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喜：走出死亡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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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死亡之海

© 张永喜／文

　　从离开高原农场到走出死亡之海，虽是短短一个月时间，但对我来说，这一个月的日子好像是《天方夜谭》和《西游记》，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们仍是被全封闭火车皮拉到新疆大河沿车站。那是一个下着蒙蒙细雨的漆黑夜晚，站台上从南北两面射来的强光正对准车皮铁门，让人难以睁开眼睛。下车时囚犯们蜂一般往外冲，许多病号被挤得滚倒地上。站台周围早已布满了陌生的武装军人，高原农场来的管教干部们手忙脚乱，奔走呼号，命令犯人马上向射来灯光的地方集合。可滚到地上的病号们一时爬不起来，仍然在泥水中挣扎。我和玉龙扶起蔡和生走向集合地点，其他一些病号是由干警们抬过来的。这时一阵哨声响起，接着传来一声权威者的命令：抓紧集中，准备交接……随着命令的到来，几辆汽车陆续停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从两辆车上走下几名披着绿黄色雨衣的陌生人，和发命令的人交谈起来。其他车上的十几名军人也同时下车，和原有军警把车站围了个水泄不通。
　　东方的天空出现了鱼肚白，天快亮了，雨也渐渐小起来。仰望四野，除了一排亮着灯的电线杆以外；几间车站的工作房坐落在站台北边。火车早开走了，我们处在军人包围的最中心。那个发命令的权威者和一位披雨衣的黑大汉走到我们面前，这时我才看清权威者是高原农场的严科长。他介绍旁边的黑大汉，说是新农场的雷场长，说这里是大河沿，等会儿雷场长要带我们去新的农场。
　　我们向新的农场进发了。根据雷场长命令，犯人们乘坐在四辆车上，除每辆车厢前沿站两名看管犯人的军人外，领头和押尾的两辆车上全是军人。我们像检阅部队的首长一样，被保护在中间。按照安排，我和蔡和生在一辆车上，这辆车上全是右派和一些政治犯。我问蔡和生来没来过新疆，他说没来过。我说在学校时跳过新疆舞，听说新疆是个好地方，尤其是南疆不靠天吃饭，气候宜人，出产丰富，维吾尔族又善良又好客……只是离姐夫姐姐的农七师更远了。蔡和生沉默好一会，笑着说我是可爱的天真的他很疲倦，说完话一歪头就闭上双眼。我以为他又昏迷过去了，急忙扶住他，在他耳边轻轻呼唤。自他在泥泞中摔了几跤之后曾昏迷过两次，那是在站台上，当时严科长给他灌了几口水才醒过来了。眼下在车上，我哪里去找水呢？他是浮肿病号，身体又很虚弱，万一……这他睁开了眼，他没有昏迷也没睡着。他对我说：“小张，你别紧张，我一时半回死不了……只是这一去怕再也回不来。听说南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专门囚禁要犯的天然监狱，如果到那里……”我发觉他肿成一条线的眼里浸满了泪水。我安慰他，并扶他躺在我身边，将他的头枕在我的大腿上。
　　听蔡和生说此次有可能去塔克拉玛干沙漠，我有点怀疑。但我不否认和我们同行的犯人中确有要犯。那个国民党马家军军官，在高台战役中残杀过红西路军的路遥，那个在某地叛乱中亲手杀害过好几名共产党干部的苏占山……还有以韩天雷为首的“西北忠义救国军”反党集团成员等等，他们才是货真价实的要犯。可我和蔡和生是要犯吗？假若右派分子算要犯，难道潘玉龙——一个小偷也是吗？我茫然不解……

　　看着蔡和生合上的双眼和流出的眼泪，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他虽年过半百，但性格开朗、谈吐幽默、为人和善。他的名字与蔡楚生老先生的名字只一字之差，因此我和他更觉亲近。他是解放前北京戏曲试验学校的老师，后到剧团任团长兼导演，五二年因海外关系下放到兰州某剧团任编剧。他写的历史剧《碧血鸳鸯》曾参加过全国戏曲调演并得了创作奖。可在五七年《碧血鸳鸯》成了大毒草，说他借古讽今，被打成右派送到“窑沟劳改煤矿”，不到两年得了肺结核，五八年年底转到了高原农场。大饥饿年代，他和其他病人一样，先是瘦成麻秆，后又肿成皮球。在这种情况下，他仍以一个戏剧工作者的责任感，在高原农场为业余剧团编写过一部反映劳改生活的新剧目，改编了两部历史剧，为此，曹场长视他为剧团的顶梁柱。我和他是在“五一”节晚会上认识的。那晚我唱完《苏武牧羊》刚走到后台，一位陌生老人搬过一条木凳让我坐，我正纳闷，他坐在我身旁自我介绍说他叫蔡和生，是场里的犯人。光听这名字我立即对他产生了好感，我甚至怀疑他和蔡楚生是不是同胞兄弟。于是我尊敬地握住他的手，称他蔡老，并问他刚才叫我小张是怎么知道的。
　　蔡老说：“你登台演唱时报幕员不是报了你的大名吗？刚才听你唱《苏武牧羊》，不知是触景生情还是你别有韵味的音质音色感人，我简直是身临其境了。”
　　“我们俩不是在其境中吗？”
　　“噢，对，对啊！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和蔡老都哈哈大笑，但我俩心照不宣，这笑声的尾音里隐隐包含着一种难以言传的酸楚。
　　和蔡老认识不久，曹场长突然找我，说有事要和我聊聊。他把我叫到场外很远的一片枣树林里，他指着一块石头说：“你坐下，没啥大事，只不过想跟你谝回闲传（方言，即闲聊）。”
　　我虽在他家吃过饭，不知为何这时却有些拘谨。场长装好一袋旱烟说：“坐下坐下，这里又不是办公室。”我搬过一块石头放到他面前说：“场长，你请坐。”
　　场长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扶着枣树慢慢坐下去。我和他并坐一起，不知情者看来，绝不会认为我们一个是管犯人的场长而另一个则是被管的对象。我鼓足勇气问场长找我有啥事？场长在树干上磕去旱烟灰，语重心长地说：“小张，你秦腔唱得好，这段日子我看你人也不坏，你的情况我从严科长那里知道了……我真弄㞗不明白，你们这些文化人怎么都成了右派？你说老实话，你真的反对过党吗？”
　　我沉思一会说：“曹场长，我八岁死了父亲，土改中我家定了雇农成分，分了土地和财产，十三岁上师范学校，全是党给的助学金培养我读书，对共产党我感激都来不及，我能反党吗？全是个别当权者的，我触怒过他们……”
　　曹场长又装一袋烟，长叹一声说：“唉！你的话我信，我也是苦出身，跟党革命几十年，好坏总能分得清。那个蔡和生才学比你高多了，不也打成了右派？真弄㞗不明白是咋了……”
　　听场长提起蔡和生，我想搞清楚他是不是和蔡楚生有关系，就问场长：“蔡和生我见过面，不知他是哪里人？”
　　场长说：“他比你苦啊！祖籍北京，抗日战争开始父母去了上海，哥哥是国民党军官，解放前夕逃往台湾，他因哥哥关系下放甘肃，后来父母双双去世……嗨！你沾了年轻的便宜呀！不然，也和他一样百病缠身……不谈这些了，免得伤心。”他说着站起身，来回踱步，半晌，他突然问我：“哎，你愿不愿再和他见面聊聊呢？要愿意，就明天晚上——不，大后天，星期六，我让人通知你。”说完，他边抽烟边哼着秦腔扬长而去。
　　这个曹场长，一面问我愿不愿意，一面又自作主张把时间都定下了。真是个大好人大好心，直性子直心肠啊！根据刚才场长说的，两位蔡老毫不相干，一个是北京一个是广东潮阳，南辕北辙。不过，蔡老的面还是要再会会的，虽住在一个房间，他在东我在西，他又有病不出工，很少互相交流。星期六见面定要好好交谈一番，看我们能不能成为他所说的忘年交好朋友。我正出神，听到场长从远处叫我：“咋啦？木头般立在那里，没有我你能进去场门吗？”
　　听到场长喊叫，我恍然大悟，快步赶上去。劳改农场有铁的纪律，未经管教干部批准，犯人一律不得私自进出场门，否则按逃跑论处，不听岗哨警告者哨兵有权开枪。以前曾发生过逃跑者被击毙的事。还有一回，一个耳朵不灵的犯人夜间上厕所，出门后按例大喊：报告班长，我要拉屎！值班哨兵刚从梦中醒来，伸臂打哈欠没有听清。那犯人看见哨兵扬手，误以为允许了他，就提着裤子向前跑去。哨兵看见大喊站住，站住！再不站住就要开枪！犯人就是听不见，枪响了，那犯人惨叫一声倒了下去——
　　“你在想啥？一言不发。”场长问我。
　　我说：“我在想那个被打掉脚指头吓成神经病的犯人。”
　　“吓疯了算他运好，幸亏哨兵枪法不好，不然早没命了……回去吧，别忘了星期六。”场长说完向他的办公室走去。
　　在场长家里，除了吃饭谈心之外，场长交给蔡老和我一个任务，说国庆节要演一场新戏，为国庆献礼这样，蔡老和我便在一个剧本编写小组，并且他也再不因病不出工而吃半份饭，我也能和他住在一起了。
　　编写剧本的地点设在犯属招待室，场长限三天考虑好题材后就去那里开始工作。第三天恰好是个星期天，蔡老和我啃完一个窝窝头就去接待室，刚进门，见曹场长早等在那里了。场长的第一句话是问剧本题材想成咋样了？蔡老却慢吞吞地说他正在打腹稿。场长了解蔡老脾气，他说：“你别给我绕弯弯了，快说出来。”
　　蔡老说：“我还没和小张商量过，说出来请场长和小张决定。第一，内容反映本场右派的改造生活；第二，改造好的右派为社会做的重大贡献；第三点也是场长比较关心的一点，就是男女角色一定要让夫人和小张担任。”
　　听完蔡老的话，场长脸上立即半阴转晴，笑容可掬，站起身双手扶蔡老坐到他的凳子上，喜形于色又有点惊奇地说：“嗨嗨！你这老家伙，我只知你聪明，有才华，没想到你还能钻到我肚子里，把我的五脏六腑给看出来了。你是孙悟空还是杨修？”
　　蔡老说：“我没有孙悟空七十二变化的本领，要说杨修更望尘莫及。再说，如果我真是杨修的本事你不把我给杀了？哈哈哈哈……天机不可泄露，不可泄露呀……”
　　场长和我也大笑进来。猛然，场长止住笑，指着蔡老说：“唉嗨！这么说我不成了白脸奸臣曹操了吗？我可没他那么大政治策略和才华，也不像他那么坏，更不怕你蔡和生才高压主啊？”又一串笑声。其实“天机”是场长夫人透露给蔡老的，而场长自己却蒙在鼓里。
　　世间的事就是那么残酷和无情，蔡老和我编写剧本刚写到三分之一，转场新疆的命令下来了……我期盼东归现在却反其道而行，坐在去南疆的汽车上……老是向西去，老是向西去……难道我的名字被改成“永西”后就没有一个尽头？难道就没有一叶东渡的诺亚方舟把我带回故乡？

　　汽车行驶在酷热的吐鲁番盆地上。这里海拔只有五百米，加上博格达以南被称作“火焰山”的气温影响，不但天热地热，连吹来的风也是热的，不到几小时，每个人本来就铁青的脸越加憔黑了。我们除了饥饿外又面临酷热引起的口渴，这时大家想的倒不是窝窝头而是水。刚刚睡熟的蔡老撕扯着胸前的衣服，张开干裂的嘴直喊水，水，水……我摸他的额角，烧得很厉害，看来病得不轻，如果再不给他点水，过不了多久他会忍受不住的。不得已我向站在车头的几名军人喊叫，求他们给这老人口水喝。军人却说，别喊了，沙漠中上哪去找水？可我知道他们腰间的军用水壶里就有水，刚才他们还大口大口地喝着。我索性站起来，大声疾呼：“班长！人要死了，你们不能看着不管。”他们当中的一个动怒了，转过身，从脖子上取下枪，命令我坐下，如果不听话就不客气。还说壶里的水难道是给你这些人喝的吗？
　　一九四九年原上和平解放时，我端着妈妈烧的茶水去迎接浩浩荡荡开进南门城楼的解放军叔叔。一个班的解放军叔叔住进我家的院子，把大碗大碗的肉面条端给我和母亲，还说以后别再做饭。那时我多么幸福，军民鱼水之情是那么亲密无间。可今天，我不是当年的我了，我成了阶下囚，是右派分子，是解放军叔叔的敌人……
　　在刺耳的刹车声中汽车停在路旁的沙漠上，几名军人从车上抬下好多筐窝窝头分发给犯人，接着，十几桶水也抬到车跟前。生着白毛散发着霉烂味的窝窝头在乳汁般的清水中似乎变成了糕点，很快进了肚里。尤其喝足了水后浑身的热气消了大半，精神恢复了许多。我抱起蔡老的头，给他灌了一缸子水，他渐渐苏醒了，当三缸子清水灌透他热成火的身体时，他慢慢坐起来开始说话了。他问我这是什么地方，哪来这么多水？我说大概到了鄯善，这里用坎儿井、泉水灌溉土地，水当然不少。我劝他乘有水吃点窝窝头，他却风趣地说如果能吃几粒鄯善的葡萄该多好。我笑了笑，说这里的无核白葡萄不但有名，连久负盛名的哈密瓜，此地所产也是最佳。可惜我们是牢笼中人，不然，眼下正是好季节，下车去准能尝个够，现在只能“望梅解渴”了。蔡老说，“望梅解渴”也好，望而兴叹也罢，还是现实点，我肚里的肠子开始“咕咕”抗议了，先把窝窝头消灭了再说。
　　黄昏时车队到了吐鲁番，停都没停，飞速越过托克逊夜闯天山了。天山的道路和“托克逊”的名字一样左盘右曲，汽车昂起头弯来拐去没有拉直的时候。幸好天空晴朗，月色如镜，夜如白昼，还是平安。天山的崇山峻岭中时隐时现的冷杉、塔松等各种怪树像心怀叵测的潜伏者，在窥探远道而来的这几车不速之客。天山的气温越高越冷。虽是炎暑，从两侧陡崖中挤出的阴冷风沙劈头盖脸地打来，让人瑟瑟发抖。车上的犯人有的挤开旁边的同类蹲下去，大多数人则举起双臂和其他人的手臂交叉起来形成一张网遮挡风沙。这样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车速加快并有一种向前倾斜的感觉，我从人缝中挣扎着伸出头，原来汽车已越过山脊向下俯冲。
　　一轮红日像一团火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升腾而出。可惜，汽车行驶的方向正好与那光明相反，灿烂的阳光便照在我们的屁股上。于是乎，汽车的前方出现了一片阴影，我们正是朝着这片阴影在前进。
　　离开大河沿已经六七个昼夜了。粗粗一算，行程已超过了五千多华里，经过了十多个县市，这天汽车到阿克苏就停住了。我以为这里是终点站，因为农一师就设在阿克苏。前几天蔡老说我是“可爱的天真”，真的我太天真了，停车后司机给汽车加油，管教干部给犯人包谷面饼，然后一声轰鸣，汽车开足马力又上路了。
　　蔡老开始咳嗽起来，刚吃到嘴里的一口饼随着一口痰全吐出来了。他气喘吁吁，说这几日胸部很疼，看样子肺病又复发了，还说他咬过的饼不能给别人吃，怕传染。在高原农场曹场长家里他吃完饭有意把碗筷要走，现在想来是怕把病传给别人，多么善良的一颗心啊！人常说心地善良是人生的伞，为什么蔡老这样的人就得不到好报，得不到“人生伞”的保护呢？
　　蔡老又睡着了。我很快吃完了自己的饼子，饼很酥很香甜，这是新疆少数民族用特殊方法烤成的，维吾尔族把他叫馕。初到新疆就吃上了少数民族特别的风味食品，我品味着它，品味将后的前途，如果到新农场后很快能解除劳教，我就可实现向往新疆的童年梦了。
　　从阿克苏起，汽车开始向西南方向行驶，第三天早晨经过了丝绸之路要站喀什古城。经过喀什不远，又停车发饼，可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大事，前面车上的犯人逃跑了。我们听到了枪响，但看不到现场，后听说打死一个；打伤一个，抓获三个，是结伙逃跑。事情过后，那个雷场长到各车上巡视一番，并在各车上增加了岗哨。管教干部到各车上又宣布了几条命令，说不许乱说乱动，不许交头接耳，不许胡思乱想，不许……其实这些命令自进劳教队第一天起，曾不止十次百次地灌进过我的耳朵。命令既出，我们当然不能再说话了，连蔡老咳嗽和呻吟都把嘴蒙到怀里。我不了解那些逃跑者的想法，是不是也想到了那个有名的死海？到那里等死还不如早寻出路？我的心为之一怔。难道此去大漠真的凶多吉少？
　　汽车经过莎车县来了个九十度大转变向东南前进，飞驰的车辆出叶城进和田，越过于田、民丰，转头朝北进了连公路都没有的大沙漠。蔡老没有猜错，这里正是塔克拉玛干。
　　塔克拉玛干沙漠也称塔里木沙漠，维吾尔语意为“进去出不来”。多少年以来，人们对塔克拉玛干感到神秘，不明白这里为什么有那么多沙子，也不明白它除了进去出不来之外，为什么还被称为“废弃的家园”。对这片神秘的大沙漠，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议论，有说那里的沙子原是黄土沉积变为沙漠的，也有说是盐碱沉积而成的，现代科学家研究证明，亿方年前那里是大海，地球发生变化后就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一八九五年一位外国人到塔克拉玛干进行探险，想寻找废弃的家园所遗留的痕迹，可他什么也没看到，还差点丧了性命……当时那位外国人想，这大沙漠如果有条公路那该多好，时隔百年后，他的梦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进去出不来”的地方修建了塔中公路和塔里木油田，再过若干年，“废弃的家园”将能恢复成人们所向往的那样，新的家园会展现在世人面前。
　　这里的气温又升高了，茫茫沙野见不到一丝绿色，四周的沙丘旁茕茕孑立着已经枯死的奇形怪状的胡杨树。有篇文章这样描写：“……塔克拉玛干数千里无一人烟。内地押往新疆的要犯大都囚禁在这一带，看守者只需堵住一隅，就可任你自由行动，就是飞鸟你也飞不出这个海去……”这里见不到人烟，千里苍穹除了一片铅一样的蒙蒙大气层之外，全是死一般的沉寂和荒凉。哪有什么飞鸟、动物和一点点生命的痕迹。
　　这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
　　这就是禁我们的天然监狱。

　　汽车抛下它运载了十多天的“包袱”，发出猪哼一样的轰轰声吃力地从沙窝中往外爬，一辆接一辆朝相反的方向蠕动，像一条黑色巨蟒，慢慢地被扬起的尘沙湮没了。
　　躺在沙地上的犯人直不起身，发出难耐的呻吟，疲惫的军人们坐在四周沙丘上。雷场长和管教干部的精神可不一样，许是一路坐在驾驶室里的缘故吧。在他们指挥下犯人开始寻找自己的行李，开始往一处集合。我安顿好蔡老，顾不得找行李而去找玉龙，当我们见面时，不知是因为分离半月而亲热还是为双方变得憔悴而难过，抑或是为同到这种地方而感到失望和渺茫……我俩紧抱一起，泪水浸湿了双方的肩膀。
　　在一声尖厉的哨声中，犯人们艰难地集中在一起，背起行李，相互搀扶着走进四面是沙丘和栅栏的空地内。空地靠北是一排一排的窝棚，西面是管教人员的宿舍和厨房。我们懒散地坐在窝棚前，蔡老和其他病号都靠着行李躺在地上。十几名穿着旧军服的人从厨房抬出几筐新蒸的窝窝头和几桶搀着杂和面的干菜汤，我们开始吃新农场的第一顿饭。蔡老是吃不下饭的重病者之一，他闭着双眼，长时间的咳嗽使他浮肿的脸紫里透绿。我和玉龙扶起他，要他喝点热汤，他摇摇头拒绝了。他是不是要绝食？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临近黄昏，我们搬进窝棚。窝棚是用胡杨树枝和芨芨草搭成的，从没住过人。棚上面盖着的沙子从破孔中不时向下漏着。棚内没有土坑，睡觉时只需把被窝铺在沙地上即可。棚很大，有两道门，里面能容纳四五十人。我和蔡老、玉龙住在一块，蔡老自进棚一直闭着眼，不说话，一觉醒来仍不见他动一动。我以为要出事了，急忙翻起身，借着从棚顶破洞中射进来的月光，把手放到他嘴跟前，看他是不是还有呼吸？可他没睡着，只是闭着眼睛。当我的手伸到他嘴边时，被他紧紧握住。我高兴他还有力量握别人的手，同时也为他的状况担忧。常言道：男不过五女不过七，就是说男人挨饿最多五天就要死。从阿克苏到今晚，蔡老不吃饭已是第七天，他还有精神握手，是不是食不养人病养人？
　　要不就是他临终前的回光返照。我正出神，手被拉动一下，低头一看，见蔡老睁开双眼望着我，我俯下身问他是不是想喝水？他摇摇头，用手指了指睡在他右边的玉龙。我叫醒玉龙，也围在他旁边，轻声问他有什么要我俩办的事，他又摇摇头，挣扎着说：“世事险恶，这里又——是死海。我已是棋盘上到了——绝绝境的马——再无回天——之力，你两个要——要好_好自为之啊……”他话还没有说完又合上眼，双手也抽了回去，他呼吸时紧时慢，时粗时细。我摸他的脉搏，不知好坏，只觉得微弱，玉龙说他要叫医生，我说恐怕不行，但他坚持要去，就披上衣服走了出去。一出窝棚就大声喊叫：“报告班长，有个重病号需要抢救！”
　　没有任何回答。
　　“报告班长，有个老人快死了，需要抢救！”玉龙的吼声更大了。
　　过了好一会，才听到懒洋洋的一声回答：“等——等两天，医生在半——半路上呢，让他坚持——持住，呵——哈——”听声音，哨兵还在梦中，他好像在说梦话。
　　在这节骨眼上，睡在玉龙旁第三铺上的犯人大声嚷起来：“肏他奶奶的窝棚，怎么下起沙子来了？连觉都睡不成。”
　　我一转眼，看见那人头顶的破洞中沙子直往下淌，那犯人把被子往过道里一扔就钻了进去，不一会又呼呼响起鼾声。
　　玉龙叹着气走进来，嘴里低声骂着。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睁大眼睛看着破洞外的夜空，看着星星和月亮。学生时代我向往新疆，唱新疆歌，跳新疆舞，认为维吾尔族载歌载舞，又浪漫又富诗意，谁能料就我是以这种身份来做客。离开母亲，离开家乡快三年了，从中国的最中心（指地理位置），掠过金城兰州、河西走廊，掠过古西域的楼兰、焉耆、龟兹、温宿、莎车，历经七次转场，最后的落脚点却是这样。收容所所长说什么“人民内部矛盾，最高行政处分……”什么“劳动教养六个月，最多一年……”全是谎言，是地地道道的欺骗。刚才蔡老说他是棋盘上到了绝境的马，再无回天之力……那么我是什么？是车？是炮？想到此，我不寒而栗，同时脑际很快闪过一个念头：逃离深渊。
　　第二天我们就出工劳动了。蔡老留在窝棚里，我放心不下，但也没有办法。沙漠里没田可种，也不修水库，我们从四面八方砍胡杨树加固栅栏，虽没多大意义，但劳动改造必须在“劳动”中进行。这样，我们必须整天砍胡杨修栅栏来“作茧自缚”。
　　下午收工快到“家”时，有人突然喊叫，说号子里死人了！这喊叫声如霹雳在我和玉龙头上炸开，我和他撒腿往窝棚跑去，我一头栽进窝棚门，第一眼就向蔡老铺上看，我傻眼了，蔡老被子堆在一旁，铺上空空的不见人影，再往里看，围着一群人，我以为其他病人死了。这时玉龙从那堆人群中钻出来，泣不成声地叫道：“永西，蔡老他——他被沙子压死了！”
　　我推开人群冲到前面，见蔡老趴在地上，脸上脖子全被沙子压着，只露出半个后脑勺，双手伸向前方。他穿的不是劳改服，而是自己的一套旧中山装。我来不及考虑许多，急不可待地拨开他脸上的沙子，在其他人帮助下将他的身子翻过来，一手搭在他嘴上，一手伸到胸前，我想知道他的心脏是否还在跳动，可事实告诉我，蔡老已经死了，而且浑身冰凉，至少停止呼吸已有六七个小时，很可能我们早上出工不久他就断气了。
　　对于蔡老的死我早有预料，只是没想到这么快。自阿克苏他不吃不喝开始，我就意识到他要绝食。他对自己病魔缠身的肌体、对自己越来越严酷的未来不抱任何幻想了。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们对他的死感到很伤感。擦净他身上的沙子后，把遗体抬到了他自己的铺上。整顿被褥时我发现了两个窝窝头和一张纸条，意思是窝窝头很干净，留给我和玉龙。看来临死前他思考了许多事，甚至细心到了用破洞里淌下来的沙子埋葬自己。在特殊年代，挣扎在最低层的右派，大多期盼总有一天会被昭雪而不愿自杀。也有不愿苟延残喘而自己结束生命的，而用这种方式自戕的实属罕见。头天晚上窝棚漏沙子；那铺上的犯人到过道睡觉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而蔡老注意了那件小事。我估计，他是乘我们出工的机会，穿好自己的衣服，爬到那个破洞下面，让洞里漏下来的沙子压住气管而毙命。活着的时候他是一名穿着囚服的犯人，而死后，他要还其本来面目，再不能让那一身囚服像铁锅一样压着他的鬼魂……蔡老啊蔡老，这个才华横溢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个心地善良、坦荡磊落的乐天派，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保持着他清高独立的秉性，顿时让我泪如雨下。
　　这里是新建的农场，我们是第一批犯人，当然没有专门送葬死人的备用车。伙房的架子车不能拉死人，没办法，第二天早晨在另外两人帮助下我和玉龙抬上蔡老的遗体，由两名看守押解着来到栅栏外的一片沙地上。死人是不需要圈在栅栏内的，蔡老总算在死后脱离了囚笼而自由了。
　　我和玉龙挖好坑，但没有绳子，条件也不允许像普通人家那样从从容容下葬，于是两人抬着尸体往墓穴中一扔，再填满沙土就算完事。看守催逼得很紧，不让我们多待一会，我们只好转身往回走。我和玉龙不时转过头去，恋恋不舍地将那个不太高的坟头看上一眼，再看上一眼……
　　永别了，蔡老！
　　安息吧，蔡和生先生！
　　从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开始，你的孤魂将自由地游荡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你将从另一个世界认识这片陌生的土地。虽然你孤独，但你更自由，更安然，更平静……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在十年浩劫中含冤九泉的蔡楚生先生。我没见过他，但我缅怀这位献身电影事业并关心过我的老人，在此，也为他表示诚挚的哀悼。

　　世界上最残酷的事莫过于死亡。而我们这些被囚禁在沙漠里的人，却失去了一个人最起码的生存价值，和行尸走肉毫无区别。我不得不坚定逃跑的信念，并于第二天在去砍胡杨的路上把想法告诉了玉龙。没想到我和玉龙不谋而合，他告诉我这两天连路线都摸清楚了。在运胡杨的往返过程中他给我指明了探测好的方向和路线，经过周密计划，并根据这几天晚上前半夜没有月亮和哨兵过度疲劳而容易睡觉这一特点，决定当天晚上就行动。
　　我俩无需做多大准备，我穿上姐姐以前寄给我的一套劳动布工作衣，别上体育奖章，把另一件学生服上衣给玉龙穿，可他穿不上，我有点发愁，他却不以为然，说只要逃出去就万事大吉。我心里仍不踏实，但没其他办法，只好盼老天保佑。
　　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夜晚。
　　蔡老采取了不得意而为之的选择，我们虽不得意也决不甘心黯然消失，即使被哨兵击毙也要表现出我们曾渴望过自由。死者已死，生者还得义无反顾，还得把生命轨迹一直朝着下一个太阳升起的未来延伸……也怪，在这千钧一发的严峻时刻，我没一点恐怖感，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视死如归吧！时过午夜，我和玉龙将破烂杂物塞进被窝，装成人在睡觉的假象，屏住呼吸爬出窝棚。
　　夜，一片漆黑，又死一样沉寂。我俩像蚯蚓一样向前蠕动。身体摩擦沙地发出的“沙沙”声，在自己的耳朵里变成巨大的轰响，惊得两个冷汗淋漓，四肢麻木，差一点浑身要僵硬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和玉龙终于沿着探测好的路线，从一处因流沙而形成缺口的棚栏底下钻了出来。一种从未有过的精神亢奋，使我俩忘记了饥饿和疲倦，一口气跑出三四十里地，在一座沙丘旁停下来，长长吐出一口气，从怀里掏出蔡老留下的窝窝头一扫而光。
　　一轮弯月升起来了，为浩瀚的沙漠抹上一层淡淡的银色。从月亮升起的地方判断，我们逃跑的方向和路线准确无误，前方就是于田。

　　像鱼儿游进了大海，
　　像小鸟飞出了笼子；
　　两个自由的小动物啊！
　　开始呼吸自由的空气……

　　一望无际的大沙漠，在即将破晓的晨曦中显得更加广袤和深远，晨光笼罩下的西南天空中，一群飞鸟倏忽扶摇直下，又左盘右旋。自到这沙漠中，这是第一次见到飞鸟，它们和人类一样，经过夜晚的黑暗以后，最需要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迎接美好的曙光。
　　“永西，这次逃出来，你有何打算？”玉龙问我。他的声音很低，情绪也不像刚出栅栏时那么激动，他可能对以后的生路感到渺茫和失望。我没有正面回答他，只说事在人为，要对生活充满信心，我用此话鼓励他，其实自己心里也没个底。可这时候我首先不能心灰意冷，不能再给玉龙雪上加霜。我鼓足勇气，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来劝他，说车到山前必有路，逃出来了决不回头，死也得往前闯。苍天有眼，好人会有好报。
　　朝阳冉冉升起，沉睡了一夜的大沙漠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看着燃烧天边的火球，我和玉龙心里像装进了一个热团，我俩开始向飞鸟飞起的地方走去。绕过一座座沙丘，翻过一道道沙梁，跨过一条条流沙河，下午走到了一个村庄边的空场上。饥饿和疲乏战胜了一切，我们不再为任何烦恼所困扰，一头躺在空场上的草堆里。
　　这是一个维吾尔族的小村庄。稀稀拉拉缠着枯藤的老胡杨和古桑树环绕村舍，一群野鸦归来，在自己的巢外昏昏欲睡，早晨天空中翱翔的飞鸟大概就是这些野鸦。村舍的屋顶已炊烟袅袅，一位年长的维族农妇提着葫芦到村外的河边打水，她背上装满水的葫芦，不紧不慢悠然自得地走进自己的家门，柴扉发出“嗄吱——”的声响关闭了。
　　几只小鸡到草堆里觅食……一头小毛驴也不期而至，它的到来把小鸡全惊跑了。我和玉龙正看着这头吃干草的小驴出神，它的主人来了，一位五十多岁的维族老人，肩上扛着褡裢，满脸疑虑地站在我们面前。我的家乡是回族自治县，知道伊斯兰的礼节，我急忙起身，以手抚胸深深鞠了一躬，并用手比比划划，意在说明我们肚子饿了，心是善良的，没有歹意……老人解除疑虑，也向我们躬身祝福，笑盈盈地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说道：“亚尔达西，你们……库萨克塌稀浪了……我们，吐鲁吐鲁巴！”（意即你们的肚子饿坏了，我们的饼有很多）说完，用手示意，要我们去他家。
　　小毛驴在老人吆喝下前边领路，它用头顶开农妇关闭了的柴门，首先走了进去。我和玉龙在老人带领下来到他房间。维族人的院墙大都是篱笆，房间是前后左右里里外外套起来的正方体，真有点西洋建筑的风味。我和玉龙按老人安排坐在两块布上，我们中间铺着一块厚布，像汉民家的炕桌。这时老妇从套间出来，见来了客人，忙和老人说了几句话后又回到套间，端出一盘子白面饼（馕）放在我们中间的布上。又在墙角的壁炉里生起火，不一会，一锅包谷面粥（吾马希）烧好了，她端来两大碗，碗里还插着一把小木勺。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两位维族老人摇摇头，说声“胡大保佑”的话。我们吃下去的虽只是几碗吾马希，却饱含着两位异族老人淳朴善良的一片心意……
　　吃饱喝足后，我和玉龙带着主人送的干粮离开村庄，沿一条河向于田走去。这条河叫克里雅河，源于昆仑山，北流经于田消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夕阳下，缓缓的流水闪着金灿灿的波光，小路上走来骑毛驴的老者和坐在驴车中唱着歌的青年男女。他们欢声笑语地从我们身边经过，不时投来惹逗的目光，喊叫着阿尔达西（朋友），雅克西吗？哪里去之类的话。他们是赶完“巴扎”（集市）后回家的农民。一阵热闹过后，小路上只剩下我和玉龙两个有家不能归、有亲不能投、“不知明朝是何年”的塞外游子。
　　人这一生实在难以捉摸。怪不得诗仙李白写出了“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的诗句。下面发生的事更证明了这一点。就在我们离开那群维吾尔男女不久，从另一条岔路走来一个汉族人，他穿一身很旧的黑制服，四十开外年纪，两道浓黑的眉毛下压着深深的两只眼睛。他和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脚步稍有停顿，而后又慢慢离去。我们没有理会继续往前走，就在这时传来那人的喊声，他要我们等一下，要问个事儿。我们以为他是盲流或是过路的什么人，便毫不在意地站住脚。那人退回来把我和玉龙从头到脚细细打量了一番，然后瓮声瓮气地问我们是什么人？我听这审问的口气，火不打一处来，冷冷的回答他我们是汉人。
　　“我问你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那人的口气更不好听。
　　他是不是个干部？我感到有些不妙，但口气不能软，一软就更露馅了。我说：“从口内来，到处流浪。”
　　“他是你什么人？”那人指着玉龙。
　　“这与你没关系！”我强压着火气。
　　“有关系。小老弟，我劝你别跟他一块流浪……”他回头又向玉龙——“你跟我走。”
　　这突变的到来我料所不及，一时没了主意。他到底是什么人？怎么看出玉龙是逃犯？对了，是那身该死的囚服，再加上他一言不发。难道这家伙是农场干部？或者他了解犯人的衣食住行等情况。我看着玉龙，想如何才能挽回这种局面。在这关键时刻，玉龙却煞有介事地对我说：“朋友，这是我们两个人讨要的粮，你带去吧，我正没地方找饭吃，这位朋友会给我安个好去处的。再见！”他把装饼的布袋给了，我握住我的手使劲捏了一把，并偷偷递过一个眼色，暗示我赶快离开。没等我回过神，他就转身扬长而去，那人紧紧跟在身后，很快消失在沙野中。
　　玉龙是有意的，他怕再纠缠下去连我也走不了，他采取果断行动，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再让我进大狱。刚逃出大墙不到一天，玉龙为了我义无反顾地又向那个死海走去。我不愿用华丽的辞藻形容他这个孤儿出身并当过小偷的小人物，但他那种精神、那种品德……使我深感到内疚……我当时为什么不把那个家伙打倒呢？我真追悔莫及。在和玉龙离别而不知他死活的四十多年中，我没有一天忘记过他，到我写这本回忆时，我不但为亚青、蔡和生、孟汉臣等许许多多屈死的右派感伤，也为玉龙感到痛心。
　　玉龙走了。西域古道上只剩下孤零零我一个人，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不到一小时，世事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我坐在田埂上，回望已无人迹的小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那村舍、那河流、那即将西下的落日……好像黯然失色，不再美丽和让人心旷神怡。前无故人，后无来者，我对天长叹一声，不由想起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来。这里除没有瘦马之外，有“枯藤老树昏鸦”，也有“小桥流水人家”。在西域沙漠古道和夕阳之下，正是一曲绝妙的“断肠人在天涯”的真实写照。

　　本文选自《走出死亡之海》，张永喜（章一）／著，敦煌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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