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文，我们继续展示雅加达血与火的历史画卷。
在此需要声明并特别感谢我的老友邱易平先生，他应邀作为本书的第二作者，为本书框架结构的制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参与撰写了部分章节，本书的书名也出自邱先生之手。
另外我还要感谢雅加达华社挚友杨健昌先生和他的公子杨森，他们积极协助帮我购买并翻译了许多印尼文图书和相关资料。因为上述朋友的支持，我才打起精神，准备努力完成《雅加达：多元文化的繁俗之都》的采写任务。
本节开始之前，先讲一段与雅加达无关的题外话。
500年前，法国出了个犹太裔的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
他曾准确预测了世界史上许多大事：法国大革命、原子弹的爆炸、二战狂魔希特勒的崛起，甚至还有美国9·11世贸中心袭击事件……等等。因为诺查丹玛斯天才的预言能力，无论其生前还是死后，都吸引了全世界无数人的崇拜，不但在欧洲妇孺皆知，亚洲和中国也有很多粉丝。然而，很少中国人知道，比这位法国占星家早大约400年，南洋爪哇岛也出了一位相当厉害的预言家，此人就是古代爪哇国的印度教国王——查亚巴雅（Jayabaya）。这位了不起的查爷，于12世纪也就是公元1135年，开始在爪哇岛统治谏义里（Kediri）王国长达22年，并将这个东爪哇王国带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查爷不仅是印尼历史上最受欢迎的国王之一，并且因为异常灵验的预言而被印尼人铭记。
印尼东爪哇谏义里市的古代宫殿遗址。公元1042年至1222年间，这里存在着一个名为Self的帝国，也被称为Panjalu帝国，是当时东爪哇的一个印度教王国。印尼大预言家查亚巴雅曾是这里的国王、
这个谏义里王国位于东爪哇布兰塔斯河畔，正是后来福清人华侨烟草巨头蔡云辉先生创办的——在印尼家喻户晓的“盐仓”牌丁香烟所在的那座古城。
笔者曾去谏义里访问过两次，对该市烟草工厂规模之大叹为观止。
那么，当年那位查亚巴雅国王最著名的预言是什么呢？
几百年后，会有遥远异域白皮肤的男人们到来，携带能够远距离杀人的武器，他们将占领爪哇岛很长时间。
果然差不多过了400年，欧洲的荷兰人于1595年首次来到南洋群岛，然后一口气统治印尼350多年。
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位老国王还预言过日本人也会占领印尼。
我预感到还会有来自北方的黄皮肤男子，很快把白皮肤的人击败，他们的到来标志着白人对该岛控制的结束，然后他们将占领爪哇岛一辈子。
查亚巴雅的这一预测，与二战期间日本人入侵印尼，然后把荷兰人赶跑的事件相对应，同样十分准确。只不过老国王有关北方黄皮肤男人将占领爪哇岛一辈子的预测，跟实际情况有些出入——那些凶恶的日本兵只占领了印尼几年，就被中美苏三个大国合力打败投降，不得不从包括印尼在内的占领区滚回老家。
印尼网站发布的有关查亚巴雅国王的图片以及他的预言文字。图片下方的标题是：查亚巴雅真正的预言。
据印尼媒体报道，查亚巴雅的预言就像诺查丹玛斯的预言一样，对印尼人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人们看到他大部分的预言都已实现。
比如根据查亚巴雅的说法，未来将会有一个爪哇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领导人，成功将印尼带入黄金时代——“到那时，铁马车可以在没有马的情况下行驶，船只可以在天空中航行，社会上还会出现穿着男装的女人……”
要知道，爪哇国王查爷说这些话的时候，那可是在12世纪——差不多900年前啊！在那个年代，这简直比痴人说梦更加离谱。但是你看现在，当汽车和飞机早已成为寻常百姓的交通工具，回想的查爷的上述预言，其远见卓识让咱普通人除了惊叹神奇，用什么词形容都感觉苍白。
讲完这位预言家的故事，咱们接着再往下说雅京的历史。
雅加达这个城市的名字，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有过许多变化。自1527年以来，雅加达经常更名，直到最后被正式命名为首都特别行政区（DKI）雅加达。雅加达在其鼎盛时期被誉为“东方女王”，并拥有装满了价值如黄金的香料的仓库。18世纪荷兰香料垄断结束后，这座城市开始衰落。运河被堵塞，疟疾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堡垒被拆除。20世纪初，一些大型行政大楼建成。当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它恢复了原来的名称——雅加达。20世纪70年代，许多新的高层建筑建成，市中心也转移到了这些建筑的所在地。据《世界城市》记载：“16世纪时，雅加达，称为巽他喀拉巴，是巽他（西爪哇）巴贾加兰王国的主要港口。后来，班塔姆苏丹将其名称改为Jayakarta，在巽他语中意为“光荣的堡垒”。16世纪末，荷兰和葡萄牙商人为在爪哇立足而奋斗。由于外国人很难发音Jayakarta，所以改名为Jakarta（雅加达）。最终，荷兰人赢得了爪哇岛，并在雅加达建立了一个坚固的贸易站，并将其更名为巴达维亚。
荷兰时代约1780年的巴达维亚城市景观图画，这是当年荷属东印度公司保存的一张图片。
荷兰人抵达后的三个半世纪里，巴达维亚一直是荷属东印度群岛这个富裕、庞大的商业帝国的中心。在老城区的部分旧建筑中，仍然可以找到荷兰风格的山墙房屋，带有菱形玻璃窗和摆动百叶窗。运河、狭窄的市中心街道和古老的吊桥，会让您想起这座城市的荷兰遗产和早期定居者。最终，城市更现代化的部分建在内陆约八英里处。印尼于 1949 年 12 月 27 日成为主权国家；第二天，巴达维亚更名为雅加达。以下内容翻译自雅加达省政府官方网站对雅京名称变迁的解释：雅加达的历史始于Ciliwung河口的一个小港口，距今已有约 500 年的历史。这个小海港慢慢转变为国际贸易中心。
雅加达的历史记录，也可以通过港口周围和芝利翁河沿岸发现的几处铭文获得。
根据16 世纪欧洲旅行者的历史记录。当时雅加达俗称巽他卡拉帕，即巽他王国的主要港口。1527年6月22日，当时也是葡萄牙贸易中心的港口遭到法塔西拉亲王的袭击。
袭击发生后，法塔西拉王子将巽他卡拉帕改名为贾雅加达。1527 年 6 月 22 日标志着雅加达进攻和收复的时刻，现在被庆祝为雅加达市的生日 (HUT)。
16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到来并接管了查雅加达，并将其更名为巴达维亚。巴达维亚这个名字取自荷兰人的祖先巴塔维伦。
巴达维亚的地理条件与荷兰相似，使得荷兰殖民政府修建了一座有运河的城市，以保护巴达维亚免受洪水的威胁。荷兰殖民政府随后建立了政府中心，并将其移至地势较高的地方，名为“Weltevreden”。
20世纪初，巴达维亚开始成为以1928年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为标志的民族运动的中心。1942-1945年日本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开始占领印度尼西亚，使巴达维亚更名为雅加达特别市。
1942年的雅加达街景。
1945年进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布独立时代，雅加达成为独立初期的政治和政府活动中心。1966年，雅加达正式成为国家首都。作为国家首都，雅加达随着友好国家的商业地点、住宿和大使馆的建设而迅速发展。雅加达继续发展成为一个特大城市，并成为 21 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活、多样的文化底蕴、世界级的旅游胜地现在都聚集在雅加达。
以下为雅加达这个名称的历史年表，引自DKI雅加达省政府官网：
14世纪，名为巽他喀拉巴并成为Padjadjaran王国的港口中心。1527年6月，法塔西拉王子袭击巽他喀拉巴，并将其更名为查雅加达。1621年3月，荷兰人开始建立殖民政府，并将其命名为斯塔德巴达维亚。1935年1月，荷兰殖民政府更名为Stad
Gemeente Batavia。1942年8月，日军抵达巴达维亚，并更名为雅加达特别市。1945年9月，雅加达成为印度尼西亚政治和政府中心，更名为雅加达市国民政府。1950年3月，印度尼西亚政府将雅加达更名为雅加达。1958 年1月，雅加达成为一个自治区，名称为 Kotamadya Djakarta Raya，隶属于西爪哇省。1959年，雅加达改变地位，成为由总督领导的一级地区（省）。1961年，雅加达的地位再次从一级地区改为首都特区（DKI）。1964年8月，首都雅加达拉雅正式成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首都，定名为雅加达。1999年8月31日，根据1999年关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首都特别行政区雅加达省政府的第34号法律，雅加达的地位更新为省政府，具有自治地位，下设东西南北中五个行政区的市政府。2007年7月30日，通过关于雅加达特别首都区省政府作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统一国家首都的2007年第29号法律，雅加达更名为雅加达特区省，并确认其特殊自治地位首都地区。
在雅加达的历史长卷中，其诞生前期到成长中期充满了殖民主义沉重的辉煌与苦难。
我们将前期到中期称之为巴达维亚时期，因为那属于荷兰统治时代，把雅加达改名叫做巴达维亚。中期的末尾是日本占领时期，巴达维亚（Batavia）这个名字来源于巴塔维（Batavi），一个在罗马帝国时期定居在莱茵河畔的日耳曼部落。荷兰人和一些德国人都是这个部落的后裔。巴达维亚号，也是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拥有的一艘来自荷兰的相当大的高桅帆船的名称，建于 1628年10月29日，船长是阿德里安·雅各
布斯。该船现在位于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的博物馆中。该船最终在西澳大利亚灯塔岛海岸搁浅。全体船员268人乘坐紧急救生艇前往巴达维亚市。
1602年3月20日，标志着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不可阻挡之终结的开始。
四百年前的这一天，一群蛮横的荷兰商人和独立贸易公司的老板驾船来到雅加达。
他们对葡萄牙人于15世纪末在此形成的对东亚香料贸易的垄断感到不耐烦，于是赶走葡萄牙人，并控制了英国帝国商人，在南洋群岛取而代之。
荷兰人当时误以为印尼是印度的东部地区，便成立了一家荷兰政府授权所属的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Landsche Ge Oktroyeer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为荷属东印度公司，英文缩写VOC。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雅加达老城区那些欧式旧建筑上还能看到VOC标志的缘由（下图）。
在香料贸易利润异常丰厚的时代，VOC这个公司性质的执行董事会发现在印尼赚钱异常容易，并且本地土人也都善良温顺、非常听话；更让荷兰人大喜过望的是，印尼群岛那时候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分布了很多小王国，各有各的地盘。VOC经过一番运作，把这些小王国各个击破，一一收服，居然没怎么费力就把印尼群岛统揽到自己的门下。
于是VOC这个9人组成的公司董事会，便有了联邦性质的行政管理权。他们在印尼不仅做贸易，而且代行政府职能。直到9年之后的1610年，荷兰政府才派来了第一任总督Pieter Both。
此后300多年，整个印尼都是被这个荷属东印度公司所控制，变成了荷兰在海外最大的殖民地。
在雅加达的景观和集体记忆中，巴达维亚时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塑造了这座城市的命运进程。在巴达维亚时期，这座城市转变为繁荣的殖民飞地，荷兰东印度公司 (VOC) 的愿望与群岛的财富融合在一起。巴达维亚成为贸易和权力的堡垒，是荷兰帝国主义皇冠上的宝石。城市街道两旁，矗立着雄伟的殖民建筑和优雅的外观，散发着权威的气息，这是殖民秩序的明显体现。
上图：早期荷属东印度公司在雅加达的总督府，现在是雅加达历史博物馆。
下图：后来的雅加达荷兰总督府，印尼独立后变成了总统府国家宫。
巴达维亚的运河由荷兰人精心设计，纵横交错，成为商业和交通的动脉。它们将繁华的港口与城市中心连接起来，承载着商品、思想和文化的滚滚浪潮。海滨地区熙熙攘攘，满载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商品的船只停靠在港口，象征着荷兰殖民势力的影响力。
在巴达维亚的范围内，出现了社会等级制度，荷兰统治阶级位于金字塔顶端。殖民精英拥有华丽的豪宅和奢华的生活方式，陶醉于殖民企业赋予他们的特权。与此同时，当地居民在殖民政府的反复无常下，在复杂的生存环境中前行，常常面临不平等和压迫。荷兰的影响渗透到巴达维亚生活的方方面面。荷兰语成为权力和商业的通用语言，而欧洲风格的建筑装饰着城市景观，留下了不朽的遗产。城市规划反映了荷兰的理想，老城区中心有整齐的街道、开阔的广场和体现殖民企业辉煌的宏伟建筑。荷兰的影响，渗透到雅加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权力大厅中使用的语言，到少数特权阶层日常生活中所遵守的习俗。基霍在《荷兰巴达维亚：揭露荷兰殖民城市的等级制度》中披露说：“巴达维亚是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而建的一座城市，是荷兰在东南亚的行政和文化中心。城市生活规划采用了荷兰城市的生活规划，甚至巴达维亚也是为了确保荷兰的统治而设计的。“在殖民城市巴达维亚，建筑环境是社会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尤其是种族隔离，”他说。科霍还透露了1647年违反规定的荷兰人的身影。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指挥官雅各布·马滕森和他的妻子尽管衣着看似简单，但因为雨伞是由奴隶撑着的，所以他们违反了规定。“显然他们希望被描绘成这样做（命令奴隶遮盖），这从表面上证实了他们对当地色彩元素的统治。”莉莉·苏拉特明托（Lilie Suratminto）向我解释了奴隶打伞习惯的起源。“据我观察，”他说，“打伞的习惯与当地达官贵人密切相关，他们走路时总是带着一把大伞。”17 世纪，在巴达维亚，精英女士们有在 Kruiskerk 或十字军教堂做礼拜的独特习惯，该教堂的前身现在是Wayang博物馆。她们——荷兰的情妇，以及混血儿或土生华人——把教堂变成了炫耀自己社会地位的地方。
1900年的某天，在雅加达一座公馆门前的台阶上，这几个在其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养尊处优的荷兰人，惬意地摆了个酸爽的pose留下这张合影。
科霍讲述了巴达维亚女士们往返教堂时炫耀她们奢华珠宝的行为。他认为，他们准备的一切都比其他时候更加迷人。除了衣着华丽、佩戴着华丽的珠宝外，他还记录了巴达维亚的女士们在她们的男女奴隶的陪同下来到教堂。奴隶们撑着绣有树叶图案的雨伞。他们在旅行期间为雇主提供保险。
科霍写道：“即使是最低等的荷兰妇女也有一个奴隶陪伴她，为她撑伞，保护她免受烈日的伤害。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戴着绣有金龙和华丽树叶的遮阳伞。”
此外，他还在书中描述说，情妇们就像被宠坏的公主一样，总是希望得到服务并满足她们的所有需求。“即使是掉在地上的稻草，他们也会叫奴隶来捡。不幸的是，如果奴隶工作缓慢或不遵守女主人的要求，他们常常会受到咒骂或鞭打。”
殖民时期的雅加达，一位荷兰少妇和印尼水果小贩。
然而，在殖民主义外表的表面之下，紧张局势正在酝酿之中。殖民的阴影给这座城市蒙上了一层不平等的面纱，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划出了界限。每当夜幕降临，白人在这座城市一边尽情享受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一边肆无忌惮欺压土著人民，甚至公开抢劫也能逍遥法外。有一个时期，巴达维亚曾被称为“强盗统治的巴达维亚的夜晚”。荷兰殖民者刚统治时，巴达维亚人口稀少，缺乏粮食供应，同时四周也面临当地穆斯林王国的敌视和威胁。为了增加劳动力，发展经济，巩固据点，在荷兰本国人不愿意移民，当地土著又很少的情况下，殖民当局开始从南洋各地诱迁华人来巴城定居。同时还颁布优厚政策诱使中国商船来前来贸易。到1682年，巴达维亚的华人已达3101人。1690至1730年间是巴达维亚最繁荣的时期，荷兰人把甘蔗种植引进爪哇，甘蔗种植业的迅猛发展导致了更多中国人的涌入。随着华人的大量涌入，并逐渐建立了社团，殖民当局认为威胁到了其殖民统治。从1690年起殖民当局先后颁布了限制和禁止中国人移民巴达维亚，但收效甚微。1727年，殖民当局规定，凡是10年至12年内居留在巴达维亚的华人，未申领当局颁发的居留准许证者，一概遣送出境。1736年进一步规定凡是1729年入境的华人，只有被认为有用的人才允许领取居留准许证，其他一概遣返。这些被驱逐的“无用”华人，很多人没有回到故土，四处流浪。1740年，随着制糖业的衰退，失业华人增多，盗贼四起。由于警察抓获的罪犯大多是穿黑衣黑裤的华人，殖民当局下令，凡是看到穿黑衣黑裤的人，一律捉拿。大批华人受到无辜的牵连，华人与荷兰殖民者之间的不满进一步加剧。殖民当局强迫被捕的华人到锡兰做苦力，在华人中逐渐有传言这些流放者会在途中被抛入大海。一部分华人不愿坐以待毙，逃至城外，公推黄班为首领，准备自卫。但是一个叫林楚的叛徒向殖民当局告密，使得当局有所准备。
这个手握腰刀的荷兰官员身后的荷兰巴达维亚市政厅（总督府）建于1710年。其建筑前面正是1740年10月荷兰人大规模杀害中国人的悲剧中的广场。
1740年10月9日，殖民当局以华人准备攻城为借口，命令城内华人交出一切利器，同时挨户搜捕华侨，不论男女老幼，捉到便杀，对城内华人进行血腥洗劫。从9日至12日，城内华人被杀近万人，即使关在监狱和卧病在医院的也不能幸免，侥幸逃出者仅150人。而城外华人不知消息已泄露，依旧按原计划攻城。从9日至11日激战三天，伤亡千余人，终因孤军奋战，攻城失败。“红溪惨案”发生后，荷兰及殖民当局担心中国清朝会采取报复行动，影响对华通商，使经济利益受到损失。1741年殖民当局派专使携带“说帖”前往中国。因为此事件，东印度总督华尔庚尼尔1741年被撤职，1744年被判死刑，所有财产没收，但仍可上诉。1751年死于狱中。“红溪惨案”也说明，早在那个年月，华人就在印尼土地上扎下根基，在雅加达城市发展的历程中与印尼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荷兰殖民者挑动他们的对立，其结果，反而促使他们团结起来，反对共同敌人——荷兰殖民者。
雅各布·范德施利（1715–1779）根据阿道夫·范德兰（1690–1742）关于1740年10月9日在巴达维亚屠杀中国人的画作，在石版印刷中复制。
此后，印尼各族人民怀着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在共存与反抗的岁月中不断挣扎，与殖民统治的枷锁作不懈的斗争——直到把荷兰人赶走获得独立。如今，雅加达的景观中仍然可以找到巴达维亚时期的遗迹。哥打图阿 (Kota Tua) 历史街区是殖民历史的活生生见证，这里有保存完好的建筑、博物馆和旧城墙的痕迹。它提醒人们不要遗忘历史的纷繁复杂。回顾雅加达的巴达维亚时期，人们也不得不反思殖民主义的多面性及其持久影响。面对这段历史时期，不免产生令人怀念又令人唏嘘的双重情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1942年3月到1945年9月战争结束，日本帝国占领并统治荷属东印度群岛（现印度尼西亚）三年有余。
1942 年3月5日，巴达维亚（雅加达）落入日本手中。3月9 日，荷印当局正式向日本占领军投降，该殖民地的统治权移交给日本，该市更名为雅加达特别市。印尼人因为亲眼目睹了日本皇军的惊人“武功”，好像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几百年来在印尼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荷兰殖民军打的落花流水。因此在日军占领之初，受到了当地人民乐观热情的欢迎。在雅加达街头，市民们挥舞着旗帜，高喊着“日本是我们的哥哥”和“万岁大日本”等口号来迎接日军。随着日本人的前进，叛逆的印尼人几乎在群岛的每个地方都杀死了欧洲人（特别是荷兰人），并向日本人可靠地通报了较大群体的行踪。正如印尼著名作家Pramoedya Ananta Toer所言：“随着日本人的到来，几乎每个人都充满了希望，除了那些为荷兰人服务的人。但是印尼人很快发现，被他们视为“解放者”的日本占领军，其凶残野蛮更胜荷兰人十倍！日据时期，许多印尼人都经历过酷刑、性奴役、任意逮捕和处决。成千上万的人被从印度尼西亚带走，作为日本军事项目的劳工，并因虐待和饥饿而遭受痛苦或死亡。有资料统计：在包括雅加达在内的整个爪哇岛，日本军队征招了20 万到 50 万民众被强迫从事劳动。数以万计的印尼人要么挨饿，要么沦为奴隶，或者被迫离开家园。在随后的民族革命中，在获得独立之前，数以万计、甚至数十万人在与日本、盟军的战斗中丧生。后来联合国的一份报告称，日本占领期间，印度尼西亚有400万人因饥荒和强迫劳动而死亡，其中包括3万名欧洲平民被拘留死亡。
几个日本占领军的士兵坐在香蕉树旁抽烟休息。
在雅加达，富丽堂皇的殖民建筑和酒店被改为军营。由于战争需要金属，许多荷兰殖民时期建造的铜像也被日本军队推倒带走，拿去制作枪弹。日军是最残忍的。在Bojonegoro，两个印尼小孩在街上拿了几瓶风油精，被日本人抓了，两个孩子吓得哇哇大哭。日本人要求他们不要尖叫和哭泣，然后挥起军刀，两个孩子的脖子立即被砍断（斩首）。
为了加强其在印度尼西亚的地位，日本政府颁布了1942年第42号法案，作为“恢复地方行政制度”的一部分。该法案将爪哇岛划分为几个Syuu（“驻地行政机构”或Karesidenan），每个 Syuu 由布帕蒂（摄政王）领导。每个Syuu被分为几个由Wedanas （区长）领导的Shi（“市”或Stad Gemeente ） 。Wedana的下面是Wedana助理（街道负责人），他又监督Lurah（村长），而 Lurah 又负责监督 Lurah（村长）。根据Guisenken（日本帝国行政首脑）制定的法律，schichoo （市长）的地位高于所有这些官员。这一制度的效果是一种“一人统治”的结构，没有理事会或代表机构。雅加达的第一位日本人市长是冢本，最后一位是长谷川。1943年，日本帝国政府对雅加达的行政管理进行了轻微修改，增设了一个特别咨询机构。该机构由12名被视为忠于日本人的当地爪哇领导人组成。但是，雅加达的社会状况照样令人沮丧。据Sutrisno Kutoyo等人在《雅加达地区史》中介绍，日据时期，雅加达人民的社会地位在日本人眼中都是一样的——无论是皇室、政府官员、贵族、商人、奴隶，见到日本人都要恭敬地行礼、低头。“因为日本政府对人民实施的暴力导致人们生活在抑郁状态，始终外于恐恨之中，内心深处，虽然有一种想要反抗的感觉，但由于无能为力，这种感觉一直留在心里，直到能够付诸行动。”——这本书里写道。进入1944年中至1945年初，日本人对印尼人民施加的压力日益加大，特别是在农业生产领域。因一系列战败而膨胀的战争后勤需求，使得日本人日益独断专行。他们强迫人们不停地工作，行为更加残忍。日本在印尼实行严格的经济管制制度，对违反者的制裁非常严厉。该控制适用于剩余库存的使用和分配。监管茶叶、咖啡、橡胶、甘蔗种植园，同时垄断其销售。雅加达的日本军政府还对茶叶、咖啡和烟草的种植进行限制，因为它们与战争的需要没有直接关系。同时强迫农民种植甘蔗和棉花，严重破坏了土壤。1944年，日本的政治和军事状况开始陷入困境，使得对战争物资的需求日益增加。为了克服这一问题，雅加达的日本军政府要求通过 Jawa Hokokai 和 Nagyo Kumiai（农业合作社），以及官方政府机构大规模运送食品和货物。人们被迫将30%的粮食上交给政府，30%上交给村里的粮仓，40%上交给主人。这种制度导致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工作积极性降低，粮食短缺，营养低下，流行病几乎袭击了爪哇岛的每个村庄，其中之一是：雅加达的死亡率为53.7％，而中爪哇的死亡率则比雅加达更高。然而，正是在那些年里，民众中开始出现反抗。日本军力开始衰弱，被民众用来造反。人民领袖开始浮出水面，推翻日本势力的残余。1945年8月，日本的投降事件为印尼实现独立提供了机会。
上图：日本战败投降，驻扎印尼的日本士兵在盟军监督下被遣返回国。
下图：1945年8月17日，苏加诺和哈达签署《独立宣言》，宣告印尼共和国成立。
1945年8月14 日之后，印尼出现了权力真空，苏加诺在雅加达宣布印尼独立。然而荷兰政府仍然希望将夺回对东印度的统治，印尼的抗日运动很快转为抵抗荷英联军的武装行动。印尼又经历了5年的内战，政治、军事和社会动乱，才真正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