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平：街对面的耶稣堂

┃Personal History

街对面的耶稣堂

© 阿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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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喜庆气氛的春节，窗外是湛蓝的天空，天空下是破旧且灰蒙蒙的城市。空气是干燥而冷峻的，寒风格外的凛冽，东面照过来的惨淡的阳光斜照在门前的光滑的石块路上，泛着一片白晃晃的光。逆光下有一小队人排着一路纵队步履蹒跚走来，像一团蠕动的剪影。走近了，可以看到他们都低着头，身着破旧肮脏的棉衣棉裤，看上去非常臃肿古怪。他们在我家楼下的街心停下了脚步，然后右转，再排成三排，走向我家对面的人行道。
　　我从我家二楼的窗户看着他们的背影。他们中有我熟悉的面孔，裁缝铺的女裁缝、杂货店的老板、小酒店的老板娘、斜对面那个工厂的厂长、原街道办事处主任、还有一些熟识的街坊邻居，他们都在一年前被归了类，称为“地富反坏右”。他们必须每天七八点钟到这条街东面的一个剧场门口集中，然后排着队走到这儿，转九十度排成横向两排，然后一起走上人行道，集体向对面的一扇大门鞠躬请罪。
　　那是一扇老旧的红漆斑驳的拱形大木门，门前有三级水泥台阶，台阶下宽阔的人行道是别的地方人行道的两倍。拱形大门的上方原先有几个立体的大字，某某耶稣堂，现在已经被粗糙的凿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五个用鲜红的油漆描成的大字：毛主席万岁。大门两边的水泥立柱上，分别用红漆描着两句毛泽东的诗：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是我家正对面的一个非常老旧的耶稣堂，在里面祷告做礼拜的人早已不知去向，所有的神像、烛台、管风琴等器具，在年前的破四旧、立四新风暴中被砸烂被烧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一个舞台，和下面十来排长条凳。耶稣堂坐北朝南，礼拜堂朝东有一扇侧门，通向一个大院。院子的东边和北边是两排成直角型的平房，过去是神职人员的用房，现在则是街道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室，礼拜堂则成了批斗人的会场和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演出的剧场。很多年以后，在我终于读了一些书以后，我明白了一些事儿：就是任何地方，或是一块场地，都无所谓新颖或破旧，关键是什么人在使用它，关键是装饰它的是什么。因为，使用的人关系到人的分类，装饰的内容关系到意识形态。
　　耶稣堂院子的围墙上装有两个高音喇叭，几乎从早到晚的播放着毛泽东的语录歌，此刻正在反复高唱的是：“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一群沐浴在晨光中的佝偻着身躯的“地富反坏右”们，正低着他们的脑袋，默默地向大门请罪，其实是向大门前的一张屏风请罪，因为屏风上挂着一幅毛泽东的像。其实，这个硬木屏风也是原来耶稣堂的告示牌，当时没有被当成四旧一起砸烂，也许正是看中了它还有一定的宣传用具的作用。在惨淡的冬阳里，我看见这群人中有一个女孩，说是女孩，那一年比我要大多了，至少她是个老三届的高中生，也就是说她是与共和国基本同龄的人。她抬头朝高音喇叭瞥了一眼。边上马上有一个戴着红袖箍的人朝她大喝一声：咳！你！资本家的狗崽子，低下你的狗头！那女孩立刻把她梳着两根辫子的脑袋低了下去，可又忍不住抬起头来快速地看了一眼高音喇叭。我认识那女孩，她就住在我家东面相隔十来家门面的一个门洞里。就在年前，她父亲被红卫兵揪到街心临时搭起的台上批斗时，她被押在边上陪斗，我看到她拧着脖子看天，就是不低头。挤在台下人群里的我，偶尔与她眼神相对时，她居然嘴角一牵，露出一丝不为人察觉的轻蔑之笑。她那一刻的倔强的眼神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每每想起都仿佛是一种时光的定格。
　　学校早已关闭了，当时称之为停课闹革命。十三四岁的我，几乎每天都趴在二楼临街的窗前，看着街上演出的一幕幕人间悲喜剧，尤其是马路对面的那个耶稣堂，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天幕和背景。而那场全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每天早晨上演的，就是一群被完全剥夺了财产、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的“有产阶级”向拥有无上权力的无产阶级的最高领袖表达最深刻的忏悔。
　　这群人被划归分类，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九四九年以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而后是三反五反运动，而后是反右运动，而后是四清运动。这是我平日里从大人们的交谈中得知的，如：几弄几号里的某人什么时候被枪毙了、某人被没收了资产、某人被发配至大西北、某人被押送去了白茅岭劳改农场……，总之，这条街的前后左右似乎都有反动阶级人士存在。无怪乎斜对面工厂外的墙上刷着每个字有一人多高的标语：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2

　　这是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的岁尾年头，非常寒冷的冬天，我家朝南的阳台上，温度计显示早晨的气温是零下八度。隔夜晾着的衣物毛巾都结了冰，冻得硬绷绷的。屋檐上还挂着冰凌。连续不断扬扬洒洒的大雪，覆盖了光亮的石块路面，车辙和无数的脚印白天里把积雪折腾得一片泥泞，经过一夜的天寒地冻，早晨的路面就变得非常崎岖坎坷。这条被冻得崎岖不平的路一直向东延伸，直到上海北站，八十年代以前的上海火车站。耶稣堂的院子里则热闹非凡，一口大锅熬着一锅稀粥，另一口大锅上蒸这几笼馒头。围着这口大锅的是里三层外三层的穿着旧军装、腰束武装带、臂戴红袖箍的年轻人，他们有的还背着打的四四方方的被子，显然是刚从北方过来，有的则举着红旗，整好了队伍，要向大上海的中心进发。这时，耶稣堂的院子门上已经挂上了一块新牌子：红卫兵接待站。这里已经成了离上海火车站最近的红卫兵接待站，礼堂里的桌椅板凳统统被搬出去了，地上铺满了草包，那年代用稻草编成的草包用处可大了，那就是今天塑料编织袋的前身。满地的草包上，挤着躺着长途跋涉一路斗争后疲惫不堪的年轻人。在那个老旧昏暗的讲台上，不断有人上去演讲、领唱语录歌、高呼革命口号，草铺上那些休息后有了精神的人们，则此起彼伏地用语录歌对唱，这里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那里对：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里唱：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那里对：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我透过还留着积雪的玻璃窗好奇地看着对面耶稣堂里外上演的这红火的剧目。终于憋不住了，我乘着大人们自顾不暇，悄悄溜出家门穿过马路，还从人群里挤进礼拜堂，问那些北方来的红卫兵讨毛泽东的像章，当时刚开始流行佩戴像章，一分硬币大小的像章是最普通的，要到一枚我简直就如获至宝，兴奋得跑回家里，一个人悄悄地看半天。可是，有一天，一个被我讨要像章的红卫兵却瞪着两眼问我：你家是什么成份？我回答：不知道。他吼道：是工人还是农民？还是地富反坏右？我说：都不是。他大喝一声：滚！你不配戴伟大领袖的像章！那天夜里，北方来的红卫兵开始在这条街上破四旧立四新了。
　　夜里，杂沓的脚步声一阵阵地从石块路面上传来，中间夹杂着口号声、叫骂声、哀求声。睡在阁楼上的我趴在被窝里，听着街上传来的各种声音，尤其让人惊心动魄的是此起彼伏的乒乒乓乓砸门板的声音。我们那条街一溜有很多店铺，那时店面的门板都是木头的，晚上打烊时就把门板一块一块插进门槛上的木槽，上海话叫“上牌门板”。睡在楼下的父亲也许是听到了我悉悉索索的声音，用低沉的语调说：躺着别动，睡你的觉！那段时间一连好几个深夜我都是这样几番惊醒几番迷糊着睡到天亮的。
　　与我家二楼一排窗户相对45度，也就是耶稣堂沿街往东大约五六户人家，是一个裁缝铺，裁缝铺东边紧挨着是一家制罐工厂。那裁缝铺里只有母女俩，母亲就是裁缝，女儿不上学的时候则是个帮手。白天她们卸了门板做生意，狭小逼仄的店铺一览无余，前面是工场，一张桌子裁剪熨烫连带一日三餐都在上面，一架缝纫机对着人行道，女裁缝通常一边踩缝纫机一边时不时地抬起头来与人行道上驻足观望的人笑着打招呼。店堂后面有一块帘布，里面是一张床，那就是她们母女夜里的栖息之地。那是一幅非常普通的市井通俗画面。然而，就在那个寒冷的冬夜，裁缝铺的门板被封了，上面横七竖八的贴满了标语口号。翌日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看到女裁缝站在铺子前的一张方桌上，她的两手被反绑着，一边的头发散乱着，而另一边已经被剃光了。她的腰弯着，头低着，脖子上有一根嵌进皮肤的细细的铁丝，铁丝上挂着一块学校教室里用的黑板，上面写着打倒地主婆美蒋特务×××，黑板上还绑着两块工厂里找来的齿轮。女裁缝的脸被打肿了，嘴角还在滴血。随着太阳的升高，慢慢地围拢了一些人，我听到有人在说，怎么好好的就成了美蒋特务了呢，真是人不可貌相啊！又有人说，她是北方人呀，不知啥辰光跑到上海来开裁缝店的。又有人说，她很犟，就是不肯低头认罪，夜里一直在喊我没罪我凭啥要低头！所以这些北方来的红卫兵就用皮带狠狠地抽她，还给她头颈里挂上铁饼，硬是把她的头给摁下去。一些人则装着恍然大悟的样子：阶级敌人居然可以伪装成裁缝哦，啧啧！反动派，你不打它就不倒，毛主席真英明。
　　我不明白，那一条街虽然没有大地主大资本家，但沿街一连串的小店小公司，小业主、资方代理人有的是，寒酸的裁缝铺怎么会成为红卫兵第一个打击的对象呢？及至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当时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互相怀疑、互相揭发、互相斗争就是当年的人生哲学。人们为了自保，就去诬陷别人，而且总是先从弱者下手。裁缝铺的母女正好是最先的攻击对象。当红卫兵以耶稣堂为据点，沿着这条街挨家挨户地揪斗“地富反坏右”的时候，裁缝铺很快就冷落了，头些日子还在议论女裁缝的人们，现在轮到他们了。抄家、批斗、游街，人的尊严被撕得粉碎。昔日客客气气的街坊邻居们，轮番站台示众，即使不是被归入黑五类，也成了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女裁缝乘着红卫兵无暇顾及她的时候，索性就自己把另一边的头发也剪了个精光。这样在那些人再次批斗她的时候，就无法再揪她的头发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裁缝铺的门一直封着，女裁缝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批斗、游街示众后，就进了扫街挖阴沟的黑五类行列，天天到耶稣堂门前请罪。

3

　　北方的红卫兵走了。本地的红卫兵四面崛起方兴未艾，继而是风起云涌的造反队。隔壁弄堂里一个搭建在大棚下的街道工厂的勤杂工，平时寡言少语，突然跳上饭桌挥手一招，就成了造反队的司令，他让人把领导如何克扣工人的营养票、如何猥亵残疾女工等等全部写成大字报，贴得满街都是。耶稣堂则成了更繁忙的场所，几乎每天都有批斗会。周围工厂、企事业单位的造反派轮番押着他们的领导，当时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耶稣堂来批判、斗争。而之前坐在耶稣堂东面平房里办公的街道党委书记兼主任，现在也三天两头被造反队员押着来批斗了。
　　街道党委书记兼主任，姓陈，名再道。我这个当年只有十三四岁的人为什么会对一个街道领导的名字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马路对面耶稣堂院墙上贴着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正对着我家二楼前窗，这一排六扇窗户是朝北的，总是处在阴影里，而马路对面白花花的一片大字报又一直在阳光里，那些批判陈再道的文章和标语非常刺眼。那画面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了。陈再道的个人形象绝对是一种标准——一种当时的领导干部的标准，黑亮而整齐的三七开分头，鬓角和胡须刮得干干净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总是紧扣着风纪扣，裤子是熨烫出裤缝的，脚下永远是一双似乎从来不沾灰尘的小方头硬底皮鞋。他给我的深刻印象是表情的瞬间转换，他长年都是嘴角微微上翘，仿佛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有一种和善的笑容，开口说话总好像喉咙不适而压抑着发声，总之他那略带点女声的话音和他挺直的身躯非常不配。
　　我和陈再道的零距离接触还是在红卫兵来到这里之前。当然，说到零距离接触那纯属偶然，因为耶稣堂门前那段宽阔的人行道常常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聚集地，我们会在这里玩“斗鸡”游戏，也会找几块断砖玩“丢砖头”的游戏，再大一点还会玩踢毽子游戏。有一天毽子被我一脚踢进街道的院子，没有人敢进去拿，而拥有毽子的邻家孩子则哭丧着脸要我赔他的毽子。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进去，谁知刚从院门溜进去，就被一只大手紧紧地拽住了胳臂，小鬼头！谁让你进来的？我抬头一看，灰色中山装。我们的毽子踢进来了。什么尖子？这里是你们呆的地方吗？你家住在哪儿？你父母是干什么的？一连串压尖着喉咙的发问，吓得我瑟瑟发抖。他的手紧紧地拽着我，一边把我朝门外推去。他脸上常年带着的笑容随着他嘴角的下挂荡然无存，变得很凶。正好此时有两个女办事员从屋里出来，哎哟！陈主任哪！陈再道的嘴角立刻恢复了上翘，随即把我重重地推出了院门。毽子从高高的院墙里被扔了出来，铁皮的院门又开了，陈再道露出他那一丝不苟的三七开分头，细眯的眼睛瞪着我们：不许你们再在这里闹了啊！再来就把你们抓起来！
　　红卫兵在这里大闹的时候，陈再道常常披着一件军大衣，进出耶稣堂的院子。他属下的这条街被彻底的破了旧，立了新，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家都被挖出了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家庭至少有一名成员被拉出来批斗游街示众，不少还全家陪斗。现在造反派夺权了，造反派遍及厂矿农村各行各业，所以，这条街上除了已经被揪斗的黑五类又被他们所属的单位轮番揪斗之外，只要有人是在单位里做干部的，就会有该单位的造反队员上门来揪斗他们，一时间耶稣堂从早到晚几乎没有空歇过。街道下属有许多企事业单位，大都成立了造反队，他们就轮番着来批斗陈再道。耶稣堂的西墙有几扇高高的窗，那是礼拜堂采光用的，窗下是一条幽暗狭窄的弄堂。走进弄堂，抬头能看见那些窗户，墙的下部有突出的水泥墙基，有好多次批斗会我就是爬上墙，抓住窗框上的铁栅栏往里看的。陈再道的三七开分头不见了，他低着头，头发因为被人揪过而蓬乱不堪，脖子上挂着很大的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再道，三个名字还用红色刷了大叉。台下都是些周边街道企业的人，他们穿着工装，左臂套着红袖箍，上面印着工人造反队的字样。他们一会儿读语录，一会儿喊口号，一会儿让人上台去揭发陈再道的罪行。每当主持人问：陈再道！你有没有罪？！陈再道就连声说：我有罪，我有罪！罪该万死！每当批斗结束人们例行公事般的高喊：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再道！他也赶紧喊：打倒陈再道！打倒陈再道！
　　陈再道被归类进了每天早晨在这条路上慢慢蠕动的队伍里，还被安排在了队伍的头里。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套破旧的蓝卡其工装，双臂还戴了两只袖套，脚上的小方头皮鞋也不见了，换成了洗得发白的解放牌胶鞋。现在是他领着这支队伍走向耶稣堂的大门，在这座他太熟悉的礼堂和院子里，曾经是他说了算的小天地门外，如今他只有低头请罪份了，还有就是挥着大扫把反反复复地扫着这段街道。每当有年轻人从他身边走过，他都会低头陪着笑脸嘟哝道：向革命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我再也不用担心陈再道会拽着我的手臂把我推出院门的事会发生了。不过，我在二楼窗户里看到，像陈再道每天早请罪、晚汇报、扫大街、挖阴沟这样的日子很快就被随之而来的“三结合”改变了。不知道陈再道用了什么法道，他被结合进了革命委员会，重新坐进了他原来的办公室，只是名称不同而已。他的行头也有所改变，上身是一件军便装，还戴了一顶旧军帽，脚下则依然是那双解放牌胶鞋。整整一个星期，阳光灿烂的日子，陈再道忙得不亦乐乎的是指挥着人们把耶稣堂里里外外墙上的大字报给撕了，他则拉着水管子不停地冲洗这些砖墙，仿佛要把之前所发生的一切让他被打翻在地颜面扫地的事儿全都冲进阴沟似的。耶稣堂的院墙上被画上了一圈向日葵，中间是仿宋体大字：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墙上的高音喇叭从早到晚放的是这首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来！就——是——好！

4

　　在耶稣堂最热闹的鼎盛时期，这条街道上的本地红卫兵中，能让街坊邻居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叫“韶山红”的女孩。那女孩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条大弄堂里，老三届初中生，一双大眼睛，两条粗而黑的辫子，即使是宽大的衣服也遮不住她青春焕发、凹凸有致的身材，尤其是后来一身旧军装，腰束武装带，一顶军帽顶在脑后，给人就是语录歌里唱的那个形象，所谓：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在一批北京红卫兵来了以后，名不见经传的她一下子就出名了，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话来形容就是一夜爆红。韶山红这个名字就是她爆红后根据原名的谐音改的，此后的日子，人们再也记不得她原来的名字了。因为有着青春美貌的她，其作为却非常泼辣野性，一下子在这条街上成为人们暗地里惊诧的话题。每次批斗人她都会站在台上，而且常常出手不凡，打得被斗争的人不是口鼻出血，就是腿软跪地。在很多日子里，耶稣堂里舞台上的主角就是她，白天她带领战友们批斗“阶级敌人”，晚上她又在台上指挥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演出。我听邻居说，“韶山红”标致啊！很多人去看小分队演出，其实就是去看她呀！当然，我还是爬上耶稣堂西墙的窗子看她的表演的。她能手拿一面大红旗在台上不停的腾挪跳跃，最后来个后空翻，让我们这些小孩看得惊奇不已，还心生羡慕。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韶山红们在耶稣堂里折腾了大半天了，该批的人被他们批了，该打得人被他们打了，该演的戏也演好了。一辆解放牌卡车停在耶稣堂的门前，韶山红们把被批斗的人押在车厢前面，然后蜂拥爬上了卡车，高唱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歌，准备去什么地方。韶山红突然弯下腰来，对着我们一大群小孩问，想不想参加红卫兵啊！扎劲了不得了哎！我第一次这么近地看着她。她的眼睛真的很大，黑亮有神。她脸色红润，额头上还有一层细密的汗珠。她确实很漂亮，我想即使是不同的岁月换上不同的衣裳，她都能给人一种青春女性的美。然而，让车下看热闹的我们这些算得上是大胆调皮的孩子心理发憷的，也是她那双黑亮的大眼睛，那里面透出来的是一种让人胆战的光。更让人们无法想象的是，她那双纤弱的手，是怎样把人的嘴角抽出鲜血来的。韶山红见车下这群孩子直愣愣地望着她没有什么反应，顿时怒目圆睁，但随后又马上仰天大笑，哈哈哈哈！你们这些戆大！真是懂个屁！世界怎么会是你们的呢？世界是我们的！就是归根结蒂也是我们的！哈哈哈！人群中的我不敢正眼看她，只是斜着眼睛看着她那束在腰里的牛皮铜扣的武装带，我认定那一定是北京红卫兵送给她的，因为上海人怎么会有这种粗大宽厚的皮带呢？
　　耶稣堂门前又一次连天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陈再道每天都指挥着人们到里弄里去动员，谁家有子女不肯去插队落户的，就让锣鼓队在谁家门前从早到晚地敲打，直到那家人被迫无奈给子女打了背包让他们上路，才偃旗歇鼓。一家又一家，今天在前街，明天在后弄，锣鼓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我在楼上听着就能知道这是谁家的学子要去远方了。耶稣堂的高音喇叭从早到晚播放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韶山红在打打杀杀了一阵子后，似乎变了很多，洋溢着青春红润的脸今天看上去不无干涩憔悴。她好像已经不再是风云社会的主角了，因为斗争的对象都已经老老实实地低了头，熬不住的人或自绝于人民自杀了或顽抗到底被专政了，挥舞着红旗演来演去也就是这点内容，别说没有了观者，就连韶山红他们自己都觉得没有了底气和刺激。再说现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刚下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谁敢不去？你当时不是听毛主席的话起来造反的吗？现在你就得带头去边疆区农村。
　　解放牌大卡车再一次满载着韶山红们停在耶稣堂的门前的时候，是人们举着红旗，敲锣打鼓欢送本街道的知识青年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日子。她的旧军服也换成了崭新的军大衣，和全套的军用被褥。站在卡车上的她，辫子已经剪成了短发，头上是一顶北大荒的棉帽，胸前佩戴着一朵硕大的纸红花。她时而来回地扫视着这条她熟悉的苍老而陈旧的街道，以及人群里她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邻里乡亲，当然还有那些被她折腾过，巴不得她早点滚蛋的人们，时而低头看着胸前这朵已经被挤来挤去的人流揉皱了的纸花。多年后，我想起那一幕，总会不由自主地猜想，也许此刻，韶山红才有点悟出，这朵纸花或许就是她此时的写照：一朵开在一片灰色陈旧的老城区的鲜花，鲜艳了没几天就蔫了。而此刻在耶稣堂里里外外走出走进最忙碌的，莫过于革委会的陈副主任了。他看上去仿佛事过境迁似的已经忘记了韶山红在耶稣堂里揪他头发抽他嘴巴的时候了。我清楚地记得那个画面，窗前的杨树叶已经飘零，透过稀疏的枝条，我趴在窗台看着。满街的人群簇拥着卡车，耶稣堂门前的人行道上是一个劲地猛敲的锣鼓队，和时不时振臂高呼口号的人群，而车下有送子女的父母，有的在千叮咛万嘱咐，有的在无声的哽咽流泪。韶山红的脚下没有人给她嘱咐，更无人为她哽咽流泪。也许有，不过不在现场。街道革委会副主任陈再道来了，他站在韶山红下面，还拉住她的手大着嗓门说：山红啊！到了兵团要听毛主席的话啊！好好干！哪天回来我会带人去火车站接你的。人们的目光都朝着这话音转了过去。韶山红依旧仰着头，抽回自己的手，用眼角瞥了一眼陈主任，望向远方。

5

　　沿着耶稣堂西边的弄堂走进去，是一个大场院，场院的中间是一个水泥砌起来的公共给水站，围绕着这个给水站的是一圈参差不齐破旧不堪的民房，其中有些很简易的房子，住户大都是社会底层的贫民。穿过这些笼罩在耶稣堂的阴影背后的住宅，也就是弄堂的尽头，有一堵高高的篱笆墙。墙内是一所在当时算是新颖的中学的大操场，操场对面就是一栋四层楼高的教学大楼，因为教学楼建造好没多久，在这一大片老旧的居民区里就非常醒目。耶稣堂和教学楼正好是在一条轴线上，从我家二楼望出去，街对面的破旧的耶稣堂和远处教学楼的新颖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过此时，教学楼的玻璃窗上的玻璃大部分都已经没了，都被砸烂了。弄堂尽头的篱笆墙也被人拆毁了一大段，于是从街上穿过弄堂就成了我们这些小学尚未毕业就停课闹革命的孩子们去校园里探幽秘找乐子的捷径。
　　建成后只接纳了第一批初中生的教学楼已经人去楼空，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所有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从篱笆墙下的豁口溜进校园，快速跑过操场，就进了大楼。楼内的每一层走廊里都还贴着很多大字报，幽长阴暗的走廊里弥漫着屎尿的臭味，教室的门窗都被木板钉得死死的。当我来到三楼四楼的时候，就听到一阵阵激烈的搏斗声，顿时感到紧张和纳闷。我悄悄地跳起来爬上一个教室的气窗往里张望，教室里铺满了体育课用的垫子，一些本地的红卫兵们正在练习摔跤和格斗。在整个三楼四楼一连好几个教室都是这样。这些没什么吃的，没什么营养的，却有着青春期精力过剩的人们，打砸抢或是斗斗斗的日子硝烟尚未消散，但他们觉得已经没劲了，不过瘾了。他们需要寻找新的刺激。当然，这不是我当时的思考。那些日子我也停课在家，出于好奇抑或是青春期的好动，总之我是不会老老实实呆在家里的。有好些日子我就这样溜进学校教学楼去看老三届摔跤格斗。
　　春末夏初的时候，街道上有一些去了北大荒的知青回来了。那些练过了摔跤格斗的人们，虽然已经不穿旧军装了，也不再戴红袖箍了，可是他们的斗争特性已经锤炼过了，他们曾分别加入了不同的派别，有的则是因为别人暗中顶替了他留在城里的位子，他们在耶稣堂的门前爆发了激烈的斗殴。他们就在人行道上打斗，那时的人们知识非常有限，懂拳击的人很少，他们的基本动作就是早先在教室里练的那些摔跤的招数。他们从人行道上一直摔到马路中间，直打得衣衫褴褛鼻青脸肿。我父母当时都整天呆在单位里，他们是不会看到这些场面的，不然的话他们肯定会制止我，不让我看这些野蛮的场面的。耶稣堂院墙上的门，即当时的街道革命委员会，通常是开着的，但街上的战斗一开打，院门就被看门老头紧闭了。不过，有一次我看到陈再道出来了，他站在人行道上大声吆喝，住手！不许打群架！我要让公检法送你们去白茅岭（隶属上海的一个劳改农场）。然而，通常是没有人理他的，因为这些人都是他带着人敲锣打鼓地送出去的。
　　当时还有一种非常血腥的报复性的打斗发生在耶稣堂前，其中有一段非常清晰的画面可以定格在这样一个时刻，早晨，阳光斜斜地照耀在这条东西向的泛着白光的石块路面上，把络绎不绝的赶着上班的人匆匆的步伐和投影拉得老长老长。我看到人流里有三个青年人分别从远处快步小跑而来，他们是分散距离的，一个在街对面的墙根，一个就在我家楼下这一边，而另一个则在马路中间的人从中迂回前行。因为他们的走路速度与众不同，所以居高临下观望着的我一眼就能分辨出他们。他们的目标是一个身穿工作服的青工，就在这个青工走到耶稣堂门前的马路中间时，刚才一路小跑跟踪而来的三人迅速从衣袖里抽出尺把长的三角铁，向着那个青工的头上砸下去。那青工顷刻之间就头破血流倒在了路中央。那三人紧接着朝青工身上猛砸几棍，便分头窜入人流逃之夭夭了。那一幕发生的是那样的快，以至于路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等看到有人躺在血泊之中，便拔脚就四散奔逃，但不久就有很多人围成一圈观看。那时的人不要说智能手机了，就是街上的公共传呼电话，都要到老远才能找到一部，有人就跑去斜对面的工厂求助。于是厂里出来几个工人把血泊中的青工抬上一辆平板手推车送去了医院。而这一切仅仅只是我眼中所定格的其中一幕而已。
　　就在耶稣堂西边相隔三户人家的街角处有一户人家，老大当初为了让弟弟可以留在上海进工厂，自己率先报名去了黑龙江，隔年回来一看，逼仄的老屋仅有的一间房间已经归了当工人的弟弟，自己竟无处可去，不仅没有了立锥之地，而且一家人还要他付饭钱。先是连着几天的激烈争吵，最后这两个一年多以前还是同一个红卫兵战斗队的战友加兄弟终于爆发了激战。由于逼仄的家里实在太小，兄弟俩就在耶稣堂前宽阔的人行道上搏斗，一连两三天的下午都爆发兄弟之战，直打得两人只剩下一条短裤。最残酷的是口鼻流血的老大最后把老二摔倒在地，然后再用脚死死地踩住弟弟的脑袋，然后高叫着：认罪吧！不然就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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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韶山红回来了。不过此时的她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她成熟的身材罩着一件男式白衬衫，一条非常合身的蓝色卡其长裤，显然是自己改过的式样，一双白球鞋，与年前离开上海时的兵团装相比，反差实在太大了。更让街坊邻居们瞠目结舌的，她居然敞开着衬衫的领口，要知道那年头人们的思想是多么禁锢啊！那只有电影里的女特务女流氓才敞着衣领的呀！她居然还叼着烟。从她带着几个人从街上走过的样子看，似乎她骨子里的那点倔强还在，她那让人发憷的眼神还在。有一天我看到有个男人嬉皮笑脸地在街心和她搭讪，不料韶山红大眼圆睁照着那个男人猛抽两耳光，嘴里还破口大骂。没过多久，耶稣堂的门口又停了几辆解放牌卡车，不过不是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是开现场公审大会。街对面的景物依旧，耶稣堂大门两边还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院墙上还是一圈写着一个忠字的向日葵，中间是大红的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高音喇叭里传出来的声音来自耶稣堂内，那是陈再道的声音，毫无疑问，他肯定没有去火车站接韶山红回来，公审大会正在进行着：韶山红，女，现年十八岁，因公然反对上山下乡，擅自流窜回上海，打架斗殴，聚众滋事，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极坏……。街上站满了头戴柳条帽臂套红袖箍的工人，有的手里还拄着长矛。每辆卡车上都站着两排荷枪实弹的军人，车身两边刷着标语，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一群被审判的年轻人被押着出来了，走在头里的就是韶山红，不过此刻她脖子上挂的牌子写着：女流氓曹珊荭，名字上用红色画着大叉。她的手被一副手铐反铐在背后，头发凌乱，嘴角还留着血迹，但却带着一丝满不在乎的神情。她也不低头，在两名军人的挟持下走上卡车。
　　耶稣堂院子的东边隔墙，是一家茶馆，因为还供应开水，上海人又叫老虎灶。老虎灶里常年坐着一些左邻右舍的老头们，一壶清茶，一包盐炒豆，就是他们消磨一天的材料。听他们说起过，当然也只是偶尔，甚至是偷偷的听到，日本人攻占上海，对闸北尤其是上海北站地区狂轰滥炸，车站周围几乎夷为平地。后来四面八方逃难的人在此聚居，又形成了街坊，因为很多的难民需要接济，有很多战争孤儿需要收养，小小的耶稣堂就是那时候修建的。在韶山红们被公审后不久，耶稣堂因为年久失修部分损毁坍塌了，没过多久就全部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这块地块上建起了一座灰色的五层楼工房，方方正正，人称自来火盒子。这幢兀立于这条街上清一色的老旧蒙尘的二层楼房之间的火柴盒子，据说不是一般的人可以住进去的，那是需要有点来头什么关系才能入住此楼的。大约又过了二十年，那一条街都被拆光了，包括那幢火柴盒子，甚至，原来街道的走向也被几幢大厦覆盖了。或许，再也没有人能记起这里曾经有过一条热闹的石块铺就的马路，或许，再也没有人能记起那座青灰色的耶稣堂了，以及耶稣堂前所发生的故事。

2021年8月写于悉尼

　　本文由阿平先生赐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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