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昭一：我与俪生走过的路

┃Personal History

我与俪生走过的路

© 高昭一／文

赵俪生、高昭一夫妇

　　按中国人的纪龄习惯，俪生今年正满80岁，看见他健康地跨越过这道生命里程线，我心里感到莫大的欣慰。我比俪生长3岁。人进入老年以后，睡眠的时间相对少了，在醒着的时间内往往思绪连篇，一幕幕的往事涌现脑际。我常想把这些浪费掉的思想记录下来，留给后世子孙，也许还是有益的，尤其是关于俪生的一些事情，诸如他的为人品格、思想、遭际等，由我来写也总归会真实些。好在我还有过治史的底子，趁现在脑子还不糊涂，想来还是能够把握好这种分寸的。

一

　　1937年7月7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寇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俪生和我也都以这个时间为坐标，开始了新的生活历程。7月19日，俪生在完成了苏联小说《孤独》的译作之后，受“民先”（全称“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派遣，毅然离开清华校园，前往山西太原接受“牺盟会”（全称“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军政训练班。比他略晚几天，我也以“民先”身份从（河北）正定来到太原，参加同一个训练班。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都在太原，同在国民师范，然而彼此并不相识。
　　此后，俪生敏感到故乡山东可能沦陷，于是请假回家探亲，这是他们母子间最后的一次团聚。在归途济南站，他遇到“平津流亡同学会”的许多同学朋友，于是便结伴南下湖北、湖南，参加“乡村服务团”，去做动员民众的工作。
　　10月底，就在忻口战役的最后相持阶段，大概预感到局势即将恶化，我和一批青年被编入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简你“动委会”）宣传部下属的动员宣传团，深入敌后去做广泛的抗日救国思想宣传工作我们从太原出发，北行经静乐、五寨、苛岚……等县．作巡回动员演出。这时正值11月8日太原被日寇攻陷，而我们继续向西北进发，到达保德。接到“动委会”让我们回归离石的消息，并命令我们向总部靠拢，于是我们南下，途经兴县、临县，返回离石
　　俪生在湖南农村，目睹了国统区政治的腐败与黑暗，认识到在蒋记官吏重压下，农民要动员起来那是很困难的，故决意重返第二战区，经湖南省“民先”队部的介绍经郑州、临汾，直奔“动委会”总部所在地——离石。也正是在这里，我们二人会合相识了。
　　马茂庄是离石城南三里的一个小村，“动委会”下辖的“西北青年工作团”设在这里，我和俪生一前一后来到这儿。有两次在一起工作的机会使我们彼此熟悉了对方。一次是被分配在一起编辑一份抗战油印小报；另次是一块被派到城北40里的大武镇去主办“农民训练班”。我们从一开始工作就合作得很好。在我眼里，他是一个“一二•九”式的标准大学生，很会讲话，而且讲话时总带有着刺儿，有点儿清高孤傲。这是我对他的初步印象。在短短的合作期间，我发现我们的思想感情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也并不像人们所传的那样难于接近，而且恰恰相反，他温和热情，是很好相处的。而我给他留下的印象，按俪生的叙述是：遇事能想办法解决，显得比他老作，再一点使他比较佩服的是，我读过高岛素之的《资本论大纲》，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比他略长。在大武办农训班时，我们朝夕相处，吃、住均在一处，很自然的感情也更为接近，就这样双方订下了终身。
　　农训班结束后，我们又被调往“动委会”下属的“离石县动员实施委员会”，机关设在离石北城墙根的黑龙王庙。在主任赵迺光的主持下，由俪生到街上买了二十几根芝麻滚子，请同志们开了个茶话会，向大家宣布了我们的婚姻关系。我们的婚礼就是如此简单，按传统老眼光看未免有些仓促草率，拿今天年轻人的观念衡量，又不免寒伧丢份儿。然而就是这样，我们共同战斗、生活了59年。天假一岁，明年我们就可以庆祝“金刚钻婚”了。
　　战时根本没有什么婚假蜜月，婚后我马上被派往吴城区，俪生被派往柳林区（现在已经是柳林市），组织动员备战工作。此时汾阳已陷落，日寇继续向西面的离石扑来。我们奉命向黄河岸边的碛口撤退，在一个叫骆驼局的小山村凑巧与俪生一伙人会合。此后我们便转入当地山区，同日伪军展开游击斗争。当时的各种条件都是十分艰苦的，为此俪生曾写过一篇报告文学，题目是《在王老婆山上》，发表在胡风主编的文艺刊物《七月》上，署名冯夷，介绍了我们当时的战斗状况。
　　1938年3月上旬在日益险恶的形势下，组织决定留下本地干部和部队突围北上，外地（不能操当地方言者）干部渡河去陕北。于是张渠、赵迺光、刘大学（女）和我们两口共五人，在当地老乡与贺龙120师的一位侦察兵的协助下，选择碛口与军渡间的孟门渡乘筏渡河，结果木筏在中流被冰块撞散，幸赖这位侦察兵紧紧拉住我和俪生的手，才像落汤鸡一样被拉上对岸。时值料峭春寒，上岸时觉得脚下的沙滩都是热乎乎的。
　　此后我们又徒步迤逦南行至延安，在那里待了将近两个星期，最后我二人商量决定不住陕公或者抗大，还是参加具体抗日战地工作对我们更加适宜。于是我们又徒步南下西安，经“民先”组织安排，去晋南夏支队（全称“山西夏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工作。
　　1938年的初夏，日寇已控制了同蒲铁路，夏县以西不远的运城就是日寇集结盘据的重镇，不时派兵向周边地区进行“扫荡”。我们夏支队就是在这中条山区，组织动员民众与敌人展开斗争的。我们刚来，分配在政治宣传部工作，任务是编辑油印军报和宣传品，刷写汉、日语标语，给战士上文化课等。后来我们又被派往基层，担任第一中队万连芝部的正、副指导员，这样面对面与敌人作战的机会也就多了。战斗的生活风吹雨打风餐露宿，往来于丛山平原之间，其辛苦之状确实难以言表。秋后，俪生患上了恶性疟疾，一日发作数次。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部队批准我护送他去西安治疗。当时部队穷得连一分钱也没有，我们就是靠着亲戚的周济和朋友的支持，才挺了过来。年底当俪生身体已基本康复后，我们又返回了部队。这时晋西南各县已联合组成更庞大的队伍，原夏支队已改编为政治保卫队第三支队。为了照顾我们，俪生被留在宣传部，我则去管理儿童团。别小看这些小家伙，其中孙岳后来成为周恩来秘书班子中的主力人物。俪生这时期开办“军事干部轮训班”，由他主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新三民主义论》两门课程，他把融会贯通了的内容再用通俗流畅的语言表述出来，得到战士和领导们的一致好评。后来俪生经常对我说：“我当教授的基础，就是当年给战士们开课打造下的。”
　　1939年初夏，俪生又一次病倒了，这次是痢疾和疟疾并发，比上次还难治。部队又让我伴送他去西安治疗。这时期的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国共矛盾开始加剧，阎锡山利用旧军已开始在晋东南屠杀新军和新政权的干部。我们在西安街头遇到原夏支队政委李涛，他告诉我们部队已经转移，很难找到，他劝我们在西安等等再说。为了维持生计，我们接受了朋友的介绍到陕西乾州去从事教育工作，从此我们脱离了火热的抗日前线，踏上了教育工作的途程。
　　以上回忆的是我们在抗日前线两年多的大致情况。对这段历史，尽管俪生后来每以文革小将的术语自我调侃说，“早年投机革命”，但它在我们心目中确实是引以自豪的。试想我们当年才刚刚20出头，血气方刚，不谙社会人情世故，摆在我们面前的路是多种多样的：延安、西安，顺民、良民，甚至是汉奸，而我们却义无返顾地走了一条最艰苦的道路，甘冒生命危险，不计私人报酬，上了前线，而且选择的还是那些并无正规军团作保障掩护的游击区。对那些世故佬而言，这叫“犯傻”；对那些不关痛痒的后世功利者而言：“革命了半天，既没当上官，又没发了财，图个啥？”不错，我们对于政治始终都是幼稚的，而且那段历史确实在当时和后来也都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物质利益，但我们至今不悔，因为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年代，我们诚心诚意地尽了一个中国国民应尽的义务，对此我们心安理得，无愧于当时父老和后代子孙。

二

　　1939年9月的一天，我和俪生乘一辆大卡车沿西兰公路风尘仆仆地从西安来到了乾县，当时正值国民党政府施行强化治安统治，防止异党活动的开始。在人们眼里，我俩的行迹确实非常可疑，和一般到任的教师不同，我们没有皮箱行李，甚至连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也没有，像是一双在逃的通缉犯，或是私奔的男女。
　　乾县中学是在一座城隍庙基础上新建立的，招收四个初中班，全部英语课由俪生一人独担，每周24节课，喊一上午，到中午下课时已累得喘不上气了。再加上当班主任、批改作业等工作，每天忙得没空闲。他身体底子又单薄，就这样勉力支撑着。精神上为了自拔，不致沉沦，只能充分利用夜晚这段属于自己的时间，拼命地写作和读书。我们在乾县呆了两年半，俪生利用四个学期的业余时间和假期，完成了三件工作：一是写就了十余万字的中篇小说《中条山的梦》。这是他根据自己的战地笔记和回忆，加以整理提炼完成的，先在郑振铎先生主编的《文艺复兴》杂志上作两期连载，后来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二是翻译完成了德国进步作家F．沃尔夫的12幕话剧《维也纳工人暴动记》（又名《福劳利德镇》或《奥京喋血》）；三是初步搜集了一些关中学者的文集、诗集等资料，为日后向历史学的发展，铺垫了一些基础。
　　这一阶段的生活异常艰苦，因为抗战，按当时教育部规定，工资一律打对折。因此俪生名义上的月薪120元，实际只拿到60元，我的30元工资，也只发15元。我俩白手起家，一无所有，一切都要从头置办，所以经济状况相当拮据紧张。这时期俪生清华好友王瑶曾专程来看望过我们，目睹乾县的闭塞和我们生活境遇的贫寒，他曾发过很大的感慨，意思是佩服我们能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生存，换了他，那是绝对忍受不下去的。
　　贫困是可以忍受的，让我们心理上倍受压抑的却是“双重人格”。从乾县中学到开封解放，甚至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每提及此事，总使我们感到愤怒。我们必须隐瞒曾在山西新军的经历，白天和大家一样参加“纪念周”，朗读总理《遗嘱》和“总裁”十二条《守则》，只有晚上俪生才能重操革命文学旧业。当西安城工部的程之平（原名程骏声）专程来乾县和我们接上关系后，我们就开始为组织收集军事、经济情报，有意识地培养进步青年学生，宣传组织学运，掩护对延安紧缺物资的运输等工作，这在当时按国民党的话叫作“共匪特务”。我们并不隐讳干过这些工作，然而我们从心里厌恶“特务”这字眼，比起那些货真价实的特务来，我们简直是无地自容，既无一丁点经济实惠，还要甘冒身家性命的风险。就在事后，文革中的红卫兵还死咬住俪生是“国民党特务”；1987年俪生去美国访问，纽约州立大学的一位副教授还问：“听说你是共产党特务，是吗？”类似这样的事情真是叫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不错，当年做过的那些工作，是我们出自对当时反动腐败政府统治的一种心理反抗，是出自对一个能够代表人民大众的政治团体的一种憧憬和向往，我们对此终生无悔。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我们原本就是学生出身，也都曾有过教书的经历，所以对教学也算是驾轻就熟。再加之认真卖力，很快就博得了良好的教学声誉。当然也还有人在背后说什么来历不明呀、大学没毕业呀，等等。1940年8月，我们的长女降生了，俪生为她取名为绛，这是因为他崇敬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活动家顾炎武。顾原名绛，后更名炎武，俪生拿这“绛”字来给孩子定名，既寓以其节操学问自励，也作为自己开始从事史学研究工作的纪念。家中有了孩子，增加了不少生机和乐趣。俪生的教学负担有增无减，在绛儿周岁时，他终因劳累过度，又患上了伤寒，曾经一度濒于死亡。多亏当地一位吴老大夫的精心医治，才转危为安。此后不久，陕西省教育厅突然发动全省中学单科抽查考试，抽查的科目又恰巧是英语，结果乾县中学这个新建的学校总分名列全省第一。这件事引起中学校长们的注意，于是俪生成为各校争相延聘的香饽饽，俪生最后接收了西安高中的聘请书，离开了乾县。
　　西安高中是当时陕西中学里的最高学府，原址在西安东厅门，抗战开始迁往汉中洋县，复又迁回关中泾阳县，校址大半占用的是民房、商会办公处和庙宇。1942年春，俪生来这里担负起全校高二英语课的任务，教学工作量很重，加之住集体宿舍，吃公灶，生活很不方便，更丧失了利用业余时间搞写作、研究的自由。所以在这里只教了一个学期，没有再接受西安高中的续聘，就离开了。这个学校给俪生留下较深印象的是校长侯良弼，他是陕西教育界的一位怪杰，力主实干，却又脾气犟拗乖戾，毫不顾忌任何势力与情面，他当众羞辱调皮学生关麟征，激励他走上黄埔军校的故事，在关中传为美谈；我们也曾亲眼见到他公开激烈抵制三青团在西安高中发展组织……然而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他却作为“学霸”被镇压了。作为一位曾在陕西教育界颇有影响的人，可不可以对他的结局有另外的处理方式呢？这留给历史去作评论吧。
　　以后我们应聘去蔡家坡的扶轮中学任教。蔡家坡属岐山县，原是陇海线上一个不起眼的小站。抗战开始后，一些银行实业家在内迁转移中把许多资金投到这里。兴建起一批工厂企业，使这个小地方逐渐兴盛繁华起来。扶轮中学全名是陇海铁路郑州扶轮中学，是属铁道部的一个颇有名气的学校，也是抗战迁到这里的，校址选在黄土高坡上的龙泉寺，后陆续扩建了一些校舍。扶轮中学的师资阵容要比普通省立学校强。由于是全国招生，所以学生也显得与众不同，大多都比较精干。这些学生后来有的成为学运领袖、大学教授，绝大多数成为后来遍及全国的工程师。
　　1942年正是全国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国统区由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货币贬值，使学校教师和学生的生活水平都已降到最低限度。我俩工作带一个孩子，比起那些人口多的家庭来，生活尚可勉强维持。俪生给两个高二班级带英语，我带四个初一班的历史。我们的家安置在小坡村边的窑洞里，每晚我们都要备课用功到午夜后才休息。当时没有电灯，全靠小炕桌上的蜡烛来照明。
　　俪生那时25岁，正值精力旺盛时期，加之思想开放活跃，很得一批进步青年学生的推崇，彼此间志趣意气相投。经常来我家讨论问题的学生有高三级的柯在铄、赵宏才（赵洛生），高二级的束布（束衣人，笔名石怀池）、金彭（金铿然）等，他们都知道俪生的许多手稿笔记和被当局查禁的革命书籍（如《海上述林》）都藏在房东老人自备的棺材中，也经常像去图书馆一样，掀开棺盖自己取读，后来他们全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也正是在他们的组织带动下，扶轮中学掀起了学潮，要求改善学生的生活待遇和津贴、驱逐反动校长林群（中统分子）。后来林使用政治力量把学潮镇压下去，柯、赵是应届毕业生，学校莫能奈何；束、金却受到“勒令退学”的处分，他俩此后投考复旦大学去了。我俩也牵连在内，一年聘约期满后，没有再接到续聘，很明显是被解聘了。我们从未受到这样的对待，心里自然也是非常气愤的。经束布父亲的推荐，1943年暑假后，我们受聘到坡底下的雍兴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简称雍兴高职）去教书。
　　雍兴高职是雍兴公司投资自办的私立学校。雍兴公司总经理束云章（束布父亲的族叔），原为宋子文手下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经理，“七七事变后，天津陷落，束用天津分行的资金在蔡家坡投资买下地皮，先后设立三厂一校，即机器厂、酒精厂、棉纺厂和雍兴高职。建校的目的就是为工厂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学校设机械、纺织两专业，各招40名学生，从初中毕业生中招选，学制三年，毕业后由雍兴公司分配各厂录用。学生食宿包括制服全由公司负担。这个学校有企业作后盾，故经费充足，设备齐全，有自己的实习工厂，做到了学以致用。直到解放后，在西北、西南一带的机械、纺织、电力行业中，雍兴高职毕业生都充当着技术骨干的角色。这个学校的教师阵营也十分强壮，从校领导到各科主任，清一色的日本东京高工毕业资历，连普通课程也延聘的是一批名家高手，因此教学质量并不低于大专水平。有实业撑腰，教职工的待遇也相当优厚，按当时水平，远远超过邻近的武功农学院的教授。教师（不带职务的）底薪300元，外加饭费60元，家属米贴一石（100斤，按市价折合钱币），一年发13个月的工资，还有冬夏两季毛、棉制服两身，这在当时确实是高水平的了。
　　我们创立的这个小家庭，在经历了五年极端贫困艰苦的阶段后，现在开始进入了温饱的新生活。我们有了一套住房，有了电灯照明，吃穿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也就在这里，我们的二女儿纪（1943年）三女儿絪（1946年）相继出世，成了一个五口之家。作为母亲，我开始为家务所羁绊，于是暂退居在家专理家务，只偶尔作为代课老师教几节历史。俪生则努力于他业余的史学研究，他在科研方面进步迅速。年轻时的辛勤劳动，今天回想起来，还是很动人的：当时教员宿舍电灯只供应到晚上十点，这也是为了节约能源，十点以后我们就点起蜡烛，窗上挂起黑布帘，将书桌抬到墙角里，这样从外边一点儿也看不见室内的灯光（因为巡夜的更夫会向治安当局汇报），如果次日无课，他就工作一个通宵。我们两人的工作方法不同，我是从通处下手；俪生是找重点突破，结果还是他见效快，有成绩。他研究历史先从人物入手，充分利用当地文献资料，追踪顾炎武后期在关中的活动，这样便又涉及到李颙（二曲）、王弘撰（山史）、李因笃（天生）等一批学者的生平与思想。他的第一篇史学论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1946年发表于《大公报》胡适主编的《文史周刊》上，胡先生还亲自写信给俪生表示鼓励。初试成功，更增强了他治史的信心和干劲。
　　然而雍兴高职的这几年对我们来说并不宁静，在这里我们“双重人格”的“弦”被绷到了最紧张的限度。原来蔡家坡的政治治安是基本依借中统势力来维持的，这批人官僚习气重，多为庸碌之辈，“战斗力”自然低下。可是自从雍兴高职从重庆聘来王德荣为训导主任兼总务主任后，局势顿然发生变化。王是军统“江（陵）训班”高材生，又是重庆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毕业，来雍兴高职教授《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两门课，确实是个多面手。他并不隐讳自己来蔡家坡的意图和抱负，他认为：蔡家坡和宝鸡一带是工业重地、交通咽喉，国民党不占领阵地，势必导致共产党占领。所以他和那些混饭吃的特务大不一样，工作教课之余，仆仆风尘奔走于宝鸡、风翔、岐山等地，建立健全党团组织，加强各地组织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发展特务，掀起反共浪潮。我们明白，这次可碰上了劲敌，他不仅和我们是同事，还和我们一墙之隔是邻居。这时我们除了和西安城工部的联系外，又增添了另外一层关系，原来我们的学生周可任、梁得柱在高店镇与渭河之间经营了一片菜圃，实际上是为陕北输送紧缺物资（如电话机、轮胎、盘尼西林等）的一个秘密据点，每次行动前的会议都在我家召开，而我家隔壁就住着王德荣，所以我们必须百倍警惕。俪生政治敏感达到神经质的程度，就是那个时期落下的。于是我主动担负起反特任务，和王的妻子接近，交成朋友，暗中观察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我自认为是成功的，此后有关校内的政工举措动向，学生们的政治面貌，我们大体上都能做到胸中有数。在和王德荣的暗中斗法较量中，我们彼此之间互有胜负：他代表党国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给我们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使我们身心交瘁、紧张不安；我们在暗处，依借着生存本能所需的机智勇敢，靠着进步民众的支持，最终还是成功地在他的眼皮底下继续活动。我们虽然恨他，但是客观地讲，他不失为当时皎皎杰出的政工人才。结果由于错误的选择，他的一切理想抱负都像挡车的螳臂一样，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1945年9月抗日战争的胜利尚未使人民的喜悦维持太久，紧接着而来的国共谈判破裂又笼罩起一层内战的阴影。经济市场是最敏感的温度计，物价刚降下去便又猛地回升了，升腾的幅度大而且快，这足够说明国家局势的不稳定。与人民生活疾苦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那些争发国难财的“劫收”大员，为了私利丧尽廉耻，同时也使政治丧失了最起码的民心。国统区内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有感于现实，俪生撰写了《赵南星评传》（载上海《读书通讯》1947年第135期），借明末东林党人对阉党专政的反抗，舒泄了自已的愤懑。专制政权绝不会容忍民众对它的“冒犯”，武装到牙齿的军、警、特对手无寸铁的群众施行了疯狂的镇压，甚至连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也不放过。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惨遭特务杀害的噩耗相继传来，闻先生是俪生在人格、学问上最崇敬的老师，他怀着无比激愤的心情，挑灯连夜赶写出《混着血丝的记忆——悼闻一多先生》，发表在当年上海《文艺复兴》刊物上，以示对暴行的抗议。
　　抗战胜利后，我们也开始为自己的前途考虑：我们还年轻，生活水平也还可以，如满足现状，不求进取，似乎在良心上有所遗憾。恰巧1946年底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复员大会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契机，俪生作为西北地区代表在邀请之列，遂有东南之行。俪生途经开封下车，受到河南大学学生周可任、牛维鼎的接待，他们为加强学生运动的领导工作，策划俪生来河大执教，他们将俪生介绍给进步史学家嵇文甫先生。嵇先生专治思想史，俪生呈上自己的《王山史年谱》请求指教，于是双方在明清思想史的话题上切磋得十分投机，颇有一见如故之感。老先生很欣赏俪生的文采风格，愿意同俪生共事，只是他本人不宜出面推荐，因为他是国民党特务黑名单上列名的人。他建议俪生可以利用与傅斯年的姻亲关系，通过傅的介绍进入河大。这样，俪生在上海参加了由胡风主持的文艺界代表会议后，专程到南京中央研究院拜访了傅斯年、傅乐焕叔侄，傅斯年为俪生写一张八行信纸的信给河大校长姚从吾，推荐他到河大任教。
　　1947年6月，俪生收到河南大学校长姚从吾寄来的聘书，敦聘俪生为文学院文史系副教授，月薪330元整，希望8月底以前到校报到。在俪生30岁时，生活又划出了新的段落。八年的陕西中学教员段落业已结束，新的高等教育生涯已然开始起步。

三

　　河南大学座落在开封城区东北角，铁塔的南面，牌楼式的校门非常堂皇，有门警荷枪站岗，对出入的人却并不盘查。
　　嵇文甫先生当时是文史系主任，在排课和选择授课教师方面是他说了算。俪生报到后，嵇老主动提出除教《通史》外，让他接替自己主讲的《明清思想史》专题课，这对初登高校学府的俪生来说，确实是一种栽培和锻炼，内心深处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俪生下决心一定要把课讲好，以不辜负嵇老的信任与厚望。这门课每周四小时，给本系三、四两个年级合开。为了把工作做好，他花费了很大的心血，记得盛暑天，他穿一条短裤，光着脊梁，汗流浃背，几乎整天坐在书桌边，临时备课、写讲稿……课也上得很顺利，就这样俪生在大学讲台上开始获得成功。
　　俪生初进河大，正逢教育部下文明令解聘经济系王毅斋、教育系陈中凡两位进步教授之时，他俩均以煽动学生游行闹事等罪名，被扣上“共党嫌疑”的帽子。其实当时真正在幕后领导学运的是刘鸿文、李淑英等，他们都安然无恙。在这样的环境中必须加倍警惕，所以俪生在讲课时格外谨慎，只是在给工学院一年级开的《中国通史》课上，在讲原始共产社会母系氏族公有制时，引起右派青年从军学生反感，课后有人在黑板上画了漫画，使俪生感到扫兴。
　　在河南大学刚刚一年，解放战争豫东战役的序曲就奏响了。1948年6月17日华东野战军三、八纵队向开封发动进攻，攻城战役历经六天，我和俪生当年都曾打过仗，却还未经历过如此激烈的场面。我家前院就落了两发炮弹，将厨房顶给打掀了，所幸没有伤人。22日国民党57军残部据守的最后一个据点龙亭被攻克，军长李仲辛自杀，至此开封获得第一次解放。这次战役的胜利非同小可，是解放军首次攻克一个省城，在当时政治影响极大，但解放军不准备长期固守，决定不久主动撤离。
　　军管会陈其五同志（清华同学）在和俪生一次长谈后，临别时再三叮嘱：“一定要离开开封，重回解放区去。”不久城工部也发出通知：特邀进步人士嵇文甫、王毅斋、李俊甫、赵俪生、苏金伞等去解放区，可携带家属，但不宜带过多的行李，因为那时车辆短缺。6月末的一天，我们十几家人，分乘两部十轮大卡车，随解放军撒离开封，辗转向豫西解放区进发。自从1939年与俪生回到西安大后方，到1948年重返解放区，前后首尾十年。这十年我们在国统区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这也是我们为事业打造基础的十年。当时我们总觉得离开了抗日战场，好像对国家和人民做下了什么亏心事，所以在后方工作时，要加倍的努力，才觉得对得起前线浴血苦战的同志们。现在又终于回来了，倍觉亲切高兴。
　　我们一行从开封启程，先是向南经尉氏、许昌到达襄城。在这里刘伯承、陈毅、陈赓将军接见了我们，然后到中原局所在地鲁山作了将近一个月的休整。嵇文甫、王毅斋等几位先生留在河南，准备筹办中原大学，其余大部分人到华北局分配工作。从孟津渡河后，经孟县、沁阳，开始上太行山。过去我俩在晋西北、晋南打过游击，晋东南没有来过，从感情上说我们爱山西、更爱山西的人民，这次上太行我们都有回故乡之感，心情十分高兴。从晋城、高平、长治到潞城，这正是轰轰烈烈土地改革刚刚过去，正要纠偏的时候。沿途各人民政府行署中又遇到不少过去的同学与战友。到达黎城时已是八月份了，记得广播报告新闻，听到清华大学朱自清先生在北平病逝的消息，俪生心里很难受，总想写点作品来纪念他的老师。
　　渡漳水到涉县，进入河北省境，也开始下太行进入平原。又经邯郸到石家庄，此时正值华北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选举董必武为华北政府主席的时候。北平“剿总”派出的飞机也几乎天天轰炸石家庄，有时吃一顿饭就要跑两次警报。在这里见到不少同学、朋友和学生，如柯在铄，还看望了闻师母高真女士。小住数日，我们便到北面的正定华北大学报到去了。
　　华北大学刚刚成立，它是由华北联大和北方大学合并而成的，任务就是为适应全国解放的新形势，培训大批干部。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和成仿吾为副校长。学校设四个部，教务长是钱俊瑞同志。我们报到后，被分配到第四部——研究部工作，部正副主任为范文澜、艾思奇。这儿人才汇萃，仅历史学方面就有刘大年、叶丁易、王冶秋、荣孟源、何于之、尚钺等。俪生以研究员身份被分配为艾思奇同志的副手，任近代史组副组长，秘书为萧前同志。在工作中，艾思奇同志一直对俪生非常爱护。
　　整个研究部住在正定西门里王宅，那正是我大舅父王士珍建造的私宅，他没有子女，死后家产由过继儿子和三个兄弟平分，土改中充公，这些房屋，现在归第四部使用。自1937年离家出走，11年后我又回到故乡。我领俪生回家探亲，我父亲很欣赏他的这位女婿，俪生对岳丈也很尊敬。
　　这时期北平对石家庄、正定一带的空袭不断，傅作义的部队也曾组织反攻，声言要夺取石家庄。为谨慎起见，华北大学组织了一次部分人员的战略转移演习，大家称之为“逃情况”。我们被转移到邢台，在这里得知济南解放的消息，这对和平解放平津极为有利。我们又奉命回正定，归途路过元氏，这时俪生酝酿已久的一部书《从中原到华北》已经成熟，于是申请留住元氏，得到钱俊瑞教务长的批准。原来这部书是应三联书店邀稿撰写的，旨在向全国介绍解放区新的气象和形势。书稿写成后，我们一家人又回到正定华北大学。手稿交付后，据说由烟台带往大连，途中遇国民党舰艇截击，书稿沉人渤海。建国之初我们在北京科学院工作时，俪生突然接到三联书店电话，意外地提出赔偿书稿费，在当时供给制条件下，俪生不懂得客气也就把钱收下了（具体数目已忘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几乎对这件事忘怀了。可是后来在文革中，红卫兵批斗俪生的大字报上竟然摘录的是这部书稿的内容，使俪生惊异万分。在劳动时他私下向历史系总支书记王翼洲打问是怎么回事，王说：“你真是个书呆子，那本书稿根本没有丢入大海，而是在你的档案里。红卫兵冲击了档案库，自然就掌握了那本书稿的内容。”
　　1949年元月北平可望和平解放的局势日益明朗，华北大学受命准备对北平各高等院校的接收工作。在一次会议上，当讨论到陈寅恪先生眼睛瞎了，是否也必须到军管会报到的问题时，俪生与一位领导意见不一致，他举列宁对巴甫洛夫的态度来争辩，带了一些不驯服的口气，于是这位领导借口山东解放区需要人员，调动我们去山东。吴玉章校长对此颇感不妥，派他的勤务员苏春芳同志一路护送我们到济南。沿途尽是南下的解放大军，炮车辚辚，战士们戴着皮帽子，都是进关的四野部队。
　　1949年从初春到入冬，我们是在济南度过的。当时的市长姚仲明、文教局长李澄之等同志都给予过我们不少关怀与帮助，我们也以兢兢业业的工作来予以回报。俪生参与了济南市首次各界代表会和工人代表大会秘书处的工作。繁忙的事务工作之余，俪生专程去南山根一带的“三家村”，拜访了仰慕已久的王献唐先生。王先生当时正处在贫病潦倒之中，诙谐开朗的风格使他俩成为忘年之交。俪生从他那儿学到不少古籍版本学和文物鉴定的知识，弥补了治史的一些缺憾。同时也不断地向省、市领导反映王的情况，使王先生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状态逐渐改善好转。在此期间俪生撰写了《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问题》，发表在《新建设》第六期上，当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文章提出在改造旧史学的同时，必须进行新的通史、新的断代史、新的专史的创建，而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史料相结合，则是中国新史学建设的必由之路。
　　在济南，我们原来是想重返高教专业的，可是当时这里没有国立的高等院校，纯事务性的行政工作也非我们之所能与所好。于是在钱俊瑞同志的帮助下，俪生又被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那时科学院刚刚建立机关，俪生被分配到编译局，局长是古脊椎动物专家杨钟健先生，机关设在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二号，我们的家也安在这里。
　　自入解放区以来，我们过的是供给制生活。平津解放后，入城干部待遇有所改变，对那些接收下来的专家、教授们最高待遇是每人每月1200斤小米，折合市价也就是120元之谱。我们算入城干部，俪生的等级是编译处副处长级的编译，每月650斤小米就算是很不低了。这样全家靠六七十元生活，加之需要添置家具和买书等，日子比过纯供给制并不显得宽松。因此俪生经常利用夜间写些零星论文在报刊上发表，得点稿费，补贴家用。《光明日报》的《学术》周刊便是由丁易和俪生创办的，西城编辑是丁易，俪生负责东城的稿件。他们每星期碰一次面，商量定夺一切编辑事宜。
　　在科学院俪生是院部学习大组组长并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郭沫若、陈伯达、吴有训、竺可桢、陶孟和等均在组内，不过郭按民主人士在国务院学习，陈在中央党校学习，其余在科学院学习。俪生对院长有时以训斥的口吻对待副院长的作风很看不惯，有时憋不住就会在办公室中议论一二，经过别人汇报，便难免得到“影响领导威信”的评语。俪生终因过不惯这种官场生活，上书请求辞职，蒙郭院长手准，我们就这样离开了科学院。临行时，杨钟健先生本着惜才的想法挽留俪生，说了“为名于朝，为利于市”的话，做官、求利均非俪生之所好，故而又恢复走上教学、科研之途。
　　从1947年到1950年的这三年期间，是我们生活中颠沛动荡的三年。从开封到正定、到济南、到北京，真是席不暇暖，光置办起来的家就扔了好几个。但按俪生自己的话说则是：“在开封住了一年，我感到自己的‘宋学’（理学）水平有所提高；在正定住了半年，我感到自己的马列理论水平有所提高；在济南住了一年，我感到自己的汉学（文献、考据）水平有所提高。当时30岁出头，‘风华正茂’，遇到理想的老师，就如鲸之吸水，巨饮狂吞，而自己的肢体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日益壮大。试想：这段自学经历，不就等于住了一次研究生班，或者读了某种没有名称的学位吗？”所以这三年时间虽然不长，但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确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

　　我们又开始了教书生活，这要感谢艾思奇同志，是他打电报将俪生介绍给东北师大校长张如新，从辞去科学院职务到应聘为东北师大历史系教授前后不到十天。1950年春夏之交，我们全家乘北京开往苏联的国际列车抵达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是一座规模不小的大学，校址在市区斯大林大街与自由大路交叉之处，房屋建筑高大气派，据说这里是过去伪满洲国政府所在地。学校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院部，社科院长为智建中同志，他还兼任历史系主任，俪生在这里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给他配的助教是徐喜辰先生。这里文科教师人才济济，中文系有穆木天、彭慧夫妇、杨公骥、孙小野、蒋锡金等，历史系有邹有恒、郭守田、陈连庆、林志纯等，师资阵营比较整齐。长春的住房很宽敞，厨房装有管道煤气，食宿问题比起北京、济南来要方便多了。
　　俪生工作仍然很忙，又是在大热天光着脊梁看书、写作、备课。这期间他写了不少文章，一本史学论著文集《文史学的新探索》是这时期由海燕书店出版的，同时还出版了《中条山的梦》单行本。我在这年8月生下我们唯一的儿子赵缊。“綑缊生化”是传统语汇中讲辩证法的对立面的，俪生取来为他的第三和第四个孩子命名。
　　东北的季节变化很快，立秋以后天气骤然转凉，就在我们愁怅如何过冬时，俪生接到青岛大学校长华岗发来的一封急电，约他速来山大。青岛是俪生的老家，从童年到初、高中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他对青岛有特殊的感情，现在故乡在向他呼唤，他心情十分兴奋。东北师大的领导也十分通达地批准了我们的调离，十月我们一家又乘车南下入关。那时正逢热火朝天的抗美援朝，沿途看见一列列的兵车和军用物资运往东北，运往朝鲜。
　　设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当时刚与华东大学合并不久，里面还包括齐鲁大学的一部分人。我们来到时，罗竹风同志已调往上海，赵纪彬先生已调往河南，华岗被邀请到山大任校长，副校长为生物学家童第周和文学家陆侃如，历史系主任为杨向奎。那时老师们除了教学外，主要的课题是学习。记得华岗校长每周星期六下午都要作一次大报告，讲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辩证法等，讲这些都是为了思想改造。
　　刚解放时山大的马列主义课程开不出来，没有人会教。除了华岗校长一马当先外，俪生也就临时滥竽充数了。他开课讲授次数较多的是《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以及《马列主义名著选读》。给整个文科开大课，颇受同学们的欢迎。不久学校组建了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由华岗兼代，副主任为吴大琨、赵俪生、蒋捷夫，我被分配为吴大琨教授的助教，教政治经济学。此后随着陆续培训出来的师资增多，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工作逐渐走上轨道，我们也结束了这门教研任务，回到历史系本专业上来。
　　山东大学当年办学以不守旧、趋时而著名。1953年春在提倡开设专门化新课的风气下，历史系准备拿出《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和《中国农民战争史》三项专门化课来。前两项由张维华和童书业两人承担，俪生接过了这第三项任务，而且上面要求在当年暑假后就开出课来。我作为俪生的助手，和他一块儿全心全力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中国农民战争史这一课程在全国来说是首次开创，凡事开头难，草创一个新局面，假如没有牺牲精神，是不会作出成绩来的。记得我俩付出了不少的辛勤劳动：浩繁的资料整理、摘录，有影响的历代农民战争地图的绘制，编辑历代农民战争年表，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理论观点的建树。由于对工作有浓烈兴趣，所以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在这期间我们撰写了不少有关农民起义的论文，试探着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分析具体的农民战争。俪生对教课是富有经验的，他视上课如临大敌，课前总是一丝不苟的再三备习，一定作到胸中有数。上课时他则以清晰的逻辑条理，用感情驱动着流畅风趣的语言，来诱导学生们对问题产生兴趣，直到深思。课一开出，就轰动了全校。这样一来，非但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招致了宵小之徒的嫉妒与仇视，埋伏下了被人暗算的杀机。
　　思想改造运动过后，全国又展开了肃反运动，先从基层整起。山大历史系吴大琨教授首当其冲，接着就是赵僵生。经过“群众”的分析、拔高提炼，结论是“赵俪生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疯狂向党进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我受到的株连就更莫明其妙：“群众”要求开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家属高昭一的公职，从此财务科便停发了我的工资，真是国立山东大学，就好像是私家开的饭馆一样，这口饭叫谁吃不叫谁吃老板说了算！我们半生的历史比带头整我们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清白干净，可我们却成了反革命。这件事后来由青岛市委如实地呈报省委宣传部，不久省委的结论下来了：“在多大的会议上给赵俪生戴上的帽子，原样在多大的会议上陪礼道歉、摘掉帽子。”
　　对比起华岗校长来，我们这点冤屈真算不得什么，他居然也被当作反革命揪出来，最终竟然身陷囹圄，这实在是让我们感到震惊！记得在一次群众揭发批斗会上，他只说了一句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众所周知山大《文史哲》这个刊物，原本是由华岗带头创建的同仁刊物，最初是以华岗校长自己的稿费收入做基金，历史系同事杨向奎、童书业、吴大琨、赵俪生……等大家凑稿子，不取任何稿酬，慢慢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使《文史哲》创出了牌子。然而这时它却成为批判这些开创者的园地，一篇篇大言不惭地吹牛、骂人的文章，给学术界带来了什么呢？除去教人投机、陷害，难道还有什么别的积极意义吗？
　　自肃反运动过后，我们在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我们已是六个孩子的父母，且已步人中年，埋头教学科研，过苦行僧的日子，得到的客观效果却往往相反，于是我们便去在物质精神生活上寻找一些慰藉。这时我们搬进蓬莱路一号居住，这是一幢北欧式的别墅建筑，在半山腰上可以俯瞰大海，室内有黑色大理石壁炉，细木地板和护壁，房间多，面积大，在当时是教授们居住条件最好的住所。为了将房间充实起来，我们买了不少的家具。我们在衣着上无甚开支，和孩子们一直保留着供给制时穿破烂儿的家风，然而伙食却不含糊，必须要吃像样的，青岛海鲜多，鱼虾之类饭桌上是少不了的。俪生从王献唐先生那儿学来的一些版本古董文物知识现在也都派上了实践用场，他的稿费、工资差不多大多数都送进了书店和古董字画铺。那时在土改、公私合营等一系列运动之后，许多地主、官僚资本家的私人收藏品在市面上廉价出售，一些有此嗜好的先生们不免去挑拣选购，来点缀自己的居室，我们当然也未能免俗。鉴赏之余，俪生尚不觉过瘾，难免捋袖也舞弄舞弄丹青笔墨，虽在行家把式眼里不免嗤鼻，然自己也每以“文人”字画自娱。再一大癖好便是听戏，当时来青岛港献艺的京剧班子络绎不绝，我们得以有机会尽情欣赏了各流派艺术大师们的表演和唱腔。俪生在看戏上不惜花钱，有时请同事、朋友们一齐看，过后再认真地进行讨论评价，从编剧、唱腔到表演，各抒己见。他对戏剧的欣赏由外行变为内行，甚至当地一些剧团在新剧日的编导彩排上，还要来请他进行指导。俪生还花钱搜集解放前高亭、百代公司灌制的前辈艺人唱片，多达三四百张，闲暇时放来自娱，文革中红卫兵勒逼俪生亲手把这些唱片一张张像掰烧饼似地掰碎，那真是在掰他自己的心啊！就在这种玩和娱乐中，俪生也没有把它和学术研究隔离开，而是互相发明，为此他写出了许多有质量的文学、文艺评论文章，得到这些领域内行的赞许。
　　尽管如此，俪生的气质仍很特别：天生的自由习气，不加约束；神经质的敏感，看事料事透彻；一遇见事就又心直口快地发表己见，而这些意见八成又要得罪某些人，这些都埋伏着以后的恶果。他也清楚自已的处境，迟早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在青岛眨眼居住七年了，也该到大天地里去活动一下了，说不定能痛快地工作。因此俪生向中央专家局申请调动，不计条件，支边也行，因为我们不就是从西北干起来的嘛！重回西北也好，就这样下定了离开故土的决心。
　　1957年初，高教部调赵俪生支援兰州大学，为了搬家，我们忙活了两个月，于8月抵达兰州。那时兰州的城建规模尚十分落后，刮起风来是天黄黄地黄黄一片土雾，下起雨来深一脚浅一脚尽是烂泥。兰大当时还在老城西关什字萃英门一带，正在准备向东岗新校迁移。当时兰大的反右工作已近尾声，副校长陈时伟、左宗杞夫妇（化学专家）被当作反党集团首犯正在批斗。我们天真地认为，这次调动也许使我们躲过了这次灾难，事后我们才知道真是太幼稚了。山大多年来一直盯视着俪生的某些人，乘我们已经走开，材料可以随意炮制，他们说，“肃反叫你溜掉，这次你可跑不了啦！”俪生的右派就这样被划定了，时间是1958年秋冬之际，距1957年是一年多的时间；地点是青岛，距兰州则是数千里之遥。直到1959年底，处分才批下来：“撤去教授学衔，降四级，监督使用。”俪生的工资由高教三级降到七级，从280元降到148元。被剥夺了教课权，被剥夺了写作权，这两项是俪生的第二生命，这样等于把他推上了不是断头台的断头台。
　　反右拔白旗、大炼钢铁……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俪生已不再是一个专家教授了，而是一个待罪的囚徒，在艰苦的劳动场所，干最苦的活。一阵风吹来，兰大的文科下马，人员合并到其他院校，我们被并入西郊十里店的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大有旧时代母亲带孩子改嫁的“拖油瓶”滋味。记得那时给俪生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1市斤，还不如孩子的定额。学校在河西走廊的山丹县设立了一个农场，那是一片戈壁荒野，没有任何生产条件，声言要白手起家，命令这些黑“五类”分子下去开荒建场。当时，俪生虚龄44岁，又逢到这样一个饥饿的1960年头。在农场里挨骂、挨打、罚跪是家常事，有时罚三天不准吃饭，还要跟班劳动。他经常在饥饿中苦苦煎熬。就这样他还是改不了读书科研习气，工暇休息时总是一个人读书，作了大量读书笔记。农场同事用“太史公，牛马走”来形容他，寄寓了嘲讽、同情、钦佩等复杂心情
　　兰州家中的状况也是苦不堪言。全家人的生活再加上六个孩子上学受教育的费用，仅靠俪生那点可怜的工资来维持。我的工资又停发了，学校既不说是开除，也不说是暂停。为了生活，我的大孩子们在假期只好去打零工，小孩子们则到野地里去挖草根、拾野菜，用来充饥。有一次我吃野菜中了毒，全身浮肿，指甲发紫，头昏眼花，上天可怜，居然没有死掉。更悲惨的事还在等着我，二女儿赵纪在兰大附中高三即将毕业，寒假为备高考没有回家，她在校几乎门门功课皆考第一，短跑又是校纪录保持者，她为人谦和，老师同学们都和她很好，可就是背着父亲是右派的政治包袱。1961年2月2日，刚下过小雪她和两个女同学散步到皋兰山底，见有地衣（一种可食菌类），于是不知不觉寻捡上山，在老虎口险要处，她和另女同学不慎滑下山崖，不幸双双殒命。
　　二女儿意外死亡的事引起到任不久的兰大校长江隆基的关注，他通过省委叫师院党委发急电通知俪生返回兰州。2月12日黎明，有人敲门，我开门看到的是一具骷髅架子似的鬼状人物，披一件老羊皮，说：“我回来了！”这声音我熟悉，我不免失声，这怎么会是我的丈夫呢？！赵俪生是学术界有名的风采人物，人去不到一年功夫，怎么会竟然如此！怪不得事后农场的人纷纷议论：“孩子的死，救了爸爸一条命。”农场已预定俪生为“第四号亡人”。他回来了，木木然地躺在床上，皮贴着骨头，只是有一口气。这口气很宝贵，它说明生命虽然微弱，但还持续着。我很诧异：是什么样的神奇力量支撑着他从河西荒凉的劳改场所徒步走向火车站，是怎样爬上了东归的闷罐子货车，又是怎样在冰天雪地的黑暗之中摸回了自己的家？我苦思着这股劲儿是什么？可能是一个人的求生愿望无比强大，它征服了所有设下的陷井，小心翼翼地争取生路，争取生还。我下定决心定要把这生命之火帮他重新点燃！最初一个阶段，由于虚弱，他似乎没有思想，没有感情，超然物外，大有四大皆空之势，我悟到佛教大概就是从痛苦已极的基础上产生的吧？稍稍恢复过来一点，他就又要读书，读书好像成了他的本能。他把手底下方便的英文版的《王尔德全集》反复阅读之后开始动手翻译王尔德的《道廉•格雷的画像》。天天持续工作，精神身体日渐好转，转眼书稿译完了，人也恢复了。他事后常对人说：“译一部书，能救下人一条命。”这以后他又写了白话长诗《哭赵纪》，当着全家人朗诵，大家眼里都流着眼泪。

五

　　江隆基校长决心要把兰州大学文科重新恢复起来，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兰大。重新恢复后的历史系已是元气大伤，师资不足，江校长指名叫俪生上基础课《中国通史》，从原始社会一直讲到鸦片战争。这门课开了两年半，共五个学期，给1962年入校的66届历史系学生打造了踏实的基础。俪生教课任务繁重，除了正式课外，每周还有两次四小时的辅导课，学生对此尤感兴趣，因为它不拘泥于形式，活泼、自由，学生可以随意提问题，教师要在瞬息间思索考虑，即刻作出答复，往往产生新义，连锁反应，以不断引出新的问题。同学们背后常说：“上赵先生的正课有时可以打马虎，但对辅导课一定要抓紧。”为此这班学生对俪生种下了特殊的感情。此外，他又给本系助教们开小课，用对研究生式的方法认真培养，为此花费了很大的精力。
　　恢复后的兰大历史系，总支书记是王翼洲同志。1963年春，学校给俪生摘掉了右派帽子，恢复职称的事则暂且搁置。我家经济条件此时十分困难，俪生工作忙，又常饿着肚子上课，熬夜搞科研，紧缺的食品价钱昂贵，为了俪生和孩子们的营养，我把能卖的都卖了。到最后实在没办法时，只好下狠心将珍藏的珍本书籍拿去变卖，连已懂得爱惜书籍的孩子都哭了。更有乘人之危进行讹诈者，如甘肃省博物馆职员薛英群以向俪生借用展览为名，将我家宋、明、清精品画幅十五轴拿走。事隔一年，由省文化局的一位副局长来家里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他的话是：“什么是右派？就是亏欠了党，亏欠了人民，亏欠了就该补偿，拿你这几幅字画缴公，就算是一种补偿吧。”扔下500元的一张支票，扬长而去。我俩相顾愕然，这不是明火执杖地抢劫吗？俪生的牙不好，满口只剩十来个牙齿，因此吃饭讲课、发音都受到影响，为此住医院进行拔牙、镶牙手术。江校长知道我家经济困难，特批补助费50元作为镶牙费用，谁料此事竟也在文革中成为江校长的罪行之一。一位大厨师咬牙切齿地说，你的狗牙你江爹赏了50块，他给我们劳动人民一个蹦子来？！中国人喜欢用善恶报应说来宽慰自解，这在总规律上也大致不差，然而在活生生的杜会现实中却又未必如此，经常能够看到的是好人在哭、恶人在笑。
　　俪生教完了通史课，随即准备开出专史《中国土地制度史》。系领导的原意是让他开《中国农民战争史》，这对他讲是驾轻就熟，简便省力，但他本人考虑结果是宁愿花大力气准备《土地制度史》，也不愿回首《农民战争史》，实际上他是对阶级斗争夸大论的一种逆反抵制。他安慰我说：“只要人还在，我有能力开辟更多的研究途径，不怕别人压制剽窃，他们是压制不住更剽窃不完的。”就在俪生充满信心投入新的科研教学领域的同时，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也正在酝酿之中。1965年1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公布，新课刚上满一年，兰大师生就开始轮番下乡到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文艺界也在这年年底刮起了大批判风潮，什么对《海瑞罢官》、《燕山夜话》、《李慧娘》等的批判，成为报刊上最出风头的文章。其他学术领域也不甘落后，一轰而上，气势汹汹。俪生在1963年《青海湖》杂志上发表的《杜甫的秦州诗和夔州诗》一文，也遭到激烈的批判，说他使用的笔名“鹿其莘”，其谐音是“戮其心”，意思是共产党把他的心戳碎了。其实这个名是自《诗经》“甡甡其鹿”中取来的。
　　1966年初，俪生被派到榆中县南坡湾公社去参加“四清”运动，暂时避开了城市繁嚣的文化斗争，而此刻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五一六通知》下达不久，一夜之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小女儿神色恐慌地跑回家告诉我：“不得了了！兰大校园里全是爸爸的大字报，说要把爸爸揪回来交群众批斗。”事到临头我反而冷静了，反正橫竖不得免焉，何如硬着心肠去迎接，除死无大祸，批斗就批斗吧！满校园的大字报，没想到我成为最忠实的读者。从贴大字报的那天起，我每天吃过晚饭后，总要一张不漏地看完，我自信能从这字里行间分辨善恶是非、预测形势的发展动向。就在贴大字报的第三天，俪生奉命乘军区吉普车赶回兰州，进门没几分钟，学生小将们便破门而人，反剪着俪生的双手，推搡着带往校部，一路上口号声震天。
　　这场运动开始阶段很有意思，各级领导显然是胸中无数。以兰大而言，一开始校委级领导一致趋向在党员中牺牲一个王翼洲，“权威”中牺牲个赵俪生，便可以向上向下交差塞责了。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又使风头突变，不仅揪出了更多的人，而且矛头逐渐指向以江隆基为首的校党委。北京市委垮台的前车之鉴，使省委也无所措手足。为了主动配合、因势利导，于是学习北大聂元梓的样板，在兰大扶植起以历史系学生李贵子为首的一批造反派，准备把兰大党委送上文化革命的祭台。校内运动由大字报、大辩论开始，升温为武打式的斗争会，许多人经受不起这种身心交加的摧残和污辱，纷纷自杀或逃亡，江隆基校长就在这种形势下自杀身亡。俪生常说平生遇到过两位好校长，一位是开创新山大局面的华岗，另一位便是振兴兰大的江隆基。两位校长无论从修养学识到人品风格，都堪为师表，然而两人的结局和下场又都是同样地无情、酷烈。
　　俪生的罪责虽然有增无减，但随着文革运动斗争的扩大化，相对的压力却在减小。对那些造反派——后来的红卫兵，我们深为他们的幼稚无知、被政治利用后形成的病态疯狂而痛心。客观地讲，他们中的许多人天良并未泯灭。以俪生言，在批判斗争间歇，有人会悄悄地端来一杯水，有时甚至是一杯糖茶；同样五花大绑的绳子，他的却是虚绕着；几次最酷烈的武斗，在开打前总有人大声吼着，叫赵俪生这个老家伙滚蛋，驱逐出现场以避皮肉之苦；我们最感激的就是文革伊始他们就以“兰大革命师生”名义把我家的书橱、书架、画箱等全加上了封条，文革浩劫，我家的书画没有损失，全赖这些封条作了护身符。
　　被揪出来实行专政的人越来越多，为了加强统一管理，为他们设置了隔离禁闭的“牛棚”。俪生被拘留关押在一间空教室里，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集体生活、劳动，叫这些人互相揭发、互相作贱。俪生的工资停发，按家属人口发生活费，记得当时按四口人计算，我家只领到48元钱，除了维持最低生活外，可说是一无所有。俪生又于起了劳改活儿，我每天看见他拉车子，一车车的砖、瓦、石子按定量完成，此外还要打扫厕所、挖粪、拔草等。这时期我的子女们也都支边的支边、插队的插队，最后只剩下小女儿在家上学，与我相依为命。
　　到1969年底，林彪又要拿人民练兵了，扬言外蒙、苏修要入侵，搞所谓的军事行动大疏散。兰大军、工宣队下令：“限周之内，大家都要离开兰州，有亲投亲、无亲投友。”我们要求到贵州息烽大女儿那里去，蒙格外开恩，批准俪生请假一个月，送我和小女儿一同走。贵州这地方虽有“地无三里平”之说，然而到处都是绿水青山，风景很是优美，到处开遍山花。俪的假期很快到了，他又得重回兰州，到兰大新办的永登县“五七”干校去接受劳动改造。
　　1970年5月的一个黄昏，我接到一封俪生从兰州拍来的电报，看了电文，一家人都惊呆了。兰大革委会积极动员老教师退休退职，俪生不够退休年龄，就动员他退职。在政治高压下，他只好服从领导的意图，办理了退职手续。我心急火燎地赶回兰州，俪生没在家，正在办理回城手续的儿子说：“爸爸前天被永登五七干校的人给带走了。”当时又在搞什么“一打反”运动，干校又贴了他的大字报，抓他回去批斗，实际上是嫌他不赶快离开兰州。我在家等他归来。他终于给放回来了，气色很坏，他对我说：“我只能很快地走掉，走得远远的，离开这个地方，精神也许才能舒坦些。”我深知就是用退职的代价也赎买不了那被批斗的代价，他还是抱着幼稚天真的想法。在这一点上他白学了历史，还没弄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含义。就这样他拿着我俩被注销转移的粮户关系和两年薪金的退职费4000元人民币，匆匆离开兰州，往贵州而去。我留下来对尚留在兰州的一儿一女进行善后处理工作。承蒙革委会还算客气，给我们留了一间18平方米的土坯房，这里成了我所有家私的堆栈，和我一双儿女的栖身之地。
　　像这样凄凉仓惶离开兰大的也非我一家。儿子在校园里遇见数学系主任周慕溪先生，他家属远在上海，退职后孤苦一人背着沉重的行李去赶火车。出于同情，儿子主动替他背起行李，扶着他蹒跚而行。在马路边休息时，周先生苦笑着指着手杖上雕刻的一只蝉，说：“人家都说我周慕溪心理很阴暗，连手杖上都落着一只大苍蝇。”周先生终于回到了自己渴盼已久的家，大约半年后接到他儿子的信，告知老人溘然长逝的消息。
　　料理好兰州的一摊子，我又匆匆赶去贵州。在息烽，我们又开始了新的生活。当年大女儿大学毕业后支援三线建设来这里的拖拉机电机厂当技术员，她把妹妹赵红也接来当学徒工，在这里，我们又组成了一个小家庭。每天的家务事做完或是吃过饭，我和俪生就到处散步游玩，贵州确实风景如画，闭塞的田园村落因山势自然错落有致，一个个恰如《桃花源记》所描写的模样。我们常坐在高高的铁路路基上，观看夕阳落山的景色，“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确实是这一带的真实写照。然而这里也并非是世外桃源，远在数千里之外，兰州的一双儿女经常使我们牵心挂肚；跟踪而至的大批外调人员，也增加了厂里两个女儿的政治压力；最重要的是靠着那点坐吃山空的退职金，还能维持多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压力也就越来越大。人到绝处，或逢生或走险，这是必由之路，退职快两年后，俪生决定到北京去上访。
　　1972年9月，俪生到北京，住在兰大物理系毕业生于尔果家里，于同学不仅接待了他，还帮俪生谋划了一切。俪生将简历及退职前后经过，简明扼要地写出来，交给“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文革联合接待站”。出乎意料，这份材料竟得周总理亲自过目，很快总理办公室专为此事给甘肃省革委会发出一份《便函》。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甘肃的冼恒汉不得不将这件事抓起来，尽管兰大和历史系领导们一再推委拖延，也最终在十月国庆节后正式宣布赵俪生复职。按中央规定，退职期间工资照发，累计扣除退职费4000元，还补发了两个月的工资。这件事对我们一家人说，是件大好事，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此后俪生又先后参加了历史系《古代十个战例》的编写工作、西北三省（陕西、甘肃、新疆）五校合作搞的新沙皇侵略我国西北地区历史的研究，都是投入的精力很大，得到的批判也最多，“赵俪生是苏修大特务”的帽子便是此时背上的。俪生已将届花甲，负荷能力差了，很快身体渐感不支，心血管病也明显显示出来。系领导又一次动员他办理个“编外”手续，给八折工资，实拿120元，不致没有饭吃。就这样，他再一次退出历史舞台。回到家里也好，至少不面对着重重难解的矛盾，剩余的精力还可漫步于学林、书海之中。在这期间他完成了《中国土地制度史》的写作，业余对《聊斋志异》的重要篇章进行了剖析，并写出了大量的论文。他悲观地估计此生所有巳完成的著作不会在有生之年公之于世了，于是在书稿后面写下“篱槿堂遗著”字样，由此讹传到社会上，不少友人还以为他业巳去世，屡有唁电唁信到来，在学术界传为佳话。
　　“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了，文革也终于结束了，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我们的家庭也逐渐有了起色。我的一双在兰州当工人的儿女，1977年分别考取了兰州大学历史系和外语系，儿子学历史，小女儿赵结学外语。我对他们讲：“按年龄，这次大学考试对你俩说是最后一班车，你们凭自己的能力挤上去了，但不要满足，你们已经被耽误得够呛了，儿子开始上大学的年龄27岁，仅差一年，就是你们爸爸进大学当副教授的岁数，而你们才开始读大学一年级。要加倍努力，弥补已失去的时光。”一年后我那贵州当工人的女儿也考取了兰大外语系的硕士研究生班。
　　最感兴奋的是中央领导决定，给1957年划右派的事重新甄别、改正。我们目前是在兰州大学，而当初划右派是山东大学搞的、山东省委批的，所以在改正问题上还是遇到很多曲折。甘肃在平反工作上做得利落、快当，而山东那边却迟迟不动脚步很慢。但不管怎样俪生总算熬到不情愿地给他卸下政治枷锁的这一天。那时我们全家人觉得如同久禁的囚徒突然窥见了明亮的天空，其兴奋程度确实难以言表。但反过来深思，这苦难的20年，我们有啥罪呀？人生又能有几个20年呢？我们侥幸看到了这天，那些屈死的冤魂们呢？
　　由于政治上的初步松动，兰州大学决定让俪生招收研究生。俪生原本是“编外”人员，哪有资格招收研究生？一天在路上遇到教务长崔乃夫同志，招呼俪生准备招生，俪生回说：“我是编外人员，没资格招生。”崔笑着说：“书呆子！编外编内不就一字之差嘛。”俪生于是下决心一次招收两个专业的研究生，即《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农民战争史》。全国招生，考试结果，录取了七名学生，土地制度史五名，农民战争史两名，合编为一班。基础课、专业课全由俪生一人独自负担，从讲授、到辅导、到科研，他全力以赴，辛苦极了，他又开始了不要命的工作。每逢上完三节课回家，即便是隆冬季节，他的衬衫、衬裤都被汗水湿透了，每次下课回家都得换内衣。名义上是七名学生，其实教室里挤得满满的，学生们为了听课都预先去占座位，这样他不是讲小课而是开大课，那时所有的文科高年级大学生及新入校的文科研究生都来听他的课。
　　从带研究生到研究生毕业，整整三年，在这三年里，俪生不辞劳苦，昼夜忙碌，总想更多地为国家、为人民多出一份力，多培养出几个学术人才。回想20年的岁月白白流逝，人生有几个20年呀！他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也很清楚自己处境维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人谈何容易，打马虎眼走过场确实容易，就是一丝不苟、认认真真难，所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学生服务，俪生当之，庶几无愧！
　　在经历了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的风波之后，俪生的研究生及子女都被分到了四面八方。人去楼空，剩下的依旧是那寂落冷清的作坊“夫妻小店”。伤心之余，俪生从此下决心再也不带研究生，但却也禁不得系上一再把别人的研究生寄在他的名下。教学不仅是他的职业，也是他的生命，只要有精力，他总要支撑着去给学生们开点课，不是去向学生陈述什么教条、旧知识，而是用他那总是走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和感情，去激发年轻人对专业的热爱、对历史的反思、对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历史系的天地太狭小了，我们也该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舒涣一下身心，何况中国原本就是当客人容易、做主人难。于是我陪他到社会上走“江湖”，应各大学之邀，到处讲学。这样，一方面可以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成果扩及到更大的空间，接受实践检验，反馈总结提高；另一方面可以考察研究一些问题，包括学术的和大学教育体制的，等等。计到过的学校有：山东大学、河南大学、郑州大学、苏州大学、杭州大学、杭州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大、复旦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四川西南交通大学、湘潭大学……等等。
　　在这期间，山东大学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原拟将我们再调回山大，可是甘肃省委书记刘冰（原兰大党委书记兼校长）抱着爱才的想法说：“我在甘肃一天，你也得在甘肃一天。”兰州大学也有意将俪生竖为文科学术带头人，屡次向教委申报博士点，可是最终皆以“人缘”之故未获通过。有一次，十三个评委竟投了十三张弃权票。假如无人从中作梗，怎会产生这么离奇的事？对此我们以东汉古文经始终“降在小学”的待遇来宽慰自己。就在研究生毕业离他而去的那一年（1982年），俪生自己的学术科研也达到高潮，当年各种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达到14篇的记录。1986年，就在他的三女婿倪逸家因病去世前后，他又积极响应教委号召，招收了来自各地的年轻教师，举办了助教进修班，以对待研究生的标准严格要求，并开出“绝唱”式的大课《中国综合文化史》，结合当时社会上的“文化热”，他在开宗明义的序论里指出，政治气息过于浓厚而学术空气过于淡薄，发展的趋势势必是虎头蛇尾。他提倡还是应当多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继承与扬弃的关系中去提高认识能力，他对原始思维、迷信与科学、宗教哲学与美学、从孟子到王阳明对主观能动性的弘扬等一系列命题，提出自己多年来独到的见解。课开出后，又引起轰动，当时来听课的学生又是人头攒动，教室总是塞得满满的。
　　人过70以后，体力精力明显下降，科研和教学应该让年轻或更年轻的人去扛梁顶柱，俪生的离休终于也获得批准。1991年11月，兰州大学和历史系联合为他隆重地举行了“祝贺赵俪生教授从事学术60周年，从事教学54周年”纪念会。各级领导、同事和学生们济济一堂，对他一生所从事的教育和科研事业作出了充分的肯定，这对我们含辛茹苦的历程来说，终于圆满地划上了一个句号。

六

　　现在我们双双离休在家，享受着颐养天年的清福。俪生仍免不了读书写文章的习惯，然而随着衰老，效率也是越来越低了，他也有时因此而急躁。人老以后，俪生的文风越来越凝练，文章短小精干而且通俗易懂，这庶几可以为时下年轻人文章越写越长、越写越晦涩提供某种借鉴和参考。俪生一辈子不沾染吸烟、打牌、下棋、气功等活动，唯嗜喝茶，进餐时偶酌绍兴黄酒数盏。老來尤以书法自娱，开始时写些条幅、中堂，到现在只写大字对联了。每有亲朋索要，总是很高兴地即兴挥毫相赠，这也成为他唯一锻炼身体的方式。
　　俪生从年轻到老脾气甚急，有时候暴躁，似乎是有周期性的，所以往往在对待外部事务上，不该忍的他忍受了，却又在该忍的时刻他又爆发出来，这样他便得罪了许多人，其中包括朋友和亲人。理解他性格的人宽容了他，不理解他的人却难免耿耿于怀。我常和他开玩笑：“换了我，谁也很难侍候你一辈子。”我这辈子也经常和他发生争执，但是我知道他这个人绝无害人之心，他的心地是善良的。说实话，我们不像夫妻，而像朋友、同学或兄弟，经常总是一块切磋琢磨问题，不会卿卿我我，这可能是我们从事的职业以及苦难的经历，铸造了我们这样的生活风格吧！到老来我哑他聋，在交流上增添了一些障碍，也经常因误会弄出些笑话，但彼此之间还是心领神会的。
　　我来谈谈我对他的认识。俪生是个天生的自由主义者。说天生不是指先天遗传，而是生就他的社会时代氛围，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新思潮。千百年来钳制中国人民的封建专制，抹煞了人的个性自由，“五四”像决堤洪水冲刷而过，使觉醒的人们思想一日千里地奔涌。俪生憎恶烦琐的教条主义，并以自己学术不断地更新来予以抵制。尽管在客观现实面前，他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碰得头破血流，但他那个性自由分明的棱角最终也未被磨光磨平。
　　在思想上俪生又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憧憬司马迁父子所理想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也真诚地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渴盼以学术思想带动起社会宽容、理解的气氛。人们在权、钱、物、欲面前的障蔽太多了，想凭着摇头摆尾的几首流行歌曲、撕胸裂肺的几部言情小说、玩世不恭的几出“痞子”电视、滔滔雄辩的几场现身说法就想砸开这冷漠的链条，那是幼稚的，甚至是虚无的。俪生的人文主义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根植于中国大地，人际间和谐宽睦的认识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思想体系里就已具备了，到董仲舒“天人合一”更把人、社会、自然三位一体的和谐平衡关系通过政治表达出来，而从孟子到王阳明更以调发本体良知良能，充分发扬人的自我主观能量去改良社会。这些线索应该就是我们东方中国人传统中的人文主义。在这一点上俪生与“新儒家”观点有相似之处。特别是与梁漱溟、熊十力每有契合，而与他的授课老师冯友兰则相去甚远。尊重个性，倡导人们独立思考与实践的能力，充分发挥个体人在社会中的创造作用，并承认和尊重这种创造价值，这才是本质意义上的人文主义。
　　俪生又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毕生研究顾炎武，并以之为楷模，这不仅仅只是钦佩他学问“知”的广博渊大，更钦佩他为理想而终生执着于“行”的务实精神。俪生就是秉承着这样的原则，孜孜不倦地开垦着一片又一片的园地，把对真善美的追求化作理想事业，忘我地工作、认真地写作、卖命地教学，在实践中化作一种无私、自觉的敬业精神。他从文学跨入史学，又从史学涉向经济学、哲学，最终把自己融化在文化的海洋里，无有止境地前进，从未想到停下脚步去占领一座山头、一块阵地，来为自己树立门户、经营地盘。为此他受到讥笑嘲讽，但他依旧我行我素，不予理睬：道不同不相为谋，理想在前方召唤着他。
　　以上述三种思想为脊柱，构成了俪生的人格，如果套用中国哲学术语，把这人格称之为“内”的话，那么那个“外”又是什么呢？我觉得那应该就是俪生的学术风格。
　　俪生治学宛如一位上乘厨师，同样的材料一经他手烹调炮制，味道就是别有其风味。这种与众不同的根谛何在呢？那就是刀案工、火候、水温、油温、时间、佐料、调料等技术处理手续。你会说“这些我都知道”，但操作调动起来却未必如此。人们思考问题，通常只调动起大脑皮层某个区域或部位的兴奋，却使另外的区域或部分处在休眠状态，故沉潜者往往有竭泽而渔的功力，然却无情；高明者往往有纵横捭阖的法术，然却无义。俪生对此皆不以为然，他于教学科研，既以现实主义的严谨去进行缜密的逻辑推演、高度的抽象思辩，又以浪漫主义的热情去调动活跃的形象思维、超时空的直觉感应，从那些没有生命的材料符号中去扑捉“象”和“情”。即便是相像的思维程序，到头来俪生与人仍是不同，那只能归之于模式的不同，终结点上的模式便是支撑俪生的那条人格脊柱，上乘厨师终结点的与人不同，就在于他能全身心地去体验色、香、味——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刻意工求那是绝对办不到的。这就是俪生在学术上不畏扼制的底牌，同样这也是俪生在教育上无私奉献的底蕴。历史资料是死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又都属于公众，不是某人某家所能专擅独揽的，只有思维灵感那才是个人的专利，也是任何人或势力所不能代替或抹煞得了的。因此他深信把金针悉数度于学生弟子，只能使百花园地更加斑斓多彩，百家之堂更加人才济济。而赵俪生也终归是赵俪生，像一颗流星一样，自有他闪烁、运行、陨灭的轨迹。我很拙钝，实不能传达俪生一生的业绩，拉杂写来，仅供大家参考。

　　本文选自《篱槿堂自叙》，赵俪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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