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愚谦：逃离

┃Personal History

逃离

© 关愚谦／文

关愚谦

一

　　“铃……铃……”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人们简称“和大”的机关里，午饭的铃声响了。同事们纷纷走出办公室，奔向食堂。一向有说有笑、敲着饭碗进入食堂的我，却依然伏在办公桌上，头深深埋在臂弯里。愤怒、惶惑、羞辱、绝望交织在一起，填满了我的胸膛。
　　“和大”这个令人羡慕的机关就坐落在王府井北面台基厂九号的神秘大院里。紧靠马路高高矗起的大院铁门威武无比，过路的人经过这里一般都不敢太靠前，好奇的人顶多走到马路对面看个究竟。再加上两个解放军战士在大门口站岗，进进出出都是黑色的高级轿车，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那还了得。人们马上会联想到，进进出出这里的人，总有些名堂吧。
　　这和平委员会的大院深不可测，除了早晚下班外，平时很少有人走出走进，更予人一种神秘感。这里面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们这个单位里面的景观确实与众不同。深深的大院，只有几座矮楼掩映在绿树丛中，院中两块奢侈的大草坪，把这个大院衬托得更幽静秀丽，极像西方电影里的深庭大院。
　　我的办公室就在一座极为庄严、由红砖砌就的二层洋楼上，它原是北洋军阀时期意大利公使办公的地方。该楼虽然年久失修，但极其宽敞、高大，地板上铺着有百年历史的地毯，厕所里还供应热水，这是一般单位无法相比的。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中午，两个造反派的小将——小林和小阮——特地跑来气势汹汹地通知我：“今天下午召开全体大会，你不要参加，你的问题严重，在办公室里好好地写交代。”我是个老“运动员”了，这个还不懂得？没有资格参加会议，这叫做“背靠背斗争”，先由大家整理出批斗你的材料，然后再面对面地批判你。“反右”时，我已经亲身经历过。
　　星期五下午并不是惯常的政治学习时间。可是全机关的人都集中在后楼的大会议室里开大会去了，办公大楼里只剩我一个人。我知道，这次是彻底完蛋了，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成百上千次的批斗？再次发配青海？甚至被关进监狱？一想到青海，我的心立刻揪起来。不！那是对人的最大侮辱，我宁死也不愿再去青海。我们家落到这个地步，不就是因为去青海造成的吗？
　　动手吧！
　　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开始翻办公桌的抽屉。里面放有一包剃须刀片，是预备临时有接待外宾任务时刮胡子用的。用那薄薄的刀片割断血管结果自己，够刺激，够壮烈吧！人们啊，当你们看到躺在血泊中的关愚谦，你们应当明白，你们冤枉了一个好人；美珍啊，你不仅永远失去了你的丈夫，而且将为此内疚终生。只可怜我的母亲和儿子，无端地失去亲人。
　　我拉开抽屉，首先进入视线的，不是刀片，而是护照，几位常住中国的国际友人的护照！那是准备去公安局外国人员管理处办理登记手续用的。也许我的对手们疏忽了，不然他们早该收走这些护照。
　　放在最上面的那本恰好是一本蓝皮的日本护照。护照的主人叫西园寺一晃，是日本常住北京的著名国际友人西园寺公一的儿子。我打开一看，突然感觉里面的照片竟有些像我。真奇怪，以前怎么没发现。再往后一翻，竟发现里面还有去埃及和法国的签证！突然，我的心怦怦跳了起来，赶快把抽屉关上。我太了解自己了。过去干过多少蠢事，就是因为自己一时冲动，异想天开，现在，是不是脑子里又想损招了？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我两手抱着沉重的头趴在桌子上，脑内好像有无数根刺，扎得我奇痛无比。我恍恍惚惚地晕过去，忽然间，好像听见有人走过来对我说话：“愚谦！走吧！走得越远越好，这不适合你，不是你待的地方。走吧！走吧！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声音渐渐远去，我清醒过来，打了一个寒战。好可怕，但这又是多么慈祥的声音啊！他是谁？新中国成立前，我一直是虔诚的基督徒。现在莫不是上帝显灵，要挽救我这个迷途的羔羊？
　　一瞬间我闪过一个念头：他说得对，我为什么要选择死，而不选择“走”这条路？于是我又拉开抽屉，眼前这个现成的日本护照，难道不是命运之神的安排吗？
　　然而，几乎是同时，我就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坏了，又赶忙关上抽屉，浑身颤抖起来。我推开窗户，把头伸到窗外，想让寒风把自己吹得清醒一点儿。这时，耳边又似乎响起一阵阵“打倒关愚谦”的狂呼。我猛地缩回头，把窗户死死地关上。
　　我再次打开抽屉，像拿一个烫手山芋似的，再次取出那本蓝色护照，把护照第一页上西园寺一晃的照片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越看越觉得和自己相像。
　　“冒死一试吧，关愚谦！你反正已经选定了死的一条路。”我对自己说。如果被发现了，就跑，让边防警察开枪打死你，比起自杀，不是更勇敢和痛快些吗？侥幸逃出去，不就实现了你中学时的梦想吗？“不自由，毋宁死”，你和你的青春偶像露西曾经一起背诵过，当年你是那么的崇拜美国。小时候，翻看父亲从巴黎、柏林和纽约带回来的明信片，曾给你多大的冲击啊！还有你在教会学校读过的世界文学大师们的作品，你曾与他们一起神游。世界那么大，有那么多美丽的地方让你神往。你还年轻，也许你还真能闯出去呢！
　　我看了一眼手表，已经下午三点多了。一般单位是六点下班，就是说，我必须在不到三个小时里，完成正常情况下至少要三天才能完成的手续。我抄起了桌子上的电话，拨了一个烂熟于心的号码。
　　“喂，是小航吗？我是小关。”我拨通了民航订票处的电话。
　　“是我，有什么事？现在是政治学习时间，不办公！你老兄不会是要找我订票吧？”
　　“你说对了，小航，就是订票的事。”我有些急切地说，“日本常住外宾要出国，十万火急。”
　　“老兄，你不是不知道这一阵搞运动，政治学习雷打不动，明天上午再说吧。”小航说着就要挂电话。
　　“不行！小航，是西园寺公一的儿子要走。”
　　一提到西园寺公一，几乎关心国家大事的人都知道，他是常住中国的外宾，被周恩来总理称作日本驻中国的民间大使。他是周恩来总理的老朋友，也是毛泽东主席的座上宾。日本人称他为“红色贵族”，中国人则亲切地尊称他“西公”。小航一听西公大名，二话不说，就问：
　　“什么时候走？他要去哪啊？”
　　“明天就走，经开罗转机到巴黎。”我说。
　　“什么？明天？还是国际航班！小关，你开玩笑吧？”
　　“不是玩笑，是真的。明天必须走，人家是急事，领导要求马上就办。如果耽误了，我们吃不了可得兜着走。”我急忙对小航解释说。
　　“好吧。真凑巧，明天好像是有一班国际班机，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从上海飞卡拉奇。我这就给上海挂加急电报，看能不能订上，我可不敢保证。加急电报费可得由你们出啊。”
　　“太好了，小航，谢谢你啦！我就在办公室等你的消息。”
　　挂上电话，我的心脏敲打得更激烈了。连自己都难以置信，刚才我竟能那么镇定。
　　我感觉到全身发凉。这一个电话打出去，等于穿上了红魔鞋，只能一刻不停地跳下去了。可是，即使有了机票，还有多少手续要办呢！我得去公安局外国人员出入境管理处在护照上盖出境许可章，还得到会计科开支票，我还得……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纰漏，那可是想立即求死也不可能了。
　　恐惧开始向我袭来。我甚至祈祷：上帝啊，救救我吧，别让小航订上那张飞机票吧！我两眼盯着桌上那部黄色电话机，像是在等待最后的审判。
　　“丁零零……”电话铃响起，我被吓得一颤。希望不是小航，如果是，那就告诉我没有订上那张飞机票。
　　“小关，算你运气，票我给你订上啦。明天的，从上海到卡拉奇，OK！从卡拉奇经开罗到巴黎那段需要再确认。”小航在电话里高兴地说。
　　我的脑袋“嗡”地一下。我使劲拍了一下额头，镇定下来，然后问：“几点起飞？”
　　“中午十二点三十分，先飞上海，在那里等一个小时，再转巴基斯坦的飞机飞往卡拉奇。”
　　“什么，还要在上海等一个小时？没有直接接上的吗？”我急不可耐地问。
　　“你说什么？给你包一个专机得啦！”小航有些不高兴了。
　　“好，好，小航，谢谢你啦！我马上通知外宾……如果外宾临时决定不走了，那怎么办？”我试探地问。
　　“什么怎么办？这你还不知道？退票手续费是票价的一半。”小航真的生气了。
　　“我什么时候取票？”我忙问。
　　“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
　　“那我六点以后去取。”我说。
　　“六点我已经下班了，你就找这里值班的人取吧，别忘了带支票。”
　　我两腿已经软了，瘫坐在椅子上。
　　拿起杯子，喝了一口里面剩的冷茶，我用牙齿使劲地咬了咬食指，尽量使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我拿出笔和纸，就像平时接待外宾做工作计划那样，一项一项写下了要办的事：

　　1．带护照去公安局盖出境章；
　　2．到财务科领支票（希望王科长不在办公室）；
　　3．六点下班后取机票；
　　4．烧掉家里的朋友信件，以免事发后连累他们；
　　5．准备简单的行装。

　　写完以上事项后，我把纸条折好揣到裤子口袋里，又从抽屉里拿出那本蓝色护照，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内衣口袋里，骑车飞快地冲出“和大”大院。
　　“同志，今天下午政治学习，不办公。”公安局大门口的警卫伸出手挡住我说。
　　“我知道。你不认识我吗？我是‘和大’的小关，我有急事，外宾明天要出国。”我没有下车，只用一只脚支在地上对警卫说。
　　“可是办公室没人，都去开会了，你也办不了事啊。”警卫说。
　　“我去碰碰运气吧。”没等警卫允许，我就骑上车，直朝里面冲去。
　　这是一个两进的四合院，我迅速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果真不见一个人影。我直奔那间平时常去的办公室，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出境，都必须在那里盖章，否则海关不会放行。透过门玻璃往里看，确实没人。我使劲推了推门，门锁着。用手遮住额头往里一看，那枚红色的出境许可章，静静躺在桌子上。我又四下看看，仍然没有人。
　　怎么办呢？破门而入太危险，况且我又没有“作案”工具。情急之中，我掏出身上的钥匙串，一个一个往钥匙孔里试，就在我试到最后一把钥匙时，背后响起了脚步声。
　　“是谁呀？”这一声喊，把我浑身都吓瘫软了我一转身，背靠在门上。
　　“是你？小关，在这鬼鬼祟祟地干什么？”来人正是专门负责盖章的外事警老王。他穿着一身半旧的警服，衣领上的领章看上去却像是新的。怪了，平时没觉得他这么威武呀。
　　“老王，是您呀！太好了！我正到处找您呢真急死我了。西园寺的公子明天要出境，我来给他办出境手续来了。”我尽量不露怯。
　　“下午不办公，你又不是不知道，怎么，想破门而入啊？”
　　“老王，你别跟我开玩笑了，我哪敢啊？我当然知道下午不办公，可是头儿让我来办，我也没办法，这是急事呀！明天一早他就得走，我哪敢耽误了他呀？”我边说边偷偷地把手里的钥匙串放进了裤子口袋里。
　　“急事？如果我不回来呢？”老王这时已经走到了办公室的门口。
　　“那我就只好在这死等您啦！等到太阳落下山，等到月亮爬上墙头，等到海枯石烂，等到地老天荒，我也得等啊。”我故作轻松地开玩笑。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臭词儿就是多。今天算你运气，我正好回来取一个文件，就遇到了你这个倒霉鬼儿。”老王被我逗乐了。
　　老王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那串钥匙是用一根绿色的细绳儿拴在他的裤袢儿上。我跟在他的后边，进了那间办公室，趁机用手擦了一把额头上渗出的冷汗。
　　我拿出那本蓝色的护照递给老王，他翻开护照，拿起桌子上那枚红色出境章，刚要往上盖章的手突然停留在半空中。我的心一下子紧缩起来，坏了！莫不是这个老警察看出了什么破绽？
　　“表呢？”老王把图章放回到了桌子上，问道。
　　我想起来了，每次来给外宾办出境手续都得事先填一张固定格式的申请表，我办公桌抽屉里就有。可竟然因为太紧张忘了填，这下糟了，怎么办？回去再拿，时间紧迫，老王也不会等我。
　　“哎呀！糟糕，我来的太急，忘给您带来了，明天我就给您送来。”
　　我一拍自己的脑门说。
　　“忘了？”老王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并扬起头，开始打量着我。他也许在想，小关这个人，办事一向仔细认真，从没出过丢三落四的事情，今天怎么啦？
　　“今天我们也是开会学习的日子，下午西园寺才打电话来，太紧急了。明天一早我就把表送来。”解释完之后，我又装作漫不经心地说，“听说，广东省省长陶铸被抓起来了。”
　　“什么？听谁说的？是真的吗？”老王忙问道。
　　“今天早晨在我们院子里听说的。”我说。
　　“现在社会真是太乱了，谁也说不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陶铸，那是为革命立过大功的老革命啊，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坏人呢？要这么看，咱们中国的好人确实不多了。”老王感叹道。
　　“不过，老王，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岔开他的话问道，“现在几点了？”
　　“噢！四点多了，我得赶紧回去开会。”老王站了起来。
　　“那我的章呢？”我趁机赶紧问。
　　老王拿起那枚图章，在那本蓝色的护照上“啪”的一下，然后递给我说：“只此一遭，下不为例。”
　　我揣起那本蓝色护照，向老王敬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礼，就快步走出那间办公室，骑上自行车，飞快地回到了“和大”的院子。一路上，我的脚底板几次从脚蹬子上踏空。我哪来这么大的胆量，我这不是在玩儿命吗？我在青海跟一群饿狼玩儿过命，跟草原上的熊瞎子玩儿过命。可今天，我是在跟公安局玩儿命！但我感觉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驱使着我，有一只无形的手推搡着我。理智已被控制，我正做着一件疯狂的事。
　　回到办公室，仍没有人，看来机关的大会还没开完。我看了一下手表，五点了。我从裤子口袋里拿出备忘的那张纸，在第一项上重重地打了一个钩。这时，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不知谁曾说过的一句话：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只要闯过了第一关，其他的关就容易过了。
　　但愿如此啊！
　　就在这时，走廊里有了动静。大会散了同事们陆陆续续都回来了。他们一看到我，都像商量好了似的，不与我说一句话，各自低头整理自己的抽屉，等待下班。不理我也罢，多说一句话，说不定我就会露出破绽。
　　我又抬腕看了一下手表，还剩五分钟就要下班。我悄悄站起来，走出办公室，快步走到底楼财务科后面的男厕所里，我观察了一下，看见财务科里只有老许一个人，正在那里锁抽屉准备下班呢。我两步越过宽宽的走廊，跨进财务科。
　　“小关，有事吗？”老许是一个很老实的老好人，不太爱说话。他专门管财务，负责处理支票。
　　“老许，西园寺公一的儿子要出国，机票已经订好了，明天一早我去取，请你开张空头支票给我。”我说。
　　“秘书长知道吗？”老许问。
　　“那还用说！他不批准，谁会给票。”我故作轻松地说。
　　老许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时针正好指向六点。他很快打开了保险柜，取出支票本。
　　就在这个关口，财务科的王科长走了进来。
　　这下糟了！我的心骤然一紧。这个王科长，就是我在那张备忘纸条上写着“希望王科长不在”的那个人。在运动之前，我们本来是关系不错的同事，但从自单位里出现两派后，我们便成了对立面，他还是对立派里的活跃分子，最近正在到处抓我的把柄呢。他只要公事公办，核对一下，事情马上就会败露。
　　没想到他一见我在那里，就神差鬼使般地扭头走出去了。
　　我暗暗吸了一口凉气。他走出去之后，老许同情地看了我一眼，很快在支票上签了字，并在左上角画了两杠，表示这张支票只是转账用的空头支票，不能挪作他用。
　　“谢谢，谢谢！”我真心地感激他。
　　回到办公室，同事们都走光了。我慢慢打开抽屉，仔细检查一下，是否还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带走或毁掉，尤其是朋友的私人信件，我不能留下任何牵连到他人的蛛丝马迹。然后，最后一次轻轻地锁上那张我已经用得很习惯的书桌抽屉，不管出逃成功与否，我不会再坐到这张桌子旁边了。
　　我突然想起还应该去趟储蓄所，按常规这个时候早就关门了，我想碰碰运气。如果发生奇迹，倒是个好兆头，我开始迷信起来。幸运的是，储蓄所还真开着门。那几天银行照顾存款户，延迟到晚上八点关门。这难道也是天意？
　　我从存折里取出两百元，以备急用。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资。我正要将这厚厚的一沓十元纸币放进外套的内兜里，迎面竟碰到了我的老科长岳军。他平日说话很慢，是一个为人厚道、正直、坚持正义、是非分明的人。
　　老科长什么也没问，只是热情地跟我打着招呼。他拍拍我的肩膀，那神情好像在说，小关，别泄气，坚持住，风暴很快会过去。我不能再直视他的眼睛，匆匆离开了。
　　接下来，我顺利拿到了写着西园寺一晃名字的机票。

二

　　早春二月的北京，寒风依然凛冽。我顶着强烈的西北风，骑车向家赶。刚刚过去的三个小时，我的肌体在高度紧张下运转，不觉得累。而现在，我一下子陷入异常的空虚和迷茫中，浑身轻飘飘的。事情干到这一步，我已经把自己抛上了贼船，绑上了风车，以后上刀山，下火海，没有退路。身后是什么，我一清二楚；前面是什么，我却不知道。我是王八吃秤砣，铁下了心，哪怕赴汤蹈火，只能往前走。
　　当我骑到家门口，看见家里那扇窗户透出来的灯光时，精神霎时崩溃了。我一下子瘫坐在黑暗之中。那扇窗子里，有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两个人啊！我年迈的母亲和我年幼的儿子！大千世界，茫茫人海，只有他们和我相依为命。
　　我怎么能狠心抛下他们，自己远走高飞呢？
　　我太爱我的母亲了，她在我的心目中是完美无缺的。母亲把爱全部都贡献给了别人，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父亲常年在外闹革命，母亲在家守活寡，拉扯我们三个孩子长大。好不容易等到上海解放，全家能团聚了，父亲却已在外边有了一个“解放夫人”。风风雨雨这么多年，母亲刚刚开始还算平安的晚年，开始享受一点点天伦之乐，我竟做出如此伤害她，甚至会置她于死地的事情来，我罪该万死啊！我唯一的儿子小新，我的亲生骨肉，他还那么弱小，他是多么需要我这个父亲啊！不管刮风下雨，他每天晚上都站在阳台上，跷起小脚，向我回家的路张望，盼着我能早点儿回家。每次我和美珍吵架的时候，他就躲在门后，那张小脸上挂满惊恐和委屈的泪水。还有美珍，尽管我们有那么多恩恩怨怨，但此刻，我对她满心只有歉疚和悔恨。美珍，你的命运也许还不如我母亲，她老人家名义上还有一个革命的丈夫，而等待你的，将会是无尽的屈辱啊！
　　愚谦啊，愚谦！你不能、不能这么做呀！你这么一逃走，就是“叛国”行为，母亲、妻儿、哥哥姐姐、亲戚朋友都会被株连的呀！想到这里，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我任凭它顺着脸流淌到胸前。突然我的胸口憋闷得要死，全身痉挛起来，我感觉到要窒息了。我仰头朝天，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寒冷的空气。被冷风一灌，我似乎缓过来了一些。泪水被寒风一吹，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冰碴儿，那冰碴儿像小刀子一样刺着我的脸，使我清醒了一些。
　　一切都晚了。从偷用了那本蓝色的护照开始，我的罪就已经犯下了。即使就此打住，不再继续往下走，我也会被以“叛国”的罪名投入监狱。那时，所有的侮辱、鄙夷、谩骂、愤怒、奚落、幸灾乐祸都会对准我，对准我的家庭。我将会被处死，到那时，谁来保护我的老母和妻儿？
　　我不敢再往下想了，我不能再往下想了！事到如今，我只能咬牙往火坑里跳。我强迫自己站了起来，用手抹掉脸上的冰碴儿，迈着艰难的步子朝家里走去。
　　昏暗的灯光下，母亲戴着老花镜看着报纸。她在等我。
　　“愚谦，怎么回来这么晚？”她担心地问，她知道我在单位里受批判的事，一直在为我担惊受怕，焦虑不安。
　　“娘！单位临时有点事。”
　　“愚谦，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我精疲力竭的样子、脸上和胸前的残余泪水，都躲不过母亲的眼睛。
　　我紧紧地拥抱着母亲，亲吻着她那带有皱纹的消瘦脸庞：“娘，没什么，只是心里有点儿事，你放心吧。”
　　“愚谦，心里有事别憋着，跟娘说一说，说出来就会好受些。”母亲用她的手暖着我的手。
　　“怎么？回家来，也不进屋打个招呼！”美珍满脸的不快，从另外一个房间走了出来。
　　母亲一脸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情，将我往美珍那边推。
　　“美珍，你该高兴了，火已经烧到我身上了。他们这回要老账新账一块儿算，今天已经开了背靠背斗争我的大会，明天早上，就会有人来抄家了。”
　　“真的吗？那可怎么办？”美珍紧张起来。
　　“明天一早，你带着小新到你姐姐家躲一躲。”我说，“娘也到敏谦姐家住上几天。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跑回家来，等风头过了再说。”
　　“那你在家里怎么办呢？”美珍似乎有点儿后悔地小声嘟囔道。
　　“我整理整理我的书籍和家里的信件。该烧的烧，免得被他们抄去当证据，借题发挥。”我说。
　　“家里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借题发挥的？不！我不走！明天他们来，我会和他们讲理的。好端端的一个家，不能就这样完了。”母亲突然火了，我这一生很少见她发那么大火。她那单薄的身子开始瑟瑟发抖。我的心脏顿时一阵揪紧，伸出一只胳膊，紧紧地搂着她说：
　　“娘！明天他们来找我，主要是先和我私下谈谈，交代一下政策，您在家不合适。我会和他们好好谈谈的，谈不通再说，您不用太着急。就这样，咱先不讨论了。娘，你们都早点儿睡吧！我还得翻翻家里的东西，看看有什么该烧的。”
　　“我来帮你烧！”母亲坚决地说。
　　“我也来！”美珍也不假思索地说。人人都知道，文革期间，谁要是在家烧东西，给查出来那是要罪加一等的，那说明你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美珍在这种时候敢站出来帮我，说明她对我还有一定的感情，可是一切都太晚了。我的心里再一次感到难过和内疚。
　　“不用了，太晚了，明天一早你们还要早起呢。”我尽量平静地说。
　　“要想开些，啊。”母亲叮嘱道。我再次亲了亲母亲和儿子。
　　烧完信件，深夜已经降临，万籁俱寂。母亲和美珍都已进入梦乡，我丝毫没有睡意，从内衣口袋里拿出护照和机票仔细审视起来。此刻，我怎么越看越觉得照片里的人和我长得一点儿都不像了。把这照片揭掉，贴上我本人的照片也许会安全些。
　　上哪里去找我的合尺寸的照片呢？而且护照上的照片有钢印，怎么办？我忽然想起，十几年前我在财政部专家工作室当翻译的时候，曾带苏联专家刘明去一家照相馆拍过护照照片，当时顺带着也给自己照了一张。这么多年过去，不知放在哪里。我使劲地回忆，想起来了！它在我办公桌的抽屉里，可深更半夜的，难道还要去那儿再冒一次险？
　　怎么办？如果不换照片呢？不行，躲过第一关也躲不过第二关。不管多晚，也得去取来。我又悄悄离开家，骑车往单位赶。大街上早已空无一人，空气几乎都凝结在一起。我飞快地骑着，四十分钟后来到了“和大”门口。大铁门已经关闭，有解放军在站岗。我向卫兵说明，有东西放在办公室，明天一早办事要用。他看了看我的工作证，仍然一脸狐疑，有什么东西那么重要，非要半夜三更来取？他叫醒了值班老人老人一看是我，说认识，摆摆手让我进去。
　　上天保佑，那张照片真的在我办公桌抽屉里。
　　回到家里，我比了比，照片大小完全一样，可是钢印怎么解决呢？我翻来覆去地看，惊喜地发现，我的照片纸质单薄，而护照里的照片纸质硬厚，钢印凸出。我把自己的照片叠放在护照上的西园寺一晃的照片上，用手指甲轻轻摩擦。不一会儿，钢印就被拓在我的照片上了，看上去非常逼真。我拿出小刀，轻轻地把西园寺一晃的照片揭下来，再用胶水把我的照片贴上去。简直不可想象，看上去天衣无缝！
　　那一夜，我彻夜无眠。
　　生离死别的时刻来到了。
　　刚吃完简单的早饭，我就催促母亲和美珍说：“在他们来抄家之前，我需要一个人好好地冷静想想，你们快快走吧。”
　　母亲不情愿地拿起她的手提包，她好像预感到什么，嘴唇有些颤抖，似乎想对我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来，就那么两眼含泪地看着我。那目光的含义，我全懂。我不敢直视她的目光，那是世界上最能动摇我决心的目光，再多看一眼，也许我内心那脆弱的防线就会被冲破。我强忍着向母亲挥了挥手，她什么也没说，步履蹒跚地走了。哪里知道，这竟成了我与母亲的永别！
　　美珍拉着儿子小新的手，也往外走。到了门口，她忽然回过头来望着我，带着内疚的神情说：“愚谦，你一个人好好地待在家里，我到我姐家去住一两天就回来陪你。”她的眼神与以前大不相同，充满爱怜和关心，我朝她点点头，说不出话来。儿子小新一边跳一边嚷地甩开妈妈的手，自己先跑到楼外，对着家里的阳台挥着小手大声喊起来：
　　“爸爸！再见！爸爸！再见！”
　　我忍不住冲进屋子，手忙脚乱地打开了阳台的门，朝儿子挥着手喊道：
　　“小新！再见！小新！再见！”
　　母亲、妻子和儿子的背影一点点远去，一点点变小，就在他们从我的视线里完全消失的那一瞬间，我瘫倒在地上。
　　我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起来，又像疯了一样在家里那不大的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动，我边走边哭，自言自语地叨咕着：“亲爱的娘啊！您真的不知道，您也许再也看不到儿子了，您这不孝之子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对不起您，您可要多多保重啊！娘！上天有眼！我实在是被逼上梁山的啊！小新，我的好宝贝，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看到你了！你可要好好活，长大以后你能理解我这个无情无义的爸爸吗？你要知道，爸爸今天这么做，实在是万不得已啊！美珍啊！美珍！你……”
　　墙上挂钟报时的声音把我从迷乱中震醒。已经八点钟，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赶紧走到家里那窄小的卫生间，一抬头，从镜子里看到一个头发蓬乱、满脸青灰的陌生人。我被自己这副样子吓坏了，这是我吗？简直是一个鬼，这哪里是那个一向整洁大方的关愚谦啊？这样子到机场和海关不等于是自投罗网吗？我不敢再看自己一眼，打开水龙头，使劲地冲起头来。
　　冷水，使我清醒好多。我应该带什么东西走呢？家里有一个大箱子，还有两个小箱子，小箱子只能装一点换洗衣服。我觉得，一个外国人绝不可能只带一个小箱子长途旅行。我从家里的衣柜顶上拿下那个还相当新的帆布大箱子，找了一些自己的衣服放进去。可是箱子太空了，万一海关打开检查，会引起怀疑。怎么办呢？我一眼看见靠在桌子角落里、母亲从乐姨父手里给我买的那把小提琴，那是几年前的生日礼物，也是我最珍贵的财产。带着它不是最好的纪念吗？如果我真能逃出去，到了国外走投无路时，也许还可以在街头拉小提琴卖艺呢。我把小提琴连盒子一起，轻轻摆到了箱子里，大小正合适，然后又在箱子里放了一套厚厚的用字典纸印制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和一本《毛主席语录》。
　　我特意把家里收拾得像平常一样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然后给单位打了一个电话，谎称不舒服要请假。那天是星期六，这一天一般都比较闲，新来的贾科长同意了。

三

　　北京，首都机场。
　　机场空空荡荡，来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少。机场的值班人员，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聊天。
　　我身着毛式咔叽布制服，提着大箱子进入了机场大厅。我熟悉机场每个角落，机场各部门也有很多人认识我。
　　“小关，送外宾啊！”办理外宾出境手续的年轻海关检察员小金热情地与我打着招呼。
　　“是啊！西公的儿子去法国。”说着，我随意地把那个大箱子往行李台上一放。
　　西公是对西园寺公一的尊称和爱称，凡是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单
　　位，没有人不知道他。小金二话没说，“砰”地一下，就把“免验放行”的戳子打在早就填好的行李单上。
　　“小关送来的外宾行李，哪有检查的道理。”小金笑着说，调皮地朝我挤了挤眼睛。我那已经跳到嗓子眼的心，顿时回到原位。
　　第二道关是把护照交给边防警。这是最关键的，如果是我熟悉的老刘值班，他一打开护照，立刻就会从护照里的相片认出是我。只有豁出去了，闯吧。就在这时边防警办公室里走出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警察。
　　“老刘呢？”我装作随意地问了一句。
　　“家里有事，晚来一会儿。”这位年轻警察显得特别友好。
　　“能给我盖一个出境戳子吗？是给西公儿子办的。”我拿出护照和机票，边说边递给他。
　　“没关系，你就把护照放这儿吧！叫外宾到外宾候机室去等一等，临上机前，我们会给他送去的。”年轻警察说。
　　坏事！不认识的人，事就是难办些。我刚想找理由说服他，又怕引起他的怀疑。理智告诉我：沉住气，不要着急。
　　“好吧！我去告诉外宾。单位里还有事，我得早点儿回去，外宾就交给你了。”我故作无所谓的样子对他说。
　　“没问题，再见！”说完，这个年轻边境警察拿起那本蓝色护照就回办公室去了。
　　我在角落里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大概是有航班要出港，机场里的
　　人渐渐多了起来，基本上是乘国内航线班机的旅客。我向四周看了看，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说也真奇怪，到这个节骨眼儿上，我竟然完全平静下来了。我起身到地下室的厕所里去，走进了最靠窗的隔间，扣上门锁，接着以最快的速度脱下制服，露出了穿在里边的西装。我把制服塞到抽水马桶上端的水箱后头，接着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花领带，熟练地打上。不一会儿，从隔间里走出来一个穿西装打领带、戴着黑框眼镜的“外国先生”，下颚挂着一个白口罩，那是冬末春初的北京人防风沙常用的装备。
　　我来到了外宾候机室。足以容纳百人的外宾候机室，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外宾，还是个假洋鬼子，那就是我。时间过得如此之慢，简直一秒如十年。我想站起来走走，镇定一下，又怕引起注意。那时的候机室里，没有任何书刊报纸可读。如果有的话，我总可以拿在手里做出个不慌不忙等飞机的样子啊。
　　还有十分钟就到飞机起飞的时间了，怎么还是没有任何动静？莫不是他们在护照上发现了疑点？莫非他们正调军警来围捕我？我的心马上又提了起来。跑！只要一发现有军警朝我围过来，我就往出口的地方跑，向停机坪的方向跑。这样，他们肯定会怀疑我有破坏飞机的动机，就会当场向我开枪，那么我就会很痛快地死去。反正都是一死，这样死，总比没日没夜的审问拷打好。
　　“各位旅客请注意，乘坐CA053号航班前往上海的旅客现在开始登机。请从第三号门出口登机。”广播里传出了播音小姐悦耳的声音。先说两遍汉语，再说一遍英语。这英语不是说给我听的吗？这里只有我一个“外国人”，可是我没有护照怎么登机啊？就在这时，我忽然听见了脚步声。一个腰挎手枪的边防警从大厅的一个角门出现了，他略微扫了一下大厅，接着就径直向我坐的方向走来。是老刘！是我经常和他拍肩膀开玩笑的老刘。我心里顿时一沉，完了，他一定能认出我。
　　愚谦！沉住气！愚谦！沉住气！我好像又听见一个声音在警告自己。我不动声色地坐在椅子上，下意识地把口罩往上拉了拉。
　　“Excuse me，is this your passport？（打扰了，这是您的护照吗？）”
　　老刘走到面前，用英语问我。他手里拿着那本要命的蓝色护照，而且翻到有照片的那一页。
　　“Yes！（是）”我尽量改变着我的声音答道。
　　“Good journey！（祝您旅途愉快）”老刘很礼貌地说。
　　“Thank you！（谢谢）”我说。
　　老刘把护照交给我，扭头走了。
　　我疾步往三号门走去，一边走我的脑子一边飞快地转着。我不敢相信，面对面他竟会没认出我来。护照上的照片明明是我，他也没有好好地看看？不会吧？这是不是一个圈套，先不动手？不，这不可能。如果这里还有其他外国人，也许考虑到影响，不立即下手，可是这里只有我一个人，现在抓我，是最好的时机。那是不是他认出我来了，成心想放我一马？更不可能啊，别看我们比较熟，其实只是工作联系，毫无个人交情。我只知道他姓刘，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外宾候机室是在楼上，要到出口处，必须先下宽宽的楼梯。当我走到扶梯旁，只看见楼下三个上机坪的大玻璃门，每个门口都有两个女地勤服务员把守着，她们边查验着旅客的身份证和机票，边礼貌地说着“你好”，“再见”。这些女孩子我几乎都认识，每次来送外宾时，还经常和她们开玩笑。尤其是在三号门把守的那个上海女孩子，活泼可爱，每次来机场，互相都要逗几句。年轻姑娘当然都会多看年轻小伙子几眼。我现在下楼出三号门，准会给她认出来，只要她叫一声“小关”，我就完了。这怎么办？怎么办？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眼见从第三号出口登机的旅客队伍越来越短。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广播响了：“有首长到了，所有工作人员立即到二号门夹道欢迎！有首长到了，所有工作人员到二号门夹道欢迎！”只见一号门和三号门的女孩子都快步朝二号门跑去。
　　天助我也。就在这时，我跑下楼梯，穿过无人把守的三号门，一架苏联造的小型客机就停在停机坪前，我快步跑上舷梯。只听“砰”的一声，机舱的门在我身后关上了。
　　整整一飞机的人都在等我！
　　我气喘吁吁地坐在了第一排位子上，这是专门给“外宾”留的。几分钟之后，飞机开始平稳地滑行。

四

　　在出逃之前，我是一个从来不相信命运的人。虽然年轻时在上海曾受过洗礼，并参加过基督教会的许多活动，但我知道自己从来都是无神论者。我一直认为，人的一生都是由自己主宰的。可是，那次出逃的整个过程中，总好像冥冥之中有一个看不到的力量在保佑我。每到关键时刻，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从那次出逃之后，我开始相信起命运来。
　　飞机飞近上海，我的心又快速地跳动起来。在这两个多小时的飞行时间里，北京那边会不会发现我的行踪呢？
　　飞机降落在上海龙华机场。我把脸紧贴在飞机的小窗户上，想看看机场有没有警察调动。没有，没有异常。我随其他客人鱼贯进入机场大厅，再也不像在北京机场那么紧张了。
　　在上海机场我还要再办出关、换机的手续。这时，我已经摇身一变，是位外国访客了。英文开始派上了用场。一个西装革履的日本人，在这里还要等一个多小时，怎么打发呢？口袋里三百元的人民币帮了大忙。我于是在小卖部买了几件最贵的男用绸衬衫，又买了几件上海产的高质量内衣内裤，剩下的钱还买了几包烟。那种从容和自然连我自己都觉得吃惊。最后，提着大行李箱来到外国人出境口。这时我的心开始快速地跳起来。上海人是精明的，他们经验丰富，只要发现一点儿异样，他们是不会放过的。不过，凭我这一身打扮和一本外国护照，很快地通行了。
　　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国际客机是架美国造的波音客机，豪华宽大。那时中国还没有一架从美国进口的飞机。在可以乘坐一百多个旅客的机舱里，只有寥寥可数的十几个乘客。除了我以外，全是身着蓝色或黑色制服的中国干部模样的人。几个漂亮的巴基斯坦航空小姐，因为没多少事情，索性和我用英文聊起来。现在我已在国际飞机上，公安局上来抓人的可能性极小。但令我略有不安的是，我总觉得那些人中有一个人在鬼头鬼脑地打量着我。
　　飞机很快地升空，我鸟瞰着祖国的大地，一片片绿油油的江南春色从我的眼帘下闪过。我还从来没有发现过，祖国的青山绿水竟然如此的美丽娇艳，多彩多姿。祖国啊！祖国！我如今离开了你，何时还能重新回到你的怀抱！亲爱的母亲啊！永别了！请你原谅我这个不孝之子，你这一辈子为了我这大逆不道的儿子，受尽了苦难，现在他竟然和你不辞而别。母亲啊！我只好来生报答你的养育之恩。想着想着，我不禁黯然泪下。为了不让别的旅客发现我的悲哀，对我产生怀疑，我拉下舷窗的遮阳板，闭起眼睛，恍恍惚惚地就这么睡了过去。这两天来，我几乎没有合过眼，实在太疲乏了。
　　“先生，先生，你醒醒。”一个空姐用英语唤我。“我们马上就要到广州了。大家都要下机。”
　　“什么？到广州了？下机？飞机还要在广州停留？”我神经又紧张起来。
　　“是的，我们的飞机要在广州机场加油。”
　　广州，那还是在中国的领土上啊！可别到最后关头出什么事！
　　“我觉得不舒服，头痛得厉害，能不能不下飞机？”
　　“真对不起！先生，每个人都得下去。飞机在广州停三十分钟。”小姐抱歉地说。
　　“三十分钟，这么长时间！”我难以控制住自己，大声喊了起来。这一声喊，引起了其他旅客的注意，纷纷转过头来看我，尤其是那个鬼头鬼脑的人。
　　我硬着头皮最后跟着大家下了飞机。那个鬼头鬼脑的人，始终在我身边转，还走到我前面抽出烟，用日语对我说：“劳驾，借个火。”
　　我摇摇头，很不礼貌地走开了。这是我唯一保护自己的办法。我不会说日语，可却持有日本护照，这是最大的破绽。我怕他问这问那。而且，我总觉得这个人不对头，不然，他为什么老是这么盯住我呢！我被这种幻觉折磨着。从北京出来到现在，已经十个钟头过去了。我总觉得北京方面一定已经发现我的失踪，警方正四处出动，搜捕我呢。这三十分钟好像过了一辈子，我的每根头发都竖了起来。
　　终于，又通知登机了。我抢先排在登机口的最前头。我知道，只有上了飞机，我才有安全感。谁知，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个鬼头鬼脑的人也不见了。我就这样疑神疑鬼地吓唬了自己一路。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在飞机斜刺着直向黑色的穹苍拔高而上时，我的心被一股骤然而来的狂喜所攫住！我几乎要放声高唱：我终于自由了！
　　不管是当时或是事过境迁的若干年以后，每当想起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逃亡时，我都认为那纯粹是一个奇迹，绝对是一个奇迹。我从一个全民阶级斗争、警惕性极高的国家里逃离出来，失败的概率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成功的概率只有百分之零点一，而我恰恰属于这百分之零点一。我甚至怀疑，警察老刘是不是故意放走了我，或许他明白，文革中有太多的人受了冤屈，别人做出异乎寻常的举动，总有其难处。如果真是这样，他可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飞机离开广州机场时，夜幕已经降临了。机上的客人很少，旅客们享受过飞机上提供的服务后，也都逐渐安静下来，进入梦乡，机舱的灯光也暗了下来。我真想闭上眼睛，好好睡一觉，但是我脑子里的那根琴弦还绷得很紧，眼珠就好像音符，不断地在跳动着。愚谦！你的命可真够硬的。连个鸟都飞不出去的国家，竟然被你飞出来了，这也说明，天无绝人之路。以后，还是听天由命吧！我忽然惊讶地发现，我是一个始终反对宿命论的人，怎么会在一天之间，相信起命运来。而且我越想越离奇，在我出逃的过程中，怎么会一切都化险为夷，一定有一个超出凡人的力量在暗地里保护着我。对！我肯定。
　　愚谦！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你是不是吃了狮子心、豹子胆，怎敢做出这样的事来？是什么力量促使你采取这一行动的？我在心中大声质问自己。
　　我记得我在中学时代，曾读过法国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里写的一句话：“人世间有一种比海洋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天空；还有一种比天空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内心的活动。”这句话曾启发我不着实际地去追求过幻想。可是，新中国成立后，多年的政治教育把我拉回到现实生活，曾一度拥有的开阔眼界也被遮蔽了，一度掀起的澎湃的内心活动也被埋在心灵深处。我周围的亲戚朋友同事都感觉到，我是一个难以驾驭的人，实际上也是如此。我需要自由，不但是人身的自由，还要心灵上的自由。七情六欲的发泄，这是人性。但是，国内的气氛是要你把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完全约束在一个教条下面，不准你乱想乱说乱动。我曾多次试图约束过自己，可事与愿违。我的头脑有时好像爆裂了，那种追求自由的愿望有的时候会变成野性，近于疯狂。我有时会一个人骑车到郊野去大号大叫、自我发泄一番，才会使自己安静下来。现在我终于撕断了箍在头上的紧箍。我自由了！

　　本文选自《浪：一个为自由而浪迹天涯者的自述》，关愚谦／著，东方出版社，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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