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祥麟：沧桑岁月

┃Personal History

沧桑岁月

© 曾祥麟／文

　　记忆如筛子。总也筛不掉的，必是那些值得永远记住的东西。
　　真不想抚摸这一段历史，更害怕完全遗忘了这一段历史……

　　稀里糊涂成了右派

　　原本优雅的川大校园，这些天完全失去了宁静，好像吃错了药，突然躁动、亢奋起来……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午饭后，班上几位同学聚在寝室里闲聊。有人说，近几天来川大看大字报的外地外校同学不少我们是不是干脆写一份介绍川大鸣放动态的油印报，寄发给兄弟院校的同学？大家认为这意见不错，并一致推荐我执笔。我心想，你们瞧得起我，写就写嘛！在宿舍门口遇到同班好友郑伯麒，他很诚恳地劝我不要写，说是谨防出问题。我不客气地责备他：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大家都在帮助党整风，你却想闭起眼睛睡大觉，还算是热血青年吗！我完全没有想到，我正在用可笑的自作多情和愚蠢，挖掘着埋葬自己的坟墓。两三个钟头后，这篇大约三千字的报道文章写完了。文章分为四个部分：一、川大沸腾了（总体情况）；二、向“三大主义”进攻；三、呼唤“五四”精神；四、把我们培养成什么人？写完后念给几位同学听，大家觉得写得不错。二位同学立即去学生会借来钢板，两位字写得好的同学轮换刻字。一位女同学说：邮票钱算我的。当天晚上，另外几位同学把油印报分别封好，第二天上午便寄了出去，究竟寄了哪些学校，连我都不清楚。
　　这份油印报果然惹了祸。二十天后，年级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我写的那份油印报寄到西南农学院后，被该校广播站全文广播；还有一所大学的右派学生，用大字报形式将它抄贴在学生食堂墙壁上，影响极坏，叫我下午在小班作检查。我心里想，鸣放中我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大会小会也没发过一句言，只是写了一篇相当客观的报道文章，从未想过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叫我怎么说呀？但在当时那个形势下，我知道必须按支部的要求检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下午第三节课，在二宿舍外面的草地上，丙班近三十位同学围坐成一个圆圈，我承认这份油印报在一些高等院校起了不好的影响。班上几位干部和积极分子有的言词比较温和、有的激昂慷慨地给我提了意见，但没有人声称我是右派。一个多小时的检查会一完，我觉得自己已经过了关，内心无比轻松。
　　不久，学校放了暑假。回到郫县乡下后，每天不是读书就是下河游泳，假期过得很愉快。但这样愉快的假期，以后再也没有了。
　　新的学期开始了。进校不久，有一天全年级同学去省文联听报告，班干部没有通知我去，心里煞是不安，不过怎么也不相信自己会是右派。
　　又过了几天，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支部书记李伯勋在大教室的黑板上写了如下的通知：明日上午八时半，请同学们自带小板凳到大操场集合，去××社旁听农民的大辩论。最后括弧注明：“右派分子不参加”。
　　第二天早饭后，见五五级的同学一个个提起小板凳出去了，我想，至今没有人明确说我曾祥麟是右派，这个会我当然应该去参加。于是心情很复杂地也跟着别人提个小板凳向大操场走去。刚走上操场旁边的小桥，党员同学Z迎面走来：“今天你不去，黑板上不是已经写清楚了吗！”我一惊，猛然明白了，原来自己果然已被划为右派！那天上午礼堂内放映意大利电影《警察与小偷》，尚未开映。去他妈的，回寝室把板凳一搁，到礼堂花八分钱买一张乙票看电影去了。早就听说这部电影的情节怪诞有趣。场内观众不时发出愉快的笑声。可我的心思完全不在电影上，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总觉自己太冤，有一种上当被耍弄的感觉。我不安地意识到，在烽火不息的岁月，不设防的心像不设防的城市一样危险。天真并非永远可爱，如今，自己不得不为之付出堕入深渊的代价。对某些信誓旦旦的承诺，当初为什么会那样轻信呢？是祸躲不脱，恐惧、愤懑、伤心，全都无济于事，听候命运的安排吧。
　　又过数日，晚上停电，隔壁寝室的蒋世勋到寝室小声告诉我：“我们进城去走走，到总府街去吃碗赖汤圆，我请你。”我和他一前一后走出一宿舍旁边的后门，然后并肩而行。路上他告诉我，开学初他就知道我被划成了右派。他说，“那天C（班长）离开寝室去厕所，他桌上有几张写满字的纸，我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份反右总结，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字：‘右派分子曾祥麟’。”又说，“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千万不要想不开，看样子支部大概不会过分严厉处分你。”平日我和他关系很一般，现在这样关心我，实在太难得了。这位姓蒋的同学，毕业后分至新疆教书，后来不知何故回到老家昆明。文革期间，有人见他在昆明街头蹬三轮车，以后下落不明。这些都是后话。
　　国庆节那天按规定放假，午后，我独自一人到望江公园去闷坐了半天。晚饭前回到寝室，以前对我颇有好感、多次教我跳交谊舞的新任班长宋道基见到我就问：“下午你到哪里去了？我到处找你！”我如实告诉了他，他说：“今天是国庆，上面规定不让你们离开学校。”我这才知道，在这个重大节日里，我已成了被监控的对象。晚上大堂放电影，宋买了那两张票，给了我一张。我们坐在一起，他友好地和我闲聊了几句，我注意到，他当时的心情十分复杂。
　　那段时间，我有个很大的心病：我的两本日记怎么办？历史系二年级用大字报公布了该班一位右派学生的部分日记，连日记中“母亲说，就是明天死，今天也要看电影”之类的话都端出来批判。我的日记中，可能被认为有问题的内容，一定不少。有个星期天，我躲在望江公园里悄悄翻了翻这两本日记。第一本日记是一年前写的，自认为内容比较纯正；第二本日记是近一年内写的，对许多敏感问题都有所议论，说不定会出大问题的。我决定毁掉第二本日记。这本精装日记本是五六年夏天姐夫送给我的。上面记录了一年来我的欢乐，我的悲伤，我的希望和失望，思索和迷惘。如今，这本日记将被迫毁掉，真有点舍不得。最初想烧掉它，怎么烧？老远就能看到浓浓的黑烟，处理不好反而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一页页撕下来扔在垃圾堆里又怎么样？还是不行，万一被拾破烂的拣出来当废纸卖了，岂不更容易让人发现。想来想去，决定一页页撕碎，分别扔在校内外几个粪坑内。过不几日，团支书D果然要我交出日记。我老老实实交出第一本。他问：最近一年的日记怎么不交？我答：好久以前就掉进厕所里了。他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反正只有这一本。日记收去一周后，D将日记退还给我，当时没有说什么。
　　大约十二月上中旬，学校开始处理右派。校园里再度掀起大字报围剿右派的狂潮。奇怪的是，还是没有一张批判我的大字报。全校没有挨过一张大字报的右派，可能只有我一人。为什么会这样，直到现在我都搞不懂。各系各年级天天都在开批判会。至今记得，围剿中文系毕业班大右派Z的那一段时间，有一天午饭时校广播站广播了他漂亮的女友J《致Z的一封公开信》，公开宣布与他绝交。Z本是个很魁伟的汉子，校男排主攻手，曾经是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军人，吃饭时听到广播，当即放下饭碗，木然任眼泪滴滴下落。一句旧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今天，Z大汉太伤心了，连最亲爱的人也失去了，他真正是一无所有了。（后来听说，六十年代在劳教中被管教干部打断了一只手，成了残废。）有天下午小班在职工俱乐部开会批判我。团支书D提到我的第一册日记。他对我写在日记扉页上的一句题辞：“让一切虚伪、欺诈和谎言，滚他妈的蛋！”以及看了法国电影《四海之内皆兄弟》后写的一段有关人道主义的普普通通的议论，上纲上线地批了一通。当时只觉得他的分析太极端、太离谱，甚至有些可笑，但也只能默默地听着。客观地说，这位D同学为人还算正派，在当时的形势下那样批判我，应该说并不奇怪。何况他已病故三十多年，据说死前十分痛苦。对一位正派而且已经亡故的老同学，本不想再提这段旧事，不过我又认为，这绝对不是我和他之间还存在什么化解不开的个人恩怨问题，而是有些历史问题的确难于完全回避。前面提到日记，后面不能不有所呼应，因此忍不住写了几句。
　　这时学生的伙食标准已增至十元五角。大概从一九五八年元月起，我的助学金由原来免交全部伙食费改为每月发生活救济费三元，自己交七元五角。父亲在一家小电镀厂上班，月工资三十多元，此前，除了每月给我一两元零用外，还要供养正在中小学念书的四个弟弟妹妹。为了紧缩开支，他平日进茶馆总是只掏三分钱买一碗白开水，然后丢进一撮自带的最廉价的茶面子；抽烟也只敢抽便宜的叶子菸，偶尔买两支零售的低档纸烟，一支烟总是分成两次抽。现在，又要加重父亲的负担了，实在太对不起他老人家。好在我还有父亲咬紧牙关给我伙食费，有些右派同学失去助学金后，被迫变卖衣物书籍。有一天午饭后，在九眼桥头遇见成都二中高中的同学、化学系五五级一位姓李的右派，他正在桥边一个小摊上买大饼。我问他：你没吃饭么？他答：我好多天没有吃过饭了，每天只吃一个大饼。说罢苦涩地笑笑，这个笑在我眼里比哭还难看。
　　最令人不安的是，有少数学生写大字报提出建议，希望校党委责令每个右派学生戴一个白袖套，上书右派分子字样，便于广大师生监督。这不跟犯人胸前别号码布一样吗？这才真叫人难堪哪！还好，校方大概考虑到那样做有碍观瞻，并未采纳这条建议。从此，我们这群异类，真正开始像民谚说的那样：盘着趾头走路，夹起尾巴做人。
　　在川大的最后两个多学期，我们年级“保留学籍，留校察看”的六名右派完全离开了课堂。（另有二名右派处分较重“保留学籍，劳动察看”，早在一九五七年底便被送到西昌等地监督劳动去了。）一九五八年六七月份，中文系五五、五六级十多名学生右派被集中到系办公室楼上一间屋子里，成天没日没夜复写同学们的教改大字报底稿。当时，一年级有个同学在新华书店偷书被捉住，学校将他定为坏分子，叫他和我们一起抄大字报底稿。他时时流露出不屑与我们为伍的优越感，觉得很受委屈，有一天不经意冒出一句：“我怎么和你们右派分子搞在一起了！”五六级一位姓黄的大个子右派顿时眼睛一愣：“你一个坏分子算个屌，谨防老子几脚把你踢出去！”我随同大家笑了起来。笑过后冷静一想，连一个坏分子都瞧不起我们，脊背上立时冒出几丝冷汗，感到无限悲凉。
　　八月份，随同全年级同学到金堂修筑成钢公路。其间也有一件小事记忆特深。我们住在弥牟镇中心小学内，全部睡地铺，一个教室大概睡二三十人。那段时间大家早出晚归，忙得连衣服都没时间洗。有一天，年级几位女同学自告奋勇留在住地给男同学洗脏衣服。男同学们很感动，劳动时更亡命。我却暗中担心：千万别把我的臭衣服抓出来洗了，我是右派，让革命的女同学替我洗衣服，我配吗？其实我才是瞎操心，女同学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她们一间间铺挨着搜寻男同学的脏衣服，大盆大盆地端到校门外的水沟里去搓洗，男同学们傍晚收工回到住地，他们的脏衣服早已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各人的床头。唯独我的一堆脏衣服，十分惹眼地仍然堆放在枕边。顿觉心头酸酸的，暗暗流了几滴不值钱的眼泪，为自己低人一等感到伤心。但同时又暗自庆幸：幸好她们没有搞错我的铺位，没有错洗了我的衣服，不然这笔良心账我到死也还不清了！
　　以后，我们这群右派又被调到江油去背矿石挖矿石、烧炭、拉车。一个多月后，回到川大继续炼钢铁。记得有一天，年级负责人叫我跟随历史系一年级的学生到火车站去运木柴。拉的是大板车，我拉板车侧翼，俗称“飞蛾”。那天我绷直绳子拉，累得直喘粗气，没想到一位在旁边指手画脚跟车的学生，好像横竖看我不顺眼，两次走到我身边喊：“右派，使劲！你再使点劲行不行！”受了委屈心里真难受。第一次我忍住了，心想，妈的，你欺人太甚！第二次他又那样嚷，我实在忍不住了，放下绳子，愤然说：“如果我没有使劲，板车肯定要朝我这边射，拉中杠的同学最清楚（我在江油拉过十几天车，故有此经验），我都快拉来趴下了，还要我怎么使劲！你要看不惯，干脆你来试试！”拉车的几位学生一个都没吭声，分明他们对这位滥用权威的工头学生也很看不惯。这位“工头”气坏了，大骂我：“你这个右派敢不听管教，我回去向你们领导反映，好好收拾你！”我当了一年多右派，从来是逆来顺受，今天算是第一次顶撞“领导”，可心头一点也不怵。原以为他会想法子继续找我的岔，结果屁事没有，一路上他再也不向我瞎吼了。
　　一九五八年冬天，中文、经济、数学几个系的四五十名学生右派和十多名教师右派被派到老西门去拆城墙。带队人是人事处的职员C。C对我们实行军事化管理，早饭后排队出工，傍晚收工后排队回到住地。有天傍晚在回住地的路上，一群八九岁到十一二岁的孩子追着我们不停地嚷叫：“右派右派，妖魔鬼怪！”个别孩子还不住向我们吐口水。我们只能干盯他们几眼，吭都不敢吭一声。无意间我侧身看了一眼身边的前副校长谢文炳和解放前川大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倪受僖教授，他们铁青着脸，牙巴咬得紧紧的，我知道，他们的内心肯定比我们年轻右派更复杂、更难受。在儿童们的心目中，我们是干尽坏事的人，与喊蒋介石万岁的反革命分子是一类货色，与端起冲锋枪见共产党员就打的匪特也没有什么不同。奇怪的是，仅到这里几天，连乳臭未干的娃娃们都知道了我们是什么人，除了C，还会有谁将我们的身份张扬出去呢？他有必要这样做吗？可叹，我们真的成为过街老鼠了。
　　拆城墙的学生右派中，数学系有个姓伍的（著名学者伍非白的儿子）一家人都是右派，本人是残疾人，他应该是我们这一群人中最不幸的人。可是他一点也不悲观，趣话很多。他的外文极佳，英德、法文书籍随便看他说，右派分子在英文中叫 Rightist，而这个英文单词还有一个含义是“正确的人。”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因为右派的第一个英文字母是R，于是以后我们都戏称右派为“R”，姓张的叫张R，姓李的叫李R。有段时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撬城墙上一层层的石板。真没想到我们的祖先在城墙的关键部位，会用糯米代替石灰，把一块块两三平米的大石板铺在煮熟的糯米上，其牢固程度简直难以想象，用七八根钢钎也难撬动。又是这位伍R开玩笑说：中文系诸位笔杆子，如果将来你们要写报告文学，这一章的标题可以叫做：“众R钢钎战顽石”。这位伍R去年来郫县看望我，我们闲聊时，还满有兴致地共同回忆起这个细节。
　　春节前基本完成拆城墙任务后，几十名右派全部回到川大。校园里，一年前勤工俭学办起的许多加工厂、机械厂、化工厂早已一个个关门了，唯有只需要男子汉的气力和取之不尽的泥土的砖瓦厂，仍然雄性十足地撑持着。历史系和经济系的十多名右派，从此浑身乌黑地成了这个砖瓦厂的固定劳工。我们中文系五五、五六级的十多名右派比较幸运，被安排在校园内种菜。菜地是以前的篮球场。该挖地了，十几把锄头一齐出动，说说笑笑中，一大片地就挖出来了；需要浇粪了，十几挑粪桶闪闪悠悠地挑在肩上，一字长蛇阵在林荫道上疾走如风，过路的同学见我们来了，躲都躲不赢。总共七八亩菜地，根本占用不了我们多少时间。休息时候，我们不是到图书馆去借书还书，就是在菜地边把锄头扁担一架，舒舒服服地坐下来读书，有时一屁股坐下来就是大半个小时。这半年中大家读了不少书。可以说，我们是憋着一肚子气在读书。别人不让我们读，我们偏要读，拼命地读。除了劳动休息时间读，课外活动、三餐饭后及整个早晨和晚上，大家都在系办公室木楼上专专心心地读。不让年华似水流，大家多么渴望知识，渴望用它来充实心灵、医治愚蠢。除了书本和它提供给我们的思想和智慧，我们还能拥有什么呢？
　　一九五九年八月初，学生科张科长找我们五五级几位右派谈话，大致意思是：党没有因为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抛弃你们，现在学校准许你们毕业并参加统一分配。她讲完后，大家脸上并无喜色，谁知今后是吉是凶，心中完全没底。只有陈懋谱——我们的右派组长——问了一句：我们既然叫毕业，发不发毕业证？张科长可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含糊地回答：这个问题以后再说。这张毕业证，直到二十四年后才补发给我们。一个极简陋的红皮小本子，内中只有一页粗糙不堪的黄色土纸，上面极简单的两三行字是手写的，很难看，像低年级小学生写的字。R们相互开玩笑说，现在市面上假文凭甚多，我们这张毕业证，不管谁见了，肯定都会说是Y的。
　　话说回来，从此，我们开始焦灼不安地等待分配。直到九月八日下午，系上才在新会议室召集五五级全体学生开会。系总支书记首先强调，必须绝对服从党组织的分配，安排你到哪里就到哪里，都是一样的干革命，愈是艰苦的地方愈光荣。这大概就叫做“政治工作先行”吧。然后，才开始逐个宣布谁分到何处何单位。全年级八十余人中，有一半到北京，一二十人留在成都，剩下的二十余人则分到边远的自然也是最光荣的大西北，我们六个右派无一不在其内。别人把光荣全让给了我们，而我一听到宣布“曾祥麟，青海”，却心都凉了，怎么也光荣不起来。那可是“北风卷地白草折”，“新鬼烦冤旧鬼哭”的地方，是历代流放囚徒的地方！一九五九年九月十日，一列北上的火车载着我们离开了成都。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成都是如此的可爱……

　　发配青海

　　我们年级四人分到青海，只有我一人是右派。谢谢带队的聂德胜和肖玲、邓光度同学，他们对我十分友好。一路上我们一道进饭馆，一道逛兰州五泉山公园；到青海省人事局招待所等待分配期间，生活上同样不分彼此，龙门阵打伙摆，有好东西一起吃。后来听分到新疆的右派同学说，他们的带队人对老右们可够严厉的，一路上界限分明，到乌市后还开过一个右派的批斗会。德胜兄，对比之下，至今我不知道应当怎样感谢你的温厚和善良。
　　到西宁四五天后，省人事局叫聂和我到青海师院中文系报到。中文系系主任也姓聂，黑黑的山东大汉，样子很像川大中文系前系主任、大右派张默生。一见面我就对他说：“我是右派。在川大，右派是不能上课的，能否安排我到系图书室或参考资料室工作？”聂主任显然此前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听我自报家门后，颇为诧异，略加思索后说：“你到师院附中去吧！”我被他一脚踢出了师院。
　　第二天，一辆三轮车将我连同行李一起拉到附中。附中语文教研组一男一女两位年轻教师热情地上前帮我提行李，并帮我铺床、打洗脸水。他们愈是热情，我愈是感到不安。晚上，有人敲我的寝室门。来人是下午帮我提行李的年轻女老师，她去年从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现在是语文教研组长。她很客气地问我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她帮助解决，然后告诉我，初一和高一各有一个班，由我选择一个班，下周上课。这时我才想起，她多半像师院的聂主任一样，根本不知道我的身份，做人应光明磊落，我应该立即告诉她。她果然不知我是右派，说是赓即向校长反映。以后四五天内，没有任何人理睬我。后来，有人叫我到省人事局去重新分配。
　　去省人事局的路上，我发誓不再去任何学校，教育部门不是我待的地方。省人事局宽大的接待室里，只有一位中年干部。我一进门，他就欠欠身子说：“你是曾祥麟同志吧，请坐。”好久没有人叫过我“同志”了，真有点受宠若惊。他说，省农林厅下属的农林学校，现在急需教师。我坚决地打断他：“我这种身份不适合教书，除了学校，随便哪个单位都行，就是去烧开水打扫厕所也行。”那位干部虽仍满脸带笑，口气却不容商量，说是已经研究决定了。还说，这所学校在西山湾，将来是西宁的城中心，很不错的一个地方呢！我知道犟不过他，再说也没用，不得不接过介绍信，灰溜溜地离开了办公室。
　　真不想去农林学校。决定在附中清闲两天再去报到。谁知第二天晚饭后，附中便对我下了逐客令。事务处一位职员在寝室门口冷冰冰地对我说：“今天来了一位新教师，他住这间寝室，请你搬出去！”这个时候了，天都快黑了，我朝哪里搬？我忍气吞声。胡乱将行李卷起来，提出寝室丢在过道上。晚上，就在这间寝室门外黑暗阴冷的过道上睡了一夜。这天晚上，我对“凄凉”和“人间冷暖”有了新的体验。记不起这一夜我是否做过梦，如果做了梦，肯定是个咬牙切齿的梦。
　　第二天早晨，连早饭都不想吃了，用不着向谁告别，捆起铺盖就走。走了好长一段路，才找到一辆人力三轮车，懒得问价钱，反正有人报销，坐上车才告诉车夫：“西山湾！农林学校！”到农林学校住下后，晚上，姓张的教导主任走进寝室就跟我热烈握手，“曾老师，欢迎你！”旋即给我一本中专二年级的语文教科书。咦，真是怪事，人事部门是怎么搞的？未必这个学校又不知道我是右派？我决心彻底做个老实人，不安地问张主任：“我的情况你知道吗？”他不解地反问：“什么情况？”“我是右派分子，右派能教语文吗？”他睁大了眼睛。大概需要请示校长，他改口说：你的工作问题，明天我们研究后再通知你。说罢匆匆离去。
　　这天晚上，我又失眠了。我为什么总是匆匆忙忙交待自己的身份呢？这种老实有什么价值？必须这样做吗？是不是太傻了？第二天，张主任叫我到学生实习农场去上班，主要任务是发工具、收工具、修工具。几天后，农场的负责老师X又叫我给农场工人打考勤。农场有七八个工人，都是从车站招募来的外省农民。此外还有一位拖拉机手H。每天我都问工人组长：今天你们干了什么？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填。X老师告诉我，拖拉机手干了什么也要填，这人吊儿郎当的，仗恃他哥是农林厅长，成天抄起手到处耍。我只好到处找H，问他这一天干了什么工作。他很不高兴，想了一阵才回答：“修车”。第二天还是说：“修车”。总不能每天都说修车，以后他干脆说：“在办公室上班。”X老师看了考勤册后，气愤地说：“没有人安排他坐办公室呀！上鬼班！”他对这位身份特殊的拖拉机手尽管不满，却又无可奈何。这个后台硬、从河南农村来的衙内以为我和他过不去，有意找他的麻烦，因此一开始便对我怀恨在心，以后果然报复我、陷害我，这里不想多说。
　　那时与我同住一室的，是农场一位中年会计。这位会计太目中无人，太张狂，多次把一个女人带到寝室来睡觉。夜里他们一来，我只好早早灭灯上床，免得别人觉得我碍手碍脚。这位会计和他的小情人上床不久，便把木床弄得咯咯直响，呻吟不断。黑暗中我睡在床上连身都不敢翻，生恐别人以为我在偷听他们做爱。这种脏事霉事晦气事，在眼皮底下不断发生，心中难免生出不祥的预感：我更倒霉的日子恐怕还在后头。
　　其时，我每月生活费三十三元（一般大学毕业生的实习工资为五十九元），除去伙食费二十多元，所剩也就无几了。西宁的冬天，气温经常零下一二十度。我只有一件毛衣、一件毛背心，连棉衣都不敢买一件。整个冬天，脚上一直穿着初到青海时买的一双网球鞋。一九六〇年春节后，接到高中最要好的同班同学王永安由重庆寄来的信。他在重大被打成右派后，一直在火车站监督劳动，挑煤装车，每挑重达二百四五十斤，日子过得很惨烈。他是大个子，饭量大，我很同情他，硬挤出十元寄给他买几斤粮票。（王后来分到重钢，工作十分出色，退休前任公司管生产的副经理、总工程师。）以后又给在重庆医学院四年级读书的女朋友C寄去十元，但从未给家里寄过一分钱，至今深以为憾。
　　这里，恐怕有必要简单追溯几句我与C的爱情。我和C是小学同班同学，以后我们分别去成都和彭县念中学。解放初，我和她一度失学。记得一九五一年镇反时，有一天我跟随大人们去参加乡上召开的公判大会。那天，她的父亲被镇压了。我远远看见她站在父亲的尸体旁准备收尸时（她没有哥哥姐姐），脸上一副茫然无助的样子。这种表情在一个少女的脸上，一辈子是很难出现一次的。当我后来粗知一点美术常识的时候，多次想，那天我见到的她那副神态，应该是一幅震撼心灵的油画或雕塑的题材。如果米开朗琪罗或列宾见到了那一瞬间，一个惊世的杰作很可能由此诞生。一九五六年暑假，在家乡小镇上再次见到她，她已是重庆医学院一年级的学生了。以后我们常通信，每逢假期，她常到我家，一来就是大半天。我们相处得很愉快。我很喜欢她，但从来不敢问她是不是也喜欢我。邻居们都说我和她在恋爱，母亲也一直把她当做未来的儿媳妇看待，但我一直否认和她有那层关系。有一天她请我去她家吃晚饭，她母亲特地杀了一只鸡招待我。回家后母亲问：“在老丈母家吃了些啥？”我说：“不要乱说，啥子老丈母啊！”母亲责备我：“你娃娃不老实，连我都想哄！”跟她说不清楚，她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成了右派后，觉得自己配不上她，更不敢朝那个方向去想。一九五九年暑假，她在成都亲戚家住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有一天晚上，我们相约到人民公园去玩，那层纸终于在无意间被捅破了。在夜色掩盖下，我们第一次紧紧地、眼泪长流地拥抱在一起。她并不因为我是右派而瞧不起我、抛弃我，反而铁下心来更坚决地爱上了我，使我感动不已。现在，在冰天雪地的青海，C对我不变的爱，使我感到温暖，更感到心疼。爱情，你来得太不是时候！
　　在农林学校期间，许多日子我整天不说一句话，无人可说，也无话可说。一个正值活跃期的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长期被封杀在这种受尽蔑视乃至敌视、被群体所抛弃的极端孤独的环境中，内心的压抑和愁苦可想而知。生活中最可怕的无过于此。我又开始写日记了，每天晚上都要写很长很长的日记。没有人可以说话，就自己跟自己说。只有日记是最值得信赖的朋友，任何时候它都会耐心地倾听我的诉说。生活对我已失去所有的魅力，不再值得留恋。这时候，我开始萌生自杀的念头，并多次在日记中设想如何自杀而不是该不该自杀的问题。我不是保尔，无法击退痛苦，更无力向世人证明自己是强者，我觉得我只能选择这条狭窄的、需要用生命来铺垫的逃亡的路。死对我来说，既是无奈的选择，又是彻底的解脱。我期待着这一天，又害怕这一天真的到来。
　　一九六〇年春夏之交，为了缓解粮食紧张问题，农林厅决定在海南唐格木办个农场。农场面积好几百亩，除了在火车站招收近百名从各地流入青海的农民去唐格木做农垦工人外，农林厅决定抽调农林学校一、二年级共四个班近二百名学生停课前往开荒。干这种苦差事当然不会漏掉我。某日，几辆大卡车载着一大群拓荒者飞快地向唐格木驶去。带队的两位老师和校医坐在驾驶室内，我和学生们坐在寒风扑面的无篷车厢内，车厢下面装行李，行李上面坐人。一路上摇摇晃晃的，不久即觉头晕胸闷。乘车不到一小时便开始呕吐。幸好我坐在车厢靠边处，脖子一伸便吐到车厢外。开头几次吐食物，吐得翻肠倒肚。后来胃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吐的全是像胆汁一样的绿水（后来知道那叫做胃液），出行如此不利，此去大概凶多吉少。
　　第二天下午到达目的地。我们住宿的牛毛毡帐篷早由先期到达的农工搭好。带队的W老师是四川老乡，崇庆县人。谚云，“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不过，这句千古名谚对我们这号人不适用。W老师连正眼也不看我一眼，叫我与农学专业二年级的男学生住在一起。帐篷很大，可住三四十人。我时刻不忘自己的身份，主动将行李放在靠帐篷门帘处。其时虽已五月，海南仍然很冷，靠门处时时有刺骨的冷风灌入，我这种身份的人自然只配睡门边。谁知我尚未解开行李，一位小个子班长满脸堆笑走过来说：“曾老师，里面暖和一点，你住里面。”不由分说，当即把我的被盖卷往里提，并帮我将褥子、床单铺好。我这才想起，学校迄今并未将我的身份向学生宣布，对校领导不禁油然生出感激之情。一夜无事。第二天早饭后，W老师一声哨响，学生们分班站好听他讲话。他布置完任务，宣布了几条纪律之后，瞪了我一眼，大声说：“曾祥麟是右派分子，到这里来劳动改造，同学们要好好监督他！曾祥麟你听清楚没有？”学生们全都睁大眼睛盯着我，好像我是一头怪兽。我暗暗叫苦，明白自己从此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
　　队伍解散后，一走进帐篷，昨天硬要把我的行李往里提的那位小个子班长，一边嘟嘟囔囔地骂，一边把我的被褥朝帐篷门边抱，“右派分子，你睡外面！”边说边把我的被褥扔在地上。对这位学生的愤慨举动，我不觉得很意外。命运既然已经把我推到这个地步，再大的侮辱似乎都可以忍受，也只能忍受。我默默地铺着行李，心中想，我原来就准备睡这里，是你硬要我睡里面，用得着如此气愤吗？
　　出工了，开荒的地点距住处大约一公里人多工具少，学生们两人一把镢头，轮流挖地。我的身份特殊，自然是一人独用一把。对此，我无话可说。我还年轻，正是体力最好的时候，大概累不死，没啥了不起。到农场后，成天干活，而定量并未增加，饥饿程度可想而知。对此，我也能够忍受。但对某些精神打击和屈辱，却很难平静地接受。这个班的学生几乎全是从上海招来的，年龄一般在十六七岁到十七八岁之间。学生们白天劳动，晚上开生活检讨会。全班男女同学四五十人围坐在地铺上，你表扬我，我表扬你，劳动态度全都很端正，干活全都很卖力。总得有个对立面呀，这个对立面当然就是我。这个说我干活磨洋工，一天要撒几泡尿，分明是想偷懒；那个说我出工不出力，挖半天地没听他叫过一声累。还有人责问我：你一天到晚不说话，是不是仇恨群众？连不想说话也成了一条罪名。总之，不管我怎么拼命劳动，总有人横挑鼻子竖挑眼，说我不认真改造。不许申辩，不许解释。挨了打还不许喊痛。想不到这群十几岁的崽儿，整起人来会如此狠，如此不讲道理。以前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现在却颇为怀疑了。我甚至惊恐地想起迦尔洵的一句话：“狼不吃狼，人却要吃人呢！”我又萌动了自杀的念头。大学毕业不到一年，才二十三岁，人生只算刚开头，便觉得活着比死去更难，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悲剧？记得雨果说过，死亡是“最伟大的自由”。诗人约翰·邓恩甚至说：“死亡比生命更美丽。”以前读不懂这些话，现在豁然明白了。我所仰慕的不少大作家都不惜一死，我算老几，我的生命难道比他们更有价值？我可以写出一长串自我弃绝生命的闪闪发光的名字：保尔·拉法格，劳拉·马克思，马雅柯夫斯基，法捷耶夫，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杰克伦敦，海明威……我不敢和伟人们攀比，但我和他们一样难于容忍失去光照、失去理解、不被信任、无端受辱的生存状态。怎么死？前段时间在农林学校曾多次考虑过。抹喉，割动脉，上吊，我一向很厌恶；投水，我会游泳，可能死不了。以前读过《安娜·卡列尼娜》，对安娜扑向火车那一段印象特深。只须心一横，眼睛一闭，纵身一跃，几乎来不及感觉痛苦，便完成了诀别人生的全部过程。这是终结生命最简洁、最痛快的方式！但是，就是死，我也不想死在青海，宁肯死在四川，而且死前有必要回家见亲人一面，把一大本日记作为遗物交给弟弟或母亲。
　　自杀的决心下定以后，心里反而平静了许多。接下来又想起，应该尽快让正读重医四年级的C割断对我的那一缕情丝，决不能让她为失去我而痛苦。第二天中午休息时，我蹲在帐篷外给她写了封信，告诉她，现在我对一切都不再感兴趣，爱情对我已成为负担，使我痛苦，肯定也使你痛苦，让我们相互遗忘，结束这种关系吧！一周内接连给她写了三封信，一封比一封态度坚决。半月后，她的信来了。她说：“你一定要这样，我也没有办法……”
　　现在，没有后顾之忧了，可以平心静气地告别这个世界了。首先，我不想再扛这把给我带来无限痛苦的镢头了。应当立即剁掉一只手！我为自己迅速做出这个决定感到高兴。命都不要了，一只手有什么可惜的！次日午饭后，大家都在帐篷内休息。我扛起镢头悄悄走进修工具的帐篷，帐篷内没有人，四周静悄悄的，钉子、凿子、锯子、斧头摆了一地。我拿起一把斧头，摸摸锋刃，很锋利，太好了。我蹲下身子，将左手放在一个木磴上，右手扬起斧头，内心颇觉悲酸。我这人天性脆弱，读小说看电影常流眼泪，可在最该流泪的此时此刻，却反而不想流泪，也可能是流不出眼泪了。这是父母给我的一只完整的手，现在准备自残，实在太对不起两位老人家。从何处落斧？这是目前唯一需要考虑的问题。从手颈砍下去无疑最痛快，但似乎没有必要。想来想去，决定断掉四根手指。将斧头放在四根手指的根部比了又比，希望像劈木柴一样砍得既准确又干净利落。可是这柄斧头实在太沉重了，不用尽全身心的力气很难举得起来。就在这个时候，W老师的出工哨吹响了。哨音使我大为惊慌。不能再迟疑了。当的一声，斧头高高地落了下去可惜，白白比画了那么久，可能用力过猛，这一斧头砍得很糟糕，太偏了！小指只砍掉一公分左右，无名指砍掉了一寸多，中指根本没有砍断，只砍掉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很难看地血淋淋地挂在手上。看来也只好如此了。我强忍住十指连心之痛，曲身走出工棚，校医见我的左手在滴血，忙问我怎么了。我说，修工具不小心，斧头砍在手指上了。他忙打开医药箱，简单给我包扎了一下，算是把血止住了，然后叫一位学生送我到附近一家劳改医院去治疗。
　　我如愿以偿。在帐篷里休息两天后，W老师叫我与一位体弱的女学生每天上下午从伙房各抬一次开水到工地，然后留在工地上拾草疙瘩。此后一段时间的生活会上，没有人再骂我磨洋工了。这是用两根半手指换来的短暂的安宁。此后，我唯一的希望是，早一点离开海南回到西宁。
　　这里离西宁大约四五百公里，周围数十里内几乎看不到人烟，要想走出这片一望无垠的荒原谈何容易。由于农场生活极其艰苦，农林厅招募来的百十名农工，不断有人夜里逃跑。有时一夜逃走三四人。他们逃走时，不仅卷走农场发给他们的被褥和羊皮大衣，而且影响特坏，农工们人心涣散，人人思逃。为了避免农工继续逃亡，W老师叫男学生们夜里手执棍棒在农工住的几个帐篷四周巡查。六人一班，每班执勤二小时。这次他们瞧得起我这个臭右派，叫我也加入巡查的行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是五类分子、监督改造对象，别人是贫下中农、共和国的真正主人。我拿起木棒准备捉拿贫下中农，岂不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套！接连值了几天夜班，我们在明处，别人在暗处，一个逃亡者都没有抓住，想逃的农工照样逃。W老师不住感叹：“这些人真没觉悟！”W老师从来不参加劳动，每天学生们出工后，他就躲进厨房里烤火，三餐饭像厨工一样尽肚皮吃，因而听了他的感叹，总觉有点滑稽。幸亏农林厅领导英明，让二三百号人在这里折腾了近两个月后，终于明白，此地太冷，无霜期太短，根本不适宜生产粮食，决定立即停办农场。有天晚上，W老师突然向学生们宣布：“我们已经胜利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光荣的开荒任务。明天农林厅将派车来，我们即将胜利地返回学校！”学生们高兴得又叫又跳，一位男学生兴奋得把脸盆都砸了。听W老师讲到“胜利”完成任务，又将“胜利”返回西宁，直想笑。纯粹是瞎胡闹，有什么“胜利”可言！但对返回西宁这个事实本身，无论如何还是值得高兴的，可内心的喜悦又决不能像学生一样流露出来，否则又将构成一条新的罪名。
　　回到农林学校后，我立即着手筹备回成都的路费。几天后领了当月的三十多元生活费。此外，来西宁后买的一条绒裤可以卖几元，一床八成新的棉絮可以卖十元左右，几十本崭新的文学类书籍可以卖一二十元。有天午饭后，我将这些东西捆成一个大包裹，悄悄背进城内。乱糟糟的大街上，到处有人在街边变卖衣物。绒裤和棉絮很快便卖掉，还有八九本书却怎么也卖不脱，干脆送给了想买而又舍不得掏钱的翻书的年轻人。衣袋里有了几十元钱，赓即到新建成的火车站去买第二天回成都的火车票。将车票捏在手上看了又看，又高兴又伤心。这意味着什么呢？不仅意味着即将告别使我如此灰心如此痛苦的青海，也意味着即将永远告别本应充满光彩的烂漫的人生。生命如此短暂，花蕾还来不及绽放便倏然漂凋零在凄风苦雨中，虽然年轻却不知道什么叫青春，仅用“可悲”二字来形容，恐怕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天是“七一”，是我离开青海的日子。早饭后刚把准备作为遗物带回家的一大册日记和几本最心爱的书以及路上必需的毛巾牙刷之类杂物收拾好，一位不速之客——农学专业二年级一位惹不起的上海籍学生敲门进来了。在唐格木农场我和他同住一个帐篷，此人阴阳怪气，说话狠毒。记得有一天晚饭后帐篷里只有我和他二人，他忽然问我认不认识川大经济系一位叫XY的上海籍女学生。此人是调干生，聪明能干，是校广播室负责人，我当然知道。他说，“她是我孃孃，听说一九五七年她也差点被打成右派，我对你们右派是很同情的。”我不知道他向我讲这些有何用意，不敢随便答话。没过两天，W老师刚将我那个月的生活费转交给我，这个学生便开口向我借钱，还说了一句：我理解你的遭遇，希望你也理解我的困难。我不想得罪他，借了几元钱给他。我知道这钱是收不回来的，就算是蚀财免灾，送你几元吧。想不到如今回到西宁，前天才领了生活费，他又借钱来了，开口要借八元。他冷冷地盯着我，做出一副非借不可的样子，在我床边坐了下来。我常说，我不爱钱，但是需要钱。现在正是我最需要钱的时候。好不容易凑足百十块钱，除了路费，我准备回家后给农村的母亲一点钱，算是对她老人家把我养育成人多少表示一点心意。此刻我真是恨死了这个乘人之危、贪得无厌又来向我诈钱的小杂种！这位面色焦黄、目光逼人的上海学生见我好一阵没表态，怪怪地笑了笑，“我知道你有钱，月底刚领了工资；我还知道你昨天在城里卖东西，我中午进城打长途电话偶然看到了你，莫不是想离开学校吧？”我立即紧张起来，这家伙真像特务一样厉害，千万不能让这小子坏了我的大事。好在他开口不算太大，赶忙掏出八元钱给了他，同时说了一句：你不要瞎猜，我家里有人病了，必须寄点钱回家。他接过钱后，慢条斯理地数了数，满意地向我道了谢，离开了。
　　火车上午十点钟开。必须赶快离开学校！八点钟全校师生员工在礼堂开会庆祝党的生日。会议已经开始了，扩音器里传来校长讲话的声音。此刻不走更待何时！我背起挎包悄悄溜出了校门。到达火车站已快九点半钟。候车室相当混乱。眼睛四下一扫，没有人跟踪我，不由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好像终于做完了一场噩梦。你太让我失望了，农林学校！再也不想看见你了，西宁！姓曾的不想做他乡之鬼，走了，永不回头地走了……

　　回乡当农民

　　一九六年七月我从青海回到四川后，虽然日子过得很艰难，却意外地获得了做人的感觉；即使在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上，或家乡依然破旧的茅檐下，似乎都不难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因此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世界真奇妙，还是活下去好。人常说，自杀是儒夫选择的道路。不对，真正懦弱的人没有勇气自杀，比如我。我回郫县乡下住了几天，旋即返回成都当了一段时间流民，晚上露宿街头。其后像众多盲流一样被送进了收容所。其间曾被派到灌县山里去和劳改犯们一起拉过几天大板车。不久，青海农林厅来人将我接回农林学校。几天后，学校便以抗拒改造为由将我送去劳教。西宁塑料厂和祁连八宝农场两年多的劳教生涯，可能是我今生最难忘、最值得记述的一段经历。那里有从维熙、张贤亮作品里见不到的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但这段经历写起来太复杂，而且有时可能会像咀嚼苍蝇一样令人厌恶，此处还是不写也罢。
　　一九六三年四月，我从祁连遣返回郫县老家。一下火车，走在成都街头，颇觉惊讶。一是成都人的脸这么白。在青海太阳多，风沙大，一个个脸膛黑黑的，很像藏族同胞。二是成都这么暖和，街上已不乏穿衬衫的少男少女；而在青海这时候人人都还穿着厚厚的棉袄。劳教农场发给我的一件黑棉袄，早就穿不住了。可是行李袋中根本找不出一件稍稍像样的其他衣服，只好像怪物一样穿起这身棉衣到红牌楼电镀厂去找父亲。父亲乍见我这副样儿，差点掉下眼泪，立即带我到街上去买了件蓝布中山装。脚下一双抱鸡婆棉鞋更不像话，又买了一双皮鞋。基本上像个人样了，这才领着我一道回厂吃了晚饭。
　　没回家想家，快到家了又害怕回家。我怎么搞成了这个样子？连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我在成都街头像幽灵一样游荡了两天，好像在寻找自己往日的影子。我怕见到任何熟人，偏偏第一天就在祠堂街遇到了熟人。前面距我两三丈远处，只见其时在省广播电台工作的川大老同学李镜正迎面走来。我想躲开，来不及了，赶忙把头掉向一边。没想到，他笑嘻嘻地走到我面前停住了，并首先伸出了手“曾祥麟，你好，什么时候回来的？”他的手是暖热的，他的微笑是真诚的，但我实在不知该怎么说才好，尴尬地支吾一句，便匆匆离开了他。镜兄，当天我对你无礼了，请原谅。
　　两天后，终于硬起头皮回到了乡下。感谢母亲和弟弟妹妹十分宽容地接纳了我。还是那个家，还是那几间茅屋，但此时对我已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如今，命运将我沉重地扔在这片土地上，从此又将转换角色，成为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赤脚农夫。不过那时仍然很天真。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就复活了，老子最多再滥三年，我不信农村会是我最后的归宿！
　　有点出乎意料，几乎是一回家我便掉进一个不大不小的感情漩涡里。即将离开青海时，有一天意外收到家乡一位长辈的来信。这位长辈年轻时是小学教师，后来成了别人的姨太太，丈夫在解放后被镇压。她在信上说，经某某撮合，打算将女儿介绍给我做朋友。她似乎根本不知道我在青海干什么，是什么身份，更没料到十天半月后我就回乡当了农民。我的突然归来将她吓坏了，不得不改变初衷，不让女儿接触我。她是未摘帽地主，再找一个右派女婿，将来日子怎么过呀！对此我唯有遗憾，但完全能够理解。谁知过不多日，她女儿H突然独自来到我家。H三年前初中毕业，聪明，活跃，信写得满漂亮。当天她在我家住了一夜，以后多次来家相聚，彼此感情迅速增进，她甚至向我讲述了有关她家庭和母亲最最隐秘、绝不可能轻易向外人道及的浪漫的或伤心的故事。但为时不久，在她母亲的强力干预下，她最终还是清醒了，并迅速撤退了。这糊涂的爱，来得快去得更快，像一阵迷离的风，像一朵从心上掠过的云，更像是一首刚刚开头便匆促煞尾的捉弄人的诗。但能怪她或她母亲吗？她已经是够勇敢的女孩了……
　　爱情像树上的果子，不到时候不会坠入你的怀抱；又像小鸟，不到时候不会飞向你的枝头。有一天，这只爱情鸟终于停歇在我的枝上，但这已是一九六五年秋天的事情了，后文另述。我们村原有二十多个地富反坏分子，人称“四类分子”。我们生产队土改时划了两户地主。其中一位老地主，时隔多年之后，农民们在田里集体干活时，仍然常常当做笑话谈起他解放前的一些旧事。他这个地主当得真窝囊。据说冬天早晨洗脸时，家里连热水都舍不得烧。煮饭时灶膛里丢进两块石头，烧红了夹出来丢在冷水面盆里，咕嘟咕嘟一阵响，冷水就变成热水了。还有一位地主解放前是成都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生，抗战时期分在重庆国际广播电台干技术工作，一九四八年回到家乡教小学。解放后，光凭曾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这一点，差点被打成美蒋特务、反革命。土改时他被学校开除，反革命帽子笼不上，回家当了地主。还有一位“四类分子”解放前是乡公所的仓库主任，最多相当于现在的股所级干部，土改时想把他划成官僚，实在不够格，于是降格为不伦不类的“官吏”，两口子都被当成富农分子看待。我回家后，“四类分子”这个称呼变成了品类齐备的“五类分子”。
　　回乡不到一个月，生产队通知我到公社参加五类分子会议。公社治保主任在原为寺庙大殿供奉菩萨的台上对“分子们”训完话后，喊我“过来一下”。他坐在寺庙宽大的门坎上。这门坎至少可以并排坐四人。我初来乍到，不懂规矩，走过去想坐在他身边聆听他单独训话。谁知我还没来得及坐下，他大吼一声：“你站起！”我浑身的血液猛然上涌，说不出心头是一种什么滋味，惊愕一阵才想起我没有资格和他同坐在一条门坎上。待我规规矩矩站好后，他问我回家这么久，为啥不主动到公社报告，是不是想隐瞒身份？他娘的，一回农村我就自投罗网，向生产队长老老实实讲了我的情况，（傻如当年，没治！）这也算隐瞒身份吗？这次算是公社治保主任给我的下马威。若干年后，我恢复了工作，在县报当记者，而且是个颇受各级领导尊重的记者。有一天我下乡采访，在乡村公路上偶然遇见了他。只见他老远就跳下自行车，笑嘻嘻地站在路旁招呼我：“曾老师，你下乡来了？”此时我的心情复杂到极点，真不知该哭还是该笑。这是后话。
　　在农村，我是正儿八经挂了号的右派。做梦也想不到，回家两年多以后，县上居然还不知有个姓曾的右派已从青海回来了。一九六五年七月，父亲从成都回郫县，在县城见到当年商界一位姓张的老朋友。此人原是县工商联主任，一九五八年划为右派。父亲告诉他，自己的儿子也是右派。张姓朋友甚为惊讶，对父亲说，县委统战部统管全县右派，右派们每年都要在望丛祠内学习一二十天，学习后要摘一批帽子，怎么从没见你儿子参加学习呢？父亲回家后，叫我赶快到统战部去登记，不然这辈子休想摘帽。果然统战部不知有我这个右派，一位干部说，下个月要集中学习，到时候通知你。
　　一个月后，学习通知送到了生产队。报到那一天，我借了一辆自行车，衣架上捆着行李，兴冲冲地赶到望丛祠。进大门后，见一年约二十四五岁的女子在一间寝室门口刷牙，我问她何处报到，她客客气气地告诉了我。后来我知道，这个女子十六岁新都师范毕业后回县教小学，十九岁便被打成右派。这一年右派们集中学习了二十天。七八十名右派分为四个组，我和她都是小组记录。学习期满，她幸运地摘掉了帽子。摘帽不久，她便毅然悄悄将户口从城里迁到乡下，成了我的妻子。结婚那天，家里请了七八桌客，全生产队几十户农民都来吃了我们的喜酒。
　　俗话说：板板门对板板门，笆笆门对笆笆门。没想到第一次参加右派学习，便找到了患难与共的终身伴侣。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为我高兴。可是我们的婚姻并未得到岳父母的认同。她父母十分气愤，无法理解女儿为什么硬要嫁给一个尚未摘帽的农村右派分子。婚后，妻子好长时间不敢回家。大约四五个月后，她妹妹突然来到我家，说是爸和妈要她回去一趟。回去干什么，妹妹说不清楚。我很担心她回家后会挨打，决定陪她一起回家。心中想的是，如果岳父母打她，至少我可以挡一挡，实在不行，拉起她我们就跑。没料到回家后平安无事。吃完午饭临走时，她父亲给了她一床新被子，一口新箱子，算是给女儿办的陪奁。后来才听说，县委统战部有次召集工商界人士开会（父亲是县百货公司经理），会议结束后，统战部长请她父亲留下。部长说，听说你女儿和曾祥麟结了婚，你坚决反对。曾祥麟表现不错，你应该支持他们的婚事嘛！老丈人最听党的话，一肚皮的气当即消了大半，这才叫二女儿到乡下喊姐姐回家，勉强承认了我这个女婿。
　　农村生活很苦，贫下中农可以年年吃照顾，我们这种家庭没有上帝恩宠，只能咬紧牙巴自力更生，自己救自己。特别是回乡最初那几年，粮食紧缺，连“一吹三波浪”的稀饭都吃不饱，下午收工回家后，揭开泡菜坛子连泡海椒都想捞两根塞进嘴里。大儿子两三岁时，严重缺乏营养，连饭都吃不匀净，只有生日才能吃个鸡蛋，极其瘦弱，一位邻居说：“这个娃娃的耳朵都透得过亮了！”我们做父母的心里很难过，但又有什么办法！家里必须喂猪，我家的猪有几年连米汤都难得吃上一口，因为家里几乎顿顿吃稀饭，哪有什么米汤。变一条猪，到了我家都该倒霉。小镇桥头一家蔬菜店偶尔卖二三十盆米凉粉。这凉粉是用粮站筛出的谷稗、米屑推出来的。为了买几斤这种涩口的凉粉填肚子，附近的农民半夜就得赶去排队。有一年冬天，妻凌晨三四点钟就起了床，手上提个竹篮，背上背着两三岁的大儿子，急匆匆赶到镇上去。路上，背上的儿子指着天上的月亮问：“妈，那是太阳吗？”“瓜娃子，还没天亮，那是月亮！”走拢蔬菜店门前，已经排了十来人。妻很高兴今天买凉粉大有希望。脚都站痛了，腰都站酸了，背上的儿子醒来又睡熟，睡熟又醒来，好不容易盼到天亮。蔬菜店的几个太爷太婆吃完早饭慢腾腾地开始上班了。此时，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一群老太太和半桩桩娃娃。他们硬挤进行列里，说是昨晚上就用地上的砖头石头排了队。这些人都是镇上的居民，农民们惹不起，只好眼鼓鼓地看着他们把一盆盆凉粉买走。还没轮到妻，凉粉早已卖完了。冤冤枉枉在冷风中站了几个小时。回家后，妻把儿子从背上放下来，发现儿子脚上一只新做的棉鞋不知什么时候丢了。一肚皮怨愤的妻，一巴掌打在儿子屁股上，无辜的儿子哭了，妻的眼泪也刷刷地直往下掉。类似的辛酸，在农村十几年里经历得太多，无法一一细说。
　　那些年，农村的柴火也很紧张。夏收时，妻白天忙着割麦子、拌麦子，晚上哄孩子上床后，立即摸黑赶到地里拔麦桩。蹲着拔，跪着拔，一拔就是几个小时。这种苦，许多农村妇女也吃不消。妻为了我们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年年拔麦桩，一双手被麦桩戳得满是血痕。入冬后，柴火尤为紧张，妻不得不随同邻家妇女，身背大背篼，手上拿个竹耙，到临村一些竹树多的院子外去捞树叶。有时遇到主人吓唬，或者放条狗出来，女人们跑都跑不赢。妻的二妹进了工厂后，见我这个姐夫穿得很破烂，冬天发劳保裤时，特意领一条男式棉裤送给我。我这个人实在没出息，连一条姨妹送的棉裤也消受不起。那年生产队有几个社员要到百里开外的灌县麻溪去买煤（用鸡公车推），我决定与他们同去。煤钱从哪里来？唯一的办法是卖棉裤。第二天赶集，我在集市上人最多的大桥上，将背篼底朝上口朝下杵在地上，插个篾圈圈，将劳保裤放在上面，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卖了七元钱，总算勉强凑够了去麻溪的费用。
　　两口子辛辛苦苦干一年，年终决算大概能分七八十元现金。有时钱一到手，翻盖一两间草房，培修一下猪圈，添点小农具，给娃娃扯几尺布，也就所剩无几了。家里常年喂几只母鸡，但我们几乎没有吃过鸡蛋，鸡蛋全提到市场上去卖来换煤油盐巴了。说起来笑人，有个赶场天，和一位年年吃照顾的贫农一道上街，路上他自豪地说：“不管咋个说，家里酱油是没有缺过的，吃面（汤面）从来不放盐。”我听了着实羡慕，因为我家除了过年过节外，平时是从不买酱油的。不是不想吃，是吃不起。每逢吃面，碗里丢一撮盐，久之也就不以为怪了。居然还有吃面从来只放酱油不放盐的！有一年家里养了一只公鸡，半年就长到八九斤重，走起路来咚咚咚的，邻居羡慕地说，今年你们家要过个肥实年。我们只能苦笑一下。鸡肉虽好吃，但油水太少，解不了馋。春节快到了，妻将大公鸡背到市场上去卖给了粮站几个打平伙的年轻人，七角钱一斤，用这钱换回了四五斤猪肉，还有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年货。晚上睡觉前，妻将两砣猪肉小心地放在饭桌上，上面严严实实压个大筲箕，这是一家四口的年肉啊！还没睡熟，只听隔壁厨房里一声响，妻跳下床赶到厨房去，糟糕，筲箕掉在地上，饭桌上只剩下一坨肉，还有一坨已被谁家的猫衔走了。两口子急得眼里冒金星，点燃煤油灯四处寻找，哪里还有什么肉！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倒霉人尽遇倒霉事。
　　我家先后养过一百多只鸡。养鸡的不是吃鸡人。在农村十几年里，我们只吃过几只病死的或在粪池里淹死的鸡。近些年老两口闲聊时，妻不止一次提起，一九七〇年生二娃时，她在月子里也没有吃过一口鸡肉，至今感到遗憾甚至耿耿于怀。每逢这时候，我只好勉强安慰一句：“现在吃来补起嘛，天天都可以炖鸡吃。”老妻也只好释然一笑。
　　家乡土肥水足，农民天性勤劳，为什么时至今日，仍然常年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觉得非常费解。我和命运相似、其时在三台县务农的老右陈懋谱，曾在信上探讨过农民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他回信说，孔老二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把定义下好了：“耕也，馁在其中矣！”这真是一个令人辛酸的定义。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不曾过时，这就更加令人辛酸了。偶尔胡思乱想，想起当年举国上下虔诚地陶醉在诸如某某年超过英国赶上美国之类的幻境中，感到实在有些好笑。西方一位学者曾说：“通向地狱的路，很可能是用关于天堂的理想铺成的。”说得好吓人，但愿这只是一位西方人不怀好意的一句胡话。不过话又说回来，对早已被判为牛鬼蛇神的我和妻来说，贫穷终归算不了啥，至少它不是生活中最可怕的东西；别人穿好点吃好点，我们穿坏点吃坏点，有钱就用，没钱拉倒，如此而已。该笑的时候我们照样笑，一样活得很实在。我们似乎已逐渐失去对苦难的敏感和悲剧的意识。我不知道这种心态，应该叫做可喜还是可悲？
　　农村最基本的课目是劳动。九十年代川西坝的农民，空闲时间极多，一年最多干三四个月农活。而我们那时干的是大寨工，终年干不完的活，有几年正月初一，队长都叫社员到镇上去积肥、扫甘蔗渣，并把这叫做“开门红”。
　　农活分定额工（计件）和机动工（计时）两种。做定额活，谁也不敢偷懒，多劳动多挣工分。干机动活则不同，劳逸分得很清楚，休息时候，男男女女一长排坐在田坎上，女人们从怀里摸出没有纳完的鞋底，男人们吸完一支旱烟又一支旱烟，穷吹野壳子，嘻嘻哈哈讲荤荤素素的笑话。讲得最多的，一是男人女人裤子里那个东西，农民们常说：“一天不说，太阳不落西”；二是吃公共食堂时，叫后人不敢相信的说不完的种种荒唐的、泪血交融的故事。这些几乎发生在昨天的事情，在农民的心中似乎已变得非常遥远。休息起来，一坐就是好几十分钟，农民们戏称“把田坎都要坐弯。”
　　在农村，除了犁田，大田里什么农活我都干，包括跳下茅厕舀粪水，像牛一样拉耙拉石磙。我还会干一些简单的木工、泥工、篾工活。比如做一个小板凳，钉一个木板箱；铸土砖，打沼气池，砌墙、砌炉灶、砌烟囱；上房拣瓦，下沟筑堰，以及编竹篮竹筐等等，都难不着我。农村真是一个锻炼承受力的好地方，一所教导人如何在逆境中生存并最终走出人生沼泽的好学校。苦难有时也会闪耀光辉，不过总是带着凝重的色彩，因为它需要付出过分高昂的代价。
　　由于我干活一向认真，而且干得比较出色，队长常派我干诸如抛粮下种、砍麻下烟之类的所谓技术活。栽秧（水稻秧），我是全队栽得最快的，不用绷绳子，栽出来的秧子横看竖看一条线。但我毕竟是半路出家，个子又小，力气不行。推鸡公车上公粮，可以推五百斤大米，但上仓时扛不起二百多斤重的米袋。遇到这种情况还好办，有力气大的社员帮忙。可是其他许多力气活却是谁也帮不了忙的。有一年全县数千民工到县城郊外改造沱江河，要从一丈多深的河底把一挑挑一百五六十斤重的沙石不断挑上立壁陡坎的河岸，接着再挑到一百多米外去回填旧河道。沉重的挑子压在肩上，特别是上坡时，眼睛鼓得像牛卵子，每走一步脚杆都在“打闪”。修河那段时间，我住在城内丈母娘家，每天天不亮就赶到工地吃早饭，吃完饭就下河。每天晚上在回城的路上，我都悚惧不安地想：又活过了一天！早晨去工地时，心情特别沉重，好像走向刑场。恢复工作后，夏天晚饭后常与妻到沱江河边散步。每次走到当年挑沙石那段河岸，我都会不自觉地停下来默然注视良久。在这里，我曾洒下雨点一样的汗水，经历了不堪回首的磨难与艰辛。
　　农村也有闲暇时候，比如二三月间或下雨天。闲时很想读书。家里有父亲早年买的《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读了一遍又一遍。我发觉，人间许多悲剧和喜剧总是不断被重复，历史上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现象；同时还明白了，智慧有时候比权力和财富更有力量。此外，家里还有父亲解放前用三石大米买的上中下三大册《辞源》，我一个个词条挨着读，至今觉得受益匪浅。常听广播里说，“书读得越多越蠢”，对此伟论我简直无法理解。但对一个以吃饭为人生第一要义的农民来说，读书毕竟太奢侈了。为了生存，我和妻必须起早贪黑地劳动。
　　感谢一切直的和弯的路，感谢一切窄的和宽的桥。只要不停地朝前走，大概总能走出一点名堂来。到七十年代中期，我家的生活逐渐好转。基本不为肚皮发愁了，敢吃酱油了，敢穿的确凉了，敢抽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牌纸烟了。其时购买自行车的农户逐渐增多。一九七六年底，我家也买了一辆五成新的自行车，永久牌，一百二十元。每天把车子擦得锃亮。骑上它去十多里以外淘河，去彭县卖麦草、买洋芋种；甚至还骑到温江县城去看过一次全国田径比赛。妻回娘家也不用步行了。后面衣架上坐妻子，前面车杠上坐两个儿子，一辆自行车叮叮当当地把全家都载进了县城。这时候，禁不住又想起一句名言，是美国作家索尔·贝娄讲的：“金钱是阳光，它照到哪里，哪里就亮。”在农村，只要不偷不抢，生活上不贪，劳动中不奸，与农民是很容易相处的。我结交了几位很不错的农民朋友。其中一位姓廖的农民，他家比较富裕。妻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家里特别穷困。我们决定不收任何人的礼，因为我们请不起客。有天晚上我们已经睡觉了，窗外有人低声叫我。开门一看，原来是这位姓廖的朋友。他手上提了一块肉。我忙说：对不起，我早就说过不收礼。他说：我又不要你请客，这块肉无论如何要收下！说罢把肉放在桌上就走。后来我生病住院，他又提了点心、水果到公社医院来看我。为了帮助我家搞点副业收入，他教我们夫妻编草垫；他家的漳州柚子每年要卖许多钱，又准备送几棵柚苗给我栽，但我家林院太小，实在找不到栽果树的地方，有人白送也不敢要。这位姓廖的农民，八十年代成为全县很有名的果木专业户。一九七八年后，我们全家虽然迁离了农村，但迄今无法忘记在农村接触过的每一个善良的人。
　　我家的成分是工商业，虽然不算太坏，但几弟兄全是走霉运的人。一九六〇年前后，二弟和三弟受了父亲（历史反革命）和我的影响，中专、高中即将毕业时，相继被勒令退学回家当了农民。文革期间，一位公社干部十分鄙夷地在会上踏屑我们弟兄：“曾家几弟兄枉自读了多年书，全是他妈的废物，一笼鸡没有一个开叫的！”没有想到，八十年代两个弟弟都成了中学教师，我在县上甚至还有一点小小的名气。有一天，这位公社干部专程到办公室拜访我。他太健忘，居然当面向我说了许多恭维话，并毫不脸红。在农村，尽管有些人相当瞧不起我和我们一家人，但总的说来，我当了十五六年农民，在政治上并未受到多大冲击。文革期间，不少四类分子乃至贫下中农，动辄被推上台低头弯腰、坐喷气式飞机。我经常提心吊胆，却始终平安无事。大约一九七九年，有天在县城遇到当年的大队书记（四十年代的小学同学），他坦诚地说：“有些话以前不好跟你说。你在农村十多年，我蓝某某没有黑过你的屁眼吧？我们大队民办小学的老师，有的连字都认不了几个，我曾经推荐你到大队小学教书，结果公社书记骂了我一顿，没有成功。后来我又想到，你们生产队那个会计，加减法都闹不清楚，一把票据胡乱塞在包里头，到时候拿出来多少算是多少，完全是一笔糊涂账。我跟公社会计说，准备让你当生产队会计，他连说不行，又没有通过。”为了对这位书记的一片好心表示感谢，年底我提起单位分给职工的腊肉香肠到乡下去看望了他。农民最务实，他们虽然读书不多，但是非分明，心胸坦荡，能够容人。
　　落实政策前两年，我和妻差不多四十岁了，身体渐衰。年轻时头天干了重活，比如拌麦子、打谷子，当时累得不行，睡上一夜，第二天照样精神焕发。现在不行了，一旦疲劳失度，几天都恢复不过来。妻不止一次说，现在割完一季谷子，腰要痛好多天，手指都打不伸，再过几年咋办啊？谢天谢地，幸好不久我们的命运有了转机。
　　一九七八年形势好转，不断传来有关解决右派问题的喜讯。五月中旬，公社中学校长突然来到我家，要我到公社中学去代课。最初一瞬间，我颇为惊讶。这真是令人心动的前兆。多年来，我不是一直渴望原本不应该被剥夺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吗？这绝对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极其难得的机遇。就像一首诗写的那样：“未来就要开始了……”然而一想起教书，就心有余悸。当年在青海农林学校的一段已逐渐淡忘的痛史，立即冰凉地袭上心头。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巨大的诱惑，实在不敢抱太多的幻想。我冷静地告诉这位校长，我的嘴笨，不会教书，很坚决地推辞了。谁知几天后，他又来找我，叫我不必再有顾虑，说是大队书记和公社书记都通过了，务必请你出山。我仍然不为所动，不想到那个知识分子集中的是非之地去自寻烦恼，这些人整起人来向来是最狠的。谁知这位校长很有耐心，不断地动员、劝说。后来，连两个兄弟都觉得我太固执了，都认为我应该去，没有理由不去。看来我只好妥协了。一咬牙，去就去吧，我不信这次又会掉进陷阱！六月一日，退休的父亲把腕上的手表抹下来借给我，我去了公社中学，教高中一个毕业班的语文和历史，另外还负责给高初中毕业班学生各写几篇不同类型的范文。形势毕竟大不一样了，从校长、老师到学生，一律对我这个正牌子大学生表示欢迎。我一颗摇摆的心，很快安定了下来。一般代课教师月薪二十八元，校长优待我，添成三十元。不久，妻也被请去教初中一年级数学。自此，我们夫妻重新进入了上班族的行列。每天很早吃完饭，喂了猪，便各骑一辆自行车，车杠上各搭一个儿子（当时大儿子读初一，小儿子读小学二年级）匆匆赶到六七里之外的中学去上课。
　　暑假期间（大约八月初），全县七八十名右派全部摘掉帽子。在生产队的晒场上，当我从一位公社干部手中接过摘帽通知的时候，非常奇怪，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二十一年来，不是梦中都盼着这一天吗？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我却只想哭。这张皱皱的纸片，它太轻了，配不上这么多年来我经历的痛苦！正准备转身离开晒坝，那位蔫丝丝的、连眼屎都没揩干净的公社干部突然来了精神，板起脸补充一句：“你听着，今天虽然摘了你的右派帽子，如果以后你不老实规矩可以再把帽子给你戴上！”这时候，我忍不住在心里暗自骂了一句：“我日你娘！”
　　九月下旬，父亲因直肠癌去世，时年七十岁。这时公社中学校长已换了人。新校长原是公社文教干事。此人文化程度甚低，是五十年代的小学毕业生，文件都念不通，什么课都不能教，但很会当校长。我向他请三天假回家办丧事，他考虑了几秒钟，硬邦邦地只说了一句：“下周内要把缺的几节课补了！”我唯唯而退。多年以后我还在想，如果当时他能够多说那么一句半句稍许温暖人心的话，很可能我会铭感他一辈子。
　　大约十月初，岳母在街道居委会开会时，听说右派要安排工作，激动得一夜合不上眼。天还没亮，就想步行下乡告诉我们。县城距我家十六七里，她是个曾经缠过两年脚的老太婆，岳父好不容易才劝住她。天亮后，两位老人派二女儿紧急赶到乡下，岳父母没想到，这个消息，我们早就知道了。
　　十月底，县上开始安置右派。统战部征询我的意见。我说，我是学中文的，愿意做文字工作，文化馆广播站都可以。文化馆馆长问我：你懂平仄吗？因为那些年群文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教农民编演曲艺节目。我说：太简单了，更复杂的我都懂。就这样，我顺利地分到县文化馆，最初定为行政二十四级，不久调整为二十三级；妻则留在公社中学教书。两个孩子的户口也迁进了县城。这个圈子实在绕得太大了！这就算复活吗？此前那么多像山一样沉重的岁月可以就此一笔勾销了吗？遗憾也好，困惑也好，不管怎样，至此，我们又成了吃皇粮的人。

　　本文选自《那年那月》，李镜／主编，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9月。

近期推文 点击打开

守护民间记忆
Keep the Memories Alive

收稿邮箱
[e-mail]

识码关注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