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西通货膨胀，我们理解为两三年内的短期现象；中国基础物价上升，我们理解为是解决通缩的阶段性措施。但如果将眼光放长远一点，我们是否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物美价廉的时代可能已经结束了，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持续性通胀的时代？如果是这样的话，资产价格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社会的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普通老百姓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本文将介绍几种关于未来通胀走势的看法，其余的问题将另文讨论。未来20-30年，全球将迎来一个持续通胀的新时代。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英国科学院院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休教授、查尔斯·古德哈特的判断。在《人口结构大逆转：老龄化、不平等及通胀》一书中，古德哈特根据人口结构演变的趋势做出了上述判断。我们都知道，过去的两三年中，西方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对于这场通货膨胀的原因，人们也其说不一。有说是在疫情期间大量发钱引起的，有说是疫情导致的供应链的变化导致的，还有说俄乌战争才是这轮通胀的原因。如果原因是这些，也就意味着这轮通货膨胀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当上述因素消失的时候，这轮通货膨胀也就会结束。但古德哈特说，不对。他认为，从2021年开始的这轮通胀可能是大逆转趋势的开始，而且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为什么？作者找到了通胀新成因——老龄化，当更少的劳动力抚养更多的退休人口时，必然会导致通胀。这与老龄化将导致消费下降从而加剧通缩的预测不同。古德哈特认为，由于老龄化，在几乎所有的产品和服务中，劳动力工资都是成本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假如劳动力数量减少，那就会导致劳动力工资提高，于是，水涨船高，这将推高全社会的物价水平。反过来说，过去三十年世界通胀率下行的根本原因，竟然是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劳动力红利。但是不可贸易的服务业随着老龄化到来，大概率会出现价格上涨的势头，这一方面是老年人通常需要的服务较多，这是需求层面，还有一个原因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这是说供给有可能不足，主要体现在医疗保健方面。也许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可以增加供给或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但目前还是仅仅停留在概念阶段。古德哈特在一次演讲中说，65岁到75岁之间的人群大概有25%的概率需要医疗护理服务，75岁到85岁之间有45%-50%的概率需要医疗护理，85岁以上的人群有80%需要医疗护理，95岁完全没有办法自理，我们可以看到人口增长最快的群体就是85岁以上的人群。从我个人体验来看，需要人来护理，因为需要人有同理心，机器是完全没有同理心的。我们需要有人照顾老年人，这也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大幅缩小，因为需要有人看护老年人。瑞士信贷分析师Zoltan

滞涨，又称停滞性通货膨胀，是指经济停滞与高通货膨胀、失业以及不景气同时存在的现象。在滞涨期间，物价水平持续上升，而实际经济增长率却显著下降，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同时，失业率也可能居高不下，社会整体经济活力受到严重抑制。那为什么物价上升与经济停滞会并存呢？滞涨形成的原因又是什么？作为一种并不鲜见的经济现象，滞涨形成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在这里，我们最关心的是这样一种滞涨，我将其称之为停滞--反应型滞涨。也就是说，先是出现经济停滞的现象，然后为刺激经济而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最后，这些政策措施不但没有解决停滞的问题，反而引起明显的通货膨胀，从而形成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从上个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的形成，就可以看做是这种滞涨的结果。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在二战结束时被打得一塌糊涂。其后的经济发展始于朝鲜战争。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10%，这是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到1970年，日本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一员，广场协定的前一年即1984年，日本人均GDP是10978美元。此后，日本的经济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速。面对经济增速下一个台阶，日本的应对办法主要是两个。第一，大搞基础设施建设。1959年，日本成功申办1964年奥运会。由此，日本开始大基建的过程，扬名世界的新干线铁路，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在70年代初，田中内阁开始实施“日本列岛改造”计划：所有城市都要建设高速铁路，所有农村都要建设高速公路。第二，特别是在广场协议出口遇阻后，当时日本政府应对的做法是：为了保持经济活力和提高增长速度，大力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下调利率，结果是导致国内流动资金过剩。另外，由于日元升值幅度过大，大量资金回流到日本，导致日本经济陷入虚假繁荣之中。最后，泡沫破灭，经济陷入长达30年的停滞之中。可以说，从经济增速下滑，到基建与货币宽松并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明显的停滞--反应型滞涨的线索。而在现在美国，专家们在担心的，也是美联储在竭力防止的，则是一种可以称之为通胀--反应型滞涨的滞涨。这是与前一种滞涨类型完全不同的滞涨，其逻辑甚至完全相反。我们知道，在新冠疫情特别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及西方世界陷入严重通货膨胀之中，于是，美联储及其他西方国家央行，多次暴力加息，利率达到令人咂舌的水平。然而奇怪的是，在如此的高利率之下，不仅是外国人，就是美国的专家也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美国必然经历一场经济衰退。所争论的，是会软着陆还是会硬着陆？但事实是：2023年全年，美国经济增长2.5%。而且，就业人数强劲增长，实际工资涨幅保持一个非常不错的速度，通货膨胀正在放缓，降低利率的前景已经迫在眉睫。但进入2024年之后，美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仅为1.6%，低于市场普遍预期。数据还显示，今年前三个月通胀率为3.4%，与2023年最后三个月1.8%的通胀率相比，涨幅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专业人士担心，随着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和通胀持续飙升，美国经济正显示出滞胀迹象。而美联储现在也有点举棋不定。由此可见，停滞--反应型滞涨与通胀--反应型滞涨的逻辑是完全相反的，尽管这两者在表象上是一样的。停滞--反应型滞涨是在应对停滞的过程中形成的，是由刺激经济政策失败引起的；通胀--反应型滞涨则是在应对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形成的，是由应对通货膨胀政策的失败引起的。关联阅读：孙立平：产能战争：真正的背景是，把更多的东西生产出来已经越来越不是问题孙立平：企业为什么不愿意投资？我接触到的几种观点以及我的一点看法孙立平：反思：不能能有多快就多快孙立平：回过头看，18、19是很重要的两年，很多迹象出现在那个时候孙立平：大通胀从何而来？这个解释很有意思，但最终还是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弄错了孙立平：加剧的过剩：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全新工艺制作的生茶甜凉中些许酸味，消暑助消化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群

在5月8日的一个演讲中，我提出了产能战争这个概念，并将其作为大拆解过程的下一步。当然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说的是由于产能问题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我也将其称之为“风暴”（见《孙立平：加剧的过剩：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很快将宣布针对中国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的战略部门征收新的关税。其中一名知情人士称，具体领域还将包括半导体和太阳能设备。也许，这就是我说的产能战争的开端吧。我想强调的是，在未来，这个世界上的矛盾与冲突，将会有相当一部分是围绕产能问题来展开的。这其中的许多现实而具体的问题，已经有人在讨论了，我还是想把这个问题的背景稍微拉近一点，这样有些事情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背景的一个重要纬度是历史。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就可以发现，目前的产能问题，实际上是整个人类创造财富能力进化过程延伸的结果。按照凯恩斯的说法，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到18世纪初期，生活在世界各个文明中心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即创造财富的能力，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当然中间是时有起伏的，其间还有若干短暂的繁荣时期，但总的来看，一直到公元1700年为止的4000年间，某些时期的生活水平也许比别的时期要高上50％，但不会超过100％。事情的变化是发生在三百年前。也就是说，财富被大量创造出来，也就是最近300年的事情。财富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产能的扩大实现的。而在过去的两三百年间，人类以极快的速度摆脱大自然对产能的约束，使得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日新月异。在技术的加持之下，大量的原材料被采掘出来，甚至合成出很多大自然没有的新材料；蒸汽、电力等代替人的体力成为新的驱动力，为财富的创造提供了人的体力完全无法比拟的动能；现代的技术、设备、组织与管理，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的效率。而机器人的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更展示了在无须人力介入情况下财富创造的前景。因此可以说，我们现在正是处在一个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上：把更多的东西生产出来已经越来越不是问题。让我们将目光从历史转回到现在。最近几年，我频繁使用大拆解的概念来分析世界格局的变化。在这个大拆解的场景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产业链的重组与重建，极大地扩张着整个世界的产能：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巨大产能之外，作为产业链重构受益者的那些国家，都在快速建设和增加新的产能，同时，美国制造业包括传统制造业的产能也在回流与重建。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景：在产能的形成越来越容易，把大量的产品生产出来越来越不是问题的今天，一个全球性的产能过剩的时代正在到来。历史趋势与现实矛盾的交融，使得我们必须在一个更高的立意上来思考今天人类面对的问题。首先，我们可能需要意识到，一个不用那么多的人从事生产或一个人不用把那么多时间用在物质财富创造上的时代即将到来。其实，早在100年前，凯恩斯就说过这样一个意思：所谓的经济问题将可能在100年内获得解决，到那时，经济问题由一小部分人来处理就行了，就像由很少的一些牙医来处理牙病一样。那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如果已经用不到那么多人来生产物质财富了，马上会面临的问题就是：是由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其他人变成所谓的剩余劳动力，还是每个人都少干一点，从而每个人（实际是绝大部分人）多少都能干一点？实际上，两种办法都在用。首先，缩短劳动时间，如实行四天工作制。从冰岛开始，欧美国家在部分工作领域实行四天工作制，已经有十年左右的历史。即使是在以勤劳著称的东亚和东南亚，如韩国和新加坡，四天工作制也在开始试行。当然，也有人担心四天工作制对效率的影响。且不说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争论，就算是真的，难道效率就是人类的无上目标吗？其次，也是更现实的，是劳动力向其他领域的转移，尤其是向服务业的转移。为什么在近代会有服务业的大发展？人们总是从经济发展和人类需求的角度来论述。其实，服务业发展的一个基本背景，是物质财富的生产即制造业已经不需要那么多人。服务业的发展，既可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实际上也是为把更多的东西生产出来已经越来越不是问题背景下的就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如果把角度变换一下，还可以发现，全球化时代的产业链分工，与此也不无关系。有人这样来概括全球化时代的分工：美国负责创新，日德负责高端制造，中国负责低端制造。我们当然不能甘心于这样的分工和位置，但在当时这也是个事实。这种分工的结果，是比较优势的发挥，是比较优势下的各得其所。但在大拆解的背景下，很多事情都在变。关联阅读：孙立平：企业为什么不愿意投资？我接触到的几种观点以及我的一点看法孙立平：反思：不能能有多快就多快孙立平：回过头看，18、19是很重要的两年，很多迹象出现在那个时候孙立平：大通胀从何而来？这个解释很有意思，但最终还是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弄错了孙立平：加剧的过剩：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孙立平：内卷：从一个段子说起孙立平：现在每一次改革实际上都成了扩权的过程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醇厚浓滑，甘香馥郁带有果香和普洱茶的香韵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私人部门贷款投资的积极性不高，是当前存在的一个普遍性问题。经济反弹的动力不足，就业情况的严峻，消费的萎靡等现象，均与此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在另一方面，这又造成在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大量的资金贷不出去，在银行空转，造成M2迅速攀升。那么，问题的原因何在？我将我最近看到或接触到的几种观点介绍整理如下，最后谈谈我的看法。关于这个问题，这几年影响最大的是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关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问题，辜朝明的主要观点可以概述如下：日本为什么会出现30年的经济停滞？是因为经济泡沫破灭之后，企业、个人背负了巨额债务，破灭之后，人们不是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主要目标，而是把负债最小化作为目标，挣点钱都还债了，也不贷款了。没有贷款就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发展。后来，辜朝明也对中国做出了类似的分析。辜朝明认为，资产负债表衰退已经在中国部分地区发生了，很多中国企业从2016年到2022年期间都没有借钱。如果家庭在储蓄，而企业不借钱，那么，就会出现类似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随着辜朝明著作在中国的出版，以及他几次接受记者的采访，对辜朝明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特别是他应用这个理论对中国经济所做的分析，出现了很多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问题上：第一，就对日本本身问题的分析而言，辜朝明正确指出了现象，但对原因的分析却是错的。比如，有经济学家就指出，日本的经济停滞的原因，不在所谓的资产负债表，而是在于如下三个因素：资产泡沫破灭之后的疤痕效应、人口减少带来的内需不足以及来自中国制造业物美价廉商品的竞争。第二，退一步说，即便辜朝明对日本经济停滞原因的分析是对的，这个分析能不能适用于中国？可以说，正是在这一点上，辜朝明的观点引起更多的质疑。从表面看，中国现在确实存在日本停滞时期存在的那些典型现象，即企业不愿意投资。但原因是在于企业的债务沉重，急于减少负债而不愿意贷款投资吗？很多人认为，辜朝明是把错了脉，找错了原因。许多学者指出，中国企业贷款投资积极性低，最主要是下面三个因素造成。一是前些年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打压了投资的积极性；二是环境的不确定性使人们在投资上更为谨慎；三是移民倾向的影响。我原来也曾经写过一篇《孙立平：怎么感觉人们挣钱的兴趣有点下降？》，可以参考。第三，既然企业不借钱，那就由政府来借？应当说，在这个问题上辜朝明遭到的批评和反对是最强烈的。因为辜朝明有个观点，在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是没有用的，即使增加货币供给，即使降低利率降低储备金率，企业还是不借钱。因为他这时要还债。那怎么办呢？由政府来借。通过政府借债，让经济转起来。这个主张，当然政府是最爱听的，但对中国经济状况更为了解的中国学者，很自然的反对这样的主张。下面回到企业为什么不愿意贷款、不愿意投资的话题上来，并说说我的一点看法。我承认，对于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单一的答案。而且，每个企业的具体情况也不尽一样。减小债务的负担，避免不确定性的风险，对未来的信心不足，都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但在我看来，过剩与内卷造成的机会空间的压缩和逼仄，也许是是更根本的背景与原因。最近这一段时间，有一句话我重复了很多遍：就算信心的问题解决了，你让他去投资什么？现实是，房子房子过剩，汽车汽车过剩，家用电器家用电器过剩，生活用品生活用品过剩。举目各个行业，不过剩的行业有几个？有人会说，那还有新能源、半导体、人工智能啊。且不说这些行业中已经存在的拥挤和过剩，就算有机会，空间能有多大？又有多少企业能够染指？所以，事情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关联阅读：孙立平：反思：不能能有多快就多快孙立平：一个社会存在矛盾和冲突是正常的，可怕的是形成主要断裂带孙立平：回过头看，18、19是很重要的两年，很多迹象出现在那个时候孙立平：大通胀从何而来？这个解释很有意思，但最终还是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弄错了孙立平：加剧的过剩：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孙立平：内卷：从一个段子说起孙立平：现在每一次改革实际上都成了扩权的过程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的一款福鼎白茶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五一小长假过完了。这个假期最触动人们心弦的，并在假期过后还不能让人释怀的，也许就是广东梅大高速的塌方事故了。48条人命啊，受伤的还有30多人。本来是喜庆的节日，却给人们留下无尽的哀伤。事故本身已经没有太多可说的了，我本人也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事故谁来负责？是勘查设计的问题？还是施工偷工减料的问题？对遇难者如何进行赔偿？我想有关部门应该能根据规则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我现在想说的是一个与这个事故本身稍微有点距离的问题，或者说是由这个事情引申出的一点感想。我注意到，至少有两个讨论者，在文章中都提及到一个问题，即像高速公路这样的基础设施维护和管理的问题。前面说了，这个事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出在设计的环节，还是出在施工的环节？抑或是出在建成后的管理和维护的环节，这个得专业的机构给出答案。但尽管如此，日常的管理和维护环节，肯定脱不了干系，哪怕是非主要责任。请允许我把这个问题再扯远一点。这几年，有一个词儿叫基建狂魔，说的是我们在基础设施施工建设上的巨大能力。我查了下资料，在2022年“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中，中国企业的项目占79个，相当于每3.16个国际基建项目中就有1个有中国企业的身影。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更是突飞猛进。根据有关方面的数字，仅在2012-2022年十年间，我国铁路、公路就增加110万公里里程，其中高速公路

概念是认识世界的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整理、分类、概括、定位缤纷繁杂的现象，从而获得我们对世界的新的认知。今天是五一劳动节，本着回溯劳动成果的心态，将我这两年提出的三个概念回顾一下，算是给自己的一个总结吧。大拆解大拆解的概念是我在2022年4月27日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在后来的文章中曾进行了多次讨论。我想用这个概念来说明近些年来世界格局演变的基本趋势：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的世界重新拆解成若干个部分。当今世界的演变是大拆解而不是简单的脱钩。大拆解的三条主线：欧洲对俄罗斯能源和资源的依赖，欧洲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中国、俄罗斯对美国西方高科技、高端设备和金融体系的依赖。那现在大拆解走到哪一步了？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目前的进展：能源依赖的拆解基本完成，产业链依赖的拆解大体过半，科技依赖的拆解正在展开。在大拆解的背景下，不同国家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第一，一边面临的是供给问题，另一边面临的则是需求问题。第二，一边是通胀，一边是通缩。第三，一边是强烈的投资需求，一边是投资热情下降。第四，一边是劳动力市场火爆，一边则面临失业问题。概括地说，一边是过热，一边是过冷。大拆解的下一步是什么？从经济的角度说，也许是一场产能战争。新二元结构在2023年4月12日的《通缩？什么样的通缩？不要将其与一般的通缩混为一谈》一文中，我第一次提出新二元结构或上半身下半身的说法，在其后的《补上那张图》中，加上了更直观的示意图，并对新二元结构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提出这个概念的背景，是当时对通缩问题的讨论。我想用这个概念来说明：中国经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二元结构。这个二元结构的两个部分，我找不到确切的词汇，不是很准确地说，一元叫国计，一元叫民生。形象点说，也可以叫作上半身与下半身。其中，国计的部分，都是比较重要的部分了，包括解决卡脖子的高科技和高端制造业、出口产品中升级的高端部分、专精特新、军工及政府部门等，总之是比较重要的高端部门。另一元是民生部分，则是那些与人们日常生活相联系的部分。如果这样来看，问题就很清楚了。市场上看起来充足的货币去了哪里了呢？主要去了国计的部分。就是在上半身循环。尤其是制造业中的高端部分和政府部门。表现为各种各样的项目，尤其是大基建项目，甚至还包括还旧债补窟窿的。人们经常问，中国的钱哪里去了？其实就是在上半身中循环。而在另一元，即在民生部分或下半身流入的就比较少。因此，这部分就感受不到钱多了。相反，这部分感受到的是失业、收入下降、债务压力、预期变坏。因此，关键的问题是要疏通上下半身，由此才能恢复经济的活力。内卷式发展这个概念是在今年4月7日《加剧的过剩：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一文中提出来的，在此后的文章中也有提及和讨论。我想用这个概念来讨论一种谜一样的发展模式。1997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就在这一年，中国告别短缺经济时代，正式进入过剩经济时代。随之而来的，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各种内卷，行业内卷，企业内卷，甚至个人的内卷。我们都知道内卷不是一件好事情，卷进去会很难受的，通常也不会有好结果。但就在这个时候，一种意想不到的奇迹出现了。内卷，在这个人们都认为是终点的地方，它仿佛变成了一个起点。于是，一种我将其称之为内卷式发展的模式出现了。逻辑转换的关节点在哪里？舞台的不同。在一个小舞台上，几乎要把自己卷死，但换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却卷出了一片新天地。其实，这里边，有很多有意思的问题是需要深入讨论的。关联阅读：孙立平：回过头看，18、19是很重要的两年，很多迹象出现在那个时候孙立平：我在俄乌战争爆发第三天写的一篇文章孙立平：尽管烽烟四起，我还是相信人类趋向和平的趋势不会改变孙立平：大通胀从何而来？这个解释很有意思，但最终还是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弄错了孙立平：在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结束之后（在一个活动上的演讲）孙立平：加剧的过剩：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孙立平：内卷：从一个段子说起孙立平：现在每一次改革实际上都成了扩权的过程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挖茶俱乐部自己制作的一款老熟茶第十六届中国云南普洱茶国际博览交易会获奖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去年早些时候，新加坡外长维文说，二战后的七八十年，全球享受了“和平红利”，但现在已经结束了。现实似乎不断地在证明这一点。俄乌战争正处于胶着状态，中东的哈以冲突、伊以冲突时刻有外溢的风险，还有一些地方，紧张局势似乎也在酝酿和加剧。所有这些，使得现在有人在开始谈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于是，有人脑子里出现一个问号：未来我们会不会重新生活在一个丛林世界？甚至生活在不时发生的炮火之中？说说我的基本看法：我的看法与此相反，尽管眼前烽烟四起，我还是相信，人类趋向和平的基本趋势不会改变。尽管，战争这个现象不会在世界上销声匿迹；尽管，出现某个狂人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但我还是相信，在未来的时光中，战争会趋于减少，和平的日子会在更多的时间里成为常态。为什么这么说？我们需要把眼光放开阔一点。记得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莫迪和普京共同出席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在会议间隙举行的双边会谈中，莫迪告诉普京：“如今的时代并不是战争时代，这一点我已经在电话中与你谈过了。”他补充说，粮食、化肥和燃料安全是目前世界的主要关切。

【本文为最近在一个活动上的演讲，发表时做了一些补充】谈当前的消费问题，需要明确两个前提。第一，就经济增长来说，我们可能是处在一个经济收缩期，这个收缩期是相对此前几十年的扩张期而言的。第二，从消费来说，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大规模集中消费的过程，这个过程现在已经基本结束。第一个不说了，直接说第二个，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大规模集中消费的过程，现在这个过程已经基本结束。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发展那么快？除了改革开放的原因之外，有一个因素一直没有人讲，这就是在中国开始改开之后，赶上了一场消费革命。按熊彼特的说法，技术创新不会直接导致经济发展，中间要经过商业革命和消费革命的环节。我们非常幸运，在改开解决了基本温饱问题之后，就赶上了一场世界性的消费革命的浪潮。这个浪潮就是，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机电技术革命的积累，技术创新外化成一系列的家电产品：彩电、冰箱、洗衣机等，我后来概括为七大件。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七大物品几乎是一夜之间结伴而来的。这就形成了一个以七大件为主体的大规模集中消费过程。这七大件，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第一，实现了人们内心中那些原始性的强烈期待，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第二，这七大件都是可以由家庭甚至个人拥有的，而且价格适中，大体在一年的收入以内，这就决定了其普及性；第三，操作简单，可以轻松使用。

先说两件挺有意思的小事情：第一件事情。北京有条很有名的路叫学院路。顾名思义，这里的高等院校多。所谓八大学院都坐落在这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这里离清华也比较近。大约是2006年的时候，有一天晚饭后，我们在这里散步，就发现路边有一个楼盘正好在开盘，当时的均价大约在6000元左右。第二天，我就给一位朋友打电话说这个事情，我说，你可以买一个啊，一百多平米的也就六七十万。但他很干脆地说，我不买，没钱。那时候六七十万当然也是一笔不小的钱了。我说可以贷款啊，20多万的首付就可以。他说，20多万我也没有啊。这位朋友也是一位学者，在他的领域中很有名。我们关系很好，有一段时间两家经常在一起玩。大约两三年后，在一起玩时，他太太就说，你看看，孙老师当时让你买那个房子你就不买。其时，那房子已经涨到400万左右。然后这位老兄悄悄和我说，其实我当时有这个钱，后来我用这个钱买了一辆帕萨特。然后他笑着说，你看看，房子400万了，那辆帕萨特十几万都卖不出去。这说的是房子与汽车。仅仅几年时间，价格发生如此的变化。这是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下面的事情，是我吃饭时听来的，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给我讲的，并言之凿凿地说是他亲身经历的故事。但我一直觉得是一个段子。这样吧，我当做真事儿说，您当作段子听。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北京有位老兄因某个偶然机会发了点财，挣了大约有五六十万吧。刚才说了，这在当时也算是一笔不小的钱了。但他不会经商，于是就找到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说：你看，我也不会做生意，就想用这钱买点东西，能保值就行，能升值当然就更好了。您是经济学家，给我出点主意。这位经济学家想了想，说：这样吧，你把这钱买成大哥大，这大哥大不见得能升值，但这大哥大的号将来一定是稀缺的东西，肯定能升值（因为频道的容量是有限的）。这位老兄一想，有道理，因为将来使用大哥大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多，号肯定越来越稀缺。于是，回家就用那笔钱买了20多部大哥大。然后，就坐在家里天天关注大哥大价格的变化。结果是大哥大的价格怎么也不涨，不但不涨，还在不断地下跌。后来，手机出现了，手机的号码可以无限供应。最终，那堆大哥大就成了一文不值的废品。我为什么讲这两个小故事呢？是因为刚才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问题：在过去20年间，什么东西涨价了，什么东西降价了？于是就上网搜索这方面的材料。其实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经常会提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过去的若干年中，货币贬值了多少？现在的一万块钱，相当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多少钱？等等等等。如果做一个系统的研究，也许会对上述问题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在一个笼统的数据中，其实包含了一种非常复杂的现实：有的东西价格上涨了很多，有的东西价格下降了很多。未来会怎么样呢？关联阅读：孙立平：以哈冲突，世界大战？我不这么认为（去年的一篇文章）几个有趣资料，思考内卷式发展孙立平：加剧的过剩：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孙立平：内卷：从一个段子说起孙立平：豪宅热卖：底层的逻辑是什么？孙立平：现在每一次改革实际上都成了扩权的过程孙立平：人类历史上的三次大分岔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孙立平教授拼配福鼎白茶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去年以来，我一直在不厌其烦地讲过剩问题（《过剩：这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过剩时代的困境、症结与出路》《从短缺到过剩：中国问题的转换》）。现在看，这个问题比原来想象的更为严重，更为复杂，更为麻烦。我们先来看看一些国家在2023年经济增长的情况首先是东盟：2023年，印度尼西亚GDP增长5.05%、越南增长5.05%、马来西亚增长3.7%、泰国为1.9%、新加坡为1.1%、柬埔寨为5.6%。其次是印度：2023年，印度经济增长率远超市场预期，达7.7%，该国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令人瞩目的8.4%。再看中亚：2023年，哈萨克斯坦全年经济增长约为5%、乌兹别克斯坦为增长6%、塔吉克斯坦为增长8.3%、吉尔吉斯斯坦增长6.2%、土库曼斯坦增长6.3%。最后看一下墨西哥：墨西哥是产业链重组的重要受益者。墨西哥2023年GDP的增长为3.2%，略低于2022年3.9%的增速。目前美墨贸易额已经占到美国贸易总额的15%以上，墨西哥已经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大家从这些数字中看出什么门道了吗？除中亚诸国外，都是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的对象，是供应链替代国家，换句话说，都是产业链重组过程中的受益者。这是产业链重组值得注意的第一个重要动向。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就是美国制造业的回流与重建最近这几年，美国经济的状况在许多人看来非常难以理解。在2022不仅是外人，就是美国的专家也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美国必然经历一场经济衰退。尤其在去年年初，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下半年，美国应该出现一次衰退。所争论的，是会软着陆还是会硬着陆？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现在有人说，也许这一次美国经济是根本不着陆，即长期保持现有的低空飞翔。还有人带着疑问的口气问，有没有一种可能：美国经济就是这么好？因为大家很难相信这是一个事实，而且这也不符合经济学的原理。但问题是，事实就是事实：2023年全年，美国经济增长2.5%。而且，就业人数强劲增长，实际工资涨幅保持一个非常不错的速度，通货膨胀正在放缓，降低利率的前景已经迫在眉睫。其实，这种状况是可以理解的。我曾提出大拆解的概念，以解释近年来世界格局的变化。其中的含义之一是，在大拆解之后，美国面临的是供给的问题，中国面临的是需求的问题。美国需求问题的解决，一方面是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另一方面就是回流重建。这多少有点像我们80年代时的情形。2023年美国的制造业投资规模已经达到了2010年的平均值的三倍，而且这个数据还在持续上升。有人估计，到2025年，将有84%的美国企业部分或全部回流其制造业务。有人甚至认为，美国制造业的一个新的超级周期要来了。但也有人指出一个问题，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发展，往往是挖掘全新的赛道，以不断地创新来推动经济持续繁荣。但这一次的情况不完全相同。除了新的赛道之外，产业的回流与重建，特别是传统制造业的回流，意味着一些新的传统产业产能的形成，因此，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全球供应商中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这对于全球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坏消息。在内卷中的顽强发展的中国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制造业最大的产能是在中国，因为中国是一个首屈一指的世界工厂。1997年是中国的一个转折点。就在这一年，中国告别短缺经济时代，正式进入过剩经济时代。1997年下半年开始，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明显下滑，国内95%的工业品供大于求。外向型企业经营困难，大批农民工失业。同时，全国1.6万户国有工业企业中39%处于亏损状态。受此拖累，国有银行隐形不良率大幅上升。这标志着，过剩取代匮乏与短缺，成为中国突出的问题。我曾经用河水与河道的比喻，来说中国问题的转换。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短缺与匮乏的社会。那时候，什么都缺。这就如同一条干涸的河道，缺少河水一样。改革开放的结果，是大量的水制造出来，而且源源不断。这时，一直干涸的河道里水越来越多。一直到1997年，河道中的水已经多到河道已经装不下的程度。于是，就有了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这相当于在原有的河道之外，又挖了一条河道。现在看，这条新挖掘的河道在开始淤塞。但不管怎么说，在过去的20几年中，过剩就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纠缠着中国的经济。一般地说，过剩的结果必然是内卷。在中国也是如此，现在的各个行业几乎都在过剩，都在内卷。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每个做企业的人都觉得苦不堪言的原因。所以，我们都知道内卷不是一件好事情，卷进去会很难受的，通常也不会有好结果。但就在这个时候，一种意想不到的奇迹出现了。内卷，在这个人们都认为是终点的地方，它仿佛变成了一个起点。于是，一种我将其称之为内卷式发展的模式出现了。逻辑转换的关节点在哪里？舞台的不同。在一个小舞台上，几乎要把自己卷死，但换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却卷出了一片新天地。这一切意味的将会是什么？说到这里，事情很清楚了吧？原有的产能在继续喷涌，新的产能在不断加入，于是，在本来就是过剩的背景下，整个世界的整体供给能力迅速增加。而且我们还不能忘了另外的一些国家呢，如日本的钢铁和韩国的造船业等。因此我们说，世界开始进入全面过剩的时代，过剩正在加剧，一场暴风雨也将随之而来。也就是在这场风雨之前，耶伦适时地来到了中国。从历史上看，产能过剩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无数的冲突甚至战争，就是由此而起。但我们还是相信，历史的车轮走到了今天，人们管控冲突的能力已经非昔日可比。暴风雨是免不了的，贸易战和贸易保护主义也是免不了的，因为问题总要面对。需要守护的是，经济问题用经济手段解决，利益问题用妥协方式化解。关联阅读：孙立平：内卷：从一个段子说起孙立平：豪宅热卖：底层的逻辑是什么？孙立平：现在每一次改革实际上都成了扩权的过程孙立平：人类历史上的三次大分岔孙立平：十点看法：形成关于消费的新思维孙立平：2024：中国经济决定性的一年孙立平：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及其过程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的老白茶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明了行业内卷形成的原因与结果：一个犹太人来到小镇上开了个加油站，生意很火；第二个犹太人来了，发现加油站生意很不错，想到加油站的客户需要吃饭，所以投资开了个餐馆；第三个犹太人来了，想到来小镇的人多了需要住宿，于是开了个酒店；第四个犹太人又发现住店的人需要生活用品，于是开了超市；第五个，第六个……来的人越来越多，吃饭住宿旅游经商的人又需要加油，于是加油站、餐馆、酒店、超市们的生意相继更火了。一个中国人来到小镇上开了个加油站，生意很火；第二个中国人来了，发现第一个人投资的加油站生意真令人羡慕，赶紧开了第二个加油站；第三个中国人又来了，看见前面2个同胞的加油站生意很好妒嫉得眼红，火速开了第三个加油站；第四，第五个同胞过来都是一样，开加油站还打折促销……最后恶性竞争，然后纷纷倒闭……这当然是一个段子。但顺着这个段子，可以让我们去思考很多问题。现在大家都在说过剩，都在说过剩背景下的内卷，都在说内卷中的恶性竞争。其实，上面段子中讲到的那种一窝蜂现象，在当今的经济生活随处可见：养猪一窝蜂、葱蒜一窝蜂、水泥一窝蜂、钢铁一窝蜂、房地产一窝蜂、光伏一窝蜂、新能源一窝蜂，甚至芯片也是一窝蜂。据相关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中国芯片相关企业的数量达46.5万多家，仅2022年就新增了11.3万家，相当于每天新增310家芯片企业。这种过剩、内卷与恶性竞争，当然有着很深厚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心理基础。在一篇文章中，我看到这样一段话：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西方人有史以来首度与中国人直接做生意，除了瓷器、茶叶等中国特产外，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就是中国货之价廉物美。西班牙人1565年才开始统治菲律宾群岛，但不出十年，中国廉价商品已涌入马尼拉。1587年有30多艘中国帆船运载大量丝绸等商品，其价格之诱人令西班牙总督简直难以置信：“他们卖得这么便宜，以致我们只能作这样的想法：要不是他们国家里生产这些东西不需要劳力，便是弄到这些东西不要本钱。”这让我想起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一件事。那时我还是在北京大学工作，有一天，系里的一位女教授和我说，她在早市上买了一条裙子，价格便宜到难以想象。她感叹说，怎么能这么便宜呢？论布料钱不够布料钱，论工钱不够工钱，小贩自己也还得挣点吧，怎么会这么便宜呢？正因为这件事情的启发，于是就有了第二天在一个会议上的争论：那天是在中国经济时报开会，讨论经济形势问题，因为当时的经济形势也很不好。此时的背景是，经济学家都在讨论产权改革问题。在会上我讲到一个现象：现在的问题是，生产什么什么卖不出去。我这话的意思是，当时面对的问题，可能已经不完全是产权问题。会上，我们就在那里争论，中国面临的问题究竟在哪里。一位很有名的经济学家有点轻描淡写地说，这主要是花色品种不对路。我说不对，即使花色品种对路，也卖不出去。而且，不但国有企业的卖不出去，民营企业的也卖不出去。这说明，产权改革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面临的就是生产过剩的问题。记得那一年是1998年，这是过剩问题在中国的第一次出现。所以后来我说，1997年是一个转折点，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1997年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香港回归，邓小平辞世，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其实，这一年还有一件极为重要但却悄无声息的重大事情发生，这就是中国告别短缺经济时代，而正式进入过剩经济时代。1997年下半年开始，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明显下滑，国内95%的工业品供大于求。外向型企业经营困难，大批农民工失业。同时，全国1.6万户国有工业企业中39%处于亏损状态。受此拖累，国有银行隐形不良率大幅上升。这标志着，过剩开始取代匮乏与短缺，成为中国经济的突出问题。但在当时，我们的脑子里没有讨论那些问题的思路，甚至连合适的语言都没有。所以，那位经济学家朋友也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只能用花色品种不对路来解释。短缺与匮乏时代留在我们脑子里的烙印太重了。好了，现在回到前面那个段子上来。段子里两种不同的经济现象，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而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反射的则是在文化和社会心理层面的差异。这种差异，至少有三点。第一，在行为模式上是从众的还是自主的。也就是，你做一件事的时候，是盲目地跟着别人做，别人做我也做，还是基于自己的独立判断？第二，在思维上求同还是求异。尽量和别人保持一致与努力形成不同的想法，是非常不一样的。第三，在偏好上，是求稳还是勇于冒险。在很多时候，模仿别人当然更稳妥，但也容易流于平庸。但这里必须得强调一点，文化和社会心理因素固然是重要的，但更现实的是那些有形的硬因素。其中，至少需要考虑如下三点：第一，门槛较低。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的许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还处在比较低端的位置，技术含量不高，对资金的要求也比较低，进入相对比较容易。加上中国人多机会少，很容易一拥而上，然后就是卷成本，卷速度，卷营销。第二，投资体制。前面说门槛低，但问题是，像汽车、钢铁、光伏、芯片这些产业，就很难用门槛来解释。那问题在哪里呢？更重要的是投资体制。在中国的投资体制中，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是两个重要的投资主体。而这两个主体，往往对市场不敏感，而更多听从于行政指令。第三，产业政策。大家还记得多年前张维迎教授与林毅夫教授那场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产业政策对于引导产业发展，特别是产业升级，确实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副产物就是，企业为了得到政策扶持，为了得到征服补贴，会蜂拥而上，结果是重复建设，重复投资，最后留下的就是一堆过剩的产能。关联阅读：孙立平：豪宅热卖：底层的逻辑是什么？孙立平：现在每一次改革实际上都成了扩权的过程孙立平：人类历史上的三次大分岔孙立平：想起一年前讨论过的这个问题，感慨万千：一场大的瘟疫之后，迎来的是经济衰退，还是一次大的繁荣？孙立平：十点看法：形成关于消费的新思维孙立平：2024：中国经济决定性的一年孙立平：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及其过程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的老白茶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本文原题为《以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赋予经济以活力，赋予社会以弹性》。原发于2022年1月5号的《然而IBPT》

说这个事情之前，先送给各位几句话：第一句，大约在两三年前，新加坡外长维文说了一句话：二战后的七八十年，全球享受了“和平红利”，但现在已经结束了；第二句话，是前些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的：你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单里；第三句，不知是谁说的了，反正都在传：现在不是战后时期而是战前时期，现在是战前的结盟阶段。如果我们关注当前世界格局的演变，这三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现在回到正题上来。马克龙的出兵说甫一提出，世界上一片揶揄之声，说嘴炮者有之，说哗众取宠者有之，说马克龙是想当欧洲领袖者有之。而且，在马克龙的言论发表后，不少国家急忙撇清，表示自己没有此种打算。尽管马克龙多次重申，我说这些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将这个当回事。开始的时候，我对此也是半信半疑。但在和朋友的聊天中，我从没有用嘲笑的口气谈论这件事情，我更多地是将其看做是一种舆论试探，是一种舆论铺垫，即将一个非常敏感、不能谈论的问题变成一个可以谈论、可以考虑的问题，从而完成这个问题的脱敏化。但现在看起来，事情可能还不仅于此。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我也曾偶尔想到，最后也许有可能走到需要其他国家出兵这一步，现在看，这一步可能变得越来越现实了。不过，这个想法最早由马克龙提出来，这确实是我没有想到的。马克龙是个典型的70后，他出生于1977年。其时距离二战结束已经32年，按照时间推断，甚至他老爸可能都没有太强的战争记忆。不但马克龙，就是欧洲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都是在和平的蜜罐里长大的。可以说，他们是温室里的花朵。俄乌战争爆发后，马克龙一直扮演绥靖角色，三天两头追着普京要通通电话。怎么会是马克龙？但确实就是马克龙。现在的马克龙，似乎变了一个人。很多人觉得着变化不可思议，但从下面这两个迹象我们也许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第一，乌克兰战场上的形势。据说马克龙最近在与亲近的幕僚谈话时，说了他的一个判断，即如果没有盟国出手，乌克兰可能要非常被动了。而这个判断，可能与法国军方最近做出的一些评估报告有关。第二，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在国会受阻，而如果特朗普上台，对乌克兰的支持有可能会进一步减少。这样，欧洲就会被逼到了一条窄路上，不可避免地要独自面对俄乌战争问题。也就是说，欧洲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有所动作的时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一次演讲中说，无论有没有美国的支援，我们都不可能让俄罗斯获胜。无论在美国大选后发生什么，欧洲都不能让俄罗斯赢得这场战争。在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分别与英国、德国和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签署了安全协议。问题是，欧洲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欧洲的态度越来越明确。当然，法国最后是否出兵，以何种方式出兵，有哪些盟国会跟进？现在还处于战略模糊阶段。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没有独家的信息。我所感兴趣的是，这对世界格局演变预示着什么？具有什么样的含义？我原来曾经用大拆解的概念来概括近年来世界格局的演变。眼下，在大拆解的背景下，世界格局在进一步演变，一直预期中的美国经济衰退没有发生，日本似乎正在走出停滞的30年，东南亚诸国及南亚的印度，经济在迅速崛起之中。国际经济秩序正在重组中，有人说，经济的ＷＴＯ时代已经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ＣＰＴＰＰ时代。如果说前者的背景是全球化，后者的背景则是大拆解之后的新阵营。而这不过只是大拆解后的世界的经济层面。与此同时，在大拆解的背景下，世界的紧张局势在日益加剧。所谓三大或四大火药桶已经被点燃了两个。由于中东局势的牵扯和美国国内政治的原因，二战后一直生活的温室中的欧洲，主动也好被动也好，恐怕都要在俄乌战争中承担更积极的角色。前些天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在温室门口探头探脑的欧洲》。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看到几则有关欧洲与俄乌战争的消息，包括当时刚刚提出的马克龙的出兵论。当时在我脑海中浮现的，是这样的一幅画面：在风雪交加中，几个人在暖融融的小屋门口探头探脑。不错，在战后长期的和平环境中，欧洲已经武功尽废。但我们一定要看到，欧洲的技术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使其恢复战争能力并非难事。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期发布的报告说，由于俄罗斯出口减弱，其长期占据的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地位已被法国顶替。这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950年开始记录国际武器交易量以来，法国第一次达到这一排名。欧洲需要解决的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在中美对抗中，欧洲一直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国内甚至有人曾经提出过联欧抗美的主张。上述种种变化给我们的警示是，如果局势将欧洲推向俄乌战争的前台，其对有关国家在这场战争的态度将会更加敏感。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与中美关系相比，中国与欧洲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要更差，竞争性要更强。未来中欧关系如何演变，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关联阅读：孙立平：人类历史上的三次大分岔孙立平：想起一年前讨论过的这个问题，感慨万千：一场大的瘟疫之后，迎来的是经济衰退，还是一次大的繁荣？孙立平：十点看法：形成关于消费的新思维孙立平：2024：中国经济决定性的一年孙立平：好吧，就单说正常的社会吧孙立平：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及其过程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龙芽绿茶为云南普洱茶区第一批早春芽头未经揉捻更好保留了茶叶的内含物质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理解人类文明的演变，包括理解当今世界上的许多冲突，需要我们首先去了解在一些重要的关节点上，人类文明是如何分岔的（这里分岔的概念，源自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因为在这些分叉中，体现着不同人群在思维上的重要差异，而这些不同的思维，设定了不同文明的底层逻辑。第一次大分岔：轴心文明的出现7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出版了《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在这本充满智慧的著作中，雅斯贝尔斯提出了轴心时代的概念，雅斯贝尔斯认为，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大概是在地球的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出现了若干位足以影响后世历史进程的伟大精神导师，并由此催生了世界上几大并列的文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那些犹太教先知；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等。这一时代的真正意义，是对终极问题的面对与思考。世界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今天与明天，此岸与彼岸的关系是什么？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人类开始有了自觉的、系统性的精神生活，开始有了集体性的自我意识，有了可以将在漫长的时日里逐步形成的文化碎片组装在一起的主观框架。一句话，文明出现了。而这个文明是复数的，由此，人类社会几大文明分殊与并存的局面开始形成。帝国是文明的外化，在文明的辐射与渗透力推动之下，帝国与帝国之间的征战开始出现，人类走出互相隔绝的时代，进入多中心的时代。在对这些终极问题的回答中，最重要的成果，是对超越秩序的想象，于是，宗教成为文明的内核。几大文明分殊的实质，人们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我认为，其核心问题是对天人关系、人神关系的理解以及由此形成的对人类与世界的基本看法。换句话说，人类如何在意义的框架中定位自己，如何在与某些超越存在的关系中定位自己。这是一个带有终极意义的问题。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成为形塑自己生活方式的基础。概括地说，在古代印度文明中，天人、人神的距离是比较遥远的。他们为来世而生，追求的是彼岸世界，形成的是淡泊今世的世界观。在中华文明中，天人、人神的距离是最近的，我们没有超越的神，伦理规范也深植于世俗之中。我们没有超越和神明的概念，我们几乎是天生的朴素唯物主义者。而西方文明，特别是经历了世俗化之后，天人、人神的距离介乎于两者之间，在上天与尘世之间形成一种呼应。对天人、天神关系的不同认识，形塑了不同地方的社会安排乃至生活方式。这就是人类世界几大板块的底色。在今天的世界上，不同地区的社会与生活，甚至人种，都只能在这种底色中呈现。这个大分岔的影响是深远的，亨廷顿讲的当今世界的文明冲突，就是轴心文明在今天的演进。第二次大分岔：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分殊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详细考察了18世纪欧洲和东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对欧洲的英格兰和中国的江南地区以新的论证方法作了具体比较，提出许多创新性见解。其基本观点是：1800年以前的世界是多元的，没有一个经济中心，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彭慕兰指出，美洲大陆的发现和煤炭资源的开采被认为是英国走向工业革命的决定性力量。可以说，技术变化的力量造就了欧洲的突飞猛进。戴蒙德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问题。他的问题是，在欧亚大陆范围内，为什么是欧洲社会，即在美洲和澳大利亚殖民的那些社会，而不是新月沃地的社会或中国和印度的社会，在技术上领先，并在现代世界上占据政治和经济的支配地位?这可以从中国和欧洲航海事业的对比来看，而其背后的则是大一统体制与多元化体制的差异。他举例说，哥伦布出生在意大利，后来转而为法国的昂儒公爵服务，又后来改事葡萄牙国王。哥伦布曾请求国王派船让他向西航行探险。他的请求被国王拒绝了，于是他就求助于梅迪纳—塞多尼亚公爵，也遭到了拒绝，接着他又求助于梅迪纳—塞利伯爵，依然遭到拒绝，最后他又求助于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他们拒绝了他的第一次请求，但后来在他再次提出请求时总算同意了。如果欧洲在这头3个统治者中任何一个的统治下统一起来，它对美洲的殖民也许一开始就失败了。相反，中国的情形则是：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中国的船队一共有7次扬帆远航。但后来，船队出海远航的事被中止了。中国朝廷上的两派(太监和反对他们的人)之间发生了权力斗争。前一派支持派遣和指挥船队远航。但当后一派在权力斗争中取得上风时，它便停止了派遣船队，最后还拆掉船坞并禁止远洋航运。因为那整个地区在政治上是统一的。一个决定就使整个中国停止了船队的航行。那个一时的决定竟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已不再有任何船坞来造船以证明那个一时的决定的愚蠢，也不再有任何船坞可以用作重建新船坞的中心。马尔萨斯陷阱则对这种分叉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在马尔萨斯看来，人口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就被人称为“马尔萨斯陷阱”。相比古代欧洲，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战争，都是由人口密度过大引起的；最终以人口大幅度减少而结束。为什么欧洲没有或者很少发生类似的情况？或者说，欧洲为什么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业生产技术的突破。第三次大分岔：自由主义与整体主义当今世界的种种迹象启示我们，一个类似于轴心时代的情景，即在终极问题上形成的分殊，也许正再一次呈现。阿根廷的米莱，正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继续着这场分殊的演绎。现在新的终极问题，涉及的是人类生活中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也许我们可以用两个词来表达这种差异：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在个体主义中，能落实到个体的尽量落实到个体；在整体主义中，则是能集中到整体的尽量集中到整体。我们还可以用两句话来体现这两种不同的理念。一句是，个体的自由符合人性并造就活力；另一句就是，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铁，团结是钢。这是如何组织社会生活，如何构建人与人关系问题的基础性问题。在若干世代之后，人类将以什么样的状态生活在地球之上，将会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及其博弈。之所以说这个问题是一种终极性问题，是因为，自从人类以群体的方式生活以来，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这两套想象与逻辑间的张力就始终存在。我们应该怎么生活，是更抱团一点，还是更松散一点？抱团意味着更多的约束，更多的个人放弃。但无疑会更有力量，尤其是对外的时候。而松散则恰恰相反。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这两种想象和逻辑的张力甚至角力就一直存在。古希腊时代雅典和斯巴达的组织结构，体现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逻辑。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与天人、人神关系相比，上述问题一直处于第二声部。而在进入近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过去的几百年中，所谓意识形态的争论与冲突，是围绕什么问题发生的？自由主义与种种其他主义的分殊又是从何而来？时至今日，特别是在今后的日子里，也许我们可以看到原来的第二声部如何成为第一声部，看到两种新的文明版图。关联阅读：孙立平：想起一年前讨论过的这个问题，感慨万千：一场大的瘟疫之后，迎来的是经济衰退，还是一次大的繁荣？孙立平：十点看法：形成关于消费的新思维孙立平：2024：中国经济决定性的一年孙立平：那时候，我们也打架，但与霸凌不是一回事孙立平：好吧，就单说正常的社会吧孙立平：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及其过程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的一款福鼎白茶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上一篇：孙立平：不想讨论别的，就想问一个问题：那三个少年，何以残暴至此？哪来的？昨天讨论了邯郸3名初中生虐杀同学的事件，我提了一个问题：他们身上的那种残忍究竟是哪里来的？他们消灭一个自己同类生命时的心理过程是什么样的？他们的脑子里究竟灌进去了什么？又清空了什么？这真的是非常值得拷问的问题。在网友的留言中，我看到一个说法，有三亿孩子有过被霸凌的遭遇。这个数字我不知道有没有确切的根据，因为霸凌这个词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说法，是很难准确进行统计的。但从我们能看到的众多案例和小范围的统计数字，可以发现，现在学校里的霸凌真的不是个别的现象。于是我就想，我们小时候，在我们上中小学的时候，有这种霸凌的现象吗？我的印象中好像没有。但我们有打架。所谓打架，也主要是在小学时的事情。从中学开始，至少在我们的班级或年级，没有听说过。小学时的打架，现在还能回忆得起来的，是有一次打群架，还是有一定烈度的，但回过头去看，仍然是有底线的。底线就是打架时不能下死手，也就是说，不能对对方真的造成伤害。也许这就是与所谓霸凌的区别之一。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也许是一种大家都懂的、心照不宣的规矩，吃不了兜着走。到现在我仍然觉得，尽管小孩子都爱冲动，但那时的小孩对做事情要承担责任的意识还是要更强一些，也就是穷人的孩子早懂事吧。而且，那时候打架下死手的，也往往不受人待见，人们也不愿意和他们玩。对于打架下死手的孩子，人们往往觉得他们是另类，也很少有人愿意和他们玩。这是与霸凌的一个区别，与霸凌的另一个区别，是没有那种固定的欺负对象。回想起来，那时候每个班其实都有那么一两个受歧视的对象，一般是学习不好，穿着较差，经常流着鼻涕的那种。所以前些年我说，搞阶级斗争是有人性和社会心理基础的。通过对人进行分类，将一些人列为比你低比你差的人，从中获得自己的优越感，这是人的一种天性，恶劣的天性。但这与霸凌也不是一回事。受歧视的人，会成为人们开玩笑甚至恶作剧的对象，但一半不会在身体上去进行伤害。而打架是另一回事，打架往往是是懵懵懂懂、临时起意的。玩着玩着，不知因为什么，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但没过几天，打架的事情就忘了，该在一起玩还在一起玩。这其中的道理，我也不能完全说清楚。但至少，是把对方看做是自己的一个同类吧。所以，看到现在的霸凌事件，我还是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能从残害一个同类，甚至在肉体上消灭一个同类的过程中获得乐趣呢？他们当时的心理过程是什么样的？一位网友的留言点醒了我：对待敌人应该怎样做，每个人都受过同样的教育。小孩子只是自己定义了谁是敌人。我不是说，那些施虐者就是直接这么思维的，我的意思是，某些教育给了人们这样一种意识：有些人是可以轻视的，是可以不作为生命来对待的。关键的问题是，小孩子只是自己定义了谁是敌人，而他们的年龄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因此，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在对儿童少年进行的教育中，如果有仇恨和暴力的内容，一定要慎之又慎，尽管这样的教育内容在宏观叙事上是非常正确的。道理就是，你教会了小孩子对待所谓敌人和坏人的方式，但他们不具备正确定义什么样的人是敌人或坏人的能力。这样的教育，只会泯灭他们天性中善良的萌芽，泯灭他们幼稚心灵中那些宝贵的同情与悲悯之心。说到这里，本来我要说一件如鲠在喉的事情，发生在我学生孩子身上的事情。我都写了半道了。算了，为了文章能够存在，不说了，反正类似的事情大家也偶尔会听说过。关联阅读：孙立平：不想讨论别的，就想问一个问题：那三个少年，何以残暴至此？哪来的？孙立平：十点看法：形成关于消费的新思维孙立平：另外一组国家：同样值得玩味孙立平：这三个国家走过的路值得认真玩味孙立平：2024：中国经济决定性的一年孙立平：好吧，就单说正常的社会吧孙立平：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及其过程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2004年的勐库生茶散料一款有了20年岁月沉淀的老生普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邯郸3名初中生虐杀同学的事件，震惊全国。对于这件惨案的细节和背后深层原因，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讨论。我一点都不想讨论这些问题，尽管这些讨论自有其意义。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三个少年，他们何以残暴至此？何以在以如此残暴手段杀人之后，还能安之若素地照常去上学？所有的细节与此无关，所有的背景与此无关。我就想问，他们为什么能残暴到如此程度？促使我提出上面的问题，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是我想起以前文章中引用过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都是上海纽约大学哲学助理教授袁源在一次演讲中讲的：第一个故事：是一战时一位士兵在日记中记录的一件事。他在日记中写道：虽然我已经习惯隔着战壕射击敌人，但今天在休战的间隙，我刚好看到敌人在撒尿，这种人所共通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好像一下子点醒了我，让我意识到敌人跟我一样。面对一个在撒尿的人，我怎么也无法开枪。第二个故事：在阿富汗，美军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小分队被困在了一个沟壑里，遭遇从一个土坯房里发出的猛烈的射击。在获取了队长的批准后，下士乔瑟夫·西安诺将火箭炮发射器举到肩头，瞄准土坯房开火，炸掉了大半个土坯房。当尘埃落定后，他们才发现，塔利班把妇女和儿童拉到了土坯房里作为人体挡箭牌。据乔瑟夫的战友回忆，当时乔瑟夫只是一个人靠着墙，默默地无声哭泣。乔瑟夫退伍以后无法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夜里也常常受到噩梦的折磨。退伍的几个星期后，他开车撞上了电桩，死的时候才23岁。对此，袁源老师说：对很多士兵而言，杀人的恐惧，甚至胜过自己被杀的恐惧。我不知道各位看了这两个故事后是什么感想。请各位注意，这两个故事都是发生在战场。我们都知道战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是一个你死我活的场景。但即便是在那样的场景之中，我们却仍然可以看到人性的忽暗忽明的存在。算了，我现在都不想在人性的层面来谈论这个问题了，我们从动物性的层面来说吧：2012年的某一天，在重庆市巴南区龙州湾，一只黑棕色的流浪狗被车撞倒在地，已没有任何反应。另一只白色的小狗，正用爪子轻抚着它，并不时地用舌头舔着它流血的伤口。由于当时马路上依然车来车往，有行人担心小白狗也会被车撞伤，准备抱它到路边。白狗朝行人叫了几声，不愿离开。交警赶来，将死去的小黑狗抱到了路边，小白狗也一直跟随着。然后他们在路边找了一块空地，将小黑狗埋了。直到这时，小白狗才默默离去。再说一件动物与人类之间的事情吧。在卢旺达，动物学家黑斯受伤，躺在地上动弹不了，在那里一边呻吟一边将目光落在一只母猩猩的身上。黑斯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只黑猩猩走过来，坐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将脸几乎贴到黑斯的脸上，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的眼睛。突然，她用一只手轻柔地扶过黑斯的头发。这个友好的动作母猩猩重复了三次，每摸一次都停顿一下。黑斯被感动了，因为他知道，大猩猩的性情通常都是很暴烈的。至此，各位，我们还需要过多地讨论人性与社会背景吗？我就想问一个问题：这三个少年，他们何以残暴至此？他们脑子里有同类的概念吗，是什么样的？他们脑子里关于消灭另一个生命的想法是什么样的？他们脑子里的那些东西都是哪来的？他们脑子里灌进去的是什么？清空的又是什么？关联阅读：孙立平：十点看法：形成关于消费的新思维孙立平：另外一组国家：同样值得玩味孙立平：这三个国家走过的路值得认真玩味孙立平：2024：中国经济决定性的一年孙立平：好吧，就单说正常的社会吧孙立平：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及其过程孙立平：弱信号与强风险：霍英东眼中的那幅壁画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的一款福鼎白茶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在消费的问题上，人们已经有了很多的讨论，我也写过很多文章。现把我的主要观点概括一下：第一，要改变中国人节约不爱消费的叙事。多少年来，我们有这样一种叙事：中国人节俭、不爱花钱，爱储蓄，需要通过种种措施拉动消费。如果说老一代人还残留这样的倾向，作为消费主体的中青年已经完全不是这样。现在真实的问题是，部分群体的消费已经处于饱和状态，部分群体有钱不敢消费，更多的人是没钱消费。力图在观念上解决消费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第二，改革开放之后，正好赶上一场消费革命，于是，我们经历了一个长达几十年的大规模集中消费过程。中国改革开放不久，就与一场家电消费革命相遇。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七大件为主体的大规模集中消费过程。此后还有住房商品化等。这个消费过程，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使人误以为消费就应当是这个样子。第三，在经历了那样一个大规模集中消费的过程之后，中国人现在的消费不是不足，而是超前、过度、透支。要纠正一个普遍流行的错误观念：原来那种热火朝天的消费才是正常的，而今天的消费是不正常的。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原来那种消费才是不正常的，是不可能持续的。而现在的消费，尽管由于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等原因，是偏冷一些，有些萎靡，但至少不比原来那种超前过度的消费更不正常。偏冷、萎靡的原因，不是消费本身的问题，而是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的问题。第四，大规模集中消费的时代已经过去，不要期待过去那种消费潮可以重来。过去几十年的大规模集中消费过程，是一个非常态的、偶然的、阶段性的事情。在今天，这个过程已经走向尾声。在智能手机之后，还没有一项技术发明能引发熊彼特意义上的消费革命。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全面的内卷，在技术层面就是各种电器上那些华而不实、许多根本用不上的功能。而且，萎靡还要看到，在那个大规模集中消费过程中，人们购买的主要是耐用消费品。耐用消费品不可能今天买明天扔。第五，人工智能有没有可能形成一次新的消费革命？最近有人提出，伴随新的可能的人工智能革命，将会出现一组新的智能五大件。我一点都不怀疑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也一点都不怀疑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的可能改变。但就消费的意义而言，其能否达到上次消费革命的力度？至少现在在我脑子里还是一个问号。关键需要的是时间。第六，现在的需求不足的问题是外需不足的问题。就个人或家庭消费而言，能够挖掘的潜力很有限了。真正有潜力的只能是外需，现在不是内需不足，是外需不足。不是消费疲软，是出口疲软。因为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是为世界市场准备的。就像饭馆的饭菜是为顾客准备的一样，靠家人内部消化的空间是很有限的。第七，对于企业来说，要认识新市场，创造新需求。我们要意识到，第一，像过去那样每一个阶段都有几个鹤立鸡群的主导产业的情况可能没有了。不是说我们今后没有主导产业；第二，过去，我们的企业只要能跟上风口，怎么都能挣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种情况下，要认识新市场，创造新需求。挣钱容易的时代过去了。第八，要注意消费文化的新变化。最近有一句话很流行的话：不是羽绒服买不起，而是军大衣更有性价比。这里的性价比这个词是广义的，不仅仅是物品之间的比较，同时也是收益和代价之间的比较。我要军大衣还是要大鹅？关键得看要用什么样的代价来换，也就是说，我为此进行努力值得不值得。一种价值观一旦形成，就有一种持续的特征。第九，对于社会来说，要考虑如何把经济发展建立在起起伏伏的自然消费过程的基础上，揠苗助长，最终会造成许多后患。没错，消费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新的技术进步会带来全新的产品，会创造全新的需求。但要知道，技术的进步也是波浪式的、阶段性的。更重要的是，应该创造种种条件，培养提升社会整体的消费能力，从而实现克鲁格曼所说的，以不断增长的消费，替代不可持续的投资。第十，不能有东西卖不出去就说是消费不足。现在众口一词的说法是：消费疲弱，内需不足。这种说法是假定了一个前提：社会中无论生产了多少东西，生产了什么东西，消费者都应该充分而及时地消费掉。否则，就是消费疲软，就是内需不足。不错，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掉的现象，但其原因也可能出在生产端。不能有东西卖不出去就说是消费不足。关联阅读：孙立平：另外一组国家：同样值得玩味孙立平：这三个国家走过的路值得认真玩味孙立平：2024：中国经济决定性的一年孙立平：好吧，就单说正常的社会吧孙立平：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一种自洽的逻辑孙立平：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及其过程孙立平：弱信号与强风险：霍英东眼中的那幅壁画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转化五年多的老白茶著名白茶世家吴家后人制作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上一篇：孙立平：2024：中国经济决定性的一年【最近在准备一个讲座的时候，发现有三个国家走过的路很值得玩味。翻了下我的公众号，关于这三个国家，我过去陆陆续续都写过。现在重新整理一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做个参考】秘鲁鸟粪经济与法治秘鲁的鸟粪经济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在过去成千上万年的时间里，秘鲁的海边积累了很多鸟粪。在19世纪的一段时间，欧洲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肥料，于是，就开始大量进口鸟粪。秘鲁就从世界上雇了很多的工人，挖这个鸟粪，出口这个鸟粪。由于鸟粪就在海边，挖出来装船就可以卖，利润很高。一时之间，秘鲁的经济快速发展，政府财政收入大量增加。但问题是，有了这些收入用来干什么呢？于是，就养越来越大的机构和越来越多的人员，养庞大的军队，上各种各样的项目，花钱也是大手大脚。但可卖的鸟粪越来越少，政府财政收入逐渐没那么多了，怎么办？机构和人员还得养，项目还得继续投，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也不是短时间可以改过来的。于是，就只能加重税负。我们知道，税负越重，经济就越没有活力。于是，在沉重的税负之下，经济和社会逐步失去活力，最后导致一场经济危机。观察秘鲁的另一个角度是在更深的层面。丹尼尔·汉南，一位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后移民英国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曾经思考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同样是欧洲人的殖民地，北美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一度最强大、最繁荣的美利坚文明；而差不多同时取得独立的拉美国家，却至今处于动荡和贫困？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为什么拉美与北美之间有着迥异的命运。下面援引的都是他的原话：他从一件事情说起：贝拉斯科在1968年发动了政变，对重要工业推行国有化，颁布了一系列土地改革法令，把所有农场都分给了军中袍泽。警方自然也见风使舵的不再愿意保护个人财产。全国到处都有土地被抢占以及矿井、渔船被强征的事发生。外资纷纷撤离，跨国公司紧急召回了他们的员工。直到多年以后，我才震惊地发现，当时竟然没有人在乎这一切。在南美，人们默默地接受了财产安全无保障、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民选政府遥遥无期的现状。你拥有的随时可能被抢走，有时甚至连一个像样的理由都不需要。政权更迭如走马灯，宪法频修如变脸。但南美人从不认为这样的事情会在讲英语的国家发生。待到我长大后去英国读书，临假期再回秘鲁，我才开始逐渐意识到两国间的巨大反差。毕竟，秘鲁名义上也是西方国家，也属于基督教文明体，其建立者视自己为启蒙运动的追随者，坚守理性、科学、民主和民权。然而，秘鲁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总体上从未达到过像北美那样理所当然就存在的法治社会的高度。南北两块几乎同时被殖民的新大陆，活脱脱像一组对照实验。北美由英国人拓殖，他们带去了对财产权、个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的信仰。南美由伊比利亚人殖民，他们则复制了来自西班牙本土的大庄园和专制社会。尽管在自然资源上比她的南部邻居更为贫乏，北美洲却成了全世界最理想的生活地区，吸引着无数怀揣自由梦想的人。与此相反，南美洲仍旧保持着近乎原始的，如霍布斯所描述的政府民选前的黑暗状态。这促使他考虑一个问题：西方文明到底是什么？丘吉尔在1938年说：“没有什么词比文明一词的使用更不严谨了。它究竟指什么？它是指一个建立在民权观念之上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暴力、武备、军阀统治、骚乱与独裁，让位于制定法律的议会，以及可以长久维护法律的公正的独立法庭。这才是“文明”在此沃土上才会源源生出自由、舒适和文化。当文明统治国家，芸芸众生得享安定之生活。我们珍惜过去的传统，前贤的遗赠正是人人安居乐业的财富。”丘吉尔的话中包含了三个不可缺少的要素：第一，法治原则：关键什么叫法治？现代政府无权制定规则，规则存在于更高的维度，并且由独立的仲裁机构进行解释。换句话说，法律不是政府控制国家的工具，而是保证任何个体寻求救济的运行机制。第二，个人自由。第三，代议制政府：不经立法者同意，不能颁布法律，也不得征收税赋；而这些立法者应当是由民众选出并且向民众负责的人。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过去一百年的国际冲突中，自由的北美三度捍卫了自己的价值观。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后来的冷战中，将个人置于国家权力之上的国家战胜了与此相反的国家。在这三次冲突中，有多少国家一直坚定地站在自由一方？这份名单很短但绝大多数是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民主国家。读者可以看看二战纪念碑在欧洲本土以外的分布，算一算志愿者的数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西兰总共动员21.5万人，南非41万，澳大利亚99.5万，加拿大106万，印度240万，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自愿入伍的。是什么力量召唤着这些年轻人跨过半个地球，就像一战中召唤他们的父辈一样，去为一个他们素未谋面的国家战斗？仅仅是血缘和语言上的联系？！这两次世界大战难道仅仅是一场种族冲突、放大版的南斯拉夫分裂或者胡图族对图西族的屠杀！？这一切既不取决于政府动员士兵上战场，也不取决于人们立刻响应了征召。士兵们很少沉溺于感情用事。但在他们的日记和通信中，我们会发现，他们有一种坚定的斗志——他们正在捍卫一种“优于敌人的生活方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们都相信自己是在“为自由而战”，正如那个时代的口号一样。阿根廷：令人赞叹的足球，令人唏嘘的国家在上届世界杯上，阿根廷队如愿以偿捧得大力神杯，梅西也登上球王的宝座。但是，每当我们越是为阿根廷的足球赞叹的时候，也就越是为阿根廷这个国家叹息。曲折的历史不去说了，就说经常被人们引用的一个段子吧：在百八十年前的欧洲，如果形容一个人富有的话，有时会说，他富得像阿根廷人一样。什么意思？那时的阿根廷人就是富人的象征，就像我们前些年的温州人一样。有意思的是，在这届世界杯上，踢到最后，法国队在场上的11名球员，除了守门员外，全是黑人球员。而我们知道，法国是一个典型的白人国家。相反，阿根廷则几乎清一色的是白人球员。而我们知道，阿根廷是一个拉美国家。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在1913年，阿根廷的GDP达到美国的80%。阿根廷的人均收入超过法国、德国、荷兰、加拿大等老牌发达国家，与美国不相上下。那时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被称人们作是南美洲的巴黎。当时，许多欧洲人移民首选的目的地，就是阿根廷。据说，阿根廷97%的人口都是欧洲移民。这个事实，既让我们知道阿根廷球队为什么是清一色的白人，也可以从中窥见阿根廷当时的发达程度。而历史走到今天，则全然是另外一种景象：2021年，阿根廷的GDP为4915亿美元，美国gdp为22.94万亿美元，两者的差距为40多倍。2021年美国的人均GDP为6.94万美元，而阿根廷人均GDP为10729美元，两者的差距将近7倍。其实，其内在的问题比表面的数字还要糟糕。进入本世纪之后，阿根廷曾两度宣布破产。2001年12月，面对无法偿还的外债，阿根廷政府宣布停止偿还外债的本息。2014年，阿根廷又再度宣布破产。就在梅西率领阿根廷队登上领奖台前不久，阿根廷央行发布的一份市场预期调查报告表明，2022年该国的通胀率有可能达到100％。这当然不是最坏的时候，因为历史上阿根廷的通胀率曾经达到过3000％的高点。一个繁荣富庶的国家，沦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个响当当的第一世界国家，倒退为一个问题缠身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不能不令人唏嘘和叹息。其中的原因，我们下面还会说到，但首先让人感叹的是这个跌落的过程，真是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其实，历史上这样的案例绝非只此一家。当年的苏联是何等辉煌？但其经济，即使是在解体前，也已经是一塌糊涂。于是，到了今天，阿根廷成了学者们感兴趣的一个典型样本。根据自己不同的学术兴趣，有人将其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有人将其称之为拉美陷阱。不管叫什么陷阱吧，下面的逻辑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在快速的发展中，寡头们攫取了大量社会财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罢工甚至社会动荡频发；社会的状况成了孕育民粹主义的温床，民粹主义又进一步将社会带向歧途；民粹主义的失败，又进一步导致慌不择路的政策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最终的结果是，民众对国家失去了信心。据说，现在许多阿根廷富人的钱，都流入了毗邻的巴拉圭。而资料显示，巴拉圭售出的的公寓70%是由阿根廷人购买的。日本在从长达30年的停滞中走出？日本的股市最近气势如虹。还有人已经在开始议论：日本是不是开始从30年的经济停滞中走出来了？对此，我没有能力进行判断，因为经济本身与股市还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日本过去几十年走过的路，很值得我们深思。特别是对认识我们自己的问题，非常有启示。根据收集到的资料，我把这几十年日本经济发展走过的轨迹梳理了一下。对于日本停滞的30年，首先要澄清两点。第一，很多人将90年代以来经济不景气的原因简单而直接地归结为被美国强加的广场协议。其实，事情不是这么简单。我们知道，广场协议的签订是1985年，而在1985年之后，日本经济仍快速增长了十年，在1995年达到当时的顶点。第二，在1995年之后，日本经济开始进入停滞期，中间虽然有过几次起伏，但都未能摆脱这种趋势。也就是说，这次经济不景气持续的时间非常长。其中的原因是很值得探讨和借鉴的。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一个误区：既忽视了广场协议之前的问题，也没有重视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本政府的应对方式，而只是截取广场协议中间这一段。给人的印象是，长期的经济停滞是广场协议的直接结果，而且似乎是注定的结果。其实，这个事情是有前因后果的，不把这个问题放到日本整个经济发展过程去看，是说不清楚的。日本的经济发展始于朝鲜战争。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的实际上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个时期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10%，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到1970年，日本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一员，广场协定的前一年即1984年，日本人均GDP是10978美元。这意味着日本经济正在上一个台阶。重要的变化有两点：一是人们的需求变了，二是增长速度由告诉转为中速。这时需要寻找新的动力，顺理成章的选择，一是产业升级，二是大基建。通过大基建拉动经济。在二战以后日本的经济发展中，基建始终占有一个很大的分量。1959年，日本成功申办1964年奥运会。由此，日本开始大基建的过程，扬名世界的新干线铁路，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70年代初，田中内阁开始实施“日本列岛改造”计划：所有城市都要建设高速铁路，所有农村都要建设高速公路。可以说，大基建与日本经济发展贯穿始终。钱多了，搞基建；发展慢了，搞基建来拉动；解决就业，搞基建；内需不足，还要靠基建拉动内需。但日本岛就那么大，就变着法儿地搞大基建。在1960年到1974年，平均每年投资的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二十。日本的债务，尤其是政府债务，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堆积起来的。不是没搞产业升级。第一次石油危机，日本经济遭受重创，因为日本高度依赖石油进口。但是，石油危机也给日本带来了新的机会，这就是产业升级的机会。我们知道，在此之前，日本制造的产品，是以质次价低为特点的，不仅利润微薄，而且无法进入欧美主流市场。石油危机，油价大涨，日本汽车凭借省油的特点大举进入欧美市场。伴随产业升级，作为世界消费热点的彩电、音响、半导体、冰箱、洗衣机、照相机等，在世界市场所向披靡。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的经济才有了真正的产业支柱。由此，也才有了后来的美日贸易摩擦。广场协议后的反应与泡沫的形成。很多人知道广场协议，更知道日本的房地产泡沫，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不是广场协议--经济泡沫这样简单的关系，而是广场协议--日本政府应对方式--经济泡沫这样的关系。当时日本政府应对广场协议的做法是：为了保持经济活力，大力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下调利率，结果是导致国内流动资金过剩。另外，由于日元升值幅度过大，大量资金回流到日本，导致日本经济陷入虚假繁荣之中。一时之间，日本似乎可以买下整个世界，但这个购买能力却是建立在泡沫的基础之上。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在低利率和虚假经济繁荣的推动之下，股市和房地产泡沫迅速形成。1989年，日本的人口为美国的一半，但日本的房地产市值约为美国的四倍。1989年底，东京证交所股票的价值达到全球股票市值的42%。在这种氛围中，日本人开始大举借债并投资房地产，相信房价永远不会下跌。与此同时，日本人的债务负担也就越来越重。为了遏制房地产泡沫，自1990年起，日本连续5次上调利率，房地产泡沫终于在1992年正式破灭，无数炒房客背上沉重的的债务负担，许多普通人因此而破产。从1996年开始，日本进入漫长的经济停滞期。巨额债务之后，是一场漫长的不景气。经济学家辜朝明指出，泡沫的破灭，让日本损失了

【这是我最近准备的一个演讲的提纲】收缩期：对于目前的经济情况我使用这样一个模糊表达法疫情结束之后，对于当前的经济，人们脑子里有很多问号：为什么经济反弹不如预期？目前的状况会持续多长时间？为什么各级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中有的收效甚微？对于当前的经济情况，人们用不同的说法加以概括。为了方便讨论，我使用一个模糊表达法，将其称之为经济收缩期。这个经济收缩期，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加以理解。重要的是，这个概念可以概括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大家都能够模模糊糊、隐隐约约感受到的那些东西。2017年年底，我第一次使用收缩期的概念，当时主要是从人口的意义上使用的。2018年，我提出，在经济收缩期，我们需要有一种收缩型思维。这里讲的收缩，已经不是人口意义上的收缩，而是经济意义上的收缩。2022年，我提出，我们也许要经历一个并非短暂的经济收缩期。收缩期这个概念，可以包括多重含义。第一，经济增长在低位徘徊；第二，面临的问题，可能不是一种暂时的现象；第三，经济的活跃程度降低：第四，社会预期变差，表现为信心不足；第五，最麻烦的问题是存在一种下降螺旋的压力。面对经济收缩期，最重要的是三件事：第一，保增长，使经济能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第二，化风险，特别是房地产和地方债方面；第三，促转型，即促进产业的转型和升级，为迎接下一个增长阶段做好准备。和平红利结束时代的国际环境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改开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两大段。第一大段，中国的GDP在改开前是1977年是3250亿元，上个世纪末达到将近10万亿。本世纪，从将近10万亿起步，2022年超过120万亿。在这两个阶段中，第一段主要是靠改革，第二段主要是靠开放。加入WTO之后的开放与上个世纪的开放不同。上个世纪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引进，包括技术、资金和管理等。加入WTO之后的开放，则是将中国纳入国际秩序，融入世界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以世界市场为依托的巨大产能，中国成为最大的世界工厂。正因为如此，我们说中国是全球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现在的情况在发生重要变化。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的三个问题：第一，我们现在面临的国际环境究竟是什么样的（我试图用大拆解的概念来加以概括和分析）？第二，产业链的转移有没有一个临界点？如果有，这个临界点到没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会不会受到挑战？第三，中美关系有缓和的可能吗？此外，欧洲未来的走向特别值得注意。如果特朗普上台，对乌克兰的支持减少，欧洲就会被逼到了一条窄路上，欧洲需要独自面对俄乌战争的问题。马克龙最近关于参战的话，我们不要不当回事。这样一来，欧洲会对与之有关的问题更加敏感。这个因素将来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欧关系的发展。注意几句话：1、新加坡外长维文说，二战后的七八十年，全球享受了“和平红利”，但现在已经结束了；2、一些媒体的说法：防止中国的通缩输出；3、布林肯：你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单里，两种解释；4、原来是我们把门从里面锁上，自己想开门门就开了，现在是人家把门从外面锁上了。这几句话对于我们理解国际环境的变化，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从短缺到过剩：中国问题的转换有人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国家如果好好干不折腾，从落后的状态开始起飞，达到一个比较发达的水平，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般地说，大体30年的时间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继续往前走，就是问题了，因为这时候后发优势已经用尽了。1997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97年下半年开始，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明显下滑，国内95%的工业品供大于求。外向型企业经营困难，大批农民工失业。同时，全国1.6万户国有工业企业中39%处于亏损状态。受此拖累，国有银行隐形不良率大幅上升。这标志着，过剩取代匮乏与短缺，成为中国突出的问题。有人说，为什么企业现在不贷款不投资，原因是企业家的信心问题。我承认信心确实是个大问题。但我还是要说，就算信心的问题解决了，你让他去投资什么？现实是，房子房子过剩，汽车汽车过剩，家用电器家用电器过剩，生活用品生活用品过剩。举目各个行业，不过剩的行业有几个？还有人说，为什么居民消费不踊跃，是因为消费者的信心和预期问题。这话我也同意，但我还是要说，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超前、过度、透支的消费之后，一部分人的消费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另一部分人因预期问题不敢消费，还有一部分人则是无力消费。熊彼特认为，技术创新要能够将人类经济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必须能够引发大规模的商业革命、消费革命。过去几十年中国快速发展的一个基本背景是：我们赶上了世界上机电技术革命大规模转化为一系列家电产品，并由此引起一场消费革命的过程。现在，这场大规模集中消费的过程已经结束，而且，技术上正处于全面内卷状态，我们不要期待过去那种消费潮可以重来。我们需要形成一种基于正常消费基础上的发展模式。要以不断增长的消费替代不可持续的投资中国发展的潜力仍然存在，甚至可以说，保持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是完全有可能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使潜力成为现实。在改革开放初期，那时中国所面对的几乎是全面的短缺，供给是最主要的瓶颈。在这样的情况下，增加供给显然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由此形成的是投资为主导的发展方式。而到了今天的全面过剩时代，逻辑已经完全反了过来。投资主导的发展方式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尽头，相反，消费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制约因素。如果我们转得早一点，在经济增长最快的时候，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少一点，在民生和产业升级上投入多一点，现在可能要主动多了。但当时的情况是，太想要这个速度了。于是就把钱过多地用到投资。这就造成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债台高筑，二是社会的消费能力没有提高。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要以不断增长的消费替代不可持续的投资。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方式，关键是增强社会整体消费能力。这里主要是三个问题。第一，在资源配置上，要解决新二元结构的问题，使经济发展能惠及整个社会。第二，在宏观分配上，要解决财富在政府和居民间分配的问题，藏富于民，建立一个殷实型的社会。第三，在微观分配上，要缩小贫富差距，加强社会保障。增强我们的见识：如何在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生存这是一个企业家容易会集体犯错误的时代。以房地产为例，那些曾经成功与辉煌过的房地产商，哪个不是精明过人？难道在10年前，至少在7、8年前，他们就没有意识到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开始过剩，已经接近转折点了吗？但诡异的是，你可以看到，就在这样的时候，精明的房地产商就像排着队一样，一个一个义无反顾地在往坑里跳。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在历史的转弯处，周围来自各个方面的信号几乎都是误导性的：金融机构通过信贷发出错误的信号、消费者通过过度消费发出的虚假购买力信号、政府通过种种政策发出的扶持与救市能力信号等。但事情也有例外。对此，人们经常举李嘉诚和潘石屹的例子。如果将李嘉诚、潘石屹与王健林、许家印等一众房地产商做个对比，他们的差别在哪里？是在企业管理的能力上？是在经商的能力上？可能都不是。关键的差异，是见识。而见识中的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弱信号的敏感以及准确的判断上。关联阅读：孙立平：在这场即将到来的科技革命面前，我们把心思和精力用在什么地方，是至关重要的孙立平：好吧，就单说正常的社会吧孙立平：六张图看懂美国总统大选背后的社会背景孙立平：在温室门口探头探脑的欧洲孙立平：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及其过程孙立平：弱信号与强风险：霍英东眼中的那幅壁画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的一款福鼎白茶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前几天，读到张维迎教授的《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一文，以自己出生后一直到现在的生活经历，讲述了三次技术与工业革命在他生活中的呈现，以及短短几十年中给他生活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大同小异。只不过我的知识没有他那么渊博，文字也没有他那么好，但感受是一样的。读这篇文章时，我不禁想到一个问题：对于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进行宏观概括时，人们讲了许多原因，如改革，如开放，如人口红利等等。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往往被人们低估了，这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迅速汲取人类技术革命与工业革命成果的因素。我不是说没有人讲这个问题，而是说人们没有将其放到与上面三个因素并列的位置，没有放到一个足以彰显其地位的框架中。按照人们一般的说法，张维迎教授也是这么说的，近代以来，人类经历了三次技术与工业革命。第一次是工业革命，其标志是蒸汽动力的发明、纺织业的机械化和冶金工业的变革；第二次是电气革命，其标志是电力和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还有石油化学工业、家用电器等新产业的出现；第三次是信息革命，标志是计算机的发明、信息化和通信产业的变革。我在想的问题是，假如没有这些技术与工业革命的成果，就算当时中国也改革了，也开放了，会有后来那样的发展吗？现在人们的生活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在改革开放之初，那时流行的是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这三大件，在当时不敢说普及，但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进入了老百姓的生活。从技术与工业革命的角度说，这是第一次技术与工业革命的成果，是机械工业发展的产物。如果当时的技术进步就是到这个水平，中国会有后来几十年那么快的发展吗？不可能的。打开了后来经济发展空间的，是我们对后两次技术与工业革命成果的汲取。换个角度说，改革开放之后不久，我们就与一个消费浪潮相遇了。这个消费浪潮的主要内容，就是彩电、冰箱、录音机、洗衣机等。而这一切，都是过去一两个世纪机电技术革命积累的成果。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当时的情景，当时的家电生产成为中国的主要支柱产业，人们在这方面的消费也是争先恐后。可以说，正是这场消费革命，为中国经济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空间。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起来的？就是这时候。当然，还有信息革命带来的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等，但这是后话了。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这些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是与人类过去几百年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成果的积累分不开的。我们受惠于这些，而之所以能受惠于这些，是因为我们与世界的连接。这些技术或工业革命的成果，不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有的，很多是早就有了的。在我们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日本的家电生产，就已经席卷了整个世界。到这时候，改革开放的意义就显现了出来。张维迎教授文中讲到的一个情节让我很受触动，到18世纪下半期的时候，人们已经能制造80个甚至更多锭子的多轴纺纱机了。如果母亲当年能用上多轴纺纱机，她就不会那么辛苦了。看到这，不禁让人唏嘘。这说明什么？说明在20世纪中叶的时候，我们的一些落后地区还没有用上差不多200年前就已经有人发明出的技术。是改革开放改变了这一切。这主要涉及的是两个因素。第一个是开放。我们这代人很多都会记得，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人们是多么渴望买到一台彩电。那时有一个词叫进口原装，还有一个词叫直角平面，都是可望不可得的进口货。谁能想到，到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我们的家电产业就为严重过剩而发愁。这一切是哪来的，开放、引进。再一个就是改革。那时候我们的产品为什么与人家差距那么大？不完全是人家在技术上封锁我们，而是我们的经济实在衔接不上这个。是改革之初的初步发展，为这种衔接创造了条件。所以，我们切莫低估已有的技术与工业革命这个因素在中国经济腾飞中的重要作用。但客观地说，在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这种技术红利便开始逐步递减了。受期待的纳米技术、量子计算、人工智能、无人驾驶、基因技术依然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于是，我们就看到各种各样的技术与产业内卷。在汽车上，在各种家用电器上，各种华而不实的功能层出不穷，但其中的大部分是聋子的耳朵，只是一个摆设。不但是摆设，甚至给人们增加了经济负担和使用的烦恼，弄得有的老人现在甚至连电视都不会操作了。熊彼特认为，技术创新要能够将人类经济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前提是必须能够引发大规模的商业革命、消费革命。最近有人提出，伴随新的可能的人工智能革命，将会出现一组新的智能五大件。我一点都不怀疑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一点都不怀疑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的可能改变。但就消费的意义而言，就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言，其能否达到上面七大件的力度？至少在现在，在我脑子里还是一个问号。也许，影响用的是另一种方式。就在这篇文章快写完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消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在两会上建议：取消游客入住酒店必须“刷脸”的规定。我完全赞成这个建议。我也是一个爱旅游的人，尤其爱走草原和那些荒凉的地方。但最近这几年明显走得少了。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之一，就是住店刷脸。现在无论是到什么地方，哪怕是偏远的荒原，住店刷脸也是必不可少的程序。不就是一个游人住个店吗，至于吗？所以，在这场即将到来的科技革命面前，我们把心思和精力用在什么地方，是至关重要的。关联阅读：孙立平：好吧，就单说正常的社会吧孙立平：六张图看懂美国总统大选背后的社会背景孙立平：在温室门口探头探脑的欧洲孙立平：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一种自洽的逻辑孙立平：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及其过程孙立平：弱信号与强风险：霍英东眼中的那幅壁画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的一款福鼎白茶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前些天写了一篇《重振经济靠什么？其实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三条》，其中说到，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建立在新的基座的基础上。这个基座是什么？我想最主要的有三个东西：有效的法治，有限的权力，正常的社会。有了这个基座，经济不见得能够像原来那样突飞猛进，但可以使其发展建立在一个更健康更持久的基础上。可能有的用词有些敏感吧，文章发出不久就被那个了。现将最不敏感的社会部分重发一下：第三点是正常的社会。这一点看似很虚，但实际上非常重要。正常的社会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这个社会要有很强的活力，要有起码的宽容度，要有鼓励创新和做事情的软环境。早在2022年初，我就曾经说，现在与其说需要改革，不如说需要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要以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赋予经济以活力，赋予社会以弹性。这个看起来很稀松平常，很简单底线，但其实非常重要。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的原因，我将其称之为自由流动资源的释放和自由活动空间的扩展。也就是说，是社会的灵活性。正是社会中的这种灵活性，为后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积聚了力量。但可以说，目前我们的社会太紧绷了。这几天，有人又在炒作对莫言的起诉。不要小看这样的事情，不要以为这就是一些自媒体在博眼球，这样的事情多了，整个社会的氛围就变坏了。这种事情就犹如马路上的那些小石子，看起来不大，没有大的妨碍，但多了，车就跑不起来。现在，我们正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初期阶段，社会的活力直接决定我们创新能力上。最近世界上人工智能的发展，使人们有了一种明显的急迫感。我们能不能跟上这场科技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前几天我发表了《底层密码：在AI上的差距似乎在急剧拉大，我们的差距究竟在哪里》一文，讨论了科技创新的软环境。创新需要不仅仅是硬件。在重复一遍在讨论足球时我引用了无数遍的一句话：我们需要的是自由的意志与舒展的灵魂。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几十年前有人说过的。之所以重发这一段，是因为刚看到一个帖子：莫言遭起诉这事儿影响挺大的。反对起诉莫言的胡锡进也遭到起诉，这事儿更大了。一位同学在美国伊利诺伊州一所大学任教，研究人口学，已取消了国内一所顶尖大学的邀请，决定不回国了。还有一位是哈佛大学文化人类学博士，也不再犹豫了，开始办理移民手续他们说，国内环境连莫言都容不下，我们就不添乱了吧。国内一位小有资产的亲戚，一直在移民还是不移民之间徘徊。这回下定了决心，决意移民新西兰。他在北京的几处房产已挂牌出售。对此，说几点感想：第一，现在是中国经济比较艰难的一个时期，政府为了重振经济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那些人就不要再添乱了吧。无论内资外资还是人们的消费，都不仅仅是依据政策来做出判断的的。你把整个社会的氛围弄得很不正常，足以抵消这些政策的作用。第二，中国的未来要靠创新，而创新需要一种宽松的社会氛围。别把社会弄得太紧绷了。不要以为你今天批这个明天起诉那个的不影响创新，创新是以整个社会的氛围为依托的。不要做、社会也不要鼓励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事情了。今天的封面我特意用了一张蓝天白云的天空。经济发展也好，科技创新也好，正常的社会生活也好，我们需要一片蓝天。关联阅读：孙立平：六张图看懂美国总统大选背后的社会背景孙立平：在温室门口探头探脑的欧洲孙立平：底层密码：在AI上的差距似乎在急剧拉大，我们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孙立平：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一种自洽的逻辑孙立平：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及其过程孙立平：弱信号与强风险：霍英东眼中的那幅壁画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的一款福鼎白茶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最近，几则来自欧洲的消息引人注意。第一个消息。针对人们对美国大选后对乌政策发生变化的担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演讲说，无论有没有美国的支援，我们都不可能让俄罗斯获胜。无论在美国大选后发生什么，欧洲都不能让俄罗斯赢得这场战争。在具体措施方面包括，将在未来几周内提出推动出台欧洲首个国防工业战略的建议，并计划在基辅设立国防办公室以加强合作。第二个消息。支持乌克兰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将组建一个深度打击联盟，向乌克兰提供中程与远程导弹，以对俄联邦纵深目标进行军事打击。法国还将向乌克兰提供25万架具备人工智能追踪单兵目标的碎片弹无人机。马克龙甚至说，“不能排除”未来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第三个消息。更早一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与德国总理朔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签署了为期10年的安全协议，德国和法国均承诺为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确保建立一支能够“保卫乌克兰”的可持续力量。此前，英国首相苏纳克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签署了为期十年的安全合作协议。第四个消息。欧洲各国纷纷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在2月1日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特别峰会上达成协议，决定向乌克兰提供500亿欧元援助。英国宣布，今年将继续向乌提供25亿英镑的军事援助。德国承诺，2024年对乌克兰的武器和经济援助将增加一倍至80亿欧元，并计划拨款60亿欧元支持在德国的乌克兰难民。法国最近除了为乌克兰提供“凯撒”火炮、导弹之外，又给了数百套AASM以及空地模块化武器。看到这几则消息，我脑海中浮现这样的一幅画面：在风雪交加中，几个人在暖融融的小屋门口探头探脑。而此时，暖融融的小屋已经在风雪交加中开始晃动。历史上，欧洲这块地方战事频仍。日耳曼人、凯尔特人和斯拉夫人被称为欧洲三大蛮族，北欧维京海盗更是闻名于世。有人统计过，在二战之前的1000年间里，欧洲只有15年的和平时光。最著名的，就是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欧洲。因此，有人认为，欧洲人比其他人好战。这大体是一个事实。但这只是一个曾经的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有长达几十年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尽管欧洲是处在冷战的最前沿，但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南斯拉夫内战爆发之前，欧洲这块土地上几乎没有发生过像样的战争。在整整80年的时间里，整个欧洲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之下。和平带来的是繁荣的经济，是岁月静好的生活。在岁月静好中，生成的是和平人格。这种和平人格在欧洲领导人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马克龙就是个典型的70后，他出生于1977年。其时距离二战结束已经32年，按照时间推断，甚至他老爸可能都没有太强的战争记忆。不但马克龙，就是欧洲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都是在和平的蜜罐里长大的。他们是温室里的花朵，在复杂面前天真，在暴力面前懦弱，他们爱讲道理，不善于争斗，甚至经常是非不分地挥洒道德。所以，在这次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欧洲各国显得极为尴尬。除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逊以及原东欧诸小国之外，法国的马克龙一直扮演绥靖角色，三天两头追着普京要通通电话。而德国开始仅援助了5000个头盔。在对乌援助上，除英国之外的几个主要欧洲大国，一直是瞻前顾后，生怕触怒俄罗斯。即使是援助，也主要是财政上的，军援主要靠美国。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俄乌战争呈现胶着状态，美国对乌援助在国会遇阻，而大选之后，如果特朗普上台，有可能出现更大变数。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已经被逼到了一条窄路上：如果美国指望不上，欧洲就要独自面对俄乌战争问题：要么在苟且中接受不确定的未来，要么在俄乌战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新加坡外长维文说，二战后的七八十年，全球享受了“和平红利”，但现在已经结束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已经很难继续生活在温室之中。探头探脑的欧洲，会自己从温室中走出来吗？关联阅读：孙立平：底层密码：在AI上的差距似乎在急剧拉大，我们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孙立平：别再批评各人自扫门前雪，那已经是还说得过去的境界孙立平：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一种自洽的逻辑孙立平：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及其过程孙立平：这是一个精明人也难免犯错误的时代孙立平：弱信号与强风险：霍英东眼中的那幅壁画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的一款福鼎白茶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是历来受批评的一种意识。这种意识被称之为自私自利、个人主义：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忽视了对他人的关心和帮助。与这种理念相对应的，则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后者是高尚的，前者是渺小而卑微的。我们多少年都是这样教育，这样要求的。但这种教育带来的结果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扫他人门前的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大发扬，这当然是我们希望达到的；另一种则是，连自己门前的雪也不扫了。实践证明，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后面这一种。为什么呢？因为这符合人性。人们珍惜一种东西，总是先从与自己直接有关的那部分开始，然后，才有可能推及到整体。比如，我们关心环境，总会是从与自己关系最直接的那部分开始，然后才有可能有一种抽象一点的爱护整个环境的理念。多少年前，我曾经在北京密云水库边的溪翁庄住过一段时间。有时到水库边转一转，眼前的情景让人非常难受：在过去的高水位和现在的水位之间有一条不窄的黄土带，黄土带的上面是树木，黄土带的下面是湖面，黄土带夹在树木和湖面之间，格外显眼。那是水位不断下降的结果。这种情景当时对我的刺激非常大，从此也就养成了一种特别珍惜水的习惯。洗脸珍惜水，刷牙珍惜水，洗澡也是，用太太的话说，你怎么进去冲一下就出来了。看到水被浪费的时候，心里就特别的难受。有时，甚至到了南方一些根本不缺水的地方，也还是这种习惯。还是回到扫雪的话题上来。怎么扫雪？扫哪里的雪？可能有三种情形：努力帮别人扫雪，只扫自己门前的雪，自己门前的雪也不扫。第一种是崇高的境界，应当鼓励，而且我也相信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样的事情或想法会越来越多。第二种，也就是我们批判的那种只扫自家门前雪，高尚是谈不上了，但至少体现出一种责任感，当然不能把自家的雪扫到别人家的门口。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也不错了。最应该鄙视的是第三种，连自己门前的雪都不扫，甚至去祸害。有人会觉得这第三种有点荒谬，有点不可理解。但现实就是这样。这几天我连续呼吁的清水湾沙滩放鞭炮的事情就是如此。一开始，我很不理解的是，很多燃放鞭炮的人就是清水湾的业主，沙滩是他们所处环境的一部分，沙滩保护好，他们是受益者；沙滩破坏了，他们是受害者。但他们就是自己在那恣意破坏这个环境。后来一些朋友帮我分析，我才开始理解。他们的心理就是，沙滩不是我一家的，是大家共同的，我放鞭炮污染了环境，比起那些没有放鞭炮污染环境的人，就是占了便宜。再推得极端一点，共同的环境我破坏了你没破坏，我就是占了便宜。这是一种多么龌龊的心理。有人用公地的悲剧来解释这个问题，主张用私有化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这是不对的。沙滩属于公共物品，不能随便私有化的。退一步说，你以为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因为现在的沙滩实际上就是他家环境的一部分啊。不克服那种龌龊的心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一个社会的文明与理性。从法律的角度说，门前雪中的那个门前，实际上也是公共的，但文明与理性告诉人们，那是他环境的一部分，那也是他的责任区。各人自扫门前雪，爱护环境从自己的家门做起。有人可能会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这要求太低了吧？我想说的是，在目前情况下，先做到这一点吧（比如将自己的垃圾不随便扔）。慢慢延伸，这就是文明的进步。关联阅读：孙立平：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一种自洽的逻辑孙立平：关于房地产问题的八点看法孙立平：这是我两年多前说的：这一轮的财富洗牌，可能不是你失我得那么简单；这一次，谨慎可能相对于机会更现实、更重要孙立平：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及其过程孙立平：这是一个精明人也难免犯错误的时代孙立平：弱信号与强风险：霍英东眼中的那幅壁画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的一款福鼎白茶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最近看到一个小视频：博主问一位具有硕士学位的越南女孩，过去你们和美国都得那么惨烈，现在两国的关系这么亲密，你们在历史教科书里是如何评价老美的？她告诉我说，教科书是这么教育他们的，先辈为独立和解放付出了很多，这是要永远被记住的，但是斗争是以前的事情，不应该让现在的人还沉浸在仇恨里，我们要朝前看，要发展要合作。这是最最重要的。看了这个视频，让我沉思良久。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现在的一些发达国家，都有被人欺辱甚至被统治的历史。别的不说，就拿美国来说吧，它也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当时的美国与宗主国英国也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而美国的独立，也是经过浴血奋战获得的，这就是美国的独立战争。战争肯定是要死人的。在美国的独立战争中究竟死了多少人，一直众说纷纭，而且数字差异甚大。比较被认可的是历史学家霍华德·h·佩克汉姆在1974年出版的《独立的代价》一书中所做的统计：在这场长达八年的武装冲突中，丧生的美国战斗人员的25534人。当然，这个数字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独立的过程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因此，很多国家的独立过程都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历史，其中的故事与英雄，也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成为民族自豪感的来源。但这都是历史。现实的问题是，一旦这个国家获得了独立，马上面临的就是自身的发展问题。而要实现自己的发展，往往就会涉及与发达国家包括原来那些欺辱或统治过自己的国家的关系，因为这些国家往往处于发展的更高阶段。事实证明，如何定位和处理好这种关系，就决定着一个国家发展的前景。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一种自洽的逻辑：既要使历史得到应有的尊重，又要使现实的选择更加合理。在这方面，越南无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其间的张力也最大。在冷战背景下，1961至1975年，美国对越南发动了侵略战争。在整个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在越南投下了800多万吨的炸药并使用了不少生化武器，虐杀了无数越南人。在十几年的战争中，越南以伤亡200多万人的代价，实现了国家独立和统一。老实说，这是一段很难处理的历史。这段历史究竟如何摆放？其间有着复杂的情感与理智的纠葛。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有点像临近村子的两大姓，历史上有很深的恩怨，甚至发生过大规模的械斗仇杀。但在最近的几十年间，双方一直和平相处。我想问的问题是，过去的那段历史怎么摆放呢？更假如这时双方还需要在经济上进行合作呢？越南战后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问题。我对越南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假如就按视频中说的，越南官方和教科书的处理方法，无疑是明智的。一方面，先辈为独立和解放付出了很多，甚至献出了生命，这是要永远被记住的。另一方面，又不应该让现在的人还沉浸在仇恨里，要发展要合作。应当说，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理智上，这都是能够自洽的。因为那段历史的当事人，已经基本过世了，历史的责任是不应该由后代来承担的，仇恨更不应该延伸到后代的身上。正因为如此，越南做了明智的选择；也正因为如此，越南才有了今天的发展。不是吗？关联阅读：孙立平：关于房地产问题的八点看法孙立平：这是我两年多前说的：这一轮的财富洗牌，可能不是你失我得那么简单；这一次，谨慎可能相对于机会更现实、更重要孙立平：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及其过程孙立平：管理，管理，现在管与理有点分家了孙立平：这是一个精明人也难免犯错误的时代孙立平：弱信号与强风险：霍英东眼中的那幅壁画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的一款福鼎白茶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1、房地产对于中国来说，功德无量。我首先还是想为房地产说几句好话。第一，在20多年的时间里，通过房地产的发展解决了中国大几亿城镇人口的住房问题。功德无量。第二，通过住房商品化的过程以及房地产的发展，中国开始从一个真正无产的社会开始成为一个人们多少有点财产的社会。功德无量。第三，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功德无量。看问题要有历史的眼光，不能因为房地产现在的问题妖魔化房地产。2、房子不可能永远盖下去，房地产到头了，几年前就到头了。这个观点我不是现在就讲的，而是大约10年前就开始讲。大约在2015年或2016年的时候，我就开始讲，房子已经差不多了，大规模集中置业的时代即将结束，可能就是今后两三年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将会面临一个重要转型，即从大规模集中置业的时代转向一个后置业时代。就是说，房地产热火朝天的那个时代结束了。现在应该说是彻底结束了。3、现在，无论在绝对的意义上还是在相对的意义上，都是过剩。无论人们对房地产如何恋恋不舍，过剩是一个最硬的约束。根据有关部门的数据，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超过40平方米，户均住房1.5套，住房自有率高达96%，拥有两套住房的家庭占比31%，拥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占比10.5%。此外，还有数量可观的尚未售出或没有竣工的住房，再加上未开工的，可以说，我国的商品房市场已经处于严重过剩的状态。4、已经严重过剩的房地产救得起救不起也只能救。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是中国很多行业都曾经经历的过程。大规模置业时代的结束，以及三条红线的急刹车，使房地产市场迅速从红红火火进入冰河期。房地产企业成批爆雷，大量项目烂尾，企业、购房者、金融机构同时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对房地产救也得救不救也得救，没有其他的选择。否则就是无计其数购房者的血本无归和金融机构的连锁性爆雷，更不要说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但救房地产，无论怎么救，也得把卖不出去的房子中的大部分卖出去。然而，这时的市场已经是一个严重过剩的市场。这就是救市的困境。5、在严重过剩的背景下，救房地产的希望在哪里？现在的问题就成了在严重过剩的情况下，这些房子卖给谁？谁来买？无论从道理上说，还是从道义上说，应该卖给没有房子的人，因为他们最需要房子。但在目前收入和就业的情况下，这是不现实的。谁能够买房？残酷的现实是，只有有房的人才有能力买房。那他们有买房的意愿吗？从我接触到的人来看，这部分人买房的意愿并不像有人说的那么悲观，至少从抵御可能的通货膨胀的意义上说，一些人对优质的房地产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认可的。6、要把这些房子卖出去，需要解决的症结是什么？事情很尴尬，房子严重过剩，又只能指望有房的人买这些过剩的房子。从潜力的角度说，也就是我前面说的从抵御可能的通货膨胀的意义上说，经济条件较好者购房的潜力是存在的，但在现实中，他们现在并没有买房的动力。那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两个。第一，对未来可能的房产税的担忧。第二，他们现在也面临财富缩水的问题。因此，如果能促使这部分人能够买房，需要解决这两个问题。7、更现实的，是从救股市启动。解决第一个问题，如果政府能明确宣布30年内不会征收房产税，可能是比其他救市措施更有效的办法。其次，要救股市，从目前的情况看，股市与楼市都需要救，但合乎逻辑的顺序关系应该是先股市后楼市。道理很简单，买房需要钱。这几年，不但富人的财富大幅度缩水，一般中产阶层很多人也是套在股市里。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期待人们去买房？即便他们处于种种考虑有买房的意向。因此，我们的主张是先救股市。8、促有房者消费，帮无房者安居。大约在七八年前，我就提出了一个提法：促有房者消费，帮无房者安居。目前的消费低迷，不仅仅在于消费能力，更在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使有房者形成积极的财富预期，对促进消费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从居住的角度说，现在城市中的无房者，除了低收入人群之外，最主要的是新市民，应当以保障房、廉租房、共有产权、商改住和发展租赁市场等方式，解决这部分人的住房需求，使人们住有所居。关联阅读：孙立平：历史往往不是由问题决定的，而是由对问题的应对方式决定的孙立平：这是我两年多前说的：这一轮的财富洗牌，可能不是你失我得那么简单；这一次，谨慎可能相对于机会更现实、更重要孙立平：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及其过程孙立平：管理，管理，现在管与理有点分家了孙立平：这是一个精明人也难免犯错误的时代孙立平：弱信号与强风险：霍英东眼中的那幅壁画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孙立平教授拼配的一款福鼎白茶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下面是对有关经济的一些问题思考的过程（具体内容可以搜索）：2005年底，在《经济观察报》发表《改革到了哪一步》的长篇访谈，提出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这意味着作为发展最重要动能的改革对发展的作用正在减弱。2012年初，在《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第1期发表《中国的选择：思路与可能性》一文，提出现在可能是新的30年的开端。中国未来的改革存在四种思路和可能性。一是在一定意义上向旧体制复归，二是延续过去30年的改革模式，三是定型现有体制，四是选择新的改革方向，以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为目标，在精英和大众之间形成最基本的共识。2016年6月，在腾讯思享会夏季论坛上，提了中国面临的三个问题：国家的方向感，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老百姓的希望感。强调的是，关键要给人们一种稳定、明确、积极的预期。2018年7月5日，在《孙立平社会观察》公众号发表《胃撑大了之后很难办：谈从扩张性思维向收缩性思维的转变》一文。提出中国经济有可能从一个扩张期进入一个收缩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思维上应当有一个根本性转变，将扩张性思维转为收缩性思维。特别是需要下大决心，将在经济扩张期撑大的财政开支的胃口收缩下来。2018年8月23日，在《孙立平社会观察》公众号发表《中国会不会迎来艰难十年》一文。文中说，近来国内外许多事情的变化，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会不会迎来一段艰难的时间？说得具体一点，会不会迎来艰难十年？当时的基本背景是，特朗普已经开始执政，中美贸易战正在酝酿当中，这预示着外部环境可能发生重大变化2020年7月21日，在《孙立平社会观察》公众号发表《疫后的中国与世界（最近一个演讲的提纲）》一文。文中说，作为经济交往甚至国际秩序基础的深层逻辑在发生变化，由比较优势逻辑-资本逐利逻辑向安全逻辑-价值逻辑转变。尽管前者仍然会起作用，但很多时候要服从后者了。2023年6月24日，在《孙立平社会观察》公众号发表《所谓三驾马车，也许是一个误区》一文，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一些人说的三驾马车已经熄火，而是三大红利已经用光。这三大红利是：和平红利、改革红利、人口与劳动力红利。2023年7月19日，在《孙立平社会观察》公众号发表《过剩：这才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一文。文中说，在经济上，我们现在面临着许多问题。用一个什么词来概括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我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影子，这就是过剩，生产过剩。关联阅读：孙立平：管理，管理，现在管与理有点分家了孙立平：这是一个精明人也难免犯错误的时代孙立平：警惕伪专家，更要警惕反智主义孙立平：这个叫停如果是真的，我赞成，但应该叫停的不止这个孙立平：刚性泡沫的诱惑：人们说许家印是个赌徒，问题是他曾多次赌对了，他只输了最后的一次，但这一次就是他的彻底倒掉孙立平：弱信号与强风险：霍英东眼中的那幅壁画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转化五年多的老白茶著名白茶世家吴家后人制作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最近，朋友徐老游接连写了两篇关于海南出港乱象的文章：《堵堵堵！缓解海南进出岛难，除了新建基础设施，还有别的办法吗？》、《再说海南出港堵车乱象》。我也曾两次由此出岛，虽然不是春运时节，但他说的情况我也能大体想象到。下面说说我的一些想法。几天前火爆全网的一件事大家可能还记忆犹新：湛江徐闻海口在春运才开启第五天，每天自驾游过海的车队已经排成长龙。为了能在第一时间上船，很多自驾游车主就不守规矩，违规驾驶。2024年1月29日，河北一辆奔驰车在湛江徐闻轮渡过海时，不按规矩行驶，加塞山东日照女车主别停对方，并下车辱骂山东日照女车主，还举起拳头怒砸女车主引擎盖，引擎盖被砸下了很大一个凹糟。这件事虽然有点极端，但没有引起人们关注的乱象其实经常发生。徐老游的文章引述一位朋友的吐槽：1月27日，春运第二天，离岛。从进入港区到登船，共耗时兩个半小时。观察发现，目前的堵与慢，的确是管理混乱所致。首先，车入港区尽管安保林立，但并未进行有效查验，只口头问讯是否已在平台购票，肯定回答后即可驶入待渡区域，于是未购票者及未到进港时间者均可混入待渡区。其次，相比港区前，待渡区几乎沒人引导，大家随车流盲行，你爭我抢互不相让，擦刮爭吵时有发生，也不见工作人员疏导劝解。第三，X光车检后，排队进入登船闸口，工作人员根据轮渡装载实时状态，打印登船班次船号码头，这与你网约的航班相去甚远，毫不相关。比如我购的是五星"五指山"号，登的却是三星"信海19号"，且时间延后一小时。徐老游的文章分析说：这几年，改扩建了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徐闻港等多处港口设施，升级了数字化管理系统，但似乎每年春节的海南堵并未得到根本缓解。可以预料的是，随着汽车的普及，自驾游客越来越多，这种拥堵的势头还会继续。造成这种海南堵的原因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短期客流集中爆发；二是运力不足；三是管理效率不高。另外天气因素也加剧了拥堵。但其中，管理的问题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社会可以说是一个管理极为发达的一个社会。你居家过日子，有社区的网格化管理；你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有严格的安全检查；甚至你出门住个店，不但登记，还得刷脸。管理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各种检查也如影随身。但生活中的一些乱象却并没有随之而减少，而麻烦却凭空添了许多。问题在哪里呢？也许与我们对管理问题的认识有关。管理，管理，应该有两层意思，一是管，二是理。管，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就不说了。理的意思，应该是组织、协调，以形成秩序的意思。但这些年在现实的管理中，却往往是重管轻理，甚至只管不理。为什么呢？因为管不到位，出了问题，就是大问题，有关负责人就要担责任。而理不到位，秩序混乱一点，人们麻烦一点，似乎就不算什么事，也不需要谁承担什么责任。如果进一步探究，也许还存在一个管挤压了理的问题。因为无论是管还是理，都是有成本的，至少得需要人工或设备。无论经营的主体是在意盈亏的公司还是在意经费的有关部门，花在管理上的费用都不是无限的。这样一来，如果管上投入过多，势必就会挤占在理上的投入。下面就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例子：根据媒体公开报道，截止到2022年末，全国有27个城市地铁亏损，合计亏损914亿元。2022年京投两家地铁公司票款收入只有46.24亿元，除以约10亿人次的客流量，相当于平均每位乘客的票价为4.6元。但人均运营成本却高达22.87元，也就说北京市民每坐一次这两家公司旗下的地铁线路，平均要补贴18.27元。2022年，北京地铁运营公司的总费用中，人工成本就占了49%，其中，支出了13亿元的安检费，占总费用的11%。关联阅读：孙立平：这是一个精明人也难免犯错误的时代孙立平：警惕伪专家，更要警惕反智主义孙立平：这个叫停如果是真的，我赞成，但应该叫停的不止这个孙立平：刚性泡沫的诱惑：人们说许家印是个赌徒，问题是他曾多次赌对了，他只输了最后的一次，但这一次就是他的彻底倒掉孙立平：重新解释：为什么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孙立平：弱信号与强风险：霍英东眼中的那幅壁画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转化五年多的老白茶著名白茶世家吴家后人制作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讲到过一种很值得玩味的现象：现在一些人相信，我的无知与你的博学一样优秀。这句话所指的，显然是互联网与特定背景交织在一起时形成的一种现象：一些所谓的专家在有意无意的纵容下信口雌黄，更多真正的专家学者在公共领域中闭口失声，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失去了对专业知识的尊敬，甚至专家学者成为被嘲笑和奚落的对象。最后，这种种的因素结合在一起，酿成一种反智主义的狂欢。当我们几乎每日每时都被这种氛围包围的时候，不免会深思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退步，抑或是一种由进步包装的退步？反智主义是由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于1962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中提出的。尼科尔斯说，反智主义“不仅仅是抵制现有的知识体系，从根本上来说，是抵制科学与客观理性，而这两者恰恰是现代文明的基础”。按照霍夫斯塔特追随者苏珊·雅各比的说法，电视、名人文化和青年营销是大众文化反智的三驾马车。从社会结构的背景说，反智主义反映了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矛盾；从思想渊源说，反智主义与民粹主义有着密切关系。反智主义虽然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但在今天，显然正在成为一种潮流。之所以能够如此，背后与一个东西密不可分，这个东西就是托马斯·尼科尔斯在《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一书中提出的知识平等主义。也就是说，在一个信息爆炸、许多知识几乎都是唾手可得的时代，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平等的知识发言权，无论他们的社会地位、教育背景如何。道理上说，这是不错的。教育的普及，信息的爆炸，知识为少数精英垄断的局面开始被打破。这本来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但这种进步如果往前多走一步，问题就来了：否认大众一般认知与专业知识之间的界限。然而，在这当中，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信息确实唾手可得，在海量的信息面前，人们实际上更需要对信息进行甄别和判断的能力，否则就会在信息的海洋里被各种误导所左右。我知道，这时候可能有朋友会说，那就应当盲目地相信专家吗？专家就不会犯错误吗？你没看到那些不时浮现的专家雷人之语吗？我完全同意这种质疑，不错，专家也会犯错误，实际上专家们经常会犯错误，甚至会犯很坏的错误，出丑闹笑话的时候也不鲜见。这里有两种情况。但无论哪种情况，都不构成正整体上否定专业化知识，否定专家群体，从而走上反智主义的理由。反智主义的最终受害者，一定是那些普普通通的人。专家犯错的第一种情况，是因为专业知识本身的局限性。这种犯错往往是无意之失。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去医院看病，医生也有误诊的时候，有时发生严重的误诊甚至医疗事故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那我想问一句，你明明知道这些，当你有病的时候是去医院找医生，还是在马路上随便找个人。毫无疑问是前者。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尽管医生也会发生误诊，但一般地说，他们还是比普通人要更专业。专家们犯错的第二种情况，是由于种种原因，专家们违背自己的专业精神，甚至违背自己的良知，发表不负责任甚至有害的言论。我们还是以医疗为例。前些年，在那些臭名昭著的莆田系医院里坑害患者的，基本都是有着专业知识的职业医生。对于这些人来说，不是因为他们专业知识的局限，而是利益的驱使所致。不过，专家犯错的这第二种情况比较复杂。所谓的利益驱动，并不是给你多少多少钱或或什么具体利益那么简单，钻营与自保都是利益之一种。但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在大多数情况下，专家学者们还是更愿意表达自己的真知灼见的。我也是属于所谓专家学者中的一员，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的学者，对科学，对知识是尊重的。至少说，人有脸树有皮，他们是有自己的自尊心或面子的。谁不愿意因为自己说出正确的话而受到肯定和称赞？谁愿意因为自己的错话而受到奚落和嘲笑？谁愿意自己在众人面前出洋相？那为什么上述现象还会发生？实际上，这已经不能用所谓的犯错来解释了。近些年来，专家学者的整体形象确实不好。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所谓专家学者的胡说八道比比皆是，各种雷人之语更是不时闯入人们的眼帘。有时这些所谓专家学者的话，居然比我们这些不知从哪得到的零零碎碎的知识还肤浅可笑。但我不相信，这就是专家学者群体整体的真实水平，而是因为种种因素，真正的专家学者纷纷闭嘴，各种伪专家纷纷登场的缘故。最可怕的是这样一种情形：种种因素使伪专家纷纷登场，然后再用伪专家劣化专家学者的整体形象，最后形成一场反智主义的狂欢。在今天，专家公信力的丧失是一个事实，实际上，这也是整个公信力危机的一部分。但无论如何，一个正常的社会，是需要公信力的，否则，社会就会陷入混乱之中。关联阅读：孙立平：这个叫停如果是真的，我赞成，但应该叫停的不止这个孙立平：刚性泡沫的诱惑：人们说许家印是个赌徒，问题是他曾多次赌对了，他只输了最后的一次，但这一次就是他的彻底倒掉孙立平：重新解释：为什么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孙立平：弱信号与强风险：霍英东眼中的那幅壁画孙立平：从短缺到过剩：中国问题的转换孙立平：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法治，法治决定未来孙立平：正常：为什么成了现实中的稀缺品？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转化五年多的老白茶著名白茶世家吴家后人制作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最近几天，有一个消息在网上流传：根据有关要求，12个省份推迟或停建部分基建项目。因为无法确定消息来源，一时不好发表评论。刚刚从财新杂志看到，据该刊记者了解，中央对12个重点省份分类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文件已下发，划出了严控新增项目、支持保障项目、停缓在建项目等具体领域或条件。如果这个消息属实，又能够得到切实贯彻执行，这无疑是一件好事情。尽管对这种突然紧急叫停的方式我持保留的态度。记得在2016年底，我去东北某省。当时正是人们热议东北振兴的时候，在与工商联领导和几位企业家吃饭的时候，我讲了自己一个远非深思熟虑的想法：别把东北振兴弄得那么复杂，其实，有七个字就行了，减税减人不干事。具体内容不再赘述，详细内容见《振兴东北七个字：减税减人不折腾》。其中的不折腾，原话是不干事，说的就是东北应该把一些基建项目停下来。当时我说，现在政府做的一些“大事”如果不做了，说不定对经济和社会更有益处。我的意思是，与其干这些大项目，不如把这个钱用来减税。如果能通过减税使东北成为税负洼地，一方面可以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吸引外地资本进入。我就不相信什么投资不过山海关，如果东北能成为税负洼地，长白山他也去。在那次饭桌上，包括在后来的一些讲座中，我甚至都说过下面的意思：东北的基础设施，尤其是公路和铁路，在全国都算是非常好的。假如三年内把这些方面的建设都停下来，顶多有的路有点坑坑洼洼，但不会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有什么明显影响。如果再将节省下来的这笔钱用来减税，减轻企业的负担，效果可能要好得多。其实，这个问题涉及的不仅仅是东北。多少年来，我们痴迷于大项目，我们沉浸在基础设施过度建设的自豪与喜悦之中，甚至在这种自豪与喜悦之中，产生了一些幻觉和误判。前些天，我曾经写过一篇《我们正在品尝过度建设的苦果》，其中写道，我们经常自豪地说，我们的城市建设，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远比那些发达国家还要现代，还要漂亮。但我们忘记了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目前的发展水平，真的到了享受这样现代和高档的时候了吗？这次叫停的直接起因是债务的压力，是一种被动叫停。其实可以以此为契机，做进一步的反思和变革。这涉及到从政府职能到财政汲取能力再到债务约束等一系列问题。在我们的体制中，很多本来应当由市场来做的事情由政府直接去做，财政汲取的能力太强，举债又没有约束，这才是基建在一些地方变成脱缰野马的根本原因。因此，现在应该叫停的，不仅仅是力所不逮的基建项目，还需反思和变革背后的模式与机制。关联阅读：孙立平：刚性泡沫的诱惑：人们说许家印是个赌徒，问题是他曾多次赌对了，他只输了最后的一次，但这一次就是他的彻底倒掉孙立平：重新解释：为什么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老孙对谈】与其调查研究，不如畅通渠道孙立平：弱信号与强风险：霍英东眼中的那幅壁画孙立平：从短缺到过剩：中国问题的转换孙立平：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法治，法治决定未来孙立平：不要以为什么都是理所当然，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理所当然孙立平：正常：为什么成了现实中的稀缺品？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使用云南明清时期制作青花瓷同样的烧制方法画面带有似水墨画般的晕散感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最近在读朱宁教授的《刚性泡沫：中国经济为何进退两难》。这本书于2016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并在

过去的这一年多，真可谓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西方世界通货膨胀高企，而国内则是通缩若隐若现。尽管通缩这个词不受待见，但CPI的低迷以及经济由此受到的困扰则是不争的事实。由此，美联储不得不连续暴力加息对通胀予以打压，国内则有人提出要把通货膨胀搞到6%。这种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的情景从何而来？最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渡边努的《通胀，还是通缩：全球经济迷思》一书，以很好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渡边努首先提出的问题是：欧美国家通货膨胀的元凶是谁？流行的主导性说法是，俄乌战争是这一轮西方通货膨胀的起因。渡边努认为，尽管俄乌冲突确实对通货膨胀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早在俄乌冲突爆发一年多前的2021年春季，专家们就调高了2022年的通胀预期。这说明，俄乌冲突不是这轮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如果说俄乌冲突不是这次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人们马上想到的就是三年的新冠大流行，因为这是这几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但渡边努提出了一个疑问，疫情是2020年发生的，而在2022年的时候，西方已经在开始走出这场疫情，经济社会生活在开始恢复正常。那为什么恰恰是在这个时候通货膨胀突然爆发了呢？对此，渡边努提出了一整套自己的解释。但尽管如此，渡边努还是将疫情作为这一轮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只不过他加入了中间变量。但问题来了，同样经历了疫情严重冲击的中国，在其后却出现了通货紧缩，这怎么解释？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另外的一条主线，而将俄乌冲突以及疫情的冲击都置于这条主线之下，事情就会明朗很多，我们的思路也会清晰很多。这条主线就是我在2022年提出的大拆解过程。大拆解意味着过去几十年全球化过程的逆转。全球化过程是整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并在全球分工的基础上形成跨国产业链。而在大拆解的过程中，跨国产业链开始被拆解，并重新配置。从表面看，是疫情冲击了产业链，而实质上，疫情不过是加速了产业链的拆解。而俄乌冲突，本身就是世界大拆解过程的一部分。这两者对经济活动成本的推动，都可以看做是大拆解过程的具体体现。我们可以看到，在大拆解的背景下，不同国家开始面临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问题。就西方而言，面临的是供给问题，也就是说，由于产业链的拆解，很多东西需要自己来生产。这个因素对成本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源全球化配置的优势，为降低整个经济运行的成本提供了可能。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能源和原材料，便利的物流，不断降低的交易成本，所有这一切组合在一起，使得产品的成本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但这个过程在大拆解中开始逆转，至少是呈现暂时性的反转。这就是西方这一轮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相反，在大拆解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的则是需求问题，很多东西要重新找市场。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中国的巨大产能是为世界市场准备的。有人估计，中国全球供给端的净敞口已经达到3.4万亿美元。这样，在大拆解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是需求（主要不是内需）不足导致的产能过剩。这个过剩，不仅是相对消费说的，同时意味着投资也处于过剩状态。而通缩，就是这种全面过剩的另一个侧面。如果从这种眼光来看，你说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的现象难以理解吗？关联阅读：【老孙对谈】与其调查研究，不如畅通渠道孙立平：弱信号与强风险：霍英东眼中的那幅壁画孙立平：从短缺到过剩：中国问题的转换孙立平：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法治，法治决定未来孙立平：不要以为什么都是理所当然，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理所当然孙立平：正常：为什么成了现实中的稀缺品？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使用云南明清时期制作青花瓷同样的烧制方法画面带有似水墨画般的晕散感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肖旭：最近，好几位做企业的朋友和我抱怨，现在一些地方的官员纷纷到企业来搞调查研究，太扰民了。应当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初衷是好的，那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孙立平：我觉得首先的问题就是出在这个初衷上。我们为什么要搞调查研究？是因为要了解有关的信息。为什么要了解有关的信息？是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对吧？那接着的问题来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问题需要调查研究？是因为需要制定的政策太多，需要了解的信息太多。而需要制定的政策太多，是我们政府需要管的事情太多。所以，这个事情首先表明的，是权力对市场的介入太多。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我们的一些官员总是认为到企业去调研是应该的，是天经地义的。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的脑子里有这样的一种思路：官员应该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应该是一个这方面的内行，如果不去调研，不去了解情况，就会变成外行，就是失职。其实，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想法。我们一定要知道，政府要做的事情与企业要做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即使是涉及经济或企业的，你的任务是制定规则。企业经营上遇到什么具体的事情，有什么具体问题需要解决，与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你也完全不用在这上面花太多心思。有朋友问，国外为什么很少有我们这种官员到企业进行调研的情况？因为在他们那里，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边界是很清晰的。肖旭：但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政策来指导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制订规则，制订政策，不是对情况了解得深入细致一些更好吗？这样制订出来的政策，才能更符合市场或企业的实际情况啊。孙立平：这个看法也是似是而非的。即使是确实需要了解实际情况的时候，比起事半功倍的调查研究，也不如疏通和利用那些已有的、正常的、制度化的信息渠道。比如，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美联储连续暴力加息。这是与企业和民众关系极为密切的事情。但你听到哪个美联储的官员到企业或社区去调研了吗？他们不需要了解有关的信息和反馈吗？太需要了。那靠的是什么？制度化的信息渠道，特别是统计信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当有非农、物价这些重要数据公布的时候，整个市场都屏住呼吸，因为美联储就是根据这些信息进行决策的。至于金融机构、企业和民众的反应，则是媒体的事情。我们也有相应的机制啊。我们有两会制度，在代表和委员中，来自各界包括企业界的都有。还有工商联的系统，有统计的部门，有众多的媒体。如果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能够充分发挥这些现有机制的作用，获得充分的信息，并经过充分的讨论和辩论，其效果可能要比很有局限性的调查研究好得多。肖旭：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在深入企业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帮助企业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应该还是有一些积极的效果吧？孙立平：我听到一种反应，说是有时来搞调研的就是几个年轻人，什么都不懂，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白白浪费时间。我的看法是，期待通过调查研究帮助某个企业具体解决某个问题，这种期待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们原来有个词，叫现场办公。其实，这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现场办公，表现出来的，往往是权力行使的随意性，是对于规则的破坏。能够按照规则正常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官员到现场随机解决？而且，你到这个企业调研，帮这个企业解决了问题，那其他的企业呢？这公平吗？政府需要做的，是制订一视同仁的政策。这种政策对每个企业都应当是公平的。关联阅读：孙立平：弱信号与强风险：霍英东眼中的那幅壁画孙立平：从短缺到过剩：中国问题的转换孙立平：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法治，法治决定未来孙立平：不要以为什么都是理所当然，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理所当然孙立平：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孙立平：正常：为什么成了现实中的稀缺品？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使用云南明清时期制作青花瓷同样的烧制方法画面带有似水墨画般的晕散感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先讲一件事情：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著名港商霍英东开始在内地陆续投资。那时候，他每次到北京来，在北京机场候机楼，都要去看看一幅壁画在不在。这幅壁画叫《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其中包含了裸体女性的画面。据说，只要看到这幅壁画还在，霍英东就觉得心踏实下来了，嗯，可以继续在这里投资。一幅壁画，一个港商在内地的投资，应当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那霍英东为什么如此看重这幅壁画？其实，这件事很值得琢磨。探讨这件看起来不足挂齿的小事，对于我们理解很多事情，包括目前大家关心的一些很重要的事情，都会有所启示。下面说说我的一些理解。大约是去年，我曾经介绍过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乔治•S.戴和决策战略国际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保罗·J.H.休梅克的一本书，《周边视野：探测引发公司成败的弱信号》。在这本书中，两位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弱信号。弱信号，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这些信号的特点是，其强度较弱，但往往包含着一些至关重要的信息。关键在于，人们能不能捕捉到这些信号，能不能对这些信号保持一种敏感。比如，在心电图、脑电图和肌电图等医学检查中，一些重要的病变或是生理机能的变化，往往是经由一些非常微弱的信号传达出来的，而这些微弱的信号往往会被噪声和其他干扰所淹没。因此，人们能不能准确地捕捉到这些信号，能不能正确地解读这些信号，就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在错综复杂、信号更加杂乱的经济社会领域，就更是如此。《泼水节》那幅壁画，在那时霍英东的脑海中，其实就是一个弱信号，一个关于时代变迁的弱信号。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年月，虽然改革的过程已经开启，对外开放的大门开始打开，但所有这些都还是刚刚开始，人们的内心充满忐忑。不仅很多事情还存在争议，在一段时间里退回去也完全可能。而那幅壁画，虽然与霍英东真正关心的投资环境不直接相关，但却可以折射出社会走向上可能会发生的变化。正如当时一家外媒评价的，

1997年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香港回归，邓小平辞世，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其实，这一年还有一件极为重要但却悄无声息的重大事情发生，这就是中国告别短缺经济时代，而正式进入过剩经济时代。这件事情因为是以一个逐步的过程发生的，当时人们很难明确意识到，但其实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脑子一时还转不过弯来。记得大约是在1998年，有一次在中国经济时报开会，讨论经济形势问题。那时，经济学家都在讨论产权改革问题，国企改革是最热门的话题。在会上我讲到一个现象：现在的问题是，生产什么什么卖不出去。我这话的意思是，当时面对的问题，可能已经不完全是产权问题。会上，我们就在那里争论，中国面临的问题究竟在哪里。一位很有名的经济学家有点轻描淡写地说，这主要是花色品种不对路。我说不对，即使花色品种对路，也卖不出去。而且，不但国有企业的卖不出去，民营企业的也卖不出去。这说明，产权改革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面临的就是生产过剩的问题。这是过剩问题在中国的第一次出现。但当时，我们的脑子里没有讨论那些问题的思路，甚至连合适的语言都没有。因为短缺与匮乏时代留在我们脑子里的痕迹太重了。在此之后，生产过剩就开始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大问题。199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内95%的工业品供大于求，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行业，开工率均不足30%。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有了家电下乡，有了三座大山，有了中国加入WTO。最终实际是通过融入国际市场，为中国过剩的产能找到了出路，也由此带来中国新一波的超常规发展。但10年不到，又遇到了问题。我不知道人们注意到一个逻辑没有：在过去这20多年的时间里，每过一段时间，所谓消费疲软和内需不足的问题就浮现出来，于是，整个社会就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头号重要的问题来解决；而每次在这个问题似乎得到解决的同时，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又会造成新一轮的甚至是更严重的消费疲软和内需不足。循环往复，不断重复。在上个世纪5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曾写过一本书，叫《富裕社会》。他的意思是，到那个时候，美国社会已经永远告别了贫困，而进入一个丰裕社会。这不是说，今后这个社会没有问题了，但这些问题不再是贫困时代的问题，而是由丰裕时代派生出来的。因此，经济学必须转变观念，必须超越贫困时代形成的传统智慧。其实，我们今天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尤其是思维的转变。我知道，这时候也许有人会说，孙老师，您太有点食洋不化了吧，我们现在的事情怎么好与当时的美国相比，怎么能把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用丰裕社会的概念来套？您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多少人的月收入不到多少多少元吗？您不知道我们还有不少人处于物质匮乏状态？怎么能说我们是过剩呢？是的，这些问题我都知道，我当然不会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丰裕社会。但吊诡的是，产能过剩与这些事实是共存的，甚至是上面这些问题的重要背景。就拿大家最关心的失业和收入的问题来说吧。为什么一些中小企业会倒闭？为什么一些大厂也纷纷裁员？为什么很多企业在降薪？是因为没活干，没业务。为什么没活干，没业务？在往下追，背后往往都有产能过剩、市场饱和的影子。即使是现在一些红红火火的行业，比如新能源汽车，马上面临的也将是严重过剩的问题。而过剩到来的时候，又是失业与减薪。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行业从兴起到过剩，经历的时间往往都非常短。一定要明确，现在的失业和收入的问题往往是在过剩的背景下发生的。但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仍然是短缺时代的，因为我们思维中短缺时代的痕迹太重。有一个现象很令人深思：我们社会中的各级官员，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投资？我们的专家为什么一说对策思路强调的也是投资？这里当然有所谓供给创造需求的逻辑在里面，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短缺时代形成的投资思维。而投资短期看起来似乎增加了就业和需求，但进一步的结果一定是过剩的加剧。这里再次引述一次克鲁格曼的话：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以不断增长的消费替代不可持续的投资。最后，我还想特别强调一个问题。一定要明确，在一个过剩的时代，市场重于产业链。我们经常强调产业链的重要性，我们也经常为此而自豪。但我们一定要知道，产业链只有在有市场需求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在一个过剩时代，市场重于产业链，这是这几年世界经济格局重组过程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说一个我经常讲的比方吧。假如说，有一个饭馆办得红红火火，而之所以红红火火，是因为周围写字楼里大厂的员工经常来这里吃饭，甚至商务宴请也往往放在这里。然而，有一天，双方的关系闹崩了。这时面临的问题将是，饭馆需要重新找客源，就餐者需要重新找饭馆。我就想问一句：在满大街都是饭馆的情况下，饭馆重新找客源与就餐者重新找饭馆，哪个容易？哪个不容易？关联阅读：孙立平：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法治，法治决定未来孙立平：现在的大学，能建个好点的大楼，也挺不错的孙立平：走出内卷：一场新的出埃及记孙立平：不要以为什么都是理所当然，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理所当然孙立平：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孙立平：正常：为什么成了现实中的稀缺品？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使用云南明清时期制作青花瓷同样的烧制方法画面带有似水墨画般的晕散感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可以说，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法治。法治决定着中国的未来。为什么？面对今天经济的状况，很多人都在呼唤继续改革开放。我的看法是，继续改革开放重要，但比继续改革开放更重要的是，要用法治来完善和固化已有的改革开放成果。只有用法治固化下来的改革开放成果，才是可积累的，才是有保障的，才是可靠的，才会成为未来的基础。而且，人们也都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在过去的一年里，各级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但客观地说，相当一部分政策收效甚微。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背后也许意味着一个更深层的重要变化，中国需要从一个政策主导的社会向法治主导的社会转变了。法治才能产生信任感，才能保障未来。那什么是法治？我们不抠文本。在通俗的意义上，法治是一种由正式订立、程序性执行、任何社会主体都要遵守、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的规则体系实现的社会治理方式。公正性、明确性、透明性、稳定性是其基本特征。这意味着，法律不能随意解释，不能随意修改，不能选择性执行。只有真正的法治，才能使我们成为一个有规矩、有章可循、可信赖的社会。那为什么说，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法治？很多人都以为，法律是管人的，其实，法律不仅是管人的，同时也是管物的。但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我曾多次强调，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这就是开始从一个真正无产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多少有点财产的社会。这时，另一个变化随之发生：从管理一个人头社会到管理一个多少有点财富的社会。财富这个东西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它好像就在那里跑不了，但它无名无姓无国籍，形态可以变化多端，既可以化整为零也可以化零为整，可以装在钱包里，可以放在口袋中，也可以变成一组数字存在账户上。加密货币就更是可以使其来无影去无踪。也就是说，财富比人具有更大的、隐秘的流动性。作为一个社会来说，这里的关键是看你能否提供一个能让人放心的盛装财富的容器。这个容器是什么？就是这里说的真正的法治。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两个最基本的道理。第一，私有产权为什么是现代社会秩序的基石，这也是我说的法律也是管物的含义。第二，进一步地说，在更现实的意义上，为什么法治才能保障在一个开始有点财富的社会里这个财富不至于流失。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法治，还有一层更实现的含义。现在人们都在讲信心问题，预期问题，企业家的信心，消费者的预期。信心与预期的基础是什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法治。很多人都在强调力度，政策的力度，希望有更强有力的政策出台。一说到现在一些政策的效果不理想，有人也往往将其归结为力度不够。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不在力度，而在可信赖度。比如说民营企业家的信心问题。有人计算了一下，在去年这一年的时间里，出台的保护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就有一百多条。但收到的效果，却相当有限。问题在什么地方？是力度不大吗？并不是，有的地方出台文件，规定对民营企业家涉案人员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不判实刑，能不继续羁押的及时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有的地方政府官员掷地有声地说：谁砸了企业的饭碗，我们就砸谁的饭碗。这力度还小吗？但问题是，这些看起来很有力度的政策措施与表态，起到的作用却很有限。为什么？因为民营企业家真正需要的，并不是这个。他们需要的并不是来自权力的特殊呵护，也不是来自政府的法外开恩，更不是与官方的亲密无间。甚至可以说，他们有点怕这个。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可信任的法治环境，他们怕的是政策随时可变。只有真正的法治，才能够使他们正常地经营企业，正常地进行商务活动，正常放心地进行贷款投资。从更开阔的视野来看，只有法治，才能在跨国经济关系中形成信任感。传统的中国往往给外人一种神秘感，甚至被称之为一个神秘的国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缺乏一种透明的、明确的、稳定的规则，行之有效的是令人眼花缭乱及神秘莫测的潜规则。我们觉得自己是由规矩的，但外面的人看不懂，不信任。在此前的时代，这也许还过得去。但在全球化的今天，越来越密切的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必须建立在可以信任的法治基础上。从更基础的意义上来说，现代社会治理依赖的是明确、透明、稳定的规则体系，而不是收放自如的权力技巧。新加坡为什么能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法治的基础，是人们对其法律体系的信任。关联阅读：孙立平：现在的大学，能建个好点的大楼，也挺不错的孙立平：走出内卷：一场新的出埃及记孙立平：不要以为什么都是理所当然，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理所当然孙立平：是无力消费还是反消费主义？孙立平：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孙立平：只有真正的法治，才能成为一种可以让人放心的盛装财富的容器孙立平：正常：为什么成了现实中的稀缺品？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来自一片老百姓不怎么采摘的茶叶小产区一款回甘极为生猛的普洱生茶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是梅贻琦先生的一句名言。这句话流传很广，影响也很大。这句话，据说是梅贻琦先生在从美国归来，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一职的就职演讲中讲的。当时的背景是，在梅先生回国担任校长时，正是美金升值，而清华的办学经费来自美国归还的庚子赔款，也就是美元，这样，换成中国的货币后，学校的经费就显得比平时宽裕不少。于是，各院系除了大量购买图书仪器外，校园内还有一股大兴土木之风。于是，针对这种情况，他在就职典礼上说了这句话，目的是强调大学的好坏取决于大师的多少，而不是大楼有多高。应当说，梅先生的这句话道出了大学的精髓。一个学校水平高低，关键是看你的学术质量，看你的人才质量。没有一流的学者和教师，校园再漂亮，大楼再雄伟也没用。当年的西南联大，在炮火声中，在昆明那简陋的校舍里，培养了多少超一流的学术人才。于是，这些年也就有无数人不断在重复老校长的这句话。寻找大师，造就大师，也就成了各个大学竞相忙活的事情。有点责任心的人，脑子里还在想着那个钱学森之问：我们的学校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没有这点责任心的人，就只想着如何用行政的手段造出一些大师来。更有甚者，盘算的是如何在退休前把自己鼓捣成大师。所以，前些年在一些饭桌上，每当有人说起大楼大师的话题，我就忍不住说，你别老说这个，他们要真给你培养起大师来，可麻烦了。还不如用那些钱，盖个好点的大楼。当然，这也是一句戏谑的话了。说这话的时候，应该是在十几年前。在那个时候，高校的经费就开始多了起来。头部的学校，每年都在几十个亿。当然和现在比，那是小巫见大巫了。据说现在头部大学的经费每年都在两三百个亿。但以那时的物价水平，几十亿应该是一个很不小的数字了。当时，很多高校也在大兴土木，一些大楼建得巍峨雄伟，装修得富丽堂皇。有人批评，但我觉得这挺好的。我们这代人，恐怕也就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将来后代上课或者搞研究，有个不错的硬件环境，也是一件幸事，总比把这钱浪费了强。我的意思是，我当时的担心之一，就是用这钱来堆人造大师。梅先生的话当然是对的，但是要看环境。在我们现在的氛围中，强行人造大师，官造大师，真不知能给你弄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来。果不其然，这些年，在各个高校，各种名目的大师就被成批地制造了出来。正因为如此，十几年前，北大的陈平原教授就说：国人好像得了大师饥渴症，到处寻找、拼命发掘，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出各种“大师”来。说句不好听的，只有在极端封闭且缺乏自信的时代，才需要如此“造神”。眼看着这把“虚火”越烧越旺，把好些好人也给烤糊了，我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大胆断言：大师其实不太重要。其实，说是虚火也不尽然。你可以看看许多大师，其实相当一部分就是原来或现在的学校、学院或系里的头头。因此，这次的造大师运动，是有实实在在的利益在里边的，其结果，当然也更为不堪。问题还不仅如此。大师造出来了，就得有适合大师的事情做。于是，学术资源的垄断就成了题中应有之意。我原来就曾说过，你看看现在学校里谁最忙？不是年轻教师也不是老年教师，而是那些有行政权力垄断学术资源的人的博士生硕士生们。他们垄断着学术资源，自己又做不过来，于是只能交给手下的学生。就在这篇文章快写完的时候，在网上看到某大学哲学学院的一则招聘启事。招聘的岗位是，哲学学院教学科研岗。其中的A1岗，开出的招聘待遇是：税前年薪260万元，住房补贴面议，所属团队的科研和实验室建设经费不低于1亿元。看到这则消息，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以我对当前国内哲学发展水平的了解，唉，只能说，还真的不如用这个钱去建大楼呢。顺便说明一下，本号没有评论功能，参与和查看有关讨论，请前往《孙立平社会观察》公众号。关联阅读：孙立平：走出内卷：一场新的出埃及记孙立平：不要以为什么都是理所当然，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理所当然孙立平：是无力消费还是反消费主义？孙立平：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孙立平：只有真正的法治，才能成为一种可以让人放心的盛装财富的容器孙立平：正常：为什么成了现实中的稀缺品？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来自一片老百姓不怎么采摘的茶叶小产区一款回甘极为生猛的普洱生茶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内卷，几乎是一个被议论烂了的话题。但在此前，我很少对这个事情发表议论。为什么？因为我看不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直到昨天看到关于一件事情的报道。这件事情我在续篇中再说。先说内卷本身。人们通常所说的内卷，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仅仅是疫情的一个结果？还是某种周期性的产物？抑或是某种特定场景中的现象？也许，我们将其放到一个更深远的历史背景中，才能看的更清楚一些，才能真正理解其中沉重的含义。元旦那天，久违的老朋友相聚在冬日如夏的海南，静静的海浪，和煦的微风，追忆起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岁月。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更清晰地理解了内卷这个词的含义。我们都是80年代的大学生。在那个万物更新的年代，机会几乎呈现为一种溢出状态：想走仕途的，各个地方都在需要年轻的专业化人才；想做专业的，很快就会成为单位里的骨干；想出国留学的，一个班可以走大半部分。不久之后，经商的大门洞开，不少人成为商界翘楚；不想经商的，多买两套房子也能挣到比一辈子工资更多的钱。那是一个有着无尽的机会与希望的年代。但不能不令人感叹的是，沧海桑田，今天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时光。在座的还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正在等待宝宝的诞生。于是，话题又转向年轻的一代。尤其是，90后和00后，甚至再往后，10后。与前面说的机会溢出年代相比，他们从一出生，面对的就是残酷竞争的起跑线。前些天，一起初中学生控诉校长的微博长文揭开了这残酷场面的一角：学校每天安排12节课，七点十分就要到校，晚上九点才能回家，中间吃饭时间过短，且没有自习的时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对于孩子意味着什么？孩童时期这种惨烈的竞争，当然是为了在获得未来机会时具有优势。但问题是，机会在变得越来越稀缺。而机会越是稀缺，竞争也就越是惨烈。惨烈的终点是结果上的无意义。昨天朋友在电话里和我说，她在家里几次听到若有若无的敲门声。她打开家门，是一位闪送小哥，文文静静的，戴着眼镜。一看就是一个读书人，或许就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这让我想起一个段子：父亲含辛茹苦地送外卖，用送外卖挣来的钱供孩子读书，孩子大学毕业了，找不到其他工作，接着送外卖。写到这里，我知道，有朋友可能要善意提醒我，这些话是不是有点负能量啊，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但这里我想说的是，这里所讨论的事情与这个问题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内卷这个事情，不是中国独有的。可以说，这是整个人类在面对的问题，包括发达国家。最典型的如韩国，卷的程度也很厉害，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韩国的出生率为什么如此之低。甚至可以说，这种内卷与经济发展水平，与贫富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有一次，午饭后我和太太去市场买海鲜。买了一堆小鱼后，太太和卖鱼的女士说，能帮我收拾干净吗？卖鱼的女士说，大姐，您拿回去自己收拾吧，我少要你点钱，我得睡觉了。我深知睡午觉对海南人的重要性。宁可少挣点钱，也得睡午觉，这就是一种选择。那内卷来自哪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个因素。第一，大的结构性变动的结束以及随之而来的机会结构的锁闭。第二，技术与经济进步的反噬。前一个比较容易理解。我们这代人当时所面临的机会，源于一场大的结构性变动，其实，那是一种偶然。现在，这种结构性的变动已经基本结束，与之相伴随的机会机会结构已经开始处于锁闭状态。甚至其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使得这种这种结构更加固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代人是一种既得利益者，时代意义上的既得利益者。相对于更年轻的几代人来说，我们长时间地站在机会结构的上风口。即使是退休了，还拿着不菲的退休金。用现代的眼光看，这似乎是天经地义，但我们想过吗，这些退休金是来自哪里？昨天，朋友来看我，在餐馆吃饭时我不禁感叹，我们的退休金就来自像餐馆服务员这样年轻人缴纳的养老保险，但他们几个人的养老保险够养活我们一个人？而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将来这样的年轻人又能有多少？站在进步主义的立场，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应该用发展和进步来解决。道理是不错的，但现实并非总是如此。相反，我们有时会被技术与经济的进步反噬。就拿现在最热门的AI来说，不说我们看不到的长远，就从我们能够感知到的未来来说，这究竟对机会结构意味着什么？在此前的时代，就算在大学念个不怎么实用的专业吧，还可以去机关或企业做个文秘。但现在，GPT可以代替你做了。在北京，我家附近就是十万码农的世界，上下班时，熙熙攘攘，道路为之堵塞。但在AI方兴未艾的今天，谁知这个上班的路会断在什么地方？我们原来曾天真地想，技术进步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会越来越多地被取代，更多的人会坐在办公室里做着轻松的事情。但真的会如此惬意吗？每思及此，脑海里就不禁想起出埃及记这几个字，想起与这几个字联系在一起的旋律。这不是危言耸听。不要把眼前的内卷看做是一种局部性的、暂时性的现象。这是一张大网，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严峻的、根本性挑战。如果我们想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自在一点，至少正常一点，我们需要挣破这张大网。技术和经济进步会造福人类，但有时不是自动造福人类，中间需要一种合理的社会安排。顺便说明一下，本号没有评论功能，参与和查看有关讨论，请前往《孙立平社会观察》公众号。关联阅读：孙立平：不要以为什么都是理所当然，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理所当然孙立平：是无力消费还是反消费主义？孙立平：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孙立平：用一个比方来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孙立平：只有真正的法治，才能成为一种可以让人放心的盛装财富的容器孙立平：正常：为什么成了现实中的稀缺品？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老茶新包装：实际上2018年著名的销法沱为迎接新年，八折优惠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网上，看到一位网友的感叹：平安夜的晚上，参观了成都某个地方的酒吧，一半以上的座位都空着，接连几个老板都吐槽说，生意不好，经营惨淡，做生意太难了。类似的感叹，我们不时会听到，人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但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脑子里跳出的却是题目中的这句话：不要以为什么都是理所当然，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理所当然。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怎么会突然想到这句话呢？就是我们不要把曾经当作理所当然，不要把曾经的拥有当作天经地义。除了日出日落，除了冬去春来，除了春华秋实，除了这种种大自然的现象，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连大自然中的很多现象，都不是理所当然的。雨后不一定就是天晴，蓝天中不一定就漂浮着白云，变幻莫测的极端天气更是随时随刻。在社会这种人造的世界中，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更是少之又少。更多的时候，都是种瓜得瓜

【从今天开始，开设一个栏目，对谈，与学生肖旭的对谈。这种形式随便一些，也更适合当下】肖旭：孙老师，最近有个小视频，不知您看到没有。这个小视频讲的是现在一部分年轻人中流行的反消费主义。其中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不是羽绒服买不起，而是军大衣更有性价比。视频中的一些提法和观点，对认识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也很有启发。孙立平：你一提到那句话，我就知道那个视频了。我看了，因为我一直在关心消费这个事情。视频中还有一些话也很有意思。比如说，这一代年轻人不按套路出牌，不接受传统，曾经的鄙视链对他们不起作用，因为他们早就开始自黑。他们不再被原有的价值和标准绑架，油盐不进，刀枪不入，他们正掀起一场对消费主义的祛魅。视频中还讲到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有的年轻人开着电动轮椅出行等。肖旭：那这里我想请教的一个问题是，这和当前所谓的消费疲软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于当前的消费，有的说是疲软，有的说是降级，但无论是怎么叫，人们大多都是将原因归结为是收入的问题，是人们无力消费。那现在的问题究竟是无力消费，还是不想消费，即反消费主义？孙立平：实事求是地说，人们通常所说的消费低迷问题，不是由单一的原因造成的。失业和收入，也就是消费能力，肯定是最现实的原因。从这里还衍生出人们通常所说的预期问题。但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两个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是，一部分群体的消费已经处于饱和的状态。另一个是，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后面这两个因素涉及的都是消费意愿。肖旭：您上面说的，给我的一个启发是，我们不能把当前的消费问题做一个笼而统之的归因。但为了能更方便地把事情说清楚，我还是想把问题简化一点：一个是消费能力，一个是消费意愿，后者我们简单地将其称之为反消费主义，这两者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孙立平：我们肯定不能说，现在在年轻人中突然就冒出了一个什么反消费主义。消费是人的天性，谁会真的觉得开电动轮椅比开汽车舒服？谁会觉得军大衣比大鹅更保暖？有好的谁愿意吃差的？很多主义都是现实塑造出来的。那句话中的性价比这个词，就非常说明问题。但这个性价比是广义的，不仅仅是物品之间的比较，同时也是收益和代价之间的比较。我要军大衣还是要大鹅？关键得看要用什么样的代价来换，也就是我这个努力值得不值得。这是一个选择标准的变化。肖旭：我明白您的意思，您的意思是说，反消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面对消费时的无力感和现实中那种种卷的产物。代价太大了，希望太小了，于是选择拒绝。那我想进一步问，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消费主义的价值一旦形成，是不是就会持续下去？如果是这样，这可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孙立平：一种价值观一旦形成，就有一种持续的特征。而且，从一个比较长一点的时段来看，至少有一部分人也已经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是从贫穷的时代过来的，稍微有点钱也就是这三四十年的事情。这是一种乍富。在这时，人们攀比性的消费，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两点，一是现在有人对高消费已经没有新奇和刺激感。一位家境不错的女孩就说，不要跟我说什么名牌，我见过，我穿衣服优衣库就挺好。二是在过去的高消费中，不少人债台高筑，现在已经明白，这个其实更难受。肖旭：按您这么说，反消费主义或降级消费应该不是经济低迷时期的暂时现象。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事情可是非常重大的。现在很多人都把经济复苏的希望放在重振消费上，如果反消费主义流行，对经济可能会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在现在的外贸环境下，人们都是寄希望于内需。孙立平：我觉得，首先要纠正一个普遍流行的错误观念。人们都把现在的消费状况说成是消费低迷，意思是，原来那种热火朝天的消费才是正常的，而今天的消费是不正常的。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原来那种消费才是不正常的，是超前、过度，甚至是透支，是不可能持续的。而现在的消费才是大体正常的，当然，更确切一点说，由于经济的状况，由于失业和收入的因素，是偏低了一点。但和原来那种超前过度的消费相比，很难说比那个还不正常。肖旭：那怎么办？孙立平：我早就说过，我们应当正视一个现实：过去那种超前过度的消费不可能重来，我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要承认，现在的消费大体是正常的。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把经济发展建立在这种有点起起伏伏但大体正常的消费的基础上。还有人说，我们还有多少多少人的人均月收入不足多少多少元呢，他们还有巨大的消费需求。是的，但我们得知道，那不是消费的问题，是经济发展的问题。难道我们可以把改革前一些人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当作是消费问题吗？关联阅读：孙立平：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孙立平：用一个比方来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孙立平：只有真正的法治，才能成为一种可以让人放心的盛装财富的容器孙立平：正常：为什么成了现实中的稀缺品？孙立平：症结在哪里？就是两个过，一个过剩，一个过度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老茶新包装：实际上2018年著名的销法沱为迎接新年，八折优惠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近几年，在好多类似讲座这样的场合，我首先都申明一点：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我同时也坦承，我在讲自己看法的时候，内心是有些纠结的。听者往往是企业家朋友，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正是干事的年龄，干事总得有点乐观精神的。但我又不能说假话，假话误导的危害可能更大。于是，我又经常再送给他们一句话：悲观主义者往往是正确的，但成功的往往是乐观主义者。这句话，其实不是我说的，是我听来的，转送给他们。说悲观主义者往往是正确的，而成功的往往是乐观主义者，这意味着，理论的逻辑和实践的逻辑不完全是一样的，宏观的逻辑和微观的逻辑不完全是一样的。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空当中，个人做事的空间确实与宏观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尽管如此，两者也不是完全重叠的。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抱持一种悲观主义的立场呢？悲观主义，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有这么一个著名的比方：假如有一个瓶子，里面装着半瓶水。这时乐观主义者会说，这个瓶子有一半是满的；而一个悲观主义者会说，这个瓶子有一半是空的。你说哪个对？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的，强调的是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侧面。悲观主义者强调的往往是事情的负面的、令人不满意的一面。但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认识问题的角度。那悲观主义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主要是在于如下两点：第一，在具体的做事的层面上，要正视现实，从坏处着眼。记得在2018年夏天的时候，我在饭桌上反复讲一个问题：中国有没有可能进入艰难十年？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主要考虑的是三点。第一个是，当时特朗普已经开始执政，中美贸易战正在酝酿当中，这预示着外部环境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第二个是，中国经济有可能从扩张期转入收缩期，特别是以房子为中心的时代即将结束，下一步要上一个艰难的台阶；第三个是，在高速发展时期积累的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面对、不得不解决的时候，尤其是债务和财政问题。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了。因此，当时我提出要有一种收缩型思维。那年的十一月，在海南，我见到一位做企业的朋友。他说，孙老师，您的那句话，我整整悟了4个月，但我终于还是悟出来了。于是，赶快进行相应的调整，现在，我的情况主动多了。我想说的是，能够提前对一些问题有所考虑、有所预见，是非常必要的。而这有时需要悲观主义的思维。古人说，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在现实中，有人往往把悲观主义与消极相提并论，这是片面的，简单化的。第二，在抽象的思维的意义上，要多想一层，增强见识。从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悲观主义可以使得人们的思维更深邃一些，更厚重一些。我们虽然不能说悲观主义一定比乐观主义更为深刻，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历史上有不少思想深刻的悲观主义者，而思想深刻的乐观主义者却难得一见。因此，一个人也好，一个企业也好，一个社会也好，如果没有一些悲观主义的气质，就有可能会失之轻飘与浮躁。华为是中国企业的佼佼者，而华为的成就与任正非的悲观主义思维是分不开的。任正非说过，我天天思考的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记得去年，任正非就提醒人们，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历史时期。要准备过冬，要将寒意传达给每一个人。凯利·麦格尼格尔在《自控力》中说过一句话：乐观的悲观主义者更可能成功。因为乐观给我们动力，但少许的悲观能帮我们走向成功。研究发现，如果能预测自己什么时候、会如何受到诱惑和违背承诺，你就更有可能拥有坚定的决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悲观主义者在思维上往往有两个特点：深究与敏感。所谓深究，是说他们容易看到问题，也倾向于去思考和探索问题背后的原因。因此，他们对问题的认识往往更立体，更深一层。所谓敏感，是说因为他们更关注问题，更关注问题背后的原因，他们会对有关的信息更为敏感，特别是对那些别人往往忽视的弱信号。而在弱信号中，有时会隐含着强风险。这个问题我原来曾经讨论过。最后附带说一句，思维方式与生活态度，不是一回事。我倾向于，在思维方式上做一个悲观主义者，而在生活态度上做一个乐观主义者。关联阅读：孙立平：又想了想，俞敏洪那个办法可能不行孙立平：东方甄选事件中的一个问题孙立平：用一个比方来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孙立平：只有真正的法治，才能成为一种可以让人放心的盛装财富的容器孙立平：正常：为什么成了现实中的稀缺品？孙立平：症结在哪里？就是两个过，一个过剩，一个过度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获得国际金奖，经过欧盟600多项检测干净卫生、柔甜、汤感醇厚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我说俞敏洪那个办法可能不行，不是说解决不了东方甄选目前遇到的问题。每个公司都有每个公司的具体情况，俞敏洪的人格魅力，俞董孙之间的特殊关系，也许可以度过这一关。我说的不行，是指这个办法解决不了直播电商行业的普遍性问题。俞敏洪的办法，概括地说，就是分成+提职+股份。我一点都不否认俞敏洪的智慧与诚意。但这至多是一种个性化的解决办法，或者说是权宜之计，解决不了整个直播电商行业面临的主播与公司关系这一核心问题，甚至，能不能解决东方甄选本身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未知数。提高分成能解决问题吗？首先这个问题计算起来就很难。不少人说，主播的分成起码应在50%以上，理由是，销售额靠的是主播带来的流量和人气。但问题是，没有俞敏洪的影响力，没有公司的投入和团队，能有董宇辉对粉丝这么大的吸引力吗？而且，如果其他公司给董宇辉分成的数额更大呢？提升职级能解决问题吗？现在董宇辉的职务已经变成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文化助理，兼任新东方文旅集团副总裁。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俞敏洪现在发现了小董的管理能力，还是作为一种待遇和安慰。但我们知道，一位头部主播和一位公司高管需要的是不同类型的能力。何况，以一位头部主播的工作量，能同时做好那些管理工作吗？股权激励能解决问题吗？我原来也曾想过用股权来解决捆绑的问题，但仔细一想，不行。因为股权结构是相对稳定的，而主播的不确定性太大，热度也是瞬息变化的。李佳琦、薇娅因为一个事故，热量大减；papi酱因时间的推移，热度也大不如从前。我们要知道，在网红的时代，即使是热极一时的人物，独领风骚也没几天。从这几个方面可以看出，依靠一个或几个头部主播的电商公司，有一个致命的软肋，这就是公司与主播关系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在现行体制下，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俞敏洪是深知东方甄选对董宇辉的依赖性的，所以他接连出重招，以化解这场危机。但这不是这类公司解决这个问题的真正出路。那出路在哪里呢？我觉得可以考虑转会制。在《东方甄选事件中的一个问题》一文中，我曾提出了这个问题，但限于篇幅，没有详细讨论。体育界的运动员转会制度，许多人都有所了解，细节不再讨论。我的看法是，解决公司与主播的关系问题，可以参照体育界的运动员转会制度，因为这个制度可以理顺公司与主播的关系，可以解决利益链的不衔接甚至违和的问题。首先，有利于主播的流动。我们不说在工作

东方甄选的小作文事件似乎要过去了，滔滔的舆情在经历了七天传播定律之后，应该也要告一段落了。但其实，这事没有完。我是说，后面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而且似乎就眼前的意义而言，也只能算是摆平而已。不错，东方甄选的粉丝数在恢复，甚至在开始上涨；董宇辉得到了新的安排，其在公司中的位置有了新的定位；孙东旭被撤销了职务，算是对事件承担了责任。但这就算完了吗？这次事件对无论对东方甄选本身还是对东方甄选与粉丝关系的伤害，都是很深的。虽然俞敏洪后来的一系列应对得到了人们的认同，但对俞敏洪本人而言，心理阴影的面积可能是巨大的；董宇辉被任命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文化助理兼任新东方文旅集团副总裁，这与其说是知人善任可能还不如说是一次安抚；孙东旭虽然在这次事件中难辞其咎，但这个被俞敏洪称为在东方甄选的发展上最关键、最核心的人物，今后和东方甄选的关系是什么？还有，资本市场如何看东方甄选的未来？所以我说，这个事情并没有真正过去。而之所以说这个事情没有真正过去，还不完全是仅此而已，而是说，背后深层的问题没有解决。这个深层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是企业制度问题。在汹涌的舆情中，是非对错，甚至道德的问题成了舆论的焦点。其实，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道德问题。俞敏洪，以我对他的有限了解，这是一个有情怀，有担当，有经验，有智慧的人。董宇辉，我不了解，我也没在东方甄选上买过东西，但大家喜欢他应该不是没有理由的，而且人们似乎也都认同，在这次事件中他的应对没有什么过错。其实，这次事件反射出来的实质性问题，是利益关系问题，是企业对利益关系的制度性安排问题。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利益问题，不是说董宇辉与俞敏洪之间发生了什么利益纠纷，而是说，目前东方甄选的架构不能为实质上存在的利益关系问题做出妥善的安排。就在人们争论这当中的是与非问题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东方甄选企业制度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突出表现在，一家年商品交易总额达到100亿元的公司，高度依赖一位头部主播。尽管你可以说，主播的背后是团队，但主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就是这类直播电商公司的特点。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表明，董宇辉在公司中拥有股份。这样一来，就缺少一种将主播与公司进行绑定的机制。一拍两散，在理论上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其实，像郭德纲的德云社，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但现在事情似乎在开始发生变化。最新的消息是，董宇辉的身份已经从“带货主播”转变为“东方甄选高级合伙人”。但什么是高级合伙人？外人有疑问，公司也没说清楚。甚至，有人向东方甄选询问“高级合伙人”的具体情况，对方也表示暂不回应。俞敏洪的表述是：东方甄选的高级合伙人，并不是大家说的“高级打工仔”的概念，高级合伙人是对公司有话语权的，相当于VP（副总裁）地位，带有股东身份色彩的一个概念。这种表述也是相当含糊的，也许事情还没有最后尘埃落定。高级合伙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一种职务或管理结构的概念，还是一种荣誉的概念，抑或是一种股权的概念？从俞敏洪的表述来看，应该不是单纯的前两者。但这个问题可能还不是简单的股权问题，甚至在股权的意义上，也有其特殊性，因为主播的热度是瞬息变化的，而股权结构则是相对稳定的。这不禁让我想到其他的一些行业或领域。一个剧团可能也依赖一个或若干个名角，一个球队也可能依赖一个或若干个明星。但这些名角或明星与剧团或俱乐部的关系，并不是靠股权来维持的。最典型的，就是商业体育中的运动员转会制度。在这种转会制度中，各方的权益与定位、转会的时机与程序等，都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这些规则，在球员本身的流动性和与俱乐部关系的相对稳定性之间，实现了大体的平衡。最后说几句企业制度的问题。有人认为，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的建立，在工业化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它，连蒸汽机，电力技术发明的重要性也要大打折扣。据说，人类历史上第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是1553年成立的新大陆探险商人公司，当时有250位股东。一个公司有250个股东，就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公司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有的股东想继续经营下去，有的股东想散伙分钱怎么办？如果初衷不一的股东出现分歧，如何使这个公司能够无限期地经营下去？这么多股东，如何决策，出了问题，谁来承担责任？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需要是就是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如股份转让制度、董事会制度、法人制度、有限责任制度等。正是这些原来没有的制度创新，使得大工业生产提出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得以解决。关联阅读：孙立平：用一个比方来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孙立平：只有真正的法治，才能成为一种可以让人放心的盛装财富的容器孙立平：正常：为什么成了现实中的稀缺品？孙立平：开放走多远，取决于我们内心世界的舒展程度孙立平：症结在哪里？就是两个过，一个过剩，一个过度孙立平：我们正在品尝过度建设的苦果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孙立平教授拼配福鼎白茶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本文想从供需关系及其变化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过程，以及现在所遇到的问题。简单化一点，可以将供求关系比喻为河水与河道的关系。缺水的干涸的河道。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短缺与匮乏的社会。那时候，什么都缺。一些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是凭票供应的。比如，粮食、肉类、鸡蛋、棉布，甚至白糖、麻酱、粉丝等，都是凭票供应的。而另外的一些产品，购买时则需要排长队。还有些基本服务，也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即使到改革开放初期，住宿难、吃饭难、理发难的现象也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用上面的比方说，这时的河道是干涸的，需要的是水，要解决的是水的问题。而且，由于河道过分干涸，似乎无论有多少水，都能装得下，流得过。这时候自然不存在需求或消费不足的问题。解决水的问题。解决水的问题靠什么？就是改革。具体说，最主要是三点，引进外资、改革国企、发展民营经济。这就是改革的含义。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提供更多的商品，满足民众的生活需求。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在80年代，改革为什么能促进经济发展。用上面的比方来说，就是河水增多了。商场里开始琳琅满目，一些短缺的服务开始缓解，一些凭票供应的商票开始放开购买。记得在80年代初的时候，在北大校园外面只有一个饭馆，开始叫长征食堂，后来改成长征饭庄，是国营的，现在还有没有不知道了。所以那时候到饭馆吃饭是要排队等座的。但到了80年代中后期，这个现象就不存在了。因为大量私人开办的饭馆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也就是说，到80年代中后期，水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新的消费浪潮拓宽了河道。如果按部就班地发展，中国后来的历史也许是另外的一种光景。但就在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就与一个东西不期而遇了。这就是家电消费革命。当时，经过几十年机电技术革命的积累，技术创新外化成一系列的家电，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刚刚起步的中国，与这个消费浪潮相遇了。试想，如果没有这样一场消费革命，人们除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外，渴望的稍微奢侈一点的东西就是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会有后来几十年那么快的发展吗？不可能的。但这场消费革命，打开了一个更大的消费空间，或者说，大大拓宽了这个河道。以上阶段，河水是主要问题。由此，形成了投资主导的发展模式。河道渐渐地满了。当时，彩电极为稀缺，要买一个彩电，同时得有一个彩电票。14寸的彩电4、5百块钱，彩电票的价格也差不多。我记得，我是北大第一届优秀教学奖的获得者，奖品就是一张松下彩电票（不是彩电本身）。而且，由于社会结构的特点，中国社会的消费和产业周期有一个特征：一旦有人进入某种消费领域，其他人进入就为期不远，然后饱和也会在某一时刻突然之间就到来。在80年代中后期，各种家电项目纷纷上马，甚至一个城市同时生产几种牌子的彩电、冰箱、洗衣机。但到90年代后期，尤其是1997年之后，由于上的项目过多，市场严重饱和，上述产业开工率只有三分之一左右。在中国的历史上，过剩的现象首次出现。新三座大山与扩大内需。这意味着，到上个世纪最后几年，特别是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原来那条河床就开始容纳不下滔滔而来的河水，过剩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当时的情况是，企业生产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卖不出去，一些制造业企业的农民工失业严重。国企更是陷入三角债，经营陷入困境之中，不得不进行改革，数以千万计的人失业下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一个词，叫扩大内需。这个词对于国人来说，是第一次听到。因为原来都是商品短缺，都是供给不足，需求满足不了，谈何刺激消费？但现在，不得不刺激了。于是，就有了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其目的是什么？就是拓宽消费的河床，你原来不用花钱的东西让你花钱。加入WTO，另开一条河道。上面的三化，亦即人们所说的新三座大山，对于拓宽消费的河床，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当然也造成了很多的问题）。但相对于中国已经形成的巨大产能来说，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于是，就有了加入WTO。加入WTO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又开掘了一条巨大的河道，使得开始淤积的河水，能够顺流而下（当然，加入WTO的意义不仅于此）。由此，中国开始真正进入国际市场，融入进国际经济秩序之中，中国也开始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强劲增长的阶段。而现在的问题是，一条河道已满，一条河道在淤塞，河道已经成为主要问题。这么看问题，是不是清楚点？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扩大投资，往哪里投？你说增加消费，在哪里增加？关联阅读：孙立平：只有真正的法治，才能成为一种可以让人放心的盛装财富的容器孙立平：正常：为什么成了现实中的稀缺品？孙立平：正义也需要受到约束，多样性的生态有时比正确更重要孙立平：开放走多远，取决于我们内心世界的舒展程度孙立平：症结在哪里？就是两个过，一个过剩，一个过度孙立平：我们正在品尝过度建设的苦果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苦斋老师作品上新紫陶茶壶，金石质感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英特纳雄耐尔记得中学的时候，有一阵子，放学之前都要唱《国际歌》。最后一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铿锵有力，挺激动的。但实际不太懂其中的意思。实际上，当时老师给我们讲过，英特纳雄耐尔是国际的意思。但懂的也就仅此而已，但国际就一定要实现是什么意思？还是懵懵懂懂。后来才明白，这里实际上说的是一种国际共产主义的理想一定要实现。前些年，曹征路曾经写过一篇引起相当轰动的小说，叫《那儿》，就描写了懵懵懂懂的耐尔到了老年时如何变成了那儿。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工人无祖国。更确切地说，是资本有祖国，而工人无祖国。因为按照工业社会的逻辑，资本（主要是工业资本）需要矿山、厂房，因而资本是离不开祖国的。而工人本来就一无所有，所以国家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于是，具有了基于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共产主义，就有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但历史是个幽默大师。后来的演变却呈现了另外一种相反的过程。从工人无祖国到资本无国界事实表明，在之后全球化的过程中，真正无国界的并不是工人，而是资本。到今天已经很清楚，作为资本象征的华尔街，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别不明晰的存在。这源于资本的基因。资本的最大特征是逐利性，哪里有钱挣，它可能就会去哪里。而发达的金融业，仿佛为资本打造了一种畅行无阻的直通车。资本变成一组数字，瞬间到达，毋须走路。即使是资产形态的资本，由于各种资本运作形式的出现，其流动性也在明显加强。实际上，都不用说资本，如果你手里有一笔钱，存在了某个银行里，现在有个银行有一种利率更高的储蓄品种，你也会把钱转到利息更高的银行里去。然而问题是，劳动力与居民意义上的个人的流动性与资本的流动性有明显差别。相对而言，作为同样是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流动性要弱得多，因为劳动力是嵌入于各种社会关系和结构之中的，其流动要受到各种牵制。而作为居民的流动性是最差的，这不仅仅是由于居住地改变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在国与国之间，国籍是其中最重要的壁垒。其结果就是，劳动力与居民不能伴随资本流动。于是就出现了资本的抽离与结构的坍塌。资本抽离和结构坍塌，是我在分析特朗普在大选中获胜的社会背景时提出来的。美国上次的总统大选，即特朗普获胜的那一次，彰显的就是这个问题。资本的抽离，尤其是制造业产业资本的抽离，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坍塌，被全球化抛离的那部分人，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红脖子，成为支持特朗普的重要力量。管理一个财富社会比管理一个人头社会更难现在我们把话题稍微变换一下，范围也再扩大一点，我们现在关注的不仅仅是资本而是财富的流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之后，中国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这就是开始从一个真正无产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多少有点财产的社会。这个过程当然与房地产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这时，另一个变化随之发生：从管理一个人头社会到管理一个财富社会。前者的管理对象是人，赤裸裸的没有财产的人。而后者管理的是人与财富。这两种管理是很不同的。人是有名有姓有国籍而且不能化整为零的。因此，你只要把人头管住就行了。甚至你管不住了，别人还可以替你管。而财富这个东西不一样。它无名无姓无国籍，可以化整为零也可以化零为整，可以装在钱包里，可以放在口袋中，甚至还可以变成一组数字存在账户上。加密货币就更是可以使其来无影去无踪。也就是说，财富比人具有更大的流动性，甚至是无形而隐秘的流动性。这也就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如何使得这些财富能安安稳稳地在你这个社会里待着？这里的关键是看你能否提供一个能让人放心的盛装财富的容器。这个容器是什么？就是真正的法治。在人头时代，把人管住就是了，这种管理权力就可以做到。但在一个财富的时代不同了。在一个财富时代，也许只有真正的法治，才能成为一种使财富不至于跑冒滴漏的容器。换句话说，没有真正的法治，创造出的财富可能都难以保住。关联阅读：【老孙故事会】请不要对穷人大声发笑孙立平：好的社会结构是具有流动性的格子孙立平：汽车市场：明年的日子还过不过？孙立平：其实，有时支出比收入更能决定你的生活状况孙立平：于不疑处有疑：大众消费阶段已过，内需问题需要有新的思维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挖茶俱乐部顶级生茶正宗墨江凤凰山原产地

按理说，正常应该是最不稀缺的东西。因为它是一种自然状态。但在现实中，却往往相反。前几天，去了一次单位。按说，这是一件平常不过的事情吧，但其实，并不容易。首先，车辆需要报备。幸亏有学生在学校工作，已经给报备好了。但还不行，进门时要看校园卡，同行的人验身份证。完事儿了？没有。因为我进门后进入的是属教学区的领土，而我要去的单位设在家属区的领土上，去时畅行无阻，但回来要从家属区进入教学区才能出门，于是，又是校园卡、身份证。不用跟我说其中的道理。我就想问，也不是什么敏感单位，一个单位里的人，要这么才能进入单位，这正常吗？其实，我这么抱怨，已经显得有点太不知足了，据说隔壁还得刷脸呢。到了单位，聊起天来，人们说，像你这样退休的，已经不错了，还有没退休的呢？他们不知还得干多少不情不愿，与工作无关的事情。时间就这么白白浪费掉了。所以，有的没有更高人生目标的人，就盼着早点退休。这一点，体制内的人，尤其是需要坐班的体制内人，感受可能更深。我有一个学生，是政府的一个处级干部，晚上加班到10点左右，几乎是家常便饭。实际上，很多人都抱怨，没有一种正常的生活。记得几年前，某市市委书记的一篇文章刷爆朋友圈。他说，不要让5+2、白+黑、8+X成为工作常态。我们每个人同时也是子女，人父、人母，人夫、人妻，同时做好这些，才能成为一个有理性、有理智、人格健全的社会人。是啊，不能做个正常的人，自己连个正常的生活都没有，能有一个正常的工作心态吗？现在，扭曲正常，似乎已经成了一些人的执念。工作，好像不加班就是不努力，加班才是在工作；做事，好像不过分就不算成绩，不轰轰烈烈就是平庸。干什么事情，都弄得跟打仗一样。于是，大家比赛着不正常。但这真的有意义吗？机关里，上班时经常做一些无用功，下班后在那里苦熬，真的就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吗？公司里，晚上10点之前都在那灯火通明，人困马乏的，真的就能提高多少效率吗？国外的一些高科技公司加班的很少，为什么？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这样效率低。当然不全是这原因了。其实，写到这里的时候，本来是想接着从比较宏观的角度谈经济社会生活中那些不正常现象的。这，也是这篇文章本来的主题。但这时，正好看到一个朋友群里讨论孩子的正常成长问题。就顺着这个话题说吧。事情的起因是，近日，北京一所著名中学的初中学生们因学业压力过大等问题，在微博发长文控诉校长，公开抗争。文中称，学校每天安排12节课，七点十分就要到校，晚上九点才能回家，中间吃饭时间过短，且没有自习的时间。事情发生后，家长反馈称，学校家长会已经通知了，改8点上学，取消分层走班，晚自习自愿学习，不考试不讲课。群里有些中小学生的家长，一聊到这个事情，大家都很焦虑。难道我们就不能让孩子们能正常地成长，该学习学习，该玩耍玩耍，有一个健康的心灵，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吗？据报道，2021年权威数据显示，中国有高达5400万人患有抑郁症，占到我国总人口数的4.2%。其中，青年患病率最高，18岁到34岁的青年患抑郁症的人数要高于其他年龄段，而大学生和职场人员占了大部分。这不很值得我们深思吗？我们现在经常说，不忘初心。最大的初心是什么？我想，是生活本身，是人们有一种正常的、健康的生活。地球上恰好有这么一块地方，我们这些人又恰好出生和生长在这里。你再怎么说，幸福和快乐也是人生的基本目标。除肩负大任者外，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不是到这个世界上来受苦的。我们为什么不正常生活呢？人生就那么几十年。顺便说明一下，本号没有评论功能，参与和查看有关讨论，请前往《孙立平社会观察》公众号。关联阅读：孙立平：正义也需要受到约束，多样性的生态有时比正确更重要孙立平：开放走多远，取决于我们内心世界的舒展程度孙立平：基于左翼的情感天平，往往将强弱的概念置于是非的分野之上孙立平：症结在哪里？就是两个过，一个过剩，一个过度孙立平：OpenAi那里发生了什么？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孙立平：我们正在品尝过度建设的苦果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孙立平教授拼配福鼎白茶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最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句话：正义也需要受到约束。是的，就这么冒出来的。先说我是怎么想到这个问题的，这是什么意思，以及为什么会把这个问题当回事。前几天，我曾经介绍过鲍曼的一些观点，特别是他作为一个犹太人，为什么不愿定居以色列，而且明确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我很愿意弄清楚各种不同的观点是如何讲他们的道理的。但从行文中，大家也可以看出来，我其实是不太赞成鲍曼关于犹太复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那些看法的。在那篇文章中，我更进一步引申出一个问题：现在某些左派的一个通病，是将强弱的概念置于是非的分野之上（见《基于左翼的情感天平，往往将强弱的概念置于是非的分野之上》）。但这只是我要说的一个方面。现在我要强调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尽管我对无条件同情弱者的立场持一种保留态度，尽管我认为以色列对恐怖主义的打击是正义的，但我仍然认为，世界上有一些抗议以色列的声音和活动，仍然是必要的，有价值的，当然那些支持哈马斯或恐怖主义的除外。为什么？因为我认为：有时哪怕是正义的行为也需要受到约束。这次，以色列实际上是遇到了一个难题：自己受到恐怖主义袭击，损失惨重，但对恐怖主义者的报复和打击又非常棘手。一方面，恐怖主义者把自己和平民混在一起，甚至将其作为人盾。另一方面，在巴勒斯坦平民中，确实也有哈马斯的支持者，而且可能还不是个别的。但即便如此，作为平民的老百姓，如果没直接或间接参与军事活动，就不能成为军事打击的目标。这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当然，这只是原则。但实际上，一实施起来，炮弹是不长眼睛的。你的反击再正义，在目前的情况下，平民受到误伤也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这时，外部压力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一开始的时候，在以色列内部，确实有一种不顾一切进行报复的声音。但从目前来看，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中，还是非常谨慎的，想尽办法在获得军事行动效果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对平民的伤害。这一方面是自身文明规则的约束，另一方面，与外部的压力也不无关系。我想说的是：这里需要有一个生态的概念。生态往往意味着多样性，正是这种多样性，构成了世界的平衡。这意味着，有的观点或立场，你可以认为它不正确，但那也是正常生态的一部分。缺少了这样的要素，可能往往意味着灾难。以这次的以哈冲突为例，我虽然坚持认为应该受到谴责的不应当是以色列，但我也同样认为，只要不是支持恐怖主义行为的对以色列的抗议活动，仍然是有价值的。否则，以色列的行动就不会这样谨慎，就可能更为激烈，甚至造成严重的人道灾难。这就是对正义行为的约束，这就是社会生态的作用。由此，又可以引申出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社会中的不同主张甚至分歧？不少人对俄乌战争和以哈冲突造成的撕裂忧心忡忡。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我想，也不必把这种撕裂看得多么可怕。只要有基本的底线，只要基于基本的人性，这种不同的主张，甚至是相互之间的分歧与对立，都是正常社会生态的一部分。有时，是没有了这样的生态才最可怕。但多少年来，我们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是：正确的才有存在的理由，不正确的就应该消失。这样的主张看起来正确无比，但其实贻害无穷。因为在很多时候，不同观点的差别，不在正确与否，而是不同诉求的表达。而对立的诉求，有时并不存在正确与否的问题。世界也好，一个国家也好，都应该有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态。顺便说明一下，本号没有评论功能，参与和查看有关讨论，请前往《孙立平社会观察》公众号。关联阅读：孙立平：开放走多远，取决于我们内心世界的舒展程度孙立平：基于左翼的情感天平，往往将强弱的概念置于是非的分野之上孙立平：症结在哪里？就是两个过，一个过剩，一个过度孙立平：OpenAi那里发生了什么？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孙立平：一场有限冲突也许搅得周天寒彻孙立平：我们正在品尝过度建设的苦果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孙立平教授拼配福鼎白茶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先说一个小故事。1973年，当时的四机部为引进一条彩色电视机显像管生产线，去美国进行考察。在考察结束回国前，美国康宁公司赠送给考察团成员每人一件玻璃蜗牛的工艺礼品。结果，这件事情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有人举报说，美国赠送蜗牛是对我们的侮辱，是讽刺中国爬行，并由此上升到爬行主义、卖国主义和洋奴哲学的高度。甚至还有人主张，应当旗帜鲜明地将这个蜗牛给他退回去。这件事情最后闹到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也受到巨大压力。最后，终因意见不一，事情不了了之。为什么重提这件50年前的事情？是因为，最近有好几位做企业的朋友问我对外开放的事情。他们问，果若如此，能走多远？于是，我就想起了蜗牛这件事情。这件事说明什么？说明开放走多远，取决于我们内心世界的舒展程度。其实，很多事情。往往不在事情本身，而在你的内心世界，你怎么想这件事情，你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的。当时就有人解释说，在美国人那里，是把蜗牛作为吉祥的象征，而赠送这个礼品的。这种说法是不是有根据，我不知道。就算不是，也有可能是负责礼品的人自己喜欢蜗牛，觉得可爱，就送了。退一步，我们可以想，他那是生意人，犯得着在做成一件生意的同时，再送个东西侮辱你一下吗？我们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的很重要。在评论足球时，我经常讲一句话，足球最需要的是什么？是自由的意志与舒展的灵魂。顺便说一句啊，因为说的次数多了，我现在也有点弄不清这句话是我最先说的，还是引用别人的。为了不至于掠人之美，我得先说明一下。我想大概率是后者，好像我说不出这么深刻的话来。开玩笑了。但不管怎么说，这句话确实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与繁荣，其后面的精神气质，完全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我们可以仔细想一想，改革的后面是什么？是自由的意志；开放的后面是什么？是舒展的灵魂。而舒展的灵魂，说起来似乎是简简单单不起眼的五个字，但其中有着非常复杂的沉重内涵。最近，基辛格老先生去世了。基辛格的去世，在中国引起的反应，可能比在美国还要大。为什么？因为基辛格这个人对中国很重要。在其他的事情上，人们对基辛格的评价可能毁誉参半，但如果从中国人的角度说，我们确实应当感谢这个人。基辛格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上起了重要作用。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就说过这样的话，对外开放，实际上就是对美国开放。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是在于，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变了，接着的是人们的内心世界变了。在此之前，正如那个蜗牛事件所表明的，我们是一种非常紧绷的精神状态。虽然那时也讲第三世界，但我们与世界的主流那部分，是一种相当紧张的关系。那时有个说法叫帝修反，那都是我们的敌人。在这样一种自认为的敌对环境中，必然是一种极为紧绷而脆弱的心态。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想开放，能走多远？就是想改革，能走多远？换了一种心态，你心目中的世界也就变了。许多人还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那种雍容大度的心态与氛围。因为外部的环境改善了，心态也就放松了。那时我们的经济是什么水平？一年的GDP5000个亿都不到，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微乎其微。但那时候，在一种舒展的内心世界中，人们充满着自信。所谓充满自信，不是整天说自己了不起，而是一点都不避讳自己在哪方面落后，哪方面需要改进。那时有一句很极端的话，说如果我们不能赶上去，就会被开除球籍。这个身段放得够软的吧？还有人会说，这不是自取其辱吗？这不是动摇我们的自信吗？我不想讲这当中的道理，我们只看结果。在1977年，中国的GDP，确切地说，是3250亿。到2022年是多少？是120万亿，增长了将近370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这里有通货膨胀的因素，但中国经济几十年的快速增长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你说什么叫辱？玻璃心才是让人笑话的自辱。外面环境宽松了，内部的路也就宽敞了。我们经常讲改革开放，但很少有人去想，这两者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实际上，这两件事情是一体两面的。此前，由于外部环境的紧张以及由此造成的内心紧绷，我们的选择越来越少，路越走越窄。这个是资本主义的，那个是修正主义的，你自己能做的事情就那么一点点了。也就是说，没有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缓和，内部的改革也是不可能的。邓小平说，现在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句话定义了我们心中的世界。最近又看到一句话：冷战结束之后，人类迎来了一个有史以来最长时间的和平，同时，也迎来了一个最为疯狂的繁荣时代。但愿这个珍贵的和平与发展时期能够延续得更长。顺便说明一下，本号没有评论功能，参与和查看有关讨论，请前往《孙立平社会观察》公众号。关联阅读：孙立平：基于左翼的情感天平，往往将强弱的概念置于是非的分野之上孙立平：症结在哪里？就是两个过，一个过剩，一个过度孙立平：OpenAi那里发生了什么？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孙立平：一场有限冲突也许搅得周天寒彻孙立平：我们正在品尝过度建设的苦果孙立平：集体误判：在扩张与收缩之间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孙立平教授拼配福鼎白茶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当时由于做口述史研究，就特别注意过一个因素，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心态史。也就是说，在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人们是如何想问题的，人们的心路历程是什么。这个因素很重要。因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们的想法是什么，是对是错，都会对他们的行为有真实的影响。换句话说，人们怎么去做事情，往往不是由身边的客观因素直接决定的，而是由他们怎么想问题决定的。他们的想法与客观的因素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认识当前的以哈冲突，也是如此。对这场以哈冲突，既可以从政治军事经济的视角来看，也可以从历史种族文化宗教的角度来分析。但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角度，那就是人们的内心世界。他们是怎么想的？为什么是那种想法？但这个因素，往往被人们的分析所忽视。正因为如此，在《孙立平：仇恨与炮火背后人们那复杂的内心世界》一文中，我通过三篇文章，想去探究不同立场人们的内心世界。一篇是原哈马斯领袖谢赫·哈珊·约瑟夫的儿子摩萨·哈珊·约瑟夫的《我不再是仇恨的炮灰》，一篇是以色列预备役少校军官尼尔·阿维沙伊·科恩在回国参战的路上写就的《我在回国参战的路上，但巴勒斯坦不是敌人》，还有一篇是一位曾经在耶路撒冷做了15个月田野调研的中国人类学者的访谈录《对巴以冲突，我不像别人那么悲观》。而在今天这篇文章中，我想再介绍一位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对态度。这不意味着我赞成或反对他的观点，我只是想看看他们的道理与逻辑，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因为巴勒斯坦人或阿拉伯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这很好理解。但作为一个犹太人，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这是很令人好奇的事情。这个人叫齐格蒙特·鲍曼，不少年轻学子对他都很熟悉。鲍曼是一位犹太人，1925年出生在波兰西部波兹南，曾任英国利兹大学和波兰华沙大学社会学教授。鲍曼的著作有《现代性与大屠杀》，《立法与阐释者》，《现代性与矛盾性》等。这些书在国内也有相当影响。在一次访谈中，他很坦诚地解释了自己的立场。同时，他也为我解开了心中的两个谜团。这两谜团是，第一，在历史上，犹太人为什么与左翼关系非常密切？第二，为什么在犹太人内部也有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在历史上，犹太人与左翼运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下面的两段话，可以说明犹太人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威廉二世说：“除了列宁之外，布尔什维克的其他领导人都是犹太人”。美国总统伍威尔逊也说过，布尔什维克是犹太人领导的。当然马克思也是犹太人，这是大家所熟知的。此前，关于犹太人，在人们脑子里主要是两种印象。一是诞生了大批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奥本海默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二是聪明而狡诈的商人。在很多文学作品中，比如在莎士比亚戏剧中，那些奸商和高利贷者往往就是犹太人。而现在，我们可以加上另外的一个印象：革命家或社会主义者。那为什么在历史上，犹太人与左翼运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个可能的答案就是，犹太民族在长达1800年的大流散中，寄人篱下，饱受歧视和凌辱。于是，形成了一种鲍曼所说的身份认同上的纠结心态。鲍曼说，那些左翼运动群体，对其成员的族群出身不感兴趣，只关心忠诚和服从，族群归属无关紧要。在加入政党的那一刻，你就像蜕皮一样丢掉了你的族群出身。这让他们感觉自己和其他人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他们不再是低人一等的少数。如果说这第一个问题相对比较简单，那第二个问题则有点绕：作为一个犹太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理由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在欧洲，反犹主义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尽管鲍曼出生在波兰，对波兰有着深深的认同，他几乎喜欢波兰的一切，从饮食到语言、到文化，他把这个叫作波兰性，但他还是被驱逐出波兰，到了英国，在利兹大学等高校教书。那他为什么不去以色列？为什么不留在祖先的故土？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很费解的问题。鲍曼是这样来解释他的心路历程的：的确，我从来没有被犹太复国主义吸引。我为什么不想留在以色列呢？原因很简单。我去以色列是因为我被赶出了波兰。被谁？波兰的民族主义者。而在以色列，人们又要求我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一个犹太民族主义者。寻求用另一种民族主义来医治民族主义，这是一个荒谬的、令人担忧的想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左翼知识分子的思维脉络。所以，鲍曼说，对于民族主义，唯一恰当的应对方式，是应当努力让它消失。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可能不只是鲍曼，而是相当一部分人内心里演绎的逻辑：我们是民族主义的受害者，我们应该摒弃民族主义。而前面左翼的思想底色，更为其提供了延展这种思路也思想源泉：帝国主义是邪恶民族主义的终极根源。所以鲍曼进一步说，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历史上帝国主义时代的最后残余。最后说一点我的感想。鲍曼对这两个问题的解释简单明了，但由此又引起我的第三个问题：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从这次的以哈冲突所引起的反响，也许我们可以看到某些线索。西方的左派在这次以哈冲突中，为什么在感情上总体偏向哈马斯一边，尽管有些人更愿意用巴勒斯坦人的名义来表达，其原因可能与此不无关系。有一则报道说，在西方反以色列的游行中，参与的白人以女性居多。因为女性更具有同情心，对弱者的同情心。这也许可以给人们一个启示：当上面的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基于左翼的情感天平，往往是将强弱的概念置于是非的分野之上，即弱者天然正义。在许多情况下，这确实是对的。因为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倚强凌弱的现象都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的。但这只是概率，不是公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还是另外找机会专门讨论吧。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顺便说明一下，本号没有评论功能，参与和查看有关讨论，请前往《孙立平社会观察》公众号。关联阅读：孙立平：症结在哪里？就是两个过，一个过剩，一个过度孙立平：OpenAi那里发生了什么？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孙立平：一场有限冲突也许搅得周天寒彻孙立平：我们正在品尝过度建设的苦果孙立平：以哈冲突、人口大置换与文明冲突内部化孙立平：集体误判：在扩张与收缩之间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孙立平教授拼配福鼎白茶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两个过，一个过剩，一个过度现在的问题，千头万绪，说起来好像哪个都重要。我的看法是，无论多么重要的问题都，都离不开后面最基本的背景。中国经济的最基本背景是什么？我将其概括为两个过，产能过剩，消费过度。前者是现状，后者是遗产。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今天沉重的背景。庞大的M2，对应着低迷的信贷与投资，于是连我们这样的退休人员都频繁接到来自银行你要不要贷款的电话。企业为什么贷款和投资的积极性低迷？大家都认定说是信心问题，这当然是不错的，你把这叫作根本原因我也不反对。但问题就到此为止了吗？我觉得，不是。你可以想一想，就算信心的问题解决了，你让他去投资什么？现实的情况是，房子房子过剩，汽车汽车过剩，家用电器家用电器过剩，生活用品生活用品过剩。举目各个行业，不过剩的行业有几个？有人会说，那还有新能源、半导体、人工智能啊。但是，且不说这些行业中已经存在的拥挤和过剩，就算有机会，空间能有多大？又有多少企业有能力染指？这是第一个过，过剩，产能过剩。第二个过，就是过度，消费过度。不过不是现在消费过度，而是过去几十年消费过度。说到经济缺乏活力，人们总会把原因追溯到消费上。今年双十一不亮眼的数字似乎再次证明这一点。那为什么消费低迷？几乎众口一词的声音是，人们预期差，消费意愿低。这么说当然也不错。庞大的M2，既说明进入银行的钱多，也说明从银行出去的钱少。人们不花钱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进去的钱多？当然是消费少。为什么消费少？说明消费的意愿低。消费意愿，当然是与预期有关。知道挣多少，才会琢磨花多少；猜测将来需要多少，才会努力去存多少。但就是仅此而已吗？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你需要什么？需要的迫切程度如何？现实中的消费，就是这几个因素混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几年，我一再讲，大规模集中消费时代已经结束。可以说，过去的几十年是一个超前、透支消费的时期。消费的是什么？很大一部分是耐用消费品，包括房子在内。什么叫耐用消费品？最大的特征就是耐用。也就是说，不是今天买明天就得扔的东西，得用一阵子。换个角度说，就是不用天天买的东西才叫耐用消费品。这些东西不是你让他买他就买的。这个消费过程，在物品的层面叫超前，在财务的层面叫透支。我们的房子那么大（中国人均住房面积超过许多发达国家），我们的交通等基础设施那么好（很多人都说我们的公路和高铁比发达国家还好），我们的城市那么漂亮，你享受到了吗？享受到了。你的经济真的到了这样的水平了吗？自己可以想想答案是什么。结果就是透支，透支就是今天花了明天的钱。所以，现在要把借来消费的钱还上，如果还有剩余，为今后稍微存点。因为花钱是一辈子的事情，而有挣钱能力的时间只是人生中的一段。医疗越进步，寿命越长，两者的时间相差的就越多。这不很正常吗？明白了这些，就会明白很多道理看到这里，有人会说：孙老师，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啊，这不都是老百姓都懂的大白话吗？像个教授吗？不错，是老百姓都懂，但问题是，不是老百姓的不见得懂。美国最近有个研究，对这轮通货膨胀感受最准确预测最靠谱的是谁？你猜猜。告诉你，是家庭主妇。错得最离谱的是谁？是那些专家学者权威机构。所以，不见得最简单的道理人们都懂。下面这个简单的例子中包含的道理，可能很多人都不懂：一个家庭过日子，如果是平常，就是计划好，安排好，尽量把日子过得舒服。一般人平时就是这么过的。但最近，刚刚买了房子，刚住进来，买房子花了不少钱，又是家具，又是家电，又是其他生活用品，又花了不少钱，甚至还欠了债。那怎么办？那就按现有的情况过呗。稍微紧手一点，把欠的钱还上，同时也要尽量别让生活水平差的太多，老婆孩子别受苦。就这么过呗。这个道理明白吗？明白。但放大一点，放大到整个社会，还能明白吗？可能不见得了。至少会有一部分人不明白了。实际上，一个社会和一个家庭，道理是一样的。道理是什么？现在得用一个学术点的词儿了，叫周期性。一个家庭也好，一个社会也好，日子往往都是一段一段的。经济学中叫扩张期与收缩期。这时最需要的是平常心。我知道这时有人要说了，孙老师，你回避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我承认，我回避了。但我要说，在条件是限定的情况下，顺势而为不折腾，往往是还不坏的次优选择。你说呢？关联阅读：孙立平：OpenAi那里发生了什么？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孙立平：一场有限冲突也许搅得周天寒彻孙立平：我们正在品尝过度建设的苦果孙立平：以哈冲突、人口大置换与文明冲突内部化孙立平：集体误判：在扩张与收缩之间孙立平：为什么有时企业家会集体犯错误？挖茶俱乐部精品系列香甜均衡，鲜爽与醇厚兼备孙立平教授拼配福鼎白茶对饮茶品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上面的微信由其拉入挖茶俱乐部微信

让我们从一个极其极其极其重要的差别说起：AlphaGo是第一个击败人类职业围棋选手、第一个战胜围棋世界冠军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这标志着人工智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种飞跃是一种进行时，中间可能会有某些质的变化。我们现在遭遇的可能就是这个。在最初的阶段，机器人能够像人一样进行分析、判断和简单的推理，或者说是像人类一样进行思维。对手的这步棋是什么意思？下一步或其后的若干步会怎么下？我如何来进行应对？因为其具有超强的计算能力，因而可以战胜人类对手。但到了某一天，这个机器人不但能够像人一样进行思维，而且已经有了意识，自主的意识，事情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有一次，你派它去参加比赛，恰好它这天不高兴，或者对你有意见，它会想：孙子（老北京口语中读sūn·zei，z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