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只有真正的法治，才能成为一种可以让人放心的盛装财富的容器

英特纳雄耐尔

记得中学的时候，有一阵子，放学之前都要唱《国际歌》。最后一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铿锵有力，挺激动的。但实际不太懂其中的意思。

实际上，当时老师给我们讲过，英特纳雄耐尔是国际的意思。但懂的也就仅此而已，但国际就一定要实现是什么意思？还是懵懵懂懂。后来才明白，这里实际上说的是一种国际共产主义的理想一定要实现。前些年，曹征路曾经写过一篇引起相当轰动的小说，叫《那儿》，就描写了懵懵懂懂的耐尔到了老年时如何变成了那儿。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工人无祖国。更确切地说，是资本有祖国，而工人无祖国。因为按照工业社会的逻辑，资本（主要是工业资本）需要矿山、厂房，因而资本是离不开祖国的。而工人本来就一无所有，所以国家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于是，具有了基于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共产主义，就有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但历史是个幽默大师。后来的演变却呈现了另外一种相反的过程。

从工人无祖国到资本无国界

事实表明，在之后全球化的过程中，真正无国界的并不是工人，而是资本。到今天已经很清楚，作为资本象征的华尔街，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别不明晰的存在。

这源于资本的基因。资本的最大特征是逐利性，哪里有钱挣，它可能就会去哪里。而发达的金融业，仿佛为资本打造了一种畅行无阻的直通车。资本变成一组数字，瞬间到达，毋须走路。即使是资产形态的资本，由于各种资本运作形式的出现，其流动性也在明显加强。实际上，都不用说资本，如果你手里有一笔钱，存在了某个银行里，现在有个银行有一种利率更高的储蓄品种，你也会把钱转到利息更高的银行里去。

然而问题是，劳动力与居民意义上的个人的流动性与资本的流动性有明显差别。

相对而言，作为同样是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流动性要弱得多，因为劳动力是嵌入于各种社会关系和结构之中的，其流动要受到各种牵制。而作为居民的流动性是最差的，这不仅仅是由于居住地改变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在国与国之间，国籍是其中最重要的壁垒。其结果就是，劳动力与居民不能伴随资本流动。

于是就出现了资本的抽离与结构的坍塌。

资本抽离和结构坍塌，是我在分析特朗普在大选中获胜的社会背景时提出来的。美国上次的总统大选，即特朗普获胜的那一次，彰显的就是这个问题。资本的抽离，尤其是制造业产业资本的抽离，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坍塌，被全球化抛离的那部分人，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红脖子，成为支持特朗普的重要力量。

管理一个财富社会比管理一个人头社会更难

现在我们把话题稍微变换一下，范围也再扩大一点，我们现在关注的不仅仅是资本而是财富的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之后，中国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这就是开始从一个真正无产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多少有点财产的社会。这个过程当然与房地产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这时，另一个变化随之发生：从管理一个人头社会到管理一个财富社会。

前者的管理对象是人，赤裸裸的没有财产的人。而后者管理的是人与财富。这两种管理是很不同的。人是有名有姓有国籍而且不能化整为零的。因此，你只要把人头管住就行了。甚至你管不住了，别人还可以替你管。

而财富这个东西不一样。它无名无姓无国籍，可以化整为零也可以化零为整，可以装在钱包里，可以放在口袋中，甚至还可以变成一组数字存在账户上。加密货币就更是可以使其来无影去无踪。也就是说，财富比人具有更大的流动性，甚至是无形而隐秘的流动性。

这也就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如何使得这些财富能安安稳稳地在你这个社会里待着？

这里的关键是看你能否提供一个能让人放心的盛装财富的容器。这个容器是什么？就是真正的法治。在人头时代，把人管住就是了，这种管理权力就可以做到。但在一个财富的时代不同了。在一个财富时代，也许只有真正的法治，才能成为一种使财富不至于跑冒滴漏的容器。换句话说，没有真正的法治，创造出的财富可能都难以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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