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勋：鲤鱼洲的泥巴

┃Personal History

鲤鱼洲的泥巴

© 杨勋

　　1969年8月，我正是怀着这种革命豪情自愿报名去了江西鲤鱼洲北大分校，开始了两年多的劳改生活。
　　鲤鱼洲位于江西鄱阳湖西岸，方圆几十公里。那片荒洲是在鄱阳湖周围实行围湖造田淤积成的。鲤鱼洲，是有名的血吸虫重疫区，洲上原来有一个江西省的劳改农场，因血吸虫蔓延，又没有水源，被迫迁走了。劳改农场迁走后，荒洲上留下了一排排草棚和四通八达的泥巴路。谁也没有想到，这荒洲1968年竟然成了一块安置6000名北大、清华教师和干部的劳动改造场地。
　　北大、清华教师去鲤鱼洲，是根据中央一号战备命令，由迟群亲自部署的，北大、清华各派3000人。虽说是自愿报名，其实名单早就内定了，不可能有谁不服从。那时流行的说法是：“北大清华是一家，都是毛主席亲手抓。”能去毛主席抓的点上锻炼，是无上光荣极其豪迈的事。大家纷纷表决心：“毛主席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毛主席一声令下，刀山敢上，火海敢闯”。鲤鱼洲有什么可怕！革命者就是要到大风大浪中锻炼嘛！于是，齐声髙唱：“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动员说：要到鲤鱼洲革命一辈子。所以，不少人全家搬迁，把老人和小孩子也带上了。我当时并不相信在鲤鱼洲里呆一辈子的说法，因为对30岁左右的这批人来说，一辈子还有几十年时间，怎么会几十年呆在一个地方呢？我倒是听信了战备需要的说法，并认为共产党员应当带头执行命令，因而不顾一切地报了名。其实，我当时已经觉得可能又怀孕了。
　　9月初，我们大队人马乘火车经上海至南昌，再从南昌坐轮船直达鲤鱼洲。在上海火车站站台上，金碧华同她多年不见的阿妹依依不舍地告别，阿姐阿妹抱头痛哭，姜明的老母亲和几个孩子一路上都眼泪汪汪。我却显得镇定自如，不认为是什么生离死别的关头，真把这当做一种锻炼了。他们这些人是在大城市优越环境中长大的，上大学后从未离开校园，现在突然发配到外省的荒洲野地，又听信了一辈子不回城的动员，怎能不害怕不放声痛哭？
　　鲤鱼洲是一个荒岛，没有像样的住房，也没有平坦的道路。虽然已是深秋9月，太阳仍然很烈，天气仍然闷热。我们住在临时搭起的草棚子里，没有清水洗衣洗脸，没有厕所，也不能洗澡，伙食很差，没有菜吃，更没有鱼肉，只有咸菜和粗米饭。
　　鲤鱼洲是鄱阳湖区，当然有鱼，但我们只能吃一寸长的小鱼。我因为怀孕反应，不能下地干活，就到伙房帮助摘菜、挑小鱼。
　　在鲤鱼洲主要劳动是上堤坝挖泥挑土，十分劳累。
　　鲤鱼洲的泥巴很怪，又深又粘，泥里又满是血吸虫茵，所以下地干活时，大家都穿着很高很沉重的雨靴。穿这种雨靴走起来很不方便，稍有不慎就会滑倒在地上，很多老先生走路都要拄着拐棍。在这种条件下，日常生活都极其困难，更不用说干苦力活了.
　　北大、清华在鲤鱼洲的点都叫分校，从1970年起也招收了一部分工农兵学员，但对大多数教师来说，实际上是劳改农场。分校实行军队建制，校总部下设若干连队，我们第十连是由经济、法律、政治三个系组成的。每一个连队是一个伙食单位，也是一个劳动、学习、生活的管理单位。每连都配备有军代表和工人师傅负责领导。他们的职务叫连长、指导员。连下设排、班。连排长的副手从各系教师中选派，如十连的副连长曾是法律系的巫宇甦和经济系的张纯元等。同一连的人一起吃饭，一起政治学习，揭批查活动也在一起。平时接受军代表的训话，也是全连一起，只是劳动分为排班进行。
　　鲤鱼洲的伙食很差，每日三餐都没有菜，但吃饭不定量，大桶大桶的粗米饭可以随便吃。但是由于没有菜，那米饭很难下咽。所以，虽然吃了饭，但总觉得肚子不饱，吃过饭一会儿就饿。偶尔早餐每人有一个咸鸭蛋和一碗饭，这一上午就不饿了。但这种待遇是很少有的，大多数时间都在挨饿。
　　鲤鱼洲的生活条件是艰苦的，但要强而聪明的北大人能克服困难，创造生活。在荒洲野地里，我们不仅搭起了草棚，并用草帘子建了厕所、浴室！洗衣水也用明矾沉淀。有人从全国各地弄来了各种蔬菜种籽，种出了很多的蔬菜，后来又养了猪和鸡。第二年，还购置了新北大1号、2号小轮船，自已动手捕鱼。记得十连伙房分到一条重26斤的大鱼，只有金碧华敢杀。鲤鱼洲的土壤很肥沃，种什么都长的好。书生们养的猪也很肥，但无人会杀。徐雅民和盛皿等念着毛主席“下定决心”的语录杀猪。几刀下去都杀不死，猪的脖子都被乱刀捅烂了。艰苦的生活磨练着北大人，考验着北大人，证明他们是强者，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外单位跟北大教师一起来鲤鱼洲的家属们，都佩服北大人的干劲和智慧，认为他们是一批无所不能的人，他们可以战胜一切困难。
　　鲤鱼洲的生活艰苦，还因为它的气候和自然环境恶劣。江西是多雨省份，夏季长，极闷热。教师们下地干活都要穿雨衣雨靴，全副武装。一般男士在雨衣里面只穿一条小短裤叉，全身赤裸，透明的塑料雨衣外面系一条草绳，戴着眼镜，看上去很怪，一副非常可怕的样子。当时塑料制品奇缺，质量也差。大家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那些花花绿绿的各色雨衣雨布披在身上，捆在腿上，顶在头上，十分难看、可笑。在十连，最引人注目的是厉以宁，一身黑雨衣却长短不齐，又戴了顶黑色帽子，因而被取了外号——狼外婆。法律系有位叫赵海宽的老教师，因怕血吸虫，雨鞋接了几节，髙筒鞋至大腿根，走起路来很艰难，也很滑稽，被宣传队批为“保命哲学”的典型。
　　鲤鱼洲的地是鄱阳湖淤积而成的，那泥土很滑、很粘，下雨后，几乎每走一步都可能摔跤。有时一脚陷在泥坑里连脚和鞋都拔不出来，只好由别人用铁锹挖。我怀着孩子摔过几次，胎儿生下后，脖子上缠着三圈脐带（摔一跤缠圈！），险些造成死胎难产。王茂湘用膠东腔调说怪话：“鲤鱼洲的土会咬人。”
　　鲤鱼洲的水不能直接饮用，要用明矾沉淀，洗衣服的水也得用明矾处理，否则衣服洗后都变成铁锈色。杜家芳、徐淑娟这些平时很讲究的“大小姐”们也只能忍耐。
　　在鲤鱼洲，不仅劳动艰苦，而且很多是人为制造的紧张和精神折磨，如上工前要先排队高声背诵最高指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要斗私批修”等。谁不大声喊，就要受批评。
　　在鲤鱼洲，必须处处守纪律，列队走步要整齐，唱歌要大声。记得1970年夏天，有一次我们列队去总部开会，路过指挥台接受一位田总指挥检阅，十连的军代表带领大家踏着步子，一边走一边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由于劳累和饥饿，有的人声音很小，有的根本就没张嘴唱。这使军代表很丢面子。晚上10点多钟回到连里，军代表把全连的人训了近一小时。他首先让不张嘴唱歌的人自己举手，只有王茂根一个人举了手，别人没有敢承认的。然后，军代表点了几个人的名，胡乱批了一通，一直到11点多钟才准大家解散回棚子睡觉。此后人们学乖了，不论唱不唱都张嘴，以免被发现。我有时故意捣乱，凡是军代表走在近处时，就大吼几声，然后就不出声了。这样他抓不住你的小辫子，就不能点你的名！
　　在鲤鱼洲，教师们挨批挨骂是家常便饭，后来大家也被骂“皮”了，批“滑”了，满不在乎了，任他们骂。我有了监狱的经验，更不会生气，经常想起李晋瑄说看守的那句精辟的话：“人家干的就是骂人的工作，不骂人他们干什么？”这样，一切辱骂都可以理解，可以忍受了。
　　在鲤鱼洲，我的精神压力并不算太大。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正在清查聂的问题，我不是清查对象。另一方面，我对一些事情已有较深刻的判断，不再轻信，如不相信在鲤鱼洲会呆一辈子，也不努力争取当“五好战士”、创“四好连队”。当时，创“四好连队”、评“五好战士”，闹得很紧张。有人就像后来争教授一样去争当“五好战士”。由于思想已经开始解放，我已不在这些形式主义的事上为自己制造压力了。同班有一位好是非的人，在评“五好战士”的小组会上说杨勋已看破红尘，对什么都不在乎。我对她的这种评价也没有在乎。其实，我当时并没有看破红尘，离那水平差远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鲤鱼洲时最难熬的是饥饿，因为我怀着一个很大的孩子——小萌。小萌生下后体重8斤。但是，我在鲤鱼洲整个怀孕期内始终是缺食的。特别是1970年春天，孩子6个月以后，我常常感到胃里像有一双手抓心一样的难受。我太想吃东西了。但是，除了粗米饭，没有任何可吃的食物。有一次，赵从他们人民大学的劳动干校带给我一斤散装巧克力，可惜我不会吃，全给金碧华了。金碧华舍不得吃，留给她儿子，有时甚至从自己嘴里吐出来让给儿子。我曾托人去南昌买过一斤香肠，但连里很少有人能去南昌。除了那次，我就再也没买过什么有营养的食物吃。我这个人从小不吃肥肉，但是在鲤鱼洲实在太饿、太需要了，有一次我狼吞虎咽地吃下了严庆珍两个孩子——吴健、吴岩在幼儿园吃剩的几块红烧猪肉皮。当时觉得那肉皮真是太香、太好吃了。这使我想起了功德林监牢里战友文工团那位孕妇想吃肥皂的故事。后来，听人说，胎儿为了自己发育吸收营养，是不管母亲体内贮备的。我吃不到东西，小萌生下来仍体重8斤，可见他是一个生命力多么强壮的孩子啊！假如不是脖子上那三圈脐带，假如生后营养跟上，他该有一副多么强壮的体格啊！
　　1970年4月，我就要临产了。在鲤鱼洲同我产期相近的，还有我们系董文俊的妻子方薇。宣传队批准我们俩回北京生产，可以享受法定的56天产假。4月中旬我和方薇就结伴回京。方薇是东语系教师，她比我年轻，胆子也大。我们俩肚子很大，脸黑黑的，带着军帽，一看就是劳改干部，在上海很快就让小偷盯住了。小偷趁我们专心在吃螃蟹时拉开了我的手提包，偷走了我刚买到的一条纯毛线长条围巾。我们不敢再瞎逛了，赶快上了火车。我们俩顺利回到北京。6月12日，我在北大校医院生下了小萌。方薇早在4月27日就生了男孩，叫董越。现在，赵萌常住丹麦，董越学了瑞典语，经常跑瑞典，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儿子了。我真不知道这一辈人是否还能听懂我讲的这些苦难的历史故事。
　　我生小萌的产假是在北太平庄那间小平房里度过的。那房间很小，只能放一张中床和一张小桌。好在那时没有什么东西，能睡下人就足够了。那年我已38岁，又长期营养不足，也不知是什么力量支持我还算顺利地生下了这个孩子。我1954年生第一个儿子，那时虽然经济条件困难，但心情愉快，生孩子是欢乐的。1964年生第二个儿子，虽然没有如愿得女儿，但由于形势暂时稳定，孩子还算是幸福的。1969年从监狱回来后，我以为坐了牢房就不会再生育了，也就没有避孕，结果又意外地怀了这第三胎。这时人已老，心已凉，实在不愿再生了，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但是既然上天送来了这个孩子，我和赵仍然是欢迎的，没有把他除掉。当时人工流产在北京已盛行，打掉是很容易的。
　　对于经过一场大灾难之后得的这个孩子，我们视为一件纪念品，也认为是一种新生的福音，所以给他取名为“萌”，期望以后能由他萌发出幸运。我虽然不知以后是什么前景，也不指望飞黄腾达，但隐约感到自己的命运已坏到头，按照辩证法的规律，既然坏到头就会向好的方向转化。既然严冬已经过了10年，按自然规律，尔后当然是春天，该“萌”了。因此，我满怀希望地忍受着艰难，等待着那小生命，从不发怨言。
　　生小萌是全家人的大喜事儿。小蔚、小冬最高兴，他们要有小弟弟了。赵这时已去江西人民大学干校劳改，劳动和生活条件比“两校”好。赵在我的产期还能请假回来看一趟，这在北大是不可能的。
　　我在太平庄的小屋里，虽然条件很差，但丈夫和两个儿子都在身边，还有大姑妈精心管家照料，政治上已无压力，这在当时也算够好的了。
　　6月11日晚上阵痛发作后，赵像以前一样，亲自把我送进北大校医院。他仍然是坐在产房门口的长椅上等候。由于胎儿体大，我的身体又弱，直到12日早上5点多钟孩子才落地，原来是一个8斤重的男孩，比大哥重两斤，比二哥重一斤，是三兄弟中的冠军啊！
　　小萌不仅个子大，长相也标致，端正而漂亮，大眼睛、高鼻子、嘴适中、脸形好、皮肤也好。医生们都夸他长得好，还说三圈脐带都缠不死，准是一个福大命大的人。我们母子俩在校医院住了四天，第五天赵定了学校的一辆小汽车把我们接回家。小蔚小冬围着小弟弟，不肯走开。大家都抢着抱他，好像得了一件珍贵玩具一样。
　　由于心情开朗，我产后恢复很快，奶水也多，转眼间小萌满月了，一副很好玩的样子。正在这时，大概是7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杨炳章通过街道的电话突然告诉我，他在西单附近的书店等我，约我到那里同他会见。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信息惊慌了，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但还是按他在电话中约定的时间和地点进城了。
　　我与杨炳章自从1967年2月同时被拉回北大批斗见过面，一直没有联系。1969年1月我回校后，听我母亲说，他早在1968年夏天就被山东寿光老家的农民保出去了。因为他从张家口军事外语学院退学后不服从任何分配，自己挑着行李，回农村去“革命”了。他的户口也随他从北京转回了农村。当时海淀派出所的人劝他先不忙转户口，说人转走就很难转回北京了，他不听劝告，坚持把户口转回了老家。农村的生活自由自在，还在农村学会了抽烟打牌，秋收时他给农民看场院也颇得信任，他又不跟人争工分，很受农民欢迎。但是，单调苦闷的农村生活不可能长期拴住他的心。1968年冬天他跟一位老乡跑到中朝交界的吉林省。在吉林，他沿着鸭绿江的冰河逛游到了朝鲜，被朝鲜人民军扣留。他要求在朝上学，被押送到了平壤。1969年周恩来总理和黄永胜总长访朝后，杨炳章被遣送回国，途中关押在吉安县，随后由公安人员押送回山东寿光县。在乘火车至天津时，杨炳章趁押送人员打盹就自己下车了。由于身上没有钱，他把身穿的一件毛衣变卖从天津跑到了北京。那天他在西单打电话给我，正在等我去救他。我怎么救他？我听了他的叙述，一方面批评他不该乱跑，但见他又累又饿的样子也很可怜他。我没有什么办法帮他，只好带他回家先吃点东西稍事休息。他已走投无路，只好跟我回海淀太平庄。
　　在太平庄家里，我烧了一大碗面条给他吃。正当他吃了大半碗时，公安人员来抓他了。他们一共有五六个人，分别堵住了那小房子的前后门。杨炳章不慌不忙地吃完了面条，从后门走出去。他见公安人员骑着自行车，就跳到一辆车的后坐上，想让人家带他走。当旁边的公安人员吼他“下来”时，他伸了伸舌头，做了个鬼脸，从自行车上跳了下来，大步大步地跟那几个人走了。
　　第二天我得知他被关在海淀街老虎洞的看守所里。他要毛著，我给他送去一套《毛泽东选集》。过了几天，他就被押送到寿光公安局的拘留所了。这年底，杨炳章案在寿光全县广播，被判4年徒刑，押送潍北农场劳改，罪名是“叛国投敌”。
　　杨炳章从太平庄我家被抓走后，军宣队找我谈话，要我揭发交待他的问题。我如实交待了他的外逃情况和我同他的谈话，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对我说他想去苏联，将来还想去美国。我不分轻重如实向组织报告了他的思想，这肯定加重了他的罪。但炳章从来对此没有表示抱怨。
　　1970年8月，我的产假期满，我必须重返鲤鱼洲。我很不情愿地硬给小萌断了奶，让他每日吃定量供应的两瓶牛奶。小萌饭量大，两磅牛奶不够吃，就给他加些代乳粉之类。因为没有钱，不能把小孩托给人家带，就只能交给大姑妈管。大姑妈自19岁守寡从未生育，根本不会带婴儿，而且她因为大弟弟在昆明“四清”中自杀，情绪很坏，无心无力带这么小的孩子。但是，既然假期已到，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只得打起背包走人。那时“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个人服从组织”是天经地义，说走就走，好像没有什么思想斗争。
　　为了减轻姑妈的负担，我们决定把小冬带到鲤鱼洲。就这样，我和小冬在炎热的8月相伴上路，直奔中国四大火炉之一南昌。当时，16岁的小蔚，初中刚毕业，分配到京西的一个砖瓦厂当工人，那厂里有几十个高校的孩子。1977年后他们陆续考上了大学。
　　在南昌，我们到了北大、清华的接待处，中午乘清华的轮船到达鲤鱼洲清华分校。同船一起来的还有一对清华大学的中年夫妇。轮船靠岸时，清华的战友们在岸上欢呼迎接。可能是因为那条船正在鲤鱼洲与南昌之间试航，气氛特别热闹。站在岸上的人们几乎全身赤裸，只穿了小短裤，像黑人一般，那场景真像到了非洲。那些人，除了眼镜手表，一点书生影子也没有了。小冬见这情景很高兴，认为好玩，我也为清华战友的热情感动，真觉得清华、北大是一家了。
　　我们先到了清华的集中地，在清华的一座凉棚里吃了午饭。下午，清华的同志送我们去北大的10连。10连的中心就是10连伙房。严庆珍在伙房做饭，我和小冬就先到了伙房。我见10连的伙房旁边种着一片玉米，籽粒已饱满，可以煮着吃了。我见伙房的人正在收拾玉米，就问：“今晚能吃煮玉米吗？”正在伙房帮厨的张友仁冷笑了。他给我讲述了为吃煮玉米引来的风波，真叫人哭笑不得。
　　张友仁是经济系的老地下党员，1947年毕业，他舅舅是经济系周炳琳教授。周曾任国民党中央要员。张友仁在北大也算是有影响的资深人物了。他喜欢照相、书法、音乐，是个很自负很傲气的政经学教师。记得1956年我刚来北大经济系时，就听人介绍，说张友仁曾说过“旧北大经济系要靠他改造，新北大经济系需要他指引”等等。他是个很有趣的人，说话尖刻，不管遇上什么事，都是慢条斯理从容不迫的样子。当我提出煮吃玉米时，见他冷笑，就追问他玉米背后有什么故事。他笑眯眯地对我说：“甭提这事了，昨天伙房摘了几个玉米给小孩们煮了吃，被军代表批了一顿，说玉米是粮食，粮食是战备物资，玉米还不成熟就摘了吃，是浪费粮食，也就是破坏战备。于是罚大家今晚不准吃饭，全连都要吃玉米骨头做的窝窝头，借此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听了张的话，我将信将疑，真无法想像为吃几棵玉米会招来这么大祸灾。他说得很认真，叙述生动逼真，他不会胡说的。而且，我看见伙房几个人都正在忙着用刀剁玉米骨头，就相信了他的话，不再谈笑了。果然，晚上我们就在政治系教师的草棚里吃忆苦思甜饭——玉米骨头了。一边吃，一边还要大家齐唱忆苦思甜歌：“不忘那一年，北风阵阵寒，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
　　用玉米骨头做的团子太难吃了，但每人一个，一定要吃。小冬以为是什么好东西，也抢着接了一个。他咬一口就吐了，转手交给我。我既不能吃，也不能扔，最后悄悄带走了。那天晚上全连的人饿着肚子上床，他们干了一天活啊！我中午在清华吃了顿饱饭，倒没有太饿的感觉。主持这件事的是8341的一位年轻军官，那人脸胖胖的，样子还算和善，但处在那种位置上，他总得想办法整人才行，否则他怎么向上级汇报自己的成绩啊！他若无成绩，甚至跟“臭老九”们打成一片，就不能在他的岗位上干了。可见，这种恶劣行为，是制度性的，也可以叫做体制或功能性的，不能归咎于个人品德好坏善恶。文革后有些当初整人的军代表转业留在北大，不担任军代表了，也就不需要凶狠对人，变得和气极了。
　　在鲤鱼洲，最难熬的不仅是饥饿、挨骂，还有那恶劣的阴雨天气，特别是炎热而潮湿的夏天高温和凶猛的毒蚊子。那些蚊子一般的布料都能咬透，晚上坐在草地上开批判会，都要穿雨靴子，以防蚊子咬。因为是围湖造田，方圆若干公里的鲤鱼洲上没有一棵树，人们干活休息时无处躲避太阳。在长期高温下，不少男同志身上长满了痱子，最后变成脓疮，整片整片的皮开肉烂，流着脓，结着疮疤。幼儿园的孩子和小学生们也容易长痱子。1970年夏天我带小冬到鲤鱼洲后，他上了那里的临时幼儿园。秋天他被选上进城，乘“新北大一号”轮船去南昌玩了一趟。我问他：“为什么选上了你？”他说因为他身上没有疮疤。那时，能去南昌玩一趟可是件大事，就像出国一样，有不少人，在鲤鱼洲劳动了一年多，也没有去过南昌啊！
　　为了克服炎热和高温，鲤鱼洲的人们想尽一切办法把身上的衣服减到最小限度。女同志们相互交流经验：劳动时不穿背心短裤，以免内衣被汗水湿透粘在身上。上工前，大家都光着身子穿上又脏又破又厚的衣服当工作服。劳动回来后，赶紧跑进草棚浴室里冲洗身子，换上干净内外衣服，把脏衣服搭在绳子上，准备下次上工前再穿。男同志们可能不像女士们这样勤快干净，所以身上很容易长痱子。
　　我们在鲤鱼洲上的劳动比犯人繁重得多。1970年我回去不久就赶上“双抢”（抢收抢种）。大家一连几天不休息，还经常打“夜战”。黑夜里，借着灯光，我们抱着稻捆供应打谷机，男同志们站在打谷机前紧张地脱粒。我记得有一天夜战，干得最苦的是徐雅民。他干活像疯了一般，因为那种时候，只有苦干才能压过劳累，打发时间。
　　“双抢”期间，清华和北大还联合作战，相互支援。有一次清华的支援队伍开到我们10连的田头上。田头路边上停着救护车，稻地旁边搭着凉棚，以便随时将昏倒在地的人抬到凉棚里苏醒，或抬上救护车。这种时候，宣传队的军代表很少下地干活，他们总是在田埂上大声地高喊：“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哭’。”那时，只有工人宣传队的师傅们经常跟我们一起劳动，他们不会空叫喊。记得法律系有一位工人师傅，可能是首钢的，个子不高，身体不好，但坚持跟大家起下地干活，而且真干，挑的土很重，使我们很感动。那位师傅后来劳累病倒被送回了工厂。
　　“双抢”时，插秧是最繁重的劳动，要一天到晚弯腰泡在水田里。那些从未下过水田，从未干农活的老先生们，更是难熬了，他们的手浸泡在水里，指尖破了流着血，也只能忍气吞声像木头一样毫无表情地继续苦干。张友仁一直挑土，他不紧不慢地挑着担子，以中等速度移动着双脚，低着头默不作声，只想事不说话，像钟表一样有节奏地摆动着。生活在那种环境中，这可能是最聪明最得体的生存方式了。有的人因看不惯，或因为憋不住做不到沉默不语，随便说话，结果常引来灾祸，轻则在队前点名批判，重则批斗加体罚。法律系龚祥瑞老先生在私下闲谈中把送北大教师来鲤鱼洲比作拿破仑流放圣海仑娜岛，被人揭发后，就狠挨了一顿批判。只因他年岁已老，没有罚他干重活。经济系教授陈振汉因老实汇报思想，把自己比作“四害”之一的麻雀，说自己虽是右派，还可能有用。结果本来快要摘的右派帽子，又多戴了好几年。
　　我虽然爱说话，但因为坐过牢，已经成了“死老虎”，又不争当“五好战士”，一般的点名批判对我的压力不大。我只不过是凭直觉随便说说，如在下面说过不相信在鲤鱼洲呆一辈子等等。我最看不惯的是军宣队那帮人，他们不干活，天天坐在屋子里琢磨着整人。我不明白，把大家送到这鬼地方到底有什么意义？如果说锻炼，在这里连一个江西老俵也没见过，怎么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是办分校，却不招学生，直到1970年秋天才招来了几十个工农兵学员。但这些学生是来“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而不是来向老师学习的。相比之下，1958年下放劳动，还能接近农民群众，而且明确宣布为期一年。现在把几千教师送上这荒岛，还说要呆一辈子。我自然想到，一辈子有几十年，怎么可能几十年在这里过这种生活？我逐渐明白了这不过是骗人的鬼话，于是一切都不以为然。最后，一种模糊的对立情绪终于不可遏制地滋生了。
　　1970年以后，北大干部在鲤鱼洲主要是批判聂孙，清查“校文革”的罪行。这时生活条件已大大改善，不仅有了砖房和石路，也有了瓜菜和鱼肉。这时反聂派得势，宣传队把我当成依靠力量，政治处境改善，几乎没有什么压力了。但是，我还是无法紧跟他们，无法同他们保持一致，无法赞同他们那样对待知识分子，尤其是老知识分子，如王铁崖、龚祥瑞、陈振汉等人。记得1945年，我在抗日根据地曾看过一本关于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小书，揭露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内幕，有时竟不自觉地联想到那本书里描写的可怕情节，怀疑是否有人假借毛主席的名义迫害知识分子。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党和毛主席的政策，不相信我们会长期呆在这荒岛上。于是，行动上尽量设法应付，即使点名批评我也学会硬着头皮听，不予理睬。
　　在鲤鱼洲，最苦的是那些有“小辫子“的老实人。那人些出身好头脑又灵活的人是比较容易混的，他们只要对宣传队表示驯服靠拢，就可以被指派为副连长、排长、班长之类的小头目，协助军宣队管制大家。这些人经常开会，可以不下地干活，可以比我们多有些自由活动时间。最可气的是，有的人为了往上爬，不惜牺牲大家去讨好宣传队，他们不顾别人死活加倍整人，揭发并汇报别人的活思想，还故意延长大家的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如十连有位副连长，就将宣传队规定的下午上工时间由1：30提前到1点。要知道，在鲤鱼洲，中午这半小时正是最难熬的时刻啊！军宣队规定每10天休息一天，他们为了表现自己，又将这一天扣除一半，整个上午安排大家学雷锋做好事，不是叫大家到房前铲草皮，就是到工地上捡废料等。这样，实际上就只有半天休息了。
　　把北大、清华的6000名教师赶到鲤鱼洲，是迟群、谢静宜他们的部署，说当时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那时我并未怀疑毛主席，无法解释面前的现实，心中很苦。我是革命者，受难受苦理所当然，但让一般知识分子，特别是老年知识分子去受这种苦，遭这种罪，未免太过分了。我是抗日战争时期接受共产党的，那时党对抗日根据地的知识分子是何等受器重啊！后来，我越想越明白：任何政党，夺取权力和掌握权力时的心理和行为是根本不同的。掌了权的，需要别人服从，也有条件强制别人服从了。来北大、清华掌权的8341部队的干部们，一般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文化水平低，假如他们不用这种极其粗暴的办法和手段，他们在大学里能维持自己的权威吗？强权高压是他们实现统治的需要啊！
　　两年的劳改和两年的监牢有很大的不同。劳改生活是紧张的，忙碌得几乎每分钟都在争夺，连上厕所的时间都奇缺；监牢的日子闲得发慌，几乎整日整月都是死一样的寂静。两者的共同点在于时间的难熬、难忍。为了打发那些难熬的时光，我学会了各种取巧的办法，如上工前必须先站队读语录，为了不致迟到挨批，就不顾一切抢先站在队伍里，等列队念完语录后，再溜出来上厕所。这样可以为自己争取到四五分钟的自由支配时间。原来所谓自由，无非就是自由支配时间空间啊！
　　不管时间怎样难熬，两年多的苦日子总算一天天过去了。到1971年春天，鲤鱼洲的砖房一排排地建起来了，条条的石头路铺起来了，每连的猪场里都有几头肥猪，鸡鸭已成群。新北大一号、二号轮船打来的鱼满仓满罐，各种瓜菜也长满地，怎么吃都吃不完了。江西老俵们路过鲤鱼洲，无不树起大拇指，夸北大、清华的人能干。在这里劳改的人们也很得意：臭老九能改天换地，创造出了丰盛的物质世界。1971年5月7日晚上，全校开大会庆祝“五七指示发表周年”。十几个连队集合在荒野里举行文娱晚会。
　　记不得是那个连队演出了一个男生集体朗诵的节目，那首长诗的名字是《鲤鱼洲的路》。那诗句很有感染力，至今仍然响在我耳边：“鲤鱼洲的路啊是革命的路，鲤鱼洲的路啊是光明的路。”说只要走过鲤鱼洲的路，世界上就再没有任何不能走的路了。事实正是这样，在鲤鱼洲上锻炼过的人们，一切艰难困苦都不在话下了。
　　1971年初秋，鲤鱼洲稻田里播放着青海民歌《花儿与少年》的乐曲，还播放着批判“回城风”的节目。高音喇叭里喊道：“有人造谣要回北京了。”我像从梦中醒来一样暗暗窃喜，心想这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劳改生活就要结束了。这声音是那样的震撼人心，不管是真是假我都相信。在信息封闭的那种环境中，任何一点消息都是可贵的。也不知什么人想出来这一招：通过广播批判回城歪风，把这喜人的信息传给大家。
　　过了不几天，撤离回京的消息终于被证实了。五七战士们，每人发给一个用床板钉的大木箱和一条竹扁担。竹扁担上用红漆写着“挑革命重担”五个大字，还许诺回校后每人再发10块木床板。在鲤鱼洲只有木床板，没有别的东西可发。这所北大劳改分校以财产作价80万元交给了江西省，对我们还有用的可能就是那些木床板了。教师们亲手建的砖房、石路，养的猪鸡，种的瓜菜，只能弃之不顾了。那些冬瓜长得像大枕头一样躺在菜地上，谁也顾不上管它们了。
　　我们的撤退也是军事行动，甚至比来时还要神速，那是1971年9月。据说，这鲤鱼洲在我们撤走后第二年，就被鄱阳湖水淹没了。湖水超过了大堤坝的高度，大片的稻田和房屋泡在水里，整个鲤鱼洲成了汪洋。当初彭珮云在大堤下放牛，赖荣源在大堤上守坝，现在湖水冲来，大坝大堤都不见了。
　　9月下旬我们急急忙忙回到学校。几天后，在朗润园北招给党员干部秘密地传达了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中央文件。原来1969年一号战备命令是林彪搞的。林彪爆炸了，鲤鱼洲上的“五七”战士解放了，北大、清华6000名教师的两年劳改结束了。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我在广播里听到过一篇名为《五七风云》的小说。其中有一章的题目是《打倒假威》，淋漓尽致地描述鲤鱼洲劳改的故事。听说，作者是清华的教师。可惜，那篇东西只播了一回就停了，可能是因为内容太尖锐了。
　　林彪自我爆炸对我并无直接震动，而杨炳章反林彪的“罪行”在那之后就不存在了。这当然也减轻了我的压力。这期间我的主要问题是敌我不分，资产阶级人性论。1970年进校的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大学，主要是管教师，改造教师，我成了他们的改造对象。我经常被工农兵学员揭发出错误言论并汇报到军代表那里。有一次我见到报上有一段关于张铁生的报道，顺手指着报纸说了一句：“张铁生就是大学迷。”结果，引来了军代表组织全班对我批判和大字报讨伐。不过这时，我已是相当成熟的老运动员了，对这种无理批判能做到不屑一顾了。后来他们又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批我的人性论。我实在忍无可忍了，严厉反驳军代表：“人性总比兽性好！”他们说杨勋是“死老虎”、“死猪不怕开水烫”了。有的工农兵学员傲慢地说，他们都是万里挑一进入大学的。我对他们讲，这里的教师也是经严格精选才来的，只是挑选的标准跟你们不同罢了。这当然使他们反感，更得挨他们批判。我不跟青年们计较，只觉得作为教师对他们负有责任。但他们哪里听得进“臭老九”的劝告，轻则嘲笑，重则向军代表汇报揭发你的反动言行。这时虽然没有铁门镣铐，但周围的气氛依然像铁牢一般。在那种令人窒息的环境中，人活着真是太没意思、太痛苦了。心和口都要紧锁着、封闭着，随时提防着恶意的攻击和伤害，那种人际环境，真让人难受啊！
　　1971年，鲤鱼洲的劳改生活结束了，检查医治血吸虫病的活动持续了好几年。听说，清华得病的人远比北大多。我有幸没有染上血吸虫病。小冬1971年暑假前跟在余江劳改的爸爸回了北京。我们在鲤鱼洲分别时他挑着小扁担，依依不舍，眼泪汪汪。

　　本文选自《心路：良知的命运》，杨勋／著，新华出版社，200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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