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杰：复旦往事之干校风雨

┃Personal History

干校风雨

© 吴中杰／文

　　第二天早饭后，一个工宣队员和一个青年教师将我押上一辆敞篷车。同时从隔离室押上车的还有三个人，我认得其中一个，叫盛春喜，是新闻系的学生，因为参加过“文艺界造反联络站”，接触过30年代文艺报刊，被怀疑整江青的黑材料，所以也一直关着不放，另外两个我不认识，也不便探问，大家默默地坐着，任汽车穿过市区，驶到郊区，直至海滨。坐在无篷的货车上，风很大，好在秋阳甚好，关闭了八个多月之后第一次出远门，接触外界，仍感到很兴奋。
　　到达干校时，已是中午。午饭以后，马上集体开大会。起初不知何事，待得会议开始，才知道是对我们四人的批判会。押送我们来的四名教师发言，分别对我们四个人作了批判。到这时，我才知道那二人是徐志新和程显道。徐志新是“为反复辟学会翻案小集团”的主犯，我早在高音喇叭里听到过他的名字，知道他是坚持不认错的硬汉子；程显道的名字则是第一次听说，从批判发言中知道他是历史系教师，但听不出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可见这次“一打三反”运动除了高声喇叭里点名批判的之外，还不知整了多少人。
　　我们这几个人都是老运动员了，这个批判会对我没有什么触动，对他们似乎也一样。与会者对我们的“罪状”大都也熟悉，所以大家似乎也听得并不起劲。也许是午饭后“食困”，也许是上午劳动太吃力，有几个靠在墙根坐的人，竟然打起瞌睡来了。这个批判会本来是要给我们一个下马威的，但却变成了仪式，大家都不觉得震动。我本人就没有仔细听批判者批判我些什么，反正是那一套，重复一下罢了。我本以为在批判会结束时会宣布撤销对我的隔离审查，干校是要干农活的，总不能再继续关在屋子里吧。但干校领导人袁瑞云最后宣布道：这四个人都是不肯老实交代问题的反革命顽固分子，现在放到干校来，交给群众监督，继续审查。他们与广大“五七”战士不一样，不许走出干校，不准自由行动，学员们每个月休假回上海时，他们也不准回去。
　　又是这个袁瑞云！真是冤家路窄，到干校来还是在他管辖之下。我是他负责揪出来的，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确性，他能承认搞错了吗？他能宽待我吗？决不会的，他非继续将我往死里整不可。
　　批判会结束之后，大家马上下地劳动，我们四人则先安顿住处。我正准备搬行李，押送我来干校并作批判发言的那位青年教师四顾无人，就悄悄地说，我来帮你拎！可见他的批判，也只是应付上面布置下来的任务，心中另有看法。但工宣队却是认真搞阶级斗争的，不待我们的行李打开，就将我们赶到田里去劳动了，而且立即要我们干重活——挑担。我被关了八个多月之后，是第一天走出隔离室，筋肉衰退到连多走几步路都感到吃力，何况是挑重担呢。担一上肩，两腿就发软，但又不能不干，只好就这么摇摇晃晃地支撑到下工。我想，这才是真正的下马威。
　　干校是军事编制，校部就是连部，袁瑞云由工宣队连长变为干校的连长，还是做他的连长，下面每个系成立一个排。他们没有把我放到我的本系——中文系，却放到我素昧平生的生物系去，大概是怕中文系教师对我拉不开情面吧。这其实是多虑的，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无论是谁，只要一旦被宣判为阶级敌人，便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鲁迅曾慨叹中国“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这不但是国民性中缺乏信念的弱点所致，也是环境使然。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实行着诛九族之类的严酷刑法，弄得人人自危，避之尚恐不及，哪里还敢去抚哭叛徒，同情囚犯呢？不过，在那个时候，毕竟还允许对充军的囚徒或押赴刑场的犯人设路祭之类，而现在，则要求绝对地划清阶级界线，即使明知是冤案，也决不允许有一点同情或慰抚的表现，否则，同情者自己也要受到牵连。所以，即使平时与我关系不错的人，这时也必须对我很冷漠。这使我感到周围空气的凛冽。如果说，在隔离室里因为与世隔绝而感到孤单的话，那么到干校之后，就因世态炎凉而感到寂寞了。这种炎凉的世态，在隔离室中还未充分地看透，虽然在批斗会上已有所感受，但毕竟发言的人数不多，脑子里总还残留着无数记忆中的温馨。到了干校，才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这才知道“群众监督”的厉害，其压力有时胜于关班房。
　　早就有人告诫过我，叫我不要太重感情了。他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阶级关系，在你有地位时，人们都会奉承你，只要你一倒台，就会群起而攻之，决不要指望他们会真诚地对待你，那纯粹是空想。现在我信服了他的预见。不过我对一般人并无怨恨，我觉得他们自身也生活得不容易，除了少数人想踹我一脚而向上爬之外，大部分人或许是为了保护自己而出于不得已。因为不久我就发现，他们虽然统称之为“革命群众”，其实除了极少数三代贫农或两代工人出身的人被列为依靠对象之外，大多数人实际上是改造对象，虽然比我们这些监督对象高出一等，但终日如履如临，日子也并不好过。
　　生物系特地为我组织了监督小组，而且动员全体人员对我进行监督，这使我比在隔离室还不自由。因为大家都住在
　　一个草棚子里，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真如孔夫子所说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有一回，我在睡觉前随手拿起邻近堆物空床上的一本《宋词选》在翻阅，就被训斥一顿，说你还要看业务书，这是不想改造的表现。又有一回，全排出动挑棉花萁，有一个年纪比我轻的人挑到半途挑不动了，我刚好走回来准备挑第二担，看他这副摇摇晃晃的样子，就接过他的担子，代他挑了一段路，我本以为做的是好事——当然并不想受表扬，却不料在晚上的总结会上，这个青年人痛加检讨说：“我虽然也犯有错误，但与吴中杰这个反革命分子是不一样的，今天挑棉花萁，我半路上挑不动，竟然接受吴中杰这样的人帮助，实在是耻辱。”我初闻之下，颇感惊讶，继而报以轻蔑，总算见识过这样的人了。
　　生物系的教师们虽然煞有介事地要对我监督改造，无奈我这个人却根本无所谓，对不合理的指责既不抗争，对批判帮助也无动于衷，有如水浇鸭背，一滑而过。这使他们感到束手，既鼓不起斗争情绪，也取不到他们希望有的成绩。他们对我这个阶级敌人感到累赘。我听到排长在隔壁房间向连长汇报工作，说我这个人对批判斗争根本无所谓，他们没有办法改造。袁瑞云似乎也拿不出什么妙计，于是又把我调到中文系这个排去。
　　中文系这个排劳改对象多，可以说是老中青三结合。
　　老的有贾植芳。他是我们系的老教师，1955年因胡风案被捕，坐了十年监狱，到1965年才释放出来，安排在出版科监督劳动，凡是别人不愿意干的活都叫他去干。本来，服刑期满应该重新取得公民权，如同常人一样的了，但在我们这里，只要进过一次监狱，就永远被视为异类，获释之后，谓之劳改释放分子，仍旧要接受监督。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这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劳改释放分子”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好在贾植芳先生天生有一种达观精神，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也能乐天知命，听之任之。据他说，他在监狱里每天要挑十几担水，倒把身体锻炼得好起来了。而今他虽已五十开外，但挑起粪担来，还能走得很快。下了工之后，就捧起一本书——当然是马列著作，一边抽着八分钱一包的劳动牌香烟，一边摇头晃脑地读起来，读得自得其乐。连披在身上的衣服滑到地上去也不知道。
　　年轻的有彭飞，是我的学生。他已故的父亲是资本家，所以他属于黑五类、黑小子，本来就受到歧视，再加上他的大姐彭珮云是被聂元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名揪出来的全国有名“大黑帮”，他受到了牵连。不知怎么一来，对他也审查个没完，同班同学都毕业了，他却被留下来监督劳动。他也有点无所谓的样子，因为他知道自己能否解放，完全取决于大姐彭珮云的定案处理。彭珮云如果解放了，他也会跟着解放，彭珮云如被定为反革命，那他也好不了。而彭珮云问题的处理，则取决于全国形势的变化，非个人的努力所能决定。他只要劳动认真，不触犯当权者，也就不会有什么大事。
　　上有老师，下有学生，我居其中。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我当时也还是青年，但因为扮演过“长胡子”的角色，辈分也就提高了一档。我们三人，平时彼此不大搭讪，碰到“革命群众”们去听文件传达或讨论文件精神，而让我们单独劳动时，我们往往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多歇一会，聊聊天，作为一种消遣。这时，贾植芳先生也肯谈点文坛的往事，在我的提问下，也谈点他哥嫂之事——他嫂子是李大钊的女儿，有很多上层关系，我们也听得很来劲。当然，对胡风案，他那时是绝口不提的，我们也不便问。
　　中文系这个排照例也有监督改造小组，因为被监督改造的人多，批判的火力势必分散，倒使我所受的压力要轻得多了。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正因为被监督的人多了，每次开管教会得把每个监督对象都教训到，开会的时间就延长了。特别有一位女积极分子，她是三代贫农出身，阶级责任感特别强，觉得身负监督重任，不能轻易放弃，所以每会必发言，每次发言必很长，而且喜欢在最后一个发言，还要把别人的发言内容重复一遍，在她是谆谆告诫，在我则感到唠唠叨叨，结果是每次会都拖得很久，吃饭迟到，好菜早被别人买光，有时只好吃点青菜、冷饭来充饥。
　　我们的排长也是三代贫农出身，在山东农村里干过苦活，他本来就看不起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知识分子，管得那些“革命群众”们常常怨声载道，对我们当然抓得更紧了。他不但老要我们干重活，而且常常要我们吃过午饭不休息就加班干活，如挑宿舍里的便桶，或给食堂挑水之类。刚吃饱饭就挑重担，在常人也感到难受，何况我这个生胃病的人呢？虽然彭飞有时帮我挑几担，但我总不能老让他代挑，这就更加重了我的胃病，以致很快就第二次出血。
　　干校里还有很多劳改对象，周谷声、方农也在内。我们常在一起干重活。周谷声似乎也很达观，背地里常对我笑笑，但也只此而已，绝不能讲话打招呼，以免引起人们的注意。干校里的重活以挑粪为最，粪船一到，就叫一批人去挑到化粪池中，待需要时再从化粪池挑到大田里去浇庄稼。每次挑粪，我们这些劳改对象再加上一些内控对象算是基本队伍。虽然其时正在批判“劳动惩罚论”，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大家都看到，实际上是在进行劳动惩罚。即使在这样的队伍里，也不能乱发牢骚。有些内控对象自以为比劳改对象身价高出一等，还要对我们进行监督；有些人自身是劳改对象，但为了检举立功，也常常要打小报告，真可以说处处是荆棘了。只有孙桂梧先生，颇有点无所顾忌，谈笑自若。
　　孙桂梧先生曾经和笪移今先生一起教过我们班级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他的夫人是中国民主同盟元老沈钧儒的侄女，就在沈钧儒家里长大。他们早就协助共产党工作，可以说是老革命了。但是孙先生有点小毛病：贪图杯中之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每天离不开猫尿，而且微醺之后，就管束不住自己的嘴巴。结果就由老革命变成了老运动员。虽然没有被公开点名，但据他自己说，“那些龟儿子们”常常要批判他。孙桂梧先生做我们老师时，鼻梁上架一副金丝边深度眼镜，口含一支雪茄，衣衫整齐，一副严肃的学者派头，不知何时开始却变得如此落拓不羁和玩世不恭起来。金丝边眼镜和雪茄烟虽然依旧，但早已衣衫不整了，虽然已是秋凉，他劳动时却仍旧赤着膊，只穿一条短衬裤，着一双旧球鞋，皮肤晒成棕色。他洗粪桶时自谓有如司马相如着犊鼻裈洗酒甏。我纠正他说，犊鼻穴在膝盖之下，司马相如的犊鼻裈必然是长过膝盖的，他硬说我的考证不对，认定司马相如当年穿的就是他这种仅能遮羞的短裤。他自称为“粪坛一霸”，并封我为“粪坛行走”。
　　好在那些积极分子并不想与他争霸粪坛，而且此事批判起来也不大雅观，所以倒也没有惹出什么麻烦来。只有中文系那位“假党员”，为了随处表现积极，曾正色警告过他，说吴中杰问题严重，叫他不要与之接触。但他不以为意，竟然不忘师生之情，自称愚师，呼我为贤契，有人时，之乎者也调侃我一通，无人处则给我通点消息，指点迷津，加以慰安。可惜孙先生在干校里劳累太过，回复旦之后，就长期卧病，不能工作，空有满腹经纶，亦无处施展了。
　　干校里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是老将王中。这不仅因为江浙人黄、王读音不分，故意将他附会为《三国演义》中的黄忠老将，而且无论就哪方面说，他都可以配得上老将的称号。他是山东南下的老干部，我们读书时他是复旦党委常委兼统战部长、副教务长、新闻系主任，常常给全校师生做大报告，讲课生动风趣，比起党委书记杨西光的结结巴巴的报告来，不知要高明多少，所以很受师生欢迎。但不幸他在新闻理论上妄有主张，强调新闻的真实性和社会性，还创造了报纸的“二重价值论”，说报纸除了宣传的性能之外，还有商品的性能，故报纸必须办得有趣味性，能吸引读者订阅等等。1957年大鸣大放时，他到处做报告，宣传他的新闻理论，而且公开批评党报一片机器声，一副晚娘面孔。于是“反右”运动开始后，他便成了大“右派”。据批判者说，他是老右倾，所以一再降级，才降到复旦来。可见他原来官做得更大，可算是革命老将。后来虽然摘去他的“右派”帽子，但仍称他为摘帽“右派”，“摘帽”二字成为定语，主语仍是“右派”，所以每次运动都得挨整，可称为运动老将。王中是个“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对于工宣队的管教和“革命群众”的批判，根本不放在眼里，别人剑拔弩张，而他仍嬉皮笑脸，工宣队对他也无可奈何。但敲打还是要敲打的。有一次在广播中批判他，说他对人讲，每天早上起身后的第一件要事是抽烟，不抽烟不能过日子，而这完全是反动言论，因为革命群众每天起身后的第一件要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生命的源泉是毛泽东思想，因此王中的话就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反毛泽东思想。当然，对于这种无限上纲的批判，谁也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何况老将王中呢？不但如此，王中还要倒打一耙，说早上起来没有刷牙，嘴巴不干不净就读毛主席著作，是对毛主席的不恭，弄得那些积极分子有口难辩。王中有严重的关节炎，走路很不方便，拖着腿一步一颠，当然不能在粪坛上行走，所以在干校时我们接触不多。我们的相识是在回校之后。那时他的关节炎更严重了，但仍需自己上菜场买菜。只见他穿一身破衣裳，一手挽着一只竹篮子，一手撑着一根高过头的长竹竿，颤颤巍巍地走着，很有点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我们始则点头打招呼，继则交谈，后来他请我到他的“寒舍”去坐坐。这个“寒舍”在体育场旁边，实在够寒伧的，只有一张床铺，一只小台子，两把凳子，几本破书，如此而已。但老王中很热情，从抽屉里搬出许多香烟，高、中、低档都有，由我选抽，他说那些好烟都是部队里的老战友送的，这时已是文化大革命后期，部队的人已敢于来看他。过一会，他又从屋角里拿出一罐鸡蛋请我参观，说这是他自己养的鸡生的，他在每只鸡蛋上都用铅笔写着生下来的日期。我问他是否在搞什么研究，他笑笑说，弄着玩玩而已。这是后话。
　　在干校里，人分数等，这就给某些人以一种错觉，仿佛他们是革命依靠的对象，所以表现得特别积极。其实这是工宣队的策略，用以分化、利用而已。当时有大班子、小班子之分，小班子是继续任用的，大班子则等待运动后期处理。市委、市政府里的干部，参加市革会工作的是小班子，“四个面向”和下放干校的是大班子；学校里的教师，参加教育改革，给工农兵学员上课的是小班子，下放到工厂、干校的是大班子。所以，在工宣队看来，干校里的学员其实大都是处理品，所不同者，仅二等品、三等品和等外品的区别而已。但也许有些人内心有危机感，所以表面上更要装得积极些，将别人当作垫脚石，希图爬到高处去。这样，在规定的各种项目之外，常常还有自选动作表演。上文所说的对王中鼓吹吸烟言论的批判，便是“革命群众”自动抓住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王中用巧计应付，批过也就完事了。有些劳改对象比较认真，敢于硬顶，斗争便愈演愈烈，往往酿成奇观。国际政治系的徐志新的确是条硬汉子，从把他揪出来，戴上“为反复辟学会翻案小集团的为首分子”的帽子以来，他就没有认过错，到干校以后，也常常把管教小组的管教顶回去。有一回，在气氛比较缓和的时候，有一位“革命群众”，为了省钱，去找他理发，但此事却被指责为混淆阶级阵线，拉拢革命群众，连那位找他理发的“革命群众”也赶忙站出来批判，并声称找徐志新理发是为了试验他是否会加害革命群众，他是手握拳头，随时准备斗争的。徐志新当然不会买账，就辩了起来，于是从理发的本事拉开，专批他的“恶劣态度”，最末，是那位“革命群众”将粪桶挂在徐志新的脖子上进行批斗。这种做法，真是别出心裁。但实际上也不过是古代戴枷示众的流衍，似乎也算不上什么创造发明。
　　就这么批批斗斗、锄锄挑挑，一晃过了半年。第二年春耕时节，一天晚上，我刚洗去身上的泥水，准备休息，副排长把我叫出去谈话，说是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开始了，学校要调我回去继续审查，叫我准备一下，明天有车子来接。我“嗯”了一声，没有说什么。俎上的肉，任人宰割而已，有何话可说。我们相对沉默了片刻。这位副排长是高我一个年级的同学，平时大家还过得去，这时两人相对，他想表示一点关心，就说：“你何必那么死心眼，有些事承认下来有什么了不起，你看某某人自己往自己头上倒脏水，把自己骂得狗屎不如，最后不是也没什么事吗？”我觉得对他解释什么或争辩什么都是多余的，仍然以沉默来结束这次谈话。
　　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闷热的夏天又被关在隔离室里受煎熬。我打了一个寒颤，惊醒了。是的，天气渐渐转热了，再关进隔离室是不好受的。但我无力左右自己的命运，只好硬着头皮去闯。我所能做到的，是赶快多准备几本书，以免在隔离室里再受无书可读之苦。
　　这次被调回去受审查的，仍是同来的四个人。好在没有再进隔离室，这回是半隔离。工宣队向我宣布，所谓半隔离，就是不准出校门，校本部内可以走动，回家拿东西要请假。我被安排在六号楼底层走廊旁边的一间学生宿舍里。那时，原来的学生都已毕业，工农兵学员招进来还不多，所以宿舍很空，给我一个人住一间，旁边还有许多空房间。有些房间还住着别的审查对象。有一次，在洗澡间碰到潘啸龙，他也是“红三司”的头头，我们同一派，很熟的，大概也是被揪回来审查的。我们彼此看了一眼，没有打招呼，大家默默洗完澡，各自走开了。我知道，虽然让我单独住一间房，而且可以在校内自由走动，其实是有人监视的。我的房间靠着过道，人们来来往往，都可以看到我在房内的行动，而且在校内也未必没有人跟踪。我想，他们也许是钓鱼之计，看看我会跟什么人接头。其实我无须联络，也不想与人接触，干脆利用这段时间用功读书吧。于是，除了吃饭、睡觉之外，每天读上十三四个钟头的书，而且就坐在窗前明显处，让监视者可以看见。白天当然只能读马列著作，到夜深人静之后，则读点文学作品来调剂一下，这是我乘回家取衣物之便带来的。
　　刚回来时，还批斗过一两次，后来工宣队不来找我，我当然也不去找他们。我忽然想起《西游记》里唐僧与某国法师在高坛上比坐功的故事，觉得颇为有趣。好在我的坐功一向不错，每天坐着读十四小时的书并不以为苦。这样比拼了三个多月，终于还是他们耐不住性子来找我了。
　　来的共有三个人：两名工宣队员，一名受工宣队信用的教师。他们坐定之后，为首的就问：
　　“这一阵子你都在干些什么？”
　　我随手指了指满台子的马列著作说：“我在认真学习马列。”
　　“调你上来是让你参加运动，继续交代问题的，不是叫你来进修的。你倒好，大字报也不看，交代材料也不写，一天到晚坐着读书。”可见的确是有人在暗中监视着我的行动的。
　　“毛主席号召我们认真读书，学习马列，这是头等大事。”我毫不客气地顶了一句。
　　“学习马列当然很好，但是理论要联系实际，要把你的问题交代出来。”
　　“我想不出有什么好交代的，所以先读点马列，提高了思想再说。”
　　工宣队员明知我是搪塞，但我说得冠冕堂皇，他又不好说不准我读马列，所以一时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位陪同他们前来的左派教师开腔了：
　　“你不要耍花腔，你当我们不晓得，你读马列是当业务书来读，还是在搞你的文艺理论，你是幻想还有一天会重登讲台，再写文章。”
　　毕竟他是知识分子，懂得知识分子的心理。只可惜他不是利用自己的地位来为知识分子说话，反而利用他对知识分子的了解来帮助工宣队整知识分子。有人说，整知识分子最厉害的是知识分子，此言不诬也。
　　“怎样理解，随你的便，反正学习马列总没有错。”
　　我自知这个回答是无力的，但一时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好在工宣队并不深究，因为他们此来是另有目的。
　　“既然你回到学校里来不肯交代问题，那么还是回到干校去边劳动边接受审查。”
　　“我的问题已审查了一年半了，为什么还没有结论？我要求有了结论后再回干校去。我愿意在这里等。”
　　“你不彻底交代，叫我们怎么做结论？后天你跟车回干校去，总不能让你在这里一直关门读书吧！”
　　工宣队的态度较前缓和多了，但已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而且，我知道他们也不过是执行者，我的事不是他们决定得了的，也就不再争执下去了。
　　这次回干校的审查对象只剩下了三个人。历史系的程显道在这次审查中自杀了。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死的，只看到校内大标语上写着：“程显道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那几年，复旦常有人被迫自杀，人们的神经都麻木了，但我还记得从干校被押回来时他那木然的面容，也还记得在干校劳动时他悄悄地对我说过：“朱永嘉是决不会放过我的。”现在，他终于解脱了。安息吧！

　　本文选自《复旦往事》，吴中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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