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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 许哲瑜:第三只脚和活在媒体世界的人

因赛艺术 2021-02-05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The Art Room Author Sapphire

(本文转自The Art Room公众号。原文题目为【许哲瑜:“第三只脚”背后的人生】)

许哲瑜作品《副本人》(片段)
(视频由艺术家提供)

许哲瑜最近在比利时。
 
按计划,他在那儿参与为期两年的驻地计划,并将在今年年底举办展览。不过,受疫情影响,近期的拍摄工作不得不搁置了。
 
“(这)或许是冷静的时机。”他说,“很多事都太快了。”


艺术家许哲瑜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许哲瑜出生于台北,在台南生活十年。2010年摘得“桃园创作奖”首奖后,他的艺术生涯就不曾停歇:十年里,他举办过五场个展,参与了四十多场群展;他拿了不少奖,也拒绝过领奖;他自学动画,但五年前的《麦克风试音:致信黄国峻》(下称《麦克风试音》)至今被人记挂;近几年,他几乎以一年一部的创作频次,完成了《重新破裂》《穿颅透写》与《副本人》,每一部都在延续和完善创作内核。

许哲瑜的作品往往围绕某个公共事件展开,一则案件、一条新闻或一个历史片段都曾被他转换为作品的一部分。他曾不止一次地公开阐述“动新闻”对其创作方式的影响。如今,这种简易的3D动画形式已被多家大陆媒体采用,而在十一年前的台湾,其主要功能是用以传播真实发生过的凶案或暴力事件。对此,当地媒体曾对动画的主题展开讨论,其中不乏谴责之声。
 
许哲瑜坦言,最初的“动新闻”的确有博人眼球之势,而自己的早期作品的确从中取材。然而,经过逐年的创作实践,他开始对个人记忆和公共事件的关联感兴趣。


作品《副本人》(2019年)

单频道录像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去年展出的《副本人》便是一例。该片主角张忠义是台湾第一对经手术成功分离的双胞胎弟弟。四十一年前,已经三岁的兄弟俩被推上手术台,整个分离过程通过电视频道全程直播。此后,他们如同跌落至“楚门的世界”,不断在公众的目光中转换各种身份,私人的、自己的、公众的、社会的。
 
“我感兴趣的是,一个公共事件如何通过媒体传播,转变成公共记忆。”许哲瑜说。
 
看过他作品的人,大概都能体会到旁白和对话的分量。无论是《麦克风试音》中不曾露面的陈琬尹,《穿颅透写》中的3D动画师,还是《副本人》中的张忠义,他们的言语点缀全片,有些好似是对作品的解说,有些听起来又与画面的情景毫不相关。
 
言语与叙事或是许哲瑜作品具备“亲和力”的原因,即便这可能不是他的本意。毕竟,在一众讲究观念、无剧情、无对话的影像作品里,需不需要“说个具体的故事”好像不那么重要。
 
透过屏幕,向观众说件“芝麻小事”,很多台湾电影导演深谙此道。那,当代艺术这么做能成立吗?
 
《麦克风试音》已做出回应。
 
可许哲瑜还在寻找答案。


作品《副本人》(2019年)

“2019年‘HUGO BOSS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入围艺术家作品展”展览现场

(作品由艺术家提供图片由上海外滩美术馆惠允)


对话许哲瑜

分割还是保留?关于《副本人》

Q:《副本人》的创作起点是?
许哲瑜:这要追溯到上一部作品《穿颅透写》。那部作品和兄弟情感、兄弟记忆相关。里面有一组镜头——我哥哥和嫂子蜜月时去巴黎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那里有一区专门展示连体动物,我看到后,就联想起兄弟情感这件事。这听起来好像关联不大,但人们谈到双胞胎,就会幻想他/她们之间是不是存在心电感应,会好奇那些同卵的身体记忆会不会延续到往后的生命里。带着这些疑问,我拍了《副本人》。

Q:对忠仁、忠义事件,你个人最大的感触是什么?这些想法最终怎么落实在作品中?
许哲瑜:一个事件如何通过媒体传播,转变成公共记忆,这是我感兴趣的部分。

我觉得,从(分割手术)被媒体直播开始,他们就是媒体的受害者了。媒体非常暴力地使用他们的身体。那场手术不仅是医学实验,还牵扯到政治宣传。这是不道德的。在这个环境下,忠仁、忠义的身体已经不只是个人的身体,同时也是媒体的身体、政治的身体。他们作为台湾(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标志性人物,时常与政界或演艺界人物接触,与一些宗教团体关系也很紧密。或许说,他们是活在“媒体世界”的人吧。




上图:100多台相机同时对张忠义的身体进行3D扫描
中图:采用翻模的方式重建张忠义的手部
下图:用翻模后的张忠义的身体做成雕塑
“2019年‘HUGO BOSS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入围艺术家作品展”展览现场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在这件作品中,我同时使用两种方法——翻模和3D扫描来重建张忠义的身体。
 
三岁以前,他们的下半身一直连接在一起,两个人各有一只脚,中间的第三只脚是共用肢。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同时控制它,都能感受到这只脚的感觉。
 
对我来讲,“第三只脚”有一种“选择”的意味:从法律上来说,他们是两条独立的生命;但从第三只脚来看,它又来自同一个身体。所以到底要不要分割?这在当时不仅是医学层面的讨论,也是由当时的官员、政界去决定和角力的。手术时,医生选择废弃第三只脚,同时分配体内的脏器。这不仅是医学问题,也涉及到道德伦理。比如,生殖器官只有一个,该给谁?要是给了哥哥,弟弟就是牺牲者。反之亦然。
 
做作品时,我想知道第三只脚是左脚还是右脚,但台大医院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它只描述两件事,一、这是共用肢;二、这只脚没有指纹。所以,我最后复制了忠义的左脚,完成了雕塑。


“2019年‘HUGO BOSS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入围艺术家作品展”展览现场

(作品由艺术家提供图片由上海外滩美术馆惠允)


Q:《副本人》的运镜比较直接和质朴,有些接近于纪录片,这是你追求的镜头语言吗?
许哲瑜:我没有经历过学院的电影训练,倒不是有意去追求朴素,可能是我不太会拍吧。(笑)

这部片子,我有请摄影师来掌镜。有些地方他拍得实在太好,我反而剪掉了,因为感觉那不像是我的作品。比如,有一幕是拍张忠义走上机车、骑上去,下一幕是他骑车绕圈。原来的运镜更流畅,摄影师通过拍摄忠义身体的各个部位,来捕捉他发动车子的过程。我第一次看这一幕时,觉得这镜头我要定了。但后期剪辑时,觉得太厉害,反而不像是自己的东西。
 
我不是要追求朴素的运镜,而是想要达到纯粹的影像感:有些“电影感”,也有些“纪录片感”。(无论)“电影感”太过,或“纪录片”感太过,对我个人来说都不太好。


作品《麦克风试音:致信黄国峻》(2015年)

单频道录像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麦克风试音》:一份无法回应的“信”

Q:《麦克风试音》是你第一件配上旁白的影像作品,它叙事性很强。作家黄国峻和片中三人在逻辑上有什么关联?
许哲瑜:刚开始构思作品时,并没有考虑加入文学的部分。《麦克风试音》从2013年开始拍,一共拍了两年,从最初的构想到最后的成果,中间的改变是很大的。
 
一开始,我只是想拍摄我身边三个朋友的故事:袁志杰,我高中时期开始最“铁”的好哥们;陈良慧,我的前女友,拍这部片子的时候,我们已经分手了;罗天妤,袁志杰的女友,现在是他的老婆。找他们三个当主角,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是我最亲密的人,但这个理由对观众而言不那么重要;另一方面,这种看似随机的选择,他们的故事和我也有相连的部分。我想,他们是不是可以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共同记忆?比如,我们的青春都相伴着父母离异、情感疏离甚至亲人的自杀。
 
在作品中加入黄国峻的线索是陈琬尹的想法。最初找琬尹合作是很单纯的——我没法写剧本,而她作为编剧,是串联故事的人。这样听起来,像是找技术支持的感觉,就像有些作品必须找摄影师。但,合作后我才发现,是我想得太简单了。写剧本不可能是纯技术的事,编剧肯定有自身的创作主体。所以,这可能是我一开始没有想清楚,但最后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效果。我没法想象,如果没有和她合作,我现在的作品是什么样,但一定不会是这样。
 
琬尹第一次提到黄国峻时,我还蛮反抗的,那种反抗就好比是“你到底有没有听懂我想做的是什么”,但她非常坚持。所以,光是要不要把黄国峻加进来,我们就讨论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后来,琬尹说服了我,也为此将整个剧本重新写了一遍。当时,我已经做了一部分的内容。等确定要加入文学概念后,我才开始补充黄国峻方面的镜头,以及删除和他无关的内容。
 
之所以允许大篇幅的改动,是因为我们都不是动画专业出身的。通常,专业的动画人不会轻易改动分镜,这么做会将整个创作流程打乱。正因为我们的“不专业”,才允许在拍摄一年后调整作品的主线。


作品《麦克风试音:致信黄国峻》(2015年)

单频道录像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Q:黄国峻在作品中起到什么作用?为什么一定要是他?
许哲瑜:黄国峻自杀前两个月写了一篇书信体的散文作品《报平安》,对着母亲讲述自己(不会)自杀的念头。那是篇虚构的文学作品,文笔充满表演性质的黑色幽默,但却在写完这封信的两个月后真的自杀了。
 
实际上我们想谈的,并不一定是黄国峻;或者说,不只是谈黄国峻,而是想去思考黄国峻反映出的那种创作状态。
 
同样活跃于九十年代的作者——袁哲生、邱妙津都是自杀离世,他们的共通点,都是把创作与现实搅和在一起,变成一种混沌的状态。因此,我们不会预设观众必须先要了解黄国峻再来看作品。当然,要是黄国峻的读者来看,我会蛮开心的,我期待他们怎么说。做这件作品时,我是做了很多功课,看了他的书,的确对作品有影响。
 
Q:在作品中加入文学文本后,让你对影像作品有哪些新的感触?
许哲瑜:我最大的感触是,现代主义的创作逻辑是要你剔除所有美学以外的东西,有一种观点——或至少是我在台湾接受的艺术训练——是,艺术不是“说故事”的平台。这种观点或许是在表示,当代艺术的概念要比作品更重要。这就导致一个结果:你理解一本书的主旨,不等同于你看过这本书;你知道一部电影的内容,不代表你看过这部电影。但有些当代艺术好像真的不用看作品也可以?(笑)如果是那样,我会觉得蛮可惜的。现在,我更倾向于从文学、电影中学习。小说和电影可以把一个芝麻小事也说得很迷人,但当代艺术好像不一定如此。我正试着去了解为什么会这样,以及我能做什么改变。


作品《穿颅透写》(2015年)

单频道录像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Q:你的作品和个人或群体的记忆相关,作品中的故事是虚构的,还是纪实的?
许哲瑜:我可以分享一个关于陈良慧的故事。我们还在一起时,她有一次患上了急性脑膜炎,(曾)深度昏迷了一个月,严重到医生都判断她可能醒不来(的地步)。她后来是醒了,但有些记忆是中断的。比如,她曾哭着和我说过父母有过激烈的争吵。但我去找她拍《麦克风试音》时,让她在我面前重演那一段,她说自己没有那段经历,一定是我记错了。但我确实没记错。后来她告诉我,或许是她生病后忘记了一些事,也或许是她把自己梦中的事当成真实。
 
我个人觉得,这件事可能是她的脑部在选择性遗忘,也可能是因为脑膜炎的缘故,使她把普通的矛盾放大化了(这是脑膜炎的症状之一)。所以,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觉得记忆这件事,它本身是“真”的,但它不一定要真实对应已经发生的事,因为每个人的主观情绪都会强调或者弱化记忆。
 
就像我和骆以军聊《蒙马特遗书》,这部作品本身是虚构的,但又预示着邱妙津的自杀;它不是报道文学,不是日记,但却对应着邱妙津的命运。所以,它是不是“真实”已不重要。你可以说,创作是“真”的,但你不需要用(类似于)侦探的方式,在真实生活中去对应一个实体事件。


作品《重新破裂》(2017年)

单频道录像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动新闻:真实与虚构

Q:你曾说,自己早期的动画创作受“动新闻”影响。当时,台湾主流媒体对这一新生媒介提出批评,指出它通过传播暴力事件来激发民众情绪。你怎么看待它的媒体属性?
许哲瑜:“动新闻”的确有问题,但这不能抵触它的强大。我们常说,动画是一种仿生,但“动新闻”已超越仿生,它透过媒体,直接侵入了现实世界。
 
动新闻的制作方法很特别。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动新闻,通常在一个下午(的时段内)就能做好和播出。动画师会根据记者或警察提供的线索,捏出人物的3D模型。这些模型都有自己的“代号”,成为往后新闻的素材。因此,(虽然)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个独立的案件,但在动画公司眼里,每个模型有自己的名字,是自成一体的系统,可以在合适的案件中重复使用。这种感觉就像是看科幻电影一样,表面和内部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Q:你的不少作品涉及历史中的公共事件,其中包括一些犯罪案件。追踪新闻热点的原因是?
许哲瑜:我早期没有想那么多,纯粹是跟着“动新闻”的选择走,它们总是关注那些暴力的、犯罪的事件,所以我的创作主题也与它相关。
 
做《麦克风试音》的时候,我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影片中提到的父母外遇、争吵、爷爷自杀都是我身边朋友的故事,我也有一部分相同的生活体验。如果你在媒体中看到这些,会觉得它很可怕,但对我来说,这是日常。
 
这种日常延续到《重新破裂》。我在影片中引入1995年黑道斗殴。事件本身很暴力没错,但我不是故意要拍斗殴的部分。对我来说,它是一段记忆。那一年,我十岁,从新闻中知道这个事件。我现在都还记得,台湾人在有一阵子是不敢搭乘计程车的,特别是新北市的计程车。现在,没什么人再提这件事,但这些零碎的记忆一直在我心里面。
 
对于忠仁、忠义事件,我不是直播的亲历者,我是通过儿童小百科知道他们的故事。这是我的记忆,也是对他们认知的起点。我没办法否认,其中确实有跟着媒体去猎奇的部分,但在另一面,这些事件是一个记忆,它是发生过的“日常”。


许哲瑜工作室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台南

Q:你在台北出生,却在台南生活了十年。那里的创作环境给你带来什么改变?
许哲瑜:台北人超多,很拥挤,交通很方便,但移动起来却没那么方便。台南,人人骑摩托车,想去哪里都可以。
 
台南有独特的艺术生态,这种特点在其他城市都没有,就是空间共生。在台南,有大大小小的替代空间和机构,主理人可以是艺术家、策展人等,虽然空间硬件可能很小,但展览是很严肃和认真的。如果有策展人打算在台南引入一档国际展览,他(她)肯定会联动所有艺术空间一起去推动。在台南,各个空间是结盟的,展览是串联的。
 
我蛮喜欢这种交流的感觉。不是交际应酬,更像是以前在学校,一人一间工作室比邻而居,大家晚上带着啤酒去串门子。那是一种生活感。不管是作品内容本身,还是创作的环境,对我来说这种生活感都是必须的。这种“生活感”在台北是相对(比较)难体会到的。
 
Q:目前你在台灣是否有比較稳定的代理画廊?
许哲瑜:我在台湾没有,在上海有和Vanguard画廊合作和代理。
 
Q:在海外的创作状况呢?
许哲瑜:我觉得,台湾艺术家在本地创作相对是容易的,因为政府有补助,也不难申请。但离开台湾,走出舒适圈,状况就变得很不一样。我个人的经验,国外的观众或许对亚洲有兴趣,对台湾有兴趣,但他们对于亚洲的认识有时候是“符号化”的。他们很难去真正理解你作品中真正的内容,或是真正认识亚洲的文化与社会。

我知道,这对创作者来说是个难题。当然,艺术家也可以说,我不管你们是什么想法,我只管做自己的。但我觉得,这样太天真了。除非你是真的不想与外界接轨,否则这些问题你就要去面对。如何能在作品中,有效地与外部对话,创作者自己要在作品里把平台搭建起来。这也是我正在努力与学习的。
 
Q:最近的创作计划?
许哲瑜:我在比利时有个驻地计划,今年年底会有个展览。现在,我大约一年做一部动画,没有足够的经费时,不会启动新的动画,这是出于现实的考虑。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展览都延期和取消了,我自己的创作拍摄也先暂停了。但对我来说,或许是冷静的时机,很多事都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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