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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5月6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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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小棣 诚实曾经是我们崇尚的品德，可是不知从哪一天起，我们开始选择造假和欺骗。 ——题记
01
1969年，我去内蒙古兵团插队时，“组织”承诺的是：“每年有12天探亲假”。但最流行的“毛主席语录”说：“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每年有12天探亲假”的承诺，在1970年的某天，忽然变为“3年后每年有12天探亲假”。当时的说法是：为了加强战备、反修防修需要那样做。于是谁都无话可说了。
改变规定的文件宣布后，“父病危，速回”、“母病危，速回”的电报就与日俱增，其中的水分不言而喻，大家心知肚明，却都大言不惭起来。
“红色公主”肖力的一张“大字报”，强加给赵易亚将军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军温馨的家，便在1968年的某天顷刻坍塌。赵将军的女儿，曾是我姐姐的好朋友。1972年夏天，已家徒四壁的将军之女，从其插队的地方——遥远的呼伦贝尔回到北京，被专案组告之：母亲在一年前由于精神分裂，死于北京半步桥狱中，衣物都撕毁，什么遗物也没有（“文革”后得知，有部分信息是误传）。将军仍关押在秦城监狱，女儿为食宿四处游击，有时就住在我家。聊天时，她给我讲了使用假火车票的故事。
在生活异常艰苦的呼伦贝尔，知青收入太低，又不享受探亲假，落难的干部子女断绝了经济后盾，使用假火车票乘车，就被默认为是正当行为。假火车票是经过涂改的过期车票或改变了到站地点的车票。她认识的一位叫王XX的造假技术高手，住在和平里一区，母亲是“文革”初期著名的“赤（黑）帮分子”。王XX有些自制的工具和药水，能做各种巧妙的涂改，他无偿满足朋友改票造假的需求，也为别人涂改的假票把关，他看不出破绽的假票就一定不会有麻烦了。
姐姐的女友在北京处理完她的事后，就弄了张假票回呼伦贝尔了，王XX曾为她过目把关，并让她放心。在齐齐哈尔，她给我们来了电文“平安”的电报，到达后又来信细说了乘警验票那一刻她心惊胆战的感受。
使用假票回去不久，她被提拔为所在旗的共青团团委书记。当时我们都认为，使用假电报、假车票顺理成章，哪怕是堂堂的团委书记，说起这些都非常公开，谁也不觉得羞耻。
1974年开始，军队干部子女陆续参军，改变了知青身份；掌握实权的干部也纷纷把孩子调离农村、边疆；在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工作中，也悄悄渗进了私下交易……没有门路的人们，忽然意识到：得为自己的权益抗争！造假一时间成为更加天经地义的事情。 02
我所在的15团，也有一位“大侠”，他自己早就办好了“病退”回北京的合法手续，却乐意留守在8连马号那狗窝似的宿舍里，迟迟不回北京，专门帮助搞不到诊断书的倒霉蛋儿。我当时不开窍儿，明知同学们得的五花八门的病是假的，可站在大夫面前仍然“主诉”不出要命的病情。已经“病退”回北京的一个好友，就写信把我托付给了大侠。
那一天我去拜见大侠。宿舍里光线昏暗，他披着破棉衣蜷缩在床铺的一角，我捏着好友的“介绍信”，吃力地说明来意。他瞟了我一眼，信都不看，就答应次日陪我去乌拉特前旗师部医院看病。我说着“谢谢”诺诺告退，大侠就倒下继续睡觉了。
次日我才看清大侠，他是个清瘦的大高个儿，长发遮住半边脸，表情冷漠，脸色苍白，带点痞气，和与我常常来往的同学的气质，很不相同。
去乌拉特前旗我们一路坐车一路沉默，他连看也不看我一眼。
到了乌拉特前旗，他带我直奔一片家属住宅区。“记着，你不理亏，这也不是求人。”在敲门前，他这么教导了我一下。
他轻车熟路地叫门，称开门的中年妇女“云大夫”。云大夫开门后还在分辨来人，大侠已经盘腿坐在了铺着毛毡的热炕上。云大夫脸色很难看，不像和大侠有什么交情，我尴尬地站在一旁。大侠自己点了支烟悠悠地吸起来，吐了几口烟雾后，他脸色阴沉沉地开门见山：“云大夫，她是我妹妹，得了高血压，肾性的，您给看看。”
不穿白大褂的云大夫看上去像是河套的农村妇女，但她确实是大夫，拉开小抽屉就有盖好章的诊断书。她厌恶地看了大侠一眼，没有二话，问了我的姓名，提笔就开了“肾性高血压”的诊断书。我发愁一年多的事瞬间有了进展。
拿到诊断书，大侠马上告退。我拙笨地把15斤粉尘（极细的河套白面粉）放在云大夫的桌子上。粉尘装在一个我用旧衣服拼的小口袋里，像个可怜巴巴的小枕头。云大夫只当没有看见它，又给了我一张空白化验单，说：诊断书必须与一个当天的化验结果相匹配才有意义。大侠听见了就讽刺：“您不帮人帮到底了？”云大夫正要解释，大侠却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她的小院。
当日的化验结果到哪去弄？大侠带我在家属区转了两圈，一时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来到医院化验室前，在长椅上坐着。我想和大侠聊天消愁，他昏昏欲睡不给我机会。我问：“我留尿吗？”他翻了翻眼皮简练地说：“真病？”两个字让我无地自容，只好又老实坐着。
化验室不断有人进进出出，在我们面前经过。有个穿白大褂的知青衣袂飘飘地经过时，大侠忽然睁开半闭的眼睛起身拦住他，阴阳怪气地问：“哥们儿，你过得还滋润吧？”那化验员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大侠把我的化验单递过去：“你看，她得的肾性高血压。”化验员看了大侠一眼，说：“留尿！”大侠冷笑：“是吗？我怎么听说没这规矩！”化验员迟疑着不接化验单，身材高大的大侠逼近他严厉地压低声音说：“哥们儿帮忙！”
不附尿样的化验单进了化验室，递出来时，各项指标都高得可怕，一个假的化验单原来是这样来的。我不禁问：“你怎么都能办成？”大侠冷冷地说：“我不理亏。”
大侠的脸色、语气、目光，确实不一般，我觉得他看透了什么。他俯瞰着我难以断然抛弃的正派和斯文。我又问：“我怎么谢你？”他回答：“别傻，别把下面的事（手续）办砸喽。”这是在鼓励我设法伪造日期为1969年9月以前的病史材料，写好不适应内蒙古高原生活的“病退”申请报告。 03
我“病退”的所有假材料，终于一应俱全。
报送北京方面等待批准时，没成想竟遇到了意外障碍：我妈妈去世几年了，北京知青办公室知道我在京没有法定抚养人，批准我回京就意味着街道办事处要多一个社会救济对象。他们向我办理“病退”的代理人——我的兵团战友、已办回北京的另一个好友说：将会由于这一点而拒绝批准我回北京。
我的好友一听就急了：“你们这样可没有道理，她也是北京知青！”她忽然急中生智，说：“她是我未来的嫂子、我哥哥的未婚妻，她回来就结婚，不用救济！”
知青办公室的干部笑了：“空口无凭不行，你哥哥的单位得出证明，你哥哥也得写保证书。”
好朋友的哥哥，是工艺美院毕业的玩具设计师，当时确实还没有未婚妻。好朋友把事情和家里说了，当即口授保证书，让玩具设计师笔录。
她爸爸妈妈面面相觑，问：“是真的未婚妻不是？”
好朋友干脆地回答：“假的，不必你们真管！”
玩具设计师在任性的妹妹面前，无可奈何地写好保证书，保证在“未婚妻”被安排好工作之前，生活和医疗他有能力负责。次日他的工会主席签署了“情况属实”的字样，又加盖了工作单位的公章。
有了这份材料备案，我才在1977年底，以患“肾性高血压”和“高度近视1300度”的名义，“病退”回到北京。 后记
制造和使用过假电报、假火车票、假诊断书、假材料的将军之女、王XX、大侠、云大夫、化验员、好朋友、玩具设计师和我……不计其数，正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已经从满头青丝变得两鬓苍苍。那个时代塑造了我们，就像我们自己的原生态家庭一样，使我们带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我们是受益了还是受害了？
社会已经由于失去诚信而乌烟瘴气，让人追悔莫及。当我看见过街地下通道肮脏的墙壁上制造假证件的联系电话，当兜售假发票的贩子迎面而来，有时我会刻薄地询问自己：造假与造假之间，有没有本质的区别？！
当我教育为逃避责罚而伪造家长签字的学生，当我为自己的孩子涂改分数而疾言厉色，有时我会由于突然怀疑自己的资格而黯然神伤。
当我踌躇不决地在柜台前艰难地分辨真伪，或为买了假货而痛心疾首时，有时我又明白：造假的国民，只配生活在假货充斥的国度间！
世间万事万物的运动自有法则，人类社会更是如此。道德或许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但我说不清的是：规则一旦紊乱，人们是该选择利益还是操守？是动荡的社会和无常的秩序造就了我们，还是未能守住道德底线的我们败坏了社会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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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原题
丢失的诚信
本书编辑注：本文所说的8连“大侠”，真名安玉海；他是受团部医院的刘振刚之托；而刘振刚又是受徐小棣中学同学、黑龙江知青冯俊容所托。本文中的另一位好友及其哥哥，是原5连战友、后团部学校的老师赵嘉珊和她的哥哥。兵团战友情，感天动地！小棣说，当她40年后再提此事时，大多数的当事人，已淡忘了此事，只有她还清晰地记得，并深深地感念着！同时，这又是兵团战友、是知青之间，甚至是文革中落难人之间，一种同病相怜、援手相助的侠义之气。那时的人们，大都有一种自发的、不为钱财的、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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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号获许可转载《记忆》289期
原载《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4期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