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 | 范兆飞《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附：韩昇序）（总17期）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2014-4

定价：62.00 

页数：309

装帧：平装

丛书名：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9787101100358

作者简介：

范兆飞，1978年生，山西省芮城县人，现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职于山西大学、上海师范大学。2020年5月，以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引进至历史系任教。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中古士族社会、中古石刻文献。译有《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等。

内容简介：

《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研究主旨是选取“士族群体”之考察视角，探讨公元三至九世纪太原士族群体作为有机社会阶层的形成、发展、壮大、崩溃、复兴直至彻底消亡的历史过程。《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充分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石刻，以太原士族群体升降沉浮的历时性特征为切入点，在家族史、地域史和政治史三个维度内拓展深化，揭示了中国中古时期太原士族群体的变迁过程和单体家族的兴衰及其影响因素。《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既立足学界已有的丰硕成果，也有别于学界通行的土族个案研究和宏观的士族阶层研究。因此，本书对中古士族研究本身亦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目次 序
绪论
第一节 贵族政治与寄生官僚：日本两大学派的交锋
第二节 多元模式与范式束缚：士族研究理论的演变
第三节 本书研究思路及内容

第一章 东汉太原大姓势力的形成
第一节 郭泰品评与太原士人
第二节 汉末太原大族次序之竞争
第三节 结论

第二章 魏晋之际的党派分野与太原士族群的升降
第一节 亲曹反马与家族零落：以太原令狐氏为例
第二节 政治倾向的动态转变：以太原郭氏为例
第三节 叛曹亲马与士族上升：以太原孙氏和王氏为例
第四节 结论

第三章 西晋太原士族交游网络的凝结
第一节 《华芳墓志》与王氏婚姻圈
第二节 太原士族群交游网络的凝成
第三节 结论

第四章 西晋末年的太原士族群与北方局势的演变
第一节 刘琨刺并之政治背景
第二节 刘琨刺并之力量凭借
第三节 刘琨刺并之经营策略
第四节 刘琨卒后之声名浮沉
第五节 王浚经营河北之力量凭借
第六节 刘琨和王浚督镇之比较
第七节 结论

第五章 北魏太原士族群的集体复兴
第一节 太原郭氏的复兴道路
第二节 血统真伪与并州首望之争
第三节 墓志所见太原士族婚姻圈之重塑
第四节 结论

第六章 北朝东西政权之对峙与太原士族群的动向
第一节 椎冰故事和东西政权攻守转换
第二节 太原王氏人物之动向
第三节 太原郭氏人物之动向
第四节 其他家族人物之动向
第五节 结论

第七章 《晋阳造像颂》所见隋代太原家族格局的变迁
第一节 《晋阳造像颂》
第二节 隋代太原家族的多样性
第三节 结论

第八章 唐代太原士族的婚姻关系与门第消融
第一节 太原四房王氏之婚姻
第二节 王氏旁门枝叶之婚姻
第三节 其他太原士族之婚姻
第四节 结论
附录一 隋唐士族迁徙个案研究
——以太原郭氏为例
第一节 郭氏迁往东都者考
第二节 郭氏迁往西京者考
第三节 郭氏滞留并州者考
第四节 结论
附录二 中古郡望的成立与崩溃
——以太原王氏的谱系塑造为中心
第一节 六朝太原王氏的祖先记忆
第二节 唐代太原王氏的谱系塑造
第三节 结论
附录三 史料批评、文本解读与中古士族政治史研究
——评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参考文献
后记

序/韩昇 河东地区在中国北方具有独特的地位和意义。由西向东流淌的黄河，在内蒙古托克托县改变方向，自北向南，把河东同关中分割开来，因为在黄河之东，故称“河东”，唐代以来指的大约就是今日的山西省。河东有两条大山脉，自北向南，东面是太行山，西面是吕梁山，从飞机上面往下看，山西呈现出山连着山的样貌，蜿蜒曲折，绵延不绝。一条大河，两道山脉，把中国的北方分割成为东西两部分，太行山以东，唐以后称为“山东”，是广袤的华北平原，延伸入海；西渡黄河，是关中盆地，连接陇右，通往中亚。河东恰好居于东西之中，从地缘、人缘直至古代政治社会都别具一格。之所以别具一格，首先是因为从地理上它并不只是区分东西的线性地带，从太行山到吕梁山构成相当宽度的山区，使得人流、物流并不只是简单的通过，而有了足够的空间让它发展，内生的和外源的因素在此融合，关中与山东两大区块左右逢源，形成独特的文化习俗。其次，崎岖的山地，使得这一带的流动性不高，人与物容易在此沉淀下来，深深扎根。而且，各个民族所具有的风俗传统，也一道保存离续。这就是为什么山西拥有中国最多的地面文物的重要原因。然而，我更加重视此地保存着古代各个民族的后裔，不但是文物的博物馆，更是古代人类绵延不绝的天地。复次，在太行和吕梁山脉之间，夹着一块平原，成为控扼这片战略要地的据点，商贾汇聚，地灵人杰，遂为人文荟萃之都，古称“并州”，是最古老的“九州”之一，蔚然大国。自古以来，北方草原的民族南下，经常选择从雁门突破，夺取并州，把北方断为两截。因此，并州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朝历代都在这里设置重镇。历史和地缘的条件，以及现实政治、军事、经济的需要，并州不仅是资源集中之地，而且是农业与游牧两种生产方式与民族接触碰撞之处。足够的空间，相对封闭的山区，闭关成国，开门辐犊，其腹地虽不足以领袖全国，却足以独树一帜。关中与山东交争，竞相拉拢河东，使之在东西对峙中举足轻重。东汉灭亡以后的政局走向，将此表现得淋漓尽致。北周以关中弱旅对抗强大的北齐，实赖河东大姓的有力支持，我曾经多次到山西樱山县考察，提取古代鲜卑族的基因样本，这里是当时称作“玉壁”的地方，高欢以数十万雄师西征，竟然挫折于此，留下数十米高的尸骨，粼粼白骨，历历在目。唐朝的崛起，其主要的支撑力量，与其说是有待证明的“关陇集团”，不如说是实实在在的关中与河东大家世族的结合。由此可知，河东地区的自然与人文环境，造成当地世家大族具有很强的在乡性，稳固而坚韧，不易动摇；河东人对于本地文化的认同而形成的归属感，根深蒂固。这些因素都极大地强化了世家大族。魏晋隋唐历史时期，士族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分裂动乱与国家权力的瓦解，令强者崛起于乡间，汉代形成的政治秩序和社会集团全面洗牌，依赖于朝廷的城市权贵没落了，组织民众自成势力的在乡性士族成为左右政局的势力。魏晋时代深深扎根于乡村的士族，并不是两汉权贵家族的延续，他们之间有着明显且具有本质性的区别。汉族、胡族，各个政权都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才能稳固，士族成为国家首先考量的要素。两者之间虽然不时有利益冲突，但是，结果往往是朝廷对于个人乃至房支的追究，最后演变为与其宗族妥协，这就是魏晋南北朝时代政治的奥秘。根本原因在于这时期的士族拥有强大的地方社会势力。国家同士族相互依存，各自的权力既相互渗透，又相互制约，国家治乱、家族盛衰同两者之间的力量消长，及其相互关系的处理密切关联。一个强大的中间阶层，有力地制约着朝廷走向专制，构成这一时期政治的又一特点。正因为如此，执政者必须深入了解士族，从其来龙去脉到当时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弄得一清二楚，据此给他们定位，纳入国家政治秩序之中。士族与国家共同维护谱牒，是双方的政治基石。这个传统到唐朝以后随着士族政治的衰微而发生重大改变，谱学从庙堂跌落为民间事业，越往近代走，人们对于昔日氏族的荣耀和谱学的意义越发隔膜，乃至模糊不清，误会萌生。从魏晋到唐朝，谱学兴盛具有官方的背景，对人物家世的分辨是选官的基础。宋代以后，士族政治衰微，编纂族谱基本上属于民间事业，认祖归宗，辨析源流，相当程度上也是对旧日荣光的自我夸耀和依稀残梦。近代社会革命，彻底打碎了身份等级，把门阀观念也一起扫除。因此，学者们对于名门大姓变得相当的陌生，也不太关注。我们的近邻日本却不—样，这是一个从身份等级森严的武士社会跨入近代的国家，其“华族”与门第深深地影响着社会变革的进程。所以，内藤湖南等日本明治、大正时代的学者，用他们所熟悉的日本社会现状及其观念来考察中国，自然而然把士族问题作为把握中国古代社会的钥匙，开展研究。其实，无论是京都学派，还是东京学派，都是站在日本的角度，用日本史作为标尺来衡量中国，所谓的“豪族”，或者是“古代”与“中世”的时代区分，都源于日本史。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关键点，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走进日本学者的窠臼中去，还以为中国古代士族的研究是日本学者所创立的，忘记了这才是中国古代研究最为透彻的领域。至于欧美学者，其社会形态与中国相去甚远，其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多受日本学术的影响，容易看到与其不同的差异性，加上他们所擅长的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分析，不无启发。中国近现代对于传统的破除非常彻底，学统传承基本打断了，现在重起炉灶，不知往哪里接续。孔子说“礼失求诸野”。欧美理论的引入，日本考证的模仿，引远水以解近渴，在摸索中开展新的探索。国外学术的借鉴当然是促进研究蓬勃发展的重要方面，然而，更加重要的是自己要有本，要有根，必须对于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有深刻的理解，对于国际学术界有所洞察，才不至于随风起伏。因此，扎扎实实地研读古代文献，选取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地区，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个地区的社会存在形态，士族在其中的作用，及其在时代剧变中的跌宕沉浮，考察他们同国家与社会的呼应关系，是非常有价值的。范兆飞博士来自太原，熟悉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在古代文献史料上下了很多功夫，立志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门阀政治，并且做了很多学术准备，大量搜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梳理脉络，颇有感悟。近些年来，士族的个案研究颇为流行，国内海外，不乏成例。如何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寻找突破点呢﹖学术研究从来不是孤立的，既要掌握文献，更要有阅历和悟性。兆飞选取了他最为熟悉的河东地区，大有斩获。而且，他花费了很多时间，走出书斋，在山西各处实地考察，广泛收集考古成果，同传世文献相互印证，从时间的轴线，研究东汉灭亡以来河东士族的变迁，又从空间的轴线，考察河东士族的兴衰与存在形态，用大量的实证和统计数据为基础，做了令人信服的说明。我曾经建议他多考察士族之间通过婚姻结成的网络，因为孤立地看待士族是偏颇的，而且难以深入到其内里，尤其在河东这块颇有封闭性色彩的地区。说说容易，做起来甚难。兆飞在传世文献中难以找到足够的材料，便把眼光投向墓志，搜集考证，做了大量的工作，做得相当出色。用联系的观点，从群体的角度把握一个地区的士族，给士族个案研究的现状另辟蹊径。河东士族在北周隋唐的政局演变中举足轻重，要了解其前因后果，本书就是很值得阅读的研究成果。这项研究已经完成多年了，研究者常常因为读不到而成为憾事。现在，中华书局出版此书，满足了学术界多年的需求，又推动了学术的进步。我也借此表达祝贺，相信学界对此课题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涌现。

韩昇

二O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于上海悟证堂

（内容如有出入者，以实物为准。转载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