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亡于货币战争？——知春路风云录之五

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用奴隶的累累白骨换取了大量金银，终于摆脱了困扰欧洲千年之久的紧缩魔咒，给欧洲市场带来了足够的流动性。在其刺激之下、英格兰、荷兰等地的生产部门受到资本和需求扩张两方面的推动，迅速发展起来。通过“某带某路”，东方先进的技术、文化不断传播到西方，甚至包括蒙古人西征以及黑死病大爆发，都成为打破宗教和封建制度束缚坚冰的有利因素。

英国十七世纪的手工工场

以上多用有利因素叠加之下，欧洲经济终于从泥潭爬出，开始了历史性的复苏。但直到明清时期，依赖于中国强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高超技艺生产出来的高质量商品，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绝对的中心。欧洲商品也就在欧洲的中低端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在国际市场上还是一败涂地。

中国商品拥有千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精湛工艺，质量优良。不仅仅是奢侈品，当时许多日用品生产技术为中国所专有，占据了有利的市场垄断地位。明代中期，中国商品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棉布、砂糖、粮食、药材等，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根据史料记载。16—18世纪，中国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约有236种之多，其中手工业品有137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生丝、丝织品出口最多，其次是瓷器和茶叶等。

就纺织品生产而言，中国是麻类纤维原产地，千余年间积累了丰富的生产技术，对麻缕“半浸半晒”、硫磺熏蒸等漂白技术均居当时世界领先水平。英国直到1690年以后才织出质量较好的亚麻布。 欧洲人千方百计地派遣商业间谍盗取中国的养蚕及纺丝技术，但是其山寨出来的欧洲丝绸，质量仍然无法与中国货相提并论。中国生丝制作的产品经得起海风吹拂而不变色，欧洲丝绸产品的款式、织法、图案设计、印染工艺无不受到中国的影响和启迪。

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第三任长官讷茨（Nuyts）在一份报告书中说：“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 当时一个西方作家也报道说：“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物品和数不尽的其他次要的物产”。 特别是中国丝货，外国商人更是赞叹不绝，“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产品能比得上中国的丝货”。 

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西方追赶东方的路线图应当是这样的：西方不断通过模仿、剽窃、学习东方的技艺，山寨中国的产品，付出辛勤的劳动换取外汇完成原始积累，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来与中国商品竞争，从低端产品替代开始，逐渐向中高端挺近，最终实现反超。当代中国的奋斗路线就是如此。

由于存在技术上的巨大鸿沟以及劳动力素质的差异，即使他们把印第安人和非洲人都变成奴隶，恐怕直到今天，这个目标也不能实现。

幸好“天无绝人之路”，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一个致命的漏洞：中国的信用货币体系其实是在贵金属匮乏的状况下被逼出来的，中国人仍然将金银当作高价值货币。而且信用货币自发明以来，始终没有解决伪币的问题，自从秦朝第一起有记录的假币案开始，历朝历代尽管制订了严刑峻法，但是假币制造屡禁不绝，随着纸钞的使用，更是越来越猖獗，商人们饱受伪钞困扰。因此中国人对于货真价实的真金白银，完全没有抵抗力。

伪币犯罪集团在江河中流动作案，防不胜防……

于是，中国就倒在信用货币的防伪技术不够牛逼这件事上……

这个漏洞被西方人死死抓住，成为中国的命门。再加上中国长期实行儒学教育，春秋战国时期广泛普及的政治经济和金融理论都躺在故纸堆中，那些高谈阔论的名流大儒们对于金融战货币战根本一窍不通，于是悲剧了。

如果某带某路贸易是一个网络游戏的话，欧洲人就相当于开了外挂金手指，用巨量的白银换取中国的财富。在明清时期，中国在大约300年时间内保持类似的顺差贸易，吸纳了至少6万吨的白银，以至于银币被中国人称为“洋钱”、“大洋”。

已经持续了千年的货币战争，终于开始向有利于欧洲的方向发展。

在至少两百年的时间里，欧洲各国的远洋商船来到中国，无论是穿过印度洋还是太平洋，都是带银子来，满载货物而归，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状态。

为了给欧洲支付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围绕着南美玻利维亚的波托西银矿，居然在海拔4000米的地方，建成了西半球最大城市。这样的超级银矿在墨西哥还有一个。此外还有若干规模较小的银矿分布在南美、澳洲和日本。

波托西银矿周围形成的城市

国内外学者对明清中国的白银流入量进行了多种估计。

《白银资本》的作者贡德·弗兰克认为，1800年前的250年，中国从欧洲（其白银主要来自美洲）、日本获得近4.8万吨白银，可能还从马尼拉获得1万吨甚至更多，加上其它，总计约6万吨白银合16亿银两流入，占有记录的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北师大经济学教授贺力平（2007）根据这一数据，剔除非货币用银、运输损失和磨耗等，得出1800年时中国货币用银的存量约10.7亿银两。因此中国又被称为白银的“终极秘窖”。

输入中国的白银，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天量的白银，实际上是货币战争中射向中国的炮弹。

贸易中流入的白银，凭空产生了大量的购买力，使得外贸行业畸形繁荣，建立起畸形而脆弱的面向外贸的经济结构。

江南等地借助国外输入的白银购买力，形成了发达的手工业集群，拥有庞大的工商业人口和精细分工，同时造就了一批工商富商及其政治利益代言人。与此同时，摧毁了明朝原有的主要面向内需的经济结构，让明朝的社会稳定器——自耕农中产阶级大量沦为赤贫。

随着贸易畸形繁荣，江南人口大量集中并膨胀，农业用地变成了桑树、茶叶种植园。富庶的江南，粮食居然不能自给，需要从外地调运。粮食供应的紧张，成为一个致命的定时炸弹。

反映江南繁荣状况的仇英版《清明上河图》

白银作为硬通货，挤垮了明朝本身的信用货币——大明宝钞，摧毁了原有的财政体系，明朝不得不全面改用白银作为货币（张居正改革——一条鞭法）。

由于中央失去了发钞权，而江南工商外贸集团除了成为明朝最富有的阶层之外，还相当于拥有了发行货币的权力，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府，变成了实质上的中央银行。

东西方的历史在这里终于产生了交叉：中国经历了信用货币崩溃，退回到硬通货时代，金融系统变得脆弱而刚性；而欧洲却从硬通货时代走出，开始以硬通货为准备金发行货币，过渡到信用阶段，金融系统变得富有弹性而坚韧。

相对于汉朝和罗马，东西方在货币战争中的地位，发生了历史性对调，中国沦为不利的一方。

对于明朝来说，收了大量不能吃不能喝的白银虽然吃了很大的暗亏，但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更要命的是随之而来的南北政治内斗。

凭借发达的外贸经济，江南地区变成了明朝绝对的经济中心，但是权力中心却因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缘故，设置在北京。这种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成为明朝国内矛盾的总源头。

同样的政治经济不平衡，导致了东西罗马的分裂，表现在明朝，就是越演越烈的政治内斗。

北京（京津冀）和江南（长三角）的二元对立，实际上并不是明朝才出现的，而是自安史之乱之后，关中地区的经济和陆上丝绸之路一同衰落后就已经出现，随着宋辽长期对峙不断强化，成为此后困扰中国内部稳定的千年痼疾。直到今天，依然能感受到一定的影响。

元朝虽然实现了政治统一，但二元对立仍然存在，支持元末起义军的钱粮物资大都来自江南。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历史性地将大统一政权定都南京，实际上就是看到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势大难制，然而由于明朝还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两难权衡之下，最后仍然定都北京。

有明一朝，北京一方面需要江南的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又防备江南势力的过分增长，甚至采用了相当冷血残酷的手段，比如编织罪名杀掉首富沈万三，限制江南考生的高考（科举）录取名额，甚至借助明初各种大案株连江南富商，都是服务于这一目的。

然而这一切措施都是然并卵。随着白银贸易的繁荣，江南的经济实力迅速膨胀，占据了明朝经济版图的绝对主导地位，南北矛盾暗流涌动，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从下面两张人口分布图中可以看出，从北宋到明朝，经济重心向江南汇聚的趋势。

北宋人口分布

明朝人口分布

从下面这张明朝人才分布图可以看出，无论怎么封杀，江南人必然会成为最为强大的政治势力，从而左右中央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如果工商外贸集团像英国资产阶级一样干脆夺了政权，再抵挡住满清的进攻，中国可能会像英国一样，演变成一个金融集团控制的资本主义国家。

然而，这两件事情他们都没干成，这帮家伙借助代言人东林党斗倒了阉党，逃避自身纳税义务，只想安安静静地躺着挣钱。

天底下哪有光享福不费劲的美事？于是这帮不思进取的富商装逼过度遭雷劈了……

17世纪前半期，拉美、中欧、日本等地的白银生产衰退，导致世界性白银短缺，输入中国的白银跳崖状下跌，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外需跳水。根据Reid(1993)的估计，1620年代中国白银输入平均每年178吨，1630年代平均162吨，1640年代突然下降到89吨。

此时的明朝货币体系已经成为刚性而脆弱的贵金属货币体系，新增货币完全依赖于外贸收入，不再像当年使用信用货币的时候，能够自行发行主权信用货币进行调节，一肚子儒家经典的官吏完全不知道财政和货币政策为何物（这并不是苛求，汉朝就知道如何采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明朝也没有如现代一样的银行，富豪们窖藏的大量白银退出流通领域，于是流动性突然枯竭，明朝陷入了严重的货币紧缩。

越通缩，越刺激人们窖藏白银，流动性就更加枯竭，所以明朝的经济一下子就——休克了！

白银紧缺、物价下跌造成许多人无法缴纳租税和还债，手工工场开工率严重不足，大批工人失业，经济突然陷入崩溃。朝廷的统治基础也因军饷和装备严重不足而受到严重削弱。工商外贸集团由于贸易量大跌也遭受了严重损失，进一步将税收负担转移到无人代言的内地农民身上。

再加上此时恰好赶上了小冰河期，气温跌至千年以来的最低值，东亚地区气候普遍恶劣，旱涝灾害频繁，农业歉收等，内地农民川陕农民最终用最直接的方式，推选出了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张献忠、李自成，内外夹攻之下明朝灭亡。 

明末各种匪夷所思的荒唐事，从流动性枯竭导致经济休克这个角度就很容易解释了。勤政却又不得要领的崇祯皇帝，最终在煤山的歪脖子树上吊身亡。

崇祯上吊

与此同时，英国在欧洲传统的金融和军事双轮驱动的模式之下，补上了至关重要的一环——大规模手工业生产，形成了金融、手工业、军事三者循环促进的良性循环。

这一循环刚一建立就显示出巨大威力，1652年至1652年第一次英荷战争中，刚从内战中恢复的英国（英国内战与明末战争几乎同步）在护国主克伦威尔的领导下，依靠更强的工业基础，击败了金融和军事更加强大的“海上马车夫”荷兰。

英荷战争

在随后的一系列争霸战争中，英国模式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威力，三根支柱之间相互促进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终于在十九世纪初战胜了欧洲的所有竞争者，成为海上霸主。

华夏文明早期长期面对金融危机，终于久病成医，发展出成熟的经济和金融理论，金融战货币战贸易战打到飞起，秦汉就出现信用货币，宋朝出现了纸币，这都是中国的金融理论与实践长期领先于世界的证据。欧洲经历千年的通货紧缩，在实践中也终于慢慢摸索出成熟的金融理论，建立起近代的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

科举制度实行以来，由于儒家教育实在偏科严重，经济人才逐渐凋零，明清八股文化以后就更加不堪。清朝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相对于明朝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很多方面大步倒退。乾隆统治期间，清朝文字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封锁了科技的进步，士人被打断了脊梁，变成了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 

在这种情况下，以英国为首的欧洲金融资本，开始有组织有预谋地对东方大国发起金融狙击。

（未完待续）

知春路风云系列，前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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