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1950年生于上海，1968年到东北农场插队落户。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大学期间进入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参与农村改革的基层调研工作。毕业后任职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发展研究所。现为北大博雅讲席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
原题
读书是我所好，
但须到真实世界里求“甚解”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第一次出版是在2006年，当时收集的大部分是我1995年回国到北大任教以后为报纸、杂志陆续写下的文章。本次新版保留了大部分文章，并增加了一部分当时尚不能公开发表的关于垄断的内容，以及我一再强调的产权相关文章。
从美国回来之前，我正在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要结束博士论文。一般的程序，是先过博士资格考试，通过者就去找博士论文的题目，然后经过一个国内叫作“开题报告”的门槛，开始论文写作；论文写出来之后，再通过一场论文指导委员会的“答辩”，就可以办手续取得博士头衔。但是，我所在的那个项目——我的论文方向是经济史，指导委员会由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组成——比较特别，这个项目博士论文的“开题”与“答辩”是合并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导师同意开题之前，你的论文研究的基础工作，甚至大部分研究工作，都要做得八九不离十。答辩一通过，学生只需把经过最后润饰的论文分别给委员会成员签字，就再也不需要上“堂会”去“保卫”自己的论文了。我很幸运，答辩一次过关。老师们很高兴，书面写下的意见无非是肯定我的论文“有极大的潜力”。我也很高兴，因为自己选的论文题目，连同提出的问题、对前人研究的评价、新的假说以及准备的资料和要采用的研究方法，一并被认可“够博士资格”。屈指算来，那时距我进入UCLA的博士项目不到四年。有两位在英文上帮了我大忙的美国同学，知道我于1989年“计划外”进入美国的时候还“目不识丁”，不免好奇。是的，我是进了美国才开始正式学英语的。第一年由福特基金会资助，在如诗如画的科罗拉多州的布德镇学了9个月的英文；第二年，经盖尔·约翰逊教授的推荐，到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做了一年访问学者；第三年就进入UCLA。就算一个念书的天才，这样“走”也不算慢吧？何况我对自己考察了多年，结论是智商平平，与天才扯不上任何一点关系。这里面的“经验”，我将来在论文的中文版面市时，要向读者交代。但是，已经通过答辩的论文，后来却“搁浅”了，一直要等到2000年夏天我再次回到UCLA才办完全部手续。本来到1995年底,我论文的主体章节就已经分别写过两三稿，剩下的，就是一篇能够将全文贯穿起来的“导论”和一篇“结论”了。原先的如意算盘，是在1996年暑期前结束全部论文，秋高气爽时节就打道回府。按照过去的进度，这并不是一个冒险的计划。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我的论文在答辩通过后还搁置了5年之久呢？我于1996年春季回国开始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知道我的人，对我回国都不会奇怪。有着10年“土插队”外加10年“农村调查”的经历，我是一个如假包换的“老土”。到海外“洋插队”读什么博士，对我来说本来就是一个意外的“偏得”。在美国一住6年，除了对那里的大学图书馆、高速公路和法治的印象深刻，不曾发现任何适合我又让我高兴的事情可做。回国于我只是一件早晚的事情。但是，北京大学对我的吸引力，可就迥然不同了。遥想1978年早春时节，我站在北大荒农场一只高音喇叭下，一边听着本年高考的消息，一边盘算着如何填写报考志愿。本来不用任何犹豫，我心目中最好的学校就是北大，而我对于只凭考试成绩不论其他的竞争是向来不怕的。无奈是时我的年纪已经二十又八，而仅仅在上一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黑龙江省的“土政策”还是规定除了1966年的老高三学生，其他凡超过25岁的一律不得报考！北京大学要不要岁数大的学生呢？我没有把握。痛苦再三，只好放弃了填写北大。因此，1995年秋季收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任教聘约，我当天就签名表示荣幸地接受。我对自己说，当年没有当成北大的学生，现在退而求其次，到北大当一回老师，这样的机会怎么可以放过？各位读者，你想知道北大的吸引力吗？不妨看看我的遭遇：在我向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回接受聘书的信函之后，我才想起自己还从来没有教过书，并且完全不知道能不能教书！在北大教书，是一件过瘾的事。比较下来，我以为北京大学最优良的资产是她的学生。是的，蔡元培校长开创的北大传统和精神，至今对全国最优秀的学子——每年从数百万高考学生中胜出的佼佼者——仍然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倘若以教授的薪资水平来考量师资水准，北大至今还比不过台湾大学、东京大学、香港大学和UCLA，但是要论学生“千里挑一”的优秀，北大可以把所有这些学校都比下去。我自己深受其惠：因为学生们的口味很“挑剔”，像我这样从来没有教过书的，也被逼得好像会教书了。本来，到北大任教与论文收尾工作可以并行不悖，但是被加州理工学院的詹姆斯·李教授不幸言中，我很快就“卷入”了对改革中现实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而把博士论文搁在了一旁。自我思量，我的论文反正通过了答辩，已经被导师们认为够博士水准，晚一点拿头衔，对我的学问半点影响也没有。可是要论现实的经济问题，我“离土”已经六年，其间虽然为了毕业论文有过数次回国实地调查的经历，但接触问题的面毕竟很窄，“实感”被岁月消磨，大不如前。有机会补补课，接上一点“地气”，我是不应该拒绝的。机会接踵而来。第一档，是杜润生先生要我到山西参加研究一项大型供水工程。水工，历来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点，多年之前我就有过兴趣。在当代，水成为“国家所有的公共资源”，产权界定模糊外加背离价格机制，结果只能是到处叫喊“水的危机”，且不能指望任何调水之策解决问题。因此，水工是产权经济学不能放过的一个题材。20世纪80年代我跟杜老参加过四省治淮会议，并在安徽王家寨亲眼目睹抗洪过程中上下游“兄弟地区”之间酿出的“公地悲剧”，对治水当中的人文和制度因素，有所感知。但是，过去从来没有一个机会，让我对水，尤其是黄河之水，有了一个实地考察的机会。现在杜老发话，加上山西方面当时主管这项工作的郭玉怀先生热情邀请，岂有不去之理？于是，我和老友宋国青教授带着几位学生，直奔黄土高原而去。从1996年秋季开始，这项研究差不多持续了三年。虽然至今我们没有为此公开发表过一个字，但是借着这项研究，我们对水权、水价、水市场、“国家工程”的决策和执行，以及工程建设体制等，有了透彻的理解。对于竞争、垄断、自然垄断，还有那著名的“平均成本曲线陡峭地向右下方倾斜”情景下的“定价悖论”——这是经济学提出的老大难题，20世纪40年代科斯对此有过重要的提点——有了切身的体会。我们就像张五常讲过的一样，因为对一个实例下过足够的功夫，“盲拳可以打倒老师傅”。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一书中，收在《另眼看垄断》栏目下的文章，其实差不多都是我参加水工研究的“副产品”。本书的一些文章，放胆去“碰”教育、邮政、股市，分析的思路都是一样的，只是各业的具体约束不同，“碰”起来多彩多姿，各有各的意思。
除了《另眼看垄断》，另有三个栏目与企业和企业家的题材有关。那是我回国之后的第二档经济调查“公司研究”的部分结果。20世纪80年代参加农村调查，最后得出为数不多的理论性结论之一是：农民无论农业还是非农业，在组织形式上，其经济出路要靠基于市场契约的公司。当时认识到，我国传统上有一个先天性的缺陷，靠行政等级维系的组织很发达，靠血缘亲情维系的组织也很发达，唯独靠自由契约维系的市场组织不发达。自那时起，“公司”在我的头脑里挥之不去。在美国留学期间，我对科斯的企业理论下过功夫。他大学三年级在伦敦经济学院写就的“论企业性质”，我读之再三，每读一次都有新的心得。后来到UCLA听德姆塞茨教授的课，重点也是企业理论。1996年，我将那些读书笔记整理成一篇文章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把“市场里的企业”理解成“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之间的一个特别合约”。此篇笔记连同回国后写成的其他一些学术性论文，已经交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结集出版，其实是我为要开展的企业调查准备的“家庭功课”。第—家考察的公司，是济南的小鸭洗衣机厂。我现在还记得关于这家公司的一个当时听来令我感到吃惊的数据：平均每三个生产工人就有两名市场营销人员。我想年轻的科斯实在了得，用“市场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的存在，居然可以“抓住”几十年后中国一家他从未谋面的公司的特征！走进第二家公司，应该是1997年上海的远东纺织机械厂，因为没有市场订单，已经陷于破产的边缘。当时上海纺织工业的形势动人心魄：全行业55万工人已经下岗28万。周放生当时在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工作，对国有企业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我和他走进当时还在外滩的纺织工业局大楼去访问朱况宇局长，看到左边四个大字是“无情调整”，右边四个大字是“有情操作”。朱况宇对国有公司的体制病有着深刻的见解，他的谈话，概括起来也是四个字：背水一战。背水一战，战出了大名堂。原来上海纺织工业局派到远东厂“扭亏增盈”的工作组组长吴玲玲，主持了两年人事，知道“扭亏”无望，一边艰苦地“料理后事”，一边准备新生。她从远东厂挑了一组人马，大家拿出100万元人民币现金，与朱况宇代表的纺织控股集团拿出的1200万元现金一起，另外组建了一家“埃通有限责任公司”。原来我知道的国有公司，不以市场合约为基础（要素都是行政调拨来的），而任何自然人与公司的股本都不得有联系。现在的新“埃通”，以契约为本，经理层也是股东,这难道还不是“大名堂”？与农村改革的经验相一致，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是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由一些先行者背水一战“战”出来的。将货比货，我为什么还要对那些无关痛痒的“说法”和花拳绣腿的“理论”浪费时间？要研究企业和企业改革，拿自己的“家庭功课”试试对真实发生的事件有无解释能力，再拿更多可观察的事实来检验“似乎有解释力的理论”，这样还能不长见识吗？于是我看公司看上了瘾。有一段时间，只要山西项目没有事，我在北大下了课就出差去看企业。但凡遇到可以刨根究底的机会，我是一个也不放过。有一次，听说科龙的创业老总潘宁被请到了石家庄，我凌晨3点就从北京起身，驱车在早饭前赶到他的住所，上午听他对河北的企业家讲科龙的历程和他的企业理念，下午天助我也，科龙驻石家庄的汽车没有办妥进京证，于是，由我开车把潘总送到首都机场回香港。有此交情，你说我后来研究科龙还不是“易如反掌”？另外一次，到合肥调查一家上市公司。风雪将飞机“迫降”在南京，我等一行人坐汽车在结了冰的路上走了14个小时才赶到公司。对上市公司的调查一般比较困难，那一天看我们“长途奔波”只求—谈，接待人员动了恻隐之心，对我们多讲了一些话。为了避免企业里管事的见了“北大老师”难免有些客气和敬而远之，我甚至“混”入联办投资管理公司，和那里的同事搭伴调查公司。联办投资有几位专业人员，做公司引资、融资和重组业务有十年以上的经验，从他们那里学到“看公司”的本事，我相信现在任何一家MBA都教不来。另外，通常受了公司的委托，并且签了保密协议，调查就可以比一般的大学研究项目深入许多。当然，参加者要利用这些调查资料也会受到限制。不过，搞清楚问题是第一位的，发表是第二位的。
以上交代的其实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生产过程”。我早就知道，自己当不成象牙塔里的学问人。这不是说我不喜欢读书，读书是我所好，但还必须到书外的真实世界里求“甚解”。因此之故，我最喜欢的经济学家是科斯和张五常。科斯是直截了当将“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与“黑板经济学”那些徒有“科学”的外表，其实是空无一物的“皇帝新衣”对立起来的学者。但是科斯本人关于研究方法的思想，“浅”得所有普通读者都可以了解。他主张，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性假设，不但应当是“易于处理的”，而且必须是“真实的”。他批评，“当经济学家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个他们把握得了的想象世界来替代”。他身体力行：“我尝试着从工厂和公司的办公室，而不是从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里找寻企业存在的理由。”我以为，科斯所做的工作，与他陈述的研究方法是息息相关的。张五常关于研究方法的论述更加可圈可点。我是1985年从北京一位朋友“私印”的《卖桔者言》那里知道张五常的大名连同产权与合约理论的。从那时起，凡是可以找到的张五常作品，我一字也不曾放过。因为“同文同种”的关系吧，我读张教授的著作，得到的启发是最多的。一点也不奇怪，张五常也是对真实世界里的学问着迷。他对亚洲农业的各种市场合约下过的功夫，行内都是知道的。除此之外，他研究过养蜂、渔业、滩涂养殖、美国的石油、发明专利和反垄断官司、香港的计件工资、电影院的座位和票价、内地的承包制和“印度综合征”。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顶着香港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头衔，在两个除夕之夜在香港街头卖橘！任何经验科学的发展都可以用以下标准来判断：它的假说被确凿的事实检验了多少次？按照这个标准，经济学可能并不成功。经济学者们一直愿意接受空想的理论，对事实和数字漫不经心，不愿意检验他们所要指明的东西的含义。人们普遍抱怨经济学家之间常常有太多的不同意见。我的观点是，他们经常太容易就未经检验的理论和未经证实的证据取得一致意见了。经济调查所需要的资料并不是在建好的实验室中产生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实验室”，事实必须从中挖掘出来。但是，挖掘本身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我坚决反对过去那种根据脱离实际的分析和粗糙的调查而提出政策建议的倾向。最后，《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一书的书名，是要表明我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向往。真实世界里的经济学，是可以向真实世界里的普通人诉说的。是的，有一些读者告诉我，他们喜欢看我的文字。自己用了心写的文章，有人欣赏，总是高兴的。但是我也要对这些读者说,我的思想和文字，从求更浅更直的方面来看，可改善之处尚多，大家拭目以待吧。《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第一次出版是在2006年，当时收集的大部分是我1995年回国到北大任教以后为报纸、杂志陆续写下的文章。本次新版保留了大部分文章，并增加了一部分当时尚不能公开发表的关于垄断的内容，以及我一再强调的产权相关文章。（本文来源：周其仁新增内容经典作品新版《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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