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凡：我所知道的蒋介石专机机长衣复恩

┃Personal History

我所知道的蒋介石专机机长衣复恩
记抗日战争时期在空运大队的一段经历
兼怀念衣复恩队长

© 郭永凡／文

　　1942年到1945年底，我曾在空运大队任随机报务员，其中43年到44年曾是衣复恩机组成员，和衣交往较为密切。衣复恩的空运大队虽然没有陈纳德的空运大队那样声威远扬，但却是当时国民党空军唯一的一支空运力量，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我之所以参加空军，纯属偶然。我本来是欧亚航空公司桂林电台的报务员，1940年底调到昆明总公司。1941年初，由于二战爆发，中德绝交，欧亚是德国汉莎航空公司（Lufthansa）在远东的分支机构，这时德方撤走了资金和人员，停在香港启德机场的飞机也被炸毁，公司业务陷于停顿，大量裁减人员，我也被宣布“停薪留职”。当时正巧空军准备组建运输机大队，需要熟悉航空业务的随机报务员，欧亚出来的人正合他们的需要。空军的基地在成都，我也可以藉此回到阔别五年的故乡，便于1942年初回到成都，进入空军，参与了空运大队从创建到壮大的整个过程。直到1948年初，这时欧亚公司已经改为中央航空公司，我以“停薪留职”的身份，顺理成章地回到央航重庆电台，仍然做我的地面报务员工作。
　　我在空军四年之中总共飞行了两千多小时。当时主要的飞行任务是为前方运送武器弹药、物资给养、钞票……有时也运送军内外要人执行一些特殊任务。没有固定的航线、固定的机场，所去的地方大半是距前线很近的城镇，最近的离前线只有几十公里，有时还要穿越敌占区。为了避免敌机袭击，只能采取夜航。在那个年代，地面导航台稀少、原始，不能形成网点；气象预报网站不足、航行资料不全……有很多困难是今天的飞行人员所无法想象的。这两千多小时的飞行经历，虽谈不上出生入死、惊心动魄，确也是历尽艰辛。
　　空运队的前身是航训班，全称“空军轰炸总队航行训练班”，地点在成都北门外凤凰山机场。
　　1942年初，空军只有几架小型Beachcraft运输机，其中单发动机的叫小比机，双发动机的叫大比机。当时就用它进行运输和训练。由于机型老旧，训练中曾经出过事故。有一次一架大比机着陆时起落架折断，机翼毁损，机上多人受伤，报务员郑启涛腹部受到发报机桌沿挤压造成脾脏破裂，住院后因内部大出血不治身亡，葬于成都天回镇磨盘山空军公墓。郑是我的好战友，空军通信学校的优秀学员、少年英俊、性情开朗。出事第二天我们到空军医院去看望他，神智还清醒，他还以为不久便可出院，谁知竟成为空运队开创后第一个牺牲者。出师未捷身先死，我和大家一起去墓地和这位年轻朋友道别。
　　1942年夏季，先后从美国购进几架C47，第一架就是“昆仑号”。当时空军的飞行教练都是轰炸机和驱逐机的飞行员，那几个飞大比机和小比机的教练对这种新型的运输机也是外行，便从欧亚航空公司聘请了一个飞行组到空军担任教练。机长林大纲、副驾驶盘明、机械员房荫枢、报务员盛棣华。后来盘明和盛棣华先后回到欧亚，报务员由萨本道接替，没有再派副驾驶（因为训练任务繁重，副驾驶座让给空军的学员，不需民航另派副驾驶）。
　　通过航训班的训练，诞生了空军第一批C47飞行员，为后来空运队的成立打下了基础。其中有李福遇、刘大年、杨道古、张光明、张凤瑞、赵保德、邱光石、王赐九……这些人后来都成为空运队的骨干。当时林大纲实际上是航训班的全权负责人，负责整个航训班的训练安排。后来空运队成立时的第一任正副队长王汉勋和唐元良，那时都是林大纲的副手，第一任正副通信长吴之骅和徐琏璋也是盛棣华带出来的徒弟。可见空运队的创建，民航是起了关键性作用的。
　　林大纲驾驶的“昆仑号”飞机除了执行训练任务外，也是蒋介石的第一架座机。“昆仑号”实际上是货机，只在靠两旁窗户有两条可以收放的长条铝板作临时座位，没有靠背，只能靠窗对面坐，装货时就将它收起来。到了接送蒋介石的时候，就在中间捆上一把藤椅给他坐，这种作法一直沿用到有了“美龄号”之前。陆铿文中和《看天下》都提到此事。一般人只知道衣复恩是蒋介石座机驾驶员，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蒋的第一个座机驾驶员是欧亚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林大纲。
　　林大纲是欧亚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他技术精湛，对人热忱，经他带飞出来的飞行员个个都是技术过得硬的高手。不幸的是他回到欧亚不久，即在一次驼峰飞行中失事殉职，牺牲时还不到30岁，英年早逝，令人痛惜。和他一起遇难的还有副驾驶房荫枢和报务员萨本道。他们的英名已经镌刻在南京紫金山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上，青山绿水，永垂不朽。
　　从空运队的创建可以看出，空军和民航历来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五、六十年代，63年以后民航还一度正式划归空军建制。比如武汉航空站就曾使用过两枚公章：对外是“民用航空局武汉航空站”，对内则为“中国人民解放军4×××部队”。那时机组人员都穿军服（包括空姐），正副驾驶还授军衔。地勤人员完全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早晚点名，早上还上早操，围着机场跑步。直到七十年代初期，每年各地招来的新兵都要分配一部分给民航，主要是搞地勤工作，机修、油料、场务等，这些参加民航工作的新兵仍然算作参军。当然，这种管理方式并不适合现代化民航企业的要求，最后还是取消了，并在70年代正式和空军脱钩。
　　1942年下半年，由于凤凰山机场太小，停机位不够，基地迁至新津五津镇机场，并正式成立空运队。队长王汉勋，副队长唐元良，通信长吴之骅，副通信长徐琏璋。林大纲和他的机组圆满地完成了训练任务，回到欧亚。
　　空运队成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开辟东南航线。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日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但东南半壁仍在我手。这一大片广袤的土地包括湘东、粤东、皖南、浙南以及除九江南昌以外的江西全省和除福州厦门以外的福建全部。由于敌军控制了粤汉铁路线和长江中下游，这片土地和西南大后方的联系被隔断，成为孤岛。急需开辟一条从芷江到赣州的直达航线，以维持东南地区和大后方的联系。
　　这条航线要穿越敌占区，王汉勋开始打算要上面派驱逐机护航，但觉得代价太大，从长远看不划算，而且有风险，最后决定夜航，从长沙株州之间穿过铁路线，尽量避开大城市。C47在当时算是较先进的机型，机上配有远距离通讯设备Laisonset，包括性能卓越的BC375E远程发射机和BC191型灵敏度极高抗干扰的全频道收讯机；装备有当时最先进的导航仪Bendix无线电罗盘（Radiocompass）；还配有自动驾驶仪，安全系数是比较高的，完全可以胜任夜航和盲目飞行。当然，无线电罗盘也有它的缺陷，就是怕静电干扰。因为罗盘的指针是受地面导航台（或广播电台）的讯号驱动的，当静电干扰太强，特别是在雷雨区飞行时，强烈的干扰会将导航讯号掩没，使罗盘失去指示，严重时会造成迷航。
　　试航之前，王汉勋作了充分的准备，收集了气象预报和沿线气象资料，对机组成员也作了精心安排，由他自己担任机长，副队长唐元良任副驾驶，通信长吴之骅为主通信员，另外还配备了一名年轻的报务员贺瑞华。这个班子阵容强大，技术过硬，应当说是无可挑剔的。但恰巧就在飞行的中途，已经穿过铁路线，他们驾驶的“昆仑号”遭遇雷雨，强烈的静电干扰使无线电罗盘失效导致迷航。最后燃油耗尽，飞机坠落在赣粤交界的崇山峻岭中，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这是空运队成立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空难。造成这次空难的原因，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气象预报不准确。即使在今天，有些地方局部性的小范围雷雨也很难准确地预报出来。主要还是地面导航点太少，太原始，加上机上的导航仪表存在易受静电干扰的先天缺陷。如果是换在今天，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故。
　　王汉勋在空军中是技术高超的飞行员，在对日空战中屡立战功，很受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器重。他原来是空军轰炸总队队长，曾随同宋美龄到美国采购飞机。当时宋美龄是航空委员会的负责人，他们买回来的一批轻型轰炸机就是洛克希德（Lockhead）A29。这种飞机性能并不好，买回之后也没有正式执行任务，当时正好欧亚航空公司没有飞机宣告停航，便将这批A29改装成运输机交给欧亚作为客机使用。但这种机型的整体结构是按轰炸机的要求设计的，改装成客机后重心不稳定，降落性能不好，容易失速，1943年下半年就有一架A29在昆明降落时失速坠落，机组及乘客全部遇难。这架飞机的机长是林擎岱，副驾驶盘明，报务员盛棣华，盘明和盛棣华都是原来林大纲机组的成员，参加过航训班的教练工作，想不到他们和林大纲一样以身殉职。造成这次事故的原因应该算在宋美龄头上：由于宋美龄的外行和无知，受了美国当局的糊弄，她转过来又糊弄了欧亚公司。后来，欧亚改组为中央，购进了一批C47，这批过渡机型A29也就随之淘汰。不幸的是林擎岱他们三人竟成为这过渡时期的牺牲者。盛棣华是我的老友，也是我最尊敬的兄长，他的突然离去使我黯然久之。所可告慰的是他们三人的名字和林大纲三人一样，镌上了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永留青山绿水之间。
　　第450期《生活周刋》孟静的两篇文章《郑苹如之死》和《郑苹如其人》中提到郑苹如的未婚夫王汉勋，并附有王汉勋的照片。我才知道原来他的未婚妻竟是这样一位传奇人物。
　　王汉勋为人严肃，不苟言笑，对待部下也很严格。当时谁也不知道他有“大熊”这个绰号。王是江苏宜兴人，却有一副北方人的外表，体格魁梧，很有大将风度。他就任空运队队长时，郑苹如已经牺牲（郑在1940年2月在上海徐家汇火车站被汪伪政权枪决）。在这之前，他曾两次去信要郑苹如回来和他结婚，郑当时正一心一意投身于除奸大业，回信说“等抗战胜利后再谈结婚的事”。这些事王一直守口如瓶，从不向任何人提起，他后来也没有再找女友。当时空运队每周有两次和成都华西坝大学区的女生举行联欢party，他也很少参加。王汉勋遇难时只有32岁，英年早逝，令人惋惜。当时在兵荒马乱中也无法搜寻他的遗体，只在成都磨盘山空军烈士墓为他树立了一块墓碑，后来移到南京紫金山空军烈士墓。《生活周刋》文中提到空运队基地在重庆，并说王汉勋是在空战中牺牲，这些都与事实有出入，可能是传闻失实。我曾去信给《生活周刋》，但他们没有更正。
　　1942年10月，衣复恩驾着一架C47从美国飞回成都，这次远洋飞行的航线，与《看天下》报道的有些出入。由于战争的原因，那时从美国到中国的航线，不像现在飞越太平洋经夏威夷和日本到中国，而是从西面进入。航线分为北线和南线，北线经由伦敦、莫斯科、阿拉木图、迪化到兰州，南线则经过直布罗陀、开罗、卡拉奇、汀江到昆明。衣复恩飞的是南线，两条航线都要横跨大西洋，南线则要飞越当时视为天险的驼峰。《看天下》文中说是先经非洲、跨红海，再转欧洲横跨大西洋。红海在大西洋以东，这样岂不是进一步退两步，兜了一个大圈子？文中又说“驼峰就是昆仑山”也是错误的，一般所说的驼峰是指云南西部的高黎贡山，是横断山系中的最高峰。这一带平均海拔在5000公尺以上，飞行高度必须升高到6000公尺左右才能够保证安全，这已经接近C47的最大升限，而且这一带又是孟加拉暖湿气流进入大陆的通道，气候多变，飞机经常要在云中飞行，受到垂直气流冲击，因此一般都把它视为畏途，从1942到1945的四年中，在这条航线上执行任务的美军飞机损失1500多架，飞行人员遇难者达3000多人，中航和央航损失飞机48架，牺牲飞行人员168人。这确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代价最大、最为悲壮的一段史实。而在今天，现代的喷气式客机的最大升限已经接近2万公尺，再也不存在不能跨越的空中禁区了。
　　衣复恩远洋飞行胜利归来，《中央日报》和《大公报》等大后方报纸都以最大篇幅进行报导。1943年1月29日，蒋介石在重庆官邸设宴慰劳，对衣复恩勉励有加，并亲自为这架C47命名为“大西洋号”，它继“昆仑号”之后成为蒋介石的座机，和“昆仑号”一样，也是绑一架藤椅作临时座位，直到1945年4月，才有了第一架正式按客机装置配备齐全的座机“美龄号”。《看天下》文中说“美龄号”机身为银白色，也错了，当时空军所有C47以及后来的C46都一律是草绿色，只是“美龄号”颜色比其它飞机要深一些，机头左侧用白色喷的“美龄号”三字，在深色机身上非常醒目。
　　《联谊通讯》77期沈崇昆文中说“衣复恩1943年担任蒋介石专机机长后，不再接受其他任务。”（86页）也与事实有出入。正是从这个时候起，衣复恩接替了王汉勋成为空运队队长，开始了他飞行生涯中最繁忙的时期，1944年以后，飞机增加到100多架，空运队改为空运大队，衣复恩又升为大队长，直到49年撤出大陆为止。专机机长不过是他附带的任务而已。
　　说来也是凑巧，衣复恩回国正逢“昆仑号”出事，正副队长和通信长同时遇难，空运队形成权力真空。衣复恩接任队长后，就把他手下爱将杨辛癸提为副队长，徐琏璋提为通信长，和他一起从美国飞回来的王堃和为副通信长。“大西洋号”从此成为衣复恩专用的飞机，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成了衣复恩机组的成员，“大西洋号”的报务员，这是1943年春的事。
　　起初衣复恩机组的报务员一直是王堃和。他想再给王配一名副手，必要时可以替换，他还有一个长远一点的打算，就是副驾驶杨辛癸，现在已经提升为副队长，将来终归要放单飞，成为机长。杨是衣复恩的爱将，他想给他将来单飞之后配一名技术上靠得住的报务员，便要徐琏璋给他推荐。当时空运队的报务员绝大多数都是空军通信学校的学员，其中也不乏高手，徐琏璋却偏偏推荐了我。可能由于徐琏璋是盛棣华一手带出来的徒弟，他很崇拜盛，我是欧亚公司出来的人，又是盛的好朋友，因此使他对我另眼相看。经过王堃和亲自测验，认为满意，衣复恩便将我正式编入他的机组。机组成员包括机长衣复恩、副驾驶杨辛癸、机械师孙基宗、机械士梅金奎，报务员王堃和与我，其中孙基宗不久即调走，机组只留下五人。
　　我随衣复恩一起飞了大半年，1943年5月，杨辛癸放单飞，衣便将我配给杨辛癸机组。我随杨飞了一年多，直到杨在一次夜航中遇难牺牲，我才又回到衣复恩机组。杨辛癸遇难是一次极其偶然的意外，后面再详谈。
　　衣复恩就任队长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搬家，空运队基地由新津迁到成都南门外太平寺机场。
　　原来把基地从凤凰山迁到新津，是因为凤凰山机场太小，新津机场虽然大，但它主要是供美国空军B29大队使用，那时B29的飞行任务非常繁忙（当时轰炸东京以及后来在广岛投原子弹就是这个大队）。鉴于空运队的业务日见发展，训练任务也越来越繁重。和B29共用一个机场诸多不便，从长远计，也需要有个空运队自己专用的机场，成都太平寺机场比凤凰山大，停机位也足够，而且还有现成的营房，经征得上面同意，于1942年底迁至太平寺，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离开太平寺迁至南京明故宫机场。
　　离开新津之前，衣复恩带领全体人员参观了B29。由于同在一个机场，我们和这些美国飞行员混得很熟，那天带我们参观的是一位青年机长，他很热情地为我们讲解。B29装有四台发动机，是当时美国、恐怕也是全世界最先进的重型轰炸机，它和现在的波音一样有增压座舱，因此可以飞到1万多公尺的高空，航程6000公里，最大速度每小时600公里。以前我们只是在停机坪看到它的外貌，它的翼展、机身长度都比C47大两倍，可以装载9000公斤炸弹，确是一个“庞然大物”。那时一般飞机都是“后三点”（即前面两轮，后面一个尾轮），而它是“前三点”（即腹下两轮，前面一个鼻轮）。起飞、降落都比后三点稳定。进入机舱内部一看，才知道它和运输机有很大差异，它的驾驶舱很宽大，机身前方配有12台50型重机枪，一台机关炮，可以作上下四方扫射，机枪由正副驾驶操纵。报务员座舱却在机身后方尾部，比较狭小，也配有两台重机枪，由报务员兼管。在飞行中报务员和机长之间用电话联系。尾舱和驾驶舱之间紧靠飞机顶部有一条狭长通道，如果万一报务员要到前舱，只能匍伏着从这个通道爬过去，这样设计是为了使机身的主要空间用于悬挂炸弹。相形之下，我们运输机的报务员确实舒服多了，运输机的报务员座位在驾驶舱内，活动空间当然比它大得多。
　　衣复恩接任后第一个任务，仍然是完成王汉勋未完成的任务，开辟东南航线。
　　接受王汉勋失事的教训，衣复恩这次非常慎重，他首先从中央气象台收集了湘赣地区的历史气象资料，仔细研究夏季雷雨出现的规律和分布的范围、时间，以及各层高空风的风向、风速。同时找来10万分之一和5万分之一的明细地形图（当时一般使用的航行地图都是50万分之一的，比较粗略）；拟订出最佳的飞行方案，如按直线飞行，从芷江起飞后，首先要飞越衡阳，他决定先向正东飞，从衡阳以北穿过粤汉铁路，然后折向东南直插赣州。途中要飞越罗霄山脉，最高峰南风面和八面山都在2000公尺以上，飞行高度至少要保持2700公尺才能保证安全。
　　一切准备就绪，根据天气预报，1943年5月10日这天，湘赣沿线天气晴好，我们这个机组一行六人先从成都飞到芷江等天黑，到了晚上8点，月明星稀，风平浪静，我们离开芷江东飞，一路上夜空无云，气流平稳，衣复恩安详地握着操纵杆，下方是稀疏的村庄闪烁的零星灯火。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利用附近几个导航点不断测定方位，确定已经安全地穿过了铁路线。沿途天空晴朗，上面是一轮明月像一盏水晶灯挂在天空，下面是郁郁苍苍的罗霄山脉，似乎连山坡上的树丛也清晰可见。飞机开始向东南方向下滑，降低高度，最后远远看见了赣州机场两行跑道灯和赣江水面的粼粼波光，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试航成功了。
　　东南航线的开辟，解决了东南前线物资和军需补给的大问题，首战告捷，衣复恩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
　　在衣复恩的带领下，空运队大部分飞行组都参加了这条航线的飞行，从1943年到1945年三年，总共飞行了300多架次，平均每月10次，成为空运队一条热线，直到赣州沦陷为止。
　　1945年初，日军为了进一步打通粤汉南线并摧毁赣州机场，发动了一场对赣州的围攻。于元月份攻占郴州、宜章，北路连陷莲花、永新、遂川，南路攻陷南雄、始兴、大庾。两路夹击，赣州终于在2月中旬被日军占领。
　　赣州失陷后，我们为了继续维持东南航线，把航线的终点转移到长汀。这次衣复恩指派何培茂（Peter Ho）执行芷江到长汀的试航任务，并派我临时担任他的报务员参加试航，这次试航经过顺利。何培茂是一位年轻的优秀飞行员，四川广安人，他后来留在大陆，改名何其忱，在民航天津航校（后来改名为民航学院）任飞行教练，算是民航的元老，他现在已经退休在天津颐养天年。
　　长汀机场位于闽西武夷山腹地，机场周围群山环绕，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加以日军这时已经是强弩之末，再也没有力量发动进攻，长汀机场一直使用到日本投降为止。
　　衣复恩机组除了我们五人之外，还有一个编外成员。我们机组平常都穿的美式空军服装，系的米黄色领带，他却穿高级呢料的陆军制服，系着笔挺的武装皮带，戴着崭新的白手套，显得少年英俊，风度翩翩，他每一次来就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专心致志地握着驾驶盘，目不斜视，这个人就是蒋纬国。
　　陆铿文中说，衣复恩和蒋经国是23年的莫逆之交，这是到台湾之后的事。在四十年代，和衣复恩交往最密切的却是蒋纬国。衣复恩回国后，他一直跟衣学飞行，当然不是每次都来，但每月总要来两三次，他每一次来，杨辛癸就把副驾驶座位让给他，直到着陆为止。这段时间，蒋纬国无形中成为我们机组的一员，他的性格活泼开朗，谈笑风生，很快就和我们打成一片，也和衣复恩一样叫我们的外号。他对人很客气，有时他要我临时给他向地面发短信，总要先说“请你”或“麻烦你”，再就是“谢谢”。
　　由于蒋纬国和我们机组的这种特殊关系，1944年12月25日他在西安结婚的时候，邀请我们机组参加了他的婚礼。婚礼在第八战区长官部礼堂举行，胡宗南和戴笠任主婚人，大胡子于右任也来了。新娘石静宜是武汉大资本家石凤翔的女儿，很漂亮，武汉沦陷后他们全家流亡到西安，胡宗南就把她介绍给蒋纬国。看来蒋纬国对这场婚姻非常满意，席间频频敬酒、举杯，也和我们机组逐一碰杯，由于多喝了酒的缘故，脸上红扑扑的，满面春风，踌躇满志。
　　蒋纬国和蒋经国不是亲兄弟，两人不论是外表上，性格上都截然不同。蒋经国经常乘坐“大西洋号”外出，也是空运队的常客，他每次乘坐我们的飞机，只是偶尔和衣复恩交谈几句，对机组其他成员，最多也只是点点头。从外表看和蒋纬国相形之下，乃兄确是其貌不扬。性格上两人也截然相反，蒋纬国非常活泼开朗，他的这位兄长却总是板着脸，不苟言笑，一脑门子官司。
　　衣复恩和蒋经国有过23年的交往，算是莫逆之交，据说蒋对他说过：“相识满天下，知心有几人？”可见蒋经国是把他看作“铁哥们儿”的，但就是这位“知己”，最后狠狠地坑了他一把，使他蒙受不白之冤，被诬陷下狱，给无端禁闭了1016天。表面罪名是说他在经办国防部一项军事工程中，有一万多美元下落不明，但查了半天也查不出个所以然，实际上是莫须有，连宋美龄也认为“绝对不可能”，可见是一樁冤案。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他对“反攻大陆”有看法，背后发了一通议论，说“如果今天能够反攻成功，当初就不该撤守。撤出大陆，实缘于自身的腐败无能”。最后他还说了一句：“什么反攻大陆，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自己蒙自己罢了。”不知蒋介石是否读过安徒生童话，但至少蒋经国是心知肚明的。联想到衣复恩对蒋经国的评语：“深藏不露，城府极深，叫人难测。”而衣复恩恰恰是一个没有城府，或者说城府极浅的人，他是山东人，他的性格也是典型的山东性格，直来直去，有啥说啥，不会转弯抹角，这一点和蒋纬国相似。但蒋经国则不同，他秉承了乃父的为人，所谓“城府极深，深藏不露”，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阴”，就是狡诈，会暗中算计人。23年交往的结果是让衣复恩吃了一个大大的哑巴亏，让他从此告别了空军，告别了他最热爱的飞行事业，这对于一个把飞行视为第二生命的人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蒋经国和蒋纬国是兄弟关系，蒋纬国跟衣复恩学驾驶，经常和衣在一起，衣复恩也时常接送蒋经国来往各处，但两兄弟之间却很少来往，他们两人从未在同一场合出现过。甚至蒋纬国在西安举行结婚典礼，他这位兄长也没有参加。
　　有一次，蒋经国曾经交给衣复恩一个奇怪的任务，要他去破坏他女儿蒋孝章的恋爱，因为他看那小伙子不顺眼。衣复恩说：“我当了一辈子军人，奉命破坏敌人的军事设施不足为奇，此次受托去破坏人家的感情，倒真是件新鲜事，而且难度很高。”这个任务最后没有完成。
　　衣复恩出狱后，蒋孝文来探望他，表示道歉，说：“我们蒋家对不起你。”衣回答：“你父亲也有他的难处。”这种“海纳百川”的容人之量，和蒋经国的狭隘自私形成鲜明对照。
　　1943年夏，我转入杨辛癸机组。
　　衣复恩的副驾驶杨辛癸、空运队的副队长，安徽安庆人，身材高大，体重100多公斤，是空运队头号大胖子。据说他原来是驱逐机飞行员，因为太胖，驱逐机座舱太小容不下才改飞运输机。杨是衣复恩手把手带出来的得意门生，有一副圆圆的娃娃脸，衣亲热地叫他“胖娃娃”。杨为人随和，典型的胖人性格，我和他相处很融洽，配合很默契。报务员在飞行中除了按时向地面报告飞行方位和收集气象资料外，就是配合驾驶员调节导航台讯号，在正常情况下还是比较空闲。杨就利用我的空闲时间让我坐上副驾驶座学习飞行技术。经过他的耐心指点，半年多的时间中，我基本上能够熟练地运用驾驶杆和脚蹬来操纵航向和高度，能够熟练地观察各种仪表指示，能够熟练地使用自动驾驶仪……当然，起飞和降落始终由他亲自操作，但他还是让我知道起飞时如何推油门，何时拉起机头，降落时如何进行目测，如何对正跑道，什么时候该放起落架，放襟翼。如果不是出那次意外，我后来也许会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那时有些机长让报务员学驾驶，是出于善意的关心，他们觉得，作为飞行组的一员，就应该懂得更多些。杨曾经对我说：多学一门技术总是有用的，你总不能干一辈子报务员。民航航测大队的青年机长韩家骐原来也是报务员，后来成了出色的飞行员，可惜的是，五十年代初期由于一位苏联专家刚愎自用瞎指挥，在一次航测任务中强迫他飞进一个不能掉头的峡谷而撞山身亡。
　　人的一生中总不会都是一帆风顺，总会遇到一些意外，但这次意外确是来得非常突然。
　　那是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按空运队规定是参加舞会的时间，除留一人值班外，全体乘车去华西坝校园区和各大学女生联欢。我不会跳舞，也不喜欢凑热闹，便自愿留下来值班。刚巧有一架飞机要去白市驿做中修，机长是阮坚煜，他的报务员不在，我被临时抓差随他去了白市驿，并留在白市驿过夜。
　　第二天，杨辛癸飞赣州，报务员临时由冯绶麟代替。杨当时就问：“为什么换人，小傢伙呢？”“小傢伙”是衣复恩给我起的外号，因为我在机组中年龄最小，个子也小，杨习惯这样叫我，就像衣叫他“胖娃娃”一样。
　　当他知道我已经去了白市驿，只好起飞前往赣州。想不到这次飞行竟成为他的绝唱，在穿越罗霄山区时遭遇雷雨迷航，飞机坠毁，机组全部遇难。
　　杨辛癸是衣复恩的爱将，是他的“掌上明珠”。杨的突然离去使他非常痛心。第二天衣复恩见到我，第一句就问：“那天本来不该你值班，你为什么要留下来不参加party？”我只好解释：“我不会跳舞，也不喜欢跳舞。”衣说：“不会可以学嘛，作为一个空勤人员，不但要善于完成任务，还要善于休息，跳舞使人放松，可以调剂身心，是最好的休息，而且舞会上可以多和异性接触，可以找到合适的女友。”其实，我那时正和采芹恋爱，已经有了终身伴侣。衣复恩当时心情沉重，我只好默默听他说话，没有再多作解释。他并没有责怪我，当然，也没有理由责怪我。谈完出来，碰见同队的报务员王庆祥，他说：“杨队副死得冤枉，如果有你一起，他不会出事的。”杨辛癸的人缘很好，大家都对他的遇难感到惋惜。从王汉勋之后，这是第二架在雷雨中迷航遇难的飞机。
　　“迷航”这个词，在今天的飞行辞典中已不复存在。今天的喷气式客机有一套非常完善的定位系统，不再是当年原始的无线电罗盘；今天的飞机可以爬升到一两万公尺的高空，完全可以从雷雨区的顶上飞过去，不会再冒险穿越它。
　　电视连续剧《暗算》中有一个听觉特别敏锐的小鬼报务员，能够在极大的干扰中辨别极微弱的讯号，这种本领其实并不稀奇，很多经验丰富的报务员都能够做到，这就是报务员的Sensitivity（灵敏度），这点在飞行中特别重要，夜航遇雷雨，我也遇到过，这时首先需要镇定，只要仔细辨别，总能在强大的静电干扰中找到导航讯号，使罗盘遵照正确指示。如果自己首先惊慌失措，心慌意乱，越慌越找不到讯号，由于飞机的油量有限，如果耗时过多，偏离太远，燃油耗尽，这时你就是找到讯号也无济于事了。杨辛癸的遇难使我很长时间怅然若失，虽然我对这次意外不负任何责任，但它却又好像因我偶然的失误引起，内心很是不安。
　　杨辛癸的离去也打断了我的飞行员之梦。衣复恩虽然对我很信任，但他始终把我作为一个报务员使用，他从来没有想到要把我培养成为飞行员。
　　从这次事故以后，衣复恩宣布了两条规定：第一，严格执行固定飞行组制度，机组人员绝对不许随意调换；第二，今后出勤一定要按人配备降落伞（原来为了增加运载量，运输机不配降落伞）。
　　杨辛癸失事的时间是1945年1月，我们相处的时间不长，前后一年多一点，但他却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个人。前几天看了一个电视剧，叫《上海滩》，剧中扮演祥叔的演员很面熟，总像是在哪里见过，后来仔细一想，原来他长得很像杨辛癸，的确像，非常之像，像极了！
　　衣复恩宣布的两条规定倒真正起了作用。后来又一架飞机在这条航线上失事，原因和以前两架一样，也是雷雨中迷航，但由于配备了降落伞，机组人员跳伞获救，飞机坠毁。这是一架运钞票的飞机，机上有一名唯一的乘客，就是中央银行的押运员。据跳伞归来的报务员陈福回忆当时情景：由于机上所带的伞只够机组人员用，没有多余，只好把那位押运员留在机上，为那几十箱钞票殉葬。陈福在离开飞机之前回头看了一眼押运员抱头等死的情景，心中很不是滋味，但又无可奈何。陈福是我同寝室的室友，爱好文艺，喜欢看书，算是我的一位知交。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话对陈福却没有应验，他后来在台湾花莲机场一次穿云下降时碰山遇难。
　　东南航线上前后就是损失了这三架飞机，牺牲机组人员七人，算是为维持这条热线付出的代价。这七人中有我的一位好友贺瑞华，贺是四川涪陵人，也是通校学员，我们很谈得来，我曾带他去华西坝，想把金大一位女生樊永正介绍给他，樊也是涪陵人，但贺已有对象，故作罢。樊后来的遭遇很悲惨，今后有机会当另文述之。
　　除东南航线外，空运队的另一条热线就是西北航线，从成都经兰州到迪化。迪化就是乌鲁木齐，那时叫迪化，有“启迪教化”的意思，后来为了改善民族关系，恢复了乌鲁木齐的原名（按维吾尔语的发音，应读为Urumchi，重音在词尾）。
　　这条航线和东南线相反，它全程都在大后方，因此全部是白天飞行。气象条件也好，晴天多，阴雨天少，基本上都是目视飞行。最大的不同之处飞行高度比东南航线高得多，如兰州武威之间的乌鞘岭，哈密到迪化要飞越天山，其高度都在四五千公尺以上，武威到哈密则沿河西走廊飞行，航线紧靠着高达5000公尺、像一条银龙一样巍峨的祁连山，莽莽苍苍的雪山和广阔无垠的沙漠，给这条航线配上一道壮丽无比的自然景观。
　　在这条航线上执行过一次特殊任务，就是为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专机领航。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向蒋介石提出美国派观察组到延安的要求，并最终迫使蒋同意了这一要求。在此之前，罗斯福曾多次提出要求允许美军观察团去延安，蒋都不置可否，华莱士此行，可算得上是一次破冰之旅。
　　华莱士的专机是一架C54，是前三点式四发动机巨型客机，他走的是北线，经由莫斯科、阿拉木图到迪化，然后经兰州转重庆。由于迪化兰州段要飞过雪山、沙漠，地形较复杂，美方要求中方派一个飞行组担任领航，这个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衣复恩头上。
　　我们机组一行提前一天到迪化，华莱士的专机当日中午抵达，在迪化过夜，第二天清晨，我们便登上这架C54飞往兰州。在机上，衣复恩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我也坐上报务员的座位，套上耳机，和沿线电台取得联系。飞机于中午在嘉峪关用餐，下午三点到达兰州，而C47飞这条航线一般都要两天，去时要在哈密过夜，回程则在酒泉过夜。华莱士一行共4人，其中有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范宣德，战时情报局太平洋分局局长拉铁摩尔和美国对外经济处对华供应科首席联络官哈查德。
　　华莱士个子很高，衣着随便，很有学者风度，据说他是位农业专家，他对中国西北地质情况很感兴趣，觉得和美国西部很相像。他还带了一包美国最新培育出来的优良品种香瓜籽送给甘肃省政府，后来这种香瓜在兰州安家落户，繁衍生息，成为瓜果市场上的抢手货，并给它取名叫华莱士瓜，也就是现在的白兰瓜，瓜形滾圆，皮白，甜美多汁，直到今天还是西北瓜果市场的主要品种，行销全国。
　　为了感谢中方机组的协助，就在兰州机场，他的座机前，华莱士和我们照了一张合影，照片上我站在最左边。经过多年动乱，此照片现不知去向。
　　紧接着华莱士之后，又有罗家伦西北之行。
　　抗战以前，新疆就是盛世才的天下，盛世才号称“新疆王”，为了和蒋介石对抗，他曾一度投靠苏联，并在193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在新疆推行六大政策、八项宣言。作家杜重远还写了一本小册子《盛世才与新新疆》宣传盛的新政，很多文化界名人都慕名前往，盛况空前。二战爆发，他认为苏联要完蛋，便转而投靠蒋介石，但后来看见苏联打了胜仗，又想再度拉拢苏联，苏联不再理他，他只得再度投蒋。由于盛的反复无常，蒋对他很不放心，先后派了朱绍良、翁文灏、罗家伦去新疆进行说服和监视，同时大兵压境，软硬兼施，最终迫使盛世才就范。
　　为了表示效忠蒋介石，盛世才在新疆大开杀戒，第一个开刀的就是那个曾经为他歌功颂德的杜重远。杜是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盛在东京穷途潦倒，杜周济过他，替他捧场，最后竟落得如此下场，可见盛之狠毒无情。在此同时被杀害的还有共产党员陈潭秋等多人。罗家伦是中央大学校长，国内知名学者，衣复恩很尊敬这位老前辈（衣是燕大的学生），叫他“罗校长”。罗身材矮壮、粗犷，脸上轮廓分明，布满深刻的纹路，有如罗丹的雕像。外表看完全不像文人。飞机停在嘉峪关进餐，席间他和我们谈笑，他向我们摊开双手风趣地说：你们看我这双手，像握锄把的还是拿笔杆的？他的手掌五指粗壮，像五根棒槌，而且五个指头一样长，一样粗，的确像一双农民的手。罗家伦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真是一位怪老头。
　　当晚，盛世才在督办府举行盛大宴会欢迎罗家伦，也邀请我们机组参加。督办府大厅灯火辉煌，中央挂一盏巨大的豪华吊灯，四壁是俄式风格的壁饰和油画，盛装的绅士淑女翩翩起舞、觥筹交错，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盛世才个子不高，体形壮实，方脸，身穿纯白毛料中山服，没有戴帽，发式和胡须都竭力摹仿斯大林，甚至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是斯大林式的，很像在演戏。盛安排罗家伦和我们机组与他同席，衣复恩向盛介绍我们的姓名、职务，盛和我们一一握手，这位不可一世的混世魔王，这时离我们如此之近，借握手之机，我和他面对面凝视了几秒钟，但觉其目光闪烁，深不可测。
　　朱绍良于1944年8月15日继罗家伦之后来到迪化，罗朱等人住在督办府东花园，周围步哨林立，实际上被盛软禁。这时盛最后一次打电报给斯大林，表示悔过自新，并提出将新疆划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斯大林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将这份电报转给了蒋介石。这时盛感到大势已去，只好向罗朱表示接受农林部长的调令，于9月11日离开迪化去重庆。
　　罗家伦当时的职务是新疆监察使，朱绍良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他们都在盛下台之后才离开迪化。他们在促成盛世才归顺的过程中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而且冒了极大的风险。据说，朱绍良临行之前，蒋介石接见朱时竟将手加于朱绍良膝上，关切询问朱有几个儿女，年龄大小，意思是万一朱绍良遭遇不测时安排他的身后事。朱在迪化被软禁，曾对罗家伦说：“盛世才要解决我们，易如反掌，不过是多消耗几粒子弹而已！”罗家伦和朱绍良在回到重庆之后，受到了蒋介石的热情款待和慰问。应该说，新疆的归顺，实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统一，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看，是值得肯定的。
　　1944年12月，我们又一次来到迪化，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暴风雪，机场被迫关闭一个多月，我们只好留在迪化过年，直到第二年春天雪化才回到成都（那个年代没有今天这样的除雪机）。
　　塞外的冬天是壮丽的，这次让我充分领略了“千树万树梨花开”，雪满天山路的美丽风光。其实新疆的冬天并不如想像中那样严酷。过去听人说那里气温会降到零下40几度，小便会变成冰棍，要用棍子把它敲断，这多少有点夸张。其实迪化最冷也不过零下20多度，小便时也不会在空中凝结，只是接触地面才变成冰。不过每次上厕所确也是一场考验，我们住的地方没有抽水马桶，厕所在露天，确有“大风吹屁股，冷气入膀胱”的滋味。室内虽然没有暖气，但烧起高大的带烟筒的圆筒形火炉却也满室生春，室内甚至可穿衬衫。
　　在迪化我还结识了一些朋友，其中就有孙泰昂。孙是迪化空军电台的报务员，很健谈，他谈的多半是关于新疆的事，他说，维吾尔文很容易学，文法很简单，维吾尔姑娘很美，但她们一般不和汉族通婚，如果非结婚不可，只能当上门女婿。“二转子”就不同（新疆把中俄混血儿叫作“二转子”），她们愿意嫁给汉人。
　　新疆人一般都对苏联反感很深，他们把苏联人叫“老毛子”。李维宁有一首歌曲《玉门出塞》，其中最后一句是“莫让碧眼儿射西域盘雕”，这个“碧眼儿”实际上也就是“老毛子”的意思。
　　孙泰昂说：“老毛子经常制造边境事件，成批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被他们裹挟到中亚细亚，有时整个村庄都被他们呑并。”
　　他又说：“老毛子有一个骑兵团长期驻在哈密，名字叫团，实际上是一个旅。”（这个团就是红八团，于1943年撤回苏联。）他还说：“老毛子派了很多特务间谍，深入新疆内地搞地质勘探，寻找矿藏。”
　　过去，我看的都是一些正面歌颂苏联的书，比如邹韬奋的《萍踪忆语》，总觉得苏联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都幸福自由，就像歌曲里唱的那样：“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怎么会侵略别国呢。现在听到这些完全不同的报导，总觉得不大对劲，有时也会和孙泰昂反驳。实际上，苏联对新疆确实是怀有野心的。如果不是蒋介石及时采取果断措施，斩断了盛世才和苏联的勾结，大刀阔斧地解决了新疆问题，说不定今天的新疆会和外蒙一样独立，或者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了。
　　孙泰昂也经常带我去逛街。我们身上穿的是航站发给的全副装备，一件不带布面的老羊皮袄，头上戴有护耳的羊皮帽，手上带着双层皮手套（四个指套外面再用一个护套，把四个指头包住），脚上套着齐膝深的厚氈筒，氈筒很暖和，走在松软的雪地上吱吱地响，也不会透水，因为雪永远不会融化。
　　迪化城区很小，没有什么高楼，最繁华的市区也只有两层楼房，没有公共汽车，出门就坐马车，这是一种平板马车，没有车厢，车上铺一层厚厚的毛毯，人坐在两旁，两足吊在外面，别有一番风味。
　　除了供人乘坐的马车，还有一种运水的水车，也就是在平板车四周加一层拦板。那时迪化没有自来水，吃的水都是从乌鲁木齐河上敲下来的冰块，运到各家各户，那时的水质没有污染，作饮用水是完全合格的。
　　街上卖羊肉串的很多，和我们今天在内地吃到的大不相同，烤肉的铁叉约有一两尺长，很沉重，肉片每一片都很大，烤熟后洒上作料真是鲜美无比，只消一串就可以吃得半饱，这种羊肉串以后再也没有吃到过。
　　迪化还有一处热闹场所，那就是南梁，南梁是一个小商品市场，长长的街两旁摆满地摊，商品五光十色，琳琅满目，最多的是各色各样的维族小帽和各种饰品。
　　空气很冷，但很清新，吸进鼻孔感到头脑特别清醒。口里呼出的水气很快就会在鬓边凝结成霜，马呼出的热气也在鬃毛上凝成冰坠子，在脖子上甩来甩去。天气总是很晴朗，碧空如洗，有时也会有雾，但这是一种固体的雾，空中像撤满了银粉，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在迪化我还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一条狗。它的名字叫“Bишь”（英语发音像wish），其实这不是什么名字，俄语Bишь相当于英语中的Hello，也就是汉语的“喂”，它的原主人可能是一个俄罗斯贵族，唤狗时总是叫“喂，过来！”于是“喂”就成了它的名字。不知什么原因，这条狗被航站食堂收养了，这是一条纯种的藏獒，身材高大雄壮，有小牛犊大小，全身披油光锃亮的黑色长毛，圆圆的大脑袋，粗壮的大尾巴。我喜欢摸它的圆脑袋，它就会在我面前伏下来，大尾巴直摇表示友好，并且用它黑亮的眼珠望着我，眼神流露出真诚和驯善。它很快就和我混得很熟，我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只要我叫一声Bишь，它就会飞快地跑来，向我摇尾巴，甚至我晚上睡觉时它也会在我床前踡成一团，和我作伴。Bишь还会和人握手，只要你伸出右手，它就会伸出右前爪给你。它的爪子很大，腕部比人的手腕还粗。
　　我离开迪化时，和它握手道别，它的目光确实有点依依不舍，食堂的人说：你那么喜欢它，就把它带回去吧！但我没有带它，飞机上不可能带狗，再说我也没有时间去照顾它，主要的还是它是在大西北冰天雪地中长大的，换一个陌生环境它是否能适应？
　　Bишь应该早已离开人世，狗的寿命究竟比人短得多，但它那善良的眼光却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1945年2月底，再一次来到迪化，正好碰上被盛世才打入黑牢的赵丹释放出狱，在迪化剧场排演于伶的话剧《夜光杯》，那天正好是最后彩排。新上任的新疆省主席吴忠信邀请我们去看，并安排我们坐在剧场前排，和赵丹坐在一起，吴把我们介绍给赵丹，赵和我们一一握手，然后就和衣复恩攀谈起来，好像是问到衣飞越大西洋和驼峰飞行的情况，衣也谈到《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对赵推崇备至。经过几年牢狱生活的折磨，赵丹看起来又黑又瘦，但嗓音洪亮，目光炯炯有神。《夜光杯》是于伶的早期作品，写的是地下工作者舞女郁丽丽诱杀汉奸应尔康的故事，有点像张爱玲的《色戒》，剧情比《色戒》更曲折，演女主角郁丽丽的女演员（名字忘记了）穿一身红丝绒短袖旗袍，亭亭玉立，光彩照人，演技出色，在偏僻的塞外能够物色到这样一位演员，实在难得。赵丹不久即回到重庆。
　　1944年8月，以冈村宁次为首的华南日军发动了桂柳会战，空运大队也参加了这次会战，调动了20多架飞机支援前线。基地设在广西长安（现在叫融安），每天从长安机场起飞，降落在桂林、柳州、丹竹机场作穿梭飞行，为前线运送军火给养，每天都要飞两三个来回，而其中距离前线最近的机场，就是丹竹。那时日军已经攻陷梧州、藤县，这里距离前沿阵地只有二三十公里。机场在西江岸边，飞机着陆时可看到宽阔的江面，橘红色的江水滚滚东流。机场周边是大片的荔枝林，这时正好是荔枝飘香的季节，枝头挂满了红珊瑚般的累累果实。趁着飞机降落后卸货加油的空隙，主人邀请我们参观他的果园，他说这一片荔枝至少在万斤以上，如果在承平年代，销到梧州、广州，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他又向我们介绍他的荔枝品种是当地最名贵的优良品种，这种小核糯荔，核小肉厚，甜美多汁。据说当地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来看荔枝的人，主人就给他一个小茶杯，如果能够把吃完的荔枝核装满一茶杯，就可以不收他的钱，但等不到盛满一杯果核，就已经吃饱了，由此可见果核之小，果肉之厚。当然这只是个传说，那天主人并没有给我们茶杯，只是叫我们随便吃，尽量吃，不吃反正也是烂在树上。吃完之后，主人还给我们每人摘了一篓，带回长安。
　　在硝烟弥漫的前线品尝这样鲜甜可口的荔枝，它是如此沁人心脾，齿颊留香，确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吃到过这样鲜美的刚刚从树上摘下的荔枝。
　　就在这之后不到一个月，从雷州半岛北进的日军攻陷廉江、容县、平南，占领了丹竹机场。接着在11月，柳州、南宁、桂林也先后被日军攻陷，至此，广西境内的机场全部被日军占领。日军攻陷桂林、柳州后继续北进，攻陷河池、南丹，并于12月5日攻入独山。桂柳战役是抗日战争中最后一场血战，在这次会战中，我们是失败了，丢了很多地方，但只是暂时的退守，第二年春夏之交，我们即发起了反攻，并先后收复了桂林、柳州、南宁、梧州，把进犯的日军全部赶出广西。据说在日军攻占独山时，魏德迈曾建议蒋介石迁都昆明，蒋这时对战局仍然充满信心，他当时回答：“纵使在重庆被包围，我也决不离开重庆。”
　　除此之外，我们还参加过光化、老河口战役，基地设在汉中机场和安康机场；再就是宜昌长阳战役，基地在恩施和梁山（现在叫梁平）机场；湘西南战役，基地在芷江机场。但只有桂柳战役的规模最大，动用的飞机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最深。
　　真正的一次最惊险遭遇却不是在前线，而是在后方的昆明。时间约在1945年春天，住在昆明金碧路空军招待所。快天亮时，外面忽然枪声大作，衣复恩赶快把我们叫醒，离开招待所，但没有找到我们来时乘坐的Station Wagon（有点像今天的面包车，车身杏黄色，长头），正好门前停着一辆大货车，衣复恩当即钻进驾驶室很快发动汽车，我们也全部爬进货厢。卡车沿着金碧路、拓东路风驰电掣直奔巫家坝机场，沿途不断从四面八方射来冷枪，只好蹲下身体降低目标，最后总算是有惊无险，平安飞回重庆。后来才知道这是龙云发动的一次未遂政变。龙不久即被蒋介石“请”到重庆，当上了军事参议院院长。龙云和盛世才一样，都是独霸一方的土皇帝，最后都败在蒋介石手下，但两人结局又不尽相同，盛世才去了台湾，龙云却逃到香港，最后返回大陆投靠了毛泽东。
　　有些人认为干飞行这一行是很危险的行业，我并不这样看。任何一种交通工具都有它潜在的危险性；火车出轨，汽车坠崖，轮船有时会被风浪掀翻。飞机在空中来去自由，它的运行环境比地面和水面要安全得多。而且一般运输机都装有两台发动机，多则有三台、四台，最大的飞机甚至有六台、八台，即使其中一台或数台发动机坏了，仍然可以维持单发飞行，在训练科目中也有单发飞行和单发着陆的项目。
　　我在一次转场飞行中也遇到过一次惊险场面，那天的机长是邱光石，机上还有另外一名报务员李鸿东，飞机刚离地约100公尺，左发动机突然冒黑烟，这时掉头回太平寺已不可能，飞机还没到达转弯高度，一掉头就会失速坠落，幸好前面不远就是温江机场，机长立即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关掉左边的发动机，对准温江机场跑道单发着陆，成功地避免了一次事故、挽救了飞机。落地后打开机罩，发现排气歧管已经松脱（主要是由于在检修时没有拧紧螺栓），气缸排出的高温气体进入发动机，差一点就把操纵钢索烧断，稍晚一步，后果不堪设想。后来检修工受了处分。
　　再一次就是由芷江返回重庆，机长王赐九，飞出约一小时左右，右发动机突然熄火，当时正在云中飞行，下面是武陵山脉的崇山峻岭，最高峰凤凰山海拔2570公尺，单发飞行只能维持平飞，不能爬高，会有撞山危险。王赐九始终保持冷静，判断是油路故障，立即采取应急措施紧急泵油，发动机终于重新启动，迅速爬升到安全高度，转危为安。王赐九后来留在大陆，在开封空军部队当飞行教练，事隔十年，我们再次见面，我那时在民航武昌南湖机场塔台担任调度指挥，他驾驶一架C46在南湖降落，两人见面，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激动地谈起那次经历，依然感慨万端。我在飞行生涯中遇到的惊险场面，也就是这两次。
　　由此可见，遇到任何意外情况，只要能够保持镇静，从容应付，有些事故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几次迷航事故，也是如此。其实雷雨并不像想像中的那样可怕，雷雨中的闪电对飞机并不会造成损害，因为飞机的全金属外壳是良好的导体，它对机内的人员和设备起到很好的屏蔽作用，再强大的闪电也只能通过飞机表面，而不会击毁飞机或伤害人员，雷雨中的垂直气流也是局部的，范围很小，容易穿越。造成迷航的唯一原因是静电干扰，耳机里一片像鸣沙一样的哗哗声，导航讯号被淹没，罗盘指针摆动，使飞机迷失航向。这时就需要特别敏锐的分辨能力，从干扰中抓住导航讯号，让罗盘保持稳定指示，使飞机能够准确地对正航向。只有头脑高度冷静才能沉着应战，并不是所有的报务员都能够做到这一点。事故的产生，往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间。
　　今天的波音客机巡航高度都在一万公尺以上，可以避开一切影响飞行的恶劣气象因素。而C47不行，它只能在对流层以下飞行，必须和各种坏天气打交道。除雷雨外，对飞行影响最大的是结冰。在我国西南高原上空，春季常会出现大片的冻雨区，厚厚的云层中充满了过冷的水滴，在这种云中飞行时，飞机就会结冰。C47本来有除冰设备，翼前沿有一层橡胶厚膜，内部可以鼓气，使冰层破碎，翼面还可以加温，但如果结冰速度太快，除冰设备会失效。结冰使机翼的负荷超过设计的临界值，后果非常严重。1943年春季就有一架从芷江飞重庆的C47，途中严重结冰，已经穿出云层，到达白市驿机场上空。但没有来得及着陆，机翼突然齐根折断，飞机在空中解体坠落，造成机毁人亡的惨剧。
　　再就是沙尘暴。西北地区是沙尘暴多发区，一般都可以预报出来，但有些突发的沙尘暴也很难防范。1944年夏，一架C47在嘉峪关降落时，遭遇沙尘暴，飞机偏离跑道，左翼折断，螺旋桨击穿驾驶室，机长郑云大腿被斩断，送医院途中流血过多死去。郑云是上海人，体格健壮，性格活泼，爱唱京戏，死时才25岁。郑云是衣复恩最喜爱的飞行员之一，为此衣流了泪。
　　飞机到达机场上空时如果遇到云层太低，必须做穿云下降，穿云下降有一定的程序，只要严格按程序操作，一般是不会出事的，但是万一操作不当也会发生意外。1944年春季，一架C47在太平寺机场做穿云下降，在作最后一个“烟斗转弯”时（即从背台飞行转为向台飞行），可能是转弯半径太大，撞毁在机场东面的龙泉山上，机长林英浩，福建人，遇难时才23岁，是全队最年轻的飞行员。我的另一位好友陈福（同住一个寝室），也是在台湾花莲机场穿云时撞山牺牲。在空运队的几年中所发生过的事故，我能记得起的也就是这些。
　　从上面可以看出，这些飞行事故，全部是由于恶劣天气或人为的失误（操作不当，检修不力）所造成，由飞机本身造成的几乎没有。中国航空公司曾经在一次圣诞节之夜一连三架客机在宜宾穿云下降时失事，死难百余人。那天宜宾机场大雾，根本不具备穿云下降的条件，而且机场已经关闭，在这种条件下硬要穿云下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致一连三架飞机撞山。空运队的失事比例比民航小得多，就因为他们从来不会干这种蠢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胜利了。
　　空运队是在晚上八点在收音机中得到这一喜讯的，全队顿时一片欢腾，大家不约而同的集中到前院，欢呼雀跃，欣喜若狂。
　　没有香槟，就从食堂搬出来一箱又一箱啤酒，开怀畅饮。
　　没有熖火，衣复恩临时想出一个点子，把信号枪全部集中，人手一把。一霎时，红的、绿的、黄的、白色的信号弹，万箭齐发，射向夜空，五彩缤纷，辉煌灿烂。
　　我们就这样用自己的方式纪念这难忘的一夜，简单而隆重。
　　大队的基地从成都转移到南京明故宫机场。
　　接下来就是繁忙的不间断的飞行。从9月到12月，四个月的飞行时间差不多超过以前全年飞行时间的总和。但一点也不觉得累，心中充满了自豪：我们胜利了，扬眉吐气了，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自己的领空中翱翔了，再也不会冒险夜航了，心情无比舒畅。
　　航程范围也扩大了，降落在从来没在去过的大城市：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汉口、广州、郑州、杭州、台北，还飞到国境线以外，河内、西贡，还到了日本。
　　9月，在武汉、广州、河内、西贡之间穿梭飞行。在武汉住在当时最豪华的宾馆德明饭店，没有电、晚上点蜡烛，闷热难当，只好开窗睡，被蚊子叮了一夜。第二天马不停蹄的赶到广州转飞河内，突然疟疾发作，打了两针奎宁，第三天到西贡，然后又回到广州。那时究竟年轻，不把它当回事，没有请假，也没有休息，回广州后，疟疾居然好了。10月3号去了一趟日本，押送汉奸陈公博回南京，陈公博是汪伪政权二号人物，汪精卫死后由他接任伪政府代主席，8月25日逃离南京前往日本京都，在日本呆了50多天引渡回国。引渡的机场所在地叫米子，位于本州岛西端，面临日本海，飞机从米子直接飞回南京。陈自知末日来临，在几名武装军警押解之下，垂头丧气，面容晦暗，一言不发，押回后投进苏州监狱，于次年6月3日执行枪决。
　　10月5日到上海，住了两天，住在上海最高的高层建筑国际饭店，晚上想到饭店楼顶去看上海夜景，想不到顶楼住了一个日本军官给挡了驾，很是扫兴。第三天，从上海直飞台北，在台北一住就是一个多月。
　　在台湾，先后到过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台东、花莲，这些机场的地勤人员全是日本人。有些年轻的日本雇员见到中国飞行员就围上来索讨美国香烟，那时我们身上总带有几包骆驼牌或Lucky strike，当然不是自己抽（空勤人员都不许喝酒、抽烟），而是用来和这些日本人联络感情。日本人对中国空军人员多少有些敌对感，在新竹机场曾经碰到一个卤莽的开加油车的日本司机，他以飞快的速度急驰而来，到了面前突然急刹车，差点把我们撞倒，看来他是有意这样，很不友好。机场大楼内也有些年轻的日本女职员想上来同我们套近乎，但她们只会说日本话，无法沟通。招待所的服务员却大部分是台湾姑娘，对我们特别热情。我们刚到台北，晚上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两位姑娘，笑咪咪地把一大包东西塞到我们手上就走了，打开一看是糖衣花生米，我们不明究竟，连忙去找她们。她们说：“你们远道而来很辛苦，这是我们大家一点心意。”走在台北街上，也会碰到年轻的台湾姑娘主动为我们带路，作义务导游。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欢迎，这一切都使人感到温馨。
　　那时的台北很小，市容萧条，比起大陆的城市差得很远。在车站的货棚里、月台上到处都是麻袋装的一袋袋的白砂糖，堆得像小山，可见台湾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还处于单一的农业经济状态，而且受战争的影响，物流不畅，使大量的物资积压运不出去。
　　但台北也有它令人难忘的地方，一个是台北动物园。台北的动物园很大，即使花一天功夫，也很难游览它的十分之一。它有很多动物都是放野的，各色的大小鹦鹉在树上飞来飞去，梅花鹿成群地在草地悠闲漫步。现在内地也有很多野生动物园，但只限于猛兽，而且游人只能坐在吉普车内观看。台北动物园刚刚相反，虎豹豺狼等都是圈养的，对人无害的动物才全部野放。特别是鹦鹉，过去在内地看到的鹦鹉只有一种，就是红嘴绿鹦哥，台北的金刚鹦鹉个头大，差不多有一般鹦鹉两三倍，颜色有大红、宝蓝、银灰、金黄，多姿多彩，五光十色，使人大开眼界。金刚鹦鹉现在已经很普遍，各处都有，但那时确是第一次看见，觉得很新奇。
　　台北还有一处极佳的休闲去处，就是北投大屯山温泉公园。大屯山在台湾的最北端，如果说台湾岛的形状像一匹树叶，那么最南端的鹅銮鼻就是叶尖，大屯山就是叶柄。台湾除了西海岸是平原地带，其它三面都是逼近海岸的高山。在台湾的群山之中，大屯山也不算高，只有一千多公尺，但是它面临大海，山体庞大，看起来非常壮观。加上全山绿树葱茏，从山麓到山顶都是高大茂密的热带雨林，高山大海，衬上蓝天白云，真像蓬莱仙岛一般的梦幻奇景。
　　大屯山名为公园，它比一般公园的范围大得多，它不但包括整个一座山，还包括山间的温泉浴池和海边的沙滩浴场。蛛网一般的林荫小道通向密林深处，小道两旁每隔几十步就有一条长椅，走累了随时随地都可以坐下来休息。温泉区和沙滩浴场周围有很多咖啡茶座和小吃店。自从离开成都后，每周两次的舞会没有了，休假改为郊游。每逢假日，全队乘卡车到北投，一般都是早餐后动身，中午就在外面用餐，下午回队。一天的功夫可以玩得很痛快。
　　10月的台北依然是艳阳高照，这时内地已经是深秋，台湾还在过夏天，泡在海水里暖洋洋地，非常舒服。由于战争刚结束，游人不多。游人中大半是日本人，到哪里都听见说日本话。那时还没有比基尼三点式泳装，游泳的人要不穿整体式泳装，要不什么都不穿，穿泳装下水的是本地人，裸体下水的都是日本人，女的比男的多。沙滩上也有很多女人一丝不挂地晒太阳。甚至有一次我们在用餐的时候，邻座竟有几个裸体女人坐下来大吃大喝，旁若无人，全身皮肤都晒成巧克力颜色，很像高更的热带风情画。
　　大屯山到处都是温泉。初去时不了解情况，我和同队的李玉声一起走进路旁一处温泉浴池，刚走进去，掀开门帘，一眼看见满池都是女人，吓得连忙退出。后来才知道这是日本人的浴池，日本人的习惯是男女混浴，所以，要想泡温泉一定要先弄清楚，本地人开的浴池都是男女有别的，可以放心去泡。
　　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没有去日月潭和阿里山，但是台湾东海岸的壮丽景观，确也令人过目难忘。
　　花莲机场东临浩瀚无际的太平洋，西接高耸入云的能高山和奇莱主山，这种高山大海的格局，在台湾沿海随处可见，比如台北的大屯山，但大屯山只有一千多公尺，而花莲却紧靠台湾的脊梁，能高山主峰3261公尺，奇莱主山更高达3558公尺，比峨眉山还高得多，是庐山的两倍，有三个大屯山那么高，把这样的高山放在海边确是慑人心魄，每想到在太平寺和我同室相处三年的好友陈福就葬身在它的怀抱中，更让我慑服近于窒息。
　　在台湾的任务主要是接收一批日制C47。那时日本的运输机都是这种机型，它是一种惟妙惟肖的仿制品，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山寨版”。不论是机身外表还是内部设备，除了仪表板和操纵台标注的是日文外，机上一切细微末节和原厂产品一模一样，几可乱真。C47的另一“山寨版”就是苏联仿制的“立二”（литва-2），在上世纪50到60年代曾是我国民航的主要机型。
　　当时，这批飞机散在台湾各机场，经过试飞验收后全部集中在台北，其中大部分飞回上海。在一次去上海的飞机上，我结识了一个日本朋友，他是飞机上的随机机械员。那天我带了一本屠格湼夫的《烟》，在飞行闲暇时翻看。他拿去看了一下，说他也喜欢屠格湼夫的书，当然他不会中国话，是用笔写在纸上，和我笔谈，从笔谈中，他还谈到《贵族之家》和《前夜》。最后互相询问姓名，我只记得他姓梅园，梅园是一个很活泼开朗的日本青年，以后我再也没有碰到过他，他使我看到日本人并不全是敌视我们的。
　　11月底，台湾任务告一段落，全队转移北平待命。在北平住在灯市口同福夹道尽头（同福夹道是一个死胡同）一所大院内，这个大院是原日本的航空公司所在地，院子很大，像一个大花园，院内古木参天，亭台楼阁掩映。五十年代我再次来到这里，这时北平已经改为北京，夹道依旧，大院也还是原来的样子，门外有卫兵站岗，现在灯市口一带已全部改造，我一度曾想，这个大院大概已不复存在了。没想到，据北京徐国池先生来函更正，这座大院现在还在，原空运队那栋大楼仍然保持原状，并附来照片。在此特向许先生致谢。
　　到北平后，情况突然急转直下。
　　从12月初开始，全部飞机投入繁忙的空投任务。空投，就是加满来回油量，到达目的地后不着陆，将机上物资投下后立即返回。飞机在起飞之前已将舱门卸下，投下的物品上都系有降落伞以免摔坏。空投的目的地是北平西北570公里的包头，空投的物品主要是弹药和物资装备。包头是国民党在西北的一个孤立据点，它北面的百灵庙，东面的萨拉齐、托克托，东南面的偏关、河曲，南面的东胜都在共军手中，对包头形成大包围，机场附近也有共军游击队出没，飞机无法降落，只能空投。
　　抗战刚刚结束，内战已经开始。
　　八年前，我放弃了大后方的舒适生活，义无反顾地走上抗日前线；今天，却要卷入一场内战，这完全违背我的初衷。
　　我向往蓝天，我热爱飞行，但我反对内战。现在该怎么办？
　　只有离开，越快越好。
　　刚巧有一次去白市驿的任务，借此机会，溜之大吉，结束了四年来的飞行生涯。
　　回成都后，李玉声托同事左耿将我的一部分行李带到我家，从左耿那里得知，我的出走使衣复恩很恼火。左耿说：“衣复恩本来要提你作通信长的，你真不该走。”
　　下棋讲究“举手无悔”，我已经走出这着棋，我不后悔。
　　对衣复恩，我感到歉疚，但是，没有办法，人各有志。我又想，现在两岸开放了，如果有机会去台湾，我一定首先去看望他，但想不到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壮心苦忆年少时，凭栏笑指邯郸道。”
　　安息吧，大队长。
　　陆铿先生的文章中，称衣复恩是“永远的飞行员”。
　　“他是勇士，是战士，是骑士。他是空军的男爵。”这是他对衣复恩的评价。
　　用衣复恩自己的话来就：“我只会开飞机，不会别的。”陆铿认为：“其实，他还会许多别的，但他的确是飞得最好，他一直是个飞行员……他的软着陆，是经典，精彩绝伦。”
　　作为一个飞行员，衣复恩确是炉火纯青，无懈可击。
　　软着陆是他的拿手，他不仅自己精于软着陆，在他带领下，空运大队所有的飞行员都擅长软着陆。他认为软着陆是对一个飞行员的起码要求，是最低限度的基本功。十年之后，我当了调度员，参加过多次训练飞行，特别是起落训练，我才知道软着陆并非易事，有很多飞行员就一辈子也没有学会，接地时跳一次是常见的，两级跳、三级跳的也不少。
　　有一句广告词说：“我不是开汽车，而是玩汽车。”衣复恩开飞机也是这样。C47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到他手里，就像最熟练的车技演员骑自行车一样得心应手，这时他真的和飞机溶为一体。他能够让C47像驱逐机一样俯冲、拉升、低空急转弯，这一切又都在C47的性能允许限度之内，而不是出于鲁莽的冒险。
　　超低空飞行也是衣复恩的绝活。每当进入成都平原，飞机就急速的降低高度，几乎擦着树梢飞行，就像坐在高架列车上在原野上急驰，田野里的牛羊会因受惊而四散奔跑，种地的农夫也都佇足仰望，这种对分寸感的掌握，确是无人能及。
　　他也是少数能够直接穿越秦岭的高手之一。秦岭，像一堵墙壁横挡在西安南面，它是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的分水岭，最高峰太白山3767公尺，山脉距西安机场极近，几乎一起飞就到山前。以C47的爬升速度很难飞越它，一般都是在机场上空盘旋几圈，然后向南飞。但山间也有不少南北走向的峡谷，如果飞入峡谷再沿峡谷爬升到巡航高度，就可以避免在机场上空盘旋浪费时间和消耗燃料，但只有驾驶技巧非常熟练的人才敢这样做。在峡谷中飞行就像乘轮船穿越三峡一样，从两旁的舷窗望出去都是山坡密林，其感受真是美妙无比。
　　衣复恩不愧为“空中骑士”，和他在一起飞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享受。
　　高超的技术还体现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变能力。1943年5月，他驾驶蒋介石专机由成都飞重庆，在重庆九龙坡机场降落，飞机已经放下襟翼和起落架，对正跑道着陆，忽然发现跑道上有一架同方向的飞机已经落地向前滑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果断地收起襟翼和起落架，加大油门，拉起机头从前面那架飞机的顶上飞过去，复飞绕场半周再落地。降落后才知道先着陆的那架飞机上坐的是蒋经国，他包的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C47从桂林飞重庆，由于衣复恩临机应变，避免了两机相撞的事故。
　　造成这次意外的原因，显然是塔台指挥出了问题，蒋介石当时很受惊吓，起身向前问衣复恩“这是怎么回事”，衣据实作了回答。事后九龙坡航站站长和塔台值班员被捕下狱，中航总经理沈德燮被免职（九龙坡机场是军民两用机场，民航方面由中航负责）。机上的报务员王堃和（我这时已经转入杨辛癸机组）后来谈起当时情况确是惊险万分，吓出一身冷汗。如果真的撞上了，机毁人亡，那的确会像沈崇昆所说，中国现代史将会改写。由于这次措施得力，化险为夷，使蒋更加深了对衣复恩的信任。还有一次就是1945年底，他驾驶蒋介石专机由沈阳飞北京，到达机场上空后，起落架放不下来，衣当时从容不迫，一面盘旋，一面查找原因，经过几次紧急泵油，终于放下机轮，安全着陆，整个过程只有机组知道，他始终没有惊动蒋，地面迎接的人群也不知道降落过程中发生的意外。
　　衣复恩常说：一个飞行人员，不光是在技术上要精益求精，除了飞行之外，还要精通一切与飞行有关的东西：比如气象、天文、物理、声、光、化、电，甚至开汽车……只有这样才能在任何时候做到心中有数，遇到意外情况时能够从容不迫。他这段话对我感触颇深，那次在昆明遇险，如果不是他会开汽车，而且开得那么熟练，在那种情况下，是很难逃出重围，安全脱险的。
　　很多人都把衣复恩看作一个传奇人物，但我看到更多的是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一面。他从来不摆架子，非常平易近人，和每一个人都相处得很好，他爱护集体的每一个成员，在生活上关心他们。他经常下伙房查看，亲自安排膳食菜单。他的要求就是让大家吃好、玩好、休息好。他总是会利用飞行中的空闲组织大家郊游、野餐。记得1944年夏天，借在迪化待机的空闲，他带领我们去水磨沟“皮噉泥噉”（Picnic）。水磨沟在迪化东郊，有一条小河流过，河边是一大片白桦林，树下绿草如茵，就地野餐，吃饱喝足之后，躺在草地上看蓝天白云，悠闲自在，放浪形骸一番。有时兴之所至，他也会天南海北的和大家神聊一气。
　　由于衣复恩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于是就有人传说他是蒋介石的干儿子，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衣复恩所以获得蒋介石青睐，主要是由于他卓越的飞行技术，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始终没有超过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他对蒋很尊敬，但从来没有把蒋当作神来崇拜，这从他后来说出“皇帝的新衣”这句话可以看出来。
　　大约是1943年春天，空军总部给空运队派来一位政治指导员（相当于今天的政委）。这位指导员一来就大抓军事化，要大家每天按时起床，做早操，每星期一次纪念周，升旗、训话，还集体学习“抗战建国纲领”。衣复恩对此大为光火。一天，他把这位指导员叫来，当着大家的面把他训了一顿，大意是说：我们这里情况特殊，飞行人员出勤之后必须保证充分的休息，你那一套在我们这里行不通。这位指导员到任不到半个月就被衣复恩轰走了，我至今仍然记得他那戴着近视眼镜，毕恭毕敬地站着挨剋的那一副狼狈相。以后就再也没有派人来。
　　衣复恩在工作上对人要求很严格，但他从来不干涉员工的私生活和业余爱好。空运队的成员中，飞行员里大学生多，报务员里中学生多，不少人有读书的业余爱好，当然大部分是读文艺作品，往往有了好书大家轮流传看，也有时看一些“旁门外道”的书，观点不同的人碰在一起，也会大发议论，争辩不休。
　　空运队的宿舍是一排平房，两个人一间，我和陈福住一间，左边隔壁是刘汉沛和高学安，右边隔壁是吴振麟和王庆祥。我们这一排全部是报务员，前面两排是飞行员宿舍，那时我们都喜欢在床头用图钉钉几张小画作为装饰，我也把一张鲁迅的木刻像钉在床头。其实我并不特别喜欢鲁迅，但我很欣赏这幅木刻，它是一帧侧面半身像，头微抬，食指和中指间夹了一支香烟，线条简洁流畅，神气活现。有一天隔壁的高学安来串门看见了，问我：“你为什么把共产党的像钉在墙上？”旁边的陈福立即回答：“鲁迅不是共产党，他只是一个作家。”后来吴振麟、王庆祥、贺瑞华也参加了进来，你一言我一语，争得面红耳赤，绝大多数都站在陈福一边。高是一个有正统思想的人，但不是密探，密探只会暗中打小报告，不会站出来公开辩论。队上也有人看《新华日报》，赵昌燕就是其中之一，当然他们不会把报纸直接送到队部，而是在家中订阅，带到宿舍来看。这一切，衣复恩不可能不知道。
　　赵昌燕后来跟随一架起义的飞机去了延安，五十年代他参加了拉萨航线的试航，他的照片还上了《人民画报》。
　　赵去延安大约是在1946年春季我已离开空运队之后。我有一个朋友廖仲孝，是空军地面电台的报务员，他听说赵昌燕的事，问我：“他为什么要去延安呢，那边的待遇也不见得很高吧？”在空军中，像廖这样不问政治的人占绝大多数，真正像高学安那样的正统派很少。
　　1944年，衣复恩去过一趟延安。那一次是送周恩来从重庆飞延安，他很敬佩周恩来。他觉得周恩来待人亲切，善于辞令，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的飞机在延安呆了两天，在这两天中，他访问了延安的窑洞，见到了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还接见了他，和他握了手。
　　1949年12月10日，他驾驶着中美号C54，载着蒋介石离开成都，回到蒋的老家奉化溪口，在溪口住了一夜，第二天，他载着蒋介石在溪口上空绕飞一圈，然后飞到台湾。
　　作为衣复恩，他只能这样选择。正像当时的我留在大陆一样，也只能这样选择。虽然这个选择使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我不后悔。
　　正像下棋的人常说的：举手无悔。我父亲有一句口头禅：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这句话不对。我觉得，人生更象是一盘棋局，可以这样走，也可以那样走，但棋子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没有谁规定你非得这么走，或非得那么走。
　　据说1994年9月，已经白发苍苍的衣复恩坐在他飞过的“美龄号”机舱里，心潮起伏，感慨万端。他说：“国事蜩螗之际，正是我的青壮年时期。我像当时许多胸怀凌云壮志的青年一样，献身军旅以报效国家，在烽火大地上亲身经历了闽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台湾保卫战等役。可叹虽已尽力，但却无功可言。”他慨叹：“当年少年二十时，一身转战三千里，一机飞越百万师；如今再握驾驶盘，机已衰朽，人已白首。”（见《衣复恩回忆录》，转引自陆铿文。）
　　衣复恩的晚年是寂寞的。
　　衣复恩1966年7月被诬陷下狱，1969年7月出狱，时间长达三年。他出狱之后离开空军，下海经商，担任亚洲化学公司董事长。大陆改革开放后，他成为第一批登陆的台商，在广东、陕西、上海投资办厂，事业蒸蒸日上。到九十年代已经扩展为拥有50亿新台币资金的十多个企业。他热心支持大陆文教事业，成立了“立青文教基金会”，把赚来的钱回馈大陆年青人。在河北、山东办学校，在清华、北大设立奖学金。
　　衣复恩于2005年4月9日在台北辞世。享年89岁。按照他的遗嘱，把他的全部股票捐给了文教基金会，以支持大陆文教事业。
　　我后来才知道，衣复恩多次回到大陆，去过杭州、黄山、南京。在南京，他去了夫子庙，长江大桥，还去寻访了明故宫机场遗址，和他在南京的故居申家巷17号，当然，一切均已物是人非。
　　衣复恩的晚年是寂寞的，他不甘寂寞，他下海了，而且小有成就，但那些往日的回忆并没有从他心中抹掉，他写了回忆录，他还对亚化的员工说：“我只会开飞机，不会别的。”
　　这就是衣复恩。

　　补记：
　　本节文字在网上发表后，先后收到了几位相关朋友的回应：
　　①杨辛癸的大儿子杨积昌先生和他的两个女儿杨美容和况莹先后和我见了面。这是一次跨世纪的会面，前后相隔将近七十年，实属不易。杨积昌先生还提供了他父亲年青时的照片，非常珍贵。
　　②韩家骐的夫人在网上留言中说：“如果不是看了这篇文章，还不知道她的丈夫究竟是怎么死的。”韩家骐遇难，确是由于苏联专家瞎指挥所造成（这位专家当时也在飞机上同时遇难）。我当时是塔台值班人员，所以了解失事经过全过程。
　　③徐琏璋的儿子徐先生（在石家庄）也在网上对我致谢。徐琏璋是一位令我尊敬的老前辈，他在空运队时期对我的帮助很大，我至今仍很怀念他。
　　此文曾投稿给两航《联谊通讯》并承蒙采用，刊载于该刊2010年第84期。

作者2010年春节于汉口家中

　　本文由郭永凡先生之女郭爱平女士赐稿，感谢授权推送。
　　郭爱平补记：父亲开始动笔写他的回忆录时，已经年近九旬。在那半年，父亲每日伏案写作，笔耕不辍。经过反复修改，校对，终于在2010年6月上旬完成近12万字的《雪泥鸿爪》全书，并由美国柯捷出版社出版。这是父亲给我们子女以及孙辈们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此，我们向父亲表示深深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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