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敏（1922年-2015年），邱会作妻子，原籍陕西长安县。军医出身，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抢救了无数指战员的生命，为我军卫生工作做出了有益贡献。2015年11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原题
潇洒一遭万事空
作者：胡敏
到前方去，在豫皖苏新四军第四师工作
工作团要到抗日前线豫皖苏根据地去，到那里去筹集资金，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做物资准备。会作任工作团团长，我本来是可以留在延安工作的，但是我想上前线去，组织上批准了我的要求。中央组织部给会作配备了不少干部，共有三十多个人。我们一同上前线，非常高兴。1937年，胡敏（后排右一）在八路军前线野战医院，那时还不满16周岁
那时虽然叫抗日统一战线，实际上国民党和我军仍然不断闹摩擦。因为我们必须途经西安等国民党统治地区，所以我们以伤病员病愈重赴前线抗日为名走这一路。大家都伪装成基本康复的伤病员，我仍是医生。由延安出发，经过中部县时，国民党对我们进行搜查，怕我们携带所谓的反动宣传品，他们未查出什么就放行了。我们到了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住下。当时很想家，但是有纪律，连办事处的大门也没出去过，更别说回家看看了（其实我的继母已经饿死了，我当时也不知道）。住了几天，我们上火车到河南洛阳。在去洛阳途中，国民党一支小部队要把他们的子弹箱装在我们包的火车车皮里（闷罐子车），我们当然不同意，国民党就要假模假式地检查我们的护照，叫他们看了护照，他们自知输理，但他们仍然要装子弹箱上车，我们不同意他们就叫我们全体下车，如不下车就要架机关枪。会作很沉着冷静，对国民党态度是软中有硬，会作说：“装几箱子弹是小事情，但我们车上也有机密文件，你们人也上来就不方便了，到了站你们再来拿如何。”这些家伙也没有办法，只好对我们厉声说了句：“你们要知道你们十八集团军的地位？！”我心想我们八路军是什么地位，我们打日本鬼子比你们多得多！我们不让步也不理睬他们，火车响笛了，不一会车就开了，他们子弹箱也没装上，我们胜利了。下了火车，我们开始行军，大概半个月左右，到了安徽泗县新兴集，这里是新四军四师司令部的驻地。休息两天后，我被分配到四师卫生部门诊部当医生。所长是林世笑（曾任北京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当时我怀孕七个月，有时除出门诊外还要接产。后来我被调到供给部卫生所当所长兼医生。供给部长是谢胜坤（开国少将，曾任武汉军区副政委）。谢部长是我们一起从延安来的，他对我很关心。我们每天除了门诊外，还在老百姓家里设有病床，收一些重病人，如发疟疾、出天花、严重痢疾和疥疮等。那时敌人封锁我们，经费也很困难，药品就更困难。我们就自己动手想办法。除了治病外，我开方子交给司药张墅同志配制注射液，如水杨酸钠、安乃近、葡萄糖盐水注射液，自己烧制蒸馏水；用牛皮纸和水胶制作胶纸代替胶布。还要培养医护人员，每周给护士班、司药上课及一些行政工作和党的工作，每天工作繁重，有时累的晚上脚都抬不起来，但我都圆满顺利地完成了党交给我的任务，受到党委和同志们的好评。在新四军四师是我青年时期战斗、成长的革命大家庭，我天天都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在工作，从不知道苦和累。我非常怀念这段生活和我的战友们。在四师学会了《新四军军歌》一直鼓励我在战斗、再向前！1941年9月，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四师由路西转移到路东洪泽湖地区，放弃了路西。那时我刚生下大女儿不久，连名字都没有来得及起。当时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医生也很少。当时走得急，怕带着孩子影响工作，我就没有把女儿带走，临时寄放到老乡家中，准备在工作安排就绪后再来接孩子。彭雪枫师长知道此事后甚为感动，他骑在马上，路过我们的行军队伍时，特地下马，握着我的手说：“我佩服你的革命精神 !”根据中央的指示，孔石泉、邱会作等我们一行人，1942年奉命回延安。因为行军大部分时间在敌占区，组织上不让带孩子走，实际上我连孩子的人影也见不到了，因为四师的新师部离孩子的寄养地已经很远了，大约有三百多里路。临走前我不能去看孩子，整整哭了一夜。孩子就这样丢掉了。全国解放后，部队打到广西，我带着警卫员乐守忠同志千里迢迢去寻找女儿，不料女儿早已病故。房东老乡对我说：“孩子临死前，我对她说，我不是你亲妈，你亲妈是个当兵的。孩子点点头就合眼了。”我听后当即昏了过去，醒来以后，我真是很悲痛，孩子连个名字也没有起就死了，真对不起孩子。
1941年，我又被调到师部司令部，在卫生所当所长兼医生，负责师直各科、政治部、供给部、文工团、电台、警卫连等单位的医疗工作。我有两个医助、两个司药、一个护士班。我们的医护任务重，得病的病种复杂，还有一些地方病和疑难病症，如回归热、黑热病等。每天门诊后，我们还要到各部、各科的村庄去出诊，治疗不能前来门诊的病人。司药叫李冯丹、张玉珍（开国少将、南京军区后勤部长郭金林同志的爱人）。对护士班是由医助组织他们把工作做好外，还要进行思想工作，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我们提出了预防是积极的、主动的工作，预防在先很有必要；治疗是消极的、被动的办法。我们对全体医务人员提出了不但要治病人的病还要理解病人的心，要设身处地的为病人去着想等思想教育工作。我常常工作到深夜，不怕苦不怕累，组织上认为我的工作成绩全面，完成任务后受到司令部党总支的表扬，并登上新四军四师《佛晓报》表彰我，送给我“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在党总支发给了我学习本子，四师师长彭雪枫在本子上亲笔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赠给模范共产党员胡芝敏同志”；四师政委邓子恢也在本上写下：“戒骄戒躁，再接再厉，赠给模范共产党员胡芝敏同志”。宣传部长陈其武在群众大会上说：“胡芝敏同志专业业务好，解决了一些疑难病，如治黑热病等，要学习她勤奋学习和积极工作的精神。”参谋长张震（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用开玩笑的口气叫我“胡博士”。我当时只有二十岁，工作充满革命热情，任劳任怨，不知疲倦，工作之余还去教战士们唱革命歌曲。彭雪枫师长和张震参谋长是很重视军事训练的，机关的工作人员也不例外。师里的军事训练我几乎没有缺过一次，每次要练翻杠子、爬木马、走独木桥、爬障碍、单兵教练我都参加，而且都过了关。我还参加过演习班进攻、排进攻，记得是上半班前进，下半班掩护，匍匐前进，利用地形地物等等，搞的一身土，浑身是汗。我们医务人员还要进行战地现场包扎抢救，以及急行军、防空、防毒等训练。我也受到师长彭雪枫口头表扬，说我能当文武兵。1942年7月，我被调到四师卫生部医政科，当代科长、科长。在秋冬交替之时，日本鬼子对我们进行扫荡。我本来已经在搞医务行政领导工作了，但为了伤病员的诊疗和安全，组织上分配我和王大宣（曾在西藏军区任卫生部长）负责一部分伤病员的分流、疏散后的治疗工作。王大宣任指导员，我任所长兼医生。我当时怀孕两个月，出发前，师卫生部政委刘瑞方（曾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政委）给我们谈话：“此次你们要保证把工作做好，如丢掉一个伤员，回来就要开除党籍”。讲完了天也黑了，我们立即出发。天黑路不平，我们的队伍是拐的拐、瘸的瘸，大肚子的大肚子（怀孕）。快生的女同志其中有彭雪枫师长的爱人林颖、有刘子久同志的爱人小宋等。还有几个地方女干部病得不能走，就用担架抬，病情中等重的人就骑上牲口，病轻的能走的都走路，行军二三十里路才休息。把伤病员分散寄留在老百姓家里时，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每个村只能安排两三个伤病员，最多的四个。这样一下占了六七十个村子，村与村距离都是几里路，我们先给老百姓做工作，请老百姓协助我们掩护伤病员。伤病员住在他们家里，老百姓对伤病员还允许住，但根据当地风俗，对快生的孕妇和不满月的产妇不同意住在他们家里，连门都不让进，说把他们家的财神冲了。后来我们就按照老百姓的风俗用粮食给他们家装满一盆，并在上面插上香，请财神不要见怪，这样才允许孕妇进屋。到各村给病人治病时，我常化妆成捡柴火的妇女，把篮子上面放些柴火，下面藏的是药品；有时又化妆走娘家，夹一个小包袱，里面放着换洗衣服和针线包内放点药，就这样每天去各村进行治疗，王子宣负责“纳粮运草”。那时在一个地方也不能久住，过一阵又转换地方，重新分散寄留。因为我们也给老百姓治病，所以在老乡家寄留伤病员的工作比一开始好做了，和老百姓关系也密切了。在寄留工作中，我还遇到由山东军区到新四军二师去学习的徐杰同志（开国中将，原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同志的爱人）和常桂荣同志（开国少将，原铁道兵副司令员罗华生同志的爱人）。在日本扫荡中，她们与部队失掉联络，被冲散了，我们把她们俩收留并帮她们打听所去部队的动向。在等待音信时，我还教常桂荣接产。后来找到部队，她们回去了。在工作中，老百姓看到我们给他们做思想工作时，老百姓叫我指导员，当他们看到我治疗时又叫我看病先生，我和王子宣一块催粮，动员担架时又叫我管理员。我们的工作大部分是借月光夜间做，这次分散寄留工作完成了，敌人扫荡过去了，我们回到卫生部。组织上和伤病员对我们工作表示满意。1942年12月，我又被调回司令部卫生所当所长兼医生，工作范围和内容与前相同。彭师长的爱人林颖同志生小孩后乳腺发炎化脓，当时我们没有手术刀，我很着急，最决定用剪子消毒后当手术刀。一刺一剪两个动作，如做手术一样，脓出来了马上肿块缩小了，林颖同志的奶疮很快愈合。当时，有一位外国（奥地利）泌尿科大夫罗生特从新四军军部到山东115师去，途经我们四师，彭师长请罗大夫给林颖看看，罗大夫看后说：“愈合得很好”，并用夸奖的口吻说：“用剪子开刀，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给林颖用剪子开刀时，我用剪子一戳脓就出来了，包扎好以后，彭师长高兴地开玩笑说：“胡医生，我现在才知道你是一个杀人的刽子手。”我也开玩笑地说：“师长生气发脾气，那才叫人害怕呢！”1942年的一天，彭雪枫接到告急报告：刘瑞龙主任（四方面军干部。淮北行政公署主任，解放后是农业部副部长），因工作过度劳累，晕倒虚脱了，要赶快去抢救。因我出诊去了，彭师长找不到我，很是着急，大发脾气，他就叫警卫员先备好三匹马，等我回来。我刚回到司令部，听说师长在找我，我立即去见师长。我报告敬礼后，师长却拍着桌子对我发脾气说：“你到哪去了嘛？!人家是刘主任呀，我们要去救刘主任！”彭师长话刚落，师长的警卫员把备好的三匹马一分，师长骑在前，警卫员把我向上一推助我上马，我骑在中间，警卫员在后面，策马飞奔到淮北行政公署。马像飞马一样，大力刨着蹄子往前跑。我当时怀孕四个月了，将我胸腹颠得很痛很痛，但又不敢吭声。行署离我们司令部四十多里，三十多分钟就到了，到后我马上给虚脱过去的刘主任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并给刘瑞龙嘴对嘴的做人工呼吸，使劲押胸部，掐上嘴唇的人中部位……，慢慢刘瑞龙苏醒了。彭师长的脸上立即转阴为喜。彭师长带着笑容说道：“胡医生，喝水吧，咱们回去骑马慢慢走。”回去的路上，师长的马和我的马并行走着，这时我体力不支，下马请彭雪枫先走，自己靠到一棵树下喘粗气。这时彭雪枫才想起来我已经是有身孕的人，彭感动地说：“哎哟哟，哎哟哟……你胡医生是我们的模范医生啊！是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我们的模范共产党员！”当时，正值中秋节前夕，彭雪枫专门给我送了两块月饼。我自己舍不得吃，我去看会作时，我们一起喝着开水给吃了。陈锐霆同志（开国少将，解放后任炮兵副司令员、五机部副部长）在国民党军队任旅长时已经是共产党员，1941年他率部起义，把部队拉到新四军来，这是一个壮举。陈锐霆同志是立下大功的，在解放战争中，他指挥的炮兵也是战功卓著，在淮海战役歼敌中起了重要作用。那时，陈所带的部队晚上宿营已在四师附近，没想到陈部有些反动的基层军官，发现陈投奔共产党的意图，甚至陈的副官也是蒋军嫡系人物，他们决意杀掉陈，再跑回敌军去。他们几个人偷偷摸到陈锐霆的屋子里，用刀猛捅陈几刀，陈的肠子都出来了，这几个家伙说：“用电筒照照，看死了没有？”此时陈急中生智，把肚子上的血，立即抹到脸上，摒住呼吸，敌人用手电筒一照，满脸是血，认为陈死了。这几个家伙也紧张，马上就跑了。彭师长得知消息后，立即派我们去抢救。我去后，立即将陈的肠子推回腹部，严严实实用绷带包扎好，我去检查头部，只见满脸血，没有伤口，陈锐霆用微弱的声音说：“头部没伤。”我马上叫来担架，亲自压住陈的腹部把他抬上担架，抢救他回我们四师。经过一段治疗，陈锐霆恢复了健康，为此我也受到立功表扬。在解放战争中，他在第三野战军，会作几次对我说，陈在淮海战役中是立了大功的，他的炮兵很厉害。陈副司令是个非常讲情义的人，一直到建国后，只要见到我，必称我为救命恩人。其实我所做的都是应该的。尤其是 “九·一三” 我们被打倒之后，不论在什么环境，他见到我仍称我是救命恩人，这真是难能可贵。他知道我来了北京，还托人找到我，请我到他家去坐一坐，这对我来说真是莫大的安慰。当时，日本鬼子、日伪军、国民党军和当地土匪，三路夹攻我们解放区，日军采用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战争越来越残酷。中央为了保存干部，我们奉命又返回延安，我是两进两出延安，临别时彭师长送我们，他握手时对我说：“胡医生再见！延安见！”谁知道，这次一别成了永别。彭雪枫师长是在同敌人战斗胜利后，接着去视察战场，敌人的飞弹打中了他，光荣牺牲了。此后保密一年多，怕敌人知道对我军不利。1944年，在延安杨家岭开了彭师长追悼会，主祭人是刘少奇同志，致悼词是彭德怀副总司令，毛主席也参加了追悼会。毛主席给彭雪枫挽联“二十年艰难事业，即将彻底完成，忍看功绩辉煌，英名永在，一世忠贞，是共产党人好榜样；千万里山河破碎，正待从头收拾，孰料血花飞溅，为国牺牲，满腔悲愤，为中华民族悼英雄。”我们回延安时，彭师长专门赠送我一张照片，鼓励我努力奋斗。解放后建军事博物馆时，总政专门来人索取这张珍贵的照片，我有点舍不得但也痛快地捐赠了。
和会作在文革中
从1978年到1981年底在陕西大荔农场监督劳动
在西安生活实在困难，只好“重操旧业”，开了个胡敏诊所为群众看病，补贴家用
和会作重返延安
后来和会作重返延安时，我带着路光在旧城墙（就是土墙）处，找到了当年住的窑洞。我大声喊会作，他知道后在路光的搀扶下也一步一步上来了。我们站在窑洞门口，望着熟悉的宝塔山和远处延绵起伏的一道道黄土高坡，心潮起伏，热泪夺眶而出。会作也是眼睛湿湿的，喃喃地说，一下就想到在江西瑞金的日子，两万五千里到延安，想到抗大、想到七大、想到大生产……想到了自己的青春。现在都被他们给我们扒掉了！我这时已经泣不成声。我说：“真是白革命了一场。”会作安慰我说：“嘿！不能这么想。我们参加革命是对的。我是江西人，你是陕西人，不参加革命我们怎么能认识呢？还生了这么多孩子。我们共同革命、共同患难，为革命献出了毕生，有这一点就够了，把荣辱都置之度外吧 !”
2002年，邱会作与夫人胡敏在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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