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国：我在四川和贵州的童年

┃Personal History

时光

的碎影

我在四川和贵州的童年

© 伍国／文

01

　　在我模糊的童年记忆里，总有一种气味，我觉得我至今还能记得这种气味。我相信它是真实存在的，尽管，有时候我自己也怀疑这是幻想。
　　这是焚烧尸体的味道。我可能经历了很奇葩的童年。
　　我后来专门打电话问我母亲，是不是有这回事。她说是的。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小女孩，父母要去亲戚家，不带她去她去她非要去。住在亲戚家的半夜，石头从山上滚下来，把她砸死了。
　　今天来看，命乎？运乎？
　　按照当地的习俗（我问的就是这个），凶死的人是要火葬的，而火葬就是架起柴来烧，真是简单粗暴。我闻到的就是这个味道，它一直萦绕在我的记忆里。
　　我远远地看，闻着那味道，大概五六岁，我的背后也是山，山上野蛮地生长着我们叫“乌泡“的红果，完全成熟了颜色近黑，还有核桃。核桃熟了以后，摇摇树枝就会掉下来，把青皮磨掉，壳敲开，核桃瓣又白又嫩。
　　还有一种气味是我明确地喜欢闻的，就是汽油的味道和汽车经过以后的尾气。
　　几十年后，我回国的调查访问中，偶然在贵州的朗德山寨算命（呵呵，山寨算命）。老支书是苗族，主要是他积极为自己的事找巫师算命。我问他很正经的问题，你觉不觉得这是 “封建迷信”？老支书楞一下，很使劲地想——我想说汉语不是他的母语——然后他这样回答：封建，嗯，是封建，有很长的时间了。
　　我明白了，“封建”在他的理解中就是历史悠久，是好事。至于所谓“迷信”，我不必问了。他既然诚心请巫师算命，会像我从小受到的教育那样，把 “迷信”看成负面的词吗？这个词组及其固定的内涵，在他那里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巫师和我来了，老支书就喝多了，喝多不能算命，他进入了非理性模式，照例打他老婆。但是因为有客人，老婆可能感到极度没有面子，因此奋起反击，打了回去——这一切都是根据支书老婆的供述，我并没有看到。
　　在老支书喝醉的时间里，巫师向我发出邀请，要用簸箕和大米给我算命，我欣然同意。
　　老支书的鼻子被打出血以后，人清醒了。我们一起乐呵呵地照了合影，照片上，老支书的鼻子上还有血迹。
　　第二天清早，我告别的时候，支书老婆追着我道歉，觉得打架一定干扰了我的访问，而且让她一家很没面子。“对没起，实在对没起”，她努力用汉话说着，流着泪。我听得几乎也要流下泪来。
　　那是2016年。两年后，八十二岁的老支书去世了。
　　我是想说，在中国的边缘，山寨，乡村，一定还有很多隐秘的存在。

02

　　在我六岁的时候，举家跨省从四川搬迁到了贵州的一个位于贵阳城市边缘的地方。我们租了一个只有两个房间的屋子。租金，倒应该是公家给出的。
　　此前，我们生活要简单很多，因为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小镇，周围一起玩的都是我母亲的同事，也就是其他老师的孩子。但是，这个陌生城市的城郊结合部，不仅对我，就是对我的父母，大概也是一片新奇的天地。
　　从一条小路右拐，走过几米长的泥土路，在那些杂乱的房子中间有一个人家，因为子女众多，话题也最多。首先，我从他们家第一次听说了杀人这种事。离我们最近的那所中学向来很差，而他们家最小的儿子，第八个，毫不令人意外地，就在那学校读书。然后，他竟然杀了一个人。也许是同学，也许不是，但在我七八岁的记忆里，确实亲眼看见被害人他妈，坐在他们家门前破口大骂，把大腿拍得山响。这一切，在我过去的那个世外桃源般的山村，真是闻所未闻。
　　这个家庭，是这里的人口中的“菜农”，但是听说他们极其憎恶这个身份。我想，这可能是因为这和纯粹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感觉不同——他们和有城市户口的人混居在一起，但户口本的颜色又不一样。
　　但是，除了偶尔失手杀人以外，他们家的孩子的日常生活似乎是活跃而时髦的。也是从他们这里，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邓丽君”这样一个人。他们总是凑在一起，听邓丽君，然后在脏兮兮的泥路上开始边走边唱：“记住我滴情记住我滴爱……” 致使很长时间里，我对“邓丽君”的印象一直不好。当然，我也不算一个特别优秀的学生。在保留至今的小学成绩册上，每个学期班主任都对我有一些按捺不住的批评。有一次，她希望我“争取做一个好学生”。
　　他们爱穿喇叭裤。然而终于有一天，兄弟中的几个尴尬地跑回来，说是去到市区的大街上，不料被反对精神污染的红袖章剪坏了宽得遮住鞋面，长得拖到地上的喇叭裤。他们还不忘警告大家：听说某某歌都不让唱了！
　　然而他们还是快乐的。城里开了“西餐厅”，他们定然是第一批食客，回来炫耀在那里花了多少钱吃了一只鸡之类。总之什么时髦他们玩什么。遇上把罪犯游街，枪毙犯人，他们的全部子女如同过节，不仅要追着押送犯人的卡车看，听说还一直跟到荒郊野外的刑场去看。
　　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真是一群非常可爱的八十年代新一辈青年，我这个城郊结合部小学生对世界的最初理解，应该是他们启迪的。
　　可是命运并不总令人愉快。他们家的二女儿，在我看到的时候就是一个独身，脸上有可怕的疤，神志也不怎么清晰的女人。听说，她被到处闯江湖的木匠勾引，抛弃，生了个孩子，但自己有癫痫。有一次在给孩子煮牛奶的时候，癫痫发作，一头扎进牛奶锅烫伤了脸，送去医院植皮又不太成功，半边脸就留下了严重的疤痕。她和家里人吵架的时候，就跑到树下，把骂人的话编成山歌唱出来。她的故事后来有时让我想到沈从文的《萧萧》，可是真实的生活果然比小说要惨烈。几年后，我家搬走了。又过几年，听说孤苦无依的她死掉了。
　　她的一生，让我也许是过早地朦朦胧胧地感受到人世间的复杂和艰辛。
　　有一次，附近搬来一个中年女人，带着个读中学的女儿，听父母说是离婚以后自己带孩子搬出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在背地叫她“李寡妇”，包括我的父母。那年头离婚并不普遍，城郊结合部的人们也难免恶毒，大概就干脆叫她寡妇了。
　　这个女人自己也不是省油的灯。有一次，我不知道怎么得罪了她，她开始对我这个小学生施行人身攻击。她试图形容我是一个及其吝啬的儿童，其实这没有道理，一个小学生即使慷慨又能如何。她的语言这样的：“你一毛不拔，是个铁公鸡！”，“不！”她得出结论：“铁公鸡还生锈，你是个玻璃公鸡！”我不觉得自己当时羞愧欲死，因为我开始想象：一只玻璃做成的公鸡是什么样的。直到现在也如此，每当人们骂我，我就开始思考。

03

　　我一直喜欢看回忆童年的电影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儿童电影，比如《城南旧事》，我看过很多遍，一直觉得是中国电影中最好的之一，结论就是成人的世界会把一个孩子彻底弄糊涂：他为什么这样，她为什么那样？还有侯孝贤的《童年往事》，那种淡淡的故事，一家三代……
　　小时候比邻而居的还有一户大家庭，共有九个孩子。有九个孩子的邻居，是一对老夫妻，他们和最小的孩子一家居住在小院子里。他们家在1980年拥有一部日立牌黑白电视机。可以想像，厄运从此降临，每天晚上都要开门迎客，还要准备好椅子凳子。他们家里有一对太师椅，原本就是为二老准备的，但现在经常被不懂事的邻家小孩无理强占（我怀疑自己也曾是其中之一），即使小孩被赶走了，邻家老人也会占，占就占吧，可有的老人坐不了多久就开始打盹。其实当时有居委会的公共电视可看，是24英寸的。我模糊记得，有一天人们蜂拥而去看审判四人帮，记得江青说了什么，他们就一起大笑……那时我六岁。但是比较熟悉的邻居还是喜欢去这对老夫妇的家里，现在想来，他们真是太厚道了，太有修养了，除了生病的时候以外，不曾拒绝一个人，更没有负气把电视机给卖了。
　　隔壁邻居有一对夫妇，他们在所有的邻居里是最有特色的，因为他们没有孩子，是个很前卫的丁克家庭。我至今不知道那男的——S叔叔——是干什么的，唯一记得的是，他总去山上挖树根，很土的名字叫做“圪蔸 ”，回家来东锯锯，西磨磨，然后上油漆，等油漆干了，他会把成品花架子拿出去卖，大名曰“根雕”。这些事情会花掉他很多时间。我怀疑，他可能是这座城市里最早的自由职业艺术家。他的老婆，肖阿姨，在一个国营蔬菜店里卖菜，菜店离家很远，要坐很久的公共汽车，她就经常在家里泡病假，完全不是一个积极上进意气风发的社会主义售货员同志。
　　清瘦的S叔叔不仅玩“圪蔸”还拉二胡。可能因为没有孩子而我又经常在他家乱窜，有一次在他家里玩的时候，他叫我唱歌，说他要拉二胡给我伴奏。我那时虽然六岁，但已经上了二年纪，不过一直懵懵懂懂，就听话地站在房间里，大大方方地引吭高歌，唱的是学校里教的摇篮曲：“知了你别叫，宝宝睡午觉……”多年以后，所有的课都忘记了，但我总能回想起这个平淡无奇的下午和这个下午的二胡声。
　　我们一家的到来，自然也给周围带来了一些新鲜感。胖胖的X阿姨向邻居宣传：“哎，那两个川娃娃说话好听得很！”她的性格和她丈夫的沉默寡言迥然不同，非常开朗外向，而又带点狡黠。比如，她会说，来，给我捶背，一百坨一分钱！我们这些小孩竟然也边捶边数，十分欢快。虽然一分钱在1980年也能买小零食，但多年以后才回味过来，她剥削我们的用心是相当险恶的。
　　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她告诉我和我姐姐，她曾经有一个旧情人，后来去了日本长崎，还给她写信来。的确，我是在她这里第一次看见了好看的航空信封。“日本”……“长崎”……多么遥远而陌生的名字，我简直觉得她和外星人有了联系。她还说，有一天她睡午觉，梦见了这个“日本长崎”的男人，他们在这个美好的梦里纠结是该握手还是该拥抱，而她正在试图说明握手更符合我们中国的礼数……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你石叔叔回来了”，她咬牙切齿地说，“把我吵醒了……”故事就这么还没开始便如此匆匆结束。我至今还记得她因无痕春梦被骤然打断的沮丧，而且可以想像，更气人的是，她又不能为此发火。
　　我始终不明白，这样完全不五讲四美三热爱的，非常不健康的成人级故事，为什么她敢于公然向小学生传播。
　　可能她太寂寞了，总之，好象什么也阻止不了她。
　　有一次，我们两家人说起，要不要去观看夏天的本地音乐节？X阿姨不屑地说，S叔叔不会去的，因为他“只看中央乐团的”。噢，本地文艺根本不入他的法眼，我幼小的心灵里对石叔叔的景仰又增强了。记忆中，“中央乐团”似乎从来没有来过这里，不论是白送温暖还是走穴……那S叔叔这么多年怎么熬过来的呢? 大概只能自己继续挖树根拉二胡了，但他的艺术品位毕竟是坚贞不屈的。
　　他们夫妻的感情还是不错的，但是也经常吵架。吵架的时候把碗，碟，杯子都摔碎了。等到缓过劲来，和好如初了，他们又会手挽手出门，去买新的碗，碟和杯子。难道他们就不知道只砸筷子？谁知道呢。后来我想，摔碗和砸筷子，那音响效果和表达情感的力度是天渊之别嘛，碗砸碎了大不了再买，但连发脾气都造假就太没劲了。
　　过了几年，我们搬家了，和他们也断了联系。
　　又过了几年，听说X阿姨不知道因为搞诈骗还是什么的，进去过几年。出来以后有一次在街上偶遇我妈，她依旧开朗外向，还说要来我家。我妈当然几个哈哈就把她打发走了。
　　我始终觉得，他们在当时所有的邻居里是最有个性的一对，用今天的话来说，简直就是奇葩。但就是这对奇葩夫妇，才给我的童年留下了很多的回味。

　　本文由伍国先生赐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伍国，1974年生，现为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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