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H.布拉顿 | 深入后人类世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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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后人类世的蛛丝马迹
FURTHER TRACE EFFECTS OF THE POST-ANTHROPOCENE
文/ 本杰明·H.布拉顿 BENJAMIN H.BRATTON
文章选自Architectural Design（vol.89, 2019)
没有任何地质纪能永存。在人类世之后，也就是那个人类活动在其中对星球起到主导作用的世代之后，后人类世已经来临。这意味着什么？在美国、瑞士、俄罗斯拥有教职，并主持着一些教育项目的本杰明·H.布拉顿是来自加州的建筑与设计理论家，他提供了关于这个新纪元的蛛丝马迹的名单，它们的效果既是启示性的，也是灾难性的：从自我构成的地景到转换器，从人类禁区到地质影像装置。 AD
如果“人类世”被证明是一个飞逝的地缘政治瞬间，而不是一个缓慢的地质时代——一波又一波的猿人疯狂地挖掘来自古代的煤碳，在地图上画圈——，那么“下一个”到来的东西将不会是由同一种人类形成的，而是由某种真正的“后人类”（post-human）、“非人类”（un-human）、“无人类”（in-human）形成的，无论其好坏。城市也是如此。
如果人类起源论（anthropogeny）是研究一个物种如何成为人类，那么人类消亡论（anthropolysis）就可以被定义为人类由此变成其他东西的过程。两者都是由基因组阈值规定的，但也是由这些生物定义自己的方式所规定的，包括例如这样一种暴力倾向，它不是通过多样性，而是借助那些可算作模范和模式的人来定义人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种根深蒂固的能力，甚至是一种需要所激发的，以便赋予大量叙述以存在论上的重要性）。
相反，我们可以把“人”看作是一个易变的、不合时宜的形象，他不仅有能力进行蜕变，而且不可避免地陷入其中。可以说，“人类消亡论”转向同时也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去神秘化和哥白尼式的创伤：原始人以烹饪介入不规则的景观这一事实，被赶下了幻觉遗产的王座。在这些幻想中，自负之处在于，我们通过对自身智力的体验来定义“智慧”，而不是将智慧视为任何具有如此秩序的物质的新兴能力（包括所谓的人工智能）。
当我们学会测量那些我们一直嵌入其中但直到现在还无法感知的东西时，我们注意到了那些有名字但还没有彻底实现的东西，也注意到了那些已经实现但被错误表述，甚或没有被命名的东西。这些是你正在寻找的微量效应。
在这里，我们可以算上具有感知和行动、观察和调解、管理和表达等性能的功能性智慧。它们反映了其创造者的太过人性的偏见，但也可能完全超越了其创造者的语言，并呈现出一个近在咫尺但又不可思议的陌生世界。
如下这些得到鉴别的微量效应的样本集也许不是什么新兴之物的早期信号，而是已经出现之物的最大信号。即便如此，乐观主义vs悲观主义、乌托邦vs美丽新世界的简化模式应当被拒绝。所有这些微量效应在某些方面是启示性的，在其他方面则是灾难性的。它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二者兼而有之。
地景思考地景
通过我们叫做“人工智能”的矿基技术，地景思考并构成了自身。它们可以详细地按照理想的模型和/或作为新兴的装配组合来做到这一点，无论那种装配是稳定的还是脆弱的：包括目的（telos）。合成生态学具有双重潜力：作为模拟调控的影子系统而运作，和/或通过其自身软弱无力的手段来破坏并最终瓦解治理。这种潜力是一种永恒的特征。
对话框同对话框讲话，对话框再同人讲话，人又同对话框讲话
所有这些喋喋不休的声音可能是无声的，也可能是震耳欲聋的（是另一种的无声）。它的说话方式有两种：一是以轻快的语调说话，二是以令人震惊的自然人声说话。这种对话式的用户界面，特别是以人格化的机器人的形式呈现的对话界面，可以用来对复杂的系统进行主动编程，而且随着程序化编程向机器学习模型的转变，可能会取代命令行（command-line）和可视化编程界面（visual programming interfaces）。这将产生双重效果：破坏使用使用和编程之间的区别，扩大可命令性，但也模糊了手头的堆栈层，这些堆栈层看起来就像一个真正的会说话的暗箱/金属管。
自然语言处理物联网（IONLPT）
随着价格低廉的机器学习芯片的普及，作为界面的语言可能包括更多的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交流。摩尔定律的高端，即自然语言处理（NLP）得到磨练的地方，为低端提供了支持，使廉价小芯片有了说和理解英语或中文的能力。汽车真的可以通过说“车库：我是汽车，开门！” 而让车库开门。自然语言处理物联网展示了一种感知地景（sensing landscape），其中，信号成为语义，而语义则主动叠加入对物理空间。在这里，身份层认证系统贯穿了单数、复数和复合用户的边界：动物、植物和/或矿物。
一种统计学农业
这样的谈话可以由大型云平台作中介，但它不必完全这样。然而，将多个对话线程联合起来，形成衍生的宏观模型，从而让所有人都可以从中看到模式并对之采取行动，这样做需要有自己的专属城市。这种服务器“农场”是随着带宽渠道的扩大而不断增长的云地景逐公里耕作统计学农业的地方。在大陆范围内，地缘政治被细分为多极的半球型堆栈——GAFA（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它们通过从主权数据缓存中提取的模型强化了治理方案。这些模型生活在这个强化能源库的无序扩张中：影子城市充满了你、我，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气候那部分的、用完即弃的化身。
机器畜牧业：风险与风险性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制造业和物流规模的自动化不仅包括机器之间的对话，还包括彼此之间的制造。如果说Tinder是人工智能孕育人类的方式，那么自动化制造就是它孕育机器的方式。随着关键经济界面的自动化，如随着航运港口等关键经济接口的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和多样化，它也把政治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这些接口上。自动化带来的风险既是确定的，也是不确定的，但社会对这些风险的理解可能是模糊的。自动驾驶车辆的净收益，每年可能拯救数十万人的生命。但与此同时，自动驾驶汽车所涉及的每一起事故都会被证明是疏忽的阴谋。人们感知到的陌生事物的风险通常大于对现状的预估风险，即使后者是定期的大屠杀。此外，设计最具决定性的影响通常是间接的；它们更像是生态链中的营养级联，而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例如，保险公司对风险的建模是自动设计的手下留情，后者能使卷板机（rolling machine）更轻、更节能、更耐撞，因为该行业对未来的预测模型支配着他们的现在（事实上，我们对过去的建模方式决定了我们对未来的建模方式，这决定了现在的边界）。
营养级联和猪器官城市的寓言
然而，正如我10岁的儿子卢西恩提醒我的那样，如果我们在车祸中拯救了所有的受害者，那么用于移植的器官将从哪里来呢？公路车祸造成的死亡是移植器官的主要来源，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转向培育新的器官，也许是在转基因的猪身上？事实证明，为汽车配备先进的传感器和效应器可能会产生连带效应：快速推进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和养猪场分区管理。在短期内，自动驾驶汽车的设计可能也会受到责任授权的制约，这反过来会影响它如何重新设计其周围的城市。虽然城市的表面积可能会因为停车场的消失而被打开，我们不再需要很多停车场，用以将个人用户的车辆存放在立体停车场中，但“街道”的定义还是会发生改变，因为自动驾驶汽车和以前被称为“行人”的流动人类之间会保持安全距离。在这样的世界里，人类的区域可能更像公园，而机器人则会占据街道。
学着与人类禁区共生（但不是生活于其中）
今天，自动化的最舒适的环境位于由泡泡构成的工厂中，在那里，人类被保护起来，不受具有潜在危险性的机器人的影响；也是在那里，机器人技术得到发展，免受汪达尔主义的破坏行为和传统的期望（即期望被占据的区域应当如何得到编排）。城市规模的自动化可能意味着打开工厂的大门和更广泛地普及其环境动机。将自动化工厂的逻辑带入城市，意味着要学会与人类禁区一起生活，就算不是生活于其中。这些区域包括前面提到的自动驾驶汽车走廊；但是，即使一些“工厂”协议渗入到日常生活中（地区规模的人机互动、人机混杂），边界也可能愈发稳固。也就是说，作为人类居住和娱乐的前沿地区的城市核心，与为自动化农业、制造业、组织设备、能源采集所准备的“乡村”边缘后台之间的分化愈发清晰了。
自动化成为环境
虽然人类区域和人类禁区之间的膜得到了加强，但这与作为领土类型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明确划分是不一样的。所有的“城市”都有不同的色调、条纹和相对密度。在作为食物和能源来源的杂乱边缘处，后台的城市大客厅看起来更像是培养皿中的地球工程，而不是建筑。用它们自己的话描述它们，我们对此缺少精细的语言，因为即使所谓的“工业建筑”可能是现在许多最有趣的技术和知识学科问题的所在地，它也没有什么声望。关于最好的自动化发电厂、仓库、巨型农场等事物的咖啡桌图书【指通常摆放在咖啡桌上用以浏览的图书——译注】从理论上来说是大有必要的。
同时，一些人与日常的城市机器人混杂在一起，也将意味着其他人被取代，例如零售空间。无收银员的零售业免除了一些旧形式的客户体验剧场，但引入了其他形式：将供应链剥离到一个单一的界面，或安装了触摸-感知系统的展厅。服务设计成为一种舞台艺术，通过它，自动化成为自带其美学范围的氛围。
行星保护及其机构
人类禁区的限度是由如下实践引入的：将地球表面的一半留出来进行恢复、再野生化、修复、复原和返回其他演化选择的压力。人类陆地领域随后集中到更密集的城市装置中，包括他们自己从狭义上规定的更小的禁区，这一集中化将我们包含在一个人造花园中，该花园直接被自动化景观包围，并且从更远处来说又被其他有自己轨迹的生态系统包围。这不应该被看作是某种文化与自然在形而上层面的分裂，而应该被视为一种异质性技术所强制的分裂。这可能是NASA行星保护办公室（Office of Planetary Protection）为火星开发的一些最佳实践在地球上的应用。
地质影像、模拟，以及它们如何看待我们通过它们而看
在这样的重新分类中，人类同时被包含在我们的栖息地中，并在当下同机器人生活在一起，这一现象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我们从来没有费心把它们称为“机器人”。它们的管理体制是通过他们能够感知和设想的特定世界的模型模拟（model simulation）来编写的。可见者（the visible）处在旁观者的眼中（正如桑迪·亚历山大[Sandy Alexandre]2017年4月在麻省理工学院“物质性存在”研讨会上所说），所以机器视觉的社会感知功能在城市扩张的不同区域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地景能够把光处理成信息——即把感觉变成语义——，它发现了不同的目的，来描述、预测和规定它们所看到的代表不同模型的东西。在任何复杂的生态系统中，都有隐藏、扫描、伪装、自我展示，以及欺骗世界（让它们看到的不是事物本来的样子，而是它们可能的样子或应该的样子）的动机。然而，虽然机器视觉可能是模型模拟的关键输入——通过这个模型模拟，地景可以自我管理——，但“表征”在如何训练深度学习系统中的地位本身还是不可判定的。
在行星尺度上，我们看到一个由漫游卫星、监视摄像机、地球传感阵列、数十亿部手机等组成的巨大地球影像设备的形成，这产生的不是一个主图像（master image），而是多个可能的复合图像，它们每一个都超出了感知框架。我们还没有真正看到，我们可以用这个已经存在的装置组成什么样的影像——何种时长，何种视角，何种叙事扭曲，何种“屏幕”分配——但答案将定义视觉文化：一份关于/为了不确定的未来-当下的档案。所有的原始资料都太大，而且来得太快，一次看不清，所以次要的总结图像（summary image）被计算成交互式图表，它有助于把所有图像的惊人噪音雕刻成易于掌握的形式。
这种规模的数据的社会影响不仅仅是全景式的监管，也是自然模拟和设计之间的深度递归。随着其对未来的计划模型渗透到当下，模拟本身就变成了设计之手，因为对于模拟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只是同一模型中的不同状态。因此，他们能放缓我们治理模式的脚步，从而使其跟上生态模式的节奏？生态模式需要的是我们最集中的注意力和最具创造性的参与。
揭示
这些只是一些少量相关的蛛丝马迹，它们是从《建筑设计》（Architecture Design）关于这个问题的诸多主题中得出来的，也是为了那些主题而存在的。同样重要的是，其他东西与我们所认识的“技术”无关，但在不同的组合中，它们指向了其他的宇宙技术（cosmotechnics），这是一个从许煜（Yuk Hui）那借来的术语，指的是有具体历史背景的社会存在论和社会规模的技术系统之间的滑动与绑定关系。同样的工具可能被理解为完全不同的东西，并带来完全不同的揭示。也就是说，新技术不仅提供了新的功能支持，并根据功能与逆向功能（counter-function）的混合而演化，还可以随着自身的涌现而揭示一直存在的东西，但如果没有这些新技术，我们就很难或不可能感知到这些一直存在的东西。我们能否预见到一种宇宙技术，它能将这些蛛丝马迹作为通向活力、生存、异质性和去神秘化的康庄大道？如果是这样，那么代价会是什么?
这样一种观点必须抵制如下倾向：将系统本身的复杂性降低到我们用以思考、组装和管理它的控制系统的复杂性。为此，设计项目必须坚持深度时间（deep time）是双向的，它不仅朝向地质的过去，也朝向既定和不定的未来，且如此循环往复。如果主导的导向仍然存在，就好像具体化的主观体验比现实更真实，那“我们”所创造的后人类世可能更像冥王星世（Plutocene），即一场撕裂所有生命的生化灾难。人类的智慧是其在特定的生物化学的行星条件下产生的一种功能，一旦逃脱这一行星条件，人类智慧就成了其他东西。这种转变无论如何都有可能发生，不管它有没有逃脱的可能，但要想找到一条出路，就需要重新致力于我们的地质栖息地的外露性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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