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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2年5月10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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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的窗口已经关闭
美国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正在飞速发展，前期由于美国疾控中心(CDC)的检测不到位，导致目前遏制的窗口已经关闭，很多地区开始着眼于控制疫情。
问题是，从目前联邦到地方的政策来看，许多人仍然没有意识到这场疫情一旦在社区快速传播，尤其是在高龄老人之间传播，会如何导致重症患者拥塞，医院系统失灵。
对此，纽约华人资讯网选择了几位顶尖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在Twitter和媒体上发表的言论，他们对于疫情将如何演进、社区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进行积极的防范，给出了十分宝贵的建议。如果大家在与所在社区、服务的机构或学区沟通时碰到了一些障碍，也可以分享他们的权威说法。
■ 纽约华人资讯网主笔 詹涓
美国许多流行病专家已经指出，接下来的两周将十分艰难，将看到确诊病例数猛增，部分医疗机构开始出现资源紧张。越是能及早统一对这场传染病性质和影响的认识，身处的社区有越多人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予以响应，就越能为彼此争取更加安全的环境。
华人社区从1月中旬就开始充分了解疫情讯息的，在风声鹤唳的当下，及时分享基于科学证据的信息，参与本地政策制订，也是整个华人群体可以为美国社会做出的贡献。
“到5月10日左右，美国所有医院的床位都将满员”
文 I Liz Specht
也许更重要的是看到COVID-19重症患者不成比例的数量，当中许多需要住院或在ICU呆上几个星期。大量非典型的严重呼吸道病毒病例对我们的卫生保健系统意味着什么？目前存在多大的冗余， COVID-19病例会以多快的速度占满所有可用的医院床位和其他资源？
这种对整个卫生保健系统构成的威胁，将是最大的挑战。
正如我最初在Twitter帖子中所描述的那样：简单的数学计算就可以得出大致的结果。
我想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由于COVID-19而导致的系统性医疗失败的风险，因为他们还没有计算出具体的数字。让我们谈谈数学。
这个练习可以了解我们医疗系统的紧急程度，并使我们有能力预测一些目前尚不明显的二级效应，其中一些可以通过适当的准备得以缓解。
截至3月8日，美国已确诊的covid19病例约为500例，鉴于目前由于冠状病毒检测的局限性，诊断严重不足，我们假设目前有2000例，这是一个保守的初步估计。
根据几项流行病学研究，我们预计每6天病例就会增加一倍。随着诊断能力的提高（或不提高），确诊病例在短期内可能会出现更快（或更慢）的增长，但在缺乏实质性缓解措施的情况下，这是我们可以预期的实际新病例增长的速度。
这意味着，到4月底，我们将看到美国有大约100万病例；5月7日达到200万；5月13日达到400万；以此类推。（编者注：病例数字与政府和社会采取的措施息息相关，如果采取较目前更积极的社会疏远措施，比如关学校、在家工作，停止大规模聚集，这个数字会有显著减少。）
随着病例增加，卫生保健系统饱和，发现、跟踪和控制新的传播链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如果不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极端干预措施，这一趋势可能不会显著放缓，直到至少有1%的人口，即大约330万美国人受到感染。
这么大的病例量对医疗系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但可以暂时只从两个方面——病床和口罩——衡量COVID-19将如何影响资源。
美国每1000人大约有2.8张病床（韩国和日本每1000人有超过12张病床；中国每1000人大约有2.8张病床）。人口3.3亿，相当于100万张病床。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大约68%的病床是被占用的。这就给全美剩下了30万张床位。
大多数COVID-19患者可以在家里休养治疗。但在中国的4.4万名患者中，约有15%需要住院治疗，5%需要重症监护(ICU)。在意大利，到目前为止的统计数据令人更加沮丧：超过一半的感染者需要住院治疗，大约10%需要在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
在我的计算中，我保守假设只有10%的病例需要住院治疗，部分原因是美国人口比意大利人口年轻，而且吸烟率比意大利和中国都低——吸烟可能会损害肺部健康，导致预后较差。然而，在美国，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发病率也很高，而这些疾病也与COVID-19的严重程度有关。
按照10%的住院率，到5月10日左右，美国所有医院的床位都将满员。由于许多病人需要数周的护理，随着病床上挤满了COVID-19病人，病床占床率将缓慢上升。
如果我在重病率上估计有误，误差为2倍的话，那么病床饱和度的时间轴也会随之出现6天（即病例数翻倍时间）的变化。如果增加一倍，20%的病例需要住院治疗，我们将在5月4日前用完床位。如果只有5%的病例需要，我们可以坚持到5月16日左右。而如果是2.5%的病例需要，我们可以撑到5月22日。
但这一假设的前提是，非COVID-19导致的床位需求没有上升，而这是一个令人怀疑的假设。随着卫生保健系统的负担越来越重，处方药短缺的情况也开始出现，那些通常管理良好的慢性病患者可能会突然陷入需要住院甚至重症监护的医疗困境。但是，在此次计算中，我还是假设所有其他住院原因都保持不变。
现在让我谈谈口罩。
美国储备有1,200万个N95口罩和3,000万个医用口罩，供约1,800万卫生保健人员使用。由于几乎每个州和县都出现了COVID-19病例，几乎所有医护人员都将佩戴口罩。如果他们中只有600万人在某一天工作（当然是低估了），每个员工每天只得到一个口罩（这既不卫生也不实用），他们将在两天内消耗完国家N95储备。我们不太可能增加国内生产或进口新的口罩，以跟上这种需求水平，尤其是因为大多数国家将同时经历同样的危机和短缺。
这两种资源—床和口罩—的短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会相互加剧。即使有完整的个人防护装备，医护人员在治疗COVID-19患者时也会受到感染。随着口罩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医生和护士将开始连续几周从工作岗位上消失，这将导致严重的人员短缺，进一步加剧挑战。
同样的分析也适用于成千上万的医疗设备、用品和服务——从复杂的设备如呼吸机或体外膜氧合设备(ECMO)再到医院的基本用品如生理盐水滴袋——显示出这些限制是如何相互叠加的，同时减少了临床医生的选项。
重要的是—我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所做的一些核心假设，比如重症率或当前病例的数量，即使相差几倍，也只会将整个时间轴改变几天或几周。
毫无根据的恐慌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但误判形势导致的自满也是一样。用与季节性流感的误导性比较来安抚公众，或者向人们保证“只有”2%的死亡率，都是不恰当的。较高的重症率导致COVID-19与更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有所不同，更糟糕的是，它正在没有自然免疫保护的人群中以闪电般的速度传播。
Liz Specht关于病床将爆满的说法，得到了Marc Lipsitch的支持。
“我们的ICU将挤满新冠肺炎患者”
文 I Marc Lipsitch
在有许多已知和疑似病例的地方，情况已经非常紧张。就连最一流的卫生部门可能也无法一一追踪密切接触者。在这个阶段，将成倍增长的资源投入到这一战略中去是错误的。
这种举措不可持续(要付出的努力与流行病的规模成正比)。我们需要采取措施，减少社会接触——取消公共集会，给予工人带薪病假、在家工作等福利。社会疏远是这些干预措施的总称。
我们不应再怯于提及这些措施，而要意识到，有些地方(意大利、伊朗)正处于危机之中，有些地方则很可能几天后就将爆发危机，如果我们减缓病毒传播速度，这场危机就不会那么糟糕。重要的是：降低对卫生保健的需求峰值。
关于1918年大流感期间各地卫生政策的比较已经被讨论了很多。尽量平缓峰值曲线，可以降低卫生保健负担，延迟每个人的风险，并降低总流行规模。
在我们向medrxivpreprint提交的论文中，研究了武汉和广州的疫情，将它们的ICU和医院病床使用情况与美国的情况作对比。结论是：武汉的人均重症监护病房峰值临界负荷等于美国的人均重症监护病房床位总数——如果出现类似于武汉的情况，我们的ICU将挤满新冠肺炎患者。
这是相关图表。灰线显示的是美国ICU和医院病床的容量。
广州对这种流行病的干预要早得多，需求峰值也要小得多。注意两张图比例不同。
我的结论是：
1)早期干预使卫生系统免于承受巨大的压力——就像1918年大流感时费城和圣路易斯之间的对比。在当时，费城继续举行公众集会。圣路易斯则取消了类似的计划。
2)早期干预是指抢在感觉不妙之前。广州干预时，他们有7例确诊病例和0例死亡。武汉干预的时候，他们发现了495例确诊病例，其中23人死亡。
3)我们不会像中国那样做出强烈的干预，因此减缓传播速度显得尤为重要。
4)传播速度减缓并没有立即减轻卫生系统的负担。人们要过很长时间(几周)才会真正发病，所以高峰负荷比高峰传播慢了几周，尤其是在武汉。
我们的文章概要：
在武汉，SARS-CoV-2持续局部传播后六周实施了严格的疾病控制措施，1月10日至2月29日之间，每天平均有637例ICU患者和3454例重症患者入院。
在美国的一些城市，对医疗资源的需求可能比武汉更高，因为那里弱势人群（年龄和共病率）的患病率更高。如果美国城市及早有效实施社会疏远措施，疫情蔓延可能会推迟。但也有可能美国城市无法实施极端的社会疏远措施，因此，美国城市爆发COVID-19期间所需的医院和ICU病床的实际数量是不可能精确估计的。目前迫切需要制定计划，以减轻COVID-19疫情对美国城市本地医疗系统的影响。
Marc Lipsitch提到及早实施社会疏远可以减轻医疗系统的负担，而Tom Inglesby具体讲述了如何实施社会疏远。
“只要能有效实施75%的社会疏远策略就好”
文 I Marc Lipsitch
这个主题是关于为什么我们需要在美国采取社会疏远措施，这些措施的目标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不应通过武力来实现“封锁”。
美国社会疏远的目标应该是降低COVID-19在任何特定城市或社区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会有更少的人生病，同时也会有更少的人需要住院和呼吸机。
可以把社会疏远作为一种折衷方案来考虑，这是在减缓社区内传播速度和付出社会成本之间进行权衡。现代历史上没有太多的大规模社会疏远措施的先例，所以证据基础有限。
但一些社会疏远措施背后有一些常识原则：如果你在一段时间内减少社交互动，你就会减缓传播。如果身体不舒服，呆在家里是破坏性最小的社会疏远手段——很明显，现在就应该这么做。
但即使在今天，也有新的论文表明，大量未出现症状者也可能传播COVID-19，这表明，只把注意力集中在隔离病人上，会漏掉许多有传染性的人。
一项措施是取消大型集会。在监狱、游轮、长期护理设施中有大量的传播。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聚在一起，在一段时间内密切互动，创造了有效传播的机会。当然，取消大型活动也有经济上的负面影响，要根据取消的活动来考虑其他后果。
另一种社会疏远的方法是远程办公。美国部分地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会降低社会互动。当然，许多人仍然需要前往工作场所，否则他们无法获取报酬，或者难以完成关键的职能。
想要让社会疏远发挥一定的价值，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完美地做同样的事情。这是一个大国，我们需要适合不同社区的部分解决方案。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地方，可能充其量也就只能将社会疏远措施的解决方案实现75%。但这比强行100%实施解决方案，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要好得多。
关闭学校是一个艰难得多的决定。我们从中国的研究中得知，孩子们也会感染COVID。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重症儿童的数量非常低。
但是，就像其他室内传播环境一样，正确的假设是学校将推动传播。孩子们会互相传染，然后带回家给家人，包括那些更容易患病的成年人。因此，有必要通过关闭学校一段时间来减缓传播的速度。
许多美国学校可能会提供某种程度的远程教育。在中国，全国都在这样做。但在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孩子依靠学校每天吃一到两顿饭。数以千万计的家庭要么父母双方都在工作，要么是单亲家庭——孩子不上学，父母可能就无法工作。一些美国学校也无法实施远程教育。
每个地方在做出决定时，都需要考虑到在特定社区中各个学校的不同情况。关闭学校在一个城市可能可行，但在另一个城市却极具挑战性。在一些地方，可能有些学校关闭了，有些学校保持开放或部分开放，以确保孩子们得到监护，能吃饱饭。部分有效总比无效好。
最后要检查的是“封锁”，这是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术语，但适用于中国和意大利发生的事情。
在中国，除了关闭工作场所和学校外，人们还会呆在家里。政府请人把食物和药品送到所有人的家里。高速公路被封锁。火车、飞机停运。我们不知道除了关闭企业、关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以及向所有中国人提供有关病毒的广泛建议之外，让人们留在家里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减缓疾病传播。
在意大利，“封锁”是不同的。人们被鼓励呆在家里，但可以出去买杂货和其他需要的东西。公共场所、学校、大学和集会场所被关闭。人们在市场和餐馆里时，需要彼此保持6英尺的距离。如果需要，人们可以外出工作，但在全国范围内迁移需要得到许可。如果有人违反规定，将受到惩罚或逮捕。
在美国，我们不应该设置一个城市、州或地区的“封锁”，把人们限制在家里，威胁使用武力或逮捕。如果城市或公共卫生领导人决定一个城市必须通过降低社会互动来减缓传播，应该是在政府和公众缔结的自愿协议。
在中国，公众都知道减少在中国传播的目标。这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这种清晰的理念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如果美国政府试图强迫人们在自己家里呆一段时间，可能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后果。人们可能需要出去为他们的家人获取食物和药物。有些人需要离开家去工作，以维持城市中重要的事物的运转——例如医院、警察、消防、水、下水道、电力、银行、食品杂货的递送、药房等等。其他人需要能够为他们的家庭赚钱来支付租金或满足基本的每周需求。如果完全呆在家里，他们的薪水就会减少。在美国，有些人独自生活，或者没有任何支持体系，在食物、药物或医疗护理方面无法依靠任何人的帮助。
“封锁”还可能中断进出该地区的物资流动。这可能会对医疗保健不利，对当地经济非常不利，甚至会妨碍基本物资的运送。
综上所述，强制“封锁”城市、州、地区可能导致人们对政府失去信心，使医疗服务更难提供，造成重大的经济困难，或对一些失去食物、药品、医疗资源的人造成生命威胁。
如果有必要，公共卫生干预更应像是一场自愿的暴风雪，鼓励人们呆在家里，但在需要的时候允许他们外出，可以达到与“封锁”相同的效果，但不需要诉诸武力或威胁。
回头再来看社会疏远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放慢传播的速度，这会让很多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需要相信政府在做正确的事情。强行“封锁”会把我们引向错误的方向。
Marc Lipsitch提出美国可以采用何种社会疏远的方式，而Farzad Mostashari指出，学术界的建立虽好，也需有政府清晰的策略支持。
“我非常担心我们对COVID-19没有一个明确的应对策略”
文 I Farzad Mostashari
我非常担心我们对COVID-19没有一个明确的应对策略。
我们需要明确界定何时的公共卫生目标是遏制——设法阻止病毒传播，何时将目标转向缓解——努力减少疫情的峰值影响。
首先，请允许我向CDC和州及地方公共卫生专家表达崇高的敬意。对于曾担任CDC流行病情报服务官员，我深感自豪，我也曾在纽约市卫生局工作12年，在这里我遇到了我所见过最聪明、最勤奋的同事。
我还要承认，我从事流行病学/疫情调查或监测已经有10年多了。
我要描述的是我过去的经验和与专家的对话，但我不是COVID-19方面的专家。
以下是我担心的主要问题：
我们在处理美国的疫情时，似乎仍然像是处在遏制模式中——识别病例、追踪接触者、隔离和积极监测受感染的个人。但我担心，在许多地方，已经持续出现社区传播。
每天都有新的病例被发现，这些病例没有旅行史，也与已知病例没有联系。由于测试的延迟，我们知道这些只是冰山一角。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两周内，确诊病例的数量将会激增。
当社区呈指数级蔓延时，试图采取遏制措施，就像房子着火时集中精力扑灭火星一样。
在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需要将战略转向缓解——采取保护措施来减缓传播和减少对卫生保健的峰值影响。
我们的公共卫生工作人员在接触者追踪、无症状检测和主动监测方面精疲力尽，这不仅是浪费，而且还严重削弱了我们对刚刚开始爆发的疫情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的能力。继续推行失败的遏制战略也会推迟作出涉及缓解的艰难决定。这包括关闭学校、取消活动、告诉人们呆在家里。
对于哪些地方处在遏制阶段，他们应该怎么做，我没有看到任何指引。
我无法告诉你有多少人问过我，他们是否应该去某些城市旅行——我们只能依靠自己来找出已经出现社区传播的地区。我找不到任何官方网页为美国更新这一关键状态。@CDCgov必须做得更好。
最令人担忧的是，我看不出有任何面向公众的信息清楚显示， COVID-19是否导致去急诊室或住院的人数明显增加——问题是，我们已经投入了数亿美元来开发这种能力。
在这方面，我是专家。
9/11之后，我加入了一个现在被称为数据科学家的团体，他们开创了“综合征监测”——收入急诊部门登记数据等信息，以进行实时公共卫生监测。
我们建立了对各种正在发生的数据的反馈，采用了统计方法，制定了标准和隐私框架，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这类监测项目。
当我加入卫生部时，为了推广电子病历，我们将包括症状监测在内的数据发送到公共卫生部门，美国现有超过70%的医院向公共卫生部门发送实时数据。
这就是它的样子——这是上周纽约的急症部门每天收到的流感样症状的病例报告。可以看到，每年流感活动会出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
而下图是现在纽约市流感样症状患者数据的图形。看起来在纽约，流感样疾病(咳嗽和发烧)出现了显著上升的信号（编者注：注意箭头处，这里提示在2月底到3月初，本来已经下降的流感样患者病例又开始爬升）。我不知道这是否“令人担忧”，这也许是流感卷土重来，或者是年龄分布的结果，但这些都是可以得到解答的。
我在这里使用纽约市病例作为例子的唯一原因是，我们决定在网上公开这些数据。我不知道联邦当局是否在密切监视全国各地的发烧/咳嗽趋势，并调查是否确有这种趋势。
如果我们已经看到由于COVID-19而出现症状的急诊人数明显增加，在疫情的这个阶段，如果病例翻倍的时间是6天，我们是否应该预期4周内疾病负担将是现在的20倍？
我们迫切需要扩大/保护卫生保健能力。而在已经出现广泛的社区传播之后，我们更加需要一个明确的战略。
■ 作者为纽约华人资讯网主笔詹涓，曾任《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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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遏制的窗口已经关闭
美国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正在飞速发展，前期由于美国疾控中心(CDC)的检测不到位，导致目前遏制的窗口已经关闭，很多地区开始着眼于控制疫情。
问题是，从目前联邦到地方的政策来看，许多人仍然没有意识到这场疫情一旦在社区快速传播，尤其是在高龄老人之间传播，会如何导致重症患者拥塞，医院系统失灵。
对此，纽约华人资讯网选择了几位顶尖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在Twitter和媒体上发表的言论，他们对于疫情将如何演进、社区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进行积极的防范，给出了十分宝贵的建议。如果大家在与所在社区、服务的机构或学区沟通时碰到了一些障碍，也可以分享他们的权威说法。
美国许多流行病专家已经指出，接下来的两周将十分艰难，将看到确诊病例数猛增，部分医疗机构开始出现资源紧张。越是能及早统一对这场传染病性质和影响的认识，身处的社区有越多人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予以响应，就越能为彼此争取更加安全的环境。
华人社区从1月中旬就开始充分了解疫情讯息的，在风声鹤唳的当下，及时分享基于科学证据的信息，参与本地政策制订，也是整个华人群体可以为美国社会做出的贡献。
Liz Specht
好食品研究所(The Good Food Institute)科学技术副主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化学和生物分子工程学士，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生物科学博士，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博士后。奇点大学客座讲师。
“到5月10日左右，美国所有医院的床位都将满员”
文 I Liz Specht
目前关于COVID-19疫情爆发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它的总病例量和总死亡人数与季节性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的比较上。但这些比较可能具有欺骗性，特别是在指数曲线的早期阶段，因为作为一种全新的病毒，它会先猛烈攻击那些免疫水平低下的人群。
也许更重要的是看到COVID-19重症患者不成比例的数量，当中许多需要住院或在ICU呆上几个星期。大量非典型的严重呼吸道病毒病例对我们的卫生保健系统意味着什么？目前存在多大的冗余， COVID-19病例会以多快的速度占满所有可用的医院床位和其他资源？
这种对整个卫生保健系统构成的威胁，将是最大的挑战。
正如我最初在Twitter帖子中所描述的那样：简单的数学计算就可以得出大致的结果。
我想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由于COVID-19而导致的系统性医疗失败的风险，因为他们还没有计算出具体的数字。让我们谈谈数学。
这个练习可以了解我们医疗系统的紧急程度，并使我们有能力预测一些目前尚不明显的二级效应，其中一些可以通过适当的准备得以缓解。
截至3月8日，美国已确诊的covid19病例约为500例，鉴于目前由于冠状病毒检测的局限性，诊断严重不足，我们假设目前有2000例，这是一个保守的初步估计。
根据几项流行病学研究，我们预计每6天病例就会增加一倍。随着诊断能力的提高（或不提高），确诊病例在短期内可能会出现更快（或更慢）的增长，但在缺乏实质性缓解措施的情况下，这是我们可以预期的实际新病例增长的速度。
这意味着，到4月底，我们将看到美国有大约100万病例；5月7日达到200万；5月13日达到400万；以此类推。（编者注：病例数字与政府和社会采取的措施息息相关，如果采取较目前更积极的社会疏远措施，比如关学校、在家工作，停止大规模聚集，这个数字会有显著减少。）
随着病例增加，卫生保健系统饱和，发现、跟踪和控制新的传播链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如果不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极端干预措施，这一趋势可能不会显著放缓，直到至少有1%的人口，即大约330万美国人受到感染。
这么大的病例量对医疗系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但可以暂时只从两个方面——病床和口罩——衡量COVID-19将如何影响资源。
美国每1000人大约有2.8张病床（韩国和日本每1000人有超过12张病床；中国每1000人大约有2.8张病床）。人口3.3亿，相当于100万张病床。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大约68%的病床是被占用的。这就给全美剩下了30万张床位。
大多数COVID-19患者可以在家里休养治疗。但在中国的4.4万名患者中，约有15%需要住院治疗，5%需要重症监护(ICU)。在意大利，到目前为止的统计数据令人更加沮丧：超过一半的感染者需要住院治疗，大约10%需要在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
在我的计算中，我保守假设只有10%的病例需要住院治疗，部分原因是美国人口比意大利人口年轻，而且吸烟率比意大利和中国都低——吸烟可能会损害肺部健康，导致预后较差。然而，在美国，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发病率也很高，而这些疾病也与COVID-19的严重程度有关。
按照10%的住院率，到5月10日左右，美国所有医院的床位都将满员。由于许多病人需要数周的护理，随着病床上挤满了COVID-19病人，病床占床率将缓慢上升。
如果我在重病率上估计有误，误差为2倍的话，那么病床饱和度的时间轴也会随之出现6天（即病例数翻倍时间）的变化。如果增加一倍，20%的病例需要住院治疗，我们将在5月4日前用完床位。如果只有5%的病例需要，我们可以坚持到5月16日左右。而如果是2.5%的病例需要，我们可以撑到5月22日。
但这一假设的前提是，非COVID-19导致的床位需求没有上升，而这是一个令人怀疑的假设。随着卫生保健系统的负担越来越重，处方药短缺的情况也开始出现，那些通常管理良好的慢性病患者可能会突然陷入需要住院甚至重症监护的医疗困境。但是，在此次计算中，我还是假设所有其他住院原因都保持不变。
现在让我谈谈口罩。
美国储备有1,200万个N95口罩和3,000万个医用口罩，供约1,800万卫生保健人员使用。由于几乎每个州和县都出现了COVID-19病例，几乎所有医护人员都将佩戴口罩。如果他们中只有600万人在某一天工作（当然是低估了），每个员工每天只得到一个口罩（这既不卫生也不实用），他们将在两天内消耗完国家N95储备。我们不太可能增加国内生产或进口新的口罩，以跟上这种需求水平，尤其是因为大多数国家将同时经历同样的危机和短缺。
这两种资源—床和口罩—的短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会相互加剧。即使有完整的个人防护装备，医护人员在治疗COVID-19患者时也会受到感染。随着口罩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医生和护士将开始连续几周从工作岗位上消失，这将导致严重的人员短缺，进一步加剧挑战。
同样的分析也适用于成千上万的医疗设备、用品和服务——从复杂的设备如呼吸机或体外膜氧合设备(ECMO)再到医院的基本用品如生理盐水滴袋——显示出这些限制是如何相互叠加的，同时减少了临床医生的选项。
重要的是—我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所做的一些核心假设，比如重症率或当前病例的数量，即使相差几倍，也只会将整个时间轴改变几天或几周。
毫无根据的恐慌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但误判形势导致的自满也是一样。用与季节性流感的误导性比较来安抚公众，或者向人们保证“只有”2%的死亡率，都是不恰当的。较高的重症率导致COVID-19与更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有所不同，更糟糕的是，它正在没有自然免疫保护的人群中以闪电般的速度传播。
Liz Specht关于病床将爆满的说法，得到了Marc Lipsitch的支持。
Marc Lipsitch
流行病学教授，领导哈佛大学传染病动态中心（一个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MIDAS项目资助的卓越中心）
“我们的ICU将挤满新冠肺炎患者”
文 I Marc Lipsitch
在有许多已知和疑似病例的地方，情况已经非常紧张。就连最一流的卫生部门可能也无法一一追踪密切接触者。在这个阶段，将成倍增长的资源投入到这一战略中去是错误的。
这种举措不可持续(要付出的努力与流行病的规模成正比)。我们需要采取措施，减少社会接触——取消公共集会，给予工人带薪病假、在家工作等福利。社会疏远是这些干预措施的总称。
我们不应再怯于提及这些措施，而要意识到，有些地方(意大利、伊朗)正处于危机之中，有些地方则很可能几天后就将爆发危机，如果我们减缓病毒传播速度，这场危机就不会那么糟糕。重要的是：降低对卫生保健的需求峰值。
关于1918年大流感期间各地卫生政策的比较已经被讨论了很多。尽量平缓峰值曲线，可以降低卫生保健负担，延迟每个人的风险，并降低总流行规模。
在我们向medrxivpreprint提交的论文中，研究了武汉和广州的疫情，将它们的ICU和医院病床使用情况与美国的情况作对比。结论是：武汉的人均重症监护病房峰值临界负荷等于美国的人均重症监护病房床位总数——如果出现类似于武汉的情况，我们的ICU将挤满新冠肺炎患者。
这是相关图表。灰线显示的是美国ICU和医院病床的容量。
我的结论是：
1)早期干预使卫生系统免于承受巨大的压力——就像1918年大流感时费城和圣路易斯之间的对比。在当时，费城继续举行公众集会。圣路易斯则取消了类似的计划。
2)早期干预是指抢在感觉不妙之前。广州干预时，他们有7例确诊病例和0例死亡。武汉干预的时候，他们发现了495例确诊病例，其中23人死亡。
3)我们不会像中国那样做出强烈的干预，因此减缓传播速度显得尤为重要。
4)传播速度减缓并没有立即减轻卫生系统的负担。人们要过很长时间(几周)才会真正发病，所以高峰负荷比高峰传播慢了几周，尤其是在武汉。
我们的文章概要：
在武汉，SARS-CoV-2持续局部传播后六周实施了严格的疾病控制措施，1月10日至2月29日之间，每天平均有637例ICU患者和3454例重症患者入院。
在美国的一些城市，对医疗资源的需求可能比武汉更高，因为那里弱势人群（年龄和共病率）的患病率更高。如果美国城市及早有效实施社会疏远措施，疫情蔓延可能会推迟。但也有可能美国城市无法实施极端的社会疏远措施，因此，美国城市爆发COVID-19期间所需的医院和ICU病床的实际数量是不可能精确估计的。目前迫切需要制定计划，以减轻COVID-19疫情对美国城市本地医疗系统的影响。
Marc Lipsitch提到及早实施社会疏远可以减轻医疗系统的负担，而Tom Inglesby具体讲述了如何实施社会疏远。
Tom Inglesby
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主任
“只要能有效实施75%的社会疏远策略就好”
文 I Marc Lipsitch
这个主题是关于为什么我们需要在美国采取社会疏远措施，这些措施的目标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不应通过武力来实现“封锁”。
美国社会疏远的目标应该是降低COVID-19在任何特定城市或社区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会有更少的人生病，同时也会有更少的人需要住院和呼吸机。
可以把社会疏远作为一种折衷方案来考虑，这是在减缓社区内传播速度和付出社会成本之间进行权衡。现代历史上没有太多的大规模社会疏远措施的先例，所以证据基础有限。
但一些社会疏远措施背后有一些常识原则：如果你在一段时间内减少社交互动，你就会减缓传播。如果身体不舒服，呆在家里是破坏性最小的社会疏远手段——很明显，现在就应该这么做。
但即使在今天，也有新的论文表明，大量未出现症状者也可能传播COVID-19，这表明，只把注意力集中在隔离病人上，会漏掉许多有传染性的人。
一项措施是取消大型集会。在监狱、游轮、长期护理设施中有大量的传播。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聚在一起，在一段时间内密切互动，创造了有效传播的机会。当然，取消大型活动也有经济上的负面影响，要根据取消的活动来考虑其他后果。
另一种社会疏远的方法是远程办公。美国部分地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会降低社会互动。当然，许多人仍然需要前往工作场所，否则他们无法获取报酬，或者难以完成关键的职能。
想要让社会疏远发挥一定的价值，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完美地做同样的事情。这是一个大国，我们需要适合不同社区的部分解决方案。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地方，可能充其量也就只能将社会疏远措施的解决方案实现75%。但这比强行100%实施解决方案，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要好得多。
关闭学校是一个艰难得多的决定。我们从中国的研究中得知，孩子们也会感染COVID。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重症儿童的数量非常低。
但是，就像其他室内传播环境一样，正确的假设是学校将推动传播。孩子们会互相传染，然后带回家给家人，包括那些更容易患病的成年人。因此，有必要通过关闭学校一段时间来减缓传播的速度。
许多美国学校可能会提供某种程度的远程教育。在中国，全国都在这样做。但在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孩子依靠学校每天吃一到两顿饭。数以千万计的家庭要么父母双方都在工作，要么是单亲家庭——孩子不上学，父母可能就无法工作。一些美国学校也无法实施远程教育。
每个地方在做出决定时，都需要考虑到在特定社区中各个学校的不同情况。关闭学校在一个城市可能可行，但在另一个城市却极具挑战性。在一些地方，可能有些学校关闭了，有些学校保持开放或部分开放，以确保孩子们得到监护，能吃饱饭。部分有效总比无效好。
最后要检查的是“封锁”，这是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术语，但适用于中国和意大利发生的事情。
在中国，除了关闭工作场所和学校外，人们还会呆在家里。政府请人把食物和药品送到所有人的家里。高速公路被封锁。火车、飞机停运。我们不知道除了关闭企业、关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以及向所有中国人提供有关病毒的广泛建议之外，让人们留在家里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减缓疾病传播。
在意大利，“封锁”是不同的。人们被鼓励呆在家里，但可以出去买杂货和其他需要的东西。公共场所、学校、大学和集会场所被关闭。人们在市场和餐馆里时，需要彼此保持6英尺的距离。如果需要，人们可以外出工作，但在全国范围内迁移需要得到许可。如果有人违反规定，将受到惩罚或逮捕。
在美国，我们不应该设置一个城市、州或地区的“封锁”，把人们限制在家里，威胁使用武力或逮捕。如果城市或公共卫生领导人决定一个城市必须通过降低社会互动来减缓传播，应该是在政府和公众缔结的自愿协议。
在中国，公众都知道减少在中国传播的目标。这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这种清晰的理念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如果美国政府试图强迫人们在自己家里呆一段时间，可能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后果。人们可能需要出去为他们的家人获取食物和药物。有些人需要离开家去工作，以维持城市中重要的事物的运转——例如医院、警察、消防、水、下水道、电力、银行、食品杂货的递送、药房等等。其他人需要能够为他们的家庭赚钱来支付租金或满足基本的每周需求。如果完全呆在家里，他们的薪水就会减少。在美国，有些人独自生活，或者没有任何支持体系，在食物、药物或医疗护理方面无法依靠任何人的帮助。
“封锁”还可能中断进出该地区的物资流动。这可能会对医疗保健不利，对当地经济非常不利，甚至会妨碍基本物资的运送。
综上所述，强制“封锁”城市、州、地区可能导致人们对政府失去信心，使医疗服务更难提供，造成重大的经济困难，或对一些失去食物、药品、医疗资源的人造成生命威胁。
如果有必要，公共卫生干预更应像是一场自愿的暴风雪，鼓励人们呆在家里，但在需要的时候允许他们外出，可以达到与“封锁”相同的效果，但不需要诉诸武力或威胁。
回头再来看社会疏远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放慢传播的速度，这会让很多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需要相信政府在做正确的事情。强行“封锁”会把我们引向错误的方向。
Marc Lipsitch提出美国可以采用何种社会疏远的方式，而Farzad Mostashari指出，学术界的建立虽好，也需有政府清晰的策略支持。
Farzad Mostashari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前国家卫生信息技术协调员，目前为Aledade公司首席执行官
“我非常担心我们对COVID-19没有一个明确的应对策略”
文 I Farzad Mostashari
我非常担心我们对COVID-19没有一个明确的应对策略。
我们需要明确界定何时的公共卫生目标是遏制——设法阻止病毒传播，何时将目标转向缓解——努力减少疫情的峰值影响。
首先，请允许我向CDC和州及地方公共卫生专家表达崇高的敬意。对于曾担任CDC流行病情报服务官员，我深感自豪，我也曾在纽约市卫生局工作12年，在这里我遇到了我所见过最聪明、最勤奋的同事。
我还要承认，我从事流行病学/疫情调查或监测已经有10年多了。
我要描述的是我过去的经验和与专家的对话，但我不是COVID-19方面的专家。
以下是我担心的主要问题：
我们在处理美国的疫情时，似乎仍然像是处在遏制模式中——识别病例、追踪接触者、隔离和积极监测受感染的个人。但我担心，在许多地方，已经持续出现社区传播。
每天都有新的病例被发现，这些病例没有旅行史，也与已知病例没有联系。由于测试的延迟，我们知道这些只是冰山一角。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两周内，确诊病例的数量将会激增。
当社区呈指数级蔓延时，试图采取遏制措施，就像房子着火时集中精力扑灭火星一样。
在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需要将战略转向缓解——采取保护措施来减缓传播和减少对卫生保健的峰值影响。
我们的公共卫生工作人员在接触者追踪、无症状检测和主动监测方面精疲力尽，这不仅是浪费，而且还严重削弱了我们对刚刚开始爆发的疫情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的能力。继续推行失败的遏制战略也会推迟作出涉及缓解的艰难决定。这包括关闭学校、取消活动、告诉人们呆在家里。
对于哪些地方处在遏制阶段，他们应该怎么做，我没有看到任何指引。
我无法告诉你有多少人问过我，他们是否应该去某些城市旅行——我们只能依靠自己来找出已经出现社区传播的地区。我找不到任何官方网页为美国更新这一关键状态。@CDCgov必须做得更好。
最令人担忧的是，我看不出有任何面向公众的信息清楚显示， COVID-19是否导致去急诊室或住院的人数明显增加——问题是，我们已经投入了数亿美元来开发这种能力。
在这方面，我是专家。
9/11之后，我加入了一个现在被称为数据科学家的团体，他们开创了“综合征监测”——收入急诊部门登记数据等信息，以进行实时公共卫生监测。
我们建立了对各种正在发生的数据的反馈，采用了统计方法，制定了标准和隐私框架，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这类监测项目。
当我加入卫生部时，为了推广电子病历，我们将包括症状监测在内的数据发送到公共卫生部门，美国现有超过70%的医院向公共卫生部门发送实时数据。
这就是它的样子——这是上周纽约的急症部门每天收到的流感样症状的病例报告。可以看到，每年流感活动会出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
而下图是现在纽约市流感样症状患者数据的图形。看起来在纽约，流感样疾病(咳嗽和发烧)出现了显著上升的信号（编者注：注意箭头处，这里提示在2月底到3月初，本来已经下降的流感样患者病例又开始爬升）。我不知道这是否“令人担忧”，这也许是流感卷土重来，或者是年龄分布的结果，但这些都是可以得到解答的。
我在这里使用纽约市病例作为例子的唯一原因是，我们决定在网上公开这些数据。我不知道联邦当局是否在密切监视全国各地的发烧/咳嗽趋势，并调查是否确有这种趋势。
如果我们已经看到由于COVID-19而出现症状的急诊人数明显增加，在疫情的这个阶段，如果病例翻倍的时间是6天，我们是否应该预期4周内疾病负担将是现在的20倍？
我们迫切需要扩大/保护卫生保健能力。而在已经出现广泛的社区传播之后，我们更加需要一个明确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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