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具有全球最大学术门户网站之称的中国社会科学网陆续发布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十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发展报告，该系列报告以习近平总书记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基于中国发展历程、面向未来政经格局、关照全球发展视域之下对各学科领域的首次系统梳理，旨在进一步凝聚学界共识，通过推动深刻反映时代声音，引领时代变革、促进社会发展、文明进步和理论创新的问题研究，推进中国学派的构建和创新发展。
其中，《2020年国际关系研究发展报告》和《2020年社会学研究发展报告》两份报告都提及了我校李小云教授国家创新团队的研究成果。该研究团队在国家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同时面向国内和全球两个维度上的重大议题展开研究，其中，国内维度上涉及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反贫困与不平等、公益与社会组织等议题，全球维度上涉及中非合作、国际发展与南南合作、全球农业与国际组织等议题，形成跨学科、跨领域的特色队伍。
《2020年社会学研究发展报告》总结了40多年来学科发展历程、成就和局限，其中，在基于经验研究，提出中国问题方面，我校文科讲席教授李小云认为，扶贫过程在总体上是政治对行政的融合与形塑、乡村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接，以及总体上国家与社会的整体。《2020年国际关系研究发展报告》总结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努力从学术层面就全球化及中美关系走向等时代问题提出中国主张，并通过对学科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概念的再思考，以及对新领域、新路径的再探索，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创新发展。该报告凸显了区域国别与国际发展等领域的最新开拓，其中，徐秀丽和李小云教授在《发展知识：全球秩序形成与重塑中的隐形线索》一文指出，面对中国、印度等非西方区域和国家的发展经验，传统发展理论的现实解释力日趋下降。各种新型的国际发展合作机制也缺乏富有国际沟通力和影响力的叙事指导和理论支撑。在此背景下，中国亟须探索新的可供选择的叙事框架来把握这一重大全球转型过程。
《2020年社会学研究发展报告》
2020年，社会学界在系统总结40多年来学科发展历程、成就、局限的基础上，以习近平总书记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进一步凝聚共识，通过具体、有实质意涵的研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学构建。
从社会学本土化到中国特色社会学构建
围绕社会学的本土化、中国化问题，自严复以来的历代学人都在认识论、方法论乃至本体论层面有诸多讨论，至今尚未形成共识。相比“社会学本土化”，“中国特色社会学”因内蕴着古今中西的关系问题并凸显时代性，而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学科建构的自觉性，“中国特色社会学”是对社会学“本土化”的继承和超越。 在实践探索、理论深化和话语选择等方面，“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提出都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的认识，也伴随着时代发展和各种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拓展。自20世纪30年代，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的早期社会学人提出“社会学本土化”，到如今“中国特色社会学”构建理路日益明晰，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燕京学派为代表的本土化阶段，主要任务是用中国社会的经验，编写中国的社会科学教材，考虑的是如何开展系统、整体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研究，因此理论和方法的本土转化是首要问题。第二阶段是从1979年学科重建到21世纪初。这一时期，社会学取得长足发展，学者们不再满足于对西方理论的转译，开始思考学科的自主性问题。郑杭生自20世纪90年代即明确提出将“世界眼光、本土特质”的“中国特色社会学”作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目标。陆学艺则从时空条件、特殊任务、目标和策略角度探讨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构建可能，并通过对中国农村问题及社会结构、社会流动的调查研究探索实现路径。 第三阶段是步入新世纪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伴随对“本土化”争议的系统梳理，“中国特色社会学”进入社会学主流语境。李培林、宋林飞、李强、李友梅、陈光金等历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都在学科“三大体系”建设的意义上，进一步强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重要性、紧迫性，并提出方案和设想，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学人努力的方向。与此同时，社会学者也尝试在更具体的讨论中明晰“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构建思路。如洪大用分析了“本土化”与“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的差异，认为“如果说社会学中国化或者本土化议题带有某种居于守势的自我辩护色彩，那么，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则具有更为积极、开放的进取姿态”，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要超越西方化与本土化。陈心想则基于社会学美国化的经验和教训，探讨其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启示。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社会学界进一步凝聚共识，从问题、方法和理论三个层面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学构建。
基于经验研究 提出中国问题
以社会学特有的方式回应时代问题，是学科自创建起就负有的使命。2020年，在回应重大现实问题、解释中国社会巨大变迁、推动理论创新方面，社会学界有如下重要努力。
围绕脱贫攻坚与乡村发展问题，学界在总结脱贫经验的基础上，聚焦当前农村问题，探讨乡村发展的持续动力。李小云认为，扶贫过程在总体上是政治对行政的融合与形塑、乡村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接以及总体上国家与社会的整合。这是脱贫攻坚政策和措施得以贯彻落实的制度性基础，也是中国减贫不断取得进展的根本性机制。叶敬忠指出，国家消除绝对贫困的强大意愿和坚定决心形成了脱贫攻坚的政治保证，使得国家有能力积极统筹开展有效的扶贫工作。国家强大的组织体系和动员能力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政府主导的扶贫模式。王晓毅强调，中国的贫困治理机制要实现两个转变，即从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治理、从超常规转变为常规的贫困治理，而转变的核心是从聚焦贫困地区逐步转变为聚焦贫困人群。朱冬亮提醒重视农地关系，并指出“三权分置”制度实践显现出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主体实践地位强化而农户承包权主体实践地位弱化的新演变态势。王春光强调乡村发展的内生性动力，认为乡村建设在价值引领、制度和政策改革及创新、村民主体性自觉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复杂关联，只有三者之间达成良性循环，乡村建设才可能取得明显进展和成功。贺雪峰则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必须以对城乡关系的正确理解为前提。当前时期农村政策主要是保底即应对城市和市场所无力应对的各种乡村问题，要让农村发挥好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关于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问题，学界紧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目标，围绕治理机制、模式等的讨论富有启发性。周飞舟、谭明智注意到运动式治理中的“责任到人”机制。其中，中央地方关系以及地方政府间关系呈现出生动而复杂的运作形态，形成一种“自我要求”的氛围和导向，从而达到一定程度上的有效治理。张文宏认为2020年后的贫困治理应超越仅从经济层面测量相对贫困的弊端，并从农村绝对贫困治理向城乡协调的绝对与相对贫困综合治理转变。冯仕政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任务是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成伯清指出，目前的社会治理难以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造成的结构性问题，需要更加关注市域社会治理。张翼则聚焦社区治理问题，强调在组织化和秩序化的同时，较好平衡“他治”与“自治”力量，培植“社会协同”和“民主协调”参与渠道，尽快建成“社区办社会”的治理格局，建设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体系。 此外，中国疫情防控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促发学界对治理经验进行总结和反思。李培林认为，从“管用”和“有效”措施看，各类社区在疫情防控中均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各种治理主体共同参与、传统和现代治理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社会成员共同享有治理成果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基层社会治理的四点经验非常重要：快速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严格防控的集体意识和社会共识；科学、动态的基层社区治理分级防控体制；数字社区网络和服务网络发挥重要作用。田毅鹏指出，以基层街居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区网格化治理凭借其基础性和覆盖性等优势，在抗疫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何雪松基于疫情防控的举国体制，围绕“行动者网络”核心概念对社区治理提出若干思考，并认为需促进社区治理的转型升级，强化社区韧性，以应对各类挑战和危机。王宁从危机治理的议程转换角度指出，应该让治理优势不但在危机扩大以后的治理上显现出来，而且也在危机的预防和危机的早期剿灭上显现出来。文军提醒，当前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程度正在日益累积，用“弹性治理”的方式来应对发展的不确定性，应成为人们的一种重要的社会选择。王思斌则强调，要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在公共危机事件治理中的优势。 社会风险意识与公共安全问题，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引发学界热议。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抗击实践，陈光金认为，化解社会风险是个巨大的系统工程。要加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应急管理工作权责制度化，加快整合应急管理体系，实现纵向管理指挥通畅有效、横向协调合作迅速有序，完善应急管理全民参与格局，加强对应急管理的科学研究。宋林飞强调，须完善国家公共卫生风险预警应急管理原则体系，构建包括人民健康、民众情绪、经济影响、政治影响、公共安全、国际合作等指标在内的国家公共卫生风险预警应急管理综合评估指标体系。龚维斌重点分析党对应急管理的结构性介入，指出中国应急管理模式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种模式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十分有效，但成本代价很大，应统筹完善常规应急管理体系与非常规应急管理体系。王俊秀、周迎男、刘晓柳指出，风险信息、信任、信心以及风险认知和情绪体验等是风险共同体建构中的重要变量。疫情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和透明度通过官方信息源信任对疫情防控信心产生影响，疫情防控信心进一步通过风险认知的中介作用影响人们的情绪体验。颜烨认为，公共安全治理研究存在行为规范、社会结构、风险社会（社会系统）三种范式，并结合行动—结构、政府—社会关系视角，基于灾变场景提出构建“应急社会学”学科知识体系的可能。韩雪尝试从个体、社区、行政组织、媒体等社会层次对灾难事件进行社会学解剖。灾难人类学研究也将视野拓展到更广泛的社会公共风险及其抵御机制，如张原、汤芸探讨了位于川藏自然灾害多发地区的少数民族社会如何在长期与灾害共处中，形成了一套应对灾难、自我修复的社会心理机制。 在人口政策与社会发展议题下，生育政策、少子老龄化、人口负增长、人口迁移等问题持续引发关注。郭志刚指出，以往40多年关于生育政策方面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对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长期目标及达成手段所存在的重大分歧。应重视少子老龄化趋势，尽早明确中国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顾宝昌强调，中国人口态势已经出现历史性转折，低生育水平将长期持续，中国人口的负增长惯性开始显现，这一长期性和全局性现象急需战略关注。段成荣认为，我国经历了并还在经历着从很少迁移的“乡土中国”向大规模、高频率迁移的“迁徙中国”的转变，在坚持既有的各项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的同时，相关的文化建设要从与乡土中国相适应的“静文化”逐步向与迁徙中国相适应的“动文化”转变。 对策导向的问题意识在社会学界一直是主流，但也要警惕由此失去对“惊诧”意义上的问题的敏感。作为立足中国实践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学着力于通过以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为代表的经验研究来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推进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经验的理论总结。社会学所主张的经验研究强调将研究对象视为鲜活而整全的经验体。这一经验体由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编织而成，就此而言，中国社会学研究最朴素的任务就是发掘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逻辑，在古今中西的社会发展历程和思想脉络中，解释其背后隐藏的道理。社会学研究一再强调的经验感，也正是要在对生活（史）中的“恒常”和经典理论的双重敬畏中培育出来。 当以社会学强调的经验“质感”来审视2020年的研究成果，几位年轻学者的研究值得关注。付伟描述了茶叶经营过程中的家庭经营和市场网络，论述了农业的技术细节和交往细节如何塑造了这一经营组织形态。交往细节具有费孝通所提出的“意会”的意涵，通过对交往细节和交往心态的分析，可以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努力结合起来。林叶以某市下层大家庭的征迁纠纷为个案，“深描”了“货币化征迁”如何打破既有分家格局，迫使“再分家”发生的过程，并洞见到“家”在该过程中的逆向行动，指出“货币化征迁”实则为一个伦理政治过程。杜月则尝试用生命史的研究方法串联起20世纪初芝加哥学派对三类都市陌生人的研究，揭示出：对这些都市中的陌生人来说，乡土和家族远不是束缚，而是适应新环境的基础。由此展现了跨文化比较视角对于贯通中西社会学理论框架、丰富对社会事实的解释的重要意义。
推进“历史转向” 探索中国方法
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优秀学者间能形成基本共识的是，方法只是手段，重要的是能否用合适的方法（视角）识别研究对象并呈现对现实问题相对丰富的解释链条。 随着大数据时代到来，可以明确看到计算社会学的兴起。在2020年第五届全国大数据与社会计算学术会议上，罗家德等与会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大数据、复杂系统、动态网络等将成为社会科学新的理论增长点，可借助新的信息基础设施，探索建立新的社会计算研究方法，架构未来智能社会。韩军徽、张钺、李正风认为，计算社会科学的兴起为社会研究带来的机遇，既体现在研究数据与方法层面，也反映在研究者构成、研究的组织方式以及知识的评价标准等层面。计算社会科学最根本的局限在于，其所利用的数据对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的表征仍然是不完整的、片面的，同时存在计算工具和计算过程黑箱化的倾向，这都导致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往往缺乏鲁棒性。乔天宇、邱泽奇指出，伴随信息通信技术发展而出现的新社会现象与复杂性的关联更加密切，给社会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陈云松、吴晓刚、胡安宁等认为，利用机器学习实现社会预测，是中国社会学特别是计算社会学引领国际前沿的重要契机。 在方法使用和数据创新方面，周雪光等从人事制度视角对党政关系的解读，不但在研究发现上富有启发，而且以其方法上化繁就简的做法，向学界提示了方法并不重在精巧、复杂，而在于“适合”这一治学方向。赵鼎新认为社会学机制分析法的弱点表现为机制与宏观结构之间的紧张、结构/机制解释与行动者解释之间的紧张、归纳性机制分析与演绎性机制分析之间的紧张等，需要通过“加大被解释问题信息量”予以补救。高明华率先基于全球疾病负担（GBD）的伤残权重评估结果，对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中的健康状况赋予伤残权重，并以伤残损失生命年（YLDs）为量化指标，评估早期社会心理风险对老年健康的预测作用。毕向阳、李沫基于网络采集的养老机构数据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使用空间分析方法，对北京市养老资源的分布模式进行了研究，在方法和数据使用上都有创新。 正如费孝通所言，社会学终究是研究人、是“我看人看我”的学问。正是出于对只见“均值”不见“人”、过于追求方法的精致明晰和标准化而忽略现实的复杂性、问题的弥漫性等“方法主义”的警惕，社会学界近年来发起了“历史转向”的努力。这一转向的着力点在于返回经典社会学的历史视野中重新激发社会学的想象力，并将这种想象力应用在中国研究中，通过挖掘古今之间的内在关联，更深入地理解现实，呈现“关于现在的历史”。对历史感的强调，实则是主张将对人的理解放到有历史维度的意义结构中，深入实践，探索不同于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中国田野方法。 历史维度下的社会学研究在近年的持续推进中日益成熟，成果丰硕。周飞舟认为，站在中国传统思想的视角看待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关系”，就需要对关系中的个人进行针对行动伦理的分析，重视“将心比心”的伦理机制。简单地将“关系”视为工具性的结构或者“社会资本”，实际上是以“利益—权力”的技术分析替代了真正的社会研究。成伯清则聚焦儒家文明的伦理体系，勾勒了儒家文明从自我技术到权力技术的演进与嬗递过程，并对现代社会中的个体究竟何以“安身立命”予以回应。应星、孟庆延等从党史的社会学研究角度，追溯中国国家核心政治思想的来源与制度化的机制，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过程”这一总体问题意识之下围绕关键个案展开深入研究。周晓虹带领团队开展“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并提出作为集体记忆的个人“既视感”概念，分析背后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孙立平等运用口述史资料收集的方式研究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民的社会生活以来，口述史方法在中国社会学领域的再启程。肖瑛则由对古今中外各种“家庭隐喻”的梳理出发，论证了“家”为何以及如何可以作为中国社会理论建构的切入点。这种理论建构以人类最普遍的共同心性为基础，不仅为理解中国，也为文明比较研究和社会理论研究作出贡献。
在文明互鉴中培育中国理论
西方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不适应性，为大家公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融通古今中外各种学术思想资源，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重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指导思想。刘少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大量经验研究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名义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础理论。明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本质特点、学术地位、历史发展和广泛影响，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推进和创新中国社会学研究应当认真面对的重大课题。龚维斌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理论源头，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及其理论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研究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应当坚持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坚持从实求知、脚踏实地的学术风格，坚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学术胸怀。亦有一些研究为厘清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资源提供了重要参考。如李哲罕指出，只有通过“社会学启蒙对早期启蒙的批判”视角，才能更好地理解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及其变革背景。邹诗鹏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思想是自觉批判黑格尔的观念论及其国家法哲学、启蒙自由主义及其利己主义的自我意识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理论结果，是唯物史观及其历史进步观在现代社会生活上的拓展。 在对西方思想资源的汲取方面，以韦伯逝世百年纪念为契机，李猛、何蓉、肖瑛、王小章、田耕、孙飞宇、王楠、陈涛、张巍卓、李荣山、熊跃根、蔡博方等都从不同角度推进了韦伯研究。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韦伯研究侧重于从文明比较的角度去把握其思想，关注其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及儒家文化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那么当下的韦伯研究则更侧重和而不同的比较，一方面着眼于官僚制、部长制、政党制等制度形成和民族、宗教、社会政策、家庭等问题，深入把握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另一方面则秉持讲明中国道理的立场，或从家国关联等视角反观西方的历史进程，或从儒家“理性主义”和中国古代城市等角度与韦伯展开对话，阐发中国社会理论范畴的世界意义。在“葛兰言的学术世界”系列论坛上，王铭铭、宗树人、王利平、汲喆等学者就葛兰言的学术遗产深入研讨。王铭铭指出，有学者批评葛兰言将中国“特殊化”，其实，葛兰言本人怀有破除普遍/特殊对立观的追求，他致力于钻进特殊案例的内部，把握其流变规律，但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特殊化”，而是为了以“特殊化”为方法，获得一般化的知识。葛兰言开创了以语文学和历史学为中心的中国学向以社会学为中心的中国学的转变。此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涂尔干文集》于2020年问世，是国际上第一套系统收集、整理涂尔干文稿的文集，并因由研究者组织翻译且按研究成果分类，对中文世界的学者系统研究涂尔干思想有重要文献价值。 在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方面，景天魁从荀子“群学”思想出发，探索社会学的本土起源，认为群学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社会学。与此同时，民国老一辈社会学人的思想资源也被充分重视，涌现了一批学术史研究成果。2020年是费孝通、林耀华和瞿同祖先生诞辰100周年，学界举办了多场纪念活动，李友梅、麻国庆、王铭铭、周飞舟、丁元竹、刘能、杨清媚、刘亚秋、纳日碧力戈等学者的相关研究都富有深意。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燕京学派与中国社会学”会议上，渠敬东指出，燕京学派学问的基础，是从家乡做起，这是中国的文化所致，人与学问，情理并进，值得敬佩。但燕京学派整体上对中国文明的关注和讨论还不够，要结合同时代史语所的学者们、潘光旦与费孝通晚年对文明自觉的思考，有更多的反思。陆远对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社会学家个人经历和社会学学科变迁发展历史进程的书写以及周晓虹对1979—2019年间40位社会学者的口述史整理，都对学科发展意义重大。 以中国传统经史思想与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经典理论对话，或者从经史传统中生成中国社会理论，成为新的研究动向。如梁永佳借助《老子》的“贵货”和“不积”概念，重新解读美拉尼西亚的库拉交易；赵丙祥基于华北丧礼簿的微观分析，指出宗族仪式团体的形成依赖于亲属关系的网络化机制及其运作过程；吴柳财则以京剧《四郎探母》为例，探讨传统中国社会的情理与人伦。 此外，金融社会学、劳工社会学与家庭社会学研究亦有重要推进。金融社会学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有：向静林、艾云提炼了地方金融治理的三个维度，并分析了地方政府在三个维度之间进行治理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衍生后果。刘长喜、桂勇、于沁则构建了一个金融化与国家能力的分析框架，力图揭示金融对国家能力提升的作用机制和独特效应。符平、杨典主编《中国经济社会学四十年（1979—2019）》及李国武主编《金融与社会（第一辑）》的出版也标志着金融社会学领域的思考日益走向成熟。中国社会学年会金融与民生福祉论坛、上海财经大学第二届金融社会学工作坊等专业论坛拓展了金融社会学研究的丰富议题。学者的研究方法多样，包括定性研究的个案研究、定量研究的统计分析、历史制度分析、文本和大数据分析等。关于劳工社会学。在整体经济形势下行的背景下，劳动者的生存处境日益引发关注。如张杨波、李胜蓝、陈龙、马丹等人对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卡车司机等不同行业“打工人”的职业实践与劳动过程作了细致考察；许怡、吴清军、林慧琳分别讨论了“机器换人”“平台经济”与“类家庭化”对于企业劳动关系与劳动组织的影响；闻效仪则从劳工治理的层面揭示了地方工会的改革逻辑。除了经验层面的研究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学理层面入手。如沈原系统梳理了劳工社会学近30年的发展脉络，马学军揭示了蔡元培的“劳工神圣”观与其群学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闻翔则指出劳工研究需要重返转型社会学的总体视野。家庭社会学则出现了一些新议题，如母职与生育、照料劳动与照料经济、家庭社会史研究等。此外，新近家庭视角下的研究更多关注家庭伦理、情感关系对于社会建设的积极价值。 限于篇幅，本报告所呈现的难以完全覆盖2020年中国特色社会学的丰富内容，但可以期待的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当代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应该而且能够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大放异彩！报告链接（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中国社科网）：news.cssn.cn/zx/bwyc/202101/t20210118_5245352.shtml
《2020年国际关系研究发展报告》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全球性危机，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方面努力从学术层面就全球化及中美关系走向等时代问题提出中国主张，另一方面则不断积蓄力量，通过对“中国学派”构建的再讨论，对学科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概念的再思考，以及对新研究领域、新研究路径的再探索，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创新发展。
一、全球化及中美关系走向的国际关系理论回应
2020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大会的演讲中，首次公开使用“后疫情时代”的表述。这意味着，2020年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虽然对于这次疫情造成的后果有多深远，我们无法立即回答，但针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以往成果的基础上，不断修正、补充，使研究进一步深化。 首先，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研究走向深入。针对近年来美国转向单边主义、全球化受阻、民粹主义再掀浪潮、全球治理陷入困境的局面，程亚文在《全球化的政治限度》中指出，当代形态的全球化已突破了其启程之时的政治限度，由此在国际和很多国家带来严重的政治失序。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叠加，全球化已不再可能沿原有轨道继续下去。未来，全球化开新应从两处破题，即构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更加平等、资本重新受到政治规制且能保持活力的全球化。张宇燕则提出，尽管疫情加剧了逆全球化的趋势，但做出选择的还是人类自己。主导国家间的博弈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的生存、发展与安全的程度与方向。尽管就目前态势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任重道远，但疫情已经昭示：除了同舟共济、并肩前进，人类没有其他选择。张蕴岭也认为，反全球化势力一直与助推全球化的势力相伴相随，但开放下的相互连接与相互依赖不仅是当代，也是未来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全球化在改变，但不是回到过去，而是面向未来。世界不会退回到各自为政的“部落主义时代”。与此同时，学者们对于全球化受阻造成的全球治理困境进行了重新评估。刘贞晔提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造成的全球化“熔断”，加速了全球化发展的历史大转折。这一历史性转折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全球治理的困境。对此，史本叶、马晓丽认为，全球治理体系亟须改革和重构。包括全球治理的理念、主体、客体以及规则和动力均需要再塑造。 其次，重新评估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杨洁勉认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正在根据综合国力重新界定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确定其在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战略目标。与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国际体系变化相比，当前西方大国不再能够左右国际力量的对比态势，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方兴未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大潮势不可挡。但是，体系主导国的扩容或更替将是一个长期和曲折的进程。霸权大国和传统大国不会轻易与发展中大国分享主导权，建立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过程将充满着变化、震荡、斗争与磨合。具体到当下的中美关系，郑永年认为，中美已经进入“新冷战”，而新冠肺炎疫情将使“冷战”状态进一步升级。但赵可金认为，“新冷战论”并不成立，美国对华战略框架仍在争论之中。王缉思也认为，只要坚持三个底线，即坚持用和平方式处理分歧，保持一定规模的经贸合作、维护金融稳定，维持中美人文交流和社会交往，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就只是一个时间和机遇问题。针对此前美国学者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学者们普遍认为，作为学术概念，“修昔底德陷阱”确有其解释力，而且从艾利森提出这一概念的初衷来看，也是意在管控分歧和冲突，避免陷阱。因此，不能简单否定或拒斥这一概念。还有学者指出，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因素是美国对中国的实力增长是否真正感到恐惧。从目前来看，美国整体的对华外交政策以“碎片化”和“追逐风险收益”为主要特征，这意味着“修昔底德陷阱”可能尚未在双边关系中触发。据此，一方面，不必夸大美国的制华政策，激烈的经贸摩擦并不必然滑向“新冷战”；另一方面，中美关系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持续互动不当，可能会发生更具破坏性的结果。总体上看，学者们对中美关系重回正轨仍持积极乐观态度。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当前国际局势及中国外交的总体期盼。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推动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知识体系再塑
2019年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100周年。2020年，相关讨论在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向度上得到继续深化。中国学者更为深刻地认识到，面对当前全球国际关系学科大调整的发展趋势，用中国的实践、思想和理念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并将之内嵌至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知识体系，既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重大使命又是重要机遇。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中国智慧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集中体现，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体系再塑的基本遵循和理论指南。
孙志伟、郭树勇提出，习近平外交思想遵循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规律，理性看待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背后的价值预设，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以贯之地以中国道路为其理论底色，实现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性超越，直接指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的实践进程，超越了国际政治的既有理论。而这一超越具体表现为：在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上，以利他性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权国家自私性论断，既尊重国家寻求自身发展的权利，更强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应坚持“道义兼顾”的正确义利观；在对国际秩序的认识上，突破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既有模式，以承认世界多样性和主权国家平等为前提，推动多边主义进程，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在对国家间合作的认识上，扬弃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有关零和博弈的认识，主张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多边合作，以“一带一路”建设开创国际合作新模式；在对国家间分歧的认识上，主张共建共享，促进世界各国更大程度、更深层次的融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定回应“安全困境”议题；在对全球治理的认识上，以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取代结盟竞赛，主张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新格局。
吴志成、徐坚等学者亦指出，习近平外交思想因应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与世界关系历史性变化等时代条件，擘画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宏伟蓝图，不仅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创新发展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而且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新思想理论成果。习近平外交思想不仅是迈向全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其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指导思想。
实际上，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生成从来就不是单纯知识逻辑建构的结果。如秦亚青所言，作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组成部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就是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滋养、启迪下，使用中国的思想资源，对国际关系的实质性内容进行概念化、抽象化和通则化处理，进而形成的逻辑自洽的思想体系。基于此，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迫切需要提升将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与理念转化为新的理论的能力；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在既有的“中国学派”创新的基础上，迫切需要因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脉动和中国在这一历史交汇期的发展实践，进行新一轮的理论建构。严双伍等学者明确提出，以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方式对中国发展的规律进行系统性解释，是推动强调多元共生、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方向。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应该紧扣合作性有序竞争这一逻辑主线，围绕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两大现实主题、推动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系统互动的目标，再塑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体系。
三、概念创新的反思与方法缺陷的检讨
关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方法和概念历来有很多探讨。2020年最突出的特点是在概念上的反思和方法上的检讨。
针对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概念创新，尹继武总结了五种基本路径，包括基于普遍事实的概念创新、基于特殊事实的概念创新、重构主流国际关系概念、借鉴与引入中国传统概念，以及基于因果解释的概念创新。但作者同时提出，从方法论意义上说，概念创新要遵循基本的逻辑，其目的在于实现更好的理论功能，在考虑独特性的同时，也要兼顾普遍的适用性。此外，学者们还对与中国外交实践有着密切联系的概念进行了审视。如戴正、郑先武通过对同盟的研究认为，作为一种外部制衡的手段，同盟往往是国家行为体获得安全感的普遍方式，但同盟政治的思维模式与“敌友理论”的哲学理念不谋而合，而以敌我区分的政治从根本上无法引领人类走出冲突的困境。基于此，中国提出的“伙伴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外交倡议框架，为国家安全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替代路径。针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有学者进行了学理探索。他们认为，由于近年来国际竞争摩擦的升级和地缘博弈色彩的加剧，国际社会中的信任赤字日益显著。因此，对“信任”这一概念的内涵应从“认知型”与“情感型”两大向度进行认识。而要切实解决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信任赤字问题，就应从认知与情感双维度予以补偿。
针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方法问题，冯玉军提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诸多乱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方法论缺失或错误导致的。要整体性地提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水平，并使之切实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就要走出思想误区，树立复合性思维，摆脱各种各样的“伪命题”，实现“历史回归”，把现实问题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而不能拘泥于一时一事。王立新则从历史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比较中发现，国际关系预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采取化约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进行高度简化和抽象，过于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而忽视了人文性，过度强调国际关系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王政达还总结了照搬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四大缺陷。一是理论建构方法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概念界定、逻辑链条建构、假设约定、理论检验和演绎法建构理论的局限性五个方面；二是案例选择方面的缺陷，主要表现为选择性使用案例、对案例选用缺少明确的说明和案例反映的历史经验过于狭隘；三是实验方法和统计方法方面的局限性；四是证伪方法不适用于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与对预测的检讨相呼应，唐世平、王中原总结了科学选举预测的四类范式：意见聚合范式、模型范式、混合范式和大数据范式。他们认为，每类范式包含若干种预测方法且各具优势，而预测方法的选择是基于预测目标和应用场景的综合权衡。在美国大选期间，唐世平及其团队推出了一个基于普选胜率的预测，取得了不错的预测结果。
四、国际问题的政治学、史学与美学路径新探
国际关系是一门交叉学科，这已成共识。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日益突出，国际政治经济的地位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持续提升，社会学的田野调查路径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之外，传统的政治学、史学路径因为新的探索，正日益实现新的突破，而美学路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亦初见端倪。
第一，政治学路径的突破。有关用世界政治研究改造甚至替代国际关系研究的思考在2020年得到进一步彰显。2018年王缉思在《世界政治的终极价值》一书中提出以“世界政治”取代传统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与之相呼应，2019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创办了《世界政治研究》辑刊。2020年杨光斌进一步发文提出，中国乃至世界的国际关系学界都在寻求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与突破。既然是“创新”与“突破”，就不能在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里修修补补，否则就不可能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或者“学派”。而要做到理论的创新，首先需要提出新的研究议程。“世界政治学”就是一种新的研究议程。与世界政治思路的探索不同，也有学者试图从政治学对国际关系的束缚中走出来。尚会鹏则提出了一种适应世界强联结时代的国际关系本体论，即从单一的国际政治本体转到更为多元也更接近事实的国际关系本体。毋庸置疑，政治学路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其不可替代性，但在政治学大框架内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仍有争议。
第二，史学路径的回归。史学路径的回归是近年来备受国际关系学界热议的问题。2020年《史学集刊》在第4期和第5期连续推出“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两组笔谈，将讨论推向深入。其中，刘德斌在《当代国际关系的历史叠加与观念重塑》中提出，跳出欧洲中心主义、挣脱“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的桎梏，将理论研究的视角延伸到欧洲民族国家的范畴之外，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意义重大。而共同体概念的重塑或可成为理论重塑的基点。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史学月刊》2020年第9期的“国际关系思想史”笔谈专题。此外，东方外交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为国际关系的史学路径带来更多理论支持。在陈奉林等学者的积极推动下，“东方外交史”已经从一个概念逐步发展成一个学科体系。目前，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试从东方外交实践出发，更好地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代转化。朱小略的《中国外交起源的再探讨》一文或可视为在这一大框架下的最新探索。文章通过对中国外交起源于春秋时期诸侯国间活动的再认识，不仅为中国特色外交学理论及其思想“述古”“议古”找到了逻辑依据，而且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外交理论中的现代转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美学路径的尝试。如王逸舟所批评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缺乏与不同知识间的通约对话，缺乏人文向度和艺术向度的学科探索。而严展宇的《国际关系研究的艺术转向：内涵、意义及其限度》一文，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美学向度的扩展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文章提出，艺术转向是基于“国际政治理论美学转向”的进一步探索。艺术转向就是以关系美学为认识论基础，通过平衡考察事件的审美特征和历史社会语境来分析国际关系问题。当然，作者也注意到，艺术转向面临着研究线索模糊、知识进步方向不明确等方面的限制。但总体上看，该研究从此前有关音乐、电影等具体艺术门类的探讨中抽象出来，或可视为对中国国际关系多维度发展的一次身体力行的实践。
五、区域国别与国际发展等领域的最新开拓
2020年，除了对基本理论问题的反思和传统学术路径的突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还进一步拓展传统研究领域，并孕育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
首先是区域与国别研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展开，区域与国别研究已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新的生长点。与以往一味积极推进相比，2020年的相关研究多了几分反思的味道。钱乘旦发文呼吁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但他同时指出，区域与国别研究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广泛而坚实的知识支撑，但如果将区域与国别研究等同于“国际关系研究”，则大大缩小了“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范围。张云在《国际关系的区域国别研究：实践转向与学科进路》一文中亦提出，区域国别研究有利于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学术与政策的对接，可以在实践意义上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围绕着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未来发展，学界亦有建立独立的区域与国别学的呼声，但到底是建立新学科还是发展新体系，还在争议之中。
其次是国际发展研究。国际发展研究是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形成的一个研究领域。目前全球有100多所具有影响力的高校设置了国际发展研究专业，吸纳了一大批具有共同研究规范和价值取向的学术团体和实践人员。他们不断创建话语、设置议题，塑造着国际发展实践的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发展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由于国际发展与援助多有重合，以往国内学者的关注焦点多集中在援助方面。但随着由受援国向援助国身份转变的完成，中国迫切需要从国际发展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自身的国际实践。徐秀丽、李小云在《发展知识：全球秩序形成与重塑中的隐形线索》一文中指出，面对中国、印度等非西方区域和国家的发展经验，传统发展理论的现实解释力日趋下降。各种新型的国际发展合作机制也缺乏富有国际沟通力和影响力的叙事指导和理论支撑。在此背景下，中国亟须探索新的替代性叙事框架来把握这一重大全球转型过程。对此，徐佳利以世界银行为例，提出“知识分享”是国际发展参与主体通过生产、传播和推广应用行之有效的知识经验来促进发展的重要形式和过程，是继经济和技术援助之后的第三大国际发展支柱。面对严峻的全球治理形势，“知识分享”正在为国际发展开辟新的方向、提供新的出路。随着中国在国际发展中的更多参与和实践，国际发展研究或将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生长点。
最后是有关“周边学”和“联合国学”的讨论。应该说，周边研究和联合国研究都是国际关系学科的传统研究领域，但随着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周边”与“联合国”都焕发出了新的意义。基于此，建立新学科的呼声随之出现。“中国周边学”是石源华在2018年提出的一个概念。2020年他在《国际观察》推出的专题文章中再次申明，中国周边学新概念的提出和新学科的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需求和产物。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中国周边进行系统研究，有助于改变当前周边研究滞后和碎片化的状况。张贵洪亦提出，基于联合国的国际地位及其对中国外交的重要意义，建立“联合国学”十分必要。但与建立区域与国别学的讨论类似，这样的提法可能更多地停留在构想层面，具体研究仍有待在争议中进一步展开。以周边学为例，刘雪莲在争鸣文章中即提出，建构中国周边学必须首先明确其与中国边疆学、区域与国别研究等学科的理论边界。
六、评析与展望
2020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原创性贡献的挖掘，以及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学术传统方面可圈可点。
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掘。张小波、刘世强认为，在西方话语权主导的国际关系学科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长期被低估和边缘化。实际上，在国际关系的主要研究领域和议题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丰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价值。它深刻批判了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并直接影响了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兴起，从而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多元化发展。新中国的外交思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等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为国际政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对西方主流理论的超越。其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代转化。例如，潘忠岐从中华传统文化的“势”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力”的对比中发现，作为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势”极具中国特色，反映了中国人的战略思维，对理解当代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具有重要指导价值，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缺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挖掘中国传统，总结中国经验，建构从中国出发的国际关系理论，始终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前进的基础和出发点。唯其如此，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才能真正做到不辜负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
应该看到，受制于当下国际突发事件频发、不确定性急剧增加的现实，2020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仍显不足。
首先，对全球化、全球治理、大国关系等“大势”的研判还是粗线条的，缺乏视角更为宏大、论证更为细腻的成果。对这一时代课题的探索本身必将是一个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系统工程。而这也需要国际关系研究突破学科束缚，自觉置身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大背景之中，系统考察每一个可能的变量。如杨雪冬所言，当下全球化进程进入动荡而曲折的平台期，大国之间在重大全球性议题上共识破裂，全球价值出现严重赤字，需要构建更具有包容性的全球价值理念来弥合纷争。对于全球化中的价值冲突与重构，亟须学界投入更多关注。其次是对学科基本方法、基本概念的争论仍有待深入，有关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呼吁还有待在研究中“落地”，对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对学科影响的认识还有待提高。如余潇枫所言，国际关系学科是一个特定的“知识场域”和学术平台，它不仅有多重的二元复合性，而且还有与“前后左右”相关联的时空复合性。研究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既需要考察其与“左右”相关联的学科交叉，更需要通过对“价值时空”观的运用来检验学科发展以及考察未来语境下的学科杂合，特别是新科学技术革命将导致的“网”球化，已经为“后人类国际关系”建构起新的时空坐标与学科基础。总体上看，2020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不负时代重托，作出了应有的努力。期待“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以更大的耐心和定力，负重前行，磨砺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报告链接（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中国社科网）：http://news.cssn.cn/zx/bwyc/202101/t20210118_5245382.shtml
国际发展和全球农业学院（CIDGA）
中国农业大学基于其过去几十年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国际发展合作研究与人才培养探索之上，于2020年组建的校级跨学科、跨学院、围绕国际发展和全球农业相关学科进行科研和人才培养的校级新农科建设平台。面向国际前沿，秉持全球视野。
编 辑：严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