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凤鸣：初到农场

┃Personal History

初到农场

© 和凤鸣／文

　　我们到达安西县城那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天显得格外的高，格外的蓝，而且无风。号称世界风库的安西，怎么会有这样的好天气？我们不禁有些愉快。
　　我们要去的十工农场离县城有15公里。我们先在一个小旅店安顿了下来。第二天，杜博智从街上找到一个毛驴拉的架子车，人事干部蒲廷珍决定搭毛驴车先去农场，杜博智着急地也一同前往。我们其余的人在小旅店继续住了下来，等农场来车接。这是一个农舍似的大院，住房都是极简陋的单间平房，安着吱扭作响的单扇门，院中有一水井，很浅，四五尺长的井绳就可把水桶吊上来，吃用的水全取于此。
　　中午，大家到县城惟一的小饭馆吃饭，饭馆只有一间铺面，有一大圆桌，菜只一种——大葱炒肉片，兰州当时已有多种新鲜蔬菜上市，安西可吃的蔬菜只有过冬的大葱，菜价很贵，我们5人共要了一个大盘，主食米饭，一小碗要1角钱且沙石甚多，我们在报社花4分钱买的米饭比这强多了。这顿饭让我们知道了今后生活的艰难。
　　饭后，我们到附近散步，看见一段城墙，走出城外，只见细细的黄沙几乎将城墙埋没，我们踏着黄沙一直走到了城墙的堞墙处。可见世界风库之说绝非虚传。阳光灿烂，沙是温热的，我手抚堞墙，但见城里城外，除了我们几个右派，没有一个过往的行人。这段城墙只数十米长，不远处是坍塌了的城墙，已被黄沙埋没，大约由于坍塌的年代先后不同，留下了起伏不平绵长的遗迹，更远处，又有屹立于蔚蓝的天幕下的城墙出现。附近农田极少，一望无际的是苍黄色的茫茫戈壁。此时，我们都没有发思古之幽情，徜徉于空旷寂寥的边塞古城之上，天地悠悠无涯际，感触良深的却是我们自己的生存空间已十分狭小。我们都熟知甘肃民谣：“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但还像过去一样，习惯性地认为这是旧社会对出关人的凄凉写照，也还不愿和我们自身作任何联系。真是可悲可叹又可笑的诸位右派啊！
　　下午回到旅店，从离我们住房较远的房间里传来一男人大声喊疼的痛苦呻吟声，一声紧似一声。一打听，原来是一林场工人回河南老家探亲后返场的途中病倒在这里，经住在旅店的朝鲜族大夫诊断为肠梗阻。奇怪，这位朝鲜族大夫似乎是私人开业，夫妇俩都住在旅店，女人穿蓝丝绒的朝鲜族长袍，出进还背着个小孩，他们肯定是经过远途跋涉才来到此间。经过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兰州城里早已没有了私人开业的医生，可这位朝鲜族大夫还在这里开业，真让人不可理解。
　　工人无钱医病，又无法回到林场，只能辗转于旅店的床上，时不时地大声发出令人揪心的痛苦呻吟。如果在过去，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立即找县上的领导，请他们派人把病人接到县医院予以治疗。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是责无旁贷的事。但是此刻，作为阶级敌人，我们已无权过问此事。我们如去找县上，一说及身份，自己就有可能被轰出来。为等农场来车，我们在旅店住了两三夜，从早到晚，一直听着工人时轻时重的痛苦呻吟声，这呻吟，一声声击打着我们的心扉，更使每个人都思绪烦乱，心情沉重。但大家都无言，我们能说什么呢？后来还是热情的杨骁自己花钱打电话将此事告知了几十里外的林场领导，也算是尽心尽力了。不过，直到我们离开，得肠梗阻的工人还住在旅店呻吟不止。这是我们来安西县后感受最深刻最沉重的第一件事。
　　杜博智终于坐着农场来县城办事的拖车来接我们，约1小时后，我们到了十工农场，那天依然风和日丽。人事干部蒲廷珍已将我们的基本情况向农场领导作了介绍。李文廷副场长和工会主席邹士杰还和我们开了个座谈会，主要是向我们介绍了农场的基本情况。大意是说，这个农场是全省勤俭办场的先进典型，最早的职工主要是复转军人，也陆续招收了许多农民，今春从省上和河西各专县来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大约有二三百人，还继续在来，对这些人的到来，我们是欢迎的。考虑到这些“同志”没有参加过劳动的特殊情况，在劳动上主要看态度，该照顾的还要照顾，在生活上和原有职工一样对待，不歧视，对你们也是这样。省上早来的一批“同志”表现都很好，很能吃苦。希望你们在这里安心劳动，争取早摘掉帽子。李副场长和邹士杰说话态度和蔼，都是陕北腔。他们所说的，在以后我们相处的几年里都是实现了的，大家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爱护。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能心情舒畅地劳动和生活，这样的处境值得全国的右派分子们羡慕。
　　会上，把我们这些右派称之为“犯错误的同志”。“同志”这个词，使我感到既惊讶又亲切。近一年来，已无人称我们为“同志”，我们是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副总编辑樊大畏挖苦地称我们“右派先生”，我觉得特别不顺耳。苏联诗歌“同志这宝贵的称呼你一旦失去——”常萦回在脑际，提醒着我追忆有着“同志”称呼时的美好时光，对成为人民之敌的不幸，伤心不已。在这里，农场领导上称我们为“同志”，是习惯性地脱口而出呢，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我们心里都有点纳闷，但是都感到有些宽慰，这里的政治空气与兰州似乎有些不同。
　　当时，领导上就宣布把我们5人分在3个大队，我和杨康分在了场部的三大队。
　　我们是吃过饭才到农场的。午饭时，我看到排队打饭的长队中，有一梳长辫的年轻姑娘，长得十分漂亮，脸晒成了绛红色，显然才从地里劳动回来，也是右派。另一年龄稍长的女同胞站得比较靠后，戴最新潮的琇琅架眼镜，穿深蓝色男式制服上衣，米色毛料长裤，绛红色的长脸略显得黑。长队中的男同胞也有几个戴眼镜的，大都是书生相，衣着破旧，烈日的曝晒已使他们破旧的衣裤发白，他们的脸色一律是城市里绝对见不到的绛红色和黑红色。他们也好奇地看我们，并议论一番。看来，他们都是先我们而来的右派难友。
　　我和两位女同胞住在了一个宿舍，这是一排坐南向北的平房中的一间，是个套间屋。里间屋有一米多深，有个可住一人的小炕，外间屋由南向北延伸是个大炕，两间屋的通道约一米宽，大炕前有一米多宽的空地。大炕靠墙的前面，有一个长平台，这是用一寸多粗的树枝支撑，高于炕，平面搭上木条、细树枝，再抹上泥，表面抹得光光的，成为一个一尺多宽的长平台，这便是我们的桌子。戈壁滩上木材奇缺，除了场部的办公室，所有的工人宿舍都只有这样的平台聊充桌子，放些日常用品，如碗筷、洗漱用具等。我们能享受到同工人一样的待遇，应该说已是一种优待了。
　　我们三人同住外间屋的大炕，三人并排睡，小徐靠墙睡，我睡中间，年龄稍长的石天爱睡在靠通道的那面。
　　小徐，名福莲，浙江金华人，只有二十岁，是地质勘探队145队的队员，但她已做了妈妈，也是夫妻俩都打成了右派。她3月份从勘探队驻地永昌县来农场时，硬是给生下才七八个月的小女孩断了奶，把小女孩狠心地交给婆婆，流泪不止，难割难舍地离开了温馨的家。她这是第一次离家，年轻的她独个儿离开家来到农场，但全家人的苦难都重重地压在了她的心头。
　　石天爱有个有名的父亲——军阀、大汉奸石友三，母亲程竹溪原是唱京戏的艺人，是石友三的三房姨太太，只生了石天爱一个。石友三被卫立煌处死后，她们母女俩相依为命，一直住在天津过着富裕阔绰的生活。解放后，一个曾得到她母亲帮助的中医向她母亲传授了一种治疗关节炎的竹管疗法，她母亲便成为自食其力的医生。1956年，石天爱从天津志愿支援大西北，来到张掖市医药公司工作，才一年就当了右派。作为女人，她手上常夹着纸烟吞云吐雾，手指都熏黄了，在劳动和生活上肯定比别人更难适应，而且她是单身，还没结婚，这就很容易引起别人的议论。她比我大一岁，虚岁28岁，后来，右派难友们常戏谑地说她：“年方二八！”
　　她俩都已没有了工资，因为她俩受的处分是监督劳动，是仅次于劳动教养的处分，只是还保留公职。她们从农场每月领取20元左右的生活费。报社给监督劳动处分的只有杜绍宇一人，他没有和我们一起来，大约是想自谋出路吧。这里专县来的右派普遍都是监督劳动，这反映出有的地方越是到基层执行政策越左，监督劳动可以省却本单位一笔工资支出，他们也觉得省事。她俩其实都没什么事，小徐跟我一样，也是由丈夫的问题而累及，她丈夫梁富杰原是她上地质学校时的老师，人年轻精干，业务过硬。此次地质队因工作需要没让小梁下来，可以到农场劳动的只能是小徐了，小徐其实是替丈夫受过。石天爱说她自己是“天生的右派”，并无右派言论就当上了右派。她一说我就能领会，兰州经过鸣放大抓右派的时候，地县还没开始鸣放，到动员大家鸣放时，人人噤若寒蝉。但右派按各单位人数的比例要抓够，抓不出足够的右派无法向上级交差，各单位便只能找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开刀。论家庭出身，全张掖地区要找出比石天爱更突出的怕是没有了，石天爱只能是首当其冲地当了右派。
　　如今我们都已当定了右派，回顾各自当右派的经历，都已是痛定思痛了。在这儿能够自由地交谈自己的痛苦经历，也是一种幸福。在原单位人家总认为我们认罪不够，立场转变得不彻底，没完没了地认罪，痛骂自己，我们已被扭曲了的灵魂每天都要承受这不堪忍受的凌辱。现在，那种令人活不下去的氛围已不存在，它无法左右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了。
　　石天爱头枕在叠起来的被子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着八分钱一盒的廉价烟，谈笑自若地说起挨斗的情形，倒好像说的是别人的事，她打着哈哈说：“哎呀，我的妈呀，我长这么大哪见过斗争会那阵势，可把我吓坏了，他们说什么，我都认了。他们说我反党，我就承认反党。不就行了吗？”由惊恐不已，到被迫承认一切，而后又玩世不恭，这一心路历程是由血和泪滴成的，我的右派难友很多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有些人在他的一生里都只吞咽委屈和痛苦，他们的性格和心性使他无法对人生开玩笑，直到了却了悲苦的一生。
　　小徐絮絮地说起自己的事来，仍不免心绪低沉。她问我：“我们都是因为右派问题才受处分到这儿劳动的，可我到现在也没弄懂，右派到底是个啥问题，干了什么才叫右派，你是报社来的，你说说看！”我觉得她提这个问题有些好笑，便不经意地回答说：“你真没弄懂吗？右派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我们都是因为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才到这儿来改造思想的。”她的脸色竟陡地变了，喃喃地说：“我们都是反动派……”我丝毫也没有料到，我的回答竟成为对她的沉重打击。她虽已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在单位上只开过一个小型斗争会，对很多事还摸不着头脑斗争她时，有个劳改过的工作人员为了立功赎罪表现自己，“揭发”说她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观点，还有“教授治校”，等等。她那时生过小女儿不久，心都放在了小女儿身上，很少看报，不知道鸣放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党天下”、“教授治校”是怎么回事。一个普通的还是女性的地质勘探队队员的她，对这些哪会注意到呢？但是，不关心国家大事的她，此时倒是受到国家大事的关注，用不着对证落实别人的“揭发”，也没怎么批判，就给她定了性。几天后，她被迫来到农场劳动。她记得十分清楚，她是3月18日来到十工农场的，属于来农场劳动的第一批难友，而她确实还没弄懂右派是干啥的。我的回答使她清醒了，从此，她才真正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常常一个人偷偷饮泣。
　　她说的最多的，还是小女儿的事。她来农场参加劳动前，不得已给才刚七八个月的小女儿断了奶。刚劳动时，奶水胀得乳房疼痛难忍，她常要跑到地边挤出奶水，可她的小女儿却没有奶吃。20世纪50年代，女犯人在哺乳期间尚可缓刑或在监外执行，没有触犯刑律、具有公民权的女右派却是别样对待。永昌是个小县城，无新鲜牛奶可买，奶粉、炼乳都难以买到。她一边挤奶，一边哭，心里在呼唤，为什么小女儿也要跟着自己遭罪？为什么？饿着肚子不断哭叫的小女儿的哭声，时时响起在她的耳际，撕扯着她做妈妈的心。她问我：“兰州能不能买到奶粉？”我说：“能买到。”她立即兴奋地想请送我们的人事干部蒲廷珍买几瓶寄给她的小女儿，说她来时带了些钱，买奶粉的钱还有。那时，蒲廷珍因无去县城的顺车，留在农场还没走。蒲廷珍为人憨厚，可也不能为一素不相识的右派办事。此时为了小女儿，她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或者说，她根本对右派分子作为阶级敌人的严重性没认识。但我不愿拂她的意，拂她做妈妈的心意——急不可待地要让小女儿吃饱肚子的热切感情，一副泪汪汪企求帮助的神态，使我不忍心说出此事难以办到。她大概是看出了我的犹豫，后来竟自己找到蒲廷珍要求代买奶粉，当然，未能如愿。
　　小徐和石天爱都是由县武装部派人押解到农场来的，坐大卡车一起来的还有当地的不少右派，送他们的县武装部的干部腰里都别着手枪。两三天后，我见到荷枪的解放军押送来农场劳动的右派，两三个背着行李的难友在前面急急赶路，荷枪的解放军跟在后面监视。他们大概只在场部办了一下手续，就分到了别的大队，未能在场部停留，就急急走了。这些难友的处境比我们可惨多了，我倒抽一口冷气，原来，所谓不剥夺右派分子的公民权，也可以如此执行。
　　我在到农场的第二天就参加了劳动，是到一个很大的羊圈里除粪，全部工作是把一个冬天积攒的羊粪铲起来，用木制的独轮小车推到羊圈外面，堆积起来做肥料。有五六个人一起干，铲的铲，推的推。组长是个工人，发给我一把铁锨，他亲切地笑笑说：“匀着劲干。”意思是不要拼命猛干，他看出我身体单薄、瘦弱没有力气，特意加以关照。我已脱去来农场时还穿在身上的浅咖啡色旧呢子上衣，换上了一件破旧的蓝平布上衣，戴了一顶新买的蓝平布无檐帽遮挡沙土。我提起铁锹就干了起来。羊粪是和垫圈的黄土、喂羊的麦草搅和在一起的，有半尺多厚，由于麦草很长且未腐烂，铲起来很费劲，干得很累。突然，一阵狂风刮来，用树枝搭成的圈顶虽也上过房泥，其空隙处刮进的风十分尖利，圈门口更是阵阵风尘，柴草、纸片、杂物乱飞，啪的一声，一根小木棍猛刮到了我的脸上，刚戴上的玻璃风镜被打碎，我心疼已打碎的风镜。这风镜是我们得知要来安西劳动时新买的，当时已听说安西号称“世界风库”，整个河西走廊风沙都很大已众所周知，所以报社的难友们每人都买了一副风镜，连同景超也不例外。谁承想第一次参加劳动就打碎了。但，我又为它保住了近视眼镜而庆幸，我是在狂风刮来时才急忙戴上风镜的，我还戴着一副600度的近视眼镜，是双层眼镜同时戴着的，风镜碎了，须臾离开不得的近视眼镜保住了，也算是万幸，不然，在小城安西是无法配新眼镜的。
　　人事干部蒲廷珍因等车无事可干，还走进羊圈看我们劳动。他拿起我的铁锨铲了一阵，关心地说：“这么大的铁锨你哪能拿动？罢了换把小些的使！”他祖籍陕西，在兰州长大，操兰州口音。但他哪知道，农场是生产单位，同干部劳动锻炼大不一样，为了出活，农场就没有小些的铁锨。从这天起，我使着这种明光闪闪的方头大铁锨，一使便是几年。30年后，我在高台见到了曾在十工农场四大队一起劳动过的阎廷梁，他祖籍兰州，在四大队时听说我是兰州人，曾几次想和我攀谈几句，都因男性的羞涩未能张口。当时，我和小徐在几百右派的男性王国里十分引人注目，他只是怀着年轻小伙子的亲切感情注意着我。后来他也到了四工农场，在场部遇到过我，但仍未和我说话，所以我是30年后才和他相识的。他说，他刚到农场时，队里发给他一张方头大铁锨，他一看到这张方头大铁锨，就禁不住地流下了眼泪，心想自己从小没有劳动过，这般大铁锨如何使得动？他，个头矮小，比较瘦弱，内心非常害怕劳动，按他自己的说法，劳动表现确实也不怎么样。他的坦率，使我了解到难友中的另一种类型柔。弱的我使用方头大铁锨并没有流泪，是因为心中还有另一种力量支撑着我，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是右派，在这里劳动改造就是继续为革命而战斗。要竭尽全力尽快改变目前处境的天真想法，使我在劳动中不顾一切。使人受尽奇耻大辱的右派身份，我觉得太令人痛苦。为了改变它，什么样的苦我都吃得下，一切的一切只能是逆来顺受。
　　这天下午收工时，我累得路都走不动了。回到宿舍，小徐和石天爱都安慰我，说她们才来时也累得够呛，现在就好多了。石天爱还向我介绍经验，说推小车比铲土要轻松一点，让我学学推小车，她们这些天干的活都是平整土地，她俩都已学会推小车了。石天爱说：“铲土是连续作业，每铲一土都挺累。铲满一小车，小车推走很快又转回来，你又得连续铲。推小车倒土，送出时累，回来时已是空车，拉着并不累，人家铲土时你还在休息，你说是不是比铲土要轻松一些？”她还说：“平整土地时，把高处的土往低洼处推，推第一车土时地里都是软土，没车轮印儿，吃力，顺着别人第一次推时压下的车轮印儿，或按别人已推过几次的车轮印儿推，就好推。如果几个车都向一个方向推，地很快就压硬了，推起来就省劲。”她这些学问，当组长的工人是不说的，常年参加劳动的人也许倒还没有这种真切具体的体会。她还告诉我：“在地里蹬锨铲土，光是腿脚上的劲不行，人的腿脚上有多少劲呢？你看那些工人们蹬铁锨挺有劲，那是把全身的劲都使上了，全身的劲都集中到一条腿上，一脚蹬下去自然有劲。”她一边说，还一边拿起立在墙角的铁锨，在屋内炕前的土地上，用分解动作，做出如何将全身的劲集中在右腿上蹬锨的示范，让我心中了然。她也做了做只用腿上的劲蹬锨就没劲的样子。她还告诉我，铲平地上的虚土，工人们弯着腰连续铲过去，速度很快。你绝干不了，只能是一下一下地慢慢铲。你再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他们每铲一下，锨把都靠在左腿上，使左腿也使了劲，才使他不断前进，铲得很快。对这，她也做了一下示范动作。她热情耐心的讲解所传授的知识，对我都很有用。我蹬锨一向只知道用一条腿上的劲，蹬不动就干着急，没一点辙。铲地上的虚土如何才能铲得快，铲得平，我还没实践过顾不得去思索，去观察哩。她比我早来一个多月，多长了许多见识，这些宝贵体会对于我真是太重要了，这些方法以后我全都学会用上了。看来，她在劳动时挺有心眼，很动了些心计。这些学问，工人组长自然也没有告诉她，而都是她自己细心观察所得来。
　　记得我们住在县城的小旅店等场部来车接我们时，我曾遇到了1955年在天水公安处采访时认识的李德寰，没想到在安西相逢，我们都已成了右派。他当时在五大队当管理员，是进城来采购的，五大队是个开荒队，人员绝大部分都是由省级机关送来的右派难友。他是在省公安厅当的右派，他简略地谈了谈五大队的情况。他说，开荒队的活主要是用铁锨，男子汉们初来时也很不适应，其中也有个技术问题。他还说：“咱们这些人表现都很好，很能吃苦，放水时，为了堵住水口子，有的人就把自己的棉袄脱下堵在水口子上，防止了水流失，让工人都感到吃惊。”后来，又有人告诉我，原省服务厅的尚正，在一次开荒时受到一武威民工的奚落，嫌他干活没劲。好个尚正，当即对民工一顿迎头痛击：“小伙子不要盛气凌人，我下三个月的苦，绝不会亚于你，我给你三年的时间，你比不上我尚正的今天。”民工看不惯的书生们心气很盛。这位民工只图痛快批评人，并不懂得把使用铁锨的方法像石天爱那样教给书生们。这既是阶级的阻隔，更是一种文化上的阻隔。
　　多年后，我听到一位朋友对李德寰家庭情况的介绍：李德寰出身于一个革命家庭。他的一个叔父在20世纪30年代是北平地下党市委书记，被捕后英勇不屈，牺牲于狱中。他的伯父是民革中央委员李兴中将军，曾任杨虎城将军的参谋长，参加了西安双十二事变。他和另一个兄弟在甘肃陇南参加了地下党，他的哥哥在西安参加了地下团。他的父亲是军校教官。解放前，他们弟兄都参加了学生运动和反蒋活动，但相互间对自己的政治身份都保密，到解放后才知道彼此的身份。李德寰是怎样当上右派分子的呢？一次在学习会上，他读报念到有些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意见，自己也加了些议论，就这样划成了右派。他当然不服。他满门忠烈，以他从小在革命家庭受到的熏陶，以他参加了地下党后的表现，他一门心思为党为人民，说及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意见，也还是为了进一步搞好工作，其结果却为自己争来个右派分子的帽子。他只能咽下满肚子的委屈，在劳动中重新塑造自我，开始他新的人生起点。
　　再说小徐在炕角放着一个装有丈夫照片的镜框。她丈夫梁富杰，是焦作工学院地质测量系53届毕业的高才生，大学毕业时才二十岁，已教了几年课。照片中的他，年轻英俊，一双大眼睛十分有神，正笑嘻嘻地望着这个让他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小徐拿照片给我看，眼神里流露的是苦苦的思念，几多眷恋，几多悲凉。我再仔细端详小徐，觉得她真是个美人儿，她脸上的线条、棱角像是雕塑家的创造，明朗，流畅，精美，无可挑剔，双眼皮下扑闪着的黑黑的大眼睛颇有些魅力，薄薄的红嘴唇，妩媚动人。这是多般配的一对恩爱夫妻，却又多么地不幸！命运对他们全家的安排，也不比我强多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我们，今后将如何在农场里度过我们苦难的生涯？为什么，为什么不公正的命运对我们三人造成如此的劫难？此时的我们对今后的一切其实都十分迷惘，对今后出现的很多事真是想也想不到啊！
　　我们的小屋里照明的是一盏用墨水瓶制作的小煤油灯，正如我过去下乡采访时农民家里用的那种小灯，灯捻冒着黑烟，忽闪忽闪地发出一小团暗红的光。安西的夜晚黑得迟，煤油又得节省，灯点得迟，三人睡定后就立即吹灭了。这晚入睡后，浑身的骨头都疼，辗转反侧，睡睡醒醒，却又梦魂萦绕，不得安宁。梦中，看见景超从远方的一个高坡上向我招手，急急地喊我。我着急地要奔向他，却腿脚发软，膝盖处生疼，总无法向他靠近。想喊他，又喊不出声来。我在哽咽中醒来又立即睡去，过度疲劳的身体不容许我浪费一分钟的睡眠时间。沉睡中，景超又在朦胧中出现，我仍无法靠近他，无法跟他说上话……直到起床的钟声划破清晨的静谧唤醒了我们。我的心情仍十分沉重。
　　我和小徐听到起床的钟声时，第一个反应是连连呻吟，声调有高有低，轻重不一，长短各异的“哎哟”声不绝于耳。呻吟声说明我们都已醒来，而每个人头天的疲劳显然还都没恢复，都没睡够。喘着粗气的呻吟，从胸腔里发出的深长的一声声“哎哟”，似乎能稍稍缓解一下尚未恢复的疲劳，使我们从难以摆脱的瞌睡中逐渐清醒过来，转换情绪，去勇敢地迎接新的一天还要继续的苦重劳动。没几分钟，小徐就第一个爬起来迅速穿衣，接着是我。小徐告诉我，早晨上工切不可迟到，农活都是早晨才安排，一迟到，同组的人都下地走了，找也找不到。石天爱在我和小徐连续大声呻吟时似乎还在蒙头大睡，她起床最迟，只短促地呻吟几声就翻身坐了起来。但动作最快，我和小徐披上棉衣走出宿舍门时，她也急急忙忙走了。安西属大陆性气候，温差大，已是初夏，大家仍早晚披棉衣。大约由于考虑到我们的体力差，顶不上男劳力，我和她俩没分在一个组，干活不在一块儿。
　　这天，我也干上了平整土地的活。十工农场是个开办了没几年的新场，扩大土地面积在全部农活中举足轻重，因为新开垦的耕地只要种下去，浇上水，头一年每亩就会有150公斤小麦的产量，所以农场领导十分重视平整土地。我们所做的，就是在拖拉机已翻耕过的地里，在倾斜的、高低不平的块段，用小车推土，把它垫平，或用铁锨铲，把拖拉机深翻过的沟沟坎坎想法铲平，垫好。
　　我们全组十几人，工人、右派、民工都有。几位右派难友都是3月份来的，他们干活显得轻松自在，和工人闲谈起来，除了不谈政治，别的什么都说。原民乐县一位民政科长老牛，还是庄稼行里的“把式”，一块地是否整治平了，组长会征求他的意见。他和组长蹲在地里细眯着眼左看右看，指出哪里还应再推去若干车土，哪里还应再取土，哪里用花点挖就行，哪里还应取掉一两铁锨（指深度）的土。我们看见嫌高的地段，他说：“还低，再推十几车。”按照他的意见推够了土以后，再看，果然整块地都平整了。这种凭借肉眼测量的功夫，有时组长似乎还不及他。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小便时，只走出几步，转过身就尿，并不考虑同一块地里还有女性。
　　原在张掖县工商联工作的老任——他大概是个资本家吧，山西人，短粗的身材，圆脸，40岁左右，劳动很踏实。他在来农场以前，就一直在农业社和县上的右派们一起劳动了。他听我说景超去了夹边沟，悄声对我说：“听说夹边沟吃不饱饭，你爱人咋去了那儿？”顿时，我心里“咯噔”一下，心，一阵狂跳……我希望这只是一种不真的传闻，不禁默默地在心里念叨：景超啊，景超，你从小吃不饱饭，在夹边沟可不能再挨饿，你挨着饿怎么劳动，怎么走出困境呢？
　　紧张苦重的劳动，又使我无暇多想及他。我心力交瘁，脑力和体力的全部总和应付每天必须支付的劳动总量，实际上已经处于透支状态。
　　几天后，在确实举不动铁锨的时候，按照石天爱的建议，我有点胆怯地学推小车。这是一种单轮的木制小车，车厢呈簸箕状，车厢里装了土，推到了地里的低洼处，一抬车把，土就能倒出。一上工，我先挑了个车厢小、装土少的小车。全组不论谁给我的小车铲土，都有意照顾，少装些土。大家见我主动推车，都认为是一种积极劳动的表现呢！因为没力气，没经验，开头，我无法掌握小车的平衡，小车摇晃着，我瘦弱单薄的身躯也摇晃着一直向前冲。推了一两个小时后，才大体掌握了平衡，这中间也还有些窍道。但我仍觉疲劳不堪。有时，我真想倒在地里沉沉睡去不再醒来，我祈求在沉睡中快乐地踏进另一个世界的大门不再返回，我要逃避我无力承受的劳动。我要躲开这个令人太痛苦、太难以生存的现实世界。可是，心中又有另一种力量，另一种声音在呼唤：“坚持，坚持，再坚持，坚持就是胜利！”我无言地推车，面不改色地继续推车，挪了一步又一步，推了一车又一车！我仍坚定地认为我是跟着党干革命的人，我不能软弱，不能畏缩。况且，当了右派的人既无退路，前面又没有其他可行之路，畏缩后退，叫苦喊冤，只能带来更多的麻烦，更多的艰难。个别表现“不好”的难友在农场仍受到批判，开他的斗争会，我也听说过。石天爱就是其中的一个。石天爱自己虽没吭声，小徐曾悄悄地给我说过。她自己怎么吭声？吭声只能被认为是对改造不满的表现。那时，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上，走到哪里，都只认这一个理。
　　来农场前，我曾向往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园生活。上中学时国文老师魏剑生带领我们在教室里反复吟哦过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般的闲适自在，物我两忘，与我现在实际经历的真实生活是个绝对不协调的音符，而这些诗句有时仍会突然闯进脑际，流连一阵，又倏忽而去。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活得多么潇洒，真让人羡慕！我们到底干了什么，却要这般的饮泣吞声，强作欢颜，苦苦挣扎？
　　安西夏日的白昼特别长，每天日未出我们已急急奔向田野，坚持到“日入而息”，那漫长而苦重的劳动，使每个人的耐受力都受到冲击。中午有两小时的休息。每个人回到宿舍后的第一件事，都是急匆匆拿起饭碗到伙房外排队打饭。中午一般吃面条——兰州人称之为一锅子面，面条里如和些新葱、白菜，就很好吃了，无油——因为农场不种植油料作物。从地里回来的人们，端起饭碗蹲在墙脚的阴凉处大吃面条很少细嚼，每个人嘴里发出的都是唏里呼噜的吞咽声。干罢重活后的饥饿催促他们快吃；吃完饭后还要倒头睡个午觉，更逼迫他们不得不快吃。我们同室的女伴吃饭也都很快，但从小吃惯了精细饭食的石天爱胃很小，无法把要吃的全部面条做一次性食用，她总要留下一碗面条带回宿舍，放在宿舍里用树枝泥巴做成的平台上，等午睡起来，把凉冷了的面条再迅速吃完。下午干活一般不太紧张，到四五点钟以后，包括工人组长在内，人人好像都在企盼着下工。下工又无钟点，回去早了还怕队里批评，于是，有些人不时向远处张望，看别的组是不是已经收工在往回走，看三大队的旗杆上标志着收工的红旗是否已飘在了旗杆顶端。那时，戴手表的只有极个别的难友，大家都无准确地记载着不住运行的时间进程的小小的精致好看的手表。在队部的旗杆上升起飘飞的红旗，可以使分散在田野里的所有人员抬头一望，欣喜地发现收工的时间已到，于是，便喜滋滋地立即打道回队。到快收工的时候，劳动的速度明显减慢，谝闲传的热烈了起来，我则连说话的劲儿也没了，只是焦灼地盼望快快收工。而灼热刺目的红日此刻像是钉到了半天，一动也不动。
　　这天，老牛和年轻工人小李，对一堆才长出细小叶子的草丛展开了围攻，这丛草似已长了多年，盘根错节，隆起二三尺见方的一个土堆。他俩先用铁锨挖草丛周围的土，遇到手指粗的草根就把铁锨提得高高的又猛剁下去，再蹬上一脚，锋利的刃一下就剁断了草根，满满一锨土随着就被扔向数尺外的低洼之处，草根被拣出堆在一旁。土堆快挖空时，铁锨遇到了主根，用铁锨剁已不济事，老牛说：“小李，把镢头拿来！”小李拿着镢头过来，手一挥，要老牛走开，向两只手心连吐了两口唾沫，用镢头从横向向草根猛砍几下，只听“咔嚓”一声，主根断了。小李又用头在主根周围连刨几下，拽出一条茶杯粗、两三尺长的草根。老牛有意考我，问：“和凤鸣，你知道这是什么？”我说：“不知道！”他又问：“这是什么草根？”在我确实回答不上来时，他才说：“这是甘草根！”甘草作为中药我是熟悉的，过去在兰州见到的甘草都经过药店的加工，一般都是切成薄片，从切面看最粗也只有小指头粗。甘草在中药里用途广泛，谁能想到在这儿的荒野里竟出现了，长得如此粗壮，而且是粗壮得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在编《甘肃农民报》时，报纸上也介绍过农民挖药材搞副业增加收入的事。这一堆甘草如卖给药材公司至少会有几块钱吧，但药材公司不会到荒野里来收购，安西县城里也未必有收购药材的机构，这来自荒野的上好药材也只好又弃之荒野了。
　　工人组长在闲谝中对我这几日的劳动表示满意。他顺口对我同屋的两个女伴也进行评论：“那个石天爱‘滑稽’（意思是奸滑）得很，听说劳动的时候一转身就不见了，找来找去，一个人坐在僻背处偷偷地抽烟，再一问，说是小便去了，一个女同志，怎么是这么个的！”他宽厚地笑笑，也不再说更尖刻的话。如果在原单位，对石天爱这种“表现”，坚持反动立场、不思悔改之类的批判，肯定就来了。也许，十工农场未经过反右斗争的暴风雨——全农场未定一个右派，这是个极特殊的例外。人们还不懂得，不习惯于对和自己一起劳动的人运用这样的批判用语。他又说：“徐福莲行哩，劳动能行！才来时恓惶得很，劳动一阵就到地埂埂上挤奶去了，奶憋得哭鼻子，家里还有个半岁的娃娃哩！”大家对徐福莲也不说同情的话，因为都知道不能同情右派。只听见有谁“唉”了一声。对石天爱看不惯的人就多了，小李就鄙夷地说：“我就没见过女人有那样抽烟的，手指头熏得黄成啥了，还是个丫头哩！”老牛立即打趣道：“小李，你不是没对象吗？把石天爱介绍给你怎么样？”小李竟当了真：“哼，我一辈子不结婚也不要她，谁要她！”有人又揶揄道：“石天爱好着哩，天都爱，你不爱吗？找上石天爱，还能领上你到天津拜望丈母娘哩！”于是小伙子红了脸，两人耍闹着厮打了起来。工人们都毫无例外地从做人、做一个女人的角度看问题，而不是在政治上对我们有其他苛求，这使我略感宽慰，劳动条件的严峻似也可以忍受了。
　　太阳渐渐偏西，终于下工了。浩瀚荒原上的落日景观未及出现，我们已回到了宿舍，其实我们已劳动了十二三个小时，饥肠辘辘的人们拿起饭碗就急急地向伙房走去。我步履艰难，回到宿舍先靠在炕边上喘了口气，稍稍休息了一下，才去吃饭。
　　一天，组长派两个武威民工领我和老任在已播种过的地边点种玉米、白兰瓜，这真是多日来最轻省的一次活路，拿小铲子铲个两寸左右的小坑，扔进一两个籽，再埋好就行。武威民工已和我熟惯了，我用过去采访时学会的几句武威话和他们开玩笑，我说：“听说你们武威人爱吃山药米棒（拌）面，说是‘桑（三）天不吃米棒（拌）面，心里钢（干）焦钢（干）焦的！是不是真是这样？”四方脸，有着络腮胡子的民工老张笑着说：“你的武威话怎么说得这么好？这话说得实实的，武威人的山药米棒（拌）面吃了是滋润的，就是好吃，桑（三）天不吃，心里火烧火燎的，不好受，这里光吃白面一点不香。我们武威不光米棒（拌）面好吃，啥啥都有，现在新葱、水萝卜、菠菜、小白菜哩，嘿，各种新菜都吃上了，这里要吃上新菜还早着哩，又有几样菜吃哩嘛！”原来，我的一席话竟也勾起了他们的思乡情。
　　突然，狂风骤起，铺天盖地的大风席卷而来，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见两个武威民工喊了声：“趴下！”立时俯身在地埂下一动不动了。我学他们的样儿，两手抱头，双眼紧闭，立即也趴在了地埂下。只听见狂风如千军万马奔腾咆哮而来，又咆哮奔腾而去，强劲的风几乎要把趴在地埂下的人们掀翻，把穿在身上的棉衣撕扯起刮走。如是往复不已，耳边响起的分明已是军中的厮杀，千戈的撞击，两军对垒中决一死战的冲锋与后退，雄壮而凄厉的声声号角。好一阵，两军似在退却中，万马奔腾的咆哮声渐渐在隐去……忽然，狂风又似卷着巨浪，从半天里劈头盖脑地浇下，浇得人凉透冷透，隆隆的响声不断向远方散去，像是大海上滚滚波涛翻涌不已发出的巨响。我们似匍匐在被惊涛骇浪猛烈袭击的航船上，一次又一次地被半空里降下的挟着狂风的巨浪击打着，航船颠簸不已。我奋力挣扎着，身体紧贴地面，拼命靠近地埂，生怕自己被狂风巨浪席卷而去。风，主宰了一切，生命、意志、自由，一切的一切全都俯首听命，屈从于狂风的摆布，任凭狂风大施淫威！
　　匍匐在地的我，感觉到生命的脆弱。我趴在地上许久许久。清醒的意识，又使我觉得自己似乎随着大风高高飘起，乘风而远去。我飘到了妈妈的炕头前探望久病的妈妈。低水平的小学教员的生活，使妈妈只能居住于向私人租来的旧平房，全家人住一个大炕。我看见妈妈瘦削苍白的面庞又增添了几多皱纹，几多愁容。围绕在妈妈身旁的小夏少了许多欢快，许多活泼，外祖母的关怀，怎能替代父母之爱？他一定是因为想爸爸，想妈妈，变得寡言少语了，妈妈来了，快让妈妈好好看看你……我又飘呀飘，飘到了伐夏的课桌前，伐夏端坐着，眼睛明亮，正在大声朗读课文。我又轻轻飘荡了许久，仿佛飘到了似乎是夹边沟农场的地方。噢，那里是狂风滚滚，灰黄苍茫的尘雾盖住了一切，我东找西寻，却怎么也看不到景超的踪影他在哪儿？
　　有时，我又觉得自己是独自个儿被抛掷在茫茫的荒原上，正独自个儿经受着狂怒的暴风的作践，寂寞孤独，苦不堪言。从来没有宗教意识的我，不禁从心底里不断呼喊：“上帝啊，你为什么让我这样受苦？你还将怎样？还将怎样？”此时，我觉得只有上帝才能听到我的呼唤，而上帝究竟是仁慈的，还是残暴的？不断呼唤着上帝的我，心里并不清楚。但我还是呼唤着：“上帝啊，上帝！”我紧紧匍匐在地，尽力挣扎着，真正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威力。啊，渺小的我，孤独无助的我！
　　就在这些日子里，出现在夹边沟的沙暴，其肆虐的程度，对生命的威胁破坏，也绝不下于我所经受的这场风暴。
　　1958年5月被西北军区战斗文工团开除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王志——在去夹边沟之前他是团里的编导，多年后告诉我，他到农场没多少日子就遇到一场沙暴——顾名思义，沙暴的可怖与破坏力要更为严重。那天，大家正在劳动，领工的队长突然大喊：“快趴到地埂下面，都趴下！”队长的话就是命令，不得违抗，于是，人人都立即服从地趴在地埂下，但心里并不明就里。这时，王志注意地看到西边天地相接之处出现了长长的窄窄的一道红色，红色上边的天空变成了浓重的黑色，而此刻他们劳动所在的上空依然湛蓝晴朗。但，十分钟后，沙暴便铺天盖地而来，飞沙走石，刮了个天昏地暗。他们个个紧紧地匐在地，被飞沙走石打得不敢动弹，还怕被沙暴掀得离开大地。尽管他们都是堂堂七尺之躯的男子汉，许多人原先也未曾有过如此的经历，他们远离故土亲人，以含冤受辱之身遭受沙暴的蹂躏，心中的万千悲苦和伤感，用唐代诗人李益的诗来说，真是：“故国关山无限路，风沙满眼堪断魂。”
　　无遮拦的沙暴还无情地刮走了出土不久的大片麦苗，埋下了饥饿的种子。这才是最可怖的，它直接威胁到仰仗土地的收成才能生存的两千多劳教分子的生命。沙暴在肆意地和受难者开着玩笑。它为什么不肆意呢？有人对它的肆意很赏识。选择这种普通人难以生存的地方对甘肃全省的极右分子予以惩罚，让两千多无辜者在苦役及无效劳动中消耗体力、消磨生命。这正是当时甘肃省一些领导人所要的效果。
　　一两个小时后，队长命令整队回宿舍休息。因为天依然昏黑，用王志的话说：“像是日全食了一样。”为了防止逃跑，劳改犯不宜在暗无天日的情况下出工，劳教人员也依此管理。由于沙暴的出现而得以休息，王志感到很高兴，大家都庆幸能够休息半天。
　　还是再回到十工农场，说我自己吧，我们四人趴在地埂下，过了许久许久，风才渐渐住了。我们一个个翻身坐起，只见每个人都是蓬头垢面，头上脸上蒙了厚厚的一层沙土，牙齿和牙齿缝里填的是沙土，浑身上下的沙土随着身体的活动正簌簌地往下掉落。人，像是才从土窝里打了个滚出来。记得小时候，奶奶嫌我玩土弄脏了衣服，总说我：“像个土贼一样！”那时，我对“土贼”一词十分不解，此刻，我突然明白了，“土贼”大概就是这般模样。以前我虽也经常下乡采访，和农民同吃同住，可从来不曾见过哪个贫苦农民让沙土弄成这等模样。武威民工破口大骂：“我日他妈，这么个鬼尿天气！”
　　我们拍打掉刮在衣服上的厚厚的沙土，一次又一次地唾去嘴里刮进的沙土，夹在牙齿中间的沙子在不断吐唾沫时发生摩擦，牙碜得很。头脸上的厚土，也是要认真擦拭的，民工和老任取下头上的布帽子用力擦拭，我掏出一块大手绢使劲擦拭。土太厚了，反复擦拭了一阵，才又露出了各自的“庐山真面目”。
　　然后，我们又继续点种。老任平静地说，他从3月间来到农场，这样的大风天气，已遇着几次了。我俩都只笑笑，并不表示丝毫的抱怨。因为我们都清楚自己的政治身份。我们是来这儿“改造”自己的。两个民工骂骂咧咧，又和自己的家乡比较：“我们武威哪里有这么个鬼天气！”
　　我和老任应该平静。在这年春天的风暴里，十工农场四大队有一位难友不幸遇难。夜里正在田边放水的他，不懂得风暴狂烈的秉性，竟不幸被狂风刮进河水，没有了踪影。这位难友的姓名已无从知道。不知当时是怎样通知他家里的。比较而言，我和老任确实无可抱怨，今天的幸存者们都不必抱怨什么。
　　这天中午回到宿舍，铺上落了厚厚的一层沙土，像是涂抹了一层土黄色，因为铺不很平，低凹处颜色就重些，显得五抹六道的。我们吃午饭回来，用手大概抹去铺上的沙土，头枕在靠墙叠起的被子上，仍跟往日一样立即沉沉大睡。我们已习惯于睡在不洁的炕上，我们的炕上从来就没有干净过。普通农民用自己扎就的笤帚把炕扫得干干净净，我们没有这种笤帚。只是这天落下的沙土较往日又多了些，多了又怎样，沙土多了照样睡觉，睡觉是无论如何也耽搁不得的。
　　没想到，过了没几天，老任就离开我们去了夹边沟农场。那是一天上午，我们全组都在地里平整土地，老任就在我身边拿把铁锨铲地。他，一向不多话，给人的印象是个老成憨厚的人，劳动已很在行。他默默地干活，并未料到即将到来的变故。在我注意到时，地边已站着两个干部模样的人，他们是从张掖来找老任的。老任把铁锨插在地里走到他们面前，其中的一个说：“原来对你的处分通知错了，应该是把你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你马上去收拾一下行李，跟我们一起走。”老任的脸刷地一下变得发白了，他没有和我们告别，嘴里应承了一声，就跟着那两人头也不回地走了。对此情景，我和难友们谁也不做任何议论，只是重新拿起了铁锨，继续干自己的活。心里都在捉摸：这是怎么回事？只有工人组长关切地说道：“老任这是咋了，咋又去了夹边沟？在这里劳动得不是好好的嘛！”他有些不解，为老任还有些不平。老任有个胃疼的病，有时在劳动中犯了，就要蹲下休息一阵。有一次，组长关心地让他到医务所去要点药吃，老任笑笑说：“不要紧，我这胃病是肚子饿了就疼，春节前在农业社劳动时就犯过几回，那时候，我买一包点心一吃就好！”组长也就不多说什么了，因为当时灶上不存在吃不饱肚子的问题，老任只是在开饭前肚子饿了，到开饭时尽肚子吃饱也就行了。老任也是没有了工资的人，来农场后他已没钱随便买点心吃了，1956年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肯定已把他的家底贴进去了，老婆孩子原来都靠他养活，此时还不知怎样过活呢！他平时生活上十分节俭，一切开支就在那20元生活费之内，不多花一个钱。此时，这里已传闻夹边沟农场吃不饱肚子，他脸色一下变得煞白，是预料到不可抗拒的可怕的厄运再一次又降临到了自己头上，想到了他对景超有过的担心，我不禁对他今后的命运又想了好一阵。今后，他的胃疼一定是常要犯的吧。不知他到了夹边沟会不会见到我的亲人，同我的亲人分到一处？我倒是希望他能见到景超，把我在这里的一切情况都详细告诉他。
　　中午，我们下工回来，就再也没有见到老任，他走得何其匆匆，此后老任也就音讯杳无了。
　　到农场不久，有一个打扫厕所的老头颇引人注目。老头近70岁了，每天的任务就是打扫场部的厕所。老头有点驼背，个子高大，常穿一身浅灰的旧布制服，头上顶一条颜色发灰发黄的毛巾，毛巾上又戴一顶旧了的布帽，毛巾的两头都从头上垂挂下来，露在帽子外面遮住了耳朵。老头大概只顾了遮挡风沙尘土，没有顾及仪表之类。他的劳动工具是一个独轮小车，用来向厕所里垫土除粪，一把铁锨，一个芨芨草做就的扫帚。打扫厕所工作虽是脏活，比起下地要轻省多了，每天打扫一次也就行了，农场的厕所比城里的公共厕所还干净，臭味不大。这是农场领导对这位老头的特殊优待。老头已是风烛残年的人了，农场领导认为他能干这些活就很可以了。老头态度特好，勤勤恳恳、本本分分地每天清扫厕所，毫不懈怠。
　　很快我就打听到，这位老头叫高天人，是原铁路局的工程师，学问大着呢，会几国的语言。有一次，我在老头的宿舍里待了一会，想和老头闲谈几句，但房子里还有别的人，人声嘈杂，老头的耳朵背，我问了几句话他都听不清楚，我想和他简单地用笔交谈一下，就问他：“有没有纸？”他仍没有听清。我就从已经遗忘的英语里拣起了个词，问他：“paper？有没有paper？”他摇了摇头。我也不知他是没听清，还是没有纸。这次谈话便就此结束。此后再遇见老头，我们相互间都亲切地笑笑，算是打了招呼。
　　我的难友高仲君告诉我，高老头打扫完厕所，有时还到三大队的队部和他聊一会儿天。高仲君当时担任三大队统计。高老头告诉他的一家子高仲君，说他是30年代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研究生。
　　高仲君说：“那你的学问就很深厚了。”老头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不算啥。使我的学识大有长进的，是我回国后在上海广义书局当了十年的秘书长，这个职务要审阅书局出版的全部著作，我在审阅各种门类的著作时，自己先要弄懂它们，这就大大地增长了我的见识学问。”
　　“你的名字为什么不叫高天仁，而叫高天人呢？”高仲君在肃然起敬中，又紧追不舍地问。他知道高老头平时也难得和别人交谈，不会着恼。
　　“‘仁’算个什么呢，‘人’才是最伟大的，有了人，才有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不叫‘天仁’，而叫‘天人’。”
　　高仲君只有唯唯称是。“天人”的名字虽取得好，一个对“人”这个尊贵的字眼信心十足满怀热情的人，自己却从高高的天际飘落到了大地母亲的胸膛上，每天在清扫厕所中进行创造。
　　样子滑稽可笑和蔼可亲的高老头受到我的尊敬，不仅因为他有渊博的学识，且是出版界老前辈，还由于我也曾服务于出版界。1952年年初，《甘肃农民报》编辑部并入甘肃人民出版社，当时甘肃人民出版社主要出版通俗读物，我们在编报之余，还要抽时间编些通俗的小册子。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街上到处都是横幅大标语：“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著名的艺术家组成演出团来华访问演出。兰州有幸成为演出团访问的城市，我也有幸去看了演出。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表演了独舞，还有其他种种精彩的演出，使我眼花缭乱。就在此期间，我作为时事版的编辑，编了一本书名就叫《苏联老大哥》的小册子。是年秋冬之际，《甘肃农民报》又脱离出版社，我在出版社先后也只待了一年左右。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甘肃人民出版社扩大业务，到处招兵买马，新任副总编辑沈其东曾到北京等地招收人员。此人虽是老干部后来也成为出版社的大右派，而且居然也被划了个所谓的小集团。在甘肃省新闻出版系统声势浩大火力猛烈的批判右派的大会上，有人对沈其东招收人员的事作为右派罪状之一进行了揭发批判。但高天人那时并未进入沈其东的视野，将其收揽进出版社。如他早早地进了出版社，我们在此间就会因为是老相识而多一些交谈。不过对沈其东来说又会罪加一等，分明是“招降纳叛”嘛！
　　高仲君是个在反右派斗争中始终没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的人。他原是服务厅计划处的干部，业务处处长曹某是个老资格，文化低，工作能力差。鸣放时，高仲君说，曹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就不得了啦，说他攻击了党的领导，就是反党。高仲君坚决不承认是反党，更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自己承认或不承认，右派分子的帽子还是戴定了。他同服务厅的一伙难友都来到了十工农场劳动改造，委屈不已的难友们常聚到他身边诉说冤情，高仲君说：“再别说了，这是在中国，才让咱们来劳动改造，如果在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咱们都没命了，就在农场好好劳动，总会有个结果的。”难友们想想，觉得他说的也是，自己就是有再大的冤情，在劳动中听党的话，跟党一条心，是对自己的一切的最好证明。

　　本文选自《经历：我的1957年》，和凤鸣／著，敦煌文艺出版，200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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