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绍羽：血痕与旧迹

┃Personal History

血痕与旧迹

© 徐绍羽／口述
© 夏榆／整理

路翎

　　父亲在1955年的被捕使很多人感到意外。 
　　2004年2月12日，是父亲辞别人世10周年。在他几乎被人遗忘的时候，我再次面对他的往事。父亲走的时候是在1955年5月16日，我10岁，当时我们住在北新桥细管胡同，就是现在的田汉故居。当时他走得急，那个时候他在家里写检查，机关里来人跟他说：你到单位去写吧，单位里安静，家里环境不太好。我爸就答应了，他在家里洗了洗澡，我母亲给她买了酒，他喝了好多，喝完酒就走了，走了就再没回来。 
　　知道父亲出事是在几天以后。我去胡同口为母亲买杂志。母亲经常要看杂志报纸，我是家里的老大，母亲就让我到胡同口去买，我到了胡同口的书店，买了几本杂志，几张报纸，但是那天跟往常不一样，就是我翻开杂志看的时候看到写着“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黑字，上边点着我父亲的名字。这是特别重大的政治问题，那时候我刚上小学四年级，我当然不懂，但是我懂得家里是出事了。我很慌，拿着杂志进了院，我们的院是里院外院，我们家在里院，那天在里院和外院之间站着一个叔叔，那个叔叔看我拿着杂志就跟我要，说是看看，翻翻目录。我心想不能让他看。我不想让他看到我家里出事了。那个叔叔很固执，非要看，我就不让看，他在过道里挡着，我进不去，转身就往里院跑，我在厕所藏了一个钟头才出来。 
　　父亲的痛苦我在细管胡同的时候已经有感觉了，在院子里我是孩子头，最大的，我经常带着孩子们跳舞，老北京的院子都是对称的，父亲开始看见我们玩他也很开心，后来我就看到他经常走神，不爱搭理人。 
　　父亲被带走，前前后后去了好几个地方。父亲走的当年我们就搬到芳草地，在朝阳门外。细管胡同是中国剧协的宿舍。父亲出事以后，我们就被赶出来，住到芳草地。有一天公安局来人，说是让我们去看看爸爸。我跟我大妹妹被来的人开着小轿车拉去了，那是一个小四合院，正房，里边有一张桌子，糖果都摆好了，爸爸见了我们问：你们还好吗？你妈妈还好吗？让我们聊天，我们也只好问你好吗？我们还太小，很多事情都不懂。父亲出事的时候我10岁，我二妹妹8岁，小妹妹4岁。父亲1955年被带走，隔离反省，不断的转地方，很长时间我们都没有他的消息。 
　　父亲的被捕是因为胡风的被捕。父亲跟胡风多年的交往和情谊使他们成为一条触礁沉船的两个遇难者。 
　　当年的“胡风分子”们被分期分批送进秦城监狱。作为“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的父亲在1955年被捕，先是在戏剧家协会隔离反省，后关押在城里的公安部所属的一些胡同里：东总胡同、钱粮胡同、安福胡同。因为高声抗议拘捕，詈骂管制人员，父亲在1959年6月被投进秦城监狱。他的牢号是0683。 
　　从此父亲就消失了，代之以0683。 
　　父亲在他后来写的回忆文章里写到他走进秦城监狱的情景：“越野车往西郊运行。经过公路，进入森林密集的监狱区，那一带气势雄伟。监狱有森严的、寂静的、荒凉的广场和铁门的森严。铁门巨大的在寂静中的响声，我是记得的。我想：几十年的作家的道路，却进了监狱。” 
　　父亲跟胡风的交往和忘年之谊始于1939年。那时候他16岁，经胡风介绍在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当小先生。《“要塞”退出以后》是父亲第一次以路翎的名字写出并发表的小说，在此前人们没看到过这个名字，熟悉他的人只知道一个叫徐嗣兴的乡村小学的小先生。从《“要塞”退出以后》作家路翎出世了。这篇很少被人提及的小说发表在胡风主办的刊物《七月》1940年第五集第三期。 
　　这个时候父亲住在重庆北碚后峰岩，他经常到附近的天府矿区了解工人的生活，然后把他看到的情景写成各种类型的小说，那些小说当时和以后都不被重视。唯一认真阅读并关注父亲写作的是当时已经享有很高文学声誉的胡风。胡风几乎对父亲写出的每一篇文字悉心阅读，不惜给以热忱的鼓励和褒奖。在胡风的鼓励和帮助下，乡村小学的小先生徐嗣兴成为作家路翎。 
　　胡风主编的文学杂志《七月》热忱的接纳了父亲。因为他们彼此的理解和欣赏父亲和胡风成为忘年之谊的挚友。据说，在那个时候父亲经常到胡风家里去，借书，谈文学，胡风鼓励他多写矿工的生活。胡风掌门把《七月》营造成一个具有鲜明的“普罗”个性和理论倾向的杂志。《七月》带有很强烈的同人色彩，集聚了一批志向相投的人，父亲的加入使他成为日后为这本杂志作出贡献的主要作家之一。这个时期父亲开始写作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子》。次年，《财主的儿子》写成，父亲带给胡风。1941年5月，胡风赴香港，准备将《财主的儿子》介绍在香港发表，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财主的儿子》在战火中丢失。 
　　1944年，父亲22岁，他到重庆黄桷镇文昌中学兼课，教初中国文。2月底完成三卷本《财主的儿女们》，80万字，由胡风帮助出版，胡风评价《财主的儿女们》时说：“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文艺评论家鲁芋称《财主的儿女们》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感情和意志的百科全书。 
　　《财主的儿女们》的出版奠定了父亲在文坛的地位，也坚固了他和胡风的友谊。1947年路翎创作出第一个话剧剧本《云雀》，6月12日，胡风乘快车从上海出发到南京看《云雀》的演出，演出反响强烈。1949年，父亲27岁，经胡风推荐，到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工作，任创作组组长。1950年再经胡风推荐，调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1952年12月父亲赴朝鲜前线参加抗美援朝战役。在朝鲜前线，先后到三十九军、西海岸指挥所，体验生活。1953年7月从朝鲜归来，陆续写出散文《板门店前线散记》、《洼地上的战役》和长篇小说《朝鲜的战争与和平》。 
　　1953年9月，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据说周恩来在会议筹备期间对胡乔木和张光年说，有成就的青年作家，像路翎应当提到领导岗位上来。于是父亲在第二次文代会期间被选为理事。在父亲去朝鲜期间，胡风从上海搬到北京，他的房子在地安门内的太平街，是一座独立的小院子。父亲从朝鲜回来就成为胡风家里的常客。 
　　1954年1月胡风在《文艺报》发表《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30万言《意见书》）。同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批判胡风的文章，涉及父亲。5月全国重要报刊开始批评路翎反映志愿军生活的小说。父亲被迫停笔。 
　　1955年6月19日，父亲被逮捕。 
　　胡风于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逮捕，被判处重刑，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每上诉一次，便被加刑一次，直至文革开始，胡风的刑期已变成无期徒刑。 
　　包括胡风的论敌在内，都没有想到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论战会导出共和国文坛的第一大冤狱，并且直接引发了肃反运动。 
　　我看到有资料说，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2100余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一年以后，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有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到1958年5月，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育、下放劳动等处理的61人。 
　　父亲被隔离反省不久，“剧协”有关人员通知母亲，让我们搬出北新桥细管胡同6号。人们像避开瘟疫一样，把我们扫地出门。新的住地在芳草地，靠东大桥一带。50年代初期的芳草地是名副其实的，它的东面有一面湖，叫“野鸭洼”，到处是芦苇，湖里有没有野鸭不知道，但东大桥确有其桥，桥下面有水，据说还淹死过人。芳草地这片房区是“文联”出资修建的，一色的红砖平房，每一栋有9间。母亲余明英当时分到了两间房，不久就被别人占去一间。妈妈和我们三个孩子就挤在一间房子里。 
　　父亲走了以后，全家赖以维持生存的工资没了，妈妈就到街道上找各种各样的临时工做，给人带过孩子，当过临时教员，扎过绢花，到街道麻袋厂做工，麻袋厂就是废物利用厂。这种工作非常脏，成天在废麻袋里捞来捞去，妈妈就靠这个办法养活我们。 
　　再见面就是1964年。父亲被保外就医。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不好，精神也很差。父亲在我心目中一直很好，我们家的生活也很好，童年的时候我们感觉特别幸福，特别美好，在我心中都是美好的记忆，都是幸福的感觉。我们那时候刚到北京，父亲在青年艺术剧院写剧本，妈妈在科学院工作，平时他们住在单位里，周末的时候聚一次。在南京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个保姆，到北京保姆也跟到了北京，保姆跟了我们八年。那时候我们守着青年艺术剧院，父亲经常带我们去看话剧，我从小喜欢演戏，但父亲不让我们学。父亲以单位为主，他跟母亲在周末见面，平时会到剧院看排练，看演出。我记得那时候父亲来往的朋友里有张瑞芳，父亲那时候给我的感觉很潇洒。 
　　但是再见到父亲的面我们都很吃惊，父亲几乎是变了一个人。公安局先来人跟我们说：你父亲病了，神经方面出了问题，你们要关心他，帮助他，但是你们要跟他划清界限，站稳立场。我们问怎么跟他掌握这个关系？怎么掌握这个界限，我们在一个屋子里是一句话不说呢还是怎么说？我们都拿不准。我母亲就问公安人员我们应该掌握什么样的原则，公安人员说他是孩子的爸爸，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总之，你们对他的关心对他有好处。 
　　公安人员走了，送走公安人员的时候，我和母亲发现他跟离开家的时候不一样了。他的目光呆滞，形容憔悴。沉默不语。回到家里看到家人也是神情恍惚，木无表情。我们才知道他的神经有了问题。 
　　那个时候很多人说父亲疯了。对于自己的疯狂，父亲本人从来没有认同过，他在未发表的《监狱琐忆》里写道：“我因不是反革命，是冤假错案，因和监牢人员冲突激烈，几乎每日叫骂。叫骂以外唱歌抗议，因此我便被指控为精神病，被送到安定精神病院。” 
　　在安定精神病院，父亲每天打针、吃药、电疗、一切有护士照料，没有了看守的呵斥、突然的提审、不时的捆打、戴拷，相对来说，他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精神也有了某些恢复。然而，作为一代天才的作家路翎已经不存在了，存在的就是他的半睡半醒的身体。 
　　父亲回到家以后我们不说话，不是有意的不说话。是他很少开口。那时候我们住到芳草地，我们住的那个院子一共有九间，我们在第二间屋子，父亲回家以后就经常在走廊那个犄角呆着，看报纸，糊信封。回到家以后他接茬写。父亲1964年回来，1963年我高中毕业，因为长期生活艰辛，困苦交加，我们姐妹都营养不好，我在学校体检时候身体不合格，被查出是肺结核，大家都劝我说这个病不害怕，但我还是很害怕。我的家庭包袱，身体包袱，压得我抬不起头，我在家休学，第二年参加大学考试，怎么也考不上。我们不懂，根本白考，我们校长二十年后跟我说你们三姐妹的高考试卷根本就不送上去。不能考大学，我就去了农村小学教书去了，一周回家一次。 
　　后来就有警察找到我教书的小学校，警察跟我谈话说你爸爸写了很多信，到处发信，他是真有病还是假有病。他这一问我想起来了，我在家也经常看父亲糊信封，他写了很多信，给国家领导人的，给党中央的，给伊丽莎白的。我在家里就见他在一个犄角里，唉声叹气，没事就糊那些信封。警察问我老爷子是真的有病还是装的？ 
　　父亲写的这些信被认为是冒犯了领袖，被认为是反革命信件。有一天，他去邮局寄信时，被当场扭送公安局，然后是第二次被投进秦城监狱。除胡风之外，父亲是胡风集团里唯一一个二进宫的人。 
　　父亲第二次被拘捕的时间是1965年1月，在他保释出狱回家养病一年多后。当时的一份监狱记录这样记载着：路翎因患精神病于1964年1月2日保外就医。路翎在保外就医期间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从1965年7月到11月，书写、投寄反革命信件39封，恶毒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于1965年11月收监。1973年7月25日北京军管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路翎有期徒刑20年；1955年6月19日至1975年6月18日，投放北京市公安局第七大队劳改。 
　　1973年7月，父亲住满了18年的监狱，在最后的两年被送到宣武门区北京第一监狱塑料鞋厂劳动大队当捆鞋工。他在《监狱琐忆》中写道：“在塑料鞋厂劳动大队，我做捆鞋工，那里的伙食常有咽不下的难吃的白菜筋。那里有辛苦的夜班，而白日吵闹，又不能睡觉，常常在夜间疲劳站着睡觉，在机器面前跌倒，而几乎危险。” 
　　1974年1月，在劳改半年后，父亲又被移至延庆监狱农场大队劳动改造。在延庆劳动大队，犯人每天上工，父亲做过种葡萄，整理葡萄，收葡萄的工作，以及冬季的倒粪，也做过锄地、铲地、种玉米、种高粱等工作。他在《监狱琐忆》中写道：“在延庆农场，看到犯人列队走，看着监狱农场的房屋，有荒凉的痛苦。” 
　　但是塞外的寒冷，对这个南方人来说是更为可怕的。延庆农场要早点名，队长讲话，在冷风里抖索，是父亲难忘的。 
　　1975年6月19日，父亲终于住满了20年监狱，可以回家了，从33岁入狱到53岁出狱，整整20年，出狱后的路翎已经是苍苍老者了，他的头发已全白，满脸皱纹，疲弱不堪，牙齿全部掉光，说话不关风。 
　　他回来的时候我和我爱人一起去接，但我们没接着。等我们返回来父亲已经到家了。他就穿着监狱里的衣服，他没有换的衣服，监狱的车把他送到东大桥，东大桥那时候还是一片坟地，上坡下坡，他就两个包倒着走，两个包拿不动，就一个一个的倒着走，他硬是自己找到了家。 
　　1975年他回到家，他还老是写信，我和母亲都怕了，那时候是他一写好，我和我妈就抢着看，怕他写出什么不好的东西，我们经常得把他写出来的东西交到街道派出所去。1975年回来按说是20年刑满了，他也还是要往街道派出所交检查，他在检查里抄报纸，大段大段的抄，我们很担心他，怕他写出什么不好的东西。 
　　回到家以后他就开始扫大街。他不会扫，就跟绣花一样，他真的不会扫街，他在家里也不做这些事情。让他扫地很难堪吗？没有难堪，只是无奈，生活所迫。第二年元旦过了，我们找街道帮他说，希望他能被正式录用做扫地工，可以给他点钱。当初扫地他是想表现得好一点，扫地成了他自我改造的方式。后来街道就把他作为正式的扫地工了。 
　　1979年父亲获初步平反，平反的理由是说他书写、投寄反革命信件是在患精神病的情况下所为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第二次平反说，不管是不是有病都不予追究责任。1980年父亲参加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也有了清楚的结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应属错案，错判。父亲无罪了，但是他的22年最宝贵的年华被葬送了。 
　　被解放以后的父亲试图重新回到新的生活中。 
　　1981年他去德州参加一个戏剧家的聚会，他显然很看重这次聚会，为赴德州做了精心的准备。我因为工作忙没时间陪他去，但在父亲临走时候去为他送行。我跟单位找了个借口去送他，我在永安里看到他，很精神，看样子也很高兴。但是等他去了德州，我母亲就半身不遂了，母亲本来是陪他去德州的，母亲不放心他，想着能照料他，能帮着他处理一些事情，结果到德州的那几天母亲就病倒了，回来的时候母亲是被担架抬着回来的。 
　　胡风一直惦记着受自己牵连而罹难的父亲。 
　　出狱以后胡风先看病，在上海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胡风惦记着父亲，他让儿子去看望父亲。父亲也牵挂着胡风，在胡风寿辰的时候，他去看望胡风，在木樨地，我陪着爸爸。那是1982年，我们在团结湖住着，我看到胡风，印象中他很爱笑，他们那儿有个小院儿，种了很多果树，特美，有很多人围着胡风。平反后我跟我爸去看他，胡风老是有些老了，但没有病态，我觉得我爸有病态，有时候发愣，胡风不一样，他就是很慈祥的一个老人，有时候累了他就闭上眼睛，他的表情是微笑的，这是我的印象。我爸不一样，别人给他照相他都不会笑，表情古怪。 
　　父亲后期的状态基本上很平静，他可以专心写作了。 
　　我回家以后看到他总是在写东西，他的桌前放着很多他写完的稿纸。我说我帮你抄吧，他不让动，皱着眉头，那我就不敢碰了。我悄悄看他桌上的东西，看到有退稿，估计那也让他的心情不好。要是有刊物发出他的诗作，他就乐，高兴得不得了，我这一辈子很少看他笑，最后的那几年才能偶尔看到他的笑。 
　　在父亲获得解放以后真正使他体验到快乐的是第四次文代会。1984年末，父亲作为代表出席了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他被选为理事。会议期间，他又一次见到阔别已久的文艺界的朋友们。我送他去西郊宾馆，到了宾馆门前父亲回头挥手跟我说再见。 
　　那是我平生头一回听到他说“再见”这两个字，他从来不说这两个字，那天他说了。他跟我挥着手，脸上第一次有了舒展的笑容。我高兴得跑回家跟妈妈说，全家人听了都为父亲高兴，我们想他是真的好起来了。 
　　那次会议父亲还中途回家了，家人都挺担心他那么老了会不会认不得路，但他还是回到了家，带回来会议的资料，发的书。然后还非要回去，晚上11点又回到西郊宾馆。他高兴，想把这个消息带给家人。 
　　从文代会回来他的变化就是写得多了，老写，我摸出规律，他天天在写。我妈也不耽误他，他到晚上也不看电视。他躺在床上，一躺就是两个小时，我妈说他在构思呢。 
　　文代会以后父亲写出的东西还是会被退稿，长篇的东西基本不行，经常会被退回来，只有一些小的诗作偶尔会发表出来。 
　　1987年，父亲65岁的时候写作反映改革开放、经济繁荣的长篇小说《江南春雨》；1988年写作表现针织厂建设题材的长篇小说《陈勤英夫人》；1991年写反映待业青年与当代青年的建设精裨的长篇小说《早年的欢乐》；逝世前他一直在写长篇小说《英雄时代和英雄时代的诞生》，计190万字。但这些鸿篇巨制的文字都是无法出版的文字。 
　　复出以后的父亲生活在新的时代，但他的意识还停留在被改造的1970年代。作家出版社的编辑朱珩青一直致力于挖掘和推出父亲的文学作品，但是她说她看到的路翎复出以后的几百万字都是无法出版的文字。朱珩青说：经历过第二次入狱，经历过第二次疯狂之后，路翎就被摧毁了。他复出以后我们看到路翎反叛性的退化，他对现实生活的隔绝，他被强行灌输和改造的思想，使他的写作完全脱离开真实的生活。 
　　回顾父亲的人生，我们的命运与父亲的命运紧密相连，父亲的人生影响了我们的人生。早年，父亲出事以后妈妈就被迫辞去了工作，以前她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话务员，父亲出事以后她就回到家里，一个人依靠做零工养活我们姐妹三人。家里我是老大，但是因为父亲的缘故，不能考大学，不能招工，我们长期的身份就是“黑五类”、“反革命子女”，这样的身份使我们长久地生活在一个被歧视被侮辱甚至被迫害的境遇之中，回首往事，一切如同噩梦。 
　　1994年2月12日早晨，72岁的父亲突发脑溢血送北京友谊医院，因抢救无效辞世，父亲在最后的时刻寂寞的结束了他多难悲凉的一生。

　　本文选自《在时代的痛点，沉默》，夏榆／著，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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