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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专题丨张家康:陈独秀自传为什么戛然而止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8-28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张家康,文史作者。福建《党史月刊》特约作者。著有《新青年——时代巨变中的人与事》。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诸多文章。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


原题

陈独秀的自传

为什么戛然而止




作者:张家康


陈独秀在狱中


陈独秀晚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这是他一生中四次牢狱之灾的最后一次,也是服刑期最长的一次,大牢一蹲就是近五年。这漫漫的白天与黑夜,他真的实践自己所说的,把监狱当作研究室,读书写作,从不懈怠,除完成文字学的论著外,还应胡适之邀撰写自传。他的《实庵自传》刚刚完成前两章,就在报刊产生了轰动效应。可当许多读者翘首期待后续篇章时,他却辍毫栖牍,戛然而止,使之成为永远的未完成稿,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胡适催劝老友陈独秀写传记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不幸的很,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下笔。”又说:“我还劝过蔡元培先生,张元济先生,高梦旦先生,陈独秀先生,熊希龄先生,叶景葵先生。我盼望他们都不要叫我失望。”胡适在催促别人写自传,自己也身体力行,首先拿出自己的《四十自述》,以作为对朋友们的一个交待。

此时的陈独秀正被国民党羁押在江宁地方法院监狱,并面临所谓“危害民国”的指控,他必须面对且要认真对待之。入狱后,主要的时间和精力,几乎都花到起草《辩诉状》了。不仅如此,更头痛的是,作为刚刚统一不久的中国托派总书记,他被铁窗和大墙所囚禁,而大墙外的年青的托派们,非但不设法营救,反而加紧对陈独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讨伐。凡事认真的他,既然接手中国托派,当然不允许这班年青人由着性子胡来,因此,人虽然在牢中,可他还是通过别的途径,过问托派的事情。

这就是说,胡适所倡导的名人写自传,对于他没有多大的诱惑力。因为,摆在他面前的麻烦事一件接一件,哪有心事和时间写自传呢?再说凭他现在的身份与处境,自传就是写成后能否出版,也是一个未知数。他的一贯的态度是,文章写成后就得出版发行,而不是束之高阁。他的全无政治色彩的拼音文字稿,就摆在商务印书馆一直没有出版。

1932年12月1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谈到此事时说:“存尊处的拼音文字稿,我想现在商务可以放心出版了,倘商务还不敢出版,能改由孟真先生在研究所出版否?”结果是商务不敢出版,傅斯年(孟真)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没有出版。这种担忧一直困扰着陈独秀,直至1935年2月14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还透露着这种深深的忧虑,“我拟写各书他们要么?”并说:“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也。”

当然,对于写自传,他也并非一点不为之心动,由于一些原因,特别是经济的原因,他对此还真颇有过一番踌躇。1932年12月22日,他在给老友高语罕的妻子王灵均的信中说:

“《自传》一时尚未动手,写时拟分三四册陆续出版,有稿当然交老友处印行,如老友不能即时付印,则只好给别家。《自传》和《文存》是一样的东西。倘《文存》不能登报门售,《自传》当然也没有印行的可能。若写好不出版,置之将来,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

信中所说“老友处”,是指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陈独秀一生除在北大任文科学长,和在中共初创期应陈炯明约,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外,就再也没有固定的职业,毕生都奉献给他孜孜以求的理想事业。据现存的北京大学职员履历表可以看出,陈独秀在任北大文科学长时月薪三百元,比马叙伦、陶履恭和胡适等北大教授高二十元,比图书馆主任李大钊高一百八十元。嗣后,去广东应陈炯明聘,想必其薪水不会在北大之下。这对陈独秀来说,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也是再没有重现的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

当他投身自己所热衷的事业时,也就注定了他一生与贫穷困苦相随相伴。在他经济上最艰窘的时候,是老友汪孟邹和亚东图书馆给他施以援手。他在担任中共负责人时,按照当时的规定,只能从党费中每月支三十元生活费,这对于有家室儿女的他,实在是不敷每天的生活支出,于是,他不时地去亚东预支《独秀文存》的版税,为此,他欠了亚东的一笔债。他一直郁结于心,直至在南京坐牢时,只要一静下心来,想到的就是如何还亚东的债。他让来探视的汪原放告诉汪孟邹,可否重印《独秀文存》,以偿还亚东的债。

汪原放回到上海后,重印了《独秀文存》,尽管没象初版时出广告宣传,可反响极大,销售情况很好,所有的书款及时回笼。这也大大出乎陈独秀的意料,亚东也按照他的吩咐,以《独秀文存》的书款扣除他所欠的债,并附一份账单给陈独秀过目,陈独秀看过账单很高兴,当即给汪原放去信说:“我猜想这账上的主要意思是说《文存》的版费,除前透支外,现尚存洋三百六十四元。”

他太需要钱了,初入狱时生活艰苦,需要滋补,老而多病,离不开药,文人积习,离不开书,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人夫人父的他,总得要分担人伦的责任,而这些都离不开一个字“钱”。虽说有人动了让他写自传的念头,可他考虑的首先不是写不写的问题,而是他在给王灵均信中所说:“《自传》和《文存》(即《独秀文存》,作者注)是一样的东西。倘《文存》不能登报门售,《自传》当然也没有印行的可能。”现在《独秀文存》的发行,出乎意料的好,陈独秀的顾虑应属多余,他也理当动笔撰写自传了。

1933年,陈独秀摄于南京第一监狱中


冷场五年的自传又热了起来

文人作文除意趣所投外,大凡也是为布帛菽粟而作,困苦的他当然也不能免俗。就在此时,曹聚仁曾代表群益图书公司前来约稿,并给出不菲的稿酬,“每千字二十元,每月可付二百元”。他多少有些动心,可不久又变了卦,虽认为曹聚仁“为人尚诚实,惟不知该公司可靠否,望托人打听一下。”他一直在犹豫之中,1933年3月14日,在致高语罕和夫人王灵均的信中,他又说:“《自传》尚未动手,此时不急于向人交涉出版。倘与长沙老友一谈,只要他肯即时出版付印,别的条件都不重要。”

这个“长沙老友”乃是汪孟邹,因亚东图书馆位于上海长沙路,故以“长沙老友”相称。本来对曹聚仁颇为上心,一时间怎么又要将《自传》交与汪孟邹,几乎是无条件的,“只要他肯即时出版发行,别的条件都不重要”,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不计较稿酬的多少了。亚东图书馆此时的经济已是入不敷出,亏损已达一万三千多元,“长沙老友”的日子很不好过。作为汪孟邹的老友和亚东的扶持者,怎么也不能看着亚东就此颓败下去,他这才舍弃曹聚仁的比较优厚的稿酬,而决定将《自传》稿交予亚东,以出绵薄之力。

《自传》就要动笔了,他让狱外的朋友借来了《马克思传》《达尔文传》和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以从阅读中借鉴和获取灵感。灵感终究还是没有来,恼人的官司缠在身上,他怎么也轻松不下来,况且,狱外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托派关系,还时时地骚扰他,静下心来写作,已是一种奢望。10月13日,在给汪孟邹的信中,他几乎断绝了写自传的念头,他说:

“自传尚未动手,(或不名自传而名回忆录,你以为何如?或名自传了),如能写,拟不分为少年期等段落,因为我于幼年、少年的事,一点也记不得了,即记得,写出也无甚意义。我很懒于写东西,因为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文学性的文章,生活中太没有文学趣味了!我以前最喜欢看小说,现在见了小说头便痛,只有自然科学、中国文字音韵学等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所以不大有兴味写自传。你可以告诉适之,他在《自述》中希望我写自传,一时恐怕不能如他的希望。”

这些固然是充足的理由,他也确实投入于文字学的研究中,但他的大多文字学的论文多完成于1937年,这就说明他还有不便明言的原因,那就是与中国托派的没完没了的笔墨官司。他极力反对中国托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在一面反对国民党,又一面反对共产党,抵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荒谬主张。

国际托派总负责人托洛茨基还派来美国人格拉斯,帮助整顿中国托派,谁曾想这个美国人却怂恿年青的托派对他讨伐,甚至扬言要将他开除出组织。他在极度的困惑与烦躁之中,哪能静下心来写自传,便自己给自己打了退堂鼓,“只有自然科学、中国文字音韵学等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所以不大有兴味写自传。”

笔者注意到从1933至1937年,陈独秀的所有文字,除应付缠身的“危害民国”的官司外,大多是与年青的托派往还的争论文章,用他的话说,同样是“干燥无味的东西”。惟一的例外是1934年完成了《金粉泪》五十六首,其中有:“健儿委弃在疆场,万姓流离半死伤;未战先逃恬不耻,回銮盛典大铺张。”“嫩江血战惊强敌,爱国男儿自主张;雪地冰天谁管得,东风吹暖半闲堂。”如果说这是带“文学趣味”的东西,那是来自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刺激,所谓悲愤出诗人。

这样一耽搁就是五年。1937年7月,已被冷场的《自传》,经一人挑头,又热了起来,这个人就是《宇宙风》的陶亢德。此人在当时可谓青年俊彦,1935年9月,与林语堂共同创办《宇宙风》时,才二十七岁。在此之前,他已在《生活》《论语》和《人间世》等刊物,展露出不凡的才华,并结识了鲁迅、周作人、老舍、郁达夫、丰子恺、朱自清、郭沫若等民国文坛的大腕。

可叹的是,此公晚节不保,后沦落为文化汉奸。此是后话不论。1936年8月,林语堂去了美国,陶亢德实际挑起《宇宙风》主编的工作。通过汪孟邹的介绍,陶亢德由上海来到南京,旧话重提,一下就激起他写自传的热情。1937年7月8日,他给陶亢德复信说:

“许多朋友督促我写自传也久矣!只以未能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动手。前次尊函命写自传之一章,拟择其一节以应命,今尊函希望多写一点,到五四运动为止,则范围扩大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内容有无窒碍,究竟写至何时,能有若干字,此时尚难确定。”

应该说,陶亢德确实是个精明人,让陈独秀自传只写“到五四运动为止”,有意避开中共创立后的敏感的“雷区”,这一点也得到他的共识,并以“内容能够出版”为前提。陈独秀是文章里手,从1937年7月16日至25日,只用了十天时间,就完成了自传的二章:《没有父亲的孩子》和《从选学妖孽到康梁派》,共计一万三千字。他在稿本上写道:“此稿写于1937年7月16日至25日中,时居南京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遣闷。”8月中旬,书稿寄往上海陶亢德,他似是交了差,就再也没有过问了。

出狱后的陈独秀


自传续写不能出版为之奈何

在陈独秀是“遣闷”之作,而在陶亢德却如获至宝,立即发布广告,称它是“传记文学之瑰宝”,对陈独秀终于如约交出书稿,极为称道,并附编后记说:“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本刊撰文,实不特本刊之幸也。”《宇宙风》连载于散文十日刊的51、52和53期。陈独秀笔名实庵,故书名《实庵自传》,署名陈独秀。

读者从这两章中可以看到“自幼便是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的传主,将有着怎样的童年,看到传主十八岁那年赴南京乡试,是什么促使他摒弃科举,走上“康(有为)党”之路。那一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如“严厉的祖父”“能干而慈爱的母亲”“阿弥陀佛的大哥”,以及院试考官和乡试考官,无不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

望孙子尽快成才的“严厉的祖父”,有个“白胡爹爹”的绰号,“孩子们哭时,一说白胡子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哭”,就是这个“严厉的祖父”,也常常因为让年少的陈独秀背诵《四书》《五经》而“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而更让老人不解的是,陈独秀“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与祖父的毒打形成对照的是,每每这个时候,母亲便会暗自流泪,“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他说母亲“很能干而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亲戚本家都称她为女丈夫。”但是,母亲也有“优容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的缺点,而这恰恰又为他所承袭,他说:“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罢。”

对于“阿弥陀佛的大哥”虽作墨不多,但却将大哥既要接受“母亲严命,教我习八股,预备应考”,又要哄劝“难说话的弟弟”,上下为难,无计可施的窘态,写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在第二章的“江南乡试”中,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应试的“正人君子”刻画的更是入木三分。带着“‘读书人’这张体面的护符”,打着“奉旨江南乡试”的招牌,这班“正人君子”来到京城,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生拿硬要,偷鸡摸狗,龌龊卑劣,动辄以“我们是奉着圣旨来乡试的,你们诬蔑我们做贼,便是侮辱了皇帝!”以此唬人。对旧时考场和考生百态,更是涉笔成趣,惟妙惟肖。由此他极为厌恶科举考试,并因之而与之决绝。

他由“考生的怪现状”,联想到倘若这班人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最大动机”,并“后来接二连三做了使他们吓破了党的康党、乱党、共产党,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举人、进士、状元郎。”

陶亢德似乎注意到书稿上所写“写此遣闷”,故在连载时,特意给读者提示:“每期都有”,而老友汪孟邹在印发《实庵自传》单行本的《刊者词》中也说:“本集是《实庵自传》的初两章,然可从中窥见作者少年的环境和与其特有的奋斗精神。先为刊出不是无有意义的。”“每期都有”和“先为刊出”,都是想造成既成的事实,以催逼后续篇章的完稿。

出狱后的陈独秀,那种炽热的爱国热情已被全民抗战的烈焰所燃烧,不是写文章就是发演讲,可谓全心全意,哪里还顾得上续写自传,尽管陶亢德一再催逼,他仍是不为所动。这一点,陶亢德也意识到,他说:“到达汉口以后,他的全副精神就放到抗战文章上了,自传也无心思续写。”如再催逼续写《实庵自传》,似是有点“不知道缓急轻重”,可是,出于多年办刊办报的职业习惯,每次去信又都忘不了叮嘱一句“有暇甚至拨冗续写的话。”1937年11月3日,陈独秀致信陶亢德说:

“日来忙于演讲及各新出杂志之征文,各处演词不能不自行写定,自传万不能即时续写,乞谅之。杂志登载长文,例多隔期一次,非必须每期连载,自传偶有间断,不但现在势必如此,即将来亦不能免。……况弟之自传,即完成,最近的将来,亦未必能全部发表,至多只能写至北伐以前也。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从容为之,能在史材上文学上成为稍稍有价值之著作。世人粗制滥造,往往日得数千言,弟不能亦不愿也。普通卖文糊口者,无论兴之所致与否,必须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观,望先生万万勿以此办法责弟写自传,倘必如此,弟只有搁笔不写,只前寄二章了事而己,出版家往往顾著作者之兴趣,此市上坏书之所以充斥,可为长叹者也。”

陈独秀的信,已将不能续写的理由说的得体充足,而除此之外,另一条不能忽视的理由则是,纵是写出来未必就能通过国民党的书刊检查,他在逝世前三个月给郑学稼信中说:“弟之自传,真不能不写,但写亦不能出版,为之奈何?”由五四运动往下写,怎么也绕不开那么多的是非纷争的问题,纵是写出来了,也是不能出版,而“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也”,于是,不如不写,免得徒费其力。诚如有学者所论:“《实庵自传》之未能续成,实是为特殊的历史环境所扼杀”。

陈独秀有一点应该感到欣慰,那就是作为“一个时代权威的自传”,尽管只写了“《实庵自传》的初两章,”仅写了“作者少年的环境和与其特有的奋斗精神”,却已在读者中产生巨大的影响,以至陈独秀逝世时,有人在悼念文章中写道:“陈独秀死了,我不为独秀的生命哀,也不为独秀的不能成功哀,——因为政治上的成功不一定是真的成功,失败不一定是真的失败。——却为陈独秀不能完成他的一个自传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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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原载《纵横》202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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