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 | 法兰西文化的历史传承与精神气质
赵林：2019年4月15号，巴黎圣母院遭大火损毁，我找出两篇以前发表的文章，与巴黎圣母院和法兰西文化有关，就算对巴黎圣母院失火的一点感想吧。
音乐剧《悲惨世界》
法兰西文化的历史传承与精神气质
文：赵林
在欧洲诸国中，法兰西不仅在历史上源远流长，而且在文化上也几度引领潮流。早在希腊城邦时代，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就已经受到希腊文化的深刻影响，今天法国第二大城市马赛，其前身就是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人所建立的海外殖民城邦马西利亚（Μασσαλία）。法国的最初雏形是高卢王国，为凯尔特人所建。早在公元前390年，强悍的高卢人就曾入侵和洗劫了尚未发展壮大的罗马共和国，据说高卢人的首领布伦努斯在收取罗马人的赎金时说过一句极其霸道的话：“战败的人活该倒霉！”这句话后来遭到了确信其祖先是吃狼奶长大的罗马人的残酷报复——公元前1世纪恺撒征服山北高卢，大批高卢人惨遭杀戮，100万高卢人沦为罗马奴隶。被并入罗马版图后，高卢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发生分裂，高卢与意大利、西班牙、不列颠、阿非利加以及罗马等行省共同构成了西罗马帝国，与亚德里亚海以东的东罗马帝国相对峙。到了公元5世纪蛮族大入侵的时代，一支强大的日耳曼部族法兰克人侵占了高卢，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在其后三百多年的“黑暗时代”里，法兰克人不仅在诸蛮族王国中率先皈依了正统的罗马公教（即天主教）信仰，而且其势力范围也不断扩展，战败和兼并了其他蛮族王国，终于在公元800年由查理大帝重建了罗马帝国（这位查理大帝至今仍然被法国人引以为傲，他的巨型塑像就屹立在巴黎圣母院门前）。公元843年，查理的三个孙子通过《凡尔登条约》将帝国一分为三，根据地理位置分别称为东法兰克王国、中法兰克王国和西法兰克王国。由秃头查理统治的、讲罗曼语的西法兰克王国，在经过卡佩王朝、瓦罗亚王朝和波旁王朝历代统治者的苦心经营之后，逐渐发展成为近代意义上的法兰西民族国家。
法兰西地处西欧中部，在文化上兼融拉丁传统和日耳曼传统，在异质文化因子长期氤氲化合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风格。早在闭塞蒙昧的中世纪，法兰西就展现出引领潮流的领袖风范，给封建社会的沉闷生活注入了令人振奋的文明活力。在以罗马天主教廷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为博弈主角的中世纪教俗之争中，利用鹬蚌相争而坐收渔利的法兰西甫一亮相，就打了罗马教皇一个下马威，演绎了“阿维尼翁之囚”的辉煌故事（这段长达70年之久的辉煌故事对于罗马教会来说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屈辱史）。
法国不仅在中世纪的政治领域中一鸣惊人，而且在文化领域中也独领风骚。在12世纪发轫的文艺复兴——这场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构成了15、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基础——中，法国当仁不让地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无论是欧洲大学和经院哲学的兴盛，还是骑士文学和哥特式建筑的繁荣，都是以法国作为中心的。无怪乎在中世纪的欧洲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意大利人有教皇、德意志人有帝国，法兰西人有学问。”学问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与教会和帝国鼎足而三的独立力量，由此形成了欧洲近代文艺复兴和文化发展的滥觞之源。
12世纪产生的巴黎大学与稍早出现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共同被誉为欧洲的“大学之母”，它所培育的知识火种很快就传遍了欧洲各地。中世纪的思想巨擘，如阿伯拉尔、托马斯·阿奎那、波拿文都拉、罗吉尔·培根、邓斯·司各特等，都曾在巴黎大学讲授学问，在巴黎大学的讲台上，盛开出经院哲学的绚丽之花。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在1225年的通谕《好像树木的生命》中明确宣称：“巴黎各学校的科学在教会中，好像生命树在地上乐园那样，是灵魂之殿堂中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正是由于巴黎大学作为欧洲大学典范而传播了大量知识，才有力地推动了中世纪文化的全面复兴，使欧洲最终摆脱了蛮族入侵造成的蒙昧阴影。
11、12世纪的法国还在西班牙穆斯林文化的影响下发展出来一种具有浪漫情调的骑士精神，从而给日耳曼社会的“野蛮英雄主义”注入了高雅的品味。在以法国的《罗兰之歌》为代表的新兴骑士文学中，高尚的骑士们除了对世俗首领的忠诚和对上帝的虔诚之外，逐渐又被濡染了一种罗曼谛克的情调。一个典型的骑士不仅具有视死如归的勇武气概和侠肝义胆，更是一位怜香惜玉、言行优雅的翩翩君子。到了近代，这种在法兰西宫廷中熏陶出来的高雅的骑士精神或贵族风范就成为欧洲各国上流社会普遍效法的楷模。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过，17、18世纪的法国成为全欧洲的文明教师，风雅的生活方式、优美的文体、细腻的思想，上流社会的规矩，甚至连“一套行礼、微笑、说话的艺术”，都是从法国人的客厅和书本中传遍欧洲的。
中世纪法国文化最精彩的杰作，既不是形式繁琐的经院哲学，也不是品味高雅的骑士文学，而是那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神奇魅力的哥特式建筑。据说在1144年，当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和王后率领一批贵族、主教来到巴黎城郊，为新落成的第一座哥特式建筑——圣丹尼斯教堂举行献堂仪式时，他们被眼前这座气势恢宏、形态诡异的精美建筑震惊得目瞪口呆。在此后的数百年间，这种由高耸入云的塔楼、纤巧细腻的雕刻、巍峨兀立的肋拱和令人目眩的彩色花窗共同构成的哥特式建筑，就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在法兰西大地上涌现出来，其中最著名的有沙特尔大教堂、兰斯大教堂、亚眠大教堂、巴黎圣母院、博韦大教堂、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等。哥特式教堂内部宛如一个缕空的巨大十字架，狭长幽暗的大堂通道象征着人间深重的苦难和罪孽，而高远凌越的穹顶和从彩色玻璃中射入的绚丽光芒则昭示着天国的辉煌景象。哥特式教堂不愧为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经典之作，它以一种惊心动魄的怪诞形式将玉洁冰清的宗教理想与卑污阴郁的现实生活糅合在一起，生动地镌刻了中世纪基督徒们交织着绝望与希望、罪孽与救赎的汹涌心潮，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基督教唯灵主义的精神特质和“痛苦的极乐”的深刻意蕴（海涅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基督教最可怕的魅力正好是在痛苦的极乐之中。”）。
到了中世纪末期，法兰西的风头一度被意大利所压倒。欧洲近代的文化变革是由多才多艺的意大利人发轫的，在15、16世纪这个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当南方的意大利人大张旗鼓地推动阳春白雪的文艺复兴运动、北方的德意志人脚踏实地地进行下里巴人的宗教改革运动时，地处南北之间的法兰西在这两个热闹的文化舞台前扮演了一个默默无闻的观众。但是到了17世纪，法兰西却再度跃升为引领时代潮流的文明魁首。据伏尔泰在《路易十四》一书中的记载，路易十三登基时（1601年），巴黎居民不足40万，城内的宏伟建筑不过三、四座，没有一条像样的通衢大道，贵族们都是蛰居在乡下城堡中的“土豪”。然而到了路易十四时代，法兰西文明如同灿烂的日出一样，在欧洲文化的地平线上焕发出万丈光芒。伏尔泰这位对一切旧传统都进行了猛烈抨击的启蒙运动领袖，却对路易十四时代的文化成就推崇备至，赞扬它是比伯里克利时期的希腊文化、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文化、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更加完美的文明典范，“欧洲的文明礼貌和社交精神的产生都应归功于路易十四的宫廷。”从路易十四时代开始，近代法兰西一直在扮演着欧洲文化旗手的角色，无论是崇高典雅的古典主义、激情澎湃的浪漫主义、深刻犀利的现实主义，还是惊世骇俗的后现代主义，无一不是从法兰西滥觞并且以法兰西作为典范的。
由意大利人最初推动的文艺复兴运动，很快就在法国产生了更加辉煌的文化成就。从仰慕意大利文艺复兴风采的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开始，经过波旁王朝的亨利四世、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等人的不断推进，一种独具法兰西风格的古典主义应运而生，其经典杰作就是路易十四下令修建的凡尔赛宫。这座世界上最为富丽堂皇的宫殿，无论是宫外气势磅礴的宽阔广场和精美绝伦的喷泉园林，还是宫内精雕细琢的艺术造型和琳琅满目的挂毯绘画，都流露出一种雍容华贵的矫饰之美，体现了与中世纪神秘诡异的哥特式风格迥然而异的古典式优雅。这种强调崇高典雅和庄重大气的艺术风格在高乃依、拉辛、布洛瓦等人的戏剧作品和文艺理论中得到了系统的阐释和强化，从而形成了一种推崇高尚尊严、强调和谐对称的古典主义文化风格。古典主义的精神实质是理性主义，它的哲学根基是笛卡尔的唯理主义，而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声疾呼要将一切“卑鄙无耻的东西”——包括传统的宗教信仰和专制制度——都拉到理性的法庭面前来接受审判的法国启蒙运动。
古典主义和启蒙运动极大地弘扬了人类的理性，对传统的宗教信仰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但是却在客观上压抑人类的情感，于是就招致了浪漫主义的报复。在法国启蒙运动的阵营中，既有古典主义的超级“粉丝”伏尔泰，也有浪漫主义的开山鼻祖卢梭。如果说代表着17世纪新兴的民主、科学精神的是两个英国人洛克与牛顿，那么代表着18世纪时髦的启蒙精神的就是两个法国人伏尔泰和卢梭。这两位伟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生前彼此龃龉不断，死后灵柩却被推崇者们面对面地供奉在巴黎先贤祠的入口处。
他们两人对后世法国社会与文化的巨大影响，从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的小流浪汉加弗洛什身上就可以看到——在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的巷战中，缺乏文化教养的加弗洛什像小精灵一样冒着枪林弹雨为起义军捡子弹，他正是一口一声唱着“这只能怨伏尔泰，这也只能怨卢梭”的打油诗而中弹身亡的。
具有浓郁贵族气质的伏尔泰虽然对法国的宗教与政治现实展开了猛烈批判，但是对于崇高典雅的法兰西文化却极尽赞美；与之相对，以草根自居的卢梭则对古典主义的矫揉造作和理性主义的专断伪善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转而大力弘扬被理性主义所压抑的真挚情感和内在信仰。卢梭不仅以《新爱洛伊丝》开启了反对理性暴虐的浪漫主义之先河，而且也以《爱弥儿》为科学兴盛时代的道德良知和宗教情怀提供了栖息之所，从而启示后世西方人在专注“头顶的星空”时，勿忘了守护“心中的道德律”。威尔·杜兰把浪漫主义说成是“感觉对理性之反叛”、“主体对客体之反叛”、“宗教对科学之反叛”、“自然对文明之反叛”、“个人自由对社会秩序之反叛”、“民主政治对贵族政治之反叛”等等，质言之，即个体内心的真实感受对社会权威的刻板规范之反叛。从这种强烈而普遍的反叛精神中，不仅直接产生了以夏多勃里安、维克多·雨果、德拉克罗瓦等人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运动，而且也影响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进行深刻批判的现实主义文学（巴尔扎克、莫泊桑、左拉等），甚至还通过一种变形的方式衍生出从波德莱尔、高更一直到福柯、德里达的整个后现代主义思潮。
伏尔泰代表着一种崇高而矜持的理性精神，卢梭则代表着一种真挚而奔放的浪漫情怀，在这两个人身上，经典地展现了法兰西文化的独特品味和精神气质。法兰西既是一个富于创新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缔造了绚丽璀璨的优雅文明；也是一个勇于批判的民族，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引领了一系列颠覆性的文化潮流。法国人在思想上不像德国人那样深邃晦涩，在行动上不像英国人那样精明慎审，但是他们却能够在感性层面（文学艺术领域）不断地开创出具有强烈冲击力和广泛影响力的时代新潮。无论是在建构方面还是在解构方面，法国文化总是具有前卫性。从中世纪空灵诡秘的哥特式建筑和玉洁冰清的骑士文学，到近代美仑美奂的古典主义和振聋发聩的启蒙运动，再到当今标新立异的后现代艺术和解构主义，法国人不断地为西方文化开拓新界和树立典范。时至今日，法兰西文化仍然以一种贵族式的傲慢对抗着以美国为代表的大众流行文化，坚持不懈地恪守和传承积淀深厚、意蕴绵长的自身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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