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陈小津，1944年出生，福建省上杭县人，高级工程师（研究员级）。196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设计与制造专业。历任交通部青山船厂副厂长、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天津船舶工业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海洋石油平台工程公司总经理、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副总经理兼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外事局局长、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兼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总经理、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
作者：陈小津
陈丕显，中共建政后长期在上海任职，见证了四人帮的崛起与蜕变。其子陈小津在其回忆录《我的“文革”岁月》中，记述了这段历史，尤其是与江青的交往。那时年幼的陈小津称江青为“江妈妈”，他认为江青并非天生就是一个坏女人。
说起江青与我父亲、与我们家的往来，得从刚刚建国的年代说起。
1950年，刚刚解放不久，江青得了重病，苏联医生给她做了一个大手术，并进行了超剂量的治疗。生理上的不适，可能引起了江青心理上的变化。据说那段时间，她经常因饮食、起居、住行等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跟毛泽东矫情、吵架。
有一次，陈老总向毛泽东建议，请江青到华东地区去搞搞调查研究，借机会散散心，这样也可以使毛泽东摆脱江青的胡搅蛮缠。毛泽东很高兴接受了这个建议。江青问毛泽东：华东这么大，领导我谁都不认识，我到哪里去啊？毛泽东对江青讲：你就去找陈丕显，他是我党有名的“红小鬼”。当时，我父亲在无锡任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毛泽东对他十分信任。
江青先到了上海。当时，因刚刚解放不久，敌特分子活动猖獗。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饶漱石为了保证江青的安全，对她的限制措施比较严格，这里不准她去，那里也不准她去。而江青呢，生来就是一个不甘寂寞、不太安分的人，受不了这样的约束，所以，她很快离开上海，到无锡找我父亲。
陪同江青一起来的，是后来成为小平同志的“大警卫”、担任了中央警卫局第一副局长的孙勇。我父亲到无锡火车站迎接时，见孙勇扛了根扁担，一头挑着江青的被子，一头挑着一个大箱子，下车时一手扶着扁担，一手搀着江青。
江青以安全为由，提出不住招待所，住到我们家。江青是毛泽东夫人，出于对毛主席的尊重，我父母对江青也格外客气，把二楼的书房腾出来给她住。在这里，江青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一日三餐与我们吃在一起，白天有时出去搞搞调查研究，这样一住就是几个月。
那时，我刚满五岁，与江青、孙勇混得很熟。因为江青不喜欢别人叫她“江阿姨”，可能是“阿姨”这个称谓在旧社会有保姆之嫌，所以我们这些小孩子都要叫她“江妈妈”。
那时的江青比较随和，经常用报纸折成小船、小猴子、小帽子、小鸟什么的，来逗我玩，有时还手把手地教我折上半天。高兴时，她还拿出苏联代表团送给毛泽东的高级糖果，犒劳我一番。每次江青从外面回来，我都会听她用浓重的山东土话在楼下喊：“孩啊，我回来了。” 一晃几年过去了，父亲调到了上海，我又见过江青几次。记得1959年庐山会议时，我已上了中学，正好放暑假，也随父亲到了庐山。在那里，我见到了孙勇叔叔。他高兴地跟我说：“你想不想去见见‘江妈妈’？”然后，就领我去见江青。当时毛泽东游泳去了，江青没有去。她看见我，热情地打招呼：“哎哟，小津，你现在都长这么大了！”
1960年，江青又到上海休养。我父亲一直客客气气把她当作客人，很少与她谈工作，总是想办法给她安排点事做，以免她惹事生非。
上海有一个鼎鼎大名的摄影家，叫徐大刚，我父亲便请他教江青摄影。江青一度学得很投入。江青很欣赏首度演奏《梁祝》的年轻漂亮的小提琴演奏家俞丽娜，认为她有内在美，很上照，就经常找她当摄影模特。徐大刚经常在旁指点江青，如从哪个角度拍，俞丽娜穿什么衣服、选什么姿势，是采用顺光、侧光、逆光，等等。后来，江青在徐大刚的指导下，拍出了几张水平比较高的摄影作品。其中有一张是在庐山拍的，当时徐大刚选定了外景，设计好了场面，调好了光圈、速度，等了几天，见天气、光线等外在条件都具备了，就打电话给江青，江青赶过来按了一下快门，就成就了一张非常精彩的照片。毛泽东后来专门为这张照片题了一首七绝诗，题为《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李进是江青的化名）。诗云：
当然，尽管徐大刚教江青拍照有功，但因江青脾气坏、性子急，两人相处时难免产生了一些矛盾。徐大刚在有的场合中，也表现了对江青的不满。“文革”中，徐大刚也因此遭受了牢狱之灾。
江青很懂音乐，也擅长跳舞。但是，一般人不敢陪她跳，他们知道江青难伺候，怕跳得不好，引火烧身。后来，上海专门找到了解放前曾学过跳舞的王某某，江青对其舞姿、身高等都很满意，后来就成为江青在上海的固定舞伴。
我也曾亲眼见识了一回江青的个性和脾气。
有一次，周总理、陈老总到了上海，我父亲他们策划为总理举行一个舞会，正好江青也在上海，就请她一起参加。我对周总理仰慕已久，很想见见他老人家，就早早地站到宾馆走廊里一处必经之地等候。舞会开始前，我见周总理和江青出来了，准备邀陈老总一道去舞厅。可这时，陈老总正在房间里与人下围棋，已进入“收官”阶段，因不忍弃盘，就想下完了再去。陈老总酷爱下围棋是出了名的，而且更喜欢与高手“过招”。正在与他下围棋的这个人，来自上海外贸学院的领导姚耐，是1930年代享誉上海滩的围棋大师之子。当总理和江青站在走廊里时，陈老总还未起身，仍在专心下棋。江青着急了，就说“快点快点，叫陈老总一起去”。旁边有人过来劝江青说：“你们先进去，陈老总下完棋就过来。”江青不耐烦地说：“不行，继续催他，要去一起去。”总理见状，就过来请陈老总。他和江青走到陈老总房间门口时，江青站住了，总理自己进去了。没想到，总理不仅没有中断陈老总下棋，反而站到他身边帮他支招，助他早点解决“战斗”。江青就很不高兴地站在门口嘀咕着：“你看这个恩来，就有这份耐心，他是真会做工作哟。”此事虽小，但足以看出周总理和江青在待人接物上的明显不同。
江青比较爱打乒乓球，虽然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但水平还是相当高的。但不知道为何，她不喜欢跟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打球。而与业余陪练打球时，她性子急躁的毛病总是非常明显地暴露出来。若回合少了，经常捡球，她就会发火。但是，她倒是挺喜欢跟我打球，可能是因为我们水平差不多，球的回合也比较多。她横握球拍，球风跟她的性子差不多，没有什么过渡球，总是左一拍、右一拍，加力击球。
1962年，江青有一次在上海艺术剧院（现为兰心剧场）看了话剧《第二个春天》。我陪父亲也去看了这部剧。此剧讲的是海军的故事。记得江青看完此剧后，对我们说：中国的海军太落后，毛主席对中国的海军一直很关注，有过很多批示，“帝修反”对我们欺负、侮辱太多了。
江青还饶有兴致地问我：“小津，你要考大学了吧？我的女儿，我原来也想让学军工的，如学船舶什么的，但因都是女儿，就没有让她们学。你准备考哪个学校？”我说：“还没有定。”她就说上海交大很好，又是为海军服务的，劝我考交大，还点了一通其他军工院校的缺点。
客观地讲，我未必是听了江青的话才报考交大的。当时我也听说上海交大在教学上搞得比较活，而且交大又有国防军工保密专业，交大和南洋模范中学的很多老师也都劝我报考交大。
江青在上海期间，逢年过节，我父亲等上海市委的领导都要礼节性地去看她。虽然她总是以“主席的秘书”自称，只是做些“哨兵工作”、“参谋工作”，但她特殊的身份，不能不使人对她客气三分。可能是通过长时间的接触，江青当时对我父亲的印象算好的。
我认为，她对我父亲的好印象，主要来源于毛泽东、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革命战争年代对我父亲的好印象。而在“文革”前，没有出现“文革”中公开爆发重大冲突对决的场面，她没见识过我父亲的党性原则。所以，从根本上讲，江青并不真正了解我父亲。
我作为一个历史大事的旁观者，现在回过头来看江青这个人，认为她并非天生就是一个坏女人。江青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在学生时代、青年时代，包括1930年代在上海时，都称得上是反帝、反封建主义的，是要求进步的。后来她去延安投身革命，也是她要求进步的表现。
但是，自从江青摇身变为毛泽东的夫人，由于种种原因，她的毛病和缺点就渐渐表露出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放大到了顶点，人就变得越来越张狂、越来越歇斯底里了。她之所以一步步地蜕变成为祸国殃民、千夫所指的野心家，是有其内在和外在原因的。江青在解放初期患的疾病，对她的生理和心理伤害都比较大，甚至使她时常出现了病态的心理反应。而且，江青自感到一直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中。解放后，江青由于长期养病不工作，游离于组织和群众之外，缺乏实践锻炼。在养尊处优的生活状态中，她经常感到怀才不遇，总想崭露峥嵘。而她性格上的自以为是的弱点，更加重了她精神上的扭曲程度。再加上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中国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农民革命，很多跟随毛泽东革命的老干部、开国元勋们，对没有当过红军，没有参加过长征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没有在根据地参加过武装斗争的江青，多多少少都有点不以为然。更何况江青并不是毛泽东的原配夫人，并且1930年代在上海十里洋场上绯闻不断，所以尽管她曾经是要求上进的，但在党内还是被大多数人瞧不起的。
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似乎使江青感到是她施展政治抱负的天赐良机。一次又一次激烈的党内政治对决令她亢奋，一有机会，她就要施展手腕、表现自己，结果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成了历史的罪人。
试想，如果毛泽东当初对江青性格当中的弱点有所察觉，如果毛泽东对江青膨胀的野心及早发觉、及早制止，如果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不用江青作“传声筒”和“指挥棒”，那么，江青可能不会落到如此身败名裂的地步。客观上讲，毛泽东对江青的信任与利用，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江青的堕落。当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归根结底，江青的下场还是由她扭曲的人格及膨胀的政治野心造成的。
1965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且还发了会议纪要。这个会议纪要是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此举使江青找到了感觉，也为自己大显身手、大干一场请到了林彪这个“尊神”。
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在上海的江青更加亢奋，经常睡不着觉，身体上各种毛病也表现出来了。6月29日，她给毛泽东写了信，诉说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并转述了我父亲、魏文伯等市委领导对她的建议。我父亲他们对江青说：动不如静，上海各方面的条件如医疗、住房等都相对好一点，希望她在上海多休养一段时间。7月8日，久未与江青通信的毛泽东回信了，信中对江青谈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
我父亲虽然对江青一直很关心，但通过叶群的热情相邀与探望，江青的两次请吃，张春桥的谈话，以及“老夫子”陈伯达的故作姿态，已经察觉到了江青一伙的险恶用心。他很清楚，如果拒绝了江青一伙抛来的“橄榄枝”，等待着自己的将是被打倒的命运。
但是，江青一伙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这些野心家们的倒行逆施明显违背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违背了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根本意愿，我父亲这些有着几十年革命经历的老一辈革命家断然不会上他们的“贼船”。在几十年残酷的武装对敌斗争中，他们已百炼成钢，无论遇到何种惊涛骇浪，都始终不会失去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崇高信仰，都不会失去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在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面前，他们必然旗帜鲜明，针锋相对，任何时候都绝不会含糊，绝不会暧昧，绝不会“骑墙”，更不会倒戈。这就是我父亲在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关键时刻，即使面对着江青等人的威逼利诱，也必然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江青对立面的根本原因。江青等始作俑者“全心全意”拉我父亲“入伙”的企图，自然而然要落空了。
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江青的两顿请吃令我父亲备感压抑，而陈老总请吃的一顿饭却令他感到无比畅快。
（本文摘自陈小津著《我的“文革”岁月 》，中央文献出出版社200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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