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新加坡的成功，应归功于英国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与前联邦德国（西德）总理施密特进行长达3天的交谈。当他们谈到了李光耀一生最引以为傲的双语政策时，李光耀坦言：

新加坡的殖民者是英国，这对新加坡来说挺幸运的。

这无疑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其隐含的意思耐人寻味。

不只是这一次，李光耀在其著作《李光耀观天下》中讨论欧洲的章节里，也表示了对英国的感谢。对于英国的制度和其有风度的离开，让李光耀心怀感激。

他说相比被比利时人殖民的刚果，和被法国人殖民的几内亚，被英国殖民的新加坡和它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刚果长期以来都被比利时人当做原材料的生产国来使用。比利时人离开后留下的是一片狼藉，任由刚果在内部战争中挣扎。

几内亚的领袖惹恼了戴高乐，愚弄了法国，戴高乐便下令在撤出几内亚时将那里的电线全部剪断，什么都没有给他们留下。

李光耀说，相比这两个国家，英国人在离开时颇有绅士风度的。他们的总督彬彬有礼地将办公大楼完好无损地交给他，拉着他的手向他介绍了大楼里的每位管家。正如一首歌里唱的那样：这位漂亮朋友离开亦漂亮。

李光耀写道：如果，英国人当初留给我的是刚果或者几内亚那样的状况，我不能确定自己有无能力将国家变成如今的面貌。

当然，李光耀要感谢英国的并不只是他们的绅士风度和他们留下的英语，李光耀更看重英国人的制度。在他看来，英国人留下的制度本是成熟的，行之有效的，他们不需要去将其颠覆。那样是愚蠢的，他们只需要去填补和强化一些东西。

比利时和法国，与英国之间，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殖民模式：前者代表传统，后者代表现代；前者以武力征服为手段，后者以市场和贸易为主；前者不过是皇室和贵族的游戏，因此日趋固化和封闭；后者则代表了一种开放的体系和可扩展的秩序。同样是殖民，却分别是野蛮与文明的代名词。

二战后，掀起民族国家独立浪潮，大英帝国解体，世界霸主地位被美国取代。然而，今天依然有很多人说 “我们至今还生活在由英国主导的世界里”。这让人感到奇怪，大英帝国明明已经瓦解了，甚至有人说，它已经是个二流国家了，为何影响力还这么大？

通常来讲，一个国家影响世界至少可以凭借两种力量：一种是强大的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另一种则是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等“软实力”，相较而言，“软实力”的影响力、吸引力更重要，也更久远。据《2018年全球软实力研究报告》显示，英国的软实力位居世界第一，远高于美国！

新加坡的成功，是经济的成功，更是制度的成功。它让我们看到，后发国家要跳出历史循环的怪圈，走出“后发劣势”，必须要告别法国、俄国式的野蛮模式，回到主要由英国开启的现代文明模式。

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实际上是两种经济体系的冲突，这种冲突并没有随殖民时代的终结而终结，反而愈演愈烈。面对鱼龙混杂的世界，一个国家或地区究竟作何选择，关系着未来的命运。因此，从经济思想底层弄清现代文明何以发端，又如何维系，显得尤为重要和急迫。

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制度经济学先驱道格拉斯·诺斯作品集。诺斯通过制度变迁理论抓住了经济、制度与思想的三大核心问题——经济密码、国家悖论与思想内核，更将三者融为一体：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究竟取决于什么？如何通过制度让国家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而非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如何跳出一个国家固有文化思想对经济与制度土壤的影响与限制？

今天分析相关问题必不可少的路径依赖理论、国家理论、搭便车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概念、范式无不来源于他。中国经济学天花板的周其仁、张五常、吴敬琏、张维迎、韦森等知名经济学家，皆深受他的影响；华人世界“离诺奖最近的经济学家”杨小凯的“后发劣势”理论，亦从他那儿得到了启发和借鉴。

正如一位学者所评价的：“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我们需要一个诺斯”。但遗憾的是，尽管诺斯有如此重要的理论贡献，然而他的影响力在中国仅限于学界，很少有人能认识到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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