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瓶碳酸水是改变不了世界的 | 子夜@北纬49゜
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纽约时间》立场。
第 14 篇
这瓶碳酸水
是改变不了世界的
【提要】
可口可乐的主要成份是碳酸水。在碳酸水的化学成份面前，每个人的舌尖和味蕾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从战争狂人希特勒，到恐怖份子本拉登，能把对可口可乐的“抵制”、“赚钱”、“享受”形成三位一体，不但彰显了他们的哲学和聪明，恐怕也是抵制文化中的一种境界了。
文：乡庐子夜
一种主要以碳酸水为材质的饮料，可口可乐，这些日子突然又一次成为政治角斗中的话题，于是，有人担心弄不好又要发生诸如可能改变世界的事件。
事情是刚下台不久却又不耐寂寞的前总统川普引爆的，这次他要做的“工作”是号召抵制可口可乐。原因是，不久前可口可乐的主要产地乔治亚州通过了一项选举法修订方案，在全美引发了巨大争议，反对者称该方案明显“偏袒共和党”，于是，包括可口可乐一百多家企业和相关社会团体联署反对这一修订方案。结果，川普发表声明谴责这些反对者，并呼吁自己的支持者对可口可乐等公司“发起抵制”。问题是，可口可乐作为某种文化的象征符号，历史上多次成为政治角斗的导火索，而“美国无小事”，尤其是“美国的可口可乐”更无小事，所以在抵制声中，这个多事之秋的世界，又多了不安和猜测的躁动。
人们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今年恰逢9-11恐袭二十周年，9-11事件被认为是改变了世界的。那次惨重的事件后，许多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归纳事件的起因，试图寻找出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为何对美国有如此不共戴天的仇恨。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有一点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就是一些专家分析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一直对美国的文化侵略深怀不满，而可口可乐和麦当劳等，就是他们眼中最具美国文化的象征符号。因此，说一瓶碳酸水饮料改变了世界，实在是事出有因的。
当然，历史不能简单重复，更关键的是，一瓶碳酸水饮料改变世界毕竟是一种政治联想，太多了就会成为“联想疲劳”，甚至也许就成为一个笑谈。当川普宣布抵制可口可乐后，好事的网友一直在追踪此事的进展，但没想到却在一张无意发布的照片中，发现川普办公桌上的电话机后面，遮掩着一瓶可口可乐，瓶口是敞开的，看来已经被喝掉了一半。川普本来就是嗜好可口可乐，据《纽约时报》在一篇总统人物特稿中提到，川普每天要喝掉大约十二瓶可乐，只要他按下办公桌上的一个特殊按钮，白宫管家就会立即送来一瓶。
天哪，前总统还在喝可口可乐！这当然是一个新闻。事后，川普没有为此辟谣或辩解，他没有这种义务和责任。道理明摆在这儿：抵制可口可乐是工作，喝可口可乐是生活，公私分明，这是做人最基本的一个道理，也是当今世界观察万象的一个最普遍的常识，谁管得了？川普很忙，如果他有闲功夫，还可控他人是侵犯隐私，甚至是泄露国家机密（作为共和党重要人物，起码是党的秘密）。其实，根据一般的“抵制”文化和行为模式，过几天后，该吃的还吃，该玩的还玩，一切都会恢复常态的，大可不必去追踪，否则不但是自寻烦恼，也恼人讨厌，而且容易被人骂为“不厚道”。
于我，当然无法和川普相比，他承担着重要使命的抵制工作。但有一点，还是可以和他攀比的，我也喜欢喝可口可乐，这是相同的“生活”情趣。对于可口可乐，我确实是情有所钟的，而且不是一般的喝喝，经常是要细斟慢酌的——要喝出文化秘密，人有时就这样，往往会如此自命不凡的。
喝可乐是有原因的。最原初的是，因为可口可乐能进入中国并得此名，我总认为是体现了中国人在追求某些事物中的聪明和才智。我一直跟人说，将英文译名载入史册，并以此显示中国人绝顶聪明的，有两样，一个是“托福”，一个是“可口可乐”。据说，上世纪六十年代，TOEFL进入台湾，一开始译名土得掉渣叫“拖夫”，后来语言学家张福垲将它译为“托福”，不但音谐，而且含有“托”其致“福”之吉祥美意。当时宝岛流行语有一句：“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读大学就是为了去美国留学，这“福”是必须“托”TOEFL。所以我有时想，原来翻译要素有三，信、雅、达，应该多加一个“吉”字，变成信、雅、达、吉。吉字，国人核心利益也，人之常情，天经地义。
至于Coca-Cola，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已在上海生产了，那年头动辄抵制日货，但国人对这种美国碳酸饮料还是另眼相看，想译一个别致的中文名，却译成“蝌蝌啃蜡”，蝌蝌固然有所创意，但“啃蜡”如“味同嚼蜡”，就犯了商品推广之大忌。于是厂方登报重金悬赏征求译名，在英国的翻译家蒋彝以译名“可口可乐”一举夺冠。当时固是实至名归，现在看来就译名之美也应是流芳百世，真正是“信、雅、达、吉”了。
我们小时候是没听说过可口可乐，那时汽水普及的是橘子汁，但也不是每个人都随时可喝的，起码在我家，只有在学校组织春游时，母亲才会在我包里放一瓶橘子水，啊，那是一种节日的享受。后来，在批判林彪时，其中有材料提到林立果的车子里都是一箱一箱的橘子水，他经常用橘子水拌米饭吃，突然感到我们和有些人虽是一个国度，却生活在两个世界的。那是一种最早的启蒙。
邓小平一九七九年访问美国，到了乔治亚州，结果可口可乐重返中国，但那时大家都还陌生。第二年，一位朋友从北大荒来北京，期间他说要尝一下可口可乐。于是，我们陪着他，也是第一次买了可口可乐喝。那是在北海公园，皇城根下，坐在九龙壁下喝洋饮料，共识是“苦拉巴叽”。但他说，东北那地方对这种饮料有一种神奇的向往，所以即使“苦拉巴叽”，朋友也极满足。现在想来应该是一种文化辐射了。文化辐射和文化侵略，是一步之遥还是互不相干，那是另一个话题；但问题在于，一是因为苦，二是因为钱，那时好像对可口可乐没多大兴趣。
再过几年，因为新闻采访的关系，经常要参加一些酒会，有时三天两头要跑人民大会堂。大会堂的晚宴一般都会摆上可口可乐和雪碧，由于我不喝酒精饮料，于是慢慢习惯了可口可乐。这种饮料很奇特，充满着气泡，会撑开胃肠，增加食欲。于是，从接受到喜欢，最后成瘾，这个爱好一直保留至今。一般日子，老婆如炒了一个好菜，自己就会倒一杯可口可乐开胃助兴，这个时候，我是拿可口可乐当酒喝的。夏天炎热，每天起码一杯，当那冰块在杯子里当当作响，汽泡滋滋，一口喝下去，有一种心广神怡的惬意。
可乐后来被称为不健康饮料，但老婆说，你一辈子不喝酒，多喝一些可乐也不过分，不会比酒精更伤身子或破财。很长时间里，我只是拿可口可乐作为开胃或消暑之用，很少去和什么文化攀附，还是那个简单的道理，不过就是一些碳酸水罢。当然，9-11事件之后，隐隐约约知道这碳酸水有时会成为改变世界的诱因，于是就不得不注意一下，这种早在1886年就用糖浆与汽水混合后创造的的软饮料，是如何与政治和文化纠结在一起的。
事实上，如果要对可口可乐进行“政审”或背景调查，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其原材料主要就是碳酸水，然后加上果糖、蔗糖、焦糖、磷酸等，它之所以提神是里面有咖啡因。而碳酸水，实际上就是苏打水，个人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即便对蔗糖、磷酸、咖啡因等进行精密分析，要搞出分子式，中小学上课时的实验也是可以完成的。碳酸水历史清白，根正苗清，起码比起泡面之类安分守己多了。尤其同那种在包装上印巨大一个“辛”字，还没吃就以辛辣挑逗味蕾的泡面相比，在政治家们的眼睛里，可口可乐实在是安分守己，不折不扣的乖孩子了。
甚至辛辣的泡面都无法改变世界，何况碳酸水？作为一个乖孩子，可口可乐面对的艰辛而又凶险的世局，往往也只能凭聪慧在乱世中苟且偷安生存下来。偏偏许多不可一世的时代人物，都有可口可乐的嗜好，这就往往又充满了感情的复杂。也许，这里有一个细节，可口可乐在美国的基地，以及遍布全球的经销系统，犹太人的成功是最受人瞩目的，于是便有可能是一个问题了。所以，当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希特勒两天后向美国宣战，在国会演讲中说罗斯福总统是因为是“受到百万富翁和犹太人支持”，所以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争负责时，他脑中许多图片中，肯定有一张是犹太人在全球推销可口可乐的。事实上，在战争之前，可口可乐早就进入了德国，包括诱人的广告，所以希特勒德国一直以此抨击可口可乐是“美国罪恶的典型”。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正是因为美国从此被卷入战争，可口可乐随着美国军队进入了全世界。
此前，可口可乐虽然已在全球推广，但只是一种休闲饮品。现在，由于投入战争，美国向世界各地派兵，伴随这些军人的不但有营养充足的战粮，可口可乐也被列入政府的军需产品之列。在他们漫长的后勤供应部队中，就有专门负责供应可口可乐的部队，有的军官就名为“可乐上校”。可口可乐公司总裁在配合国家的战争动员时，豪气地表态，他们即使亏本，也要争取让每一位士兵在任何地方都能花五分钱买到一瓶可口可乐。美国军方甚至帮助他们做公关，动员军官和士兵寄送感谢信说，在国家民族危难的时刻，可口可乐是鼓舞官兵士气的一剂良药。于是，当战争进入最艰难时刻，各种物资都受到军事管制时，可口可乐因为是“随军物资”，反而能获得不受蔗糖配额供应限制的特权，在竞争对手（如百事可乐等）不得不减产时，可口可乐却进入高速生产的时代。把爱国主义同碳酸饮料结合在一起，可口可乐的政治文化可以说就是从此处开始的。
就美国士兵来说，他们一早走上操场，喝上一瓶可口可乐，既不醉人，又可提神，更可慰藉离家去国的乡愁，当然会与可口可乐结成精神和生活的命运共同体。问题在于，碳酸水是不分国界和民族的，它刺激胃部和分泌胃酸并开启味蕾的功能是不分人种的，于是，随着战线的拉长，并且美国逐步取得胜利并驻扎当地，可口可乐开始了自己的全球化的先驱进程。可口可乐可以说是全球化的始作俑者。
美国人汤姆·．斯丹迪奇曾写了一本题为《上帝之饮：六个瓶子里的历史》的专著，把啤酒、葡萄酒、烈酒、咖啡、茶、可乐这六种常见的饮品，逐一进行介绍和分析。当然，为了达到把饮料上升到能做学问的高度，作者不免作了一些夸张的联想，并用若干事实验证自己的逻辑，这都是畅销书作者的通用技巧。汤姆·．斯丹迪奇的目的就是让人进入这样一个思路，即这些饮料已远远超出了自身的物理属性，它们曾充当货币，用于宗教仪式，象征党派政治立场，引发哲学及艺术灵感，彰显上流社会的权贵，甚至成为征服异国或平息内乱的武器，也抚慰着普通民众的艰难岁月，它们深刻影响着世界历史不可逆的进程。
但是，有时候说“改变世界”，却变得错综复杂，不知道是谁改变了谁。二战还在进行时，日本的官方就一直宣传可口可乐是美国的病毒，而德国戈培尔指使宣传机器鼓譟“美国人对世界文明做出的唯一贡献就是发明了口香糖和可口可乐”，但是，当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凌晨，在美军艾森豪威尔威尔总部，德国人签下投降文件后，炮火停止了，一切都改观了，唯独可口可乐继续在主导着敌我双方的生活习惯。那天凌晨，艾森豪威尔威尔肯定会记得，就在战火最激烈时，两年前他在视察盟军在北非战场时，曾专门发了一封紧急电报，要求提供三百万瓶可口可乐和一整套能月产六千万瓶可乐的设备，以及足够生产六百万瓶可乐的糖浆和相应数量的瓶盖，在北非形成了多条可口可乐生产线。第二年D日的壮举，不仅是完成了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而且对可口可乐来说也是壮举，浩浩荡荡的碳酸水随着盟军部队进入西欧，兴奋的美国士兵甚至用可口可乐作为暗号（斯丹迪奇的故事）。
这里就有一个“原浆”的问题了，实在要把这些碳酸水挖出一些“政审问题”的证据，也许就在其中。早在战时，因为考虑到把瓶装饮料运往各国驻军基地的话，成本太高而且不易保存，于是形成输出“原浆”并在当地设立生产线的方法。结果，一种新的文化形成了，随军人员凡是负责生产可口可乐的，都被视同开飞机、坦兄、军舰一样，由此出现了一大批所谓的“可乐上校”。美国驻外军事基地一般都很重视同附近居民搞联谊活动，结果无形之中把可口可乐推广到了驻在国。因此，即使在世界最偏远人烟稀少的孤岛，例如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连当地的土著人也从此品尝到了这种碳酸水饮料。当战争结束后，军队里的可口可乐生产线留在了当地，并且产品也开始向当地民众销售。后来，虽然可口可乐逐步与军方脱钩，但既定的市场已经形成，可口可乐便继续在“闷声不响发大财”，却也在无意之中被抓着了资本主义文化侵略的尾巴。
问题是，只要一沾上市场，谁也不是省油的灯。例如，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固然让法国得到了很多资金，但法国人却把可口可乐视为殖民行径，并掀起了反对“可乐殖民运动”，报纸更危言耸听地说，因为钟爱可口可乐“法国人的道德已经退化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在那时，推翻装运可口可乐的卡车，砸碎大批的可口可乐瓶子，也是法国街头一道风景线。只是，可口可乐公司的老板却老神在在，他们心中盘算的是，在碳酸水的化学成份面前，每个人的舌尖和口感是一样的，市场自己会作出选择。结果，所谓的反“可乐殖民运动”，无异变成一场免费广告推广，许多人反而迷上了可口可乐异邦色彩的神秘情感。
推汽车、砸瓶子当然是例行“工作”，但工作之后还是要有可口可乐的生活的，所以，纵然法国街头运动层出不穷，但以后还是很少有把矛头指向可口可乐的，激进的法国人绝对不认为可口可乐存在改变世界的问题。可口可乐成为一个“问题”，成为一个要改变世界的“原罪”问题，是在极端恐怖主义本拉登那个时代。新世纪兴起的反对全球化运动，如果最早溯源，就是起自上世纪中东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抵制“资本主义腐朽生活”的思潮，而作为这种要抵制的生活，只能是以可口可乐和麦当劳作为主要目标的，因为，可口可乐和麦当劳的广告和图标街上到处都是，这就必然成为最容易的视觉目标和符号。
那本《上帝之饮》的书写可口可乐的不多，但却指出了由于可口可乐与“美国价值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东曾为此闹出许多风波。这是因为，阿拉伯国家气候炎热，而且在宗教传统上禁酒，这个背景犹太人和伊斯兰几乎是相同的，因此，往往要配上冰块的可口可乐，显然会在这里寻找到长期而稳定的市场。问题是，犹太人和伊斯兰在这地区又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结果，先是以色列指责可口可乐公司偏袒阿拉伯市场，扣上了“反犹太主义”的帽子，吓得可口可乐公司急忙宣布授予特拉维夫市可口可乐的生产经营权，结果此举又惹恼了阿拉伯国家联盟，拉开了抵制可口可乐运动。但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又不允许得罪犹太人，尤其国内强大的犹太人群体的压力，倒霉的可口可乐始终处于两难的境地。
当伊斯兰明白无法让可口可乐放弃犹太人而转向自己时，可口可乐理所当然成为美国“邪恶”的符号。我一直在想象一个现象，就是当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并导致美国发动海湾战争时，虽然其它阿拉伯国家袖手旁观，但是，当他们从电视上看到战争期间美国联军总司令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举行记者会，尤其是伊拉克失败在签订停火协定时，桌子上总有一瓶可口可乐时，那种心中的滋味肯定是百感交识的。
后来，当伊斯兰极端主义把全球化作为“美国邪恶”的本质时，可口可乐再次成为批判符号，已经是另一层次的故事了。事实上，一九九三年纽约世贸大楼停车场爆炸案，就是九一一的预演，案发后很多评论家开始分析中东恐怖主义迫在眉睫的危险，就已经把可口可乐和麦当劳作为一种原因探究了。
但是，当九一一恐袭主犯本拉登被击毙后，人们发现了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就是这个以反对可口可乐为职业的伊斯兰极端主义领袖，却是每天都要喝可口可乐。在隐匿之处，他甚至冒着暴露行迹的危机，也要派人去附近的杂货购买瓶装的可口可乐。
这是抵制可口可乐是工作、喝可口可乐是生活的又一例证。更夸张的是，这个抵制可口可乐的极端狂人，不但喝可口可乐，而且他的许多经济收入恰恰就是来自可口可乐的产业。因为，在可口可乐含有的一种水溶性阿拉伯胶，这种防止微粒沉淀的物质就是形成可口可乐乳化稳定的重要原因。这种东西大部分由苏丹的阿拉伯树胶公司制造，而拉登正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于是，事情让人如此地惊叹，从战争狂人希特勒，到恐怖份子本拉登，都是在可口可乐上彰显了自己的哲学和聪明。一个以可口可乐为敌的人，却能把“抵制”和“赚钱”、“享受”形成三位一体，能做到这种境界，恐怕也是抵制文化中的一种境界了。
这个世界抵制的东西太多了，因为生产力的变革，现代文明其实就是伴随抵制形成的——因为抵制纸张，欧洲人比中国人晚了近千年才用上纸；法国人因为担心自己的传统烹饪受到外部势力的“无耻进攻”而长期抵制土豆；英国人长期视咖啡为不良习俗，固守自己的茶文化，医学者和专栏作家始终站在抵制咖啡的最前列；但是，英国人到了美国，就一手制造了抵制茶叶的波士顿名案。纵观一部抵制的历史文化，日货和可口可乐是遭受抵制最多的。而可口可乐是其中最倒霉的，因为日货毕竟是外人抵制，但可口可乐不但遭到敌对势力抵制，连盟友，例如犹太人，连国人自己，例如前总统，都参与到这种抵制中。抵制文化发展到如此五花八门，说什么也是一种奇观。
抵制无可厚议，否则这个世界太无聊，但抵制不能当饭吃，这也是常识。聪明一点的，就是“拿来主义”，例如，希特勒德国把可口可乐“德国化”就是一个壮举。关于这个，《上帝之饮》有一个冗长而又曲折拐弯的故事，我顺一下理路，大概是：美国人利用德国举国民族主义却又信息封闭的情况，对可口可乐进行去美国化，包装成一个德国当地的品牌，同时，又同纳粹势力或攀附关系，或眉来眼去，很快就打开了市场，德国人长期以为可口可乐是德意志的德国品牌。德国向美国宣战后，可口可乐的糖浆和配方无法正常进入美国，所以后来出现了一种没有可乐糖浆的汽水，名字就叫芬达。据说，芬达后来进过调整原料，改名雪碧回到美国销售，而德国人始终以为可口可乐是自己的国粹，以至战后一些被押解到美国的纳粹俘虏，看到美国人的可口可乐，还好奇“怎么美国也有可口可乐？”
这些故事令人感叹。可口可乐到处遭到抵制，当然是一种倒霉，但他们毕竟是做生意的，在商言商呢。凭心而论，可口可乐是目前国际型大企业中最不讲究意识形态的，甚至也不讲“民族大义”的。攻占柏林后，不仅仅是艾森豪威尔威尔不会想可口可乐随军撤退，甚至苏军的指挥员朱可夫元帅也对可口可乐上了瘾。当苏美两国在柏林商讨如何分割德国而各怀鬼胎时，可口可乐是他们唯一可以有共同兴趣的话题。但朱可夫毕竟来自不同国情的国度，所以很担心这种碳酸水混合成的饮料可能有美国价值潜伏在内，尤其是可口可乐棕褐的深色令他十分不安。据说，美国人十分体贴朱可夫的忧虑，可口可乐报经杜鲁门总统同意，为朱可夫生产了一批没有颜色的饮料，装在圆柱形瓶子里，盖子是白色的，完全就是朱可夫心目中的俄罗斯烈性酒精伏特加，然而加上一枚苏联红星作为标签。在战争胜利的初期，这种可口可乐式的蜜月，是一种情感的表露，也是人之常情。那时，就可口可乐来说，绝对是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在即将形成的冷战两大强国面前，可口可乐仅仅就是一瓶碳酸水饮料，而碳酸水是不分国界和民族的。
这个所谓“伏特加化”的典故，让我很感兴趣是否真实。我手头有一九七二出版的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中文，上下两册，是当时的内部书（俗称灰皮书），里面就提到他和艾森豪威尔威尔的私人友谊，甚至说服斯大林邀请他访问莫斯科。所以，可口可乐单独为朱可夫“特供”不会太离谱。
在当时苏联的爱国者看来，这也许是一种意外的外交胜利。但美国人好像不关心这个。至于后来美苏进入冷战高峰，朱可夫是否还有那种可口可乐的情结，人们就不得而知了。那本是政治家的联想和无事生非，无关乎饮料本身。碳酸水仍然谨守着自己的原料本分，世界的分裂远未到达改变它的化学分子地步。
这么说来，在热血沸腾之前，想想我们自己是谁，不过是凡夫俗子，这可口可乐无非就是一杯碳酸水饮料，扯不上谁是谁的文化，更谈不上是涉及什么深明大义的事。我喜欢吃上海的油条，配上一碗豆浆，当然是一种享受。但加拿大很少有上海式的油条，所以有时会馋得要命。疫情没爆发前，出席国际儒联会议，在北京的宾馆里早餐竟然有现炸油条，那几天真是好日子。师傅还专门介绍说，面粉里不放明矾，但加了黄油，这油条也算中西结合了。我突然想到，油条最佳搭配不是豆浆，而应该是冰凉的可口可乐，这是符合舌尖的口感美学，一脆一汁，一热一冷，绝对是一种享受。这是我的个人经验，在无法吃到油条而乡愁强烈时，我会去麦当劳，寻找油条的替代品。很简单，就是要一份套餐，先大大地喝一口加上冰块的可口可乐，然后吃几根薯条，口感如同油条，薯条要蘸满放黑胡椒粉的番茄酱。由于薯条还是刚出炸炉，热呼呼的，冰凉的可乐把胃给惊醒了，然后再把几根热热的薯条送进去，又把胃给哄骗的暖洋洋的。这时，还不能立即咬汉堡包，而是要再大大喝一口可口可乐，二次把胃刺激一下，就有些迫不及待了。这时，就可以把包裹着汉堡包的那张纸轻轻打开，大大地咬上一口，咬的时候要上下均衡，把面层、多士、牛肉饼、酸黄瓜都带上，满满塞上一大嘴，不用怕别人说你的吃相不好，洋人吃汉堡包都是这个样子。吃到此时，会有一种大饼夹油条吃时的外脆里嫩的口感。于是，一口饮料，一口薯条，一口汉堡包，轮流入口，哄着胃，引着嘴，自我满足地解了大饼油条的乡愁。据说北美有些麦当劳准备引进中国油条，可口可乐甘愿同东方美食为伍，真不知这种自信从何而来？
这杯碳酸水饮料可以改变我舌尖的乡愁，但无法改变这整个世界。可口可乐、油条、黄油、汉堡包，就油条喝可乐，这几样东西能共融一个胃里，至少于我一个凡夫俗子而言，已达到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这是味觉的生命共同体，显然已无所谓是谁的文化侵略谁的了。世界本来就是应该如此。
在疫情期间突然流行什么和什么是“不分国界”的时髦话语，我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把抵制碳酸水的可口可乐玩弄于股掌之中？川普玩了一把抵制，这几天好像又没动静了，这基本也符合抵制的行为规律。对他被爆出继续喝可口可乐，旁人倒不必太认真，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可口可乐固然不会改变世界，因为世界不会如此脆弱，现在都在讲文化自信。问题是，可口可乐自己总是碰到这种倒霉的事情，什么时候是个尽头？
【作者简介】：乡庐子夜，加拿大华裔资深媒体人。早年下乡在黑龙江兵团农场任新闻干事。1979年入中国社科院新闻系读研究生，后在媒体工作。1992年赴加拿大访学，并筹备和创办学术刊物。现为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客座研究员，文化中国学刊总编辑（加拿大），国际儒学联合会（北京）理事，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和研究员。出版有《走出法律迷宫》等著作。长篇武侠小说《茶醉》获台湾温世仁武侠小说大奖赛评审奖。发表有不同主题的学术论文、散文、小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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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掴国度“的美学观察（已被删除）
10：拿掉每个人心中的那杆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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