以我的性格而言，如果早出生十年，我必定如朋友们所言是个“右派分子”无疑。

由于小时候曾经看过许多讲历史故事的连环画，这使我对古典小说产生了浓烈的兴趣。盛行一时的抄家风已经过去，大量珍贵的所谓“封、资、修”图书文物被红卫兵和造反派付之一炬或被封存，但也有少部分书籍被有心人偷偷藏起来，成为“漏网之鱼”散落民间。我也因此而有机会借阅到《今古奇观》《拍案惊奇》等古典小说。

有趣的是，大学文科教材也纷纷被戴上“封、资、修”的帽子，于是我便因缘巧合地借到一本北京大学游国恩教授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我对这本书爱不释手，因为早晚总要还给人家，于是就花了不少时间端端正正地摘录抄写，前后大约抄写了近两万字。万万想不到十年后我再入学校读书，必修课中就有这一本重印的《中国文学史》作教材。

我在中学读书时有些偏科，对文科向来不大感兴趣。多亏这一年多时间“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的“阁楼阅读”生活，让我积累了些许文史基础，才能在恢复高考时抓住机遇，顺利过关，从此掀开人生新的一页，终于脱离“劳改”了十年的黑龙江农场，也避免了最后沦落到“下岗”的地步。

经历过“文革”锻炼的同龄人，各有各的高招。譬如同学中有一位Y某，参加“文革”运动很积极，活动能量也不小。运动中要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据说他经常为此到外地去“内查外调”。什么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啦、全民参与起草宪法啦他都非常投入。那时候我还压根儿不懂什么叫宪法，很多同学也都没什么兴趣，他却不然。偶尔听他“吹牛”（北京人叫“侃山”），似乎各级领导层的事情他都知道，参与的活动真不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申请入党的要求总是得不到批准，好像下乡后很久仍没解决，这使他深受困扰。

掐指算来，现在确实也有一批在“文革”中得到锻炼的红卫兵成长为高级领导人了。我认识一位天津姓刘的知青，也是高中68届的，他的成长经历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窥见当代社会某类人物的沉浮史。我下乡的这个“工业连队”其实是个砖瓦厂，两三百人分为若干个排，分别负担制砖、制瓦、烧窑、运输等工作。由于小刘“会来事儿”，表现积极，很快被提拔为“排长”。

刘排长每天提早上班，举着手腕看手表，对每一个刚刚迟到的职工、知青疾言厉色地呵斥，令人畏惧。开工后，他带头挥汗大干特干，又使人敬佩。全排人被他带动起来，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会对大家交待说他要去连部开会或汇报工作，留下大伙儿继续苦干。11点多钟大家干得疲累了，不免想偷懒歇歇。偏偏他又回来了，吆喝道：怎么又歇啦！还没到点吃饭呢，干活！众人无奈只好继续劳累。一天，有个素来调皮的小青年摸准他每天去连部的规律，就在他离开后不久，悄悄溜回宿舍躲懒，却赫然发现刘排长正在铺位上呼呼大睡。

在他的领导下，产品数量自然超过他人，用今天的话说，“鸡的屁”上去了，政绩出来了。之后很快便入党、推荐上大学，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后来听说他在京城某机关官至司长，因为身体不好，提前退休，现在享受副部级待遇。传说他被推荐上学时也曾应景考了一下，成绩是不及格，这当然并不影响他上大学，因为政治合格嘛。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过去了四五十年。有切肤之痛的人难忘“文革”阴影，得到实惠的人则对“文革”恋恋不忘。总结这场灾难，有人将之归罪于一个人或几个人，我却不这样想。

“文革”之所以能在中国掀起狂涛，是因为它有极大的社会基础，不但有大大小小心怀叵测的野心家，更有成千上万的盲从者。群众运动必须要有广大群众的参与，要是所有的人首先是知识分子都以消极的态度对待这场运动，人人都游离、逍遥于运动之外，它还能搞得起来吗？当然事实上中国总有卖友求荣的人，也不乏表功邀宠的人，想让他们不积极都难。

即使时至今日，我们仍可听到在“文革”中似曾相识的声音。为了“稳定”“和谐”，有人刻意回避、淡化这场民族灾难，以至于我们感觉才过去不久的浩劫在许许多多青年人的心目中已成遥远的过去，不愿面对，不愿回顾。

再过几十年，这段历史恐怕真会埋进故纸堆。我们会“以史为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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