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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钱江：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出笼记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钱江说当代史 Author 观潮钱江
钱江，生于上海，曾在内蒙古插队6年，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77级，1982年分配到北京《体育报》，1984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历任《人民日报》驻云南首席记者、华东分社新闻部主任、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副主任、海外版副总编辑。现已退休。
原题
文革宣言——人民日报社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出笼记
——记住那场民族大劫难殷鉴未远
我们民族的大劫难——文革殷鉴未远，是永远不能忘记的。这场劫难也是对世界文明的摧残，“文革”对文化的破坏要用极为漫长的时间才能修复，有些破坏永远无法修补。
这篇社论刊登前半个月通过的开展文革的“5·16通知”，当时并未公布，因此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实际上是开始大劫难的宣言书。
1966年6月1日，陈伯达来到人民日报“夺权”后推出的第一个版面，他主持撰写、刊登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成为大劫难宣言书
1、密室会议，夺权前奏
1966年5月31日是一个灾难性日子。
上午10时，陈伯达和康生来到北京钓鱼台8号楼，召集准备跟随进驻人民日报的解放军报成员钱抵千、朱悦同、尚力科开会，滔滔不绝地讲述“文化大革命”和进驻人民日报的意义。
陈伯达说，这场“大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要夺权，“就要打倒阻挡夺权的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陈伯达在讲话中要求，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把所谓“专家”、“学者”、“权威”、和“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威信扫地”。
陈伯达宣布，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宣布中央工作组进驻的决定，陈伯达说：“办报要抓旗帜，这旗帜就是社论。”因此，第二天（即6月1日）要发表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他决定，由钱抵千负责起草初稿，社论的宗旨和基调就是此时此刻陈伯达讲话的精神。他要求先整理出自己刚才的讲话作为社论内容，当晚改定，第二天见报。（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记事》，新天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104——105页，为此他接受了本文作者的采访）
陈伯达（右）和江青在1967年的一次大会主席台上
陈伯达洋洋洒洒说了一通，已经接近中午12时，康生没有再多说什么，只说同意陈伯达的讲话。
这天下午，由邓小平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北京各大报刊、新华社和广播电台负责人会议。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到会。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参加了。
邓小平宣布，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决定，派陈伯达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他当场宣布了工作组名单。并宣布从今天晚上开始，人民日报由工作组领导。
邓小平解释了向人民日报派驻工作组的原因。他说，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民日报》的宣传跟不上中央的步调，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先由《解放军报》报道的，外电说，现在军队的报纸领导中央的报纸，这是极不正常的情况。
邓小平在会议上说，人民日报的错误不同于北京日报，吴冷西的问题不同于姚溱、许立群（当时均任中宣部副部长）。人民日报不要把自己置于北京日报的位置。他还说：“人民日报是有成绩的，当然这主要是中央的领导，但你们也是有份的。”
邓小平要吴冷西振作起来，好好抓工作。
最后，邓小平要求首都各报都要支持工作组把人民日报办好，有好的稿件，要无条件地支援人民日报。他说，中央工作组的任务是领导人民日报的宣传工作，工作组要把报纸工作做好。“对人民日报要内攻外帮。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都应该帮助人民日报。”
前去人民日报的“中央工作组”就是由上述3单位人员组成的。
接下来康生作了将近一小时的长篇讲话。他说，人民日报的中央党报，是代表党、代表中央的。去年11月以来，人民日报的威信日益下降，编辑部已经处于瘫痪。因此，要派工作组进去。
康生批评了吴冷西，说他歪曲转达“最高指示”，美化自己。
康生除了强调宣传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外，又一次严厉批评《人民日报》删节了《解放军报》的社论，表示要追问这是何种居心？
康生讲话时，全场鸦雀无声。
工作组长陈伯达讲话说，工作组要帮着把人民日报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报纸。办好报纸的办法有三条。一、靠中央的领导，二、靠报社全体人员的工作，三是靠其他各报的帮助。
陈伯达针对邓小平的话说，吴冷西不仅要换脑袋，人也要换掉。（见1977年人民日报编辑的《人民日报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页）
会议结束时已经是傍晚5时多了，陈伯达来不及在会议上再多说什么，即率领工作组登车前往人民日报社。
“文革”前，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右）在接见外宾
2. 宣告文革开始的急就章社论是这样炮制的
中南海的会议一结束，参加会议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立即赶回报社，广播通知：立即举行全社人员大会，“有重要事情传达”。一连播送三遍。
胡绩伟走上主席台，以兴奋的语调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央决定，派陈伯达同志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到我们人民日报，来帮助我们把报纸搞好，今晚就进驻报社。”
话音一落，满座欢声雷动。亢奋的人们认为此后的人民日报将有更加“坚强”的领导，不再被冷落，至少是因为来人的最高头衔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胡绩伟传达邓小平在下午举行的首都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对人民日报的批评，说人民日报自解放以来一直是一面红旗，特别是在国际反修斗争中更是一面红旗。但近半年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吴冷西同志造成的。对吴冷西同志的一些错误，要内批外帮，现在批还要搞，但首先要把报纸办好。吴冷西同志要振作起来，好好抓工作。
胡绩伟还传达了康生对人民日报的严厉批评，说“康老”说，人民日报现在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要挽救报纸，报纸明天就要改观。
大家听得屏息静气，最后还是以掌声表示对中央决定的欢迎。
就在胡绩伟返回人民日报去传达会议精神的当口，陈伯达在中南海向当晚要跟随他去人民日报的钱抵千再次交代，要他立即起草今晚要在《人民日报》上版刊登的“夺权”社论，内容就不再重复了。他要钱抵千马上就去写初稿，晚上在人民日报的夜班定夺。
交代完毕，陈伯达离去。
领受了重要任务，钱抵千不敢怠慢，马上对解放军报来的朱悦鹏和尚力科说，我们要马上着手起草这个社论，你们都不要走了，我的家就在东四，离开人民日报社不远，你们一起到我家来一起工作。
说吧，他带着朱、尚二位来到自己家中，简单地吃了点东西，马上动手起草社论。社论的主要内容已在上午由陈伯达向钱抵千交代清楚了，现在需要的是钱抵千来表述。
钱抵千是这篇社论的主要起草人。最初他没有“执笔”，而是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大段大段口授，由朱、尚二人分别记录在纸上，然后加以拼接。他们还分别根据陈伯达讲述的社论大意，在旁边凑上句子。加以调整、顺畅，最后串联成文。（尚力科《在那狂热的日子里——“文革”初期在《人民日报》社值夜班的亲身经历》，见《人民日报社社史资料选编》，人民日报社社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辑，，2004年10月15日第1期）
钱抵千（1919～1989）江苏太仓人，是抗日战争时投身革命的知识青年。他在早年学习中表现出聪颖和勤奋，不仅中文写作流畅，在英文上也达到了可以书写文稿的程度。1938年，他来到陕北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参军入党。学习结业后他进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在解放战争中进入中原野战军序列。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军的大举进攻陕北，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延安新华广场电台在月底停播，即由预先成立的晋冀鲁豫电台接替台承担播音，同时在晋冀鲁豫军区成立“临时新华总社”，承担新华社总社的日常发稿任务。正在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工作的钱抵千即被抽调，到太行山南麓的涉县参加临时新华总社，负责英文发稿，在很短的时间里显示出编辑和写作才能。
1951年,钱抵千入朝参战，任志愿军宣传部部长兼新华通讯社志愿军总分社社长。归国后到总政宣传部工作，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他在60年代初参加“钓鱼台”写作班子，参与过“九评”系列文章的起草，对“反修防修”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已经烂熟于胸，眼下起草社论，许多句子甚至段落称得上出口成章。
朱悦鹏和尚力科也是笔头子硬朗的行家，都是从战火中拼杀出来的新闻记者。朱悦鹏，1927年生，陕西临潼人，1938年10月参加革命，抗战后期任驻守陕甘宁边区的警备第3旅（旅长贺晋年）的宣传干事。解放战争中担任合江军区司令部秘书、骑兵师宣传科长、第48军《奋进报》主编。建国后他进入解放军报，担任记者处处长。
尚力科（1922—2007）是山东莱芜人，1940年参加革命，解放战争中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新华总分社记者，建国后进入解放军报，担任军事宣传处副处长。本来他不是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成员，最初名单上和朱悦鹏并列的是军报通联处处长李久胜。李处长很有自知之明，觉得此去人民日报是非多多，恐怕难以把握，就向军报负责人提出，自己不太熟悉版面，也并非是“军报的笔杆子”，还是换一个人选为好。结果李处长留下，换上了尚力科。
起草社论稿时，钱抵千对朱、尚二人说，陈伯达有个脾气，他说照他讲的写，你就得尽量做到一字不漏。钱抵千还拿出了林彪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稿，提出要把林关于政权的那一段话写进去。朱悦鹏对此有些疑义，钱抵千告诉他，陈伯达、康生参加了对林彪讲话的修改，因此这段话可以写上。（朱悦鹏《陈伯达利用人民日报煽风点火见闻录》，见《炎黄春秋》杂志1994年第7期）
三位凑在一起，写作效率颇高。社论稿起草过程中，有几处费了点心思推敲，大体上还算顺利。当晚大约9时左右，草稿完成。他们立即上车向人民日报驶去。
3.陈伯达来到人民日报“夺权”
这时，陈伯达已率工作组人员来到人民日报社。吴冷西、胡绩伟等在门前迎候，人民日报各部、处负责人都在办公室待命。
陈伯达来到报社后直接进入会议室，将主要部门负责人召来，举行编委扩大会议。陈伯达向他们宣布，从现在起，以他为首的中央工作组接管并领导人民日报工作。“这样做是为了扭转人民日报的被动局面，顺利地开展‘文化大革命’。工作组从今天晚上起接手编辑部和报社的领导事务，报社领导不得插手。”
陈伯达说，现在工作组马上开始工作，而在座的各位，“各安其位，各司其事，全靠自己救自己。”（1977年人民日报社编辑的《人民日报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页）
这一刻，陈伯达讲话不多，可能是因为当晚的社论尚未着落，他要腾出时间落实社论稿。
左起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
这时，坐在身边的吴冷西要求讲话，刚开口即被陈伯达制止。这实际上否定了邓小平要吴冷西“振作起来，抓好工作”的指示。
吴冷西没有表情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吴冷西在人民日报的办公室有几位秘书，轮流值白班、夜班。这天晚上值班的是秘书刘振祥。下午6时，刘振祥像往日一样按时来上班，白班值班秘书董千里告诉他：今天下午，中央已宣布派工作组今晚进驻人民日报。谨慎的董千里只说了这一句话。
刘振祥对当时事态的了解不多，以为工作组前来协助报社工作，没有多在意。
此时回到办公室的吴冷西肯定心情忐忑，不知道事态还会怎样发展，但他的冷静还是让刘振祥吃惊。吴冷西原本还想等陈伯达到他的办公室来，对工作有所交接。等了一会儿他就知道等不上了，也没有必要再等。吴冷西吩咐刘振祥说：“今晚陈伯达来了，让他在我办公室工作，我不来了。”
刘振祥听后感到纳闷，陈伯达怎么会不来呢？但是他从来不向吴冷西深问，就点点头，和董千里一起目送吴冷西走出了办公室。
吴冷西走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说。（ 2007年9月12日在北京访问吴冷西办公室秘书董千里的记录）
刘振祥，20世纪70年代摄。他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
吴冷西走后，刘振祥马上整理办公桌，把削好的铅笔放入笔筒，让公务员赶来把办公室打扫了一下，好迎接陈伯达的到来。
4：陈伯达为社论定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晚8时许，夜班编辑们都来了，许多人特意来到吴冷西办公室门前看个究竟。发现陈伯达并没有来，许多人就在门口议论，说下午已经开了通气会，晚上又宣布人民日报的工作今日起由工作组领导，报社领导不得插手，各部门的领导也要调整，等等。
有人问秘书刘振祥，陈伯达来了在哪个办公室工作？刘回答说吴冷西已有交待，让陈伯达使用他的办公室。
在场的国际部负责人之一、资深编辑高集认识陈伯达，他说：“陈伯达才不会要这么大的房子。”
不知道在哪里耽搁了一些时候，陈伯达终于来到了吴冷西的办公室门前，带来了王力、关峰。工作组成员穆欣（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也来了。出人意料的是，解放军报的代总编辑唐平铸和常务副总编辑胡痴也随后来到人民日报。钱抵千带着朱悦鹏和尚力科，携明日社论草稿前来会合。
报社大院内外增加了岗哨，如临大敌。
刘振祥把陈伯达一行领进了吴冷西办公室。这是报社最大的一间办公室，外间是秘书工作室，里间是吴冷西办公的地方，约40多平方米，宽敞明亮，窗前摆放着吴冷西喜爱使用的镶有大理石桌面的红木办公桌。
陈伯达进屋后走到办公桌前停了片刻，环视了一下房间，对刘振祥说：“这么大的办公室，我不要。”说罢扭头走出屋子。
刘振祥只好把陈伯达等人领向同一楼层副总编辑胡绩伟的办公室，因为胡绩伟前段时间正在房山县搞“四清”，现在刚回来不久，屋子里没有杂乱的文件。
一边朝着胡绩伟办公室走去，刘振祥想向陈伯达解释一下，又不敢冒失，就对跟在后面的穆欣说：“吴冷西同志想让陈伯达同志在他办公室工作的，他说他不来了。”穆欣马上应答了一句话：“谁不让他工作？”
陈伯达摄于1968年
胡绩伟的办公室小一些，有一张办公桌，还有两张方桌对拼起来组合成一个长会议桌。陈伯达到这里看了一眼，马上认同，说今天晚上就在这里办公了。（2007年6月25日在北京访问刘振祥的记录，参见刘振祥《陈伯达来报社策划拟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见人民日报社社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辑《人民日报社社史资料选编》， 2004年10月15日第1 期）
5月28日刚刚宣告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还有穆欣跟着进屋，身后是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唐平铸和胡痴也马上来到，都集中在这个办公室里了。
陈伯达在会议桌前坐定，召集议事。他再一次说：“各安其位，各司其事，全靠自己救自己。”
陈伯达和几位大员传看了钱抵千带来的社论稿，很快吩咐发排。然后，陈伯达来到楼下，在大字报栏之间穿梭一遍，算是与众多大字报相呼应了。
随后陈伯达上楼。
陈伯达与江青
社论草稿排出了清样，印在留出了大块空白的新闻纸上，交陈伯达审定。陈伯达不时地要别人翻出马、列著作中的哪一卷、哪一章、哪一段话，作为行文的立论和依据，显然他对这些文章或著作相当熟悉，修改这篇马上就要发排的社论也是胸有成竹。（尚力科《在那狂热的日子里——“文革”初期在《人民日报》社值夜班的亲身经历》，见人民日报社社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辑《人民日报社社史资料选编》， 2004年10月15日第1期）
刘振祥清楚地记得，在这间办公室西头有一张单人床，床前有一张书桌，桌上放着厚厚的一摞马恩列斯选集。陈伯达半坐半靠在床头，工作组成员和人民日报主要领导人环坐周围，一起参加讨论和修改。
时针指向午夜，社论稿很快修改出来。陈伯达做了最后的几处修改，关键的修改是题目。原稿题目是《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陈伯达将它改定为夺人眼球而且简短上口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注1）
陈伯达审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稿
5.这篇社论在历史上的恶劣影响
这篇发表在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社论震惊全国，社论宣称：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 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社论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不久前刚刚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固然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但当时没有全文公布。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是成为在全国范围发动“文革”的宣言书、动员令。社论以阶级斗争为纲，将“政权”作核心问题，鼓动全国范围掀起“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社论指出，这场革命将打倒大批“牛鬼蛇神”——这个词原本是一种文学比喻，也是佛教名词，系指阴曹地狱中作恶的鬼怪形象。《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将“牛鬼蛇神”改造成一个鲜明的政治概念，变为“反动人物”的指代。在“文革”中，千千万万无辜者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受残酷迫害。关押他们的地方，由此引申称作“牛棚”。是“文革”浩劫中特有的词汇，成为“迫害受难者场所”的代名词。
陈伯达确定社论标题是关键性的。
标题是内容的核心，中心论点。人们接触文章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标题。
陈伯达在集会上讲话
严格地说，这篇社论内文并未无特别出奇之处，基本上都是“九评”陈辞，都是陈伯达熟悉的文句，是遵循“阶级斗争为纲“撰写出来的，强调一切阶级斗争、一切上层建筑的本质就是“夺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社论宣称要“破四旧”，是指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社论全文2700余字，内文中只在开篇时一次提到“牛鬼蛇神”，但陈伯达把这个词拎出来作进标题，算得上点睛之笔。
陈伯达在“文革”后承认，这篇社论由他授意、修改和审定，而且是终审者，没有送邓小平、刘少奇和毛泽东审阅。（注2）
社论在结尾处宣布：
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丧钟。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保证我们将由社会主义胜利地过渡到伟大的共产主义！
为修改和审定这篇社论，陈伯达带领工作组成员工作到凌晨，直到最后校样完成，陈伯达签名付印，才离开报社。
第二天（6月1日）清晨，刘振祥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发现满桌子是写秃了的铅笔。他赶紧削出了很多铅笔，以备下一个工作日的到来。（2007年6月25日在北京访问刘振祥的记录）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1版刊登的社论
当时，人民日报日发行量约为180万份，6月1日这天的报纸加印了13.7万份。
历史不幸地记录，陈伯达进入人民日报夺权，由他授命起草，经他审定并确定了标题的《横刀一切牛鬼蛇神》，在产生了极为黑暗和恶劣的影响，在这篇社论煽动下，“文革”风暴在很短时间里席卷全国，造成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红卫兵运动”随即掀起，野蛮暴力呼啸而来，仅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1966年8月20日到9月底40天里，被红卫兵打死的有名有姓的北京市民和教师有1772人，平均每天致死44人。这是非常局部的一个数据。
“文革”之后，陈伯达被送上“特别法庭”。1980年12月18日，在特别法庭上，检察员曲文达宣读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监察厅对陈伯达的起诉书，其中对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夺权和当晚起草社论一事阐述道：
在被告陈伯达亲自授意、修改和审定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中，污蔑建国以来在我国思想战线上存在着“大量牛鬼蛇神”，污蔑他们的工作是“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复辟进行舆论准备”，煽动要在全国“横扫一切”，提出要把大批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专家、学者、权威打个落花流水”。在他们的煽动下，全国批斗成风，到处出现“打砸抢抄抓”的浪潮，致使党政机关陷于瘫痪，大批领导干部和教育界、文艺界、科学技术界的大批专家、学者，教育、文艺、科技人员有的被抄家批斗，有的被关进牛棚，遭到残酷的迫害和镇压。（马克昌主编《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253页）
6月1日《人民日报》刊出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煽动“文革”向全国蔓延，所谓“破四旧”对中国的优良文化和传统文化造成极大的破坏。1966年6月上旬，北京东单广场上焚烧“大毒草”《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以及苏联的《静静的顿河》等。人民日报记者卢传友 摄
附注：
注1：尚力科在回忆文章《在那狂热的日子里》说，这篇社论的清样改动甚大，经陈伯达“示意修改和定稿的社论和我们起草的初稿相对照已基本上面目全非了”。而陈伯达本人在回忆中认为，对此社论“我改动不多”。
注2：1980年11月29日，特别法庭开庭审问陈伯达，对他在1966年6月1日主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进行了庭审。陈伯达当庭表述，这篇社论“是我写的，是我口述，他们执笔的。这篇社论的标题原来是《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审稿时我把它改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见马克昌主编《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213页》。
陈伯达在20世纪80年代出狱就医，接受传记作家叶永烈采访时谈到这篇社论：“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那篇社论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93页）
注3、作为中央工作组成员中从解放军总政和军报抽调的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不久即返回各自单位，这个“中央工作组”实际上解散了。但在5月31日深夜也到达人民日报的军报代总编辑唐平铸留了下来，不久担任人民日报代总编辑。两年后他也被“打倒”，失去自由，直到十年浩劫结束得到平反。
注4:5月31日随陈伯达前来“工作组”，从名单上看，包括陈伯达共8人，其中来自《红旗》杂志的杨丁未见当时记录。
钱抵千后来担任昆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解放军报社代社长，国防大学副校长。他在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1989年辞世。
朱悦鹏，长期在《解放军报》工作，任记者处处长。2020年去世。
尚力科也回到《解放军报》社，后任副社长。
（作者附言：本文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出笼记”为题，发表于2011年第4期《世纪》杂志，本次校阅有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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