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研究员
马勇，男，1956年生于安徽濉溪。1973年入伍当兵，1977年至淮北煤矿当掘进工，1978年考入淮北煤炭技术学校，1979年考入安徽大学历史系，1983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86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从事研究工作，1999年晋升为研究员。现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文革十年浩劫的
最大教训是什么
受访者：马勇
凤凰网编者按：2016年，是“文革”被错误发动50周年，也是结束“文革”40周年。
十年浩劫，十年惨痛，虽然早有官方盖棺定论，而文革的影响却穿越了半个世纪，时至今日，舆论场上，仍不时有“怀念”之声。站在今天的历史节点上，我们该如何反思和评价文革?凤凰评论《高见》专访知名近代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
访谈对象：马勇 知名近代史学者
刘昱含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
“如果从意识形态看，我们可能一直走在文革或文革式的道路上，意识形态一直是中国发展的困扰。”
刘昱含 ：在今天看来，十年浩劫在社会各个维度仍很有值得警醒之处。怎么看待当年文革起因？
马勇：社会需要理性思维、多元声音，只存有右派或左派声音都不对。中国当年有文革，就是因为思想太一元化。真正的思想启蒙和解放是不需要听谁讲该如何的，而是让多元声音来自己领悟。多元意味着要容忍异己说话，容忍甚至现在很极端的声音。如果没有多元的声音，反而会让更多人沿着一条道儿去想。如果回头体会文革之所以发生，之所以那样疯狂，主要的是因为不再有异议，不再有不同声音。或不敢，或不能，党内经长时期规训，相信一个领袖，走上了盲从。党外有1950年代“思想改造运动”以来一系列教训，异样思考能力严重退化，原本应该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人也渐渐失去了思想能力。刘昱含 ：你研究近现代史，与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晚清时期的清廷与建国后文革前的中国其实都具有杨小凯常说的后发国家优势，可以“拿来”，在别人已有成就上直接发展。怎么看待后发优势没被充分利用的原因？马勇：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充满偶然性，跌宕起伏，最富戏剧性。回望一百多年历史，进步巨大，但是没有一次进步顺利无碍，几乎总是进两步，退一步。但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大势是：事不过三，几乎所有大事，类似、相似的事情都会发生两次，第一次悲剧，第二次喜剧或闹剧，然后前进一大步。近代中国几乎一直处在这么一个状态。很多研究者比较过十九世纪晚期洋务运动与二十世纪晚期改革开放的得失，也试图从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这两次运动都是被迫的“后发型”现代化，也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模仿先发的西方工业化、现代化，直接购入或引进别人已有的先进机器和技术，不用从零开始。洋务运动也称中国第一次现代化运动，从1860年-1867年，才仅仅七八年的时间，中国就能够仿制西方战舰、枪炮等等。也是等到1870年之后，中国的傲气出现了，慢慢出现了一个口号叫“中体西用”。我们也必须承认那时的中国有傲气的理由，毕竟“我大清”不改革体制也是可以的，甚至利用国家资本主义，集中资源、市场，发展较同时期的日本还要快些。这是洋务领袖没有在经济增长之后推进体制改革的原因，后来公平去看也有其道理。马勇：这里面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没人看见，但是如果把看到的人的声音都屏蔽掉、压制掉，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解决了提出问题的人，自然就听不到反馈问题的声音了。文革前十七年，出现了那么多的党内纷争——我们过去叫做路线斗争，比较形象地反映了历史真实——这意味着反对毛泽东的思潮、势力一直有，只不过是利用权力打压下来，使这些党内的反对声音被屏蔽，这是非常可惜的，也是许多错误得以发生的根源。造成这种状态，和1949年之前的国际国内环境有关，那时毕竟处在战争年代，参谋人员的建议是必要的，而指挥员的决断显得更重要。那时，中共党内需要毛泽东这样的领袖，敢决策，能决策，善决策，而且事实上，由于中苏关系、美苏关系、共产国际关系都发生变化，使毛泽东在这几年当中在战场上打得很顺，实事求是说，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全世界没有人想到四年后国民党丢掉大陆，毛泽东、共产党得天下。这个历史事实不能不让人信服，所以我们看到在1950年代，至少在1956之前，毛泽东真的像神一样。刘昱含：之前曾有声音称“一些超越回忆与纪念的东西试图在舆论场上扩音”，认为在继续总结文革教训时别有用心是不行的，你怎么看？
马勇：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非常不对的，文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态历史阶段，我们都有反省的责任，要像历史上任何灾难一样，永远反省，永不过分。何况历史也不是一次结束，你不反省，它就会再出现。我认为这种调子是对民族、国家的不负责任，无论怎样反省，都不该说反省者“别有用心”，错误就是错误，罪恶就是罪恶，反省就是要防止类似事件发生，以别有用心指责反省，仅仅站到了道义上的至高点。我并不怀疑叶剑英讲的两千万人直接受难，两千万人所牵扯的家庭是多大的家庭，实际上整个文革十年当中，受磨难的应该是占人口的一半以上，对这种惨剧不反省肯定是不对的。当然我还赞成另外一个主张，对文革这种重大事件，不仅应该反省，而且应该走向另外一个常态，把它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把历史还给历史学家。历史不应该在政治家手里面去操弄，只有超越意识形态的研究，才能把事情讲清楚，如果一直被绑定在政治话语当中，政治也说不清楚，学术也说不清楚。这是近代以来许多重大事件无法获取共识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只能交给专业研究者去研究去讨论。刘昱含：对于那十年，现在的多数人是忘记不得，又记不起来，如何规避过度掩盖的副作用？马勇：历史越遮蔽，遗留的问题就越大；遮蔽的时间越长，留给后世的困难就越大。文革发生已经五十年了，在刚宣布结束的时候，因为需要凝聚共识向前走，因而中央作了一个宜粗不宜细的历史决议，暂时平息了争论。但是后来这段历史几乎成了禁区，研究不得，说不得。现在年轻一代，已经对这十年不太了解了，比如那些赞美文革的言论，其实就没有弄明白文革是怎么一回事。遮蔽历史，必然会带来历史的困扰。抽象的否定，而没有事实予以佐证，也很难让人信服。历史是具体的，就是一个又一个事件的因果关联，没有事实，不能就事论事，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都没有意义，都是徒添烦恼。今年应该趁着文革开始五十周年、结束四十周年的历史节点，好好释放一下研究空间。一个多元的中国不是可怕的中国，害怕多元的中国才是最可怕的。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真实的历史，如果能亡人国家，灭人社稷，那就不会有革命了。历史就是历史，没有那么大的能耐。但是，不让研究，历史并不会完全消失，不论过了多少年，这些历史事实都会成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非常敏感的因素。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刘昱含：在当下，你觉得为什么会有人对文革怀有浪漫想象？马勇：今天讲民主，不能走文革，也就是不能走红卫兵那种大民主，这是应建立的共识，民主有边界、有规则，要有节制地推动民主；另一方面也需要和执政党达成共识，我们现在还没有实行真正的民主，但民主仍然是我们的追求，这样才能去检讨。我之所以认为放开研究文革的重要性，就是希望通过研究能够就事论事，从历史事实上分清每一件事的发生、发展、结局，及其相关责任，而不是笼而统之让哪一个人承担抽象的历史责任。文革是整个民族的灾难，值得整个民族集体反省，分清责任只是弄清真相，并不是鼓励报复，记住仇恨，相反，弄清真相，分清责任后，就应该记住教训，全民和解，丢掉历史包袱。
冯骥才：一个民族不怕犯错，
就怕记不住教训
季羡林：文革教训亿金难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